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一、芦台镇的少年画家
我父亲李仲耘1918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桥西，199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芦台是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自古以来文风很盛。爷爷是芦台的小学校长，很有学识，书法好，也能画画。子女们自幼受爷爷教育识字学书法，大多写的字好，父亲天资聪慧，写的最好，深受爷爷喜爱。父亲幼年常在地上画大马。他对画画异常敏感，兴趣越来越浓，画也越来越好，年纪轻轻便扬名芦台。父亲说，他在十多岁时曾为周氏长辈（画家周思聪之父）画花鸟四扇屏，周家多年悬挂堂屋，直至“文革”。
1985年举办“李仲耘返乡书画展”期间，我曾陪同父亲在汉沽见到他儿时好友苗克诚，几十年未通音信，追思往事话语万千。苗老伯讲我父亲找他玩时，见他家有些印章石料，顺手找了把小刀刻起来，只用很短时间就刻完了。这些印章他一直珍藏着。当即让其子找出来拿给我们看：打开布包，只见里面有4枚冻石印章，不沾一丝印泥，盘龙印钮雕刻精细，宛如新章，全部是朱文篆刻，字体安排疏密得当，刀法熟练，古朴生动。我听说苗老伯半世坎坷，颠沛流离，几经迁徙，石质印章却无半点磕碰，完好如新，父亲见到自己少小之作被如此珍藏，十分感慨！
我父亲16岁在宁河中学（即今芦台一中）毕业，后经人介绍到天津明星制罐印刷厂当美术技师，做工艺美术设计工作。在天津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画家李昆璞等文化界名人，为了进一步深造，父亲又到北京拜著名画家陈半丁先生为师，每月专程到北京求教一次。半丁先生对父亲赞赏有加，父亲刻苦学习，成为半丁画派的主要传人。
几年后明星印刷厂倒闭，父亲回到原籍，做宁河中学美术教师。1985年我随父亲回乡办画展期间，曾到芦台一中参观，看到父亲当年制作的动物标本，完整如故，标签上清楚标明动物名称、制作时间和作者姓名。时隔四十余年有些学生对当年父亲教学情况仍记忆犹新，对父亲的教诲难以忘怀。
二、辅仁求学
1946年父亲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他后来对我说，本来没有上大学的打算，因为失业，到天津找工作，看到辅仁大学在天津招生，心想不妨花点钱，过把考大学的瘾，进考场画了张画就回家了。也没向任何人提起过此事。那时大学招生登报公布新生名单，有人拿着报纸告诉爷爷，爷爷才知道。既然考上，那就上吧。为凑钱，爷爷急肿了牙。就这样，父亲在工作了十多年后又上了大学。
辅仁是书画的最高学府，这里汇聚着众多学者、教授、艺术、名家。对我父亲画风影响大的有美术系主任溥雪斋先生。还有汪溶（汪慎生）先生，他画花鸟画，刻画细致，颇多情趣。陈缘督先生教山水，陆和九先生教篆刻，启功先生当时是青年讲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我父亲进行指导。由于父亲参加工作后才到大学深造，比同班同学年龄大，才气高，又忠厚朴实，在老师和同学中有较高威信，被选为班长。
父亲在学习之余常要画些广告之类外活，补充学习费用，但生活仍很艰苦。我家保存着当年父亲和同学们的合影，女同学花枝招展，男同学西装革履，惟独父亲青布长衫，显得格外清贫。
三、走进电影界
1949年初父亲大学毕业，组织安排他到新组建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任美术股长。北影最早拍摄的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由父亲任美术设计，著名电影导演谢添当时还是青年，在该片中饰反面角色王金龙。
50年代条件很艰苦，我家住新街口大四条内宽街胡同北影宿舍，名叫宽街，其实是在胡同里面的一条极窄的小胡同，把4个四合院打通，街门堵死，共走一个大门，组成一个大宿舍。我家和香港回国画家俞翼如先生共住三间北房，中间打了隔断，每家各住一间半。俞先生是北影美工技师的主力，《红旗谱》等许多重要故事片都是由他出任美术设计的。后院北房是上海调京的洗印技师陈富庭家，陈先生是资深洗印专家，南屋住的是著名演员陈戈和夫人丁克。陈戈在电影《南征北战》中饰演我军师长，操四川口音，英俊干练，他塑造的我军首长形象，轰动全国。
我家只有几件简陋的旧家具，一件小市上买来的旧圆桌，做饭吃饭都用它，晚上父亲作画又是画案。在这个圆桌旁，父亲接待过来访的朋友著名画家陈少梅、冯仲莲夫妇，著名工笔人物画家任率英先生，天津故交名画家李昆璞先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
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原本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1953年两厂分家，父亲到新影任总美术师，为电影字幕民族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父亲自幼学书法，楷书很好。后来对魏碑发生兴趣，写一手好魏碑。在钻研绘画的同时，他遍临真、草、隶、篆各种碑帖，认为行书便于抒发感情，又偏爱行书。他掌握各种书体特点，熟习各家笔法。基于多年绘画的素养，创造性地进行书法创作。不单纯追求是否合乎书法的体、派，而融会各家之长，根据内容需要创造不同书法。在他的书法作品中，看不出明显是哪家哪派，字字雄浑潇洒。以前电影字幕基本上是印刷体，父亲搞电影美术之后，创造出一种电影书体，这种书体既规范，易于辨认，又笔道灵动有生气，比起印刷体字幕来，有较强的艺术性，展示了民族文化的魅力。父亲写了《新闻简报》、《今日中国》等片头，被各界人士所肯定。八一厂拍摄《农奴》请父亲写了片名，后该厂重排电影《南征北战》（彩色片），也由父亲写了片名。电视机普及之前，电影是新闻传播的重要形式。新闻电影用书法字幕，时间不长，使用书法字幕在影视界蔚然成风。由父亲主持业务的新影美工科同志都向父亲学习书法，苏平、李华锦、徐楚德成了社会知名书法家。
父亲业务水平高，踏实肯干，自然是业务骨干。北影拍《梅兰芳舞台艺术》请父亲做美工，导演是著名戏剧家、作家吴祖光先生，接着拍四大名旦之一的程艳秋先生的代表剧目《荒山泪》，仍由父亲做美术设计。在这两部重头戏剧片中，父亲的美术设计获得成功，和吴祖光导演及其妻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凤霞爱画画，希望父亲指点。父亲好喝酒，她常把好酒送给父亲。她晚年出版回忆录，赠与父亲，扉页上写着：“仲耘、兰嘉兄嫂指正新凤霞”。
1958年，我国政府邀请了墨西哥、柬埔寨、泰国、苏联等许多国家文艺代表团来华演出，拍摄了大型纪录片《百花争艳》，编辑王琛，音乐雷振邦（当代作曲家雷蕾之父），美工李仲耘，剧务、制片等也都是精兵强将。在这部影片中，父亲要设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剧种的各种布景。父亲参考了大量资料，每一场景都画了许多草稿，反复比较，反复修改，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社会各界好评。西哈努克亲王曾颁发最佳美术奖。
