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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兆纶，榜名师敏，号琴舫，字葆醇，宁河县人。道光庚子（1840）年间进士，选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右赞善，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授内阁学士，工部侍郎、户部侍郎、仓场侍郎。
  擅长书法，有著作《深柳堂集》刊行于世。
  皇帝重用　连升三品
  廉兆纶，少年聪明过人，不仅能写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好。新婚那天，他参加县考，文章写得井然有序，一字不苟，被县令定为首卷。唐宗泰县令夸奖他将来必成大器。道光二十年（1840）进京赶考，果然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按清代科举制度，一甲进士可以直接榜下授职，二甲、三甲需选一定名额的进士进庶常馆学习，选中者称庶吉士，三年以后再进行大考，并经皇帝亲试。廉兆纶在庶常馆学习期间，因丧父回家守孝。清道光宣宗皇帝看到兆纶有才，将来得破格任用，“命诸臣，可大用者兆纶（注1）。”咸丰元年（1850）兆纶服孝期满回京，次年庶吉士大考，获二等，授编修（从五品），入直南书房。咸丰四年（1854）授右赞善，这是詹事府的官职，掌东宫讲读笺奏、记注、纂修等。就在这一年，又被皇帝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随即破格再擢升内阁学士。内阁是为皇帝办理例行事务的枢秘机构，品高位崇，其内阁学士的官职为从二品。（注2）廉兆纶在一年之内官级提升三品，这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咸丰五年（1855），授工部右侍郎（正二品），咸丰八年（1858）改任户部右侍郎，同年改任仓场侍郎。
  效忠朝廷　筹饷招兵
  廉兆纶在督江西学政期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已风靡江西全省。咸丰六年（1856），“湘军以十万兵力投入江西战场”。（注3）廉兆纶奉命同江西广信知府沈葆桢与太平军作战。。据《清史稿》记载，廉兆纶任工部右侍郎时，“粤匪石达开扰江西，侍郎曾国藩率师御之，寇张甚，陷州县五十余，逼会城。上命兆纶帮办广信、绕州防剿”。在太平军攻陷很多县城的情况下，广信城遭围困也十分危急。“城兵闻警先溃，葆桢筹饷湖口，夫人林氏，誓以身殉。”（注4）广信知府沈葆桢的夫人林氏，系林则徐之女，在危难中以身殉职。此时，廉兆纶受命替沈葆桢往湖口筹饷招募，但形势已十分紧迫。剿防太平军之战，使廉兆纶充分看清了当时清军的素质，他向朝廷奏言：“江西通省募勇计一万五六千人，各不相统，属地方，有警胜则互讦以竞功，败则争溃而不相救，甚且扰民冒饷，乘便营私，其弊不胜枚举。今贼势日张，瑞州、林江相继失守。”（注5）他向皇帝建议招募兵勇，要裁去一切名号，统编成军，每军四五千人，委派有威望的监司统领。在广信城危急之时，廉兆纶动员组织诸生员编成乡团与太平军作战。他亲上前线指挥，冲出城外去筹集军饷，招募兵勇，使衢州镇总率二千一百士兵援救广信城。在防守危城时，他将自己的俸银全部献出，补充军饷，而自己却落得贫病交加，生活不能自给。据《清史稿》记载：“兆纶防守危城，尽出俸银饷军，贫困至不能自给，寻以病告归。”（注6）
  咸丰七年（1857），廉兆纶病愈，仍值南书房，任工部侍郎，次年五月，改任户部右侍郎。这时，英法侵略军已陈兵天津大沽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京师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外敌入侵面前，廉兆纶主战态度非常坚决。咸丰八年（1858）五月二十五日，他给皇帝奏折，请旨将沙船水手编勇，以备抗敌。“窃维海运南粮到津已五十多万石，约计沙船不下四五百号，水手即不下一二万人。此项水手，平日本非安份之徒，又往来海道以为常，未必与夷人全无交涉。今逆夷已踞大沽海口，而此辈游手多人，欲归则无路可通，欲住又无以自赡，当此津民惶惑迁徙之际，万一该夷暗遣二三奸党，与之潜相构煽，该水手等惟利是视，则天津之患，曷可胜言。臣再三思维，或将此项编为义勇，分布于官兵乡勇之中，则顷刻间得胜兵一二万人，军威可为一振。抑或稍稍津贴，沙船练为水师，联为战舰，亦可自成一队。相应请旨，敕下直隶督臣作速设法，妥为安置。”（注7）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奏议。当年六月，廉兆纶调到户部，任户都右侍郎。九月十四日，又任仓场侍郎。在他刚到户部任上时，就同兵部尚书全庆联名向皇帝递送奏折，认为北塘一带也很空虚，敌人千方百计想阴谋得到北塘，建议皇帝速派重臣，调发劲旅，“兵力既厚，勇气自申”，（注8）待敌穷困时打击其锐气。但这个建议并未被皇帝采纳。
