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写战地通讯报道闻名。他原名张之俊，投入新闻队伍后改为张高峰。我们是初中同班同学，都是矮个头，同坐在教室第二排。1946年9月我在《新生晚报》工作，一天高峰突然来访。我久慕高峰其名，而不知其人，待见面互道学名之后，才知道是张之俊。十年未见，我们都长成一米七的个子，且都架上了高度近视镜。
高峰是芦台人（今天津市宁河县）。他生于1918年农历11月20日。祖父张彭述，字信儒，任宁河县中学语文教师，在县里是知名的书法家。父亲继曾，字伯鲁，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在母校天津南开中学任理化教师。高峰7岁丧父，家境困难，在芦台三官庙小学毕业后，于1933年转到天津河北中学（后改名民德中学）。
高峰在河北中学喜读报纸，每天午饭由食堂出来，就奔楼上图书馆。学校只订三种报——《大公报》、《益世报》、《庸报》，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东北三省后，正极力向河北、热河进逼。高峰关心时局，最崇拜《大公报》，认为它的新闻报道客观翔实，替老百姓说话。回到班里，话里话外，一提就是《大公报》怎么登的，社评怎么说的。
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全国又震动起来，期盼着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奋起抗战。汤玉麟也在报上慷慨陈词，说要誓死捍卫祖国领土。不意言犹在耳，日军距离热河省会承德还有一段距离，汤玉麟就望风逃窜，以致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热河全省。全国舆论大哗，这个绰号“汤二虎”的矮胖子，受到人民的唾骂。高峰气极，写了一篇《可杀的汤玉麟》刊登在天津《中南报》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文章。
高峰的文笔犀利，为读者所称道。回忆他在河北中学时期，国文教师蔡稚舫先生循循教导，对同学要求严格，使高峰日后从事新闻写作，初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初中毕业后，高峰转到北站外天津水产专科学校。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看到日军在华北横行，曾激忿地和水专同学高马得握谈抱负：“日本欺中国人太甚，我一定参加抗日，干什么都行，死也不怕！”这反映了他走爱国、抗日道路的坚定信心。高马得于建国后在南京以画戏名著全国，多年来和高峰保持联系，1981年我编《景剧美术》时，高峰曾介绍他发表戏画多幅。
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后，高峰离开家乡，由天津乘轮南下，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战宣传队，随军在战地服务。1938年2月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采写战地通讯，发表于邹韬奋在汉口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以后转道长沙，参加宗教界爱国人士刘良模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加入范长江主持的国际新闻社任特约记者，他是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现中国记协前身）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时高峰的采访足迹遍及湖南、湖北、浙江、山东各省；他还北渡黄河到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1940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儿童哨》新诗，就是在晋东南采访时创作的，作曲家麦新曾为这首诗谱曲，收入《麦新歌曲选》。
1940年秋，高峰进入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同时兼任《大公报》通讯员。在武大期间，他主持编辑《新闻部队》壁报，从事进步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2年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教育部联署通知武大，指名高峰等32名学生为“危险分子”，勒令离校。
报道河南饥荒，引起轩然大波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他从四川途经西安时，看到处处流浪的灾民，鸠形鹄面，沿街讨乞。到达洛阳，更是触目惊心，一片悲惨的号救之声；大街小巷，随处都发现饿倒的灾民和弃婴；一幅典型的灾民图像，使高峰受到巨大的震动。那年河南遭受“水、旱、蝗、汤”四灾，饿死达几百万人。其中所称“汤”灾，是指国民党统治河南的汤恩伯扰民之灾。灾情严重的黄河两岸，树皮吃尽，活现一片人间地狱。高峰由洛阳到豫西、豫东、淮阳等地采访，目睹灾区人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悲惨情景；而这灾情却被国民党政府有意掩盖起来，不使消息外露，也不向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如实报告。刚愎自用的蒋介石认为外间传言的河南“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是用惯了的陈词滥调，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并严令“河南的征实征购不得缓免”。与此同时，高峰在重庆看到后方官员仍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侈靡生活，他经过实地采访灾区的片片惨景，激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马瘦，后方猪肥”的义愤，于1943年1月17日，从河南叶县将据实所写的《饥饿的河南》通讯稿，寄给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深感事体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大公报》。高峰后来说，他对这个题不太满意，认为“纯客观，平淡无力”。其实这正是与前任总编辑张秀鸾一脉相承的做法：凡是平淡的内容，无妨将题标得耀眼些，如果内容充实，有显然的刺激性，标题反倒可以平淡些。
