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的父亲万国儒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市分会理事，中共党员、专业作家。是天津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社创始人之一，担任天津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社主任、顾问。他1931年2月16日出生于宁河县板桥镇王石庄，1990年3月10日因患肺癌去世，享年59岁。
  他的创作生涯始于50年代，这期间不断在《天津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纸及刊物上发表散文和小说，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关注。评论界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特别是短篇小说《欢乐的离别》发表后，茅盾在《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欣赏》中给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欢乐的离别”还被选入全国中学教科书。随后，冯牧在《略论万国儒创作》一文中也做了系统的评论。父亲的作品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创作写法，以现实生活为根本，用艺术家的独具慧眼，挖掘、提炼、塑造人物，形象逼真，呼之欲出。他继承了老一辈文学家的写作风范又融入了他自己的独特写作风格，运用描写技巧，简练的语言，人物的对话，展示出人物的精神内涵和作者追求艺术思想的升华。
  他先后出版了《风雪之夜》、《龙飞凤舞》、《欢乐的离别》三个短篇小说集（选入作品40篇），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被文艺界称为“南胡北万”（南方的胡万春、北方的万国儒）。文革期间被迫搁笔，粉碎“四人帮”后又从事专业创作。他的一生，是追求创作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的一生，是拼搏奋进的一生，是璀璨的一生。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文学创作事业。
  一、他的童年
  父亲出生那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侵占了东北三省，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他的幼年时代，就是在抗战和时局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度过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全国抗战开始。父亲在抗日战争后期，接受了革命教育，参加了儿童团。在配合民兵、游击队对敌斗争中，手持红缨枪在村口路边站岗放哨。从小就锻炼了他爱憎分明的品德和一丝不苟的革命精神。
  他9岁开始在本村读私塾五年。他喜爱读书，更酷爱古代文学作品。因为他在家中是长子，所以边读书边帮助家里干农活。这使他从小就熟悉农业生产、季节收成和耕耘技术，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养成了质朴、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在读书中，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中汲取营养，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1948年，他离开了家乡来到天津，到大华染厂学徒。这是一家私人企业。学徒生活很苦，除了白天在厂里干活外，早晚还要在老板家里生炉子、打扫卫生、带孩子、叠被、倒尿桶。父亲曾多次向我们提起那段学徒工的生活。记得他讲过，有一次，炉子点着后，因为忙着去做卫生、带孩子，忘了加煤，炉子灭了。
  老板就把他叫过来，让他用手去摸炉子。可想而之，刚灭的炉子温度还很高，一下子就把手给烫坏了，起了许多大燎泡，就是这样还得照样去干活。他的童年学徒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每当他讲起往事，总是告诫我们说：“你们生活在新社会是幸福的，要好好珍惜，不要荒废时光，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以，我们学习成绩都很好，没有让父亲操心。
  二、从工人到作家的成长历程
  1949年天津解放了。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翻身做了主人。像父亲这样的学徒工，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解放带给工人们新的生活，新的希望。最明显的就是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当时上夜校学习，补习文化已成为社会新风尚。解放初期，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希望从工人中培养出知识分子，那时，做个工人最光荣，工人的地位在社会上是最高的。父亲白天在工厂努力生产，晚上到夜校参加学习。他从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起步，一直读到高中文化水平。
