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的本名叫刘濛，写作时用柳萌的笔名，长此以往，知道我笔名的人，远比知道真名的人多，尤其是在文学界更是如此。我出生于宁河县旧县城。这个三面环水的北方小镇，原来隶属河北省，后来划归天津市，我也就成了天津人，但是性格中依然不失燕赵人的爽直。正是由于这种爽直的性格，在后来踏进社会以后，使我的命运总是磕磕绊绊。完全印证了那句话，人的性格即人的命运。
  我的老家是什么样子呢？我说不大清楚。只是依稀记得，长长的蓟运河，犹如一条丝带，静静地流过小镇。在小镇的街上，有我家一处房子，距旧县衙门不远，这是个紧凑的院落，不算大，也不算小，四世同堂的十几口人，在这里居住生活，并无一点局促之感。跨进大门有个院子，里边种着各种花儿，我认识的花，只有夹竹桃和晚香玉，夹竹挑摆在天井上，比较显眼，晚香玉到了夏天散香，比较张扬，就成了我对老家的标志性记忆。老家的院子里有没有树，一点也记不得了，就是有也不会是枣树，这点非常肯定，因为每逢秋天红枣挂上枝头，我都是爬过院墙到
  隔壁，去摘邻家树上的红枣，如果我家有枣树，就不会舍近求远了。不过我得说明，我说的邻家，其实是我的二姨奶奶家，二姨奶奶就是我奶奶的亲妹妹，不然人家怎么会答应我随便摘呢？所以说，我对老家的真正记着的事情，就是摘红枣捉蛐蛐掏螃蟹，以及夏天夜晚在院中纳凉，听长辈们讲故事和闲聊。
  老家是个旧式家庭，上有曾祖母，下有弟弟妹妹们，说了算的自然是曾祖母。后来我母亲得罪了曾祖母，父亲又丢了营生，曾祖母就开始嫌弃母亲，在祖父祖母的劝说下，母亲带着我到了姥爷家另过。姥爷家好像是在板桥镇，我和母亲却落户在孟旧窝。这是为什么呢？稍大点母亲说，姥姥不是亲姥姥，她是母亲的后娘，没有办法住在一起，姥爷就把我们娘俩安排在这儿啦。后来父亲在天津找到工作，我跟母亲又迁居到芦台，芦台靠铁路线距天津近。到了芦台不久大弟弟降生，我们娘儿仨个在此过活，经济上不算是很富裕，父亲寄的钱却也足够开销，起码没有拮据之感。孟旧窝是个农村，芦台是个小镇。依我的性情而论，似乎更喜欢农村，那一派的乡村风光，让我许多年都难以忘怀。我写的散文《寂寞的童年》，有一部分就写的这里。由于对田园风光眷恋，到了芦台以后，只要是有时间，我就去蓟运河边，望着静静的水流，想着在农村度过的时光。家乡的田园风情和河流，于潜移默化中浸润了我的心灵，就总是想表达内心的感受。我对于文学的爱好，好像也正是缘于斯。
  参加工作以后，免不了要填写表格，各式各样的都有，有一栏不可少，就是关于家庭成分，一到填写这个栏目时，我就总是有些犯愁，真的不知道应该咋填。一个小时候在老家的孩子，总共没有生活几年，就跟随父母离开了，哪能知道那么多事情呢。老家无论是富是穷，对于我似乎都无什么干系，可是在当时我又不得不填。所以只好如实讲述家中情况。家里有无财产不详，只记得祖父在外地经商，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他。跟祖父一样
  从商的，还有我父亲和三叔。家里也有两位正经读书人，一位是我的三爷，他毕业于北洋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另一位是我的二叔，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可是这两位好像学了等于白学，或者是当时的社会不允许，在我的印象中都当了教师。至于家中的几位姑姑，也都是中学毕业生，不识字的人只有母亲，以及祖母、婶婶等几位女眷。由此看来家境还算说得过去。不然是不会让这么多人读书的。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家情况。
  我的小学学业是在孟旧窝中心小学完成的。读中学时父母已在芦台安家，我就上了河北省立宁河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还算是比较好的，紧挨着美丽的蓟运河，校舍方正幽静树木也多，距离镇上还有十来里路，没有什么市声的干扰，很适合学生们安心读书。这个学校的校长杜书田（杜心耕），是我们宁河镇人，据说是一位教育家、在家乡比较有名气，学校在他的管理下，学校校风和学生成绩都好，在当时的河北省算是一所名校。可是我读了不到一年，就又跟随父母到了天津，重新考入天津市立中学。
  《三月风》征文评委会上，柳萌（左一）与作协副主席冯牧、著名作家袁鹰同志合影
  当时天津只有四所官立中学，南开、耀华两所中学都是私立，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的孩子上不起，以我家的情况看只能上官立学校。这所学校就是现在的天津市立第一中学。我在进入社会工作以后，之所以有能力胜任一些职务，特别是在从事文学写作上，多少取得一点小的成绩，我想跟这两所学校——宁河中学、天津一中，对我的熏陶培养有着很大关系。尤其是天津市第一中学，当时有许多学生社团组织，在培养学生爱好启迪才智方面，非常重视并形成了良好的传统，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名家。我永远感谢这两所启迪我心灵的知识圣殿。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我跟许多富于幻想的孩子一样，相信自己会有个美好的前程，只要我勤奋地读书学些本领，我一定会比我的长辈们生活得好。谁知幻想毕竟是幻想，在后来的三次大的政治事件中，使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开始了并不美妙的人生。这时我越发思念那久违了的故乡，思念那条给过我无限欢乐的蓟运河，并且从中意识到，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童年和少年，人间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养育生命的故乡，所以在我的散文作品中有相当的篇幅，都是倾诉我对故乡童年的悠悠情愫。
