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一、七里火种
  于方舟，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1900年9月15日）出生于直隶省宁河县俵口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于际刚，母亲姓运，方舟兄弟五人，他排行在末。
  俵口村东距宁河县城40里，西距天津市75里，坐落在七里海沿岸，这里河流畅通，风景幽美，盛产芦苇、鱼虾。俵口村因与天津相距甚近，并且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兼有渔盐之利，所以这里很早以前就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但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买办洋奴层层掠夺和摧残下，在长期黑暗的岁月里，人民生活贫困潦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方舟幼年时，父母常给他讲八国联军的罪行，林则徐、关天培、王锡朋等抗英故事和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英雄事迹，使他受到了反帝爱国的启蒙教育，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
  于方舟6岁开始在本村念私塾，13岁入俵口小学堂乙班读
  书。他最爱听国文老师讲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经常阅读这类书籍，并给同窗学友讲述民族英雄的事迹，以英雄们的崇高思想和行为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学习中，于方舟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记述在作文中，有时还写明自己的分析和认识。14岁时，他曾就“郭子仪单骑见回纥”这一历史事件写了一篇作文。他首先写道：“从来战阵之间，杀敌胜负，乃社稷存亡之所系，要皆在将兵者，必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计获完全。否则大敌当前，莫知举措，身败国破，民心靡定，而不举国拢然者未之有也。”紧接着，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尝读史书，知郭子仪单骑见回纥而不惧焉。当日时，吐蕃回纥，携手并骑，泾阳之危极矣！战而胜，后患仍未能已，战而不胜，唐人社稷恐自此倾矣。乃者子仪筹之熟，料之审，以为虏虽无礼，我苟待之以诚，未有不为我用者。”说明战争指挥者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对解除危难，起了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于方舟的文章，寓意深刻，文笔流畅，深得老师和同学的赞扬。于方舟也是操行最好的学生，他常常助人为乐。在小学读书时，一同学家境贫苦，不能按期缴纳学费，校方勒令其退学。于方舟得知后，亲往学校当局交涉。学校借口“不可破例”，拒不答应，于方舟毅然用自己的学费替这位同学缴齐，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老师称赞他是：“春风得意花千里，秋月阳辉桂一枝。”
  1917年秋，于方舟考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除了掌握课堂知识，还潜心研究历史，关心时事，作诗填词，撰写文章，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和浓厚的爱国思想。他目睹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神州破碎的情景，遂以天下为己任，改名方舟，愿做“渡人之舟”，把祖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在《方舟歌》中写道：“茫然大海中，方舟一叶如萍梗，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济群生？”他自警道：
  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亟。
  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
  并激励自己：
  “努力壮尔神，努力执尔舵。战胜眼前魔，何愁沧海阔！”
  他在《方舟歌》后的“自志”中写道：“佛家谓慈航普渡，而今之最习用语，亦恒以今世为过渡时代，究之茫茫宇宙，林林众生，何时不在过渡，而过渡时代亦何曾有已时乎？以方舟名，盖以渡人之舟，窃自期也。而入世之初，已遭颠扑，瞻望前途，如何自奋乎？吭歌数句，聊用自警……”《方舟歌》中的这些豪言壮语，抒发了他立志救国救民的坚定决心。
  二、在“五四”运动中成长
  17岁的于方舟在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全国舆论哗然，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无不义愤填膺。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震动世界，消息立即传播到中国。于方舟在课余积极搜集有关苏联革命的各种书刊，精心研究，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同时经常与周恩来、郭隆真等挚友讨论国事，互相勉励。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当“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海河两岸时，于方舟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洪流。5月6日晚，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洋大学举行紧急会议，直隶一中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回校后，立即组织了直隶省立一中学生救国团，推举于方舟为团长。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于方舟被选为学联会评议会的委员及学联出席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他多次领导天津学生游行示威，组织学生到街头讲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
  卖国之事实，号召人民抵制日货，奋起救国。5月23日，于方舟带领天津15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积极进行罢课斗争。在于方舟的带领下，省立一中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此时，于方舟被誉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学生的罢课斗争得到了天津工人、市民的积极支持。天津海关搬运工人决定不给日本商船卸货，天津人力车夫全体罢工，市内其他各业工人也准备以罢工的行动，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在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为了要求北京政府取消“二十一条”，拒签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等，天津商会决定于6月10日罢市并即时通知各行业施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闻讯大怒，以令警察“罢岗”、由商会负责地方治安相恫吓，企图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阻止商界罢市。天津学联得知这消息后，连夜召开评议会商讨对策。会上，于方舟提议，把各校童子军集合起来，代替警察站岗以维持秩序。这一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6月10日商界罢市，警察果然奉命以罢岗抵制罢市。学联组织的童子军身着黄制服，手持木棍在街上指挥行人；同时，各校的义勇军也佩戴臂章在街上往来巡逻。这时，卫生界爱国人士准备了各种防暑药物，罢市的职工也预备了茶水、绿豆汤慰劳值勤的童子军、义勇军人员。罢市过程中市面秩序井然，使杨以德企图以警察撤岗破坏罢市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推动运动的深入发展，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了讲演部，于方舟被选为学联宣传科及演讲队职员，他积极发动省立一中的进步学生成立演讲队，经常到东门里、东北角等地宣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罪行；号召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给听众以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学生讲演队在街头出现不久，天津警察厅就严令禁止，不服者立予逮捕，同时“劝令”学生复课。面对反动派的禁令，天津学生不畏强暴，坚持罢课、演说，活跃在市区街头。8月23日，于方舟在街头演讲时被反动警察抓去，拘
