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刘及辰是我的继父，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我母亲与他结合是由其夫人乔阿姨做的媒。事情是这样的：乔阿姨与我母亲是挚友，不幸她患了不治之症，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把我母亲叫到床前，求母亲代她照顾刘先生。乔阿姨说，刘先生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不会照顾自己，人又太老实，只有亲自为刘先生挑选一位能替代她的人，才能瞑目……乔阿姨三番五次恳求我母亲，母亲仍未同意，乔阿姨又托人找我，当时我是中国实验歌剧院的舞蹈演员，整日忙于排练很少回家。得知乔阿姨临终遗愿的消息后，我被乔阿姨的人格折服了，同意说服母亲。乔阿姨知道我们母女俩愿代替他照顾刘先生后，安然离开人世。
继父性格非常温和，对物质生活无所求。他有不少好衣服、新衣服，都是母亲为他买的或量身定做的，可他很少穿。有时，演出间隙，我就回家看看两位老人，亲手为他们炒个菜，父亲尝了总是说：“好吃，好吃！”可有一次，父亲刚说完“好吃”，母亲也尝了一口，对我说：“小健，你把盐放多了吧？”我一尝，唉呀，简直没法吃，可父亲还是说：“还可以，还可以。”父亲只有
一个小小的爱好，就是每天晚饭时喜欢喝一小杯白酒。他吸烟不多，怕别人嫌弃烟味儿，就只在他书房里吸。陪客人时，偶尔在客厅里吸一支。
父亲的书房我们很少进去，因他的许多手稿和未批改完的学术论文都摆在书案上，看上去东一堆、西一摊很凌乱，可在父亲心里是井然有序的。我和母亲非常尊重他的生活习惯，从不进书房打扰他。父亲除了吃饭、散步或到研究所去，其他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特别是父亲离休后，他的书房既是工作室，也是临时卧室。母亲担心年过八旬的父亲承受不了这么繁重的工作负担，有时让我以给书房搞卫生为由，进去和父亲说说话。可每次我进去看见他正伏案疾书或翻阅资料，真不忍心耽误他的时间，只好悄悄退出来。在父亲去世后，我帮母亲整理父亲遗稿，竟发现在书橱最下层的抽屉里有好几条穿脏的内裤。从裤上干硬的污迹可知放在这里已经很久了。母亲见到后，流着泪对我说，他从不让我帮他洗内衣裤。我想这些内裤一定是父亲晚年不得不带病忙于著述，无暇亲自洗，又不愿给多病的母亲增加负担，所以先藏起来，等抽空自己再洗……而今物在人去，真令人心酸。
父亲处世达观、甘于淡泊，是一心事业、不求名利的大好人。他身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从来看不到他有什么专家的架子。我们从没听到父亲对研究所领导、同事或他的学生有过任何非议，他对别人善待有加，即使碰上些不愉快的事，也总是从好的方面看待，从不与人相争；即使与别人有不同看法，也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父亲对名誉、地位也从不过问，领导给予什么就接受什么，永远知足，永远满意，于是在研究所他就有了个可爱的绰号：“刘姥姥”。父亲是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参加专业会议、社会活动相对较多，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开会，领导就派车接送，他总是婉言谢绝，自己乘公交车。
父亲有不少朋友，经常来看望他，或促膝深谈，或同桌共
饮。每逢朋友造访，母亲就打电话叫我回家帮助做菜。有一次，家里来了位美籍华人，我就用刚学来的做鱼方法试着做了一道鱼菜。这位美籍华人一尝就赞不绝口，问我这道菜叫什么名。这可把我问住了，因为我只学做，没问菜名，再一想在座的谁也不知道，不如我给这道菜起个名吧。我想客人是美籍华人，脱口就说：“这菜，叫‘龙乡鱼’，就是龙的故乡的鱼。”客人听了拍着手说：“太好了！鱼好吃，名字更好听。”从此，我家就把这道菜叫“龙乡鱼”了。后来，只要留朋友吃饭，父亲就对母亲说：“叫小健赶快回来，做那道‘龙乡鱼’”。每次听到客人赞赏我的烹调技术时，父亲总是得意地看着我笑，他那慈祥的笑容至今忘不了。
