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一
  郑愁予是中国诗歌艺术长河中一颗闪亮而神秘的星。读了他的作品，仿佛面前站着一个中国当代的李商隐。有时又觉得他诗中还兼有李白的豪放之情。说他神秘就在于，很多人感觉到他的诗受中国古诗和词的影响深，可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人们都称他为“浪子诗人”，可他却并不同意；他诗中表现的是一个书生气质的多情种，但实际上他却是运动场上的健将；他当过台湾青年登山协会常务理事，滑雪委员会委员；他的文学修养很深，但他却并非中文系的科班出身；他身为台湾现代派的重要成员，但他的诗却和现代派的诗法相左。这一切都使郑愁予身上弥漫、笼罩着一层厚厚的、浓浓的神秘色彩。
  我开始接触到这个名字时感到既奇怪又新鲜，觉得这个名字就是一个谜。后来终于从他的诗中，从他喜欢的中国古诗人的作
  品中，找到了答案。楚辞《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辛弃疾《菩萨蛮》中“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的句子，传达出了中国古、今诗人心中相通的那点灵犀。
  郑愁予，本名郑文韬，原籍河北省宁河县。1933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由于他父亲是个军人（生前为台湾三军参谋大学教育长，名叫郑晓岚），他童年随着父亲的军旅生涯走遍大江南北，长城上下，饱览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山水风光。早年曾在北平的崇德中学读书，14岁那年（即1947年）入北京大学文学班学习。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住在新竹县。郑愁予在新竹中学时非常爱好体育，除任台湾青年登山协会常务理事和滑雪委员会委员外，还是台湾省的田径代表队和台湾陆军足球代表队队员。郑愁予从新竹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台湾“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毕业后在台湾基隆港务局工作。这一工作为他写下大量优美的航海诗提供了条件。郑愁予1968年赴美，在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班研学，获硕士学位。现在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任高级讲师。
  郑愁予的诗歌创作是早年在大陆读书时起步的。1947年就在北京大学文学班的校刊上发表了一首题为《矿工》的诗，同年他将一首名为《爬上汉口》的诗投寄给《武汉时报》，以醒目的字体登在该报的刊头上，使郑愁予受到了极大鼓舞。接着他的诗作如喷泉源源而出。1949年的春天，郑愁予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草鞋与筏子》（燕子出版社）。这是郑愁予在大陆时期创作成果的总结。1949年冬天郑愁予到达台湾以后，一面学习，一面写作。他的作品受到了纪弦的赏识，1952年纪弦在台北约见了郑愁予，对他给予了嘉勉，使郑愁予信心大增。从此开始了他正式的诗人生涯。1963年成了纪弦现代诗社中的主要成员。郑愁予到台湾后出版的诗集有《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1968年赴美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四本诗集：《郑愁予诗选
  集》、《郑愁予诗集》、《燕人街》（这是他早年在大陆生活的写照）和《雪的可能》。
  郑愁予不论在台湾诗坛上，还是在全中国的诗坛上，都是一个很特殊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虽然不是最多的，甚至算不上多，但像他那样被广大读者和诗评家传唱、赞美、引用，经常流传于口头和笔端的名篇名句，是很多的。他的《错误》、《水手刀》、《残堡》、《小小的岛》、《情妇》、《如雾起时》等诗，不仅令人们着迷，而且使人陶醉。台湾的广大青年诗歌爱好者，很少有人不拜倒在他的足下的。他是许多女青年心中的青春偶像和白马王子，他的诗是青年恋人们最好的赠品。他的诗在台湾诗坛上传唱的程度，恐怕并不亚于李后主、李商隐。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偏爱郑愁予的作品呢？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
