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世间有好多事，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更替，在人们的记忆中往往会渐渐淡漠，以至慢慢忘却。然而，也有些事，在人们的心中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而且，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的久远，愈显得珍贵，给人们心灵的撞击和震撼愈强烈，因而也就愈令人追忆和怀念……
  于方舟的事迹就是如此。方舟28岁英勇就义，至今已七十多年了。他用短暂的生命，为河北和天津地区共产党的创建，为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宝贵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宁河人民，他的家乡俵口一带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的名字，如日月当空，永照千秋。每当提起他，人们总是不由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并且总是怀着深深的思念津津乐道地讲述着他的故事。方舟的名字，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在人们中间传颂着……
  方舟的革命功绩，本书在《天津共产党创建人于方舟》一文中已做了扼要概述，本文记述的是在人们中流传的一些故事，惟恐湮没，据实梳理，以为前文之补充。
  一、更名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因经历了一件心酸的事，才更名于方舟的。
  兰渚有个姑妈，住在潮白河堤下的一个村庄。姑家表兄从小与俵口村一个女子订婚。这女子离兰渚家不远，论庄亲兰渚叫她二妹，其父早逝，母亲年迈，卧病在床，大事小情常找兰渚帮忙，兰渚总是尽力相助。
  那年，一连数日，暴雨如注，狂泄不止。一天，二妹顶着大雨神色慌张地跑到兰渚家，说母亲有要事找他。兰渚急忙去见老人，老人老泪纵横道：“侄儿呀，你看这大雨泡天的，说不定又要发大水了。婶子无亲无故的，就把你二妹托付给你，早日带她去你姑妈家，叫她跟你表兄把婚事办了吧！”
  兰渚开始感到很突然，觉得婚姻大事就这样草草办了也太寒酸了。可又一想，两家都这么穷，想办得热闹点也没办法，就答应了。
  一天，兰渚带着二妹来到姑妈家，把这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姑妈听了，觉得办大点吧，没钱；不办吧，又委屈了俩孩子。一时左右为难。兰渚既同情又无奈。只好劝姑妈说，眼下表兄和二妹都这么大了，两人从小情投意合，亲家到了这份上，也就别讲究了。经兰渚这么说，姑妈也就同意了。
  兰渚参加完表兄的婚礼，就回了俵口。谁知，没过几天，就传来噩耗。
  那是一天夜里，由于连降暴雨，潮白河决口，河水呼啸着冲向村里，顷刻间姑妈家的房屋倒坍了。黑暗中，姑妈一家三口摸上一条小船，想划到对岸去，不料一个浪头将船打翻，表兄在惊涛中拼命挣扎，奋力将母亲和妻子救上岸，可自己终因体力不
  支，再也没有上来……
  这个消息，使兰渚万分悲痛。入夜，他独自在庭院徘徊，思绪如潮。他记得，也是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他与表兄一边踱步，一边纵论世态凄凉，抒发报国之志，而今，故人已去，往事如梦。战乱，天灾，国难，家仇，使他心潮翻滚，感慨万端。回到屋里，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忽地想起《后汉书·班固传上》“方舟并鹜，俯仰极乐”这句话，自语道：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该是多么盼望能有渡人之舟啊！想到这里，他再也遏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立即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方舟歌》：
  “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
  从那以后，兰渚遂更名“方舟”。发誓以天下为己任，愿做渡人之舟，不管风浪多大，也要胜利驶向彼岸，将苦难的祖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二、避难七里海
  方舟参加革命活动后，回过家乡几次，每次呆的时间都不算长，多的一个半月，少的只有几天。方舟每次回家，都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即使按照组织安排，回家短暂避难，也是如此。
  方舟与周恩来都在南开大学上过学，两人志同道合，友情甚笃。方舟几次回家，都邀周恩来到俵口相聚。