父亲还是个乐天派，心中好像从来没有愁事。他喜欢锻炼身体，我们家离研究所乘公交车有两站地远，对一位已逾古稀的老人来说也不是近路，可父亲从不乘车，总是提前出门，步行往返。我还看过父亲踢毽子、抖空竹。父亲一生还写了不少诗词，每遇节日或国家有什么大事、喜事，他都要即兴吟作一首。从诗句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那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对中国共产党无比敬尊之情。
在“文革”中，父亲变得少言寡语了，他每天一大早就去研究所看大字报，当时社会科学部成了信息和动向的中心。在单位，他只是认真地看每一张大字报，从不对任何一派轻易表态。各派的人可能都认为父亲老糊涂了，不能辨明是非了。所以各派都让我父亲帮助抄大字报，他也来者不拒，有时刚给这派抄完取走，那派的人进门就说：“老头儿，给我们抄一份。”单位各派心照不宣：刘及辰哪派也不是。父亲对“文革”的冷漠态度，当时我很不理解，我在歌剧院，当时也和大家一样头脑发热、情绪激昂，写大字报、参加辩论、到其他文艺团体串连……可每次回到家，却感到冷冷清清，一点“革命”气息也没有。我暗自认为父
亲是不偏不倚的逍遥派，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缺乏鲜明的立场。到70年代中期，随着世态变幻无常，我对革命与反革命的界定开始茫然了，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思维方式也不得不怀疑了。冷静下来，反思一下，倒觉得父亲对“文革”的态度与狂热之辈有天壤之别。父亲对派别之争不轻易表态，更没有偏激的言辞，这正说明父亲是站得很高，能冷峻地看待一切，其实父亲的立场是坚定的，观点是鲜明的。重新审视后，特别是回想起父亲在家谈论“文革”的只言片语，我进一步了解了父亲，悟到了他在用自己的言行教我做人的道理：任何时候，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周围的人和事，不能随波逐流，要认准目标做自己应做的事，走自己的路。“文革”结束了，全身心投入到我所钟爱的舞蹈事业中，每天坚持练功。70年代末期，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仍然参加舞剧《小刀会》、《雷峰塔》、《宝莲灯》、《文成公主》的排练、演出。特别是在舞剧《红楼梦》中，我以自己对人生的体味塑造了薛姨妈这个人物，受到好评。这一艺术形象也是我告别舞台饰演的令自己最满意的角色。退休后，我立即投入新的工作，成为中国第一支中老年服装表演队的艺术指导兼演员，继续自己的事业。像父亲那样，踏踏实实地干每一件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才华献给文艺舞台，发挥着余热一直至今。
父亲离休后，又担任了研究生的导师，他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辅导学生，逐字逐句地为他们批改学术论文。此时，父亲的书房里常有几个他最喜爱的学生聆听父亲答疑解难，时时传出父亲朗朗的笑声。年近九旬的父亲，日夜操劳，不辞辛苦。他呕心沥血培养的学生都成才了，有的出国深造了，而父亲仍默默无闻地甘当有为青年的人梯，不求任何回报。有的学生从国外回来看望他，带来一瓶酒，父亲就高兴极了，满足极了……为了带研究生，他始终没有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著作，我们母女对哲学又是门外汉，实在帮不上忙。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竟将这
位坚强的老人击垮了——父亲的著作被一个他曾经最喜欢、最信任的学生所剽窃，并先于父亲出书。这件事对于一位与世无争、甘于奉献的老人是致命的打击，他伤心，他失望了，话日见少，人日见瘦，但却从来对我们没吐露过一个字。这一被剽窃的事实真相，我们还是从父亲另一个学生——一位日本女士滕颖处知道的。滕女士对父亲非常敬重，她为父亲打抱不平。一向乐观、健康的父亲突然病倒了，父亲的身体真的那么快就垮下来了吗，我真接受不了这残酷的事实！这绝不是著书立说、指导学生累的，而是一位哲人无法接受自己最信赖的学生对他的无情背叛、巧言欺骗！父亲健康越来越令人担忧，他整日生活在书房中，终于抱病整理完他的著作《京都学派哲学》。