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上篇
  我认识台湾作家罗兰纯属偶然。一次，我去拜访一位校友，在她的案头上发现一本薄薄的罗兰散文《早起看人间》，在书的封底作者简介上写着：“罗兰原名靳佩芬，河北省宁河县人，……”就是这“宁河县人”四个字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这不是咱老乡么。当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去“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正是这个宁河县（后划归天津市）的偏僻乡村，并且在那里奉献了十年青春年华。在校友那里读到罗兰这第一本散文的时候，我恰好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做台湾研究工作，于是很自然地萌生了请老乡回老家的想法。三个月后，在我的安排下，罗兰正式踏上访问故乡的旅程，那是1992年5月。仿佛有缘似的，我们很快就相知相识了。
  罗兰是台湾著名作家，出版作品31部，在岛内曾获得中山文艺奖、广播金钟奖特别奖、21届文学奖等大奖；在大陆，她
  的作品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罗兰小语》（上下册）还荣登北京新华书店全国畅销书排行榜。
  从认识罗兰以来，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见一次面，或陪她去宁河、塘沽“寻根”，或请她在社科院演讲，或访问天津日报、河北女师母校，或参观杨柳青年画社、古文化街，我们的友情与日俱增，我对罗兰的认识也在加深。1996年6月在罗兰的家乡宁河县，我主持召开了有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参加的“罗兰作品研讨会”，打开了从罗兰作品认识罗兰的新视角。1997年11月，我在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聆听了罗兰关于两岸文学的精彩演讲，对她的思想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在认识罗兰的几年间，我主编了《解读罗兰》一书（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撰写了四万字的《属于秋天的作家——罗兰》（收入《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传记《罗兰：中华文化的传人》（《人物》杂志1998年7月）等文章，从而对罗兰有了一点比较客观的理性的认识。
  陪罗兰“寻根”常常满堂笑声
  1992年罗兰重返津门故里，行前，她从台北发来传真，提出拟带儿子朱旭同行。我斟酌年轻人或出于游兴，或出于新鲜好奇，都是应该接受的，便欣然同意。那天一早从利顺德大饭店出发，罗兰就显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旭看出我心里在“打鼓”，解释说：“我母亲昨晚听说一位熟知的老人谢世，情绪波动，一夜未合眼。”我默然，暗自祈祷这不祥的阴影不至于笼罩我们一程。
  汽车继续沿着乡间公路疾驰，不远处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映入眼帘。“春水碧于天”，“柳下小舟藏”，诗情画意尽出其间。朱旭被这美景迷住，不禁喃喃自语：“真美，台北是找不到这样好去处的。”我应声说：“这是蓟运河，弯弯曲曲，流过你们老家芦
  台。”罗兰一听眼前流淌的是蓟运河，精神为之一震，昨夜的阴霾顷刻烟消云散。她一往情深地对朱旭说：“蓟运河就跟母亲一般秀丽又温柔，小时候我常在河边玩耍，你外祖父还常和朋友一起泛舟水面，拉琴吹箫，饮酒赋诗。”70年前嬉戏的地方，如今依旧令罗兰惊喜不已，富于魅力，这其中的奥秘，惟古诗“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乡”能透视一二。
  娘家人接待自己的女儿，朴实无华，不尚客套。开始，我甚至怀疑这是否过于简单了一点，后来才明白，主持人的高明正在处处营造“家”的氛围，而不追求形式与排场。比如，为了让罗兰在“家”里有人可以“对话”，他们事先在全县“大撒网”，寻觅那些对芦台能如数家珍的老人。这一招果然灵验。那天这几位老人都早早来到会客室，和罗兰一见如故，一声“姐姐”长，一句“兄弟”短，情同手足，亲如家人。尤其是他们对芦台风土人情、世事沧桑之熟稔，加上那妙语如珠的谈吐，还有罗兰时不时地蹦出几句芦台土话，常常引得满堂笑声，一屋欢语。连我这个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并贸然以“导游”自许的人，也大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恨不早生几年之憾了。惟一不能投入这追寻往事、谈笑风生的谈话中来的是朱旭，他除了为大家照几张像外，似乎听不大懂人们在谈什么，大有隔世之感。此时我才悟出罗兰带朱旭重返津门故里的深意所在。
  午餐的安排既简单又别致，简直堪称别具匠心。餐桌上除小鱼小虾、黄灿灿的玉米面饽饽、香喷喷的烤饼、高粱渣粥外，还有不知从何处寻觅来的虾酱。这普普通通的菜肴，倘若不是到“家”，上哪儿吃去？这久违了的菜肴令罗兰笑逐颜开，胃口大增，即令她走遍世界各国，尝遍欧亚风味，也没有这色、这香、这味美啊！
  最精采的是寻访靳家老屋——“靳向善堂”大宅。下午，当我们一行十来人向蓟运河边走去的时候，见到的是鳞次栉比的楼
  房和错落有致的平房，当年的老宅早已在1976年那场震骇世人的唐山大地震中被夷为平地，片瓦无存。这一点罗兰已有心理准备，但她仍不罢休。经过“老哥哥”几个来回量步，精心目测，认真计算，终于获得“共识”，确认了靳家老屋的大体位置。这时，又有几位四十岁左右的当地妇女聚拢来，向我们主动谈起“靳家”当年的情形，很兴奋的为我们提供资料。对于这本已无关紧要的答案，抱着凭吊心情而来的罗兰仍然很兴奋，她告诉朱旭“这就是我们家”，还让朱旭为她照相，让我为他们娘儿俩照相。在罗兰1995年出版的《岁月沉沙》三部曲中，我看到了这些珍贵的照片，还有她专门请人绘制的老宅平面图和“故里忆图”，也附在书上。罗兰说：“老家”并没有真的消失，它将永远存于后世子孙心中。