  在南大上学时，反动军警搜捕爱国学生，方舟夫人怕周恩来出事，就雇了一辆马拉轿车，让周恩来坐在车子里边，自己坐外面，掩护周恩来离开天津。因为车子上坐着女眷，不易引起沿途敌人的注意，避免森严的盘查，得以脱离险地，安全来到俵口方舟家。
  方舟和周恩来每次来俵口，总要划着小船到七里海，到芦荡
  深处，在碧水绿苇之间，谋划革命策略，研读革命书籍，有时对准头上掠过的野鸭瞄准炼枪法，有时触景生情，吟诗作赋，相互切磋。俩人终日形影不离，一去就是一天。每到中午，都是方舟夫人和族中一位长者驾船去送饭。
  有一次，方舟与周恩来到村头的潮白河大堤上散步，举目望去，洪水泛滥，田园淹没，一片凄凉，不由黯然神伤。方舟对周恩来说：“这一带人民深受水患之苦，等将来解放了，一定得在这里修座扬水站，变水害为水利，造福百姓……”周恩来深有感触，连连点头称是。
  没想到，方舟的这个愿望终于成了现实。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常常回想起战友于方舟，想起他们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想起在七里海避难和在潮白河堤散步的情景。每当这时，就更加惦念方舟烈士的遗孀谈芳荪女士，他曾几次邀她到国务院会面，并亲自为她在天津市内安排了住处，每月发给抚恤金。1962年，俵口村计划筹建扬水站，村干部请于夫人找周总理求援，于夫人欣然前往。周总理得知于夫人是为建扬水站而来时，连声说：“记得方舟生前说过此事”。立即指示当时的天津地委给予适当支持，使俵口很快建起了扬水站，通了电，解除了这一带几辈人的水患之苦。
  三、“胡哥”
  方舟英俊潇洒，中高身材，双目炯炯有神，走起路来，身姿矫健，体魄强壮有力，性情坚毅朴实，待人和蔼真诚、爽快、亲切。这样的英俊青年，为什么人们又叫他“胡哥”呢？原来是这样的：
  方舟17岁考入在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后，就接受进步思想，投身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学生运动领袖。23岁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革命活动更加活跃。他积极发展共产党员，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组织罢工、罢课、罢市、罢教活动。一次又一次地集会演讲，组织学生、工人游行、请愿，并在党内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直隶省委组织部长，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等重要领导职务。因为他活动频繁，地位显赫，引起了敌人的惊恐和注意。为了迷惑敌人，躲避敌人的侦探巡捕，方舟二十四五岁时，有些同志提出得伪装一下，不要总一个面孔抛头露面。方舟采纳了这个建议，蓄起了胡子。胡子长起来后，又黑又密，显得老了许多，再穿上朴素的灰布袍，相貌改变了不少，看上去判若两人。“胡哥”就是这样叫起来的。
  方舟遇事机警沉着，处理紧急问题有条不紊，从不慌乱。他常常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改变自己的装束打扮。公共场所，聚众演讲时，蓄着胡子，显得庄重老成；深入基层、工厂时，把胡子一剃，借上一套工人制服，又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显得精神焕发，让人感到很亲近。所以他在天津多年，常常能够机警而巧妙地躲过便衣侦探盯梢的尾巴。
  四、一件皮袍子
  方舟的生活非常俭朴。特别是牺牲前几年，家境一天天贫困，党费又时常接济不上，生活常常陷入困难之中。
  方舟有件古铜色皮袍，是从家里要的，一穿就是好多年。冬天穿着它，天暖了，又改成夹袍，夏天穿不上了，就将皮袍子送到当铺当了，等冬天再设法把它赎出来。1924年孙中山乘船到达天津时，方舟就是穿的这件古铜色皮袍子，又借了一件黑马褂罩上，去码头迎接的。后来，这件皮袍子一改再改，最后竟成了一件油花花的小夹袄了。
  方舟每天的生活，更是简单得很。那时，天津马路边到处有
  卖白开水的小铺子，有许多极小的烙大饼的铺子。那都是给劳动人民设的。方舟就常光顾那里。1926年以后，竟成了他解决吃饭问题的主要去处。每顿饭花上一个大铜子，买上一碗白开水，再花上两个大铜子买一个大饼，简单一吃完事。有时工作忙，忘记一顿半顿不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尽管生活极为贫苦，却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时同乡较富裕的亲友来看望他，方舟就笑呵呵地撺掇着下小馆，还要邀上三两个同志一起去，要上两三个小菜，一边吃着一边谈笑，算是解了一回馋。这就是方舟的吃穿哲学。
  到了后来，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只好找亲友拆借。方舟本族有个哥哥在天津日本租界开了个永大木器叫卖行（拍卖行之类的行业），方舟就常找他借钱。党新设一个机关，或是为了掩护工作，安置新家，需要添置桌椅，也是由方舟找族兄赊欠，年终还不了，就让族兄找老家要钱，由家里代还。尽管条件艰苦，照样开展革命活动。