在本书后记中父亲写道：“我的《京都学派哲学》原稿介绍了四位日本哲学家，即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户坂润；他们被包括在《日本哲学史教程》一书内，一一加以对照，不料发现后者（《教程》）和前者（我的原稿）雷同之处颇多。此何以故？于是便引起我一段回忆：在他（卞某）写《教程》时，将我原稿中西田几多、田边元、三木清、户坂润的主要内容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教程》中有关田边元、三木清、户坂润的论述，原封不动采用我原稿中内容，……”，“某君用一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把西田哲学部分从我的《京都学派哲学》中移出，……”（《日本哲学史教程》作者卞某，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将事实真相明示读者，目的只有一个：对剽窃者应予以揭发，使其原形毕露，以正学术研究之风。父亲的著述虽然已脱稿，却又因种种原因（主要是资金问题）而迟迟不能出版。此时父亲已住院，无法亲自与出版社等有关部门联系，每日抑郁、沉默寡言。不久，中国科学院投入一部分出版基金，滕颖女士又多次与日本京都社会事业家冈松庆文先生联系并得到先生大力资助。父亲的《京都学派哲学》终于出版了。而遗憾的是父亲没能亲眼见到他心血的结晶，就无奈地走了。
由于母亲年迈多病卧病在床，在父亲弥留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医院守候在他的床前，每天当我帮他翻身时，手触到他的身体，感到他是那么轻，那么轻。父亲住院后，几乎不说什么话，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流云，时而注视着我。直至逝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我搀扶着孱弱的母亲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祝贺《京都学派哲学》出版仪式。各位专家、学者及社会活动家在发言中深情地赞扬了父亲高尚的人格和在哲学领域研究中的辉煌业绩。我想，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了。
父亲的一生如扶犁耕作，辛勤努力；如采桑作茧，不求闻达，他像一支照亮了别人燃尽了自己的蜡烛，这种精神，不正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德吗？如果把父亲的一生比作一首歌，那么，他是用生命谱就的一曲听似平淡，却令人回味的歌。
继父性格非常温和，对物质生活无所求。他有不少好衣服、新衣服，都是母亲为他买的或量身定做的，可他很少穿。有时，演出间隙，我就回家看看两位老人，亲手为他们炒个菜，父亲尝了总是说：“好吃，好吃！”可有一次，父亲刚说完“好吃”，母亲也尝了一口，对我说：“小健，你把盐放多了吧？”我一尝，唉呀，简直没法吃，可父亲还是说：“还可以，还可以。”父亲只有
一个小小的爱好，就是每天晚饭时喜欢喝一小杯白酒。他吸烟不多，怕别人嫌弃烟味儿，就只在他书房里吸。陪客人时，偶尔在客厅里吸一支。
父亲的书房我们很少进去，因他的许多手稿和未批改完的学术论文都摆在书案上，看上去东一堆、西一摊很凌乱，可在父亲心里是井然有序的。我和母亲非常尊重他的生活习惯，从不进书房打扰他。父亲除了吃饭、散步或到研究所去，其他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特别是父亲离休后，他的书房既是工作室，也是临时卧室。母亲担心年过八旬的父亲承受不了这么繁重的工作负担，有时让我以给书房搞卫生为由，进去和父亲说说话。可每次我进去看见他正伏案疾书或翻阅资料，真不忍心耽误他的时间，只好悄悄退出来。在父亲去世后，我帮母亲整理父亲遗稿，竟发现在书橱最下层的抽屉里有好几条穿脏的内裤。从裤上干硬的污迹可知放在这里已经很久了。母亲见到后，流着泪对我说，他从不让我帮他洗内衣裤。我想这些内裤一定是父亲晚年不得不带病忙于著述，无暇亲自洗，又不愿给多病的母亲增加负担，所以先藏起来，等抽空自己再洗……而今物在人去，真令人心酸。