  除老宅外，牵动罗兰心的还有火车站。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罗兰没有惊动任何人，带着朱旭直奔车站。那当年载着她从芦台去塘沽、去天津的车站，如今已焕然一新，无从辨认，只有那辆载着她奔向车站的嘎吱嗄吱响的“老爷”三轮，还有芦台饭店餐桌上那久违了的黄灿灿的窝头和香喷喷的烤饼，还依稀地向她提示着这是芦台，这是她的家乡。
  对罗兰这次家乡行，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县政府、统战部的负责人吴景汉先生在统筹安排整个活动中，不忘向罗兰赠送新版《宁河县志》。吴部长对我解释说，由于两岸四十多年隔绝，对于身居台湾的宁河老乡知之甚少，在县志付印前一刻，县里才找到她的一些资料，便匆匆把它编入《当代名人录》部分，以表达家乡人民对老乡的一片挚诚。
  而清光绪版《宁河县志》更为罗兰寻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当她无意间第一次在《宁河县志》上看到靳永铨这名字时，觉得非常陌生。再看下去，发现他的事迹虽然简略。其中却有一句“以孙葆元贵”。“葆元公”是罗兰的曾祖父，那么“永铨公”就
  是曾祖父的祖父了，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宁河县志》记载得十分清楚，这位太高祖英年早逝，由太高祖母承担起持家教子重任。她的事迹在县志上占了相当篇幅，受到隆重的表扬。而老家迎门那幅巨大的匾额“彤管扬辉”，正是清咸丰元年颁赠来表扬她的。
  罗兰在给我的新年贺卡上透露心声
  罗兰曾经跟我谈起，芦台、塘沽、天津是她最关心的地方。别人回大陆，有机会就去旅游，而她总舍不得把时间花费在这上边。后来罗兰又谈到，走来走去，想来想去，比来比去，真正怀念的地方也就是芦台、天津，还有塘沽——天津碱厂。她思念碱厂，因为那里记录着父亲的一生，是她小时候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海滩边白花花的盐山，那院落中“仰之弥高”的秋千，曾寄寓过她多少少女的遐思和梦想啊。可以这么说，芦台是“根”，《宁河县志》明明白白记载着“靳向善堂”五代的历史，那里有她的太高祖父靳永铨，高祖父靳凤翥，曾祖父靳葆元，祖父靳兰田，父亲靳东山，回芦台是寻“根”。而塘沽是“家”，罗兰四岁便随父母在“久大”——天津碱厂的前身生活，直到29岁出大沽口，离开大陆。虽然父亲已经在1972年去世，她对工厂的怀念之情却更加强烈，总觉得去这工厂就好像是“回家”。
  1988年，罗兰首次返乡就和弟妹去了一趟塘沽，赶上那天是星期假日，虽未受到如所预期的阻拦，也寻到了一些旧日遗迹，却未能尽兴。1992年，在我的安排下，罗兰不但可以深入看看工厂内部，找到一些当年的建设遗址，还有了可观的收获：风度翩翩的宁培海厂长对碱厂80年历程的胪列，使她赞佩不已；播放历史资料录相和电视片，使她大饱眼福；两位出席作陪的老“久大”谈到罗兰父亲靳东山，更使她倍觉亲切、温暖。罗兰边
  听边看边记录，还不时提问与插话，显得轻松、自然，仿佛回到了“家”里。罗兰说：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既熟识又陌生，“久大”的变化令人羡慕。
  在挂满图片，陈放实物的厂史室，罗兰对着“久大”创始人范旭东先生艰苦创业的照片凝视良久。她对我回忆说，当年日本侵略者侵占塘沽，员工生活无着，四处飘零，是范先生将市区租界的办事处腾出来让员工住。那时我在女师附小教音乐，得享其惠。言谈中洋溢着对范先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后来我赠送她一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辑的《化工先导范旭东》，被她视为珍贵的礼物，展读再三，亦可见其对范先生的景仰。直到现在，罗兰对“久大”的历史资料仍穷追不舍，一往情深。
  “久大”是中国第一座精盐厂，它的诞生结束了中国人民食用粗盐的时代。日月悠悠，半个世纪过去，“久大”在罗兰心目中仍是一座丰碑。1988年春节前后，岛内发生前所未有的劳资纠纷，她在《天下》杂志撰文，主张用情义去化解矛盾。罗兰说，在我个人生活经验中，有一个很具体的劳资关系实例，愿意在我们这颇为令人感到“时髦”的劳资纠纷尚未“流行”到造成社会的伤害之前，提供给关心的人，做个小小的参考。这个实例就是民初中国北方开办的“久大”精盐和“永利”纯碱两大工厂。这比那些一面谩骂自己民族不重法制为“劣根性”，一面坐等法治社会姗姗来迟而养痈待溃，要切合实际得多。罗兰正是这样，用她“目睹其盛，亲蒙其利”的“久大”和胼手胝足创业的范旭东为范例，做出一篇篇好“文章”，同时也使“久大”享誉海外。
  1993年新年前夕，笔者收到罗兰的贺卡，上面赫然写着：天津碱厂“如有股票上市，我一定先去抢购‘一张’，以遂我平生之愿，表示那工厂有我一份啦！”其中蕴涵她对“久大”的思恋之情、热望之情和自豪之情，跃然纸背，令人感动。后来，当
  我知道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含天津碱厂）要在香港上市H股股票之后，曾驰函宝岛，就不知罗兰是否真正“抢购”到了那“一张”股票，这已是后话了。冯骥才称赞罗兰是一位“美的布道者”
  罗兰在台北动身前，曾打来长途表示：“不做报告。”著名作家冯骥才也认为，两岸交流不妨活泼一点。这样，在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活动，除请罗兰做三十分钟讲演外，便都是自由谈。