  第一次的政治事件是抗美援朝战争。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好像别无选择，凭着年轻人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唱着《走进军干校》、《共青团员之歌》走进绿色军营。我以为会让我去朝鲜前线，却不料把我留在了某军种的后勤部，当过文化教员，任过工作员，做过编辑，在北京过起穿军装的机关生活。在当时那种革命情绪激昂的年代，大多数年轻人都渴望壮烈摒弃平庸，我当然也不会例外，渐渐地就开始有点不太安心工作，跟组织提出到大学读书的要求。正当考虑送我到军事外语专科学校时，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查出我的肺结核病，便到北京郊区部队疗养院疗养了几个月。出院后正赶
  上部队机关整编，我就正式提出来转业地方，领导上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从此结束了将近四年的军旅生涯。在部队的四年时光，尽管不是在基层，甚至于连枪都未摸过，但是对我意志品德的磨练非常重要，这为我后来学会生存打下了基础。
  最初打算分配我到中央轻工业部机关团委工作，后来考虑我跟苏联专家学习过统计，算是专业人员，组织部门决定让我到交通部，同样还是在机关里做些事务工作，惟一变化只是把那身绿军装脱掉了，我当然也就不很甘心和安心，就再次提出报考大学去读书。当时我已经在报刊发表过一些作品，又在部队做过编辑工作，领导上也就同意了我的要求。可是天有不测的风云，就在我准备进考场的头一天，部里保卫部门来人通知我，责令我放弃这次考试接受审查，因为当时正在搞“反胡风运动”，我的两位作家朋友出了事殃及到我，以及我自己诸如不安心工作、个别作品有问题等等，这时都成了审查批判我的理由。经过一个时期的审查批判，最终只以“名利思想严重”的结论，结束了这场让我欲哭无泪的政治玩笑。我又不得不面临另一次的命运抉择。在两位好心领导的力荐下，让我离开交通部部机关，到《人民航运报》社做编辑。未能如愿到大学读书，总算让我做了喜欢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安排还算满意。
  可是老天爷好像硬是要跟我过不去，险恶的幽灵总是不依不饶地跟着我，正当我想在新的岗位上做些事，中国的政治天空又刮起整风反右风暴。只因为我直率地说了些真话实话，结果又遭受了比上一次更惨的打击，一夜之间就沦落为被专政的“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放生活。先是在北大荒农场劳改，跟一些文化界的大右派一起劳动，过着当地人戏称为“二劳改”的日子。三年的压抑生活结束后摘了帽子，我满以为会重新回北京工作，不成想又把我发配到内蒙大草原。在一个野外工程队继续劳动。在内蒙古的18年间，我又经历了“文革”、“挖内
  人党”，这些比过去任何一次更残酷的运动。直到“文革”后期内蒙实行军管，在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对我再一次审查后，我的命运才有所好转，让我重回新闻队伍，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日报》社当文艺编辑。
  人的命运说是要由自己掌握，其实根本办不到，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二十几年前，决定个人命运的是大的政治环境。个人的性格只是在好坏的程度上起作用。我的命运真正恢复得比较正常，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二十几年里，如果说在后半生还算做了些事情，并在文学写作上有些显著成果，这完全得利于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良好的政治文化宽松氛围。这使我认识到，没有自由活泼的良好环境，个人再有聪明才智和能力，都难以发挥出来。
  我是1978年回到北京的，那时“右派”问题还未改正，比其他“右派”早回来一年。先是借调到《工人日报》社，在文艺部当编辑组长。两年后正式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任《新观察》杂志编辑组长、编委、副编审，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编审，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编审，《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编审，1998年秋天退休，完全成了个自由自在的人。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时节退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收获。我曾问自己：我有收获吗？一生最好的年华最富于创造的才智，都被那个荒唐年代一点一点的啃食了，就像一个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都被可恶的虫子一点一点地伤害了，怎么能指望会有理想的收获呢。我也是这样。
  退休以后，有两样东西完全属于我，一个是时间可以自在支配，一个是思想可以自由驰骋，这对于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比金钱地位都更为宝贵。在工作岗位上那些年，由于终日杂事缠身，写作只是偶尔为之，而且大都写得非常匆忙。现在可好了，再没有了任何羁绊，时间就是天地，思想就是骏马，任凭我随意
  从容漫步，都再无人管束。每天上午坐在电脑前，我的心情就会纯净无比，如同小时候在家乡，静坐蓟运河畔芦苇丛里，听水鸟鸣唱，赏船帆轻移，整个心灵都觉得清清爽爽。一两千字的短文总能顺利成章。