《豫灾实录》发表的转天（2月2日），王芸生又在《大公报》写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指出：“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读了这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剌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子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社评接着描述重庆富豪花天酒地、脑满肠肥的情况，最后责问道：“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税，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一篇通讯，使隐瞒已久的河南实情大白于世；一篇社评，等于讨蒋的檄文。蒋介石勃然大怒，认为《大公报》是“危言耸听，有碍抗战”。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诫。《大公报》被迫“遵命”于2月3、4、5日停刊。这时河南旅渝民主人士也联名控告汤恩伯纵兵殃民，以“水旱蝗汤”罪名加到汤恩伯的头上，蒋介石立即电令汤恩伯查明事实真相具报。一时朝野上下视线都集中河南，群情激愤。汤恩伯气极败坏，迁怒于张高峰，以编造虚构的罪名将他逮捕。这在当时河南被称为“张高峰事件”。
高峰被捉放始末
汤恩伯在抗战期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31集团军总司令、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委员，在河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飞扬跋扈、生杀予夺，自封为“中原王”。汤恩伯军曾在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当时高峰在台儿庄随军采访，和汤军一些高级将领有不少接触。他到河南采访，可以说地生而人熟，也获得汤恩伯的信任。只因他写的《豫灾实录》，揭了汤的疮痂，使汤恩伯羞恼成怒，将高峰逮捕，关押在漯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警备司令李铣和高峰原很熟识，在处理上感到为难，严了对不起朋友，不闻不问又恐无法向汤恩伯交代。他想了一条“妙计”，借口漯河距前线太近，以不安全为托词，建议将高峰转移到离平汉路较远的方城78军看管。经汤恩伯批准，高峰转押于78军军法处看守所。恰巧78军作战科长郑平在台儿庄会战时和高峰相识，通过郑平向军长赖汝雄情托，并保证高峰不会私逃，将高峰由看守所搬到军部参谋处，进出自由。一般将士都认为高峰是长驻军部的随军记者，除少数高级将领外，没有人了解高峰是被拘押的要犯。郑平还不时陪高峰看戏、游憩，还到不远的南阳卧龙岗，瞻仰诸葛亮的草庐。两人谈起三国人物，高峰说：“曹阿瞒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我和他正相反，决不辜负老朋友——你对我的信任。”原来郑平事先了解到有人曾劝高峰伺机逃走，为高峰所拒，他才对军部下了保证。高峰感激郑对他的礼遇，戏对郑说：“我驻贵军，乐不思蜀了。”
高峰被拘押数月，1943年8月间，《大公报》催问蒋介石要求恢复高峰的自由。蒋的侍从室电河南查询，78军军长赖汝雄向汤恩伯汇报说，经多次审讯和调查，没有发现张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赖在电话中听汤说话的口吻怒气全消，便婉转说：“张高峰的文章，虽有措词不当之处，但基本还是有事实的，老总看，这事怎么办？”汤正想找个理由下台阶，便告诉赖说：“那就把张高峰放了吧！”“备马把他送到大林头（31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来，我有话跟他说。”据在场的汤的侍卫副官何元邦事后对郑平说，从来盛气凌人的汤恩伯，这回还向高峰道了歉，要高峰勿计前嫌，希望他继续留在河南采访。高峰回答：“我在河南已很难工作。总司令如果放我，保证三天之内离开河南地界。”汤恩伯见高峰不给面子，勃然拍案：“你要是离河南，你就是共产党！”随后，又将高峰软禁于毗邻河南的安徽界首，准许发稿，但不能擅离驻地。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部溃不成军，高峰才得以趁机脱逃，经陕西回到重庆。
高峰回到重庆，《大公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话会，对高峰发扬正气、不畏权势，在河南猛拔虎须，大胆揭露汤恩伯的倒行逆施，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轰动河南的“张高峰事件”就划上了句号。
高峰十分感激郑平，他给郑平寄去热情的诗篇：
我在地之北，君在天之南，忍看半壁河山，遭受日寇摧残。
君在天之南，我在地之北，誓把万恶的鬼子驱逐出中国。
年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为了抗战胜利，我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蓦地，我由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是你伸出温暖的手，使我恢复自由。
用什么话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同志的爱呀，真是万镒难求。
1979年郑平定居天津，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两位老人重逢后，忆起过去的情景，感慨万分。此后，他们时相过从（注2）。
高峰在东北
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一度再到武汉大学就读的高峰，又回到重庆《大公报》任记者。深秋的一天，蒋介石夫妇为欢送在抗战期间率领美国空军在中国作战的陈纳德回国，特在重庆郊区山洞官邸举行盛大宴会。《大公报》的高峰、曾敏之，《新华日报》的鲁旺出席采访，竟被国民党特务无理刁难。他们当场表示抗议，拂袖而去，并拒绝刊发国民党认为十分重要的这条新闻。
1945年12月1日《大公报》在天津复刊。高峰于1946年初被派到阔别八年的故乡——天津《大公报》工作。他先在北平任记者，当时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军政文化重心，他和徐盈、彭子冈三人担当了全部采访任务。1946年7月调到沈阳任东北特派员。那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协助下已强占了长春、沈阳等几个主要城市，东北人民从伪满残酷的统治下，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高峰所写的通讯报道与拍发的电报，都围绕着反对内战、反美援蒋的一条主线，为国民党连篇累牍地狠敲丧钟。他从东北各角落捕捉到既典型又关键的素材，写了很多篇通讯报道，发表在天津、上海、重庆《大公报》及《观察》等杂志。他揭露国民党军队使用美制武器，使用投降的日本军人当炮手屠杀中国人民，把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各种丑闻提供给关内亿万读者。高峰的通讯很快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注意和不满，为避免意外的麻烦，他和《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天津副总编辑张琴南约好，在发表他采访的新闻时，一律把开头的“某地消息”，改为“本报某地专电”。他长驻沈阳，拍发的电报在刊发时改为长春、吉林、大连等地“本报专电”，采取这种孙悟空拔毫毛的办法，迷惑了国民党军事当局，不知《大公报》在东北究竟派驻了多少记者，从而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不使集中盯住高峰一人。这就躲避了他们多次的寻衅和迫害。那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吃败仗，狗急跳墙，眼睛都竖了起来，随便就以“戒严令”第四条“造谣生事者枪决”为借口将记者逮去。