  1952年，由于他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生产上表现突出，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称共产主义青年团）。
  天津大华染厂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离现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很近。老人们讲，第一工人文化宫的旧址，是一个类似赛马场一样具有赌博性质，由外商经营的回力球场。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其改建为工人文化宫，成为天津市广大职工群众学习知识、增长才干、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父亲因喜爱文学，经常到一宫图书馆，借阅文学书籍。每次都是在闭馆人员多次的催促下，最后一个离开的读者。有时，读书读得入了迷，闭馆后，就
  在马路的路灯下读到天明。这时期，他几乎将一宫图书馆里的书籍一览无遗。
  在毛主席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大量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熏陶下，1954年他开始业余写作。当时他住在单身宿舍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写作的条件非常艰苦。白天工作，晚上又怕打扰别人休息，只好趴在床上，用手电照着读书和写作。在他初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社会、报刊编辑部、工会、作协文学界老前辈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写作艺术不断提高，进步很快。
  1956年开始，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大华染厂作为私营厂也公私合营了。这时的父亲，眼界更宽了，政治觉悟更高了，在工厂里更加积极地努力工作。因劳动成绩突出，被评为天津市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同年，第一工人文化宫组建天津工人文学社，号召工人写文学。他是工人文学社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直积极参加活动，不断提高写作水平，被选入天津工人文学社委员会，担任主任。他热心工人文学社的工作，团结众多的青年业余作者，探讨作品，培养工人业余作者，研究工人文学社发展方向。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废寝忘食，深夜才回家，为繁荣天津市职工业余文学创作事业做出贡献。对此，许多父辈老同志这样对我说：“天津工人文学社培养出许多文学人才，万国儒、张知行、刘中枢、王德奎等都活跃在工矿、企业的文化阵地上。有许多人，还成为机关、企业的大文笔。为繁荣天津文化生活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1955年，父亲的处女作《归队》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而后又不断在《天津日报》、《人民日报》、《新港》、《人民文学》等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散文和小说。
  1958年他的创作进入了高峰，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除了反映工人生活外，还有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和散文，这是他创作上一个新的开拓。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工人阶级明朗
  而乐观的调子，有浓厚的工厂、农村生活气息，保持他素有的新鲜而朴素的特色，受到读者的欢迎。引起了文艺界、评论界的重视。著名老作家孙犁曾指出，50年代中国文坛曾先后有两颗新星出现：一个是工人万国儒、一个是农民谷峪，可见评价之高。
