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刘及辰，1905年1月15日生于宁河县刘庄村。他幼年目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封建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就萌发了救国热情。在青少年时代，他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进步思想，1919年在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便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直隶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他聆听过李大钊、高一涵、马寅初等人的讲演，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坚信只有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才能挽救中国。从这时起，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成员之一于方舟的指导下，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接触到唯物论、辩证法、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深深地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所吸引。
  1930年，刘及辰东渡日本求学，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在留日5年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翻译了列宁的《哲学笔记》部分内容，并以《列宁著〈黑格尔伦理学大纲〉》为题发表。刘及辰力图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武器，
  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必胜的信心。同时，他撰写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等多篇论文。
  1935年，刘及辰从日本回国后，便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火热斗争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道理。他先后在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从事教学、编译或领导工作，讲授了“帝国主义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等马克思主义课程。同时撰写了《确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我们要拥护抗战的真理》、《我们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和负起历史的责任》、《介绍日本教授矢田的反战思想》等论著，并翻译了卢森贝的《资本论解释》和米丁、阔尔曼的《现代科学基础》等著作。他把译稿寄到重庆生活书店，经胡绳审阅决定出版，并立即将译稿寄到上海排印。令人痛惜的是，由于日寇占领上海，使印刷工作未能继续进行，到解放初期，刘及辰的译稿全部失踪，只找到部分纸片。
  刘及辰不仅通过著书立说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而且还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在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书时，他曾与杨秀峰等一起，揭露校内反动势力的阴谋，支持学生的抗日救国斗争。1936年，他到北平后，曾在张友渔指导下，做中共北方局的联络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及辰与许德珩、张友渔等一起，由北平赴济南参加山东省政训处抗日救亡工作，他多次发表抗战演说。1938年，刘及辰在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时，曾与许寿裳、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一起，向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解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及辰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当时，许德珩先生高瞻远瞩，看到抗战胜利后民主斗争将上升为中国的主要任务，在重庆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酝酿成立争取民主的政治组织。刘及辰教授此时在四川壁
  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坚决支持许德珩先生的主张，积极投入发起和组建政治组织的工作，终于建立起以提倡科学、争取民主为宗旨的政治组织“九三学社”，刘及辰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监事。九三学社一成立，立即致函美国驻华使馆：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中国的问题。
  1946年，刘及辰随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到苏州。苏州解放前夕，刘及辰积极投身于迎接解放的斗争。他与谢孝思、彭饬三等人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反动分子策划的迁校阴谋，并发起组织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协助进步学生改组学生会，动员学校师生开展护校运动。刘及辰还发动师生参加反饥饿运动，组织教师索薪团到苏州中央银行索薪，并派代表到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发放储备粮救济饥民。他始终为科学和民主事业而努力奋斗。
  1949年4月苏州解放后，刘及辰热烈拥护新的民主政权，积极参加建设人民政权的各项工作。他接受苏南行政公署委任，作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参与管理学院工作，并任社会事业系主任。他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两门课程，并在夜校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此外，他还参加其他多种社会工作兼任苏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苏州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苏南中苏友好协会副主任、苏州市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合作社筹备委员会委员等。
  1950年，刘及辰到北京工作。1951年，他作为九三学社代表，参加了广西省土改工作，任土改工作团中南区第20团的秘书长。当时，刘及辰带病坚持工作，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受到组织上表彰。1953年，刘及辰参加了第三次赴朝慰问团，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好评。从1950年至1955年，刘及辰先后任出版总署图书处副处长兼编辑、财政经济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刘及辰撰写了《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与体系》、《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等著作，发表了《论我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转化问题》等重要论文。
  1955年，刘及辰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研究所工作，担任刚刚创刊的《哲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出色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份哲学专门刊物的奠基工作。
  从1958年开始，刘及辰转向研究日本哲学。他选择了日本最重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思想作为研究起点，克服种种困难，于1963年完成《西田哲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西田哲学》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日本哲学的重要著作。从1963年开始，刘及辰在日本哲学领域里辛勤耕耘近30年。1966年，他基本完成《明治哲学思想史》一书的撰写，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被迫辍笔。他陆续发表了《日本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概论》、《生存主义哲学论介》等论文，翻译了《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著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及辰虽已进入耄耋之年，却更加勤奋工作，要将十年动乱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他在晚年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京都学派哲学》一书，还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在日本哲学研究领域中，著述成果丰硕。刘及辰作为我国著名的日本哲学研究专家，对于推动我国对日本哲学研究、促进中日哲学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刘及辰离休后，又担任了研究生导师工作，并着手写《回忆录》和对旧稿进行整理，直至1991年3月31日逝世。
  刘及辰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一生。他在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及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人正直，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一生辛勤耕耘、忘我工作，特别是对日本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田边元、户坂润、三木清的哲学思想研究，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