当战局使蒋介石日陷窘境之际，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封锁也更加严厉。蒋介石几次秘密到沈阳部署军队，企图孤注一掷；对蒋介石的行踪，不准发表任何消息，但高峰与《大公报》编辑部密切配合，以“美龄号”专机的活动拍发电报，因美龄号是蒋介石专用飞机，专机到哪里，就说明蒋介石到哪里。后来这“花招”被国民党宣传当局发觉，通知电报局不准再拍发有关美龄号专机的电报。高峰于是又改在文字较长的通讯中夹注一句专机的行踪，以逃脱检查，类此事例很多。
1948年后半年，蒋介石在东北的主力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穷凶恶极，对全国进步舆论的迫害变本加厉。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重庆社会局局长陈去惑奉重庆绥靖公署的指示，向重庆市法院控诉重庆《大公报》“十项罪证”，要求给以停刊的处分。这十项中，有三项属于高峰的“罪状”：第一项就是1948年2月25日高峰通讯《严寒东北》，通讯中写了“东北政治军事均甚紊乱，人民痛苦，一片惨像”。罪名是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夸大东北危机。另外两项，一是1948年6月23日高峰通讯《干枯东北》，写了“东北不论军事、政治、经济、工业、教育，均无办法，人民痛苦万分”，罪名是“毁谤政府，夸大危机”；再一项是1948年7月8日高峰通讯《跌在槽房里》，叙述“由东北流亡到北平天津的学生，生活不如猪狗，因猪狗是有主人照顾的”，罪名是“刺激学潮”。其他七项也都是些“毁谤政府，为匪辩护，为匪宣传，淆乱视听，反对政府，刺激人心，刊载谣言，扰乱军心，夸大匪军力量，为匪张目”等词。重庆《大公报》聘请了律师辩护，经理王文彬辗转向重庆法院承办此案的法官陈诉，法官说：“这个案子是上面交下来的，我不敢宣判无罪。”但由于法官对舆论的同情，采取了以多开调查庭的办法，故意拖延时间。那时解放大军在全国捷报频传，国民党人心惶惶，最后不了了之。
勤奋撰述文史资料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高峰仍任记者。1953年1月1日又改回《大公报》，1956年9月30日迁到北京出版。由于“左”风的泛滥，1960年高峰被下放到黑龙江安达市，改行商业工作，1963年调回天津编辑工商史料。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高峰被剥夺了工作，不久被遣到东郊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干校动员“自愿”到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天津市的做法，凡历史审查已经“结论”的，一般都动员安排郊区落户为农。高峰被“批准”到东郊，先后达十年之久。直到“四人帮”倒台，1978年才调到天津市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他经常为征集史料访贤问老，并为多种报刊撰写有关当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回忆、研究文稿。
对高峰的回忆文字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独多。他善于捕捉信息，每从一条简讯、一件小事或一段文字触发联想，深入搜集素材，成为系统的文史资料。如他从水源污染治理的报道联系到蓟运河早年的名特水产，写了《当年贡品：银鱼紫蟹》；从电影《西安事变》，联想起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写了许多有关少帅的轶闻。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在沈阳担任《大公报》记者，在这块张作霖父子起家的根据地，高峰锐意搜集了不少有关历史及人物资料。他写了张氏父子的回忆文字四十多篇，其中较长的一篇是在北京《人民建材报》发表的《少帅风云漫记》，寄托了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愿望；惜未至终篇即发病住院。高峰去世后，由他的哲嗣张刃（后在北京《工人日报》任记者）根据他生前所拟的提纲及所存资料续写完稿。
早在抗战初期，高峰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读书、担任《大公报》通讯员时，就注意已迁到岷江的天津永利碱厂的动向，尤其《大公报》、永利两家负责人在战前就有着浓厚的友谊。重庆《大公报》对高峰所采访的有关永利碱厂的新闻报道，都以比较显著的位置刊登。高峰对范旭东于20年代创办的天津久大盐业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备极推崇，在他主编的《化工先导范旭东》一书中，详细介绍范在发展中国化工事业上的功绩，歌赞永利的“红三角”（碱）冲向了世界，为中国在海外扬眉吐气，并几次在专题文章中表扬范旭东“功在中华”。
高峰对于在天津扶轮中学（现铁一中学）、南开大学培养起来的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十分钦佩，赞扬他在国际数学界的突出成就，并多次著文评介。陈省身对高峰也是慕名已久；1985年陈省身由美国来天津，就任他创办的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时，特别热情地接待了高峰的访问。10月27日《天津日报》刊登了高峰和陈省身促膝交谈的照片，高峰写了访问记交香港《文汇报》发表。
高峰能在晚年撰写大量的回忆文字，一是靠他当记者的采访经历和善于积累资料，再是他有过人的记忆力。他采访时，为了使谈话气氛和谐、不拘谨，尽量不做笔记或少做笔记，而是认真听取对方的陈述，归来后根据记忆整理成篇。对于几十年前的旧事，往往能准确地记得年月，乃至具体日期，甚至记得人物的言谈举止。对于他经历过的战役，能记得部队番号、装备，指挥官的名号，有些资料在图书、档案中可能是没有的。高峰还是个有名的“快笔”，他的快，不是信笔疾书，随意为之，而是平时对事物的观察、分析的积累，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每具成竹之见，故能笔端一开，顷刻成文。当然这和他记者的职业长期的锻炼有关。《大公报》所以能培养了很多名记者，如范长江、徐盈、子冈、吕德润、高集、黎秀石、朱启平等，和《大公报》对工作的严格要求也是分不开的。
和罗芳珪团长的一段因缘