父亲处世达观、甘于淡泊，是一心事业、不求名利的大好人。他身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从来看不到他有什么专家的架子。我们从没听到父亲对研究所领导、同事或他的学生有过任何非议，他对别人善待有加，即使碰上些不愉快的事，也总是从好的方面看待，从不与人相争；即使与别人有不同看法，也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父亲对名誉、地位也从不过问，领导给予什么就接受什么，永远知足，永远满意，于是在研究所他就有了个可爱的绰号：“刘姥姥”。父亲是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参加专业会议、社会活动相对较多，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开会，领导就派车接送，他总是婉言谢绝，自己乘公交车。
父亲有不少朋友，经常来看望他，或促膝深谈，或同桌共
饮。每逢朋友造访，母亲就打电话叫我回家帮助做菜。有一次，家里来了位美籍华人，我就用刚学来的做鱼方法试着做了一道鱼菜。这位美籍华人一尝就赞不绝口，问我这道菜叫什么名。这可把我问住了，因为我只学做，没问菜名，再一想在座的谁也不知道，不如我给这道菜起个名吧。我想客人是美籍华人，脱口就说：“这菜，叫‘龙乡鱼’，就是龙的故乡的鱼。”客人听了拍着手说：“太好了！鱼好吃，名字更好听。”从此，我家就把这道菜叫“龙乡鱼”了。后来，只要留朋友吃饭，父亲就对母亲说：“叫小健赶快回来，做那道‘龙乡鱼’”。每次听到客人赞赏我的烹调技术时，父亲总是得意地看着我笑，他那慈祥的笑容至今忘不了。
父亲还是个乐天派，心中好像从来没有愁事。他喜欢锻炼身体，我们家离研究所乘公交车有两站地远，对一位已逾古稀的老人来说也不是近路，可父亲从不乘车，总是提前出门，步行往返。我还看过父亲踢毽子、抖空竹。父亲一生还写了不少诗词，每遇节日或国家有什么大事、喜事，他都要即兴吟作一首。从诗句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那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对中国共产党无比敬尊之情。
在“文革”中，父亲变得少言寡语了，他每天一大早就去研究所看大字报，当时社会科学部成了信息和动向的中心。在单位，他只是认真地看每一张大字报，从不对任何一派轻易表态。各派的人可能都认为父亲老糊涂了，不能辨明是非了。所以各派都让我父亲帮助抄大字报，他也来者不拒，有时刚给这派抄完取走，那派的人进门就说：“老头儿，给我们抄一份。”单位各派心照不宣：刘及辰哪派也不是。父亲对“文革”的冷漠态度，当时我很不理解，我在歌剧院，当时也和大家一样头脑发热、情绪激昂，写大字报、参加辩论、到其他文艺团体串连……可每次回到家，却感到冷冷清清，一点“革命”气息也没有。我暗自认为父
亲是不偏不倚的逍遥派，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缺乏鲜明的立场。到70年代中期，随着世态变幻无常，我对革命与反革命的界定开始茫然了，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思维方式也不得不怀疑了。冷静下来，反思一下，倒觉得父亲对“文革”的态度与狂热之辈有天壤之别。父亲对派别之争不轻易表态，更没有偏激的言辞，这正说明父亲是站得很高，能冷峻地看待一切，其实父亲的立场是坚定的，观点是鲜明的。重新审视后，特别是回想起父亲在家谈论“文革”的只言片语，我进一步了解了父亲，悟到了他在用自己的言行教我做人的道理：任何时候，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周围的人和事，不能随波逐流，要认准目标做自己应做的事，走自己的路。“文革”结束了，全身心投入到我所钟爱的舞蹈事业中，每天坚持练功。70年代末期，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仍然参加舞剧《小刀会》、《雷峰塔》、《宝莲灯》、《文成公主》的排练、演出。特别是在舞剧《红楼梦》中，我以自己对人生的体味塑造了薛姨妈这个人物，受到好评。这一艺术形象也是我告别舞台饰演的令自己最满意的角色。退休后，我立即投入新的工作，成为中国第一支中老年服装表演队的艺术指导兼演员，继续自己的事业。像父亲那样，踏踏实实地干每一件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才华献给文艺舞台，发挥着余热一直至今。