拍摄大型纪录片《诗人杜甫》，父亲任美术设计。他顺着当年杜甫走过的路，实地观察、体验，然后作国画插图，充分营造了唐代氛围。
拍摄纪录片《画家张大千》，父亲任美术设计，具体表现了张大千的艺术成就。
北京画院建院初期，曾邀请父亲到画院工作。父亲向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写信请求调动。信批复后，厂长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在有了能接替工作的人选后再走。事情拖了下来。直到父亲离休，他一直工作在新影厂。
四、国画创作
父亲在单位担负着繁重工作任务，书画创作只有在业余时间进行。每当接到美协的画展征集作品通知，就要夜以继日了。父亲作画非常认真，从不马虎。反复考虑画的内容和构图，查找资料和写生稿，用铅笔在白纸上画出一幅幅草图，择优定稿落墨。一幅作品常常要画几次，选择最满意的作品送出参展。父亲的作品是优美的，创作过程却是呕心沥血的艰苦劳动。当母亲和弟妹睡去，我常陪伴父亲作画，直到深夜。第二天，父亲早早起床，又去上班。
父亲有坚实的传统书画基本功。无论读大学还是拜师求教，都常常受到导师嘉奖和鼓励。他不按固定模式，不因循守旧，一生都在书画领域里开拓创新。他吸收西画精华，发扬传统笔墨，不断探索国画的新路。他不把自己禁锢在山水、花鸟、人物分类的框框中。他的灵感来自生活，不管所画何物，都笔下生辉。他的作品轻松活泼，充满生机，又笔墨深邃，耐人寻味。
50年代父亲创作了山水画《向黄河进军》。他以三门峡为素材，一改传统国画的画水方法，用浅墨勾勒湍急的波涛，略加渲染，施以浅赭石色，两岸崇山峻岭上有忙碌测量的勘探队。在全国美展中，这张画被挂在展厅最显要位置。很快，报上见到评论员文章《谈染天染水》，又见到报上发表了专家座谈会发言，对父亲的作品给予极高评价。国家美术馆收藏了这幅画，接着上海美术出版社又把此画印成单页发行。
父亲人物画《咱俩一起长大》，空灵的画面上只有一个小女孩和一株稚嫩的小树，清新活泼，充满朝气。对传统画的内容和技法都有所创新。在帅府园展览会上（那时没有中国美术馆，全国展览都在帅府园展馆）和黄胄的画一起挂在刚进门最显要的位置，受到好评，被杂志发表。
父亲的花鸟画吸收兼容了陈半丁、汪溶等老师的技法，精致清新，充满生机和活力。
父亲和另外10位大师级画家合作巨幅山水画《山河壮丽》，报纸发表时有文字说明：“这幅画是中国画研究会关松房、溥松窗、叶仰曦、董寿平、周怀民、周元亮、郭传璋、李仲耘、王竹坪、张寿永、潘素等11位画家的集体创作……这是画家们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
50年代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国家组织父亲和几位著名画家合作山水画《万水千山总是情》，作为国家礼品赠予伏帅。
五、社会活动
“文革”前北京只有一个书画组织“中国画研究会”，这是由国家所办，被社会公认的书画团体，不同于现在的群众组织。在京的著名画家都是本会会员。父亲任常务理事，山水组组长。
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初期，1956年父亲加入美协。
父亲曾被邀请到天安门参加“十一”国庆观礼。
他是全国第三四两届文艺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应邀参加国宴。
父亲应邀出席了北京画院成立大会。大会非常隆重，周恩来总理出席并讲了话，溥雪斋先生在主席台中间就坐，还有郭沫若、梅兰芳、周扬等文艺界老一辈知名人士和领导同志。父亲在前排聆听了总理讲话。会议结束合影留念。这是一张历史性珍贵照片，多次在报刊、电视上出现。在2002年美术馆改建前最后一场告别展览上，此照被放成真人原大，在中央大厅展出，气势恢弘，显示出党和政府对书画事业的支持，对老一辈书画家的尊重。
六、同溥雪斋的关系
溥雪斋系道光皇帝五子惇亲王奕〓之后。其父是贝勒载瀛。他本名溥伒，雪斋是号。他酷爱美术，颇有建树，是名声卓著的书法家、画家、古琴演奏家。30年代始任辅仁大学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并组织“松风画会”任会长，研究书画艺术，培养书画人才。画坛有“南张北溥”之说，南张即张大千，北溥即溥心畬，溥心畬便是该会成员。
在判阅招生作品时，溥雪斋见到父亲的画，很是赏识，亲自圈定录取。父亲入学后，溥雪斋加意培养。父亲毕业离校两年后，遂与其七女儿爱新觉罗溥兰嘉格格成亲，她不但漂亮，而且聪明伶俐，思维敏捷，虽然出身贵族但能吃苦，节衣缩食全无所谓。她比父亲小10岁，两人互相尊敬，互相照顾，一生未红过脸。
雪斋先生是书画巨匠，受到政府尊重。开全国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周总理见到后关切地询问生活和工作情况，散会时亲自用车送他回家。他70寿辰，陈毅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为他祝寿。朱德委员长曾多次请他到北海画舫斋古柯庭一起研究书法，并合影留念。
我们常在休息日全家去看望老人。每次去谈生活闲事的话很少，基本上是讲艺术。
1961年的一天，父亲和我去他家，他兴致正高，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来，虽是信马由缰，想到什么说什么，但总不离艺术。他说：“欣赏艺术要把死物当成活物，没有生命的东西当成有生命看。如将山石看成卧狮。”继而他又讲起艺术相通的道理。说各种不同的门类的艺术是相通的。从悬崖坠石联想到书法“点”的写法，从京剧丑角跺脚也引起他对“点”法的思索。京剧水袖的表演对书法用笔颇有启发。虽然是闲谈，但却是一堂生动的艺术美学课。
一天晚上，父亲领我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对父亲说：“你替我画一张扇面吧。”父亲仿其风格画就山水，他亲自在右上角落款钤章。看来那一天他累了，事情又必须应付，只好让人代笔，同时他觉得父亲能够代表他自己的水平，否则是绝对不会如此的。
著名画家溥佺、溥佐，是雪斋亲弟，和我家也有来往。溥佺，号松窗，系雪斋嫡母六弟。他也是辅仁美术系教授，辅仁都称其为二溥先生。擅画山水、墨竹。一次父亲带我去看望他，他正在作画，用散锋笔画水纹波涛，水旁作巨石墨竹。画案角放着早餐，全部注意力用于作画，偷闲吃几口油条，嚼着再画。这样全神贯注，我想这张作品定有重要用途。画好后落款，竟然写“送与仲耘”。这样，一上午全神贯注的劳动，原来是送给父亲的。
溥佐先生年轻时，在雪斋家居住。他和我父亲同岁，是天津美院教授。他特地画一兰花托人带到北京我家，我母名叫兰嘉，他画此画送给母亲留作纪念。2001年8月底，我去天津时，曾去看望，当时他精神还好，不想回京后很快听到老人家病逝的噩耗。
老舍夫人胡洁清是画家，与我父熟识。“文革”后老舍先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极高评价和尊敬。有人找其家属，曾托父亲去他家联系。