  五、怒斥“二钱六”
  1919年“五四”运动方舟被捕出狱后，回到家乡俵口，恰逢县议会议长刘瑞五同一伙劣绅，假“地方自治”为名，实行聚敛，勒索民财，提出盐、碱、薄、洼土地，每亩随赋增征二钱六厘的附加税。反动县政府狼狈为奸，发布了增税的告示，一时舆论大哗，农民叫苦不迭。
  方舟得知这个情况，万分气愤，当即以宁河县旅津学生同乡会会长名义，召集暑假回乡的进步学生数人，代表农民、渔民向县长县议会抗议，提出取消附加税。方舟义正严辞，痛陈了取缔附加税的四项理由：其一，盐碱薄洼地均系土质最次产量最少的田地，反而增加很重的附加税，农民负担不了；其二，富豪均系
  好地，没有一个有盐碱薄洼地者，像这样征收附加税太不公平；其三，附加税用途不明，只给贪官污吏以饱私之机，对农民无丝毫好处；其四，“地方自治”有固定经费，决无增加附加税的必要。方舟据理力争，反动县长议长自知无理，却强词狡辩，双方一时争执不下。这时，方舟灵机一动，转身向聚集在县政府大门外的群众通报了这一情况，群众一听呼声震地，一齐要求撤销原议。在群众的强烈反对下，反动官吏慑于方舟和群众理直气壮的声势，不得不宣布免征附加税。
  六、“三行”与“三不行”
  1925年“五·一”后，天津比利时商人所经营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为了多捞中国人的钱，到处贴出告示，要增加电车的票价，由每站的一个大铜子，增加到两个大铜子。时任直隶省委组织部长的于方舟，看了这布告，就抄来一份，别的同志也抄来一份。布告原文是：
  “天津电车，外商经营，酌增票价，以利通行。避免亏累，加价一成，国月国日，照章实行。谕尔商民，各界人等，不得违抗，一律遵行。”
  方舟和同志们看完这布告，都很气愤。方舟指出：“这是一张‘三行’布告，我们应当回敬它个‘三不行’！”大家一时不解其意。方舟即指出：“这‘以利通行’、‘照章实行’、‘一体通行’，不就是‘三行’吗！这‘三行’咱一个也不能让它‘行’！”
  为了抵制加价，方舟和李季达（接任方舟天津地委书记职）就多次深入到电车工人宿舍中，进行走访、座谈、开会，积极做思想工作，打消人们怕帝国主义和军阀摧残、迫害等顾虑，同时，向天津百万市民散发反对电车加价的传单，得到电车工人和市民的支持和响应。终于条件成熟，举行了全市电车工人大罢
  工，全市所有电车全部停驶。比国商人见工人们这么团结，声势这么大，只好被迫取消了加价。
  罢工胜利后，在方舟和工人们的共同斗争中，外国商人没敢开除一个工人。天津工人运动经过这次斗争进一步得到发展，许多工人积极参加了天津总工会。
  七、离别
  1927年10月，玉田农民纷纷起来斗土豪劣绅，算清账，声势日渐增长。玉田县民团团总吴殿三驱使团队到处武装镇压，引起农民的不满。这时，玉田党组织分头通知，利用一个集日，组织农民冲进县政府及民团总部，打死了吴殿三，县长潜逃，农民占据县城一天。反动统治者从唐山调来部分武装，四处搜捕农民领袖，这一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农民情绪立刻陷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深入了解玉田农民暴动情况，消除农民失败情绪，恢复旺盛斗志，准备新的武装斗争，方舟向省委要求去玉田、遵化亲自指挥，得到了省委同意。
  方舟确定去京东指挥农民起义后，立即着手做行前准备。他知道，目前虽然玉田农民有起义要求，但从力量对比看，还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此去面临的困难和风险非同一般，甚至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为此，他想到，必须临行前把家属安顿好。
  方舟的夫人谈芳荪是典型的东方女性，温柔、贤惠，长女文郁仅两周岁。怎么跟妻子谈呢？方舟想，实话告诉她吧，一则这是党的秘密，即使是结发妻子也不能泄露；再则，她若知道了自己身入险地，必然终日担心。便假称党的决议，出国开会，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才能回来。方舟从家族中一个做生意的人手中借了些钱，给他们买了车票，余下的钱做安家费，将母女二人送往老家俵口。
  临别前，方舟心情很沉重。平时，他把主要精力都投身于社会活动，很少与家人团聚，更无暇照料妻女。此一别，不知还能否再见面，内心觉得愧对妻子，愧对女儿。他抱起心爱的女儿不住地亲吻，叮嘱说：“好好听妈妈话，不要让妈妈生气。”又嘱咐妻子：“这次出国不要惦念，等出国回来，就接你们母女回天津；即使长期不能回来，也要自行宽解。”说到这里，不由一阵酸楚，立刻转过脸去，喊肖表弟快速备车起程。
  就这样，直到方舟牺牲前，做为最亲密的伴侣，谈芳荪女士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究竟去哪里，去干什么。
  资料来源：
  1．吕职人：《于方舟烈士传》
  2．瞿少痴：《烈士于方舟》
  3．俵口老年人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