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当提高全民族文化艺术素质的呼声像奔腾的黄河浪潮滚动而来的时候，我突发痴想：我的艺术梦是否也该苏醒了？
  在我们这个有志气的国度里，唯诗人与画家的感觉最灵敏。当社会黑暗无望之时，诗人的肩上最沉重，心底里的火烧得最旺。他们以满腔的愤懑，毫不畏惧地唱出人民的心声。用燎原的火，焚毁支撑黑暗的屋脊。在那个时候，画家笔下的颜色是灰暗的，但却充满铿锵之声和壮美之力。
  我爱诗歌，也爱书画。是诗歌引导我走上革命之路，是书法和绘画让我更加热爱祖国的今天和明天。
  在当今生活变得绚丽多彩之时，意外地出现百万诗人写诗的浩荡局面，讴歌新生活，颂扬改革开放的节节深入。书法家、画家的队伍更长了，老、中、青、少、妇齐上阵，饱蘸极富活力的墨色，挥洒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作品，激发人们意气风发，勇往直前，热爱新社会，珍惜新生活，以更加激昂的斗志，开创新纪元。
  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聚焦点原来在祖国的泥土里，在山河里，在百花园中，在诗里，在书法绘画的艺术中。诗书与绘画是不可分离的，同唱一个调，同绘一幅景，情景交融是一首好诗，也是一幅好画。
  山与水，花与鸟，在自然界是人的环境因素，在艺术中则转变为人自己——人的情感与人的意识。因此，创作山水画与花鸟画的根本功夫是对人的理解和对人生、社会、世界的领悟。善思、善画与善解人意常常联系在一起，正如陈思先生所倡导的“丹青难写是精神”。“含道映物”、“以神法道”正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艺术法则。
  我的家庭谈不上诗书传家，但也勉称书香门第。母慈父严，望子成龙之心共有之。在父亲的严厉督导下，我四岁就接受启蒙教育，五岁学书法，一本《柳公权字贴》反反复复写了一年。后来便是《颜真卿字贴》、《华世奎字贴》、《欧阳询字贴》、《赵孟字贴》……，每天两大张大楷，一张小楷，日复一日，不得间歇。偶有懈怠，轻则斥之，重则罚跪。双膝跪在西瓜面前，也必须将作业如数补齐。如此直至六岁入学。芦台观音堂小学校长童跃，是位颇具声望的丹青能手，以喜爱我的书法为缘，悉心指点我的绘画。一本《刘海粟写生画集》使我迷恋异常，后来又系统地学习了《陈之佛图案集》、《芥子园画谱》等。进入中学后，在刘子久、靳石庵、李玉甫等老师的教导下，初步掌握了水彩、水粉、油画静物写生等技法，并开始发表作品，被当时报刊誉为“小画家”。学校举办的美术作品展，我个人的作品几乎占了80％；我的寝室四壁也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拙作；家乡各大商号的橱窗、名家的客厅，几乎都有我的字与画。为了解决学杂费，1941年我首次在天津举办了个人画展。从此开始了我的艺术梦，渴望将来成为名副其实的书画艺术家。
  我深深地体会到：书法和绘画是息息相通的艺术。
  好梦不长。“七七”事变日寇侵华，我读书的汇文中学被接管为天津市立二中。我不愿接受奴化教育，从初三考入北京私立中学到高三，翌年考入辅仁大学。不久，我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由于有人泄密，我被列入敌伪追捕的黑名单，深夜逃出北平，进入冀东解放区，从此参加了革命。我的艺术梦破灭了……
  我的业余绘画艺术生涯是从1988年开始的。那是由于与国外文化艺术交流的需要，也为了满足海外洋专家、洋博士们对中国古老艺术的新奇感而产生的欲求。仓促中赶制了几幅花鸟画，想不到产生了微妙的友好作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在北京唐花坞、中山堂举办了两次画展，效果是出乎意料的。知情者说：“这是蓄意不露声色，目的在于一鸣惊人。”国际友人祝愿：“有一展必有十展，国外也会喜爱”。评论家断言：“四十年的革命实践，也是必要的艺术积累。新闻记者的眼睛从来都是向往美，崇尚美的。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人来说，创新源泉仍是对人、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艺术的生长靠有约制的自由，而死于绝对的自由。不能认为风筝断了那条线才会飞得更高。如果把什么抽象、意象、胡思乱想的也称之为艺术，艺术也就不存在了。人类文化最高的成果是哲理，艺术家要从哲理的高度来科学地对待生活，这样的实践才能产生高品位的艺术（刘小岑先生语）。
  如今，社会环境给了我继续实现艺术梦的机会，我应该加倍珍惜，认真对待。作为一个艺术家，起码要有一个无畏无私的爱心。爱心是每个艺术家的生命和智慧的源泉，你倾心地为人类而创作，相信总有一天，你的艺术会被人类所接受，所承认。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是否能够通过你的艺术语言让人们在欣赏之余产生一种美的情愫，美的节奏，美的整体快感。
  我在学习前人艺术创作中还深深体会到：对大自然的态度，一定要有所爱，有所不爱，有取有舍。在艺术领域中，“博爱”必不专，见什么爱什么的画家必定会丧失爱的个性，也不懂爱的价值。爱得太广，必然会降低爱的标准，分耗了爱的力量。为此对照自己，还要下一番苦功夫，选定目标，精益求精。
  文化艺术是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书法、绘画活动，无疑对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份爱心。
  我的梦醒了，现在正是圆梦的最好时刻！
  1995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