  临危受命　统管漕运
  廉兆纶担任仓场侍郎一职，正值外患内忧的多事之秋。外敌海口陈兵，粮饷海运受阻，内陆漕运不畅，粮仓不时被抢。
  廉兆纶临危受命，格外尽职。当时，他所主管的漕运皇粮，是供职官廪禄，八旗人丁官俸及军饷的主要来源。在那朝政腐败之时，仓场管辖的皇粮，不仅是各级官臣贪欲的一块“肥肉”，也是外寇和“内匪”哄抢的目标。咸丰年间的清廷，各方面已积弊很深，仓储、漕运等环节，常被贪官、奸人所把持，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漏洞。当时，在户部侍郎任总督仓场的廉兆纶，同仓场侍郎李菡（宝坻县人）一起，验收通州太仓，验收漕船运米，查获奸人、棍徒把持仓务，“奏除之，置于法”，但由于当时朝廷定例：“漕运驳船搀杂亏短之米数，由经纪人查出者，责令船户照数独赔，若经纪人并未查出者，责令船户经纪人各赔一半。”这就造成奸人有机可乘。因此，尽管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不大。于是，李菡、廉兆纶于咸丰八年（1858年）联名上疏：“驳船运输亏米，若令船户、经纪人各半分赔，船户持有人代赔，势必任意偷窃；经纪人知异罪同罚，势必徇私隐报，以免赔累。”并奏陈：请将“驳亏米、经纪人未能查出”一条，改为“除责令船户全数赔补以外，再令经纪人加赔二至四成。这样，船户所赔之数，即其所偷之数，即可戢户舞弊之心，经纪人同时补罚，则沿途稽查必严”。然而，奏疏进上，未待允准，上命照旧章办事，以归划一。可见，在那朝政腐败之际，朝臣中虽有改革良策也很难被采纳。
  淡泊名利　潜心诗书
  咸丰九年（1859），英法等侵略军陈兵津门大沽口，由海上漕运的粮米不能顺利运抵京城。皇帝圣谕廉兆纶，凡有南方江、浙海上运米船过境，“饬令于登、莱等处海口暂行停泊”。当时，军事粮饷筹集遇到空前困难。在这种动乱形势下，在仓场侍郎任上的廉兆纶，如坐针毡。咸丰十年（1860），英军抢掠了京城德胜门外的丰益仓，这是京城十三仓之一。廉兆纶面对粮仓被抢，不得不引咎自责，给皇帝上疏，请求责罚。皇帝念其过去有功，免于处罚，才保住乌纱。
  但是，时隔不久廉兆纶就大祸临头了。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历6月4日），“廉兆纶奏，勇目指廉兆纶姓名索诈，请饬拿交直督审办。”这是发生在直隶交河县粮商非法囤积粮食案。当时，因为内外战事吃紧，国储空虚，在形势动乱的情况下，交河粮商乘机囤积粮食。廉兆纶得报，即派勇目捕捉粮商。不料派去的兵勇头目，竟以廉兆纶之名，向粮商敲诈勒索。从翁同龢日记所载内容看，本来是廉兆纶请旨，命直隶总督查办敲诈勒索的勇目，但皇帝不明真相，命刑部将廉兆纶逮捕问罪。审查之后，以用人不当，革职回到原籍，在天津主讲问津书院，以微薄的讲学收入维持晚年生活。
  廉兆纶回乡后，心清如水，淡然超脱，对功名利禄漠然视之。他观摩古今名作，潜心研究诗文书法，借以抒发情感，修养情性，著有《深柳堂诗集》流传于世。同治六年（1867）在家乡病故。
  廉兆纶与宝坻乡宦李菡同朝为官，曾同级同品，一度接任李菡的仓场侍郎，但李菡在宝坻素有“李半朝”之称，亲族借其威而富者不计其数。相比之下，廉兆纶却远不如李菡名声显赫，这恐怕与他居官清廉，一生清贫不无关系。
  据《宁河县志》记载：“诰授资政大夫，户部右侍郎，仓场总都廉兆纶墓在县西南五里谷家庄。”（今宁河镇所辖）随着时光流逝，家乡对这位廉侍郎的名声影响，早已随之淡忘，受皇帝荫封的廉兆纶墓地已旧迹难寻。1958年春天，笔者去谷家庄参加西关引河水利工程时，曾目睹一具被盗的清代女尸，暴晒荒野，也无人知其身份及墓主。后来，发现湮埋在土里的一块墓碑，上刻诰命一品“廉门高氏夫人”模糊字样，与《宁河县志》印证，这正是廉兆纶的墓址。高氏，乃本县岁贡高天池之女。

注①《清史稿（廉兆纶）》 ②《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③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④《清代七百名人传》（沈葆桢） ⑤《清史稿（廉兆纶）》 ⑥《清史稿（廉兆纶）》 ⑦《筹办夷务始末》（卷四） ⑧《筹办夷务始末》（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