  押了半个月。出狱后，他仍无所畏惧地进行爱国宣传。
  为了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爱国青年投入革命斗争，也为了进一步扩大斗争影响，号召各阶层人民投入革命斗争行列，以于方舟为首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救国团于1918年5月26日创办发行了《醒》报。在《本报宣言》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已经到了“千钧一发，危险达到极点的时候”，“眼巴巴金城汤池、神州大陆要变成了腥膻的世界，黄裔帝胄变成了牛马人氏，四万万黄种同胞都是危巢累卵，城火池鱼的人了”。但在这危急时刻，北洋军阀政府却“卖国的卖国，争权的争权，一定要将我们四万万的好同胞”，“必弄到万劫不复的地位”。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做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斗争。在《醒》报第一号上，于方舟又以芳洲的名义发表了《发聋振聩》的演说词，指出中华民族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日本占领山东，要灭亡中国就易如反掌，他呼吁：同胞“不可还在睡梦，快醒醒振作救国的精神”，做拯救祖国的斗争。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天津一些革命社团相继诞生。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了“觉悟社”，于方舟等倡导组织了“新生社”。这两个革命团体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这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两个核心组织，他们相互配合，共同斗争，成了当时天津学生运动的中流砥柱。为了“发表新生社的主张和成绩，与介绍新思想”，新生社于1920年4月1日创刊了《新生》杂志，这是“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刊物，在“五四”运动中为团结天津进步青年、传播真理、开展爱国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1919年10月1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南开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我国主权的罪行，号召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救时艰，于方舟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当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时，遭到反动警察的镇压，当场受
  伤者数十人，游行队伍遂包围警察厅据理斗争。于方舟始终与游行队伍在一起，沿途讲演，带领队伍高呼口号，在警察厅门前斗争直到深夜。此时，由于帝国主义与反动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加强对运动的破坏与镇压，民族资本、商业资本同反动势力的妥协，使运动转入了低潮。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正孕育着中国新生政治力量的产生。
  三、方舟在狱中
  运动不断发展，斗争日益激化。反动派对天津爱国学生的迫害也日益加紧。于方舟面临严峻的考验。
  1920年1月间，因检查日货，发生魁发成洋货庄勾结日本人殴打检查员事件，引起各界极大义愤。天津学联及各界联合会派出代表同反动公署进行交涉，要求惩办肇事者。反动当局竟无理拘押各界代表二十多人，查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1月29日，天津爱国学生数千人在周恩来、于方舟等率领下，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省长曹锐代电中央驳回日本通牒，维护国家主权，并提出恢复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代表等六项要求。对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反动当局竟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酿成流血惨案，五十多人受伤，于方舟与周恩来等四人作为请愿代表被捕入狱。
  入狱后，年轻的于方舟以铁窗做战场，进行新的战斗。他在一首小诗里写道：“方舟困浅水，且置好樯帆，待得潮来日，乘风飞上天。”表现了他威武不屈，积极使自己掌握救国本领的革命志向。2月6日，反动当局把周恩来、于方舟等四人从营务处押往警察厅。当天下午，于方舟就给警察厅长杨以德写了一张质问拘捕的理由书，对反动当局逮捕青年、镇压革命运动的罪行给以无情揭露。他把回答敌人的询问作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手段。当
  反动警官问他：“你们到省公署何事？”于方舟慨然做答：“中国外交要失败，正在‘一发千钧’的时候，所以请愿省长，让他代打电报给北京政府。”并反问警官为什么要拘大家？反动警官无词以对，只好回答说：“这个我也没法，都是省长的意思，我们小机关不得不服从。”于方舟即进一步严词质问：“你们既无权处理，何以滥行职权拘捕我们，独不顾及中华民国国家的人格吗？”把反动警官问得瞠目结舌。
  为了揭露敌人，唤起各界同情，抗议非法拘捕，争得更大自由，要求速开公审，于方舟与狱中难友于4月2日进行绝食斗争，向警方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单独扣押在拘留所的代表；二、允许代表们到院中散步，互相往来；三、将被拘代表送法庭或由警厅司法科受理，速开公审，按法律解决。在斗争中，于方舟大义凛然，斗志旺盛。他还在斗争的艰苦时刻以诗言志。他在《浣溪沙》中写道：
  红日过墙三丈透，
  监狱门开来走兽。
  看到绝食眉头皱，
  面对英雄发抖！
  传单标语未写够，
  牢外同学平安否？
  他在另一首中又写道：
  千古做完人，
  震撼三津。
  爱国不怕进狱门。
  虎狼拒送检察厅，
  更加仇恨！
  红日透窗棂，
  满眼光明，
  绝食神州动风云，
  洋奴买办休横行，
  一场春梦。
  这些诗词，抒发了一个革命者以拯救祖国人民为怀的高尚情操和威武不屈的坚强意志。
  在天津各界人民有力地声援和支持下，绝食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4月7日警厅不得不把被捕各界代表移送到地方检察厅，并争得了读书聚会的权利。当日，他们就订阅了《时事新报》、《晨报》、《益世报》、《泰晤士报》等五种报纸，还成立了“书报公司”，大家凑钱购买新书，供难友们阅读。于方舟还与周恩来一起共同办了“读书会”，组织狱中难友学习英文、历史、数学、中文等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还积极研究社会问题，于方舟与周恩来等被推为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专负对社会问题研究之责。为了交流学习心得，探讨问题，规定晚上举行各种内容的演说会，于方舟演讲了“平民教育实施的办法”。他们通过召开各种类型的讨论会，共同研讨重大社会问题，还在狱中开展爱国文化娱乐活动。于方舟积极为演出进行各项准备，并与他人一起多次演出滑稽剧，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于方舟入狱的消息传到家乡后，他的父亲赶来探望。当时宁河有个绅士以“关心青年前途”为名，也前来“劝说”于方舟以读书为要，说什么不在其位、不要谋其政。于方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予以谢绝。
  在天津人民积极声援和全体被捕代表的坚决斗争下，检察厅不得不于1920年7月6日至7月8日开庭公审。在法庭上，于方舟与周恩来等义正词严地进行答辩斗争。在7月7日的公审中，于方舟就检察厅判他们四人为“骚扰罪”而严厉质问检察官：