高峰于1938年3月随军采访了震动中外的台儿庄战役。这是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将近一年以来，首次遇到的强硬抵抗，使日军矶谷师团伤亡惨重。高峰在采访中结识了汤恩伯13军89师529团团长罗芳珪。罗在南口抗战中，以英勇杀敌成为抗战初期四大名团之一，另三个团是在芦沟桥抗敌的吉星文团、在上海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以及忻口会战中袭击日军机场的陈锡联团。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小方曾多次报道罗团于南口、居庸关在日军天上飞机轰炸、地面坦克横冲下，不怕牺牲、顽强抗击日军的战况。台儿庄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罗芳珪不幸在指挥中壮烈殉国。正在前线采访的高峰闻耗，立即赶到罗团阵地，到指挥所时，罗团长的遗体尚有余温，面对这位身经百战年仅31岁的指挥员，潸然泪下。他从树丛中摘了两枝盛开的桃花，默默地放在烈士的胸前，沉痛地悼念这位抗日殉国的英雄。
1985年当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高峰写了一篇纪念文字《随军增援台儿庄》，发表于9月1日《天津日报》，文中提到台儿庄战役以及罗芳珪团长牺牲的情况。在西安建工学院任教的罗芳珪的女儿罗本忠，在转年春天，才辗转看到高峰写的这篇文稿，迅即写信给《天津日报》编辑部转给高峰一封信。信中讲述她是在她父亲殉国后十天才诞生的。对于她父亲生前的经历所知很少，以致她的故乡湖南衡东县对罗芳珪的烈士身份缺少翔实的历史资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高峰复信详细地向罗本忠介绍她父亲的战功和事迹。罗本忠第一次知道罗团在汤恩伯13军所属89师王仲廉部，于1937年8月参加南口战役浴血激战20天，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坚守南口险隘马鞍山、虎峪村、苏林口一带；她第一次知道《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小方多次报道过罗团抗敌战绩；也第一次弄清她父亲罗芳珪牺牲的具体地点是台儿庄大顾栅村，并曾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追赠为陆军少将，入祀南岳忠烈祠。
为协助解决确认罗芳珪团长的革命烈士身份问题，高峰应罗的故乡湖南衡东县之请，为烈士提供了证明材料，并为《湖南日报》写了《怀念在台儿庄殉国的罗芳珪》，刊于1990年9月1日；又协助湖南衡东县编写湖南省《三湘烈士传》中《抗日英雄罗芳珪》一稿。
一个使罗本忠一家激动的消息终于到来。1988年5月，由湖南转到陕西确认罗芳珪为革命烈士的证明书，由西安市政府正式颁发给罗本忠。当年夏天，罗本忠和她爱人陈寿安专程到天津看望高峰，感谢他的深情厚谊，他们还到台儿庄烈士牺牲的大顾栅村去凭吊。衡东县已将罗芳珪烈士的陵墓做了整修，罗本忠也去湖南祭扫。
高峰为人古道热肠，济人于危困的事迹很多，在此仅写上与罗本忠的一段交往，以见一斑。
一个正直报人的品格
高峰一生正直坦荡，他具有作为新闻记者爱国爱民、良知良能的高贵品质；写文章如此，做工作如此，做人也是如此。他一生的活动始终贯穿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文革”十年，虽处逆境，但他忧国忧民，对祖国命运的关注，时刻挂在胸间。他多年做记者，结识各阶层人士甚广，要他提供征明材料的“外调”频繁。他本着对人对事负责的精神，从不说不切实际的话。他对流行一时的逼供信，深恶痛绝，因此为某些“造反派”所不满；他们每以“立功”、“反戈一击”相诱，甚至厉声责骂或施以暴力，但高峰处之泰然，不为所动。一次有“外调”向他了解《大公报》记者徐盈、子冈，说他们夫妇是“藏在周总理身边的特务”。高峰回答说：“他俩人是30年代的共产党员，著名记者，他们一家和周总理过从甚密，但从未听说他们有什么特务行为。”外调人员反复诱逼，毫无所获，乃连声怒斥高峰“顽固”，悻悻而去。
在旧时代，天津是个被英、法、日、意等多个帝国主义强占租界的都市，他们在各自统治区，建筑了不少具有多国风格的小洋楼。1984年天津市政府把这些建筑加以修缮，一家报纸的标题说是“重放异彩”，高峰读报后，立即写信给报社，指出这标题不当。他说，如认为这些建筑物现在“重放异彩”，那么当年初放“异彩”该是什么时代？那时列强侵略中国，强辟租界，吸吮中国人民血汗，那些小洋楼过去是为洋人或封建军阀所有，这正是我们的耻辱。1988年《天津画报》筹刊时，我和高峰都想把这些小洋楼过去的主人公经历作为资料搜集起来，他并推荐一位已故朱启钤先生的后人，并说过去很多小洋楼他都曾登堂入室，非常熟悉。时至冬令，高峰身体不济，相约来年春暖时再动手，不意他在1989年春节后病发住院，竟至不起，致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多年的坎坷遭遇，使高峰最后十年多的日子里，病魔缠身，严重的肺气肿哮喘折磨着他；天寒季节足不出户，在室内走路也得扶杖。朋友去访他，谈锋虽健，但有时不得不略事停顿，或持小盂吐痰。我们见他讲话吃力，常常早些告辞。他以羸弱之躯，仍然奋笔不辍；深叹自己写作速度大不如前，给远方友人写信，说每日强作挣扎，只能写几百字了。这对惜时如金，每以“快笔”自豪的高峰来说，已痛感力不从心了。
高峰和疾病做斗争是很顽强的。他是天津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经常坚持到政协工作或开会，尽管有时感到体力不支，还是参加一些必要的会议，他说看看一些老同志、老朋友也是难得的机会。对于政协组织的有关宣传报道方面的活动，他都坚持参加，说这是我的本行，有兴趣。
1989年春节刚过，高峰病发住院，我于3月下旬去看他，病情已大见好转，他兴奋地说：“下月初就出院，告诉关平（摄影家）他们，不要再来看我了。”不意4月初病情突然恶化，殆确诊为脑栓塞时，抢救已迟，竟于4月6日19时溘然长逝。高峰，一个正直敢言的报人，就这样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1988年他曾为《天津画报》创刊号写了一篇关于劝业场一带的历史变迁，题为《郊野·梨栈·劝业场》。因画报延期，至1989年第4季始问世，他已西去7个月。在付梓时，我怀着无尽的哀思，在文章标题后的张高峰三字上，加了黑框。他一生写了无数篇文字，这竟成了他最后的遗作。
40年代高峰被逮捕期间，曾经伸出援救之手的老友郑平，特亲撰挽诗：
采访随军忆昔年，波澜笔底显烽烟；
曾传南口抗倭讯，屡报台庄奏凯旋。
哀鸿遍野泣中原，忍见灾黎受苦煎。
《实录》一鸣惊海内，为民请命骨铮然。
鄂北豫南炮火连，同舟风雨几经年；
重逢犹赋《黄昏颂》，忽报西归涕泪涟。
不接花圈不治丧，遗言语重见心长；
高风亮节垂芳范，一束心香奠老张。
西安建工学院教授罗本忠和她爱人陈寿安也赶来参加高峰的葬礼。
高峰一生，以一个正直报人固有的高贵品质，给后来人做出模范和榜样。
注①《大公报》1902年2月创刊于天津，先后在天津、上
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出版，是当时乃至
现在在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之一。
②关于高峰在河南被捉放，高峰生前曾和我简而不详地谈
过，这次为高峰撰写生平文字，我专程访问了现仍健在
的郑平老人。感谢他提供了在河南亲历的详细过程，难
得地为高峰生平填补了这段经历。郑平毕业于黄埔军校
第14期，历任国民党军队排、连、营、团长、参谋、
军部科长及师参谋长、陆大参谋班队长等职；参加过台
儿庄、中原、随枣（随县枣阳）、豫南、豫西等会战。
建国后，曾在各省市发表文史资料四十多万字，《天津
文史资料选辑》也曾发表过多篇。郑老擅诗词，有《沧
桑诗集》问世。
（本文发表在天津市政协主编近代天津名人丛书《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一书，高峰之子张刃略有改动）