  要想打开一把锁，必须找到那把锁的钥匙；要想找到一个神秘的去处，关键是找到通向它的道路，我以为郑愁予的作品最能引起共鸣、最能打动人的地方，莫过于“美”和“情”两字。而这两个字又是互相联系互相衬托、互为补充的。郑愁予对美的开拓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内容美，二是形式美。不少人从郑愁予的诗中看到，有不少关于浪子生活和旅人生涯的描写，因而把他称为“浪子诗人”。对于这一点，郑愁予曾表示过疑议，他说：“许多人也写文章谈我的作品，我认为很少能触及到我的写作精神和中心所在。因为我从小是在抗战中长大，所以我接触到中国的苦难，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我把这些写进诗里，有些人便叫我“浪子”。其实影响我童年的和青年时代的，更多的是传统的仁侠的精神。如果提到革命的高度，就变成烈士、刺客的精
  神。这是我写诗主要的一种内涵，从头贯穿到底，没有变。”①浪子和仁侠之间虽有某种相似点，但浪子和仁侠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对于浪子和仁侠的认识，涉及到对郑氏作品精神的理解问题。郑氏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解，目的也是为了使人们对他的作品有正确的了解。当然郑愁予在诗中的仁侠指的是一种气质和精神，是一种和内容紧紧地连在一起的豪放、爽快、豁达之神韵，并不是说诗人写的都是侠义之士。在郑愁予的作品中，这种精神的表现又是多方面的，有的可能是描写闯荡江湖的侠义之士，例如《如雾起时》：
  我从海上来，带回航海的二十二颗星。
  你问我航海的事儿，我仰天笑了……
  如雾起时，
  敲叮叮的耳环在浓密的发丛找航路；
  用最细最细的嘘息、吹开睫毛引灯塔的光。
  赤道是一痕润红的线，你笑时不见。
  子午线是一串暗蓝的珍珠，
  当你思念时即为时间的分割而滴落。
  我从海上来，你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
  迎人的织贝，嗔人的晚云，
  和使我不敢轻易近航的珊瑚的礁区。
  郑愁予大学毕业后，在台湾基隆港任职多年，对航海人的生活，对海洋上的知识太丰富、太熟悉了，因而写了不少关于航海和海洋的诗篇。对什么事物熟悉是一回事，但写什么是另外一回
  ①《揭开郑愁予的一串谜》（《中报月刊》）。
  事。熟悉只是为写作提供了条件。郑愁予写海洋和航海最主要的是他的仁侠之气找到了浩瀚的大海这个无边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疆场，可以充分施展的天地。而那旷达不羁的豪侠之气和航海者之间，又产生了天然的联系。《如雾起时》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大海的弄潮儿。诗的开头两句就表现了主人公难以掩饰和抑制的豪情及放浪形骸的个性。尤其是“仰天笑了……”等诗句，简直把发梢带着海风、衣襟上还跳跃着浪花的航海者的神态写活了。主人公带给情人的礼物也是十分奇特的，那便是航海的二十二颗星。二十二颗星实际就是诗人自己，诗中充溢着调侃的情趣。作品中情人的模样也是非常奇特的，每一特征都和航海连在一起。敲叮叮耳环，在浓密的发丛找航路，吹开睫毛引灯塔的灯光……。总之，目光、眼珠和思念时的泪滴都一一地在大海中找到了对应。诗的最妙处是尾句“使我不敢轻易近航的是珊瑚的礁区”。在航海者的眼里，他的情人不仅美极了，而且有点玄妙和神秘。美得如珊瑚，神秘得也像海上珊瑚的礁区。这一诗句既表现了情人之美，也表达了航海者对情人深深的挚爱，彷佛爱到了有点陌生的程度。郑愁予在诗中把航海者的豪爽和深情、粗犷和细腻，外在和内心的美融会在一起，使其形象在读者面前和盘托出。
  郑愁予的诗，既豪放旷达，又情意绵绵。有人读了郑氏的爱情诗后，认为郑愁予是台湾现代派中的婉约派。我以为这种评价不无道理。郑愁予诗中确有温庭筠诗的那种曲折动人、情意绵绵、欲语还羞的情韵，但这只是郑愁予诗作品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的一面。郑愁予诗中既有温庭筠，也有苏东坡。他综合了婉约派和豪放派两家之长。情如温庭筠，意似苏东坡。请读他的脍炙人口的《错误》一诗：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远远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这首诗中的主人公想象他的妻子或情人，在深深地思念他。诗的结构非常特别，用一种倒装的写法。本来开头两句应是结尾，即主人公从家门前走过而不入，于是思妇失望，那期盼已久的容颜才如莲花开落；那炽热的情才心灰意冷。但如果按正常结构把这两句放到最后，就一方面显得意念上过于灰冷，另一方面在诗的结构上显得平淡无奇。经诗人一倒装，就使诗的意念和结构一下变得新颖多了。就像一朵被旱得折褶的花，浇上一盆水，顿时就光彩夺目。诗的中间一段写思妇的情态。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有“东风无力百花残”之意。盼不到意中人到来，心中自然没有蓬蓬的柳絮飞腾之状。