  “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中国行政长官，何得谓之触犯刑律？倘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扰罪名，或可有之。”廖廖数语，把反动军阀亲日卖国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7月8日，他与周恩来等又答辩道：“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一百六十四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把反动法官置于被告地位。最后，检察厅只好强捏罪名，以“聚众骚扰罪”判处他与周恩来等四人有期徒刑两个月，用非法监禁的日数与刑期相抵的手法，于7月17日宣布“期满”释放。
  四、故里抗税
  于方舟获释后，天津人民组织慰问团，召开欢迎会，把大红绸花和缀有“为国牺牲”四个金字的纪念章佩戴在于方舟胸前，但教育当局竟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将方舟与其他被捕学生一道开除了学籍。他怀着对反动派的强烈仇恨和拯救国家危亡、解除劳苦大众疾苦的迫切心情回到了家乡，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革命活动。
  他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劳动人民有深切的了解，少年时就萌发了解除农民痛苦的思想。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目睹广大农民终日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更加意识到解决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开始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进行发动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斗争。
  为了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让广大农民认识贫穷的根源，认清敌人，于方舟亲自用浅明、简短的文字编写传单，说明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土豪劣绅，并以工整的字体抄写后散发。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深受封建思想桎梏的农民，往往相信命运，幻想菩萨保佑来改变自己的穷苦地位。封
  建地主阶级也就利用这种封建迷信来欺骗愚弄人民，以维护其利益。为了解除封建迷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于方舟用易于被农民接受的歌谣形式，编写破除迷信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他用通俗的语言写道：“不拜佛来不烧香，全靠自己把家当；观音菩萨不治病，辛苦种田粮满仓。”引导农民通过斗争掌握自己的命运。
  于方舟常常以农民的打扮到农民聚集的地方宣传革命道理，并经常和一些家境贫寒、办事公道、敢讲话、在贫苦农民中又有一定威望的人促膝谈心，启发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在于方舟的启发引导下，俵口村的农民们开展了反对“租地改苇地”的斗争。当时，村南曾口河以北约有1000亩地原是贫苦农民租种，后被村里“十八沟”（大地主）霸占。财主们为了赚钱，就收回了这些租地改为苇地，使得众多的贫苦农民生活无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方舟就积极发动大家齐心协力地进行斗争并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于方舟领导家乡贫苦农民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还曾留下了“愤打二钱六”的动人故事。当时，宁河县议会议长、劣绅刘瑞五，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提出盐、碱、薄、洼的土地，每亩都要增加二钱六厘银子的附加税。反动政府竟通过了这个提案，还发布增税的告示。于方舟对劣绅的这种残酷剥削行为无比愤慨，决心发动农民进行抗税斗争。他走村串户，以宁河县“旅津学生同乡会”的名义，召集暑假回乡的进步同学，率领贫苦的农民、渔民去县政府请愿。于方舟向刘瑞五严正指出：“你身为议长，既不体贴民苦，又讲不出附加税的正当用处，盐、碱、薄、洼之地，又多数不在你们地主豪绅之手，如此的附加税，岂不是为害于民吗？”他代表大家提出：“当局必须立即宣布撤销原案，把增收附加税的告示撤回！”这时，随同于方舟同来的群众也在门外应声呐喊。县当局怕闹出乱子来更不好收拾，只得当场宣布免征附加税，斗争取得了胜利。抗税斗争表明于方舟已走上
  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是他从思想到行动正在经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五、组建中共天津地委
  “五四”爱国运动和铁窗生活的锻炼，激发了于方舟追求革命真理、拯救国家危亡的崇高志向。他被捕获释后，在李大钊的启迪和影响下，树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怀着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开始了拯救祖国的新的战斗。
  为了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革命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更加健康地进行，1920年秋，于方舟与李大钊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新生社”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行会刊，热情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积极宣传革命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员们在于方舟的领导下，积极学习《新青年》、《少年中国》等革命刊物，用革命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李大钊（左）与
  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于方舟（右）在一起
  1920年5月以后，随着上海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10月，于方舟和张太雷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将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天津团组织逐步巩固和发展起来。团员们在于方舟的领导和带动下，经常开展理论学习，交流工作情况，讨论如何深入群众开展工作等问题。于方舟还经常到北京向李大钊请示汇报工作。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机严重，人民苦难日深的黑暗岁月。社会现实更加激发了于方舟改造社会现状、解救人民痛苦的热忱。他认为，青年人不仅要有热爱祖国的一片赤诚，还要有报效祖国的知识和才能。知识和才能不仅来自于革命实践，也来自于良好的教育。他决心努力学习，进一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以提高革命才干。于是他借用本村于绍舜的毕业文凭，沿用于绍舜的姓名、年龄，巧妙地避开了反动当局的耳目，于1922年9月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文科，学号为“386”。在南开大学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
  于方舟是一位深沉、稳重、思路敏捷、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青年。进入南开园后，这些特长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科学书籍，在知识的海洋里进行探索，并视读书求知与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为一体，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使他在学习中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数朵仙凤开欲笑，几篇古籍读将殁。窗明几静思多快，国破民悬意转烦。”表达了他拯救祖国人民的强烈心情。