  1960年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由工厂调到《新港》编辑部当编辑。1961年在天津作协开始从事专业创作。这期间他虚心向著名作家孙犁等老作家们学习，又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进修两年。通过系统学习，无论是从文化修养上，还是写作技巧上都有很大提高。出版了《风雪之夜》、《龙飞凤舞》、《欢乐的离别》三部短篇小说集和《肖德训》、《踩电铃》、《风雪之夜》三本工农创作丛书。《肖德训》写的是天津特等劳动模范肖德训技术革新的事迹。《踩电铃》写的是一个老工人在“两参一改”运动中思想转变的故事。《风雪之夜》写的是在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中工人发扬主人翁精神的故事（以上集子和丛书均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64年他作为中国作协学习访问团成员赴大庆油田，到王铁人带领过的1205钻井队深入生活。这使他增强了对铁人精神及石油工人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很快写出讴歌石油工人的作品——《钻台上》等饱含石油工人豪情壮志的战斗之歌。这次大庆之行，加上他50年代的成就，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当时许多青年人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读书写作蔚然成风，形成社会的新时尚。至今，还有许多经历这一时期的老工人、老同志回忆说：“那时我们崇拜的是作家万国儒。他是我们的楷模，就像现在小青年追星族一样，我们深深地被他所吸引。大家都努力认真学习，在工厂里工人们都掀起学习写作的高潮。”
  1966年正当父亲的创作道路灿烂辉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遭到了批判和迫害，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这时期，他还坚持学习、写作。
  1980年，打倒“四人帮”后，他又重新回作协从事专业创作。连续在《天津日报》、《小说月报》、《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五十多篇，其中短篇小说《柳魂》获天津市文学佳作奖。他还长期到宁河农村深入生活，积累素材，酝酿写作长篇小说。正当他要甩开膀子大干时，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假如父亲还健在的话，他还会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因为他有能力攀登文学创作的高峰。
  三、名噪文坛的十年
  1957年至1966年十年间，是他创作高产阶段。共发表作品61篇。这些作品，主要描写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及社会主义建设中“两参一改”和技术革新的事迹，讴歌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
  《欢乐的离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显示了他创作情节单纯、简练的艺术特色。把当时技术革命的现实和远大理想结合起来，写得真实和深微。作品中的主人公，那个老工人，力求把全厂机械化的手工活都包下来。最后，他还是告别了他师父留给他的、伴随他大半生的血泪斑斑的大锤。他抓住和大锤告别这个动人的细节，展现出了老工人苦难辛酸的过去和解放后的新生活。和大锤的告别，寓意着向苦难告别，向往昔告别，向落后的手工业告别，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工人阶级跨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新时代的崭新精神风貌。这篇作品在60年代初期，被选入工人、青年作者几种选集。在纪念建国三十周年时，由人民文学编辑部编入《短篇小说选》并被选入全国中学教科书，培养教育了新中国的一代人。
  关于父亲的作品，茅盾同志在1962年的《夜读偶记》中有过精辟的评价：“给了我们很多风趣盎然，而又意义深长的仅两
  三千字或竟有千余字的短篇；这在短篇小说不能短的今天的时尚中，不能不引人注意。”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欢乐的离别》增订本（发行了100万册），孙犁同志写了小引：“万国儒同志原是工人，他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五十年代后期。短短几年间，他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可见他的生产力是很高的。”“这（指茅盾上述评价）可以说是不刊之论，我有同感，较之其他一些工人作者的作品，万国儒的小说，是多情趣的，涉及生活，也比较广泛，他的思路比较广，也比较活泼。”
  在父亲写的作品中，可以读到不少富有风趣，生活广泛的小说，作品短小精悍，文笔流畅。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那个时期提倡文艺为大众服务，从现实主义出发，歌颂党，歌颂新社会，歌颂工人阶级，提倡大公无私、不计较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工人们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真正反映出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风貌，记述着社会前进的步伐。
  《风雪之夜》是1958年在《新港》文学月刊发表的。是一篇写工厂在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中，工人发扬主人翁精神的小说。据有关老同志回忆，他认为不管那个年代有多少值得吸取的惨痛教训，但他回想这篇作品仍感到火热。作品反映的是工人阶级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心，也是作者的心。