因而那颗寂寞的心，也就是一座孤寂的小城。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听不到意中人的足音，意想慵懒，云发不整，那小小的心灵如窗户紧闭。这思妇的相思病害得是何等的严重。诗的最后两句本来应该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因而我远远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诗人来个小小的倒装，又给诗增添了无尽的想象的余地。该诗最受人称赞的是“美丽的错误”，因为思妇听到了马蹄声，但这马却过家门而不入，敲响了心灵的钟声，却不在心中驻足，于是更使思妇难
  受；听到了马蹄声是美丽，但不在家里停留因而又是错误，所以才出现了这种不协调中产生的特殊的幽默和美丽。从诗中可看出，诗人并没有表现出消极厌世的、或带有某种破坏性的浪子意识，而是将中国传统的豪侠之气，融入作品的内容之中，变成诗的一种内在基调。这种内在基调又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传递出醉人的美，给人一种品味不尽的艺术魅力。由于郑愁予本人是个游子，长期远离故土，寄居异乡，和一切游子一样，他的思想中是难以排除那乡愁的煎迫和困扰的。如果说这种乡愁也就是一种浪子意识，那也无不可，不过我认为乡愁诗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远远地超过了浪子意识。尤其是今天，乡愁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联接同胞感情的一种纽带，成为弥合祖国分裂、推进祖国统一的巨轮上的纤绳。因而用浪子意识来概括郑氏作品的思想是不准确的，简单地把郑愁予的诗归之于婉约派，也同样不准确。郑愁予自己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有许多学者他们并没有真正知道写诗的技巧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探讨出来，所以便说郑愁予是婉约派。其实我的诗的语言，有很多是安静的，简练的，只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写的是比较婉约些罢了。……现在所谓豪放派的诗，就是使用别人的文学豪放语言，做成豪放的假象。现在假如真真实实地写诗，并没所谓豪放派。倒是台湾有一种安静的诗和嘈杂的诗，这种安静的诗，便被人误会成是一种婉约。因为安静嘛，真正的一种抒情的语言是安静的。此外，有些人写得很嘈杂，是指他写的诗，并不是他自己真实的抒情语言。台湾今天只有真实的诗和虚伪的诗，或者说是真实的诗和伪造的诗，或者说是安静的诗和嘈杂的诗。并没有什么婉约派和豪放派。”①在关于新诗的辩论中，不少批评家指斥现代派的毛病之一，是矫柔造作，感情虚假。而郑愁予的作品不属于这一类。他是表达了自己
  ①《揭开郑愁予的一串谜》（《中报月刊》）。
  真实感情，能够与自己的读者心心相印的。因而他的诗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一个人的感情可以有深有浅，有淡有浓，但不可有真有假，时真时假，真真假假。否则他的诗就一定会陷入玩弄文字游戏的形式主义泥坑中去。那样就谈不上打动人，感染人。郑愁予的诗正像他自己所说，是安静的诗，是真实的诗，是真情的诗。世界上的事物，真、善、美是连在一起的，而与之相对立的是假、恶、丑。一个人的作品要想写得美，就必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吐胸中之块垒。
  郑愁予说：写诗要“忠诚，对自己诚实，而不是唬唬人的。如果写的东西连自己都不确定，那就是不忠实”。忠实就是要忠实于自己的感情，通过一定的技巧和形式，将自己表现在作品中。这种感情可以是深深的、浅浅的、淡淡的、浓浓的、缠绵的、激动的、压抑的、含蓄的、豪放的、忧郁的、兴奋的、低沉的、行动的……但无论是什么情态的感情，都必须是自己的、真实的。郑愁予的作品，不一定所有的感情都是洁白而崇高的，但那却是真实的。因而它蕴涵着一种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请看他的名篇《水手刀》：
  长春藤一样热带的情丝
  挥一挥手即断了
  挥沉了处子般款摆着绿的岛
  挥沉了半个夜的星星
  挥出一程风雨来
  一把古老的水手刀
  被离别磨亮
  被用于寂寞，被用于欢乐
  被用于航向一切逆风的
  桅篷与绳索……