  于方舟在校学习期间，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为了广泛团结社会力量，在同乡学生的支持下，1922年秋，于方舟重新整顿了处于瘫痪状态的宁河旅津学生同乡会，由于他“能力过人，热心于事”，在同乡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会长。他不负重望，
  竭诚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同乡会季镌》，作为联络同乡，讨论问题，交流情况，互相促进，共同学习的园地。他撰写文章，披露社会黑暗，抨击社会腐败现象。指出：“中国时局之乱极矣，中国人民之苦极矣，四万万同胞无片刻之安生，数百万方里无尺寸之乐土。”对中国政局混乱的原因，一些忧时之士认为，中国“政治之不良，法律之不善，教育之不普及，实业之不振兴”是为端底；因此提出“改良政治，监督司法，普及教育，振兴实业”等改良主义的主张。对此，于方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改变社会现状的根本措施，只能在于谋求国家“根本之改善”。这里所指的根本之改善，也就是为国民“谋共同福利”，尤其要解决农民问题。他在文章中颇有见地的指出：“国民是民国之主。”而我国又为“农业立国之国家，国民的最大部分尽在农民”，因此要国家政府昌明，人民生活安乐，必须教育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以实现古人“为政首重足食”之论。为此，于方舟主张：“不谈改善则已，谈也必自农村始；不谋进步则已，谋也必自农民始。”只有这样由近而远，由小而大，“才能使全国之乡村皆进步，全国人民尽安生”；对于国家，是“谋根本之改善”。因此，他还对家乡——宁河县如何振兴农村实业、兴办教育、造就人才等提出了设想和具体办法，呼吁大家“起而行之”。
  应当指出，于方舟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这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颇为流行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近今世界，已成为工业时代”的情况下，他在“尚常滞迹于农业时代”的中国同富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中，深感我国发展工商业，已刻不容缓。应当指出的是，于方舟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上，而是透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表象，认识到了它所掩盖着的私有制的种种弊病。因此，他所主张的“振兴实业非一般于通都巨埠以专趋私利之实
  业，而是以民生为根据、具世界之眼光的谋共同福利之实业”。这里所说的“世界之眼光”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苏俄这一光辉榜样。这就是于方舟思想可贵的升华之处。更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于方舟还认识到人才在振兴实业中的重要性。他说，办工业离不开资本、人才和原料，而人才的培养，教育是重要的环节，他视教育、实业为“两大端”。
  总之，于方舟虽然认识上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是他对于社会的揭露，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批判，尤其是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思想和以民生为目的发展工业的思想，对鞭挞社会，教育会员，唤起民众，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于方舟在整顿宁河县旅津学生同乡会的同时，还重新组织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并被推举为执行部部长。
  然而，在前进的道路上，于方舟既有胜利后的喜悦，也有过“有志难酬”中的“伤感”；有过追求光明中的奋进，也有过“举头前路”中的“苍茫”。他在《感旧》诗中，就曾有过这种感情的流露：
  回首前尘涕涘垂，呼号奔走究何为？
  我因救世茹艰苦，谁肯无情论是非。
  多少故人齐落伍，几何壮志俱成灰。
  而今学业全无就，惆怅前途无所归。
  然而，他毕竟接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没有沉沦，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唤他振作起来，重新扬起了驶向彼岸的风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前途举首正悠悠，复想徒添无限愁，幸有余年堪努力，明年再看此方舟。”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于方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于方舟由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十月革命的进步青年，已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者了。从此，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崭新姿态，更加自觉地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1923年冬，党中央派蔡和森来天津指导工作，并指示于方舟筹备建立中共天津地委。于方舟接受这一任务后，和天津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江浩、李锡九等积极进行筹建工作。1924年春，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领导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法租界24路普爱里34号（现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21号）召开成立大会。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党在天津工作的具体方针和行动纲领。于方舟当选为书记。
  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也于同年3月9日在高等工业学校召开重建大会。于方舟在会上做了报告，传达了中央通告，并说明了团组织在津活动的范围、方法和态度。李锡九、王贞儒、邓颖超等也分别做了报告，对团组织决议、宣言、国民党事项、内政、外交以及纪念五月节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会议确定了团组织的工作任务和行动方法，并选举于方舟、李希逸、王乃宽、邓颖超、王贞儒等10人为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于方舟任委员长。
  团地委建立后，决定首先加强对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规定《响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等为必读书籍。同时，邀请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讲演，帮助团员提高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以于方舟为首的团地委还决定由团员组成天津学术讲演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并要求团员深入工厂和农村进行革命宣传，以增强团员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启发工农民众觉醒。团地委还组织团员协助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并注意吸收先进青年入团。到1924年下半年，已发展为九个团支部，学生联合会中之骨干分子皆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4年9月19日，于方舟最后主持召开了团地委会议，他就“在粤开会情形及右派反动高潮”、“在沪C·P会议案及宣言的解释”、“津
  地过去的半年”和“此次东南、东北战争之背景”做了报告。会议并就青年组织问题、工学运动、S·Y运动、宣传及平民教育等问题介绍了情况，交流了经验，选举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从此，于方舟便离开了团的领导机关，专门从事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工作。