  罗兰的讲演是很动人的。在用鲜花点缀的椭圆形大会议桌前，年逾古稀的罗兰显得神采奕奕，她站起来，头一句话便是：“这鲜花真美，这儿的人真美！”引来了一片笑声。罗兰始终站着演讲，从人生谈到艺术，从创作谈到出版，从台湾社会谈到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作家的心态，娓娓道来，徐徐说开，一如她在台湾电台的播讲。她盛赞大陆有一批才情兼具的作家、作曲家，他们的创作不以逐利为前提和归宿。她说，此行还应作曲家田丰先生之邀，在北京欣赏交响乐，感觉大陆的艺术内涵更为丰富、博大。相对讲，台湾在这方面，思想内涵就显得狭窄。罗兰很诚恳地谈到：“近几年，台湾社会对于金钱的追逐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人们热衷于炒股票，做房地产生意。在此，我想说的是，大陆搞改革开放，一定要防止头脑过热。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经商的，经商也是一种天分。”
  是追逐金钱还是注重道德，对于这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辨”，人们恐怕还会继续争辩下去，但罗兰要求创作不以逐利为前提和归宿，却极有见地的。罗兰曾为一份经济性杂志《天下》写专栏，后来结集为《罗兰小语》第五辑（即著名的《从小桥流水到经济起飞》），她对此做过解释：“给一份经济性的杂志写专栏，并不是为了讨论经济，而是在这一切以财富为主的世界
  潮流里，想要……问一问，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要等待的是怎样一种掌声？”我们姑且把这视为罗兰的创作宣言，一份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宣言。1990年，罗兰在北京出席“海峡两岸妇女读物与妇女形象研讨会”，提交了题为《中国女作家的社会责任》的论文，更加明确提出“身为一个女性作家，我们对社会风气负有比男性作家更大的责任。从而使她顷刻成为与会瞩目的新闻人物。
  著名作家冯骥才称罗兰像一位“美的布道者，在努力完善和修复人的心灵的残缺”。我们从罗兰的讲演和作品中，都可以明显察觉这种提升人的精神的力量。当我拜读她寄赠的五本《罗兰小语》时，尤感她是在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认认真真地告诉读者一种人生态度：积极生活，渗透人生，欣赏生命。可见，“美的布道者”确乎是在鼓励人们发奋进取，积极向上。罗兰在信中说：“对再度返乡信心大增。”
  1988年10月9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以很大篇幅发表了罗兰撰写的散文《海河的水，慢慢流》，这是罗兰随开放探亲的潮流涌向大陆，拥抱海河之后，迸发出的震撼心灵的呼喊。文章发表后，令许多思乡的台湾读者慨叹唏嘘。1992年4月3日，《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以相同的篇幅，再次发表这篇文章，天津老乡对罗兰寸肠欲断的情思也感同身受。“月是故乡明”，这“一稿两投”可以看出，海峡两岸对思乡情感的回应是一样的，舆论开放也并无二致。
  罗兰对天津的感情确实很动人。有时北京有事要接洽，天津没有一点事，但她却偏偏要选择在天津入关，次日再到北京去接洽事情。尽管自香港飞天津的班机有时会误点，但她不介意，她喜欢从天津入境和出境。有一次，她刚从天津回台北不到一个星
  期，仍“思故旧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终于促使她再度踏上归程，做了一趟只有三天两夜的短线旅行。这一切，在她竟只是为了从境外直飞张贵庄在机场的那一片痴情与自傲，只是为了能坐在利顺德饭店面对旖旎海河的窗前尽兴观赏，只是为了听一声机场人员与“的士”司机那纯正的天津话。后来她在台湾发表了《天津夜，好风似水》，描述了这一极短暂的、近乎痴情的旅程，意在告诉世人：虽然到处都是“长亭更短亭”，但我回家，我在回家，我终于回了家。我不是外来客，我是这里人。
  海河是罗兰心中一条奔流不息的河。四十年后，重履斯土的罗兰，既孤独又陌生，既热情又熟稔，像一个从天外飘回来的孤魂，用周围那些不相识的乡亲们所完全不知道的心情，沿着海河，慢慢地走。罗兰慨叹：“海河好平静！她曾是我的母亲，养育我、滋润我、维护我、载送我……”海河，如此的澄碧，如此的丰盈，如此的滔滔滚滚，而又如此的深沉、平静。阔别四十余载的罗兰，终于找回四十年前那个自己，那个被自己摒弃了的靳佩芬。
  罗兰回老家芦台与乡亲们密切交谈
  无可否认，罗兰对天津情有独钟。她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喜欢把台北、香港、北京和天津这四个常来常往的城市做比较：台北街道拥塞、喧嚣，香港候机厅恶浊，北京旷远、宏大，似乎都有美中不足之处，惟独天津，她挑不出一点缺憾，或者说不想挑出任何缺憾。爱屋及乌至此，其情也深，其意也切，是不能不让人觉得可爱的。
  罗兰十分关注天津的发展，她在演讲和文章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为天津取得的成绩拍手称好，对于引滦入津，城市改造，和市政府为老百姓做好事，她常常挂在嘴边。可以看出，她对天津的肯定决非泛泛之语。她还常常提到老市长李瑞环，对于李市长为天津所做的贡献赞不绝口，十分钦佩。为此，她在大陆每出版一本新著，都要给李市长寄去。后来李市长调中央去工作，她也照寄不误，表达了一位天津老乡对家乡的关爱。
  她对天津人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由衷地高兴与赞美。1996年1月25日到3月3日，天津音乐学院鲍元恺教授赴台访问，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在岛内巡回演出他在1991年完成的一部以中国汉族民歌为主题的大型管弦乐组曲——《炎黄风情》。罗兰在听完音乐会后，发表了《有自信，就不怕迷失》的长文，高度肯定了《炎黄风情》在中国音乐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她说：“今年，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的鲍元恺，再度来台，由省交全场演奏他由中国各地民谣取材，择其精华，提炼创作而成的管弦乐曲，给民谣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及丰富的色彩与内涵……这是非常难得的。”她肯定这场音乐会“使中国的爱乐者有机会认识自己国家的音乐资源，给中国音乐带来值得期待的前景”。