高峰是芦台人（今天津市宁河县）。他生于1918年农历11月20日。祖父张彭述，字信儒，任宁河县中学语文教师，在县里是知名的书法家。父亲继曾，字伯鲁，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在母校天津南开中学任理化教师。高峰7岁丧父，家境困难，在芦台三官庙小学毕业后，于1933年转到天津河北中学（后改名民德中学）。
高峰在河北中学喜读报纸，每天午饭由食堂出来，就奔楼上图书馆。学校只订三种报——《大公报》、《益世报》、《庸报》，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东北三省后，正极力向河北、热河进逼。高峰关心时局，最崇拜《大公报》，认为它的新闻报道客观翔实，替老百姓说话。回到班里，话里话外，一提就是《大公报》怎么登的，社评怎么说的。
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全国又震动起来，期盼着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奋起抗战。汤玉麟也在报上慷慨陈词，说要誓死捍卫祖国领土。不意言犹在耳，日军距离热河省会承德还有一段距离，汤玉麟就望风逃窜，以致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热河全省。全国舆论大哗，这个绰号“汤二虎”的矮胖子，受到人民的唾骂。高峰气极，写了一篇《可杀的汤玉麟》刊登在天津《中南报》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文章。
高峰的文笔犀利，为读者所称道。回忆他在河北中学时期，国文教师蔡稚舫先生循循教导，对同学要求严格，使高峰日后从事新闻写作，初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初中毕业后，高峰转到北站外天津水产专科学校。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看到日军在华北横行，曾激忿地和水专同学高马得握谈抱负：“日本欺中国人太甚，我一定参加抗日，干什么都行，死也不怕！”这反映了他走爱国、抗日道路的坚定信心。高马得于建国后在南京以画戏名著全国，多年来和高峰保持联系，1981年我编《景剧美术》时，高峰曾介绍他发表戏画多幅。
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后，高峰离开家乡，由天津乘轮南下，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战宣传队，随军在战地服务。1938年2月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采写战地通讯，发表于邹韬奋在汉口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以后转道长沙，参加宗教界爱国人士刘良模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加入范长江主持的国际新闻社任特约记者，他是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现中国记协前身）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时高峰的采访足迹遍及湖南、湖北、浙江、山东各省；他还北渡黄河到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1940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儿童哨》新诗，就是在晋东南采访时创作的，作曲家麦新曾为这首诗谱曲，收入《麦新歌曲选》。
1940年秋，高峰进入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同时兼任《大公报》通讯员。在武大期间，他主持编辑《新闻部队》壁报，从事进步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2年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教育部联署通知武大，指名高峰等32名学生为“危险分子”，勒令离校。
报道河南饥荒，引起轩然大波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他从四川途经西安时，看到处处流浪的灾民，鸠形鹄面，沿街讨乞。到达洛阳，更是触目惊心，一片悲惨的号救之声；大街小巷，随处都发现饿倒的灾民和弃婴；一幅典型的灾民图像，使高峰受到巨大的震动。那年河南遭受“水、旱、蝗、汤”四灾，饿死达几百万人。其中所称“汤”灾，是指国民党统治河南的汤恩伯扰民之灾。灾情严重的黄河两岸，树皮吃尽，活现一片人间地狱。高峰由洛阳到豫西、豫东、淮阳等地采访，目睹灾区人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悲惨情景；而这灾情却被国民党政府有意掩盖起来，不使消息外露，也不向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如实报告。刚愎自用的蒋介石认为外间传言的河南“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是用惯了的陈词滥调，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并严令“河南的征实征购不得缓免”。与此同时，高峰在重庆看到后方官员仍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侈靡生活，他经过实地采访灾区的片片惨景，激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马瘦，后方猪肥”的义愤，于1943年1月17日，从河南叶县将据实所写的《饥饿的河南》通讯稿，寄给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深感事体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大公报》。高峰后来说，他对这个题不太满意，认为“纯客观，平淡无力”。其实这正是与前任总编辑张秀鸾一脉相承的做法：凡是平淡的内容，无妨将题标得耀眼些，如果内容充实，有显然的刺激性，标题反倒可以平淡些。
《豫灾实录》发表的转天（2月2日），王芸生又在《大公报》写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指出：“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读了这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剌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子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社评接着描述重庆富豪花天酒地、脑满肠肥的情况，最后责问道：“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税，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一篇通讯，使隐瞒已久的河南实情大白于世；一篇社评，等于讨蒋的檄文。蒋介石勃然大怒，认为《大公报》是“危言耸听，有碍抗战”。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诫。《大公报》被迫“遵命”于2月3、4、5日停刊。这时河南旅渝民主人士也联名控告汤恩伯纵兵殃民，以“水旱蝗汤”罪名加到汤恩伯的头上，蒋介石立即电令汤恩伯查明事实真相具报。一时朝野上下视线都集中河南，群情激愤。汤恩伯气极败坏，迁怒于张高峰，以编造虚构的罪名将他逮捕。这在当时河南被称为“张高峰事件”。