启功先生本是乾隆后代，绝顶聪明，博览群书。我母和其他姊妹年幼时向他连同孔子像叩首拜师，接受启蒙教育。父亲和他非常熟识。启功先生自幼丧父母，中年丧妻，无子无女，无兄弟姐妹，由妻侄照顾生活，又被错划为右派。我家住西直门时，启功先生住南草厂内小丞相胡同，距离近，常能见面，一次，我随父亲去看他，在破旧的小四合院内，他住两间低矮南房，门口煤球炉子上，清水煮小红萝卜。迎门是木双人床，靠墙放两个书柜，临窗一张长桌，家具全是旧的。我们问房柁上为什么悬挂绳子，原来他颈椎长骨刺，每天要做几次牵引。外出时，脖上还要戴有机玻璃套，托住头部，防止骨刺导致眩晕发生危险。启功先生乐观诙谐，好开玩笑，说：“我每天得上三次吊，一出门赶紧戴上笼头。”父亲耳背，听不清，启功先生还要大声解释：“驴在田里走，怕它吃庄稼，不是得戴上笼头吗？我上街也得戴上笼头。”他指的笼头，就是拖头的有机玻璃套。
“文革”后出版的《红楼梦》，是由启功注释的，我们买了，父亲说：“启功先生是国宝，他不仅字写得好，又学识渊博，他这样的人才死一个少一个，今后不会再有了。即使再聪明，也不可能有他那样的学问，因为时代条件变了。”后来，启功的待遇彻底变了，开四省市文史馆联合会议时，母亲随同我父参加，大家到齐等候首长。一会儿首长来了，为首的是启功，他是国家文史馆馆长，见到故交，他径直走到我母面前叙谈，这时，照相机的闪光灯亮成一片。
七、交友
父亲才艺过人，受人尊重。他谦逊诚恳，乐于助人，在电影界、书画界乃至文学、演艺界朋友很多。我小时候，父亲外出串门有时带我。现仅就我所知，略述一二。陈半丁先生在建国初期与齐白石齐名，可是后来不知触犯了谁，被社会冷淡了。我父亲是他的入室弟子，在他逆境中仍然常去看望。陈先生在京有两个家，和平门和平安里。父亲都带我去过。陈先生体态瘦小，精神却很好。他对父亲的才艺很赏识，评价极高。他给父亲写过一条幅，落款题“仲耘同砚指正”。同砚的意思近乎同事或同学，是同级的称谓。但我父亲永远尊敬爱戴陈半丁老师。
秦仲文先生笔墨高深，又有很深的书画理论。家住新街口南，大帽胡同内。秦先生的原籍离芦台不远，是芦台的姑爷。他操浓厚的乡音，非常健谈。住房不大，摆置青铜文物，讲究高雅，“文革”中秦先生的作品在美术馆“黑画展”受到批判。其实只是几幅墨竹，题诗有些伤感而已。我父亲去看望他，回家后感慨地说：“秦先生被赶到一个小屋住，瘸了一条腿，没人照顾，房又漏雨，真惨！”
王雪涛先生家住南城，客厅西墙挂着水墨双石榴图，上有其师王梦白先生的题跋。王雪涛和梦白老师有极深感情，和父亲闲谈，常讲他老师如何专注艺术。我家有一幅国画草虫彩印画片，没有署名，画得非常精细，触角腿毛依稀可辨，灵动欲飞。父亲说这是雪涛先生所作。他被划作右派，故出版资料不曾署名。有一次父亲从雪涛先生家回来说，王先生的画看似漠不经心，一挥而就，其实很慢，他画一只乌鸦，肚子虽是一笔完成，可是行笔极慢，万分小心。
父亲和文化名流张伯驹先生及夫人潘素女士很熟，“文革”中曾去看望他们，张先生正在看自己用毛笔小楷撰写的《中国美术史》手稿，潘女士为两个青年教画。境遇不好，父亲回家述说，多有感慨。
“文革”后期父亲到北京展览馆参观画展，出来时遇到李苦禅先生和他儿子李燕，李先生对中国画今后的发展倍感忧虑。白石女弟子张秀玲常请父亲和苦禅先生为其作品题跋。胡佩衡先生与父相交，曾把其著作《山水技法》一书相赠。娄师白先生是父亲辅仁校友。三年困难时期，和父亲等四位画友每周分别到一家吃饭，轮流做客。美院花鸟画教授郭味蕖，曾用挂号信寄来作品一幅，以示友好，上画墨石和朱砂墨竹，笔墨讲究，画面精细。
50年代老画会组织山水画家去香山写生，在西直门乘车，父亲与著名画家白雪石先生同行。在帅府园展馆看画展时，父亲与著名画家陶一清先生边参观边交流看法。父亲病重期间，齐良迟（齐白石之子）先生曾两次去医院探视；辅仁校友会总干事王振稼先生（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也到医院看望。
八、怀念故乡
父亲在电影美术事业上默默地耕耘，心中非常怀念养育过自己的故乡，思念蓟运河水，迎风婆娑的芦荡。他有一方印章“芦阳人”，在书画落款时也常题“芦阳李仲耘”。1984年离休，次年便到阔别40年的故乡举办“李仲耘返乡书画展”，把游子多年探索书画艺术的成果拿回家乡，向父老汇报。只要是家乡父老，有求必应。还在家乡举办书画座谈会，表示愿为家乡人民尽微薄之力。在他病危住院期间，还和我谈，希望组织一个芦阳书画社，团结老乡书画爱好者和北京书画界人士搞些书画活动。
九、国画复兴
改革开放前，书画事业不被重视，学习研究书画的人不多。“文革”破四旧活动对书画事业更是一场打击和摧残。那时，父亲没出版过个人画册，也没办过个人画展。
父亲虽然少年出名，50年代即活动在大师们的行列，可是默默工作在电影战线几十年，缺少必要的宣传。虽然在老一辈大师中父亲很有名，人们对他的画品人品非常尊重，可是在一般群众和年轻画家中，知名度却不很高。
改革开放后，文艺工作空前繁荣，书画事业得到复兴和发展。父亲非凡的书画才能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极高评价。
文化部组织老艺术家去烟台旅游，参加的都是文艺界鼎鼎大名的人物。画家郑乃珖、卢光照、黄均、李仲耘。其他行业我记得有京剧程砚秋传人赵荣琛，舞蹈家刀美兰，歌唱家刘淑芳等。
父亲应邀到北大、师大、电影学院讲学，为全国影视美术工作者授课，经常参加笔会和美术活动，还应邀到广州、海南、山东、内蒙、天津等地参加书画活动。他为修长城、抢救大熊猫、水灾救助、举办亚运会等各项公益事业捐画。每天找他的电话铃声不断，全国各地及海外来的信件厚厚地堆积在案头。求索书画作品的来客络绎不绝。
十、琉璃厂书画展
随着社会书画形势的复苏，1989年父亲在北京琉璃厂观复斋举办个人画展，展示书法国画作品四十余幅，启功先生题了展名，并曾主动要出席开幕式，因年事已高，父亲未敢惊动。故友吴祖光前来祝贺，后又寄来热情洋溢的信，对父亲的书画作品大加赞扬。中顾委委员、书法家陆奎参加了开幕式。画家范曾和父亲本不认识，路过观复斋，见有画展进去参观。当时我在门口接待，请他签名，他不签，说：“我先看画。”我体会因他是名家，如果书画水平不高，他就不签字。可是，走进去第一幅画就被吸引住了，他认真地看了每一幅作品，特别是在八条屏行书“醉中八仙”前端详良久。回到门口恭恭敬敬地在签名簿上写了“范曾”两个特大的字。
《光明日报》社一位副主编练书法，中午休息到琉璃厂买笔，看到“李仲耘书画展”的横标，进了观复斋。只见展厅门口悬挂着“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行书条幅，大为震惊，看了足有一刻钟之久。此时，展览中午休息，厅门紧锁。第二天，专程赶来参观，并带着记者做了专访，《光明日报》发表了篇幅很长的文章。父亲的挚友、同乡、著名话剧演员张瞳、母亲的姐姐爱新觉罗毓岚、姐夫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郑珉忠、辅仁校友会负责人和校友、北京文史馆馆员许林村、魏隐儒、葛岩、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清、著名书画家陈大章到场祝贺。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宁玉环先来参观了一次，评价甚高。又第二次参观，然后找父亲谈，准备吸收父亲为馆员。这样，父亲加入了北京市文史馆。
这个展览场地和规模都是小型的，发的是简易的请帖，没有专门请领导人物和其他大师助阵，可是丰富的题材，高超的水平在画坛引起轰动。
十一、海外活动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国门，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缩小了。五千年文明的传统文化，引起了海外世界极大的兴趣。书画是国粹艺术，受到各国人民欢迎。