  开放探亲以来，罗兰多次来过天津，每次都有新鲜的感受和独特的收获。在我第一次邀访，她三天后便写来了长信，她说：“抵台后，首先用一天时间读完《范旭东》一书，把我对幼年经历所无法伏案的空隙一一填补，欣悦之情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达。”
  她还说：“谢谢您帮我找到的文字资料，对我益处极大，是我近年来梦寐以求的史料记录。此次返乡收获之丰，行程之愉快亲切，超出想象，尤其是能藉此结识到您这位热情坦诚的朋友，使我对再度返乡的信心大增。”对于罗兰的溢美之词，我确实不敢当，但她说的“对再度返乡的信心大增”却是真诚的。此后她又一次次来津便是证明，真是挡不住的乡情诱惑。
  罗兰曾很自豪地说过：“渺小的我，以生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限的幸运。”晚年，罗兰的一颗爱国之心仍是滚烫的。
  罗兰：依然活跃在文坛
  近年，罗兰以瘦弱之躯，古稀之年，依然活跃在文坛上。
  1997年11月，罗兰从台北飞来北京参加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我有幸在第一天的大会上聆听她的发言。当讲到两岸的文化隔阂难以逾越时，竟噎噫而难以继续，使台下的听众也一起动情。罗兰与金话筒厮守已有三十二个年头，演讲对她来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而这次的“难以继续”，显见是她感情澎湃的一个“休止符”，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与以真诚感人取胜的罗兰作品一样，眼前的罗兰真是文如其人。
  罗兰说，历代以来，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虽然有过不得已的分离，但在文化与文学上却始终是血脉相连，不分彼此。她为与会者讲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当代著名音乐家许常惠教授的祖父许剑渔先生，在1895年台湾沦陷时，“愿为猛虎死，羞作犬羊伏”，志节高超。他联络南北诗人，用邮寄诗作互相唱和，在台湾沦陷的50年，使祖国文化与诗教得以延续，而且发扬光大。罗兰进而认为，“现在有的本土作家（注：指岛内）在作品中大量加入闽南语（或台语），也有人尝试改变一部分文字，来适应台语所需，但显然这种努力容易使文学走入局限化，太过地域性
  的作品反而减少了读者，是不智的”。“是不智的”，这一回答多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台上的罗兰是这样感人至深，台下的罗兰在编辑、记者包围之中，还是那样平易近人，朴实、真挚。那天晚上我去拜访她，刚刚坐下，便有北京某大出版社总编辑助理来访，询问罗兰与海天出版社续约情况，并表示在既往合作的基础上，愿意出版罗兰更多的作品。罗兰说，现在很多读者向她反映在书店很难买到她的作品，大陆市场实在太大，可不可以一家南方出版社与一家北方出版社协议，各维持“半壁江山”的图书市场呢？看来双方都有意就有关出版事宜深入洽谈。这位先生刚辞行，又有人敲门，轻轻快快走进来一位小姐。她自我介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喜欢读罗兰作品，这次是自动请缨来采访的。罗兰便问她读过哪些作品、喜欢哪一篇，这位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记者，一边回答着罗兰的问话，一边已打开录音机，拿出金话筒，开始采访起来。真是麻利呵！后来又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来访，她介绍了该社即将出版的《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丛书）的情况：精装五大卷，收有“张爱玲、赵淑侠、罗兰、李昂、林海音、亦舒、席慕蓉”等36位著名华文女作家，堪称华文文学界的一部精品巨著。其中罗兰的一篇传记即由笔者所撰。
  飞回岛内，罗兰仍无法摆脱媒体的“围堵”。先是《联合报》，11月10日在读书人版上刊出北京新华书店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列于榜首的是《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接着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政治书刊，《罗兰小语》（上、下册）位居第六，列《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前。该报为此还配发一篇“解读”短文，称从小“听罗兰阿姨的音乐节目，看《罗兰小语》长大的”台湾“中年这一代”，始终对罗兰作品耳熟能详；对台湾作家能名列大陆畅销书排行榜这一“磁场的转换”，
  则认为是“时代空间的不同”和罗兰散文“文艺气息浓郁”所致。两天后，台湾又一家大报《中国时报》不仅公布了排行榜，还发表了一篇专访。这篇专访的标题做得很有意思。主题是《罗兰的柔情大陆人真爱看》。勿庸置疑，大陆人钟爱罗兰作品是实实在在的：新华书店罗兰作品常常售缺；罗兰在大陆开会也总有大排长龙的读者要求签名。专访的副标题是：“深圳出版社大赚作家依旧苦哈哈”。有人开玩笑说，出版社这几年赚钱，便把办公大楼盖起来。罗兰对此更正说：“我现在还是生活清苦的作家。”这话不无作家一点点抗争的意思，但更多的恐怕还是作家对“生活清苦”的一份执著的无悔。