  天津建党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组织，到1926年，在天津的工厂和学校已建立了基层党支部二十多个，有党员四百余人，各种群众组织，如天津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反帝运动大同盟、农民协会、各业工会等均已公开或半公开建立起来。同时在直隶省128县中，有六十多个县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除北方区直接领导的唐山、保定、石家庄、天津、北京等地委外，冀东、冀中、冀南、津南各县和北京的共产党员发展到近千人。
  六、在大革命高潮中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党的指示，于方舟、江浩以直隶省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与国民党共同讨论国共合作的重大问题。于方舟与毛泽东、瞿秋白等17名中共著名人物被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于方舟为候补执行委员。孙中山亲笔题写了17人名单。
  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深得孙中山先生的钦佩和信赖，他力排国民党右派的阻挠，果断地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组织，担任国民党的重要职务，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健全地方党组织。因此，国民党“一大”后，便派出于方舟、韩麟符、夏曦、刘伯垂、赵干等共产党人分别担任直隶、热河、湖南、湖北、江西等14省国民党改组筹备员，负责筹建国民党省党部。于方舟回天津后，不顾北洋军阀的恐怖政策，信心百倍地致力于统一战
  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名单线工作。他与共产党人李锡九等共同努力，于2月底在天津英租界义庆里19号（现南京路义庆里40号）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该党部委员均为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于方舟被选为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对于方舟在国共合作中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大革命的新形势下，北方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变化。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北京军阀政府，段祺瑞被拥为北京政府的临时总执政。在复杂的形势下，冯玉祥致电孙中山，邀请他北上商讨和主持国家大计。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主张召集有各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推翻军阀专政，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他毅然接受邀请，并发表《北上宣言》，11月13日离粤北上。孙中山先生的北上号召，掀起了全国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
  于方舟把迎孙北上作为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有利时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1月中旬，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发起了组织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会，号召各团体积极参加，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正确主张。11月24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市党部、天津反帝大同盟、学生联合会等41个团体，在天津县教育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五十余人，公推江浩为临时主席，于方舟向代表们报告了筹备经过，并决定进一步扩大筹备会阵容。同日，于方舟、邓颖超和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共同协商，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与直隶教育会（马千里为负责人）的名义联合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影响。同时，他们还组织党、团员深入工厂、学校及繁华市区进行宣传鼓动，在天津发起了一个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爱国民主运动。12月2日，于方舟亲临东马路宣讲所讲演，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大权却旁落于军阀手中，内乱不止，民不聊生。吾国纷乱之源，确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二者之勾结。目前救国良药，对内即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号召民众起来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上的革命活动。
  12月4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日船“北岭丸”由上海绕道日本抵达天津，下榻于张园（今鞍山道67号）。以于方舟为首的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立即动员和组织工人、学生、市民约两万人到旧法租界美昌码头（今营口道东口）热烈欢迎推翻帝制、首创民国的孙中山。于方舟等负责人也亲往码头迎接，并于当晚在国民饭店设宴招待孙中山一行，孙中山因病未
  能出席。
  12月31日，孙中山起程赴京，天津各界、各团体代表二百余人，手持“国民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领事裁判权”等字样的旗子，前往车站欢送。于方舟、邓颖超、马千里也
  一同送行。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利用孙中山北上的机会，“造成全国的舆论及民众的后援，庶几进可制胜军阀，退可扩大宣传”，发动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中共天津地委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这一主张。1925年初，天津各界人民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参加者七十余团体，于方舟当选为宣传科主任，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宣传活动从市区深入到县城，各县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建立了起来，从城市到农村形成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高潮。但是，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政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卖国求荣的段祺瑞政府，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发表了“外崇国信”的卖国声明，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于1925年2月召开分赃的“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相对抗，以使其统治合法化。
  为了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以争取实现中国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反动性质，同时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于方舟、江浩、邓颖超、江韵清、李散人、马千里等代表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出席了大会，与大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李大钊、赵世炎等共同努力，为大会的圆满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于方舟等又在天津组织各界人民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会后举行了反帝、反军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游行示威，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国民会议运动。
