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一）
  前年我去日本，闲谈中，日本友人说到王照，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这使我十分惊讶。王照是我们宁河人，清末翰林院庶吉士，后为礼部主事，我国著名语音学家、汉字改革的先驱者。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拿办”，在逃亡日本期间及回国之后，致力语音研究，终获成功。他创造的官话字母（今称汉语拼音），开注音符号之先河，一时风行于世。现在想来，他的这个创造实在太伟大了！试想，若没有他的创造，我们读书识字，查阅生字、难字该是何等的困难。难怪那位日本友人在王照去世近70年后还一直怀念着他，敬慕着他呢！
  说到王照，不由使我想到他的曾祖王锡朋。王锡朋是清道光年间寿春镇总兵，中国近代史著名的爱国将领。在舟山，他与另外两总兵率领将士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在敌强我弱处于明显劣势下，他身先士卒，陷阵拼杀，背水决战。炮弹炸断了他的左腿，右耳挨了刀砍，仍“不时跳起，挥佩剑且击且骂”，直至头部中弹，壮烈身亡。王锡朋不畏强暴、义薄云天的爱国壮举，惊天地，泣鬼神，直到现在，只要一合上眼，想象起当年那种刀光剑影、血洒疆场的惨烈战斗场面，那种宁死不屈、骁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心灵就为之震颤！王锡朋不愧为民族英雄。他死得悲壮，死得刚烈。三总兵死后，舟山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咸丰四年（1854年）在定海建起“三忠祠”；光绪十年（1884年）重新修建；1997年投资1000万元，又将“三忠祠”迁址晓峰岭。规模越来越大，前往拜谒的人越来越多。王锡朋本不是舟山人，舟山人却是那样敬佩他，怀念他，专门建祠堂世代供奉他，就连我们机关的人去了，舟山领导都以一种特殊的情感接待我们，称我们是“英雄家乡的人来了”。这着实让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同时也平添几多感慨、几多思考。
  由王锡朋的悲壮殉国，我又想到于敏的科技兴国。于敏是我县芦台人。他少年时就亲眼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苦难的经历使他幼小的心灵就深深感悟到“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从此立志发愤读书，走“科技救国”之路，用知识和智慧报效祖国。他以常人难以
  想象的勤奋，在科技王国里苦苦探寻，终于成为我们国家最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最令人瞩目的是，恰逢不惑之年，就成功设计并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那震惊世界的一声巨响和冲天而起的蘑菇云，打破了美苏两大国的核垄断，大振了国威，大长了全中国人民的志气。1999年9月18日，在全国两弹一星功勋表彰大会上，他第一个走上主席台接受江泽民总书记亲手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此情此景，多让他的家乡人民骄傲和自豪啊！
  从于敏说开去，我又想到许许多多有作为有贡献的宁河人。我想到了为中国人民翻身解放而英勇献身的著名革命家、天津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于方舟，想到了名扬海内外的著名作家罗兰、郑愁予、丁一三、万国儒、柳萌，著名画家、书法家周思聪、李仲耘、苏本一、郭景兴，想到了著名数学家冯克勤，宝钢创建人黎明，想到了传奇式战斗英雄武宏、李恩宝，想到了那些为革命和改革开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党政军界的领导干部……
  我实在无法一一历数他们的名字。从古至今，宁河名人真的是多如繁星，数不胜数。
  说到这里，我忽地想起古人有句描写春天的诗，叫做：“乱花渐欲迷人眼”，“百般红紫斗芳菲”。我想，用来形容宁河名人之多，怕是再贴切不过了。
  名人跟事业总是联在一起的。名气的背后，意味着艰辛，意味着奋斗。我们县的名人，是用他们出色的业绩，灿烂的人生，展示了宁河的人文精神，展示了宁河
  人非同凡响的风采。他们是宁河的精英，是宁河人的荣耀。想到他们，就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在心灵深处激起层层涟漪，受到深深的触动与震撼，浓重的感染与熏陶……。
  然而，我也常常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尴尬：有时出门在外，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起宁河名人来，有些外籍人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可我们自己却不甚了了。这着实让人感到遗憾和愧疚。为什么他们名声在外，在家乡却鲜为人知呢？我想，这主要还是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够，宣传不够。这使我想到，如果有一本书，比较系统地向家乡父老介绍天南地北的宁河人，就好了。今年春节过后，我和王光军同志谈及此事，一说就都想到一块去了。张有会、段春华同志都对此事表现出极大兴趣，并给予了大力支持。
  细想起来，出一本关于宁河名人的书实在很必要。因为，名人代表了一种文化品位，也是一个地区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的标志和象征。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为名人著书立说，树碑立传，似乎就是中华民族的保留项目。前面说的，王锡朋是我们宁河人，却在定海建有“三忠祠”（宁河镇也曾建专祠祭奠）。聂士成（清末四大领兵大员之一）原籍安徽人，抗击八国联军战死在天津八里台。因其在芦台东大营长期驻兵布防，死后天津、芦台都建有“聂公祠”（后塌）。清朝宰相杜立德死后葬于家乡宁河镇，康熙皇帝亲自题写“永言惟旧”四字，并御赐碑文，刻于专祠。历史上如此，当今也是这
  样。方舟就义后，党和政府拨专款在县城芦台建“方舟公园”，在俵口村修缮方舟故居，在他曾战斗过的地方，立塑像、建纪念碑。古时的建祠堂，今日的建馆园，形式不同，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弘扬当代，永昭后世，让人们永远记住他们，怀念他们，学习他们，让他们的业绩、精神、品格和风范千秋记存，发扬光大。我们编写《宁河名人》，目的也在于此。
  （二）
  《宁河名人》涉及科技界、文艺界、学术界、党政军界等知名人士46人，洋洋洒洒48万字。我看完那厚厚一摞草稿，感慨万千。感叹之余，不禁掩卷沉思，我们县论面积不算大，论人口也不算多，为什么会出了那么多名人，以至就像珠子似的，发现一颗，一牵，竟是一串一串的，甚至编一本书都无法囊括？我想，这其中必有深奥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我县历史文化悠久，明清以来就出了不少文人墨客、名流宿儒，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人遗风，营造出一种浓厚的书香气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所以才出了那么多文化名人；也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毗邻京津两大城市，信息灵通，交通便捷，对先进思想接受得快，所以才出了那么多英雄豪杰、高官乡宦，等等。我感到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我想，除了这些之外，我县特殊的自然环境，是不是也是个重要原因呢！