  这篇小说是写工人义务加班打浅水井的故事。而厂长本人也为此不眠不休。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是“好人好事”，老套子。但蕴涵在字里行间那种火一样的激情，那种来源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那种不计个人报酬，不靠物质刺激奋力拼搏的战斗气氛，是燃烧生命放射出来的光焰和火热，振奋着感染着读者。
  父亲在这期间所写的短篇小说，很多是反映了当时人们那种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那种在生产建设中发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人和事，它闪烁着时代
  的光芒。
  《小院春秋》这篇小说写的很短、很美。从题材构思，叙事抒情上都有其特色，是写海河边的一个小院，住着三户人家。三家男人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同在一个机关里工作。三家女人也从乡下迁过来，夫妻团聚。生活幸福而平静。但是国家经济处于调整时期，干部下放。这时三户人家的男人们，都报名下乡或去边疆，三个女人，从不理解到同丈夫一起同往的思想转变过程。
  他写的小说意境不断地提高、趋于完美，这源于他勤奋。他不断深入农村、工厂去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尤其是在大庆油田写出的作品，显示了他扩大了写作的视野，提高了写作的境界。作品中的故事在油田已有流传，能写出来则反映出他的写作功力。
  《钻台上》是他的名篇。对油田生活的描写，小说人物的塑造，对事物的提炼，对素材的剪裁，都是他遵循从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和提高的现实主义原则，使小说中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中心思想更加鲜明生动。《钻台上》写的主要人物名字叫王刚（他的原型是铁人王进喜），““认识他是在一个晚会上，他是石油战线上的著名英雄，当时穿一件黑色旧棉袄，敞着胸，带一顶蓝色的鸭舌帽。他身个不高，红黑面孔，他跟每个普通劳动者一样，给人的印象是朴实而亲切的。然而，当我第二次看见他，却发现他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人，按别人的话说，满厉害哩！但也就在这时，你会更深的看到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同志对下级关心备至的高贵品质”。作品讲述了钻台上一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图快，违反操作安全规程，卸钻杆时不带护丝，王钢发现后，教育帮助这个青年工人，使之锻炼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石油工人的故事。读后令人深受启迪。
  《走过来的道路》，主人公是一名刚从学校毕业的高中生，后来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石油工人。父亲是这样描写的：“他锻炼出
  一双山鹰般锐利的眼睛和在风霜中摔打出来的棒骨架。他穿着那身满是泥浆的工装，走起路来，真是威武，沙沙地风响。为了谛听钻机的各种声音，就在滴水成冰的冬天，他头上那顶大皮帽子也不放下耳扇子，而且让它们在中间翘翘着，一走一忽闪，就像是山鹰的翅膀在飞。而最重要的，是他有了一个石油工人的宽广胸怀，每当他爬上那高耸入云的井架顶端，他觉得他站在地球的最高处，看到了全世界；当他伴着雷鸣般的钻机吼声，推起三百斤重的大吊钳时，地球确实在他脚下颤抖了。他创造了全油区打吊钳的最高记录。”
  描写石油工人的作品还有《考试》、《高高的井架》、《井架工的爱情》、《石油花开红似火》等。
  四、“文革”后他又焕发艺术青春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父亲遭到了批判和迫害，下放到天钢第一炼钢厂劳动改造。这时他和工人们贴得更近了，很快融为一体。劳动改造期间，全国劳动模范的英雄事迹感染着他，先后写了《刘改勋》、《刘小黑》、《崔奎明》、《耿连堂》、《刘元臣》等人物速描，及《路畔红花》、《盼春兰》、《家庭》、《炼钢曲》等小说和散文，还写出了多幕话剧《炉边风火》，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厂内话剧团上演了四十多场。在那没有文化生活的时期，丰富了工厂工人们的业余生活。在这15年里，他发表的作品比较少，只有11篇，但为后十年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至1990年十年间，是改革开放，思考、调整、提高升华的阶段。他在这个阶段共发表五十多篇作品、二十多万字。作品不仅显示了他写作题材的扩大，而且显示了他写作功底的深厚，更有内涵，更耐人寻味。这时期的作品，着重歌颂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反映了农村改革开放中新的精神面