父亲青年时代朋友董玉麟解放前夕去了南洋，是马来西亚一位校长。他委托唐山的亲戚到北京寻找挚友下落。当同父亲联系上后，邀请父亲赴新加坡（其子在新加坡）办展，父亲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新加坡办了“李仲耘观摩书画展”，受到热烈欢迎。借此机会，父亲又到马来西亚等地区参观、讲学、出席书画活动。
辅仁大学张惠生女士，解放前夕，与父亲失去联系。开放后随旅游团回大陆，专程来找。原来她在台湾定居，现在是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在美国也有家。得知父亲有出个人书画集的愿望，就在台湾出版了印制精美的《李仲耘书画集》，收集了父亲书法、花鸟、山水作品76幅，全面展示了父亲高超的书画水平。作品正如张女士在序言中所说“俊逸淡雅，精妙绝伦。”在台湾影响很大。可惜的是，两岸未实现三通，书画集在大陆难以看到。
十二、画坛强将
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使父亲迎来了书画创作的春天。
1989年，父亲成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文史馆汇集了社会上名望卓著、学识渊博、品行高洁的专家学者。其中书画大师级人物颇多。1992年文史馆印《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四十年》精装纪念册，把父亲所作百花图《欣欣向荣》印做封皮（封面封底）。选父亲作品作封皮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和推崇，对他人品情操的鼓励和赞扬。北京市文史馆近几年分别出版了《传统山水画选》和《传统花鸟画选》。山水集选10位画家（包括已故画家）60幅作品，其中有父亲作品8幅；花鸟集选十几位画家70幅作品，其中有父亲作品11幅。无论哪一集都选择了较多的父亲作品。这是四十年纪念册出版之后对父亲书画艺术成就的全面总结和肯定。父亲在书画事业上的成就，无愧于先师们对他的培养与器重。
十三、生活
父亲是文艺工作者，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来自村镇，长期求学，生活艰苦。他忠实、朴厚、诚恳，心中只有艺术和工作，对生活、吃穿从不计较。有时他晚饭后回厂加班，母亲说：“倒不怕有人劫道，谁见了你都会觉得是哪儿来的瓦匠。”虽然，这些话有些夸张，但父亲的衣着确实不讲究。他把心思都用在事业上。父亲的工资不算低，但母亲不参加工作，3个孩子，每月收入只够维持一般生活。拍《百花争艳》时，有一次换上礼服陪外宾宴会，看上去还体面，回家脱鞋一看，袜子没有脚后跟。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凭特发的优待证每月可买一定数量的肉、蛋和高级香烟，记得香烟只供应凤凰或中华牌，不能选普通烟。父亲说：“平时我吸恒大，困难时期反而吸好烟了。”
父亲只有一套礼服呢中山装，是用出版《向黄河进军》单页画的稿费置办的，只在出席全国文代会到天安门观礼，出席北京画院成立大会，参加齐白石追悼会和接待外国来宾穿过有数的几次，平常没穿过。开放后，经常出席会议，我们总劝他做几套好一点的服装，他仍不讲究。
我父亲认识许多名人和领导干部，可是没为子女上学、工作找过任何人。他享受正局级待遇，按国家规定可住四居室宿舍。但是，他直到逝世住的都是两居室。
十四、人们的悼念
父亲患喘疾，平常不注意，很少去医院。1984年父亲65岁离休，思想松下来，病也严重了。一年间住3次院。在家也每天靠吃药维持。
父亲看病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干部病房。这是专为局以上干部和够级别的文艺名人开设的。在这里，我见到过老一辈演员于蓝、项堃等许多著名人物。每间病房有写字台、沙发，每间或住1人，或住2人。父亲曾和京剧老旦泰斗李金泉一室，互相尊重，相处很好。
1999年2月，他安详地与世长辞。父亲一生不肯讨扰别人，临终前嘱丧事从简，和母亲商议，拟不举行追悼会，直接火化。可是噩耗传出，许多生前好友要前来吊唁。辅仁校友会会长王光美送花圈，临时决定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齐良迟先生、新影三个厂长全部参加了追悼会。家乡宁河县领导和芦台一中校长专程赶来。中国美协、中国书协、中国电影协会、民革、民盟参加追悼会并送来花圈，书画界朋友、学生二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文史馆送来挽联“升天何处天陨文星赭墨丹青称一代，欲挽无从馆失巨匠珍藏华翰亦千秋”。馆员、著名书画家、父亲的朋友们齐良迟、孙菊生、宁砥中、葛岩、黄正襄、赵世咸、刘松岩、李大鹏送的挽联写“何堪回首半世相交每逢谈笑皆增识，不尽怀思一朝永诀今后追随料亦难”。挽联表示了对父亲极高的尊重和评价。《北京文史》杂志1999年第1期专门刊登《著名书画家李仲耘》长篇文章和照片介绍父亲，以示悼念。《光明日报》也发出了讣告。父亲遗体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新影有史以来进革命公墓只有两人，第一人是摄影师郝凤阁烈士，1954年随总理去印尼拍摄亚非万隆会议，在香港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因台湾特务安放定时炸弹而牺牲。周总理因故延误飞机，未曾遇险。此事震惊全世界。第二人便是父亲。
父亲与生俱来的书画天赋使他少年便名扬家乡。中国美协创办初期，他便是会员，老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山水组长，两次参加全国文代会，到天安门观礼，享受大师待遇，50年代名字就出现在大师行列，他还是中国书协会员、中国影协会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辅仁大学校友会理事、辅仁大学美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山书画社理事、中国书画研究院顾问。
老人家为了新中国的电影美术事业兢兢业业工作40年，放弃了北京画院的邀请；他甘于淡泊，谦逊和蔼，助人为乐，朴实诚恳，勇挑重担，尊重他人的高尚品质；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潜心研究，不断创新的高超艺术水平，使接触过的人有口皆碑。他去世后，人们没有忘记他，而是怀念他，更加尊重他。
民革于2000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中山书画社20年展”，把父亲的遗作《松鹰图》作为最珍贵的藏品同已故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先生书法一起挂在玻璃柜中展出。1999年8月，北京文史馆出版的《书法篆刻集》汇集了30位馆员作品，其中有的曾是清代科举名士、书画巨匠，也有当代著名书画家。集子不但选印了父亲的书法作品，而且把他的行书刻碑印作封皮（包括封面和封底）。这些，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他的推崇和怀念。
家乡人民更没有忘记他，他永远是宁河人民的儿子！
（李佑生整理）