  我自幼喜欢文学，读初中时发表第一篇散文，随后陆续地又发表了些诗文，正当我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时，残酷的政治运动毁了我的理想，这一沉落就是比黄金还珍贵的22载。在不能写作的时候，经常想的依然是文学，希望有一天铺开稿纸，向世人倾诉我的心声。1976年粉碎万恶的“四人帮”后，祖国的政治天空朗日清风，我的政治生命也恢复正常，这时才又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结合自己经历写的一批散文，如《寻找青春的歌》、《假如我还年青》、《要不熄灭心中的灯火》、《采撷鲜嫩的生活花朵》等，在《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散文》、《青年时代》、《辽宁青年》等报刊发表，有的由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一定的反响。这些文章成书定名《生活，这样告诉我》，198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两次印行达六十多万册。著名诗人艾青先生，特为此书写序《我也曾经是个青年》。图书出版后得到一些著名评论家的好评。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拿到这迟来的第一本书的样书，真可谓思绪万千喜忧参半，不禁想起那被毁灭的最美好的时光。倘若没有那场人为的灾难，我的第一本书的出版，恐怕不会等到中年时期。
  如今我已经写了近两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大都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南方周末》、《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十月》等大的报刊，以及各地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上。近几年每年都会有一两本新书出版。有的作品被选入《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文学名作文库》（作家出版社）、《华夏20世纪散文精选》（华夏出版
  社）、《1949——1999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大众文艺出版社）、《20世纪中国名家散文》（中国广播出版社）、《中国抒情散文大观》（山东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散文精选》（甘肃人民出版社）、《中国作家人生历程》（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当代散文检阅》（陕西人民出版社），《硝烟散去——20世纪军旅散文选》（解放军出版社），以及其他优秀散文作品选本一百多种。已经出版的散文随笔集有：《生活，这样告诉我》（中国青年出版社）、《心灵的星光》（四川人民出版社）、《寻找失落的梦》（中国工人出版社）、《岁月忧欢》（华龄出版社）、《消融的雪》（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珍藏向往》（北岳文艺出版社）、《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柳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柳萌散文》（华夏出版社）、《生命潮汐》（陕西人民出版社）、《变换的风景》（远方出版社）、《真情依旧》（中国青年出版社）、《穿裤子的云》（民主建设出版社）、《无奈的告白》（海天出版社）。
  作品集《生活，这样告诉我》获第一届中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寻找失落的梦》获第三届中国纪实文学优秀作品奖。散文《腕上晨昏》获“南浔杯”全国散文大赛二等奖，散文《母亲，您应该有欢颜》获天津市建国50周年征文比赛一等奖。还有多篇散文获全国各类报刊奖项。
  一部回忆性的散文集《春天的雨秋天晴》，于日前脱稿已交给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北京杂文学会理事。
  连续五届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高级职称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1987年出版高级职称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评选委员会副主任、第二届
  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评选委员会委员。
  1997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政府津贴。
  我上边讲述的个人经历和创作情况，重要的不在我取得了什么所谓成绩，那些无论是谁只要去做都会有这样的结果，何况这些还是转瞬即失的东西，没有必要当做什么荣耀去吹嘘，只能作为自己的一笔生活账记下就是了。比这更要紧的是，让我从苦难的经历和奋斗中认识到，人这一生什么预想不到的倒霉事都有可能碰上，关键是在困难坎坷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放弃没有出路。这就如同长江、黄河和养育我的蓟运河，只要认定了自己的方向，就总是不舍昼夜地一直往前流淌。人也应该这样自信、执著。
  原载《中国新时期散文百家传略》（成都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增改
  在贾平凹《浮燥》讨论会上，柳萌（左二）与著名评论家唐达成、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谢永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