  年末，《中央日报》也不甘寂寞，紧紧跟上。在“罗兰上大陆畅销书排行榜”后，披露了罗兰今年高昂的创作计划：除了继续《天津日报》“满庭芳”版面撰写“罗兰时间”专栏，在《广播月刊》“广播生涯的回顾”专栏，畅谈她三十二年广播人的经验外，年初又在《省交乐讯》开辟新的专栏：“飘飞的爱”，以小语的形式，书写对音乐的感受。
  媒体如此“炒”，民间对罗兰的反响，又别有一番情趣。去年10月，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由笔者主编的《解读罗兰》。笔者曾分三批将书寄给罗兰，那边总是不断传来“告急”电文。罗兰说：“《解读罗兰》，朋友抢着要，大出我意料之外，有一位音乐家把它借去影印十本，送给朋友，并怪我不肯宣传，实在是我太不喜欢宣传了，别人宣传可以，我自己怎能自吹自擂？但现代人也都把这自我表现视为理所当然，我仍是情愿让别人去发现吧！”
  罗兰清楚地了解，排行榜名次并不能代表作者在大陆文坛的地位。面对媒体，显得十分无奈的罗兰，仍保持着一份“莫听穿林打叶声”的平静心态，绝不“自吹自擂”。“让别人去发现”，这便是罗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罗兰！依然活跃在文坛的
  罗兰！
  新世纪元年收到罗兰由台北寄来的新作《彩绘日记》。罗兰在“小序”中写道：“这本散文大部分是在1990年以后写的。到今天，它出版问世的日子，21世纪刚好来临。能在新世纪、新的元月出版这本《彩绘日记》，我自己很感意外，也十分惊喜。”是的，在这样的日子，收到厚厚三百多页，散发着浓浓油墨香的著作，又何止是惊喜，它标志着罗兰的文学生命依然在延续。
  下篇
  从《罗兰小语》到《岁月沉沙》，几乎涵括了罗兰创作的主要历程
  罗兰在创作这条路上起步很晚。1963年罗兰44岁，对许多作家来说，可能已到了准备退休的年纪，而她才出版第一本书——《罗兰小语》第一辑，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创作的品质与成就，她以一贯风清月明的态度，从从容容地将岁月在她生命中酝酿的许多故事与心情，用散文、小说或其他多种形式记录下来，与朋友分享。至今她已出版《罗兰小语》五辑。《罗兰散文》十一辑，长短篇小说五部，自传性《岁月沉沙》三部曲，以及诗论、游记、诗歌剧、广播作品共三十一部。苏东坡《定风波》词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罗兰正是以这样的心绪，虽然起步晚了点，却也是一年一部，甚至一年二三部地出版着她的著作，并渐入佳境，达到创作盛期。
  罗兰的作品能给人一种真善美的享受。她的小语言微意深重，让人在不知不觉、轻松愉快间，参悟人生，欣赏生命，奋发向上。她的散文毫无脂粉气，坦坦荡荡，而又情趣盎然。她的小说，不重描写震憾一时的凄厉的灾难，而大手笔地写出震憾永远
  的平静的灾难，写被剥夺幸福的生命、被揉碎的梦和被煎熬的灵魂。也因此，罗兰作品才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长篇小说《绿色小屋》在台湾出到三十多版，四十万字的《飘雪的春天》出到十六版，其他小语与散文的出版更不必说了。罗兰作品在大陆出版也动辄数以十万计，其作品遍及华夏大地。1988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向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买断了《罗兰小语》（1—4集）在大陆的专有版权。目前，海天出版社除出版《罗兰小语》五辑合订本、《罗兰散文》七辑合订本、《罗兰信箱》和罗兰短篇等作品外，罗兰三部长篇《西风·古道·斜阳》、《绿色小屋》、《飘雪的春天》及长篇自传性散文三部曲《岁月沉沙》，亦拟付印出版。
  罗兰作品问世之后，声誉鹊起。1969年，《罗兰散文》获台湾“中山文艺奖”；1996年《岁月沉沙》三部曲获台湾文学界最高桂冠——第二十一届文学奖。她先后出任中国文艺协会理事、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理事、国际笔会监事、国际女记者及女作家协会监事等职，1987年列入英国剑桥名人录。
  “小语”不小，有人称它为新时期的《论语》
  《罗兰小语》是罗兰为一家广播电台主持音乐节目时，根据选播的音乐所插播的短句和短文。从1963年到1987年，共出版了五辑。内容涉及广泛的侧面与层面，从现实到理想，从友谊到爱情，从性情到处世，从婚姻到因缘，从金钱到物欲，从贪婪到罪恶，从稚嫩到成熟，从学习到修养，从生死到宇宙，从信仰到宗教……洋洋洒洒，不一而足。
  所谓小语，是作者的一种自谦。《罗兰小语》以它特殊的形式、自由的结构、宽广的题材、深入浅出的主题和明白晓畅的语言，形成一种独特的“罗氏文体”。这种文体含纳和彰显了多种文学样式：它既是散文，又是诗；既是论说文，又是语录体；既是思想杂谈，也是生活随笔；既是人生感言，又是哲理小品。有
  人称它为新时期的《论语》。
  从深圳海天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两巨册《罗兰小语》来看，有长达数千字的长文，也有短到一二句话的短篇。文字的多少，篇幅的长短，完全以内容的需要来考虑，而不受文体的拘囿。这种极其灵活的篇幅结构，表现了罗兰待人处事和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机动灵活性，表现了她勇于革新的创造意识。
  《罗兰小语》最为可贵的精神，是处处充满中国人的优秀传统美德。她叙述中国人的贫富观、苦乐观、贵贱观和勤俭观，浅显晓畅而又出神入化，犹如生活的蚌壳里孕育出来的珍珠，对人们具有震聋发聩的效应，足可作为现代人的座右铭。比如，她在批评那种心胸狭窄、自私自利、时时处处嫉妒别人、随时随地企图压制别人的小人时，这样写道：“有人对一切都斤斤计较，惟恐落于人后。在学校，争名次；在家庭，争庞爱；在社会，争权位；在钱财，争得失；与人相处，争上风。这样的人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具有力争上游，积极进取的美德；实际上说，他是有己无人，处处要想凌驾别人之上，因而缺少同情心，无仁慈宽厚，推己及人之量。惟恐看到别人的成就与财富，惟恐别人比自己有地位有进境。结果导致自己的生活日益闭塞，心情越来越不快乐，却只知用千万倍的努力去埋头追踪别人，希图超越别人而后快。结果当然是越来越苦闷，也越来越不快乐。”罗兰在这里是从快乐和苦闷的角度来谈的，没有说多少大道理，却很容易为人接受。