我父亲李仲耘1918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桥西，199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芦台是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自古以来文风很盛。爷爷是芦台的小学校长，很有学识，书法好，也能画画。子女们自幼受爷爷教育识字学书法，大多写的字好，父亲天资聪慧，写的最好，深受爷爷喜爱。父亲幼年常在地上画大马。他对画画异常敏感，兴趣越来越浓，画也越来越好，年纪轻轻便扬名芦台。父亲说，他在十多岁时曾为周氏长辈（画家周思聪之父）画花鸟四扇屏，周家多年悬挂堂屋，直至“文革”。
1985年举办“李仲耘返乡书画展”期间，我曾陪同父亲在汉沽见到他儿时好友苗克诚，几十年未通音信，追思往事话语万千。苗老伯讲我父亲找他玩时，见他家有些印章石料，顺手找了把小刀刻起来，只用很短时间就刻完了。这些印章他一直珍藏着。当即让其子找出来拿给我们看：打开布包，只见里面有4枚冻石印章，不沾一丝印泥，盘龙印钮雕刻精细，宛如新章，全部是朱文篆刻，字体安排疏密得当，刀法熟练，古朴生动。我听说苗老伯半世坎坷，颠沛流离，几经迁徙，石质印章却无半点磕碰，完好如新，父亲见到自己少小之作被如此珍藏，十分感慨！
我父亲16岁在宁河中学（即今芦台一中）毕业，后经人介绍到天津明星制罐印刷厂当美术技师，做工艺美术设计工作。在天津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画家李昆璞等文化界名人，为了进一步深造，父亲又到北京拜著名画家陈半丁先生为师，每月专程到北京求教一次。半丁先生对父亲赞赏有加，父亲刻苦学习，成为半丁画派的主要传人。
几年后明星印刷厂倒闭，父亲回到原籍，做宁河中学美术教师。1985年我随父亲回乡办画展期间，曾到芦台一中参观，看到父亲当年制作的动物标本，完整如故，标签上清楚标明动物名称、制作时间和作者姓名。时隔四十余年有些学生对当年父亲教学情况仍记忆犹新，对父亲的教诲难以忘怀。
二、辅仁求学
1946年父亲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他后来对我说，本来没有上大学的打算，因为失业，到天津找工作，看到辅仁大学在天津招生，心想不妨花点钱，过把考大学的瘾，进考场画了张画就回家了。也没向任何人提起过此事。那时大学招生登报公布新生名单，有人拿着报纸告诉爷爷，爷爷才知道。既然考上，那就上吧。为凑钱，爷爷急肿了牙。就这样，父亲在工作了十多年后又上了大学。
辅仁是书画的最高学府，这里汇聚着众多学者、教授、艺术、名家。对我父亲画风影响大的有美术系主任溥雪斋先生。还有汪溶（汪慎生）先生，他画花鸟画，刻画细致，颇多情趣。陈缘督先生教山水，陆和九先生教篆刻，启功先生当时是青年讲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我父亲进行指导。由于父亲参加工作后才到大学深造，比同班同学年龄大，才气高，又忠厚朴实，在老师和同学中有较高威信，被选为班长。
父亲在学习之余常要画些广告之类外活，补充学习费用，但生活仍很艰苦。我家保存着当年父亲和同学们的合影，女同学花枝招展，男同学西装革履，惟独父亲青布长衫，显得格外清贫。
三、走进电影界
1949年初父亲大学毕业，组织安排他到新组建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任美术股长。北影最早拍摄的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由父亲任美术设计，著名电影导演谢添当时还是青年，在该片中饰反面角色王金龙。
50年代条件很艰苦，我家住新街口大四条内宽街胡同北影宿舍，名叫宽街，其实是在胡同里面的一条极窄的小胡同，把4个四合院打通，街门堵死，共走一个大门，组成一个大宿舍。我家和香港回国画家俞翼如先生共住三间北房，中间打了隔断，每家各住一间半。俞先生是北影美工技师的主力，《红旗谱》等许多重要故事片都是由他出任美术设计的。后院北房是上海调京的洗印技师陈富庭家，陈先生是资深洗印专家，南屋住的是著名演员陈戈和夫人丁克。陈戈在电影《南征北战》中饰演我军师长，操四川口音，英俊干练，他塑造的我军首长形象，轰动全国。
我家只有几件简陋的旧家具，一件小市上买来的旧圆桌，做饭吃饭都用它，晚上父亲作画又是画案。在这个圆桌旁，父亲接待过来访的朋友著名画家陈少梅、冯仲莲夫妇，著名工笔人物画家任率英先生，天津故交名画家李昆璞先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
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原本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1953年两厂分家，父亲到新影任总美术师，为电影字幕民族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父亲自幼学书法，楷书很好。后来对魏碑发生兴趣，写一手好魏碑。在钻研绘画的同时，他遍临真、草、隶、篆各种碑帖，认为行书便于抒发感情，又偏爱行书。他掌握各种书体特点，熟习各家笔法。基于多年绘画的素养，创造性地进行书法创作。不单纯追求是否合乎书法的体、派，而融会各家之长，根据内容需要创造不同书法。在他的书法作品中，看不出明显是哪家哪派，字字雄浑潇洒。以前电影字幕基本上是印刷体，父亲搞电影美术之后，创造出一种电影书体，这种书体既规范，易于辨认，又笔道灵动有生气，比起印刷体字幕来，有较强的艺术性，展示了民族文化的魅力。父亲写了《新闻简报》、《今日中国》等片头，被各界人士所肯定。八一厂拍摄《农奴》请父亲写了片名，后该厂重排电影《南征北战》（彩色片），也由父亲写了片名。电视机普及之前，电影是新闻传播的重要形式。新闻电影用书法字幕，时间不长，使用书法字幕在影视界蔚然成风。由父亲主持业务的新影美工科同志都向父亲学习书法，苏平、李华锦、徐楚德成了社会知名书法家。
父亲业务水平高，踏实肯干，自然是业务骨干。北影拍《梅兰芳舞台艺术》请父亲做美工，导演是著名戏剧家、作家吴祖光先生，接着拍四大名旦之一的程艳秋先生的代表剧目《荒山泪》，仍由父亲做美术设计。在这两部重头戏剧片中，父亲的美术设计获得成功，和吴祖光导演及其妻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凤霞爱画画，希望父亲指点。父亲好喝酒，她常把好酒送给父亲。她晚年出版回忆录，赠与父亲，扉页上写着：“仲耘、兰嘉兄嫂指正新凤霞”。
1958年，我国政府邀请了墨西哥、柬埔寨、泰国、苏联等许多国家文艺代表团来华演出，拍摄了大型纪录片《百花争艳》，编辑王琛，音乐雷振邦（当代作曲家雷蕾之父），美工李仲耘，剧务、制片等也都是精兵强将。在这部影片中，父亲要设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剧种的各种布景。父亲参考了大量资料，每一场景都画了许多草稿，反复比较，反复修改，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社会各界好评。西哈努克亲王曾颁发最佳美术奖。
拍摄大型纪录片《诗人杜甫》，父亲任美术设计。他顺着当年杜甫走过的路，实地观察、体验，然后作国画插图，充分营造了唐代氛围。
拍摄纪录片《画家张大千》，父亲任美术设计，具体表现了张大千的艺术成就。