  我们县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滨。境内，河道密布，交错纵横。蓟运河、潮白河、青龙湾河、曾口河、还乡河等几条河流，流经全县，构成了水绕村转、村在水边别具一格的水乡风貌。我县的河流还有个特点，就是都通着海，古来就是“开放型”的。大海的辽阔、奔放，内河的文静、柔媚，浑然一体，和谐交融，这无疑对宁河人的性格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最有典型意义的还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蓟运河，从有文字记载的隋代一直流淌至今。它从北至南贯穿了整个县域，而后，径直向大海奔去。千百年来，它给宁河带来多少灌溉之利、鱼虾之饶、商贾舟楫之便，恐怕是笔墨难以描述的。正因如此，早在五代时，就出现了“万灶沿河而居，千帆顺水逐波”的盛况，宁河（古称梁城）、芦台两大名镇，就是那时始建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它像两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蓟运河畔，成为宁河繁盛的象征。最不可思议的是，蓟运河本是一条自然河，可它流入我县境内后，似乎是恋恋不忍离去，刻意扭动一下她那修长的身躯，来了个“九曲十八弯”。这一绝妙之笔非同小可，所有的精华、灵气、神韵，似乎都在那扭动的瞬间留下了，沉淀了。宁河所以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所以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强劲的发展根基，怕是与这神来之笔不无关系吧！
  宁河的七里海，更是名闻遐迩的水乡泽国。七里海方圆十万亩，是国务院批准的世界罕见的古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这里风光秀美，水波荡漾，绿苇如茵，百
  鸟云集，鱼跃蟹肥。早在清朝时，“七里烟波”就是宁河八景之一。七里海的牡〓滩、贝壳堤和滨海湿地，构成特有的三大景观，被考古界称为极其宝贵的天然博物馆。七里海的古遗址、古墓葬、古战场，更是充满着神话色彩和梦幻般的神奇，让人感到深奥莫测，扑朔迷离。神奇的地方，必然产生神奇的人物。这大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总之，宁河是依水而生，依水而立，依水而兴，是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这一点是得天独厚的。
  古人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历代文人墨客无不倘佯于名山大川以寻求灵感。登高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水。水的温柔，水的悠长，水的曲折，水的深广，都以不同的形式启迪着宁河人的思维，激发着宁河人的灵性，哺育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并且有如万帆竞发、百舸争流，在广阔的天地大显身手，尽显风流……
  这，大概就是宁河明星荟萃、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吧！
  （三）
  水是家乡甜，人是家乡亲。宁河名人根在宁河。他们大多都生在宁河，长在宁河，不少人家乡人都认识他们，熟悉他们，因此，读他们的文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人感到格外亲切。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
  身份各异；但是，他们那种经国济世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情怀，那种不畏强暴、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那种默默奉献、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那种锐意争先、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那种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还有他们那种高尚的精神操守和道德风貌，等等，都闪耀着耀眼的时代光芒，读来都那样撼人心魄。他们就像在我们心中猎猎飘扬的一面面旗帜，永远地激励着我们，呼唤着我们，催人奋进，发人深省。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又是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认真地品味他们的业绩，学习他们的精神，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必将陶冶心灵，升华品性，受到莫大的教益、鼓舞与启迪，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鞭策我们树雄心、立壮志，自强不息，为了理想，为了事业，为了更好地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去追求，去奋斗，去超越。如此说来，名人效应，名人影响，名人对人们精神上潜移默化的熏陶，将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们县的人文资源，很好地挖掘和利用这笔难得的无形资产，来鼓舞和教育一代又一代人，让他们的精神生生不息，永放光彩。
  本书编撰印发，仅用了半年多时间。时间短，人手少，完成这样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实在不易。特别是在资料搜集方面，由于大多数名人都散落在祖国乃至世界各地，联系起来十分困难。有的因情况掌握有限，介绍起来难免不够准确翔实。有的因信息不灵，很可能遗
  漏掉，只能在续集中再予弥补。有些历史名人，由于史料记载得较少，再行搜集难度很大，只好忍痛割舍。编入本书的，有的也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谅解和指正。同时，也诚恳向被遗漏掉的人及其亲属表示歉意。
  本书撰写过程中，县委书记段春华等县领导同志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原县委书记张有会同志也多次过问进展情况；县政协领导班子几次开会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被采写的同志及亲属积极配合，许多同志亲自撰稿；不少热心朋友积极提供线索、资料、照片；有关部门也给予大力协助。所有这些，都保证了本书的质量和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