父亲离休后，又担任了研究生的导师，他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辅导学生，逐字逐句地为他们批改学术论文。此时，父亲的书房里常有几个他最喜爱的学生聆听父亲答疑解难，时时传出父亲朗朗的笑声。年近九旬的父亲，日夜操劳，不辞辛苦。他呕心沥血培养的学生都成才了，有的出国深造了，而父亲仍默默无闻地甘当有为青年的人梯，不求任何回报。有的学生从国外回来看望他，带来一瓶酒，父亲就高兴极了，满足极了……为了带研究生，他始终没有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著作，我们母女对哲学又是门外汉，实在帮不上忙。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竟将这
位坚强的老人击垮了——父亲的著作被一个他曾经最喜欢、最信任的学生所剽窃，并先于父亲出书。这件事对于一位与世无争、甘于奉献的老人是致命的打击，他伤心，他失望了，话日见少，人日见瘦，但却从来对我们没吐露过一个字。这一被剽窃的事实真相，我们还是从父亲另一个学生——一位日本女士滕颖处知道的。滕女士对父亲非常敬重，她为父亲打抱不平。一向乐观、健康的父亲突然病倒了，父亲的身体真的那么快就垮下来了吗，我真接受不了这残酷的事实！这绝不是著书立说、指导学生累的，而是一位哲人无法接受自己最信赖的学生对他的无情背叛、巧言欺骗！父亲健康越来越令人担忧，他整日生活在书房中，终于抱病整理完他的著作《京都学派哲学》。在本书后记中父亲写道：“我的《京都学派哲学》原稿介绍了四位日本哲学家，即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户坂润；他们被包括在《日本哲学史教程》一书内，一一加以对照，不料发现后者（《教程》）和前者（我的原稿）雷同之处颇多。此何以故？于是便引起我一段回忆：在他（卞某）写《教程》时，将我原稿中西田几多、田边元、三木清、户坂润的主要内容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教程》中有关田边元、三木清、户坂润的论述，原封不动采用我原稿中内容，……”，“某君用一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把西田哲学部分从我的《京都学派哲学》中移出，……”（《日本哲学史教程》作者卞某，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将事实真相明示读者，目的只有一个：对剽窃者应予以揭发，使其原形毕露，以正学术研究之风。父亲的著述虽然已脱稿，却又因种种原因（主要是资金问题）而迟迟不能出版。此时父亲已住院，无法亲自与出版社等有关部门联系，每日抑郁、沉默寡言。不久，中国科学院投入一部分出版基金，滕颖女士又多次与日本京都社会事业家冈松庆文先生联系并得到先生大力资助。父亲的《京都学派哲学》终于出版了。而遗憾的是父亲没能亲眼见到他心血的结晶，就无奈地走了。
由于母亲年迈多病卧病在床，在父亲弥留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医院守候在他的床前，每天当我帮他翻身时，手触到他的身体，感到他是那么轻，那么轻。父亲住院后，几乎不说什么话，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流云，时而注视着我。直至逝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我搀扶着孱弱的母亲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祝贺《京都学派哲学》出版仪式。各位专家、学者及社会活动家在发言中深情地赞扬了父亲高尚的人格和在哲学领域研究中的辉煌业绩。我想，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了。
父亲的一生如扶犁耕作，辛勤努力；如采桑作茧，不求闻达，他像一支照亮了别人燃尽了自己的蜡烛，这种精神，不正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德吗？如果把父亲的一生比作一首歌，那么，他是用生命谱就的一曲听似平淡，却令人回味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