北京画院建院初期，曾邀请父亲到画院工作。父亲向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写信请求调动。信批复后，厂长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在有了能接替工作的人选后再走。事情拖了下来。直到父亲离休，他一直工作在新影厂。
四、国画创作
父亲在单位担负着繁重工作任务，书画创作只有在业余时间进行。每当接到美协的画展征集作品通知，就要夜以继日了。父亲作画非常认真，从不马虎。反复考虑画的内容和构图，查找资料和写生稿，用铅笔在白纸上画出一幅幅草图，择优定稿落墨。一幅作品常常要画几次，选择最满意的作品送出参展。父亲的作品是优美的，创作过程却是呕心沥血的艰苦劳动。当母亲和弟妹睡去，我常陪伴父亲作画，直到深夜。第二天，父亲早早起床，又去上班。
父亲有坚实的传统书画基本功。无论读大学还是拜师求教，都常常受到导师嘉奖和鼓励。他不按固定模式，不因循守旧，一生都在书画领域里开拓创新。他吸收西画精华，发扬传统笔墨，不断探索国画的新路。他不把自己禁锢在山水、花鸟、人物分类的框框中。他的灵感来自生活，不管所画何物，都笔下生辉。他的作品轻松活泼，充满生机，又笔墨深邃，耐人寻味。
50年代父亲创作了山水画《向黄河进军》。他以三门峡为素材，一改传统国画的画水方法，用浅墨勾勒湍急的波涛，略加渲染，施以浅赭石色，两岸崇山峻岭上有忙碌测量的勘探队。在全国美展中，这张画被挂在展厅最显要位置。很快，报上见到评论员文章《谈染天染水》，又见到报上发表了专家座谈会发言，对父亲的作品给予极高评价。国家美术馆收藏了这幅画，接着上海美术出版社又把此画印成单页发行。
父亲人物画《咱俩一起长大》，空灵的画面上只有一个小女孩和一株稚嫩的小树，清新活泼，充满朝气。对传统画的内容和技法都有所创新。在帅府园展览会上（那时没有中国美术馆，全国展览都在帅府园展馆）和黄胄的画一起挂在刚进门最显要的位置，受到好评，被杂志发表。
父亲的花鸟画吸收兼容了陈半丁、汪溶等老师的技法，精致清新，充满生机和活力。
父亲和另外10位大师级画家合作巨幅山水画《山河壮丽》，报纸发表时有文字说明：“这幅画是中国画研究会关松房、溥松窗、叶仰曦、董寿平、周怀民、周元亮、郭传璋、李仲耘、王竹坪、张寿永、潘素等11位画家的集体创作……这是画家们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
50年代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国家组织父亲和几位著名画家合作山水画《万水千山总是情》，作为国家礼品赠予伏帅。
五、社会活动
“文革”前北京只有一个书画组织“中国画研究会”，这是由国家所办，被社会公认的书画团体，不同于现在的群众组织。在京的著名画家都是本会会员。父亲任常务理事，山水组组长。
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初期，1956年父亲加入美协。
父亲曾被邀请到天安门参加“十一”国庆观礼。
他是全国第三四两届文艺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应邀参加国宴。
父亲应邀出席了北京画院成立大会。大会非常隆重，周恩来总理出席并讲了话，溥雪斋先生在主席台中间就坐，还有郭沫若、梅兰芳、周扬等文艺界老一辈知名人士和领导同志。父亲在前排聆听了总理讲话。会议结束合影留念。这是一张历史性珍贵照片，多次在报刊、电视上出现。在2002年美术馆改建前最后一场告别展览上，此照被放成真人原大，在中央大厅展出，气势恢弘，显示出党和政府对书画事业的支持，对老一辈书画家的尊重。
六、同溥雪斋的关系
溥雪斋系道光皇帝五子惇亲王奕〓之后。其父是贝勒载瀛。他本名溥伒，雪斋是号。他酷爱美术，颇有建树，是名声卓著的书法家、画家、古琴演奏家。30年代始任辅仁大学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并组织“松风画会”任会长，研究书画艺术，培养书画人才。画坛有“南张北溥”之说，南张即张大千，北溥即溥心畬，溥心畬便是该会成员。
在判阅招生作品时，溥雪斋见到父亲的画，很是赏识，亲自圈定录取。父亲入学后，溥雪斋加意培养。父亲毕业离校两年后，遂与其七女儿爱新觉罗溥兰嘉格格成亲，她不但漂亮，而且聪明伶俐，思维敏捷，虽然出身贵族但能吃苦，节衣缩食全无所谓。她比父亲小10岁，两人互相尊敬，互相照顾，一生未红过脸。
雪斋先生是书画巨匠，受到政府尊重。开全国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周总理见到后关切地询问生活和工作情况，散会时亲自用车送他回家。他70寿辰，陈毅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为他祝寿。朱德委员长曾多次请他到北海画舫斋古柯庭一起研究书法，并合影留念。
我们常在休息日全家去看望老人。每次去谈生活闲事的话很少，基本上是讲艺术。
1961年的一天，父亲和我去他家，他兴致正高，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来，虽是信马由缰，想到什么说什么，但总不离艺术。他说：“欣赏艺术要把死物当成活物，没有生命的东西当成有生命看。如将山石看成卧狮。”继而他又讲起艺术相通的道理。说各种不同的门类的艺术是相通的。从悬崖坠石联想到书法“点”的写法，从京剧丑角跺脚也引起他对“点”法的思索。京剧水袖的表演对书法用笔颇有启发。虽然是闲谈，但却是一堂生动的艺术美学课。
一天晚上，父亲领我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对父亲说：“你替我画一张扇面吧。”父亲仿其风格画就山水，他亲自在右上角落款钤章。看来那一天他累了，事情又必须应付，只好让人代笔，同时他觉得父亲能够代表他自己的水平，否则是绝对不会如此的。
著名画家溥佺、溥佐，是雪斋亲弟，和我家也有来往。溥佺，号松窗，系雪斋嫡母六弟。他也是辅仁美术系教授，辅仁都称其为二溥先生。擅画山水、墨竹。一次父亲带我去看望他，他正在作画，用散锋笔画水纹波涛，水旁作巨石墨竹。画案角放着早餐，全部注意力用于作画，偷闲吃几口油条，嚼着再画。这样全神贯注，我想这张作品定有重要用途。画好后落款，竟然写“送与仲耘”。这样，一上午全神贯注的劳动，原来是送给父亲的。
溥佐先生年轻时，在雪斋家居住。他和我父亲同岁，是天津美院教授。他特地画一兰花托人带到北京我家，我母名叫兰嘉，他画此画送给母亲留作纪念。2001年8月底，我去天津时，曾去看望，当时他精神还好，不想回京后很快听到老人家病逝的噩耗。
老舍夫人胡洁清是画家，与我父熟识。“文革”后老舍先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极高评价和尊敬。有人找其家属，曾托父亲去他家联系。
启功先生本是乾隆后代，绝顶聪明，博览群书。我母和其他姊妹年幼时向他连同孔子像叩首拜师，接受启蒙教育。父亲和他非常熟识。启功先生自幼丧父母，中年丧妻，无子无女，无兄弟姐妹，由妻侄照顾生活，又被错划为右派。我家住西直门时，启功先生住南草厂内小丞相胡同，距离近，常能见面，一次，我随父亲去看他，在破旧的小四合院内，他住两间低矮南房，门口煤球炉子上，清水煮小红萝卜。迎门是木双人床，靠墙放两个书柜，临窗一张长桌，家具全是旧的。我们问房柁上为什么悬挂绳子，原来他颈椎长骨刺，每天要做几次牵引。外出时，脖上还要戴有机玻璃套，托住头部，防止骨刺导致眩晕发生危险。启功先生乐观诙谐，好开玩笑，说：“我每天得上三次吊，一出门赶紧戴上笼头。”父亲耳背，听不清，启功先生还要大声解释：“驴在田里走，怕它吃庄稼，不是得戴上笼头吗？我上街也得戴上笼头。”他指的笼头，就是拖头的有机玻璃套。