高峰被捉放始末
汤恩伯在抗战期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31集团军总司令、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委员，在河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飞扬跋扈、生杀予夺，自封为“中原王”。汤恩伯军曾在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当时高峰在台儿庄随军采访，和汤军一些高级将领有不少接触。他到河南采访，可以说地生而人熟，也获得汤恩伯的信任。只因他写的《豫灾实录》，揭了汤的疮痂，使汤恩伯羞恼成怒，将高峰逮捕，关押在漯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警备司令李铣和高峰原很熟识，在处理上感到为难，严了对不起朋友，不闻不问又恐无法向汤恩伯交代。他想了一条“妙计”，借口漯河距前线太近，以不安全为托词，建议将高峰转移到离平汉路较远的方城78军看管。经汤恩伯批准，高峰转押于78军军法处看守所。恰巧78军作战科长郑平在台儿庄会战时和高峰相识，通过郑平向军长赖汝雄情托，并保证高峰不会私逃，将高峰由看守所搬到军部参谋处，进出自由。一般将士都认为高峰是长驻军部的随军记者，除少数高级将领外，没有人了解高峰是被拘押的要犯。郑平还不时陪高峰看戏、游憩，还到不远的南阳卧龙岗，瞻仰诸葛亮的草庐。两人谈起三国人物，高峰说：“曹阿瞒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我和他正相反，决不辜负老朋友——你对我的信任。”原来郑平事先了解到有人曾劝高峰伺机逃走，为高峰所拒，他才对军部下了保证。高峰感激郑对他的礼遇，戏对郑说：“我驻贵军，乐不思蜀了。”
高峰被拘押数月，1943年8月间，《大公报》催问蒋介石要求恢复高峰的自由。蒋的侍从室电河南查询，78军军长赖汝雄向汤恩伯汇报说，经多次审讯和调查，没有发现张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赖在电话中听汤说话的口吻怒气全消，便婉转说：“张高峰的文章，虽有措词不当之处，但基本还是有事实的，老总看，这事怎么办？”汤正想找个理由下台阶，便告诉赖说：“那就把张高峰放了吧！”“备马把他送到大林头（31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来，我有话跟他说。”据在场的汤的侍卫副官何元邦事后对郑平说，从来盛气凌人的汤恩伯，这回还向高峰道了歉，要高峰勿计前嫌，希望他继续留在河南采访。高峰回答：“我在河南已很难工作。总司令如果放我，保证三天之内离开河南地界。”汤恩伯见高峰不给面子，勃然拍案：“你要是离河南，你就是共产党！”随后，又将高峰软禁于毗邻河南的安徽界首，准许发稿，但不能擅离驻地。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部溃不成军，高峰才得以趁机脱逃，经陕西回到重庆。
高峰回到重庆，《大公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话会，对高峰发扬正气、不畏权势，在河南猛拔虎须，大胆揭露汤恩伯的倒行逆施，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轰动河南的“张高峰事件”就划上了句号。
高峰十分感激郑平，他给郑平寄去热情的诗篇：
我在地之北，君在天之南，忍看半壁河山，遭受日寇摧残。
君在天之南，我在地之北，誓把万恶的鬼子驱逐出中国。
年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为了抗战胜利，我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蓦地，我由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是你伸出温暖的手，使我恢复自由。
用什么话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同志的爱呀，真是万镒难求。
1979年郑平定居天津，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两位老人重逢后，忆起过去的情景，感慨万分。此后，他们时相过从（注2）。
高峰在东北
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一度再到武汉大学就读的高峰，又回到重庆《大公报》任记者。深秋的一天，蒋介石夫妇为欢送在抗战期间率领美国空军在中国作战的陈纳德回国，特在重庆郊区山洞官邸举行盛大宴会。《大公报》的高峰、曾敏之，《新华日报》的鲁旺出席采访，竟被国民党特务无理刁难。他们当场表示抗议，拂袖而去，并拒绝刊发国民党认为十分重要的这条新闻。
1945年12月1日《大公报》在天津复刊。高峰于1946年初被派到阔别八年的故乡——天津《大公报》工作。他先在北平任记者，当时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军政文化重心，他和徐盈、彭子冈三人担当了全部采访任务。1946年7月调到沈阳任东北特派员。那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协助下已强占了长春、沈阳等几个主要城市，东北人民从伪满残酷的统治下，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高峰所写的通讯报道与拍发的电报，都围绕着反对内战、反美援蒋的一条主线，为国民党连篇累牍地狠敲丧钟。他从东北各角落捕捉到既典型又关键的素材，写了很多篇通讯报道，发表在天津、上海、重庆《大公报》及《观察》等杂志。他揭露国民党军队使用美制武器，使用投降的日本军人当炮手屠杀中国人民，把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各种丑闻提供给关内亿万读者。高峰的通讯很快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注意和不满，为避免意外的麻烦，他和《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天津副总编辑张琴南约好，在发表他采访的新闻时，一律把开头的“某地消息”，改为“本报某地专电”。他长驻沈阳，拍发的电报在刊发时改为长春、吉林、大连等地“本报专电”，采取这种孙悟空拔毫毛的办法，迷惑了国民党军事当局，不知《大公报》在东北究竟派驻了多少记者，从而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不使集中盯住高峰一人。这就躲避了他们多次的寻衅和迫害。那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吃败仗，狗急跳墙，眼睛都竖了起来，随便就以“戒严令”第四条“造谣生事者枪决”为借口将记者逮去。