  貌。他善于捕捉时代跳动的脉搏，挖掘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具有引人深思的艺术力量。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重返文坛，调回天津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8月16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这使他又焕发了创作的青春，陆续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审判前的较量》、《野马郑长河》、《在家乡的土地上》、《柳魂》、《故土深情》、《活力》、《七里海情思》、《县委书记轶事》、《奋飞之歌》、《焊花璀灿》、《马齿菜》等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作品。
  他写的《柳魂》发表后，获1984年天津文学佳作奖，并编入建国三十五周年天津短篇小说选《升华》一书。在《柳魂》这篇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老一辈工人的生活、思想、情操，它以高昂的调子为工人阶级唱出了赞歌，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铮铮铁骨，它使我们感到工人群众依然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金梁玉柱。《柳魂》是在建设精神文明和清除精神污染中，一篇适合时宜的小说，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并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之光。解放前夕，两个工人党员为抢救炼钢炉，抱出了
  1988年12月，万国儒同志在市文代会上与作家们合影
  敌人埋下的定时炸弹，英勇地在河边牺牲了，在他们牺牲的地方，“两棵扳倒在地、但溅满血迹的柳木桩，却奇迹般地钻出来紫色的嫩芽！”另一位参加护厂的工人秦炳给树桩培土、浇水，并把树身扶直，保持着那扑身向前的姿势，还给这两棵树桩起名叫“扑柳”。他经常满怀深情的指着“扑柳”告诉人们说，“它是有灵魂的，是厂魂，是咱们工人阶级的魂，每到节骨眼上，还像他俩活着那样，领导着我，指挥着我……”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工人，不知疲倦地在这两棵“扑柳”旁，为四化建设教育着一代新人。这就是《柳魂》的主要内容。
  从这篇作品里，使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心，也看到了他的心：“在这振兴中华的大转折年代，年轻的，生气勃勃，年老的，脚步不歇。一如河里的流水，滚滚向前！而我呢？自认为是为时代高唱进行曲的人，近几年，却脚步踉跄，摇摇晃晃；我为时代唱了赞歌了吗？忽然，我也像从那两棵“扑柳”身上得到了一种启示，一种力量；我，应当立即回到队伍中来，回到火热的生活中来；在那为‘四化’添砖加瓦的技术交流站里，该有多少美的心灵，美的旋律，需要我去描绘，去捕捉呀！”
  《县委书记轶事》发表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小说月报》予以选载。评论文章有李子干的“老笔新章”读短篇小说《县委书记轶事》的介绍和评论。他是这样写的：“《县委书记轶事》它的艺术力量说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自然，同任何事物一样，现实主义也需要在内涵容量和表现形式上，不断充实提高发展变化。但可以断言，无论怎样变化，现实主义强调从生活实际出发，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基本原则是不会改变，不容放弃的。《轶事》之所以能取得成就，固然于作者其他方面的提高不无关系，但最基本的，应该说，正是得益于对生活的熟悉和认识的深刻。对许多作家来说，关键不是缺乏生活，而是缺乏对生活的认识。仅以《轶事》的语言为例，大
  量丰富多彩的群众口语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胜人千百’的歇后语、俏皮话，不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没有亲身感受，恐怕是难以提炼出来的”。
  《七里海情思》是一篇富有浓厚生活情趣的散文。文章由七里海成功移养河蟹，勾起他童年时代钓蟹、夜间照蟹、用捯绳蟹篓逮蟹等往事的回忆，写情，写景，写人，活灵活现，妙趣横生，生动地反映了七里海鱼米之乡的风光之美和七里海人勤劳智慧的精神风貌，字里行间饱含了他对家乡、对祖国的爱。
  1987年我市《当代风流》一书出版，反映天津市西郊区乡镇企业家的成长及其业绩。父亲的文章《沧桑巨变换人间》写得气势澎湃，激情洋溢，为开篇之作。
  1989年，父亲采访渤海石油公司的女电焊工刘桂芝，创作的《焊花璀灿》被收入百花出版社的《现代英雄赞》一书。