  1925年底，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第三军进驻天津，军长孙岳兼任直隶省长。北京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派出张兆丰、李林等同志帮助第三军创办干部学校，负责军事训练。因此，共产党的
  统一战线工作在第三军中有一定的基础。该军进驻天津后，为了推动天津地区革命工作的开展，于方舟十分重视对该军和孙岳展开团结教育工作。他偕同江浩、李锡九（此二人与孙岳都是老同盟会员，早已相识）前去会晤孙岳，共同讨论直隶省的施政方针。由于于方舟等共产党人正确地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并耐心地做工作，争得了孙岳及所率国民军第三军对革命的同情，使天津地区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
  七、工人运动先驱
  中共天津地委建立后，把发动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派一些党员到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创办学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于方舟也亲自到学校讲课，还以“反对不平等条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内容为学员编写《识字册》、《造句册》、《短文》等课本，向工人们灌输爱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平民学校，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逐步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组织，为深入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5年初，中共天津地委根据党的“四大”决议精神，领导各界人民迅速建立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反帝运动大同盟、非基督徒大同盟、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进行公开合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津人民第一次公开召开纪念大会，会上，于方舟做了讲演，详细介绍了“五一”节的由来，指出了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方向。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入天津后，以于方舟为首的中共天津地委迅速将各阶层的人民组织起来，沪案后援会纷纷成立。各界联合会也随即召开恢复大会，于方舟以反帝大同盟代表的名义出席了会议，并起了领导作用。天津各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六、七月间，举行了数次有几十
  万人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提出了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掀起了天津的反帝斗争高潮。在汹涌澎湃的反帝斗争中，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地毯、纺织、铁路、印刷、油漆等行业的工会组织相继建立。1925年8月4日，天津二十余个工会联合会成立了天津总工会，于方舟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他鼓励工人同心协力，继续坚持斗争。
  当时，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天津、河北地区的领导，派李季达来天津，接任于方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职务，于方舟做顺直省委的国民运动工作，同时兼天津地委组织委员。从此，于方舟与李季达等同志紧密合作，悉心擘划，把这场反帝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他们组织和发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斗争此起彼伏，声势空前浩大，其中尤以天津日商裕大及宝成、裕源等纱厂工人的罢工最为坚决，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工会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英货，与英经济绝交等，其他各厂工人也继而响应，纷纷举行罢工和集会游行，相互支援。
  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宣传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素质，引导工运夺取胜利，天津总工会继《工人生活》之后，又于1926年1月底创办了《工人小报》，由赵世炎主编，李季达、于方舟等参加编辑工作。《工人小报》是天津几十万工友的喉舌，“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深受工人爱戴。
  在风起云涌的反帝高潮中，于方舟还亲自领导了天津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1925年，控制天津电车公司的比利时资本家为了更多吸吮中国人民的脂膏，企图实行车票加价，一时民怨沸腾。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发动一次罢工斗争，以打击比利时资本家的气焰，满足群众的要求。地委决定派于方舟前去领导这一工作。于方舟亲自编写、散发传单，揭露比商敲诈市民的阴谋，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斗争。同时，他秘密深入到电车工人宿舍，与工人进行谈话、访问，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工
  人生活以及对车票加价的反映，解除某些工人对举行罢工的顾虑，启发他们的反帝爱国觉悟。在于方舟的发动和组织下，终于形成了全市电车工人罢工的高潮，全部电车停驶，给比国资本家以经济制裁和政治揭露。但是，比商却以受“过激派”煽动为名，要搜查工人宿舍，迫害工人。此时，党又发动广大群众支持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组织了支援天津电车工人罢工后援会和收回天津电灯电车公司促进会，经过工人群众团结一致的斗争，比利时资本家不得不宣布取消加价，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如火如荼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到直隶省广大农村。于方舟利用一切活动的机会，广泛接触直隶省各县的进步人士以及学生、工人、农民，吸收了很多人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派他们驻京奉、京汉、津浦沿线各县充实或发展新的革命阵地。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县党组织发展迅速。冀南以大名为中心，周围的东明、长垣、清丰、南乐、广平；以磁县、邯郸为中心，周围的肥乡、成安、涉县、武安、永年等；以顺德（即邢台）为中心，周围的沙河、南和、任县、巨鹿、广宗、威县、内邱、隆平、柏乡等；以正定为中心，周围的元氏、井陉、获鹿、赵县、平山、灵寿、藁城、无极、晋县、束鹿、衡水、行唐、新乐、定县、曲阳等；以安平、饶阳为中心，包括深县、武强、安国等；冀中以清苑（保定）为中心，周围的阜平、完县、高阳、任邱、安新、徐水、满城、涞源、易县、固安、涿县、涞水、容城等；冀东以玉田为中心，包括兴隆、遵化、迁安、卢龙、丰润、宝坻、宁河、蓟县；以乐亭为中心，包括昌黎、滦县、林榆、抚宁等；津南以吴桥为中心，包括景县、冀县、枣强、清河、宁津、东光、武邑、阜城等；以沧县为中心，包括庆云、盐山、南皮、交河、献县、河间、文安、大城、霸县、雄县等；冀北包括平谷、密云、顺义、昌平、怀柔等。以上各处均有中共县委或支部以及国民党的县党部组织。这些组织的发展和建立，虽然是革命