当战局使蒋介石日陷窘境之际，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封锁也更加严厉。蒋介石几次秘密到沈阳部署军队，企图孤注一掷；对蒋介石的行踪，不准发表任何消息，但高峰与《大公报》编辑部密切配合，以“美龄号”专机的活动拍发电报，因美龄号是蒋介石专用飞机，专机到哪里，就说明蒋介石到哪里。后来这“花招”被国民党宣传当局发觉，通知电报局不准再拍发有关美龄号专机的电报。高峰于是又改在文字较长的通讯中夹注一句专机的行踪，以逃脱检查，类此事例很多。
1948年后半年，蒋介石在东北的主力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穷凶恶极，对全国进步舆论的迫害变本加厉。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重庆社会局局长陈去惑奉重庆绥靖公署的指示，向重庆市法院控诉重庆《大公报》“十项罪证”，要求给以停刊的处分。这十项中，有三项属于高峰的“罪状”：第一项就是1948年2月25日高峰通讯《严寒东北》，通讯中写了“东北政治军事均甚紊乱，人民痛苦，一片惨像”。罪名是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夸大东北危机。另外两项，一是1948年6月23日高峰通讯《干枯东北》，写了“东北不论军事、政治、经济、工业、教育，均无办法，人民痛苦万分”，罪名是“毁谤政府，夸大危机”；再一项是1948年7月8日高峰通讯《跌在槽房里》，叙述“由东北流亡到北平天津的学生，生活不如猪狗，因猪狗是有主人照顾的”，罪名是“刺激学潮”。其他七项也都是些“毁谤政府，为匪辩护，为匪宣传，淆乱视听，反对政府，刺激人心，刊载谣言，扰乱军心，夸大匪军力量，为匪张目”等词。重庆《大公报》聘请了律师辩护，经理王文彬辗转向重庆法院承办此案的法官陈诉，法官说：“这个案子是上面交下来的，我不敢宣判无罪。”但由于法官对舆论的同情，采取了以多开调查庭的办法，故意拖延时间。那时解放大军在全国捷报频传，国民党人心惶惶，最后不了了之。
勤奋撰述文史资料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高峰仍任记者。1953年1月1日又改回《大公报》，1956年9月30日迁到北京出版。由于“左”风的泛滥，1960年高峰被下放到黑龙江安达市，改行商业工作，1963年调回天津编辑工商史料。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高峰被剥夺了工作，不久被遣到东郊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干校动员“自愿”到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天津市的做法，凡历史审查已经“结论”的，一般都动员安排郊区落户为农。高峰被“批准”到东郊，先后达十年之久。直到“四人帮”倒台，1978年才调到天津市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他经常为征集史料访贤问老，并为多种报刊撰写有关当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回忆、研究文稿。
对高峰的回忆文字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独多。他善于捕捉信息，每从一条简讯、一件小事或一段文字触发联想，深入搜集素材，成为系统的文史资料。如他从水源污染治理的报道联系到蓟运河早年的名特水产，写了《当年贡品：银鱼紫蟹》；从电影《西安事变》，联想起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写了许多有关少帅的轶闻。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在沈阳担任《大公报》记者，在这块张作霖父子起家的根据地，高峰锐意搜集了不少有关历史及人物资料。他写了张氏父子的回忆文字四十多篇，其中较长的一篇是在北京《人民建材报》发表的《少帅风云漫记》，寄托了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愿望；惜未至终篇即发病住院。高峰去世后，由他的哲嗣张刃（后在北京《工人日报》任记者）根据他生前所拟的提纲及所存资料续写完稿。
早在抗战初期，高峰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读书、担任《大公报》通讯员时，就注意已迁到岷江的天津永利碱厂的动向，尤其《大公报》、永利两家负责人在战前就有着浓厚的友谊。重庆《大公报》对高峰所采访的有关永利碱厂的新闻报道，都以比较显著的位置刊登。高峰对范旭东于20年代创办的天津久大盐业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备极推崇，在他主编的《化工先导范旭东》一书中，详细介绍范在发展中国化工事业上的功绩，歌赞永利的“红三角”（碱）冲向了世界，为中国在海外扬眉吐气，并几次在专题文章中表扬范旭东“功在中华”。
高峰对于在天津扶轮中学（现铁一中学）、南开大学培养起来的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十分钦佩，赞扬他在国际数学界的突出成就，并多次著文评介。陈省身对高峰也是慕名已久；1985年陈省身由美国来天津，就任他创办的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时，特别热情地接待了高峰的访问。10月27日《天津日报》刊登了高峰和陈省身促膝交谈的照片，高峰写了访问记交香港《文汇报》发表。
高峰能在晚年撰写大量的回忆文字，一是靠他当记者的采访经历和善于积累资料，再是他有过人的记忆力。他采访时，为了使谈话气氛和谐、不拘谨，尽量不做笔记或少做笔记，而是认真听取对方的陈述，归来后根据记忆整理成篇。对于几十年前的旧事，往往能准确地记得年月，乃至具体日期，甚至记得人物的言谈举止。对于他经历过的战役，能记得部队番号、装备，指挥官的名号，有些资料在图书、档案中可能是没有的。高峰还是个有名的“快笔”，他的快，不是信笔疾书，随意为之，而是平时对事物的观察、分析的积累，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每具成竹之见，故能笔端一开，顷刻成文。当然这和他记者的职业长期的锻炼有关。《大公报》所以能培养了很多名记者，如范长江、徐盈、子冈、吕德润、高集、黎秀石、朱启平等，和《大公报》对工作的严格要求也是分不开的。
和罗芳珪团长的一段因缘
高峰于1938年3月随军采访了震动中外的台儿庄战役。这是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将近一年以来，首次遇到的强硬抵抗，使日军矶谷师团伤亡惨重。高峰在采访中结识了汤恩伯13军89师529团团长罗芳珪。罗在南口抗战中，以英勇杀敌成为抗战初期四大名团之一，另三个团是在芦沟桥抗敌的吉星文团、在上海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以及忻口会战中袭击日军机场的陈锡联团。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小方曾多次报道罗团于南口、居庸关在日军天上飞机轰炸、地面坦克横冲下，不怕牺牲、顽强抗击日军的战况。台儿庄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罗芳珪不幸在指挥中壮烈殉国。正在前线采访的高峰闻耗，立即赶到罗团阵地，到指挥所时，罗团长的遗体尚有余温，面对这位身经百战年仅31岁的指挥员，潸然泪下。他从树丛中摘了两枝盛开的桃花，默默地放在烈士的胸前，沉痛地悼念这位抗日殉国的英雄。