  《罗兰小语》第五辑《从小桥流水到经济起飞》，是给一份经济性杂志所写专栏的结集，是《罗兰小语》中最有分量的一辑，它给处在一切以财富为主的世界潮流里的人们，带去了一些清凉与清醒。罗兰并非完全地轻商，她承认商业为台湾经济奠定了小康基础；她也不笼而统之地不喜欢商人，对腹有诗书的儒商还算敬重。但，毋庸讳言，罗兰顽强而执著地以“中国人不以财富论
  英雄”的观点同工商社会逐利热浪相争辩。利义之争，她是绝对的保“义”派。其一，她视“浊富”为隐患，指出“浊富”必致个人和社会以深远伤害。在不辨义利的低级社会里，品质低劣者对“利之所在，趋之若骛”，他们以耻辱手段获取财富，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污秽、罪恶孳生和生活品质低下的状况。其二，她期盼财富“厚殖”和文化“厚殖”并举。当代“钱等于一切”的社会，金钱的诱惑力和污染力正如野火般蔓延开来，倘若不当即予以教育，并配之以文化厚殖的话，下一代人必被邪风所裹，跌入深渊而不拔。罗兰认为一个社会假如不鼓励商业文化，难免导致贫穷；但只鼓励商业文化，必将因缺少精神内涵而风气浮薄，人们也因迷醉逐利而削减为社会做奉献的热情和动力。
  有人称《罗兰小语》在岛内具有《圣经》般的效果，有人说其影响力无远弗届。虽然可能有所夸张，但它不仅对台湾社会，而且对祖国大陆都能发挥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则是无疑的。《罗兰小语》编者的话十分有见地：“她的作品给打开国门的中国人以前瞻性的指引，无论纷繁的人际交往，还是在商业大潮中涌动，均使你体味到一种喧嚣和炎热中的清凉。”
  一度，《罗兰小语》成为大陆盗版书的聚焦对象，这也从反面说明其作品的影响力。199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对罗兰著作权纠纷案，做出终审判决，维护了作者合法的著作权，成为大陆首起涉台著作纠纷案。遗憾的是，虽然著作权人胜诉，而判决的结果却未获执行，成为中国司法界一个奇特的景观。
  罗兰的三部长篇小说以爱情故事为主体，是她诸多艺术样式中艺术气息最浓郁的一种
  罗兰的三部长篇小说《绿色小屋》、《飘雪的春天》和《西
  风·古道·斜阳》相继出版于1968年、1970年、1974年。
  四十万字的《飘雪的春天》专写八年抗战时期，罗兰在天津沦陷区的生活。女主人公咏絮（即靳佩芬）原先已准备随恋人田宏奔赴大后方投身抗日洪流，但妹妹咏荷突然身患伤寒处于危险之中。为看护奄奄一息的妹妹，在家充当“小母亲”角色的咏絮毅然留下，割舍掉铭心于终身的爱情。咏絮的母亲早亡，她身后有一群弟弟妹妹。为帮助弟弟妹妹们继续上学和帮助父亲挑起战乱时期全家人生计重担，她又不得不放弃学业，离开已经叩开了的大学之门。咏絮先在一所小学教了8年音乐，后到广播电台寻到一份差使。就是在广播电台，她又遭遇上一场人生戏剧，一位有妇之夫企图闯入她的生活。咏絮曾经因寂寞而迷茫，但当她发现这种有罪的“爱情”，只能给另一个女人带来痛苦时，她嘎然停住了它。该著在主写爱情浪漫曲的时候，也透露了当时天津沦陷区的民风民情和民心；天灾（大水灾）人祸（战争）没有把天津人民征服，爱国歌曲通过广播电台传向上空，振荡在大家心坎上。罗兰在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撰写的文章《世纪沧桑——一生琐忆》中提到，《飘雪的春天》虽为小说，但“大部分都很真实”，自己是“用了全部真实的感情”来写的。确实是这样，这是一部敷衍“战争的灾难”和“平静的灾难”如何侵扰、剥夺、消蚀一个女青年青春和灵魂的自传体小说。它在咏絮“不怕从头开始”期盼黎明，南行海轮飘向无涯大海中结束。
  罗兰很重视性文明教育，她告诫青年别以为谈贞操就是落后观念。她的长篇小说《西风·古道·斜阳》就形象地透露了她的贞操观。这是一个发生在40年代北方乡镇的故事。七十多岁的绅士何三爷，从天津搞了年仅17岁的大鼓艺人“小七”纳为妾，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小说叙说人“我”是位小学教员，她对这位“小七”的看法很矛盾：既同情她的身世和善良本性，又感到小七卖艺又卖身，毕竟是风尘女子。当她得知何家孙子二少爷也
  恋情于她时，更感气愤，斥之“大逆不道”、“乱伦”。何三爷死后，小七告诉“我”，何三爷并没破过她身，她对二少爷虽有情但绝不会同他结合。这时，“我”对准备去当尼姑的小七，顿然产生不舍之情，急剧地改变了对她的态度。“我”对小七看法的几次变化，真实而清晰地透露了作者关于贞操的传统观念及其局限性。罗兰不论何种情景以贞操为测量人的品性的准绳，似乎略带封建色彩。而小七那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也正是作者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在性文明趋于价值混乱时，罗兰勇敢地站出来端正视听，以贞操问题为切入点，涉及色情业、性犯罪、传媒中性感镜头等问题，公开自己的观点，帮助人们遵循道德规范，纯洁社会风气，应该说是劳苦功高的。
  长篇小说《绿色的小屋》是罗兰倾心投入的作品之一。“婚外恋”情节比《飘雪的春天》里显得亮色，不那么灰暗和压抑。两位主人公表哥和陈绿芬都有活泼开朗的性格和高雅的情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俩一场“绿色的梦”竟然被现实婚姻所碾碎，告别了共同设计完成的“青舍”，告别了难分难舍的依偎。对于这幕浪漫而真挚的婚外之情，罗兰却没让陈绿芬背上“有罪爱情”的十字架，还让她离开表哥后为此写了部书。罗兰以明达、洒脱、真诚、纯洁、不自私作为处理感情问题的五项原则，她坚持“爱”可遇不可求，得到了，须谨慎处之，慢慢付出，以策安全；得不到，则增强自信，不再追逐，不施报复。罗兰依据自己人生阅历，始终把爱情看做是一种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丰富的现象，看做是衡量一个人社会文化修养水准的尺度。如此爱情之道对于理顺人生坦途，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罗兰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对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体验甚深。这不仅体现在她的“小语”和散文中，尤其体现在三部长篇小说的几位女主人公安咏絮、陈绿芬和小七身上。她们的性格和爱情都像音乐一样，蒙上一层温柔和萦绕人心