  短篇小说《马齿菜》在文艺刊物上发表，这是父亲病逝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王昌定写了“关于马齿菜”的评论文章：“万国儒同志的新作《马齿菜》却在精神上满足了我的需求。我读着这篇不过四千字左右的小说，犹如在饥渴中得到甘泉，吃到美食，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全篇用的都是抒情笔调，抒的是夫妻之情，劳动人民之情，也是最普通人的感情。没有激昂慷慨的言词，没有怪诞离奇的情节，更没有血光剑影，恶死凶杀的刺激；却是那种最能牵系人心的灵魂颤动，以及劳动人民美德的升华。文字质朴自然，不事雕饰，几乎挤压了一切水分，内涵却又那么丰富、那么扎实。正像那生长在荒野的马齿菜，外貌并不惹眼，但永远是‘那么鲜灵，叶子碧绿，红杆挺拔。’”“《马齿菜》的作者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在一片迷雾面前失去方向，更没有随波逐流逢迎讨好；他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必要时宁可辍笔不写也不肯博取某种廉价的喝彩。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他发表的作品少了，曾在五六十年代名噪文坛的万国儒渐渐
  被人淡忘了。有人甚至嘴角带着轻蔑的微笑，去判定作家艺术生命的终结。不过，这种判断显然过于轻率。正如《马齿菜》中的妻子向丈夫说的：‘你把马齿菜连根拔下，它也不蔫，等一有了雨水，它又活了，我也是马齿菜的命，是轻易死不了的！’我个人认为，这段话也可以作为作家万国儒的写照。这几年，他虽然沉默并消逝，他在痛苦中认真的观察着、思考着、准备着，他决心在烟雾弥漫、冷嘲热讽中站稳自己的脚跟，他正在酝酿继五六十年代之后一次新的爆发。《马齿菜》发表，便是爆发前的闪光。我们期待着万国儒和成千上万个根植于中国土地的正直作家，将给文坛带来无比清新的空气”。
  五、我眼中的父亲
  从我5岁记事起，就记得父亲每天工作很忙。夜里醒来，常见他还没有睡觉，趴在床上写着什么。后来我长大一些，才知道父亲原来在写文学作品。他的许多成名作品，都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写出来的。如《风雪之夜》、《龙飞凤舞》、《欢乐的离别》、《“百事管”看煤》、《希望》、《考试》、《当家人》、《砥》等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有几天没有回来。有天晚上他回来了，头发没了，被理成了光头。眼睛、半边脸呈黑紫色、肿胀着。我惊恐地看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怕吓着我，一声不吭地，把脸转向一边。
  后来，他就很少回家了。我问起，妈妈才告诉我，父亲为保护作协老作家，被打成“保皇派”、“黑文艺路线骨干分子”、“披着工人外衣的黑作家”遭到批斗。他不服，和他们理论，被造反派把他的鼻梁骨打折，现在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每月只发40元生活费。为此，妈妈很发愁。只好在街道找拆棉纱线、缝毛衣的活，一家人不分昼夜地干，挣点钱维持生活。这段日子，
  是我们家最困难、最难熬的时期。也是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幕。
  父亲是坚强的。他每月从“五七干校”回来时，总是乐呵呵地，帮助妈妈干些家务活，让我们感到什么事也没发生。他独自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把他的慈爱给了我们，使家里总是充满和睦和温馨。
  1969年，父亲又下放到三条石衡器厂劳动改造。这次是天天回家了，但厂离我们家很远。他每天需要很早起来，骑自行车1小时到厂上班。无论刮风下雨，他早出晚归，很是辛苦。每天我们都是等他回来后，才吃晚饭。只要听见是父亲上楼梯的声音，我就马上去开门，接过他手中的提包，把拖鞋摆在他脚下。父亲爱干净，每次回来，都洗过脸后，一家人才围坐在桌前吃晚饭。晚饭后，他就在写字台前看书或写作。这时，我们就悄悄地干自己的事情，生怕打扰他。
  1972年父亲调到天钢第一炼钢厂劳动改造。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炼钢老工人，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并很快融为一体。写出了多幕话剧《炉边风火》等反映炼钢工人生活的作品。
  他有一颗金子般的事业心。他为了工人文学社的经费，领着我们到第二工人文化宫卖过报纸。为刚学习写作的青年业余作者改稿，为培养出更多业余作者，准备讲演稿到深夜。为写出更好、更多的文学作品，他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扎根于人民群众这块沃土，不断汲取营养，积累素材。为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为提高写作语言艺术，他不断收集地方方言、谚语和歇后语。
  父亲在培养青年业余作者中，不但从写作技巧上给予指导，而且还从思想上关心其成长。他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想写出好作品，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要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堂堂正正的做人。”他把钱和地位都看得很淡，把人
  品和人格看得很重。文艺界曾出现某些怪思潮，什么文艺理论应“表现自我”呀，“文学的主体性”呀，“非理性”、“非社会性”呀！等等。这股风把文艺界刮得乌烟瘴气。许多人感到茫然、困惑、气愤。面对这五光十色的文艺思潮，父亲坚信：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不会变，社会主义文学的党性不会变。他自书了“座右铭”放在玻璃板下自省：“安于清贫，艰苦奋斗，发扬工人阶级优良传统；甘于寂寞，不赶时髦，坚持延安文艺座谈会基本精神。”这就是他做人的标准，也是他为文的准则。