1985年当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高峰写了一篇纪念文字《随军增援台儿庄》，发表于9月1日《天津日报》，文中提到台儿庄战役以及罗芳珪团长牺牲的情况。在西安建工学院任教的罗芳珪的女儿罗本忠，在转年春天，才辗转看到高峰写的这篇文稿，迅即写信给《天津日报》编辑部转给高峰一封信。信中讲述她是在她父亲殉国后十天才诞生的。对于她父亲生前的经历所知很少，以致她的故乡湖南衡东县对罗芳珪的烈士身份缺少翔实的历史资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高峰复信详细地向罗本忠介绍她父亲的战功和事迹。罗本忠第一次知道罗团在汤恩伯13军所属89师王仲廉部，于1937年8月参加南口战役浴血激战20天，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坚守南口险隘马鞍山、虎峪村、苏林口一带；她第一次知道《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小方多次报道过罗团抗敌战绩；也第一次弄清她父亲罗芳珪牺牲的具体地点是台儿庄大顾栅村，并曾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追赠为陆军少将，入祀南岳忠烈祠。
为协助解决确认罗芳珪团长的革命烈士身份问题，高峰应罗的故乡湖南衡东县之请，为烈士提供了证明材料，并为《湖南日报》写了《怀念在台儿庄殉国的罗芳珪》，刊于1990年9月1日；又协助湖南衡东县编写湖南省《三湘烈士传》中《抗日英雄罗芳珪》一稿。
一个使罗本忠一家激动的消息终于到来。1988年5月，由湖南转到陕西确认罗芳珪为革命烈士的证明书，由西安市政府正式颁发给罗本忠。当年夏天，罗本忠和她爱人陈寿安专程到天津看望高峰，感谢他的深情厚谊，他们还到台儿庄烈士牺牲的大顾栅村去凭吊。衡东县已将罗芳珪烈士的陵墓做了整修，罗本忠也去湖南祭扫。
高峰为人古道热肠，济人于危困的事迹很多，在此仅写上与罗本忠的一段交往，以见一斑。
一个正直报人的品格
高峰一生正直坦荡，他具有作为新闻记者爱国爱民、良知良能的高贵品质；写文章如此，做工作如此，做人也是如此。他一生的活动始终贯穿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文革”十年，虽处逆境，但他忧国忧民，对祖国命运的关注，时刻挂在胸间。他多年做记者，结识各阶层人士甚广，要他提供征明材料的“外调”频繁。他本着对人对事负责的精神，从不说不切实际的话。他对流行一时的逼供信，深恶痛绝，因此为某些“造反派”所不满；他们每以“立功”、“反戈一击”相诱，甚至厉声责骂或施以暴力，但高峰处之泰然，不为所动。一次有“外调”向他了解《大公报》记者徐盈、子冈，说他们夫妇是“藏在周总理身边的特务”。高峰回答说：“他俩人是30年代的共产党员，著名记者，他们一家和周总理过从甚密，但从未听说他们有什么特务行为。”外调人员反复诱逼，毫无所获，乃连声怒斥高峰“顽固”，悻悻而去。
在旧时代，天津是个被英、法、日、意等多个帝国主义强占租界的都市，他们在各自统治区，建筑了不少具有多国风格的小洋楼。1984年天津市政府把这些建筑加以修缮，一家报纸的标题说是“重放异彩”，高峰读报后，立即写信给报社，指出这标题不当。他说，如认为这些建筑物现在“重放异彩”，那么当年初放“异彩”该是什么时代？那时列强侵略中国，强辟租界，吸吮中国人民血汗，那些小洋楼过去是为洋人或封建军阀所有，这正是我们的耻辱。1988年《天津画报》筹刊时，我和高峰都想把这些小洋楼过去的主人公经历作为资料搜集起来，他并推荐一位已故朱启钤先生的后人，并说过去很多小洋楼他都曾登堂入室，非常熟悉。时至冬令，高峰身体不济，相约来年春暖时再动手，不意他在1989年春节后病发住院，竟至不起，致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多年的坎坷遭遇，使高峰最后十年多的日子里，病魔缠身，严重的肺气肿哮喘折磨着他；天寒季节足不出户，在室内走路也得扶杖。朋友去访他，谈锋虽健，但有时不得不略事停顿，或持小盂吐痰。我们见他讲话吃力，常常早些告辞。他以羸弱之躯，仍然奋笔不辍；深叹自己写作速度大不如前，给远方友人写信，说每日强作挣扎，只能写几百字了。这对惜时如金，每以“快笔”自豪的高峰来说，已痛感力不从心了。
高峰和疾病做斗争是很顽强的。他是天津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经常坚持到政协工作或开会，尽管有时感到体力不支，还是参加一些必要的会议，他说看看一些老同志、老朋友也是难得的机会。对于政协组织的有关宣传报道方面的活动，他都坚持参加，说这是我的本行，有兴趣。
1989年春节刚过，高峰病发住院，我于3月下旬去看他，病情已大见好转，他兴奋地说：“下月初就出院，告诉关平（摄影家）他们，不要再来看我了。”不意4月初病情突然恶化，殆确诊为脑栓塞时，抢救已迟，竟于4月6日19时溘然长逝。高峰，一个正直敢言的报人，就这样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1988年他曾为《天津画报》创刊号写了一篇关于劝业场一带的历史变迁，题为《郊野·梨栈·劝业场》。因画报延期，至1989年第4季始问世，他已西去7个月。在付梓时，我怀着无尽的哀思，在文章标题后的张高峰三字上，加了黑框。他一生写了无数篇文字，这竟成了他最后的遗作。
40年代高峰被逮捕期间，曾经伸出援救之手的老友郑平，特亲撰挽诗：
采访随军忆昔年，波澜笔底显烽烟；
曾传南口抗倭讯，屡报台庄奏凯旋。
哀鸿遍野泣中原，忍见灾黎受苦煎。
《实录》一鸣惊海内，为民请命骨铮然。
鄂北豫南炮火连，同舟风雨几经年；
重逢犹赋《黄昏颂》，忽报西归涕泪涟。
不接花圈不治丧，遗言语重见心长；
高风亮节垂芳范，一束心香奠老张。
西安建工学院教授罗本忠和她爱人陈寿安也赶来参加高峰的葬礼。
高峰一生，以一个正直报人固有的高贵品质，给后来人做出模范和榜样。
注①《大公报》1902年2月创刊于天津，先后在天津、上
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出版，是当时乃至
现在在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之一。
②关于高峰在河南被捉放，高峰生前曾和我简而不详地谈
过，这次为高峰撰写生平文字，我专程访问了现仍健在
的郑平老人。感谢他提供了在河南亲历的详细过程，难
得地为高峰生平填补了这段经历。郑平毕业于黄埔军校
第14期，历任国民党军队排、连、营、团长、参谋、
军部科长及师参谋长、陆大参谋班队长等职；参加过台
儿庄、中原、随枣（随县枣阳）、豫南、豫西等会战。
建国后，曾在各省市发表文史资料四十多万字，《天津
文史资料选辑》也曾发表过多篇。郑老擅诗词，有《沧
桑诗集》问世。
（本文发表在天津市政协主编近代天津名人丛书《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一书，高峰之子张刃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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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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