  的忧郁色彩；她们罗曼史的演化轨迹也像奏鸣曲般极其细腻和有层次感。罗兰常常把爱情喻为音乐。她顺着音乐写爱情的震颤与纤弱，写爱情的铭心与遗恨，写爱情的美丽与残酷，读者也犹如由缓慢的乐句、叹息的音调和倾诉般的旋律，沉醉在那爱的温馨和悲剧之中。对于罗兰来说，音乐是同她心田息息相通的语言，她正是用浸濡了生命感觉的语言与爱情，致使她的爱情小说成为她诸多艺术样式中艺术气息最浓郁的一种。
  品味罗兰散文字里行间的深义，不难发现，她的一切文字都离不开对中华古国传统文化的承传与欣赏
  罗兰散文共11辑，海天出版社出版珍藏版是其中7辑的合订本。罗兰散文毫无脂粉气，不伤感，不愤激，坦坦荡荡，风和日丽，而又情趣盎然。大体说来，罗兰散文具有如下一些特性。
  一是多样性。在罗兰的生命世界里，有许多相依相存、相辅相成的矛盾；高扬的理性与丰盈的感性，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与超然物外的人格追求，敏锐的洞察力、沧桑的智慧与童纯情趣，许多美好的幻想与许多的无奈……正是这些矛盾的纷呈交织，构成了罗兰散文中摇曳多姿的立体风貌，也使人对罗兰那丰富的、多侧面的创作个性有了较为立体的把握。
  二是使命感。罗兰是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她在保留了情感个性的同时，亦时时处处不忘社会、时代、人生，以都市女性和新闻工作者的双重敏感，关注着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温和却犀利的笔触，批评社会的各种弊端，探讨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种种困惑……正是这些，使罗兰的散文没有囿于女性作家常常显得狭窄的生活空间，而具有一种较为深邃的
  内涵和较为宽广的社会折射面。
  三是高品味。罗兰对传统的美学境界有着很深的感悟，这方面的作品也最显得深邃精致，有很高的文化品味和美学意味。《中国人与山水》、《领烟波千亿》、《中国诗画中的老人与童子》等一系列篇章，以诗意的描述，满孕的古风，一面透出罗兰对生命、自然的倾心热爱，另一面也显示了罗兰对传统古典美境的追求。罗兰说，中国的文人们，“他们饮酒是为了赋诗，游山是为了寻真，玩水是为了旷怀，郊游是为了陶冶性灵”，而徐霞客的四处游历，则“只是向大地求知而已”，毫无功利性目的。罗兰就是这样偏爱着中国的审美传统，赞美着中国人所创造的高妙绝伦的美学境界。
  四是故土情结。中国是一个重亲情、尚人伦的国度，这种行遍天涯海角也能引人回家的亲情意识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情感特征。因此，在数千年来的文学长河中，始终流淌着“月是故乡明”的旋律。由于两岸近四十年的隔绝，大陆有她的恨、她的亲人，有许多不能忘却的记忆和故事，这些不仅成为罗兰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
  值得一提的还有罗兰的诗话《诗人之国》。这部诗话可看做是罗兰的古诗词的阅读笔记。它一边是诗选，专拣一些她喜欢的、能提供精神上幽静和清凉，性灵上自由而适意的古诗词入选；一边则是诗话，由作者对入选者如陶渊明、王维、李白、苏东坡、陆游、辛弃疾、朱敦儒、白朴、郑板桥等的诗词进行分类阐述，归纳出古代知识分子既求闻达求建树，又安于淡泊、安于清静的生活态度。对此，罗兰称诗人们亦儒（入世的执著）、亦道（反归自然）、亦释（出世与空灵）的思想和人生态度，由优美诗篇表达后，就形成了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哲学，可称之为“诗人哲学”。罗兰推崇这样的哲学。《诗人之国》的姊妹篇《济公传诗歌剧》，也是罗兰推行她“文化之道”的作品，以济公
  这个综合僧、道、儒，不结财、不结怨的宗教形象，进一步表述她的人生向度。罗兰以为，中国商人喜欢在家里挂上一幅古画，写上一首古诗，并非属附庸风雅，而是他们想从钱财的竞逐中解脱出来，降落下来，抬头看看天外的闲情，以增添一份审美欣赏的愉悦和自由。“嗜欲深者天机浅”。罗兰期待人们多学点古代诗人的“诗人哲学”和济公救世济人的贫僧之道，由文化之道来引导、调剂财富之道，使中国之风不致衰微。
  罗兰《岁月沉沙》三部曲备受两岸青睐，被称为“新传记之范本”
  那是1990年9月，罗兰开始写了《岁月沉沙》三部曲的第一篇《大宅巡礼》。那以后的五年内，她从《蓟运河畔》写到独自飘洋到台湾之后的《苍茫云海》，最后归结为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土去寻寻觅觅的《风雨归舟》。五年间，她往返大陆十趟，不仅让她认识现在的故土，也给了她具体的可能性，去找回那29岁以前的脚步，用属于一个中国人的一世沧桑的心情，把那悲喜交集，一言难尽的感慨，通过实际的了解和具体的回顾，来做一次由衷的表达。罗兰称此为“让自己有机会回到生命的源头，用惆怅而又安恬的心情，认真地再活了一次”。
  自传体《岁月沉沙》三部曲是不同凡响的。它是由一篇篇非常漂亮的散文绵联而成，每篇又都可以自成一体，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或主题，结构很精巧完整，叙述语言非常美好。这样一部自传，它的散文（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散文）体的结构，确实是十分优秀的，它为传记作品注满了文学的品味。这样，《岁月沉沙》以其极强的文学性，使读者得到非常充分的审美享受。那对“大宅”的美妙描写，那对“我是谁”的充满魅力的追踪，那白马的传奇色彩，那五大仙的神秘，无不令人感慨，原来传记也