  水手的生活充满离别、团聚、悲哀、痛苦和欢乐，他们的生活是人世最颠簸的生活。做一个水手的妻子，那就意味着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要守活寡。而当一个水手就要做好忍受孤独和寂寞的准备。郑愁予这首诗取最有特征的水手刀做象征，来写水手的心情，实在高明。因为以酒浇愁愁更愁，以刀断水水更流。水手们手中虽然有刀，能够斩断家乡的岛，能够斩断半夜的星星，能够挥出一程风雨颠沛的旅程，却斩不断、挥不沉心中之情。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最见真情。水手们即使与海洋为伍，心情宽阔奔放，但也有深藏在心灵深处的乡情、亲情。水手刀被离别磨亮，虽无缠绵悱恻之态，却有动人心弦之情，从中可以感觉到那心灵深处的巨大而深沉的离别之痛。尤其是“磨亮”二字，下笔实在太妙，蕴蓄的情感深莫可测。诗的尾句，被用于航向一切逆风的桅篷与绳索，表达了主人公所向航程的艰难和险恶。这种航程的艰险和离别的痛苦交织在一起，把诗的感情浓度上升到了难以化解的程度。从而可以体会到郑诗中追求感情的真和深，可感到诗人真正做到了忠于自己，同时也忠于自己的读者。
  郑愁予诗中之情美丽而不柔靡，豪放而不粗俗，看似平常，实则内在深沉，因而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很容易和读者的感情产生交流。这种共鸣，这种交流，不似鸟声悦耳，也不像笛音悠扬，而是有一种播种和植根的效果拨动着读者的深部神经，产生一种内在的心灵交响。例如他的《小河》一诗就具有这种深沉的效果。
  收留过败阵的将军的泪的
  收留过迷途的商旅的泪的
  收留过远调的贬官的泪的
  收留过脱逃的戍卒的泪的
  小河啊，我今来了
  而我，无泪地躺在你的身侧
  沙原的风推不动你
  你沉重而酸恻的叹息
  月下，一道铁色的筋
  使心灰的大地更懒了
  我自人生来，要走回人生去
  你自遥远来，要走回遥远去
  随地编理我们拾来的歌儿
  我们的歌呀，也遗落在每片土地……
  诗人笔下的小河，是一条不幸的、充满悲愤和哀痛的小河。这河中流的不是水，是各种人的悲哀，是各种悲哀中沁出的泪水。从败阵将军、被贬官吏、迷途商旅、脱逃戍卒，到更加不幸的诗人。那些人还有眼泪可流，诗人的眼泪却早已流干了。因而只能无泪地躺在小河的身边，用无声的语言向小河倾诉自己难以言状的痛苦。此诗乍看彷佛并不感到它的深遂，细品才真真地知道它的分量。然而诗的精华还在末段。诗人从人生来，但并不能摆脱那痛苦的人生，还得无奈地向人生走去；小河从遥远来，虽然相知，但却不能久留，还得匆匆分手各奔东西。诗人把人和河的情意写得相当亲密，这亲密不是用表面的语言表达的，而是通过作品中感情的流动体现的，因而这感情更带内在性。然而虽然他们相聚又分离，却将他们共同的意愿和友谊编织成歌，遗落在
  那相聚时的土地上。这是诗人《边塞诗五首》中的最后一首，写得分外情丝绵绵。
  三
  郑愁予还是台湾爱情诗的高手。他那醉人的爱情诗，是弹动青年男女心弦的手指；他那色彩斑斓的爱情诗，是拴住千万青年男女的彩带。然而郑愁予的爱情诗的重要特色不是以词藻取胜，它们仍然是以内在的情感动人。由于他的爱情诗不扭捏、不作态、情真意挚，所以没有一般爱情诗那种俏丽、浅薄和哗众取宠的痕迹。请看他的名篇《情妇》：
  在一青石的小城，住着我的情妇
  而我什么也不留给她
  只留一畦金线菊，和一个高高的窗口
  或许，透一点长空的寂寥进来
  或许……而金线菊是善等待的
  我想，寂寥与等待，对妇人是好的
  所以，我去，总穿一件蓝衫子
  曾嬉戏于透明的大森林，
  曾濯足于无水的小溪，
  ——那是，挤满着莲叶灯的河床啊，
  是有牵牛和鹊桥的故事
  遗落在那里的……
  遗落在那里的——
  我们的恋啊，像雨丝，
  斜斜地，斜斜地织成淡的记忆。
  而是否淡的记忆
  就永留在星斗之间呢？
  如今已是摔碎的珍珠
  流满人世了……
  以绵绵无尽的朦朦雨丝比喻爱情，是最贴切不过了。郑愁予写的是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悲剧，这一历史传说不知被多少诗人写成诗。可是郑愁予这首却不落俗套，悲剧不悲，诗中所写之物虽然是地上有，但却有一种天上的澄明；诗中所写之情虽然是人间有，但却染有神仙的飘忽。整首诗写的非常美。天上地下，人间仙界，互相印证，互相辉映。诗中有几处妙语如珠的地方，如“曾濯足于无水的小溪”，很能激起人们对天河的遐想；如“有牵牛和鹊桥的故事遗落在那里的……”，既以今人的口气论古，又能使人想起今人的身份。诗的容量相当丰富。诗的尾段更为精彩，遗落的恋像雨丝织成淡淡的记忆，然而这记忆并不是永远留在星星之间，那古老的故事，那痛苦的经验，如今如摔碎的珍珠流满人间……变成了大地怀抱中无数双痴情的恋人情侣了。它就像牛郎织女播下的爱情种子，如今已经绿满人间。诗人如此处理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既强化了感情的浓度，又闪烁着古今辉映的色彩。
  四
  郑愁予的诗具有台湾现代派诗的长处，但不存在台湾现代派诗的缺点，其主要原因是郑氏不做表面文章，而是执意追求诗的内容的丰厚。他把中国的传统意识和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相结合；把西方的技巧化在中国传统的意识之中，使之适合中国内容