“文革”后出版的《红楼梦》，是由启功注释的，我们买了，父亲说：“启功先生是国宝，他不仅字写得好，又学识渊博，他这样的人才死一个少一个，今后不会再有了。即使再聪明，也不可能有他那样的学问，因为时代条件变了。”后来，启功的待遇彻底变了，开四省市文史馆联合会议时，母亲随同我父参加，大家到齐等候首长。一会儿首长来了，为首的是启功，他是国家文史馆馆长，见到故交，他径直走到我母面前叙谈，这时，照相机的闪光灯亮成一片。
七、交友
父亲才艺过人，受人尊重。他谦逊诚恳，乐于助人，在电影界、书画界乃至文学、演艺界朋友很多。我小时候，父亲外出串门有时带我。现仅就我所知，略述一二。陈半丁先生在建国初期与齐白石齐名，可是后来不知触犯了谁，被社会冷淡了。我父亲是他的入室弟子，在他逆境中仍然常去看望。陈先生在京有两个家，和平门和平安里。父亲都带我去过。陈先生体态瘦小，精神却很好。他对父亲的才艺很赏识，评价极高。他给父亲写过一条幅，落款题“仲耘同砚指正”。同砚的意思近乎同事或同学，是同级的称谓。但我父亲永远尊敬爱戴陈半丁老师。
秦仲文先生笔墨高深，又有很深的书画理论。家住新街口南，大帽胡同内。秦先生的原籍离芦台不远，是芦台的姑爷。他操浓厚的乡音，非常健谈。住房不大，摆置青铜文物，讲究高雅，“文革”中秦先生的作品在美术馆“黑画展”受到批判。其实只是几幅墨竹，题诗有些伤感而已。我父亲去看望他，回家后感慨地说：“秦先生被赶到一个小屋住，瘸了一条腿，没人照顾，房又漏雨，真惨！”
王雪涛先生家住南城，客厅西墙挂着水墨双石榴图，上有其师王梦白先生的题跋。王雪涛和梦白老师有极深感情，和父亲闲谈，常讲他老师如何专注艺术。我家有一幅国画草虫彩印画片，没有署名，画得非常精细，触角腿毛依稀可辨，灵动欲飞。父亲说这是雪涛先生所作。他被划作右派，故出版资料不曾署名。有一次父亲从雪涛先生家回来说，王先生的画看似漠不经心，一挥而就，其实很慢，他画一只乌鸦，肚子虽是一笔完成，可是行笔极慢，万分小心。
父亲和文化名流张伯驹先生及夫人潘素女士很熟，“文革”中曾去看望他们，张先生正在看自己用毛笔小楷撰写的《中国美术史》手稿，潘女士为两个青年教画。境遇不好，父亲回家述说，多有感慨。
“文革”后期父亲到北京展览馆参观画展，出来时遇到李苦禅先生和他儿子李燕，李先生对中国画今后的发展倍感忧虑。白石女弟子张秀玲常请父亲和苦禅先生为其作品题跋。胡佩衡先生与父相交，曾把其著作《山水技法》一书相赠。娄师白先生是父亲辅仁校友。三年困难时期，和父亲等四位画友每周分别到一家吃饭，轮流做客。美院花鸟画教授郭味蕖，曾用挂号信寄来作品一幅，以示友好，上画墨石和朱砂墨竹，笔墨讲究，画面精细。
50年代老画会组织山水画家去香山写生，在西直门乘车，父亲与著名画家白雪石先生同行。在帅府园展馆看画展时，父亲与著名画家陶一清先生边参观边交流看法。父亲病重期间，齐良迟（齐白石之子）先生曾两次去医院探视；辅仁校友会总干事王振稼先生（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也到医院看望。
八、怀念故乡
父亲在电影美术事业上默默地耕耘，心中非常怀念养育过自己的故乡，思念蓟运河水，迎风婆娑的芦荡。他有一方印章“芦阳人”，在书画落款时也常题“芦阳李仲耘”。1984年离休，次年便到阔别40年的故乡举办“李仲耘返乡书画展”，把游子多年探索书画艺术的成果拿回家乡，向父老汇报。只要是家乡父老，有求必应。还在家乡举办书画座谈会，表示愿为家乡人民尽微薄之力。在他病危住院期间，还和我谈，希望组织一个芦阳书画社，团结老乡书画爱好者和北京书画界人士搞些书画活动。
九、国画复兴
改革开放前，书画事业不被重视，学习研究书画的人不多。“文革”破四旧活动对书画事业更是一场打击和摧残。那时，父亲没出版过个人画册，也没办过个人画展。
父亲虽然少年出名，50年代即活动在大师们的行列，可是默默工作在电影战线几十年，缺少必要的宣传。虽然在老一辈大师中父亲很有名，人们对他的画品人品非常尊重，可是在一般群众和年轻画家中，知名度却不很高。
改革开放后，文艺工作空前繁荣，书画事业得到复兴和发展。父亲非凡的书画才能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极高评价。
文化部组织老艺术家去烟台旅游，参加的都是文艺界鼎鼎大名的人物。画家郑乃珖、卢光照、黄均、李仲耘。其他行业我记得有京剧程砚秋传人赵荣琛，舞蹈家刀美兰，歌唱家刘淑芳等。
父亲应邀到北大、师大、电影学院讲学，为全国影视美术工作者授课，经常参加笔会和美术活动，还应邀到广州、海南、山东、内蒙、天津等地参加书画活动。他为修长城、抢救大熊猫、水灾救助、举办亚运会等各项公益事业捐画。每天找他的电话铃声不断，全国各地及海外来的信件厚厚地堆积在案头。求索书画作品的来客络绎不绝。
十、琉璃厂书画展
随着社会书画形势的复苏，1989年父亲在北京琉璃厂观复斋举办个人画展，展示书法国画作品四十余幅，启功先生题了展名，并曾主动要出席开幕式，因年事已高，父亲未敢惊动。故友吴祖光前来祝贺，后又寄来热情洋溢的信，对父亲的书画作品大加赞扬。中顾委委员、书法家陆奎参加了开幕式。画家范曾和父亲本不认识，路过观复斋，见有画展进去参观。当时我在门口接待，请他签名，他不签，说：“我先看画。”我体会因他是名家，如果书画水平不高，他就不签字。可是，走进去第一幅画就被吸引住了，他认真地看了每一幅作品，特别是在八条屏行书“醉中八仙”前端详良久。回到门口恭恭敬敬地在签名簿上写了“范曾”两个特大的字。
《光明日报》社一位副主编练书法，中午休息到琉璃厂买笔，看到“李仲耘书画展”的横标，进了观复斋。只见展厅门口悬挂着“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行书条幅，大为震惊，看了足有一刻钟之久。此时，展览中午休息，厅门紧锁。第二天，专程赶来参观，并带着记者做了专访，《光明日报》发表了篇幅很长的文章。父亲的挚友、同乡、著名话剧演员张瞳、母亲的姐姐爱新觉罗毓岚、姐夫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郑珉忠、辅仁校友会负责人和校友、北京文史馆馆员许林村、魏隐儒、葛岩、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清、著名书画家陈大章到场祝贺。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宁玉环先来参观了一次，评价甚高。又第二次参观，然后找父亲谈，准备吸收父亲为馆员。这样，父亲加入了北京市文史馆。
这个展览场地和规模都是小型的，发的是简易的请帖，没有专门请领导人物和其他大师助阵，可是丰富的题材，高超的水平在画坛引起轰动。
十一、海外活动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国门，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缩小了。五千年文明的传统文化，引起了海外世界极大的兴趣。书画是国粹艺术，受到各国人民欢迎。
父亲青年时代朋友董玉麟解放前夕去了南洋，是马来西亚一位校长。他委托唐山的亲戚到北京寻找挚友下落。当同父亲联系上后，邀请父亲赴新加坡（其子在新加坡）办展，父亲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新加坡办了“李仲耘观摩书画展”，受到热烈欢迎。借此机会，父亲又到马来西亚等地区参观、讲学、出席书画活动。