  他大公无私，乐于助人。记得有位同事在黑龙江工作，身体不好，而又两地分居，生活非常困难。父亲知道后，多方联系，想方设法帮助办理了工作调动手续。像这样的事情他办的太多了。可是对于家里的私事，他却不肯托人解决子女就业、工作等问题。
  他是一个工作起来极其认真的人，全身心地投入。记得有一次家中来了客人，母亲忙着做饭，让父亲去商店买点调料，他骑上车马上就出去了。可是母亲等了半小时还不见回来，急忙派我去看看。原来父亲到商店后，把钱交给售货员时，正在构思文章，所以东西没拿，自行车也忘了骑，就走了回来。走到家门口时，才发现东西没拿，自行车还放在商店门口。马上又赶回了商店。此时，售货员正在纳闷，这个人真逗，买东西交钱后就走。这时父亲赶了回来，说明原因才把东西拿走。像这样的事在父亲身上发生了好几次。后来，母亲再也没有让父亲在写作时外出办事。
  父亲是个好父亲。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着我们成长。但从物质生活享受上，却严格要求我们，从不纵容我们在生活上有互相攀比的思想。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路比较远，还是三班倒，每天需要倒两次公交车。所以时间上就比较紧张，需要一块表。但父亲严肃地
  告诉我，刚参加工作不要从生活上、穿戴上攀比。要从工作上比，看谁贡献大、干的好、思想上进步快。所以在我参加工作七年后，才给我买了块表。
  父亲是个称职的父亲。记得我刚学骑车时，他天天晚上抽出时间，陪我练车。因为骑车技术不熟练，他不放心我独自骑车，天天上下班接送我。这使得厂内许多小姐妹，非常羡慕我。
  父亲还教育我们，尊重他人从点滴做起，别人的东西不许乱动，别人的信件不许拆看。借东西要经过本人同意，按时归还。要讲信用，遵守时间。对人要真诚、和善、宽容、助人为乐；要大度、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困难面前不退缩，敢于拼搏。在荣誉面前不骄不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们一直就是按照父亲的教诲去做的。父亲朴实、真诚、平凡而又伟大。
  六、病中的父亲
  1989年9月，正在宁河农村体验生活、酝酿写作长篇小说的父亲，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在宁河做了体检，大夫说肺部可能有问题。他现已经回家，让我马上过去，商量如何办理。我快速赶去，和他商定转天去市胸科医院找专家诊察。
  胸科医院大夫诊察后，把我叫到一旁，悄悄对我说：“他的病不好，需要马上住院做手术。”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马上又到了市肿瘤专科医院进行诊断，经过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我感到天塌下来了（因为母亲正病危、癌症晚期）。
  父亲住院了。在他住院期间，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作协许多领导非常关心，多次前去探望。并积极和医院商量治疗方案，提出要千方百计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治疗。但父亲患的是肺癌中最厉害的一种，小细胞癌。这种癌，发展得太快，在世界上都很难治愈，目前的治疗手段放疗、化疗对它根本就不起作用。
  最后经医院专家、市作协领导、家属的多次研究，把一线希望就寄托在开胸探查上。探查的结果是，瘤子太大，根本无法切除，又给缝合上了。对此，我隐瞒了真实情况，告知父亲瘤子已切除。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怕他精神上难以承受，因为我知道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能坦然面对一切，包括生与死，而是感到命运对他太不公平，正当他展翅向上奋飞时，遭此厄运，我们不忍心告诉他。在大夫和护士们的精心护理下，父亲的刀口恢复很好。他对前来看望的作家袁静说：“白衣天使的工作精神感动了我，我从没写过护士题材的小说，现在想写，可身体又不好，希望你来写。”我在一旁听着，心中暗暗地流泪，都走到生命尽头了，还在想着写作。
  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好，憋气、脑缺氧、常常出现幻觉。他告诉我，有好多泡沫，好像回到儿时。对来院看他的老同事、老战友说：“我还准备写两部中篇、一部长篇。”在他去世的前三天，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很平静地问我：“是否可以换肺。”我告诉他，目前世界上的医疗技术还没有突破。我哭了。他说：“别难过，要好好地照顾好你妈，好多事还要靠你来办。”1990年3月10日凌晨2时父亲与世长辞了。
  他平静地走了，一个普通的工人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百余篇作品，和三部短篇小说集。留下了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的心，留下了他在创作上追求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顽强拼搏精神，留下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