  客观形势的要求，但与各地同志的努力，特别是与于方舟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五卅”运动中，直隶督办李景林对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8月16日下令开枪，工人多人受伤，纱厂工人代表姬兆生、贺志，海员工人代表安幸生、陆苗根，学联主席幸璞田，各界联合会代表李散人、李希逸、杨衡南、李公权、黄琴父等17人被捕。于方舟因病回俵口村休养，闻讯后即带病返津，多方联系营救被捕同志，并向永大木器行借钱（本族于姓所开），送到羁押被捕者的看守所，从经济上支援他们，还带进去各种书刊鼓励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
  在此期间，为了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于方舟建议地委分别组织共产党员训练班和国民党员训练班，由地委选派适宜的同志任教，工人区的训练班由区委负责（这时在小刘庄工人区成立了区委）。市区以义庆里为中心，分别轮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此外，为了深入了解各县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密切工作联系，于方舟分别派得力党员到冀东、冀中、冀南、冀北巡视工作。
  八、中流砥柱
  革命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一些老右派，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西山会议”，通过了反共决议，宣布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10人的党籍，于方舟也在被开除之列。统一战线内部左右派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公开化。
  这时，隐藏在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国民党右派，如王德勤、王南复等人在西山会议派的唆使下，也蠢蠢欲动，要求召开国民
  党直隶省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省执行委员，阴谋排除于方舟等共产党人在省党部的领导，篡夺直隶省党部的领导权。革命中出现了一股逆流。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于方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严正立场，他以锐敏的目光识破了王德勤等人排斥打击共产党的真实目的。他郑重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肩负着消灭阶级剥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就是要帮助和影响它，使它真正成为各阶级的革命同盟，按照我们的主张前进。这同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帮助下，于方舟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他执行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一方面，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同意召开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另一方面，对他们反对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为此，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于方舟即做了各种准备工作，首先在天津市秘密召开了一个全省共产党员代表和天津全体党、团员参加的大会。国民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建立和健全了各县的国民党党部，确定县代表的推选办法和名额，这就为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1926年3月10日，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在天津的道尹公署召开。会上，于方舟做了《政治现状的决议案（草案）报告》，阐明了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通过了开展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等群众运动决议案，选举于方舟、李锡九、江浩、吕职人、李希逸、邓颖超（因已去广州，决定由王贞儒补充）等九人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委员。这些人大多为共产党员。这样，就保持了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人的进攻，挫败了他们的篡权阴谋。
  局势瞬息万变，1926年春，英、日帝国主义唆使奉系军阀反扑，国民军与奉军隔滦河对峙。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奉军的进攻，直接炮轰大沽炮台及守卫者国民军，这一暴行激起了京津民众的极大愤慨。北京人民于3月18日举行大游行，向段祺瑞政府请愿，要求向日本进行交涉，必须向中国道歉，舰队撒离渤海，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下令讨伐奉系张作霖等。段祺瑞竟悍然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死伤甚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天津地委立即组织群众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声讨段祺瑞政府的血腥罪行，支持北京人民的斗争。
  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压力下，被迫于3月22日撤出天津，在撤退前国民军第三军的刘格平仓促通知了于方舟。于方舟一向深谋远虑，对形势逆转早有估计，并有所安排。对原义庆里40号照旧保留，同志们原来在地下工作的住处也照样保留。他立即通知学联、妇联及各业工会、各群众团体，采取转入地下的措施，国民党、总工会等机关撒离道尹公署转入安全地点。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于方舟与地委稳妥地建立地委秘密机关，改进地委与各区支部的接头办法。由于措施得当及时，在这样重大的混乱局面中，天津党的工作丝毫未受影响。对于国民党的工作，于方舟召集了省市党部的联席会议，确定义庆里40号楼上暂做省党部办公地址，楼下为市党部办公地址，为了安全，立即通知各区党部暂停往来，一切工作派人联系，同时分别派员沿京奉、京汉、津浦各线重新布置工作，确定秘密通信办法。一切工作尽量以群众团体名义出现，把党组织掩护在群众之中。
  由于北伐军节节推进，北洋军阀陷入困境，在垂死挣扎中对北方的革命活动采取军事镇压行动。1926年11月22日，天津警察厅通过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包围义庆里40号，将江震寰（市党部主席）等人逮捕引渡，交军阀的军事法庭审讯。天津地委为营救江震寰等被捕同志多方奔走，国民政府为引渡事向英国政府
  提出抗议。军阀慑于群众声势，未敢立即杀害。转年4月8日，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军阀褚玉璞终于在天津南市上权仙影院前枪杀了15位烈士。中国革命的形势急剧恶化，直隶省的形势也日益恶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在北方，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遥相呼应，逮捕绞杀革命者。于方舟克服重重困难，继续领导工人进行争取政治权利、改善生活的斗争，领导农民进行抗捐抗税的斗争。