辅仁大学张惠生女士，解放前夕，与父亲失去联系。开放后随旅游团回大陆，专程来找。原来她在台湾定居，现在是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在美国也有家。得知父亲有出个人书画集的愿望，就在台湾出版了印制精美的《李仲耘书画集》，收集了父亲书法、花鸟、山水作品76幅，全面展示了父亲高超的书画水平。作品正如张女士在序言中所说“俊逸淡雅，精妙绝伦。”在台湾影响很大。可惜的是，两岸未实现三通，书画集在大陆难以看到。
十二、画坛强将
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使父亲迎来了书画创作的春天。
1989年，父亲成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文史馆汇集了社会上名望卓著、学识渊博、品行高洁的专家学者。其中书画大师级人物颇多。1992年文史馆印《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四十年》精装纪念册，把父亲所作百花图《欣欣向荣》印做封皮（封面封底）。选父亲作品作封皮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和推崇，对他人品情操的鼓励和赞扬。北京市文史馆近几年分别出版了《传统山水画选》和《传统花鸟画选》。山水集选10位画家（包括已故画家）60幅作品，其中有父亲作品8幅；花鸟集选十几位画家70幅作品，其中有父亲作品11幅。无论哪一集都选择了较多的父亲作品。这是四十年纪念册出版之后对父亲书画艺术成就的全面总结和肯定。父亲在书画事业上的成就，无愧于先师们对他的培养与器重。
十三、生活
父亲是文艺工作者，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来自村镇，长期求学，生活艰苦。他忠实、朴厚、诚恳，心中只有艺术和工作，对生活、吃穿从不计较。有时他晚饭后回厂加班，母亲说：“倒不怕有人劫道，谁见了你都会觉得是哪儿来的瓦匠。”虽然，这些话有些夸张，但父亲的衣着确实不讲究。他把心思都用在事业上。父亲的工资不算低，但母亲不参加工作，3个孩子，每月收入只够维持一般生活。拍《百花争艳》时，有一次换上礼服陪外宾宴会，看上去还体面，回家脱鞋一看，袜子没有脚后跟。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凭特发的优待证每月可买一定数量的肉、蛋和高级香烟，记得香烟只供应凤凰或中华牌，不能选普通烟。父亲说：“平时我吸恒大，困难时期反而吸好烟了。”
父亲只有一套礼服呢中山装，是用出版《向黄河进军》单页画的稿费置办的，只在出席全国文代会到天安门观礼，出席北京画院成立大会，参加齐白石追悼会和接待外国来宾穿过有数的几次，平常没穿过。开放后，经常出席会议，我们总劝他做几套好一点的服装，他仍不讲究。
我父亲认识许多名人和领导干部，可是没为子女上学、工作找过任何人。他享受正局级待遇，按国家规定可住四居室宿舍。但是，他直到逝世住的都是两居室。
十四、人们的悼念
父亲患喘疾，平常不注意，很少去医院。1984年父亲65岁离休，思想松下来，病也严重了。一年间住3次院。在家也每天靠吃药维持。
父亲看病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干部病房。这是专为局以上干部和够级别的文艺名人开设的。在这里，我见到过老一辈演员于蓝、项堃等许多著名人物。每间病房有写字台、沙发，每间或住1人，或住2人。父亲曾和京剧老旦泰斗李金泉一室，互相尊重，相处很好。
1999年2月，他安详地与世长辞。父亲一生不肯讨扰别人，临终前嘱丧事从简，和母亲商议，拟不举行追悼会，直接火化。可是噩耗传出，许多生前好友要前来吊唁。辅仁校友会会长王光美送花圈，临时决定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齐良迟先生、新影三个厂长全部参加了追悼会。家乡宁河县领导和芦台一中校长专程赶来。中国美协、中国书协、中国电影协会、民革、民盟参加追悼会并送来花圈，书画界朋友、学生二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文史馆送来挽联“升天何处天陨文星赭墨丹青称一代，欲挽无从馆失巨匠珍藏华翰亦千秋”。馆员、著名书画家、父亲的朋友们齐良迟、孙菊生、宁砥中、葛岩、黄正襄、赵世咸、刘松岩、李大鹏送的挽联写“何堪回首半世相交每逢谈笑皆增识，不尽怀思一朝永诀今后追随料亦难”。挽联表示了对父亲极高的尊重和评价。《北京文史》杂志1999年第1期专门刊登《著名书画家李仲耘》长篇文章和照片介绍父亲，以示悼念。《光明日报》也发出了讣告。父亲遗体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新影有史以来进革命公墓只有两人，第一人是摄影师郝凤阁烈士，1954年随总理去印尼拍摄亚非万隆会议，在香港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因台湾特务安放定时炸弹而牺牲。周总理因故延误飞机，未曾遇险。此事震惊全世界。第二人便是父亲。
父亲与生俱来的书画天赋使他少年便名扬家乡。中国美协创办初期，他便是会员，老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山水组长，两次参加全国文代会，到天安门观礼，享受大师待遇，50年代名字就出现在大师行列，他还是中国书协会员、中国影协会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辅仁大学校友会理事、辅仁大学美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山书画社理事、中国书画研究院顾问。
老人家为了新中国的电影美术事业兢兢业业工作40年，放弃了北京画院的邀请；他甘于淡泊，谦逊和蔼，助人为乐，朴实诚恳，勇挑重担，尊重他人的高尚品质；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潜心研究，不断创新的高超艺术水平，使接触过的人有口皆碑。他去世后，人们没有忘记他，而是怀念他，更加尊重他。
民革于2000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中山书画社20年展”，把父亲的遗作《松鹰图》作为最珍贵的藏品同已故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先生书法一起挂在玻璃柜中展出。1999年8月，北京文史馆出版的《书法篆刻集》汇集了30位馆员作品，其中有的曾是清代科举名士、书画巨匠，也有当代著名书画家。集子不但选印了父亲的书法作品，而且把他的行书刻碑印作封皮（包括封面和封底）。这些，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他的推崇和怀念。
家乡人民更没有忘记他，他永远是宁河人民的儿子！
（李佑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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