  的需要，使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浑然一体。使你只感觉到它是中国的，而感觉不出它是外国的。因而杨牧在《郑愁予传奇》的长篇文章中这样的说：“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自从现代了以后，中国也有些外国诗人，用生疏恶劣的中国文字写他们的‘现代感觉’，但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形象准确，声籁华美，而且绝对地现代的。”（注1）杨牧是很了解郑愁予的，杨牧讲“自从现代了以后，中国也有些外国诗人”，这话是很挖苦的。但他对郑氏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不过他把郑氏之中国化只是从语言的角度来强调，这只说对了一部分，而忽略了我们上面分析的中国的思想和感情，这是郑愁予中国的最根本的所在。郑愁予自己对此也有论述，他说“我不管你这个现代诗是中国的现代诗，还是西方技巧的产物，关键还是在写诗的人，有没有把中国传统的精神放在诗里。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完全用五言七言古诗的形式去写，而你所表现的，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还不一定能讲是中国诗”。（注2）由此可以看出，郑愁予是特别强调诗的精神和内容的。郑愁予取得了运用外国技巧，表达中国传统精神，而达到作品中国化的经验。他说：“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全盘搬别人的技巧。刚才我讲到造房子，你们可以用外国人技巧来造房子，但造出来的却是一个中国的房子，写现代诗完全也应这样。现在的许多所谓现代诗，没有中国传统的东西。我能说这句话，因为许多人认为我是最具传统精神的一个写诗的人。所以我说这句话应该是很诚实的，没有任何的矫情。我可以说我不是受中国现代诗的影响，也不受翻译小说和翻译诗的影响，而是直接和运用外国的技巧，但为什么别人感觉到我的诗比较生活化和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呢？第一就是我的诗从头到尾贯穿着传统情操，就是仁侠精神。我在诗里表现的敦厚、仁侠这种情操，是属于传统的，这跟技巧不是有直接关联的，我曾说技巧是要来表现内容，就是说要表现某种内容，不一定要用中国传
  统的技巧……。”
  从郑愁予的创作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内容和精神为主来选择和运用形式者，内容和形式俱活，形式和内容融为一体。即使采用的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它也随着内容和精神的表达，演化入内容和精神中去了。在精神和形式达到和谐统一的情况下，人们就再不去注意形式了。在人们忘记形式的情况下，那时形式就达到了绝妙的高度了。反之，如果不讲求精神和内容，只去注意和追求形式，那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不仅使人感到内容空洞，而且会使人感到，形式别扭，这样就形式和内容俱失。上述的情形和效果是，越注重精神者，最后精神和艺术俱获；越追求形式者，最后精神和艺术两失。郑愁予的经验很值得注意。人们常说郑愁予是一个很善于化腐朽为神奇的诗人。一些很平淡的字句，在郑愁予的笔下顿时产生奇效，闪射出耀眼的光芒。如《错误》一诗中，美丽本是一个很俗的词，但诗人把美丽和错误搭配在一起，立刻便诗意盎然。再如在《右边的人》一诗中，诗人形容老年人的步履蹒跚，用“以那白发垂长的速度”，给人非常新奇的感觉。在同一诗中追忆老夫妻往日甜美的生活，用“你屡种于我肩上的每日的栖息，已结为长眠”，就使人耳目一新。种在肩上的栖息，一语呼唤出多少回忆中的幸福。种和栖息搭配，实在是妙不可言。郑愁予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方，都有一个特点，那便是给“腐朽者”注入强大的新生命，使原本空洞的东西，充满着丰盈的内容。所以创作道德要注重精神和内容，是郑愁予的经验之谈，也是千百例文坛实践所证实的真理。郑愁予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沉思十年，很少发表作品。他是在思考，在蓄势待发。80年代以后又开始起步，其作品显得更为成熟，更加强了对人生的思索。郑愁予驰骋诗坛几十年，给我们奉献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华美诗篇，他无愧为中国诗歌艺术长河中一颗闪亮而神秘的星，他的大量诗作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

①《中国作家论》P76（叶维廉主编·台湾联经）。 ②《揭开郑愁予的一串谜》（杨枚）。 （本文作者古继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