  九、血泊玉田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北方党组织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为了挽救革命，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还提出了改造和整顿顺直省委的意见。从此，在南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领导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在北方则发生了玉田农民革命暴动，打开了创建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蔡和森、王荷波等同志来北方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主持北方局工作。9月，在天津召开了改组顺直省委会议，撤销了犯有右倾错误的彭述之省委书记的职务，选举朱锦堂、于方舟、李季达、杨春林、王仲一为省委委员，组成了新的领导机关。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新、老军阀地主豪绅，发动和组织农民战争，建立工农兵政权的行动方针。10月，北方局进一步决定在京东、京津、唐山等六处准备大暴动，并对暴动的性质、领导、口号、目的等问题做了指示。中共顺直省委为加强对京东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10月间成立了中共京东特别委员会。随后，京东农民协会也正式建立，统一领导玉
  田、遵化、丰润、蓟县的工作。在建立组织的过程中，革命力量也得到迅速发展。截至10月底，玉、遵、丰、蓟四县党员已发展到二百余人，农民自卫队也普遍建立起来，党领导下的农会会员约十万余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这时，玉田县一带的反动武装也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抓捕农会负责人，残害积极分子，扬言恢复已被取消的捐税等。因此，激起了农民极大愤怒。京东特委抓住时机，于10月18日举行了著名的玉田暴动。参加起义的一万四千多人，攻下了县城，占领了县政府等反动机关，解除了反动武装，并准备成立革命政府。
  正当玉田人民和起义军欢庆胜利之时，省委农民部部长、京东特委负责人叶善枝从遵化到玉田，指责这次暴动是“胡闹”、“蛮干”，强令起义农民立即撤出县城，解散队伍，隐匿干部，县委停止活动等。特委其他领导人同叶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同时，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起义军进入到城北郭屯一带继续坚持斗争。由于起义军多由农民组成，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加以叶善枝的错误影响，情绪受到挫伤，导致大量减员，使革命遭受很大损失。
  为挽救战局，坚持武装斗争道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顺直省委决定派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于方舟前去玉田，领导暴动。于方舟带领一批军事干部来到玉田后，立即将起义军余部集中到遵化城北的王爷陵。在这里，于方舟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成立京东革命委员会和京东人民革命军以及重新攻打玉田县城的决定，听取了起义领导同志的汇报，批判了叶善枝解散起义队伍、放弃武装斗争的错误。会议期间，将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队改编成为京东人民革命军，并组成了指挥机关，制定了第二次攻打玉田县城的计划。部队整编时，人民革命军还制作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上镶“土地革命”四个大字的红旗和指战员
  佩戴的袖章。从此，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部队整编后，全体指战员在于方舟的率领下，高举革命红旗，从遵化向玉田进军。沿途打土豪，夺枪支，壮大革命队伍，积极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10月底，部队进入遵化县东南部，按计划准备夺取平安镇，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经过周密部署，部队首先埋伏在农会基础较好的刘各庄一带。在一个集日，指战员们化装成赶集的农民，三五成群来到城内，然后在预定的地点集中。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出其不意向敌人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打伤警卫民团数十人，缴获长短枪15支，解除了全部反动武装；没收了税务局和一部分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百姓；并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土地革命和人民革命军的任务，宣布取消向反动政府交粮、纳税，号召农民起来参加斗争。于方舟等同志领导的平安镇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使玉田、遵化一带群众的革命情绪重新振奋起来，要求参加革命军的群众也日益增多，到鲁家峪时，人民革命军已发展到四百余人。
  不久，部队进入鲁家峪。鲁家峪位于玉田、遵化、丰润三县交界处，地形复杂，农会基础较好。于方舟等筹划从这里进入玉田。当地的恶霸地主刘玉犁拥有团丁二十多人，和附近村庄的地主武装建立了“联防”，特别是与西面的恶霸地主吴殿三之子掌握的反动武装关系密切。他们在这一带为非作歹，鱼肉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当革命军到达后，群众强烈要求给予惩办，为民除害。在群众的要求和支持下，人民革命军当夜就向其发动了进攻，刘部依墙顽抗，而人民军因地形不熟，天色又晚，加之长途行军的疲劳，经将近一小时激战，未能攻入。当夜，人民军张贴“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取缔警察民团”、“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口号，进行宣传鼓动，撤出战斗，计划于翌日再战。不料，刘玉犁连夜串通周围数十村的反动民团两三
  千人，于拂晓前将鲁家峪重重包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人民革命军又缺乏战斗经验，没有及时组织突围，遭到重大伤亡，部分领导骨干英勇牺牲，三四十人被俘。当敌人三面包围向村内压缩时，人民军被迫分散突围。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起义领导人率领一部突围后，行至丰润县沙流河附近时，与当地民团遭遇，不幸，于方舟等四人被捕，起义也遭到失败。于方舟等被捕后，被押解到玉田县城。在狱中，于方舟化名于绍尧。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下，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革命精神。
  于方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党组织及其家属曾多方设法进行营救，正在准备武装劫狱时，1928年1月的一个寒风凛冽、乌云滚滚的夜晚，敌人将他们押到玉田县城南门外刑场。于方舟从容自若，视死如归，高唱着《国际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烈士牺牲后，遗体被掩埋在玉田西门外西北角星星庙北的义地。
  于方舟等人英勇就义（画像）
  十、青史长存
  1946年5月21日，党在于方舟等先烈遇难地建立了纪念碑，碑文称颂：“他们的精神不死！革命的浩气长存！”全国解放后，当周恩来总理见到玉田暴动中幸存的其他领导人时，就关心地询问于方舟烈士的情况，表示深切的怀念。邓颖超在谈到天津“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活动时，曾多次提到于方舟烈士的革命事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于方舟烈士的出生地俵口村修复了于方舟故居，彭真题写了“于方舟故居”横匾；在宁河县烈士陵园和方舟公园内，先后建起了纪念于方舟烈士的各种碑刻，其中有邓颖超题写的“于方舟烈士纪念碑”，有李瑞环题写的“津门之光”等。
  于方舟同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征途中奋进不已！他的革命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于方舟烈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将永垂史册！
  本文参考书
  1．《战斗在天津的共产党人》（中共天津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作者：刘玉芝、窦爱芝）
  2．《不屈的共产党人》（人民出版社出版）
  3．《玉田农民暴动》（中共党史出版社编）
  4．《玉田县革命史》（中共玉田县党史办公室编）
  5．《天津历史大事记》（天津历史研究所编）
  6．周恩来：《警厅拘留记》
  7．于方舟：《方舟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