  可以有这么美的文字，传记也可以有很浓很浓的文学色彩，传记也可以有别一样的写法。
  作为散文体的《岁月沉沙》，它与简单的编年体不同。年代在这里已经失去明显的结构线索的意义，它已退居到以散文故事为背景的暗中的结构意义，引导读者阅读的不再是哪年哪月，而是叙述本身的种种文学因素，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其精妙的叙述语言，其灌注于叙述中的风格韵味等等。散文体传记带给读者的对于文学性的审美观和享受，确实超出一般的编年体传记。这是作为散文家的罗兰以其优长所独步达到的境界。因此，《岁月沉沙》对于传记文学的研究也是一个冲击。它在文体上的创造，其特有的文学品味，以及对审美欣赏者特有的魅力，是对传记文学的突破，应该引起传记文学研究领域的关注。
  1996年6月6日至8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宁河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罗兰作品研讨会”，在罗兰的家乡天津市宁河县芦台宾馆隆重举行。这次研讨会，对罗兰作品做了一次总的检阅，对罗兰的创作道路做了一次全面的回顾。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地的台港文学专家学者近40人济济一堂，畅所欲言；不仅对她的小语、散文、长短篇小说，以及其他各类题材的作品做了研讨，也对她作品中跳荡着的爱国爱乡之情和真诚的文心给予了高度评价，更对《岁月沉沙》三部曲对中华文化的吸纳与弘扬，对传记文体的创造与突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岁月沉沙》在文体上的创造，其特有的文学品味，以及对审美欣赏者特有的魅力，是对传记文学的突破，“堪称新传记之范本”。
  一个月后，岛内再度传来佳音：《岁月沉沙》三部曲荣膺台湾文学界最高桂冠——第21届文学奖。这不仅使罗兰欣喜无比，也令参加罗兰作品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又一次分享了她的一份快乐。
  罗兰本人一贯风清月明，从未主动去争取什么奖项。当出版“三部曲”的联经公司向评委提出推荐时，这位“无心插柳”的“美的布道者”仍然是“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大家作派。但是，幸运之神却偏偏要降临到她的头上。在99人角逐、540件作品对决中，经初审、复审、决审“三堂会审”，终于有5人获奖。除罗兰夺得传记文学奖外，诗歌、新闻文学、美术雕塑和演艺音乐四个奖项，则为另四位作者获得。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为《岁月沉沙》三部曲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以熟练技巧，融个人身世与时代脉动于笔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虽为大时代中小人物之自传，然正与一般名人、伟人传不同，可视为新传记之范本。”
  在7月18日举行的隆重颁奖典礼上，罗兰代表五位获奖者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三百余位文艺界来宾满堂喝彩。她说，所有作家都是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滴水，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一点也不寂寞孤单，这让她得奖时感觉特别快乐。她非常肯定地说，中华文化具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强大吸引力，拿她今年上半年短短半年时间就分赴新加坡、美国、中国南京、天津参加四场华文文学研讨会来说，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竟能在一起谈李杜，说老庄，一见如故，莫逆于心，这正是中华文化魅力所在。
  《岁月沉沙》三部曲正是这样一部字字饱满蘸着中华文化深厚根底，句句散发着中华文化浓郁底蕴的杰作。它是继《小语》近三十部作品之后，作者在晚年历时五载创作的一部力作。罗兰称创作这部作品为“回过头去重活一次”，而媒体则用现代语汇称其为“人生倒带”。无疑，“人生倒带”在时间上穿越了抗战、赴台和两岸恢复交流三个重要历史阶段，在地域上则从天津出发，又回到津门故土。这里不仅有对蓟运河畔大宅的巡礼，有对“久大”先贤胼手胝足的怀念，有对“苍茫云海”中宝岛生活的
  追述，更有对近年投入海河母亲怀抱的诉说。
  最令人惊讶的是两岸在评价《岁月沉沙》三部曲上，竟如出一辙，都称其为“新传记之范本”。由此可见，虽然海峡两岸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在评价《岁月沉沙》这部作品上却能如此一致，是很值得两岸学者深思的。同时，这也向世人证明，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华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的宣示是多么切合实际，多么正确。
  长篇小说《飘雪的春天》男主人公田宏曾称主人公安咏絮是个“属于秋天”的女孩子，其实，咏絮正是罗兰——当时情窦待开的少女靳佩芬。罗兰不仅明静、淡雅，她那充满了诗情画意、洋溢着哲理的作品，更显露了她那“秋”一般的成熟、丰硕、安详和洒脱。无疑，罗兰还应是个“属于秋天”的女作家。
  从“属于秋天”的女孩子，到“属于秋天”的女作家，这就是罗兰创作所走过的道路。
  （作者：天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兼东北亚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