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给市委送信
  1976年7月26日，县委通知我到组织部报到，27日，我从距芦台60多里的淮淀公社动身去县城，正好路过我的家大北公社独立大队。那天，不知怎么的，我感到特别疲乏。到家后，大女儿对我说：“咱村的猪都病了，不爱吃食。”我没往心里去，当天就住在家里。过去我每次去县城办事，都住在县招待所，这次算是破例了，如果象往常一样，那准是九死一生。
  一阵狂风袭进窗内，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窗外一片酱红色，隆隆作响，房子哗哗掉土，我意识到地震了。我夹起三岁的外孙女，想从窗户跳出去，不仅没有抓住窗棂，反而仰身摔倒，起来后，我又奔窗口，刚一迈腿，腿被窗棂碰了一下（后来才知道碰了一个3厘米长的口子），我终于从窗口跳到了院子里。我一边高喊：“地震了，快出来！”一边往街上跑。一会儿，街上来了不少人，我和村干部商量应马上到县里报信，村干部很快找来一辆拖拉机送我去县里。天上下着雨，道路泥泞难行。拖拉机开到马鞍子时，从西开来了一辆公共汽车，车上连司机才两个人，他们向我打听震情，我又转乘他们的车，向芦台奔去。车开到蓟运河桥边停住了，大桥已震断，我想只能游过去了，忽见赵庄摆渡口有条小船，于是我乘摆渡过了河，一口气跑到了县革委。
  县委书记邢国俊同志和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大门口。邢书记对我说：“都坍了。”我说：“快向上级报告吧！快请解放军！”他说：“电信不通了。”我说：“你写信我送去，河那边有汽车。”我料到汽车会有用，所以在下车的时候告诉司机不见到我别走。邢书记在记录本上撕下一页纸，用铅笔写了信，我又乘那辆公共汽车直奔天津。
  路上没有别的车，我们的车开得飞快，到堤头村附近时，对面来了两辆吉普车。我们同时停了下来。我告诉他们“我是宁河县给市委送信的，地震了”，从后面车上下来的人告诉我：“解书记就在前面的车里。”这时，解学恭同志也下了车，我把邢同志的信交给了他。他看了信说：“上车，一块去吧！”我上了后边的吉普车，到芦台蓟运河边我扶解书记上了小船，并陪他到了县委会。
  后来才知道，那辆公共汽车是天津公共汽车公司的，27日住在了潘庄，司机姓孙，地震发生后，卫生院的赵金生请他到芦台探听情况。孙师傅责任心非常强，脑子反映快，他在非常时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市委领导很快赶到了灾区现场。
  主持野战医院
  我住在农业局的二女儿被砸死了，当天我把她埋在了芦台一中后身的河坡上。我的老战友杨相恒也震亡了，我请解放军刨出了他的尸体，亲自把他埋在了曹庄铁道口附近的荒地里。几天后，县领导告诉我，内蒙派来的医疗队很快就到，让我负责选择院址组建野战医院，安排医护人员和伤员的食宿。因7月28日下午余震时我正在河边，见到地震引起河水上涨，联想到海啸，在找院址时我选定了地势较高的大薄庄南边的蓟运河北堤，比平地高出约三四米，宽有二百米。当天县里只送来几捆苇席和几捆尚未打开的帐篷，夜里，我一人住在了这片野地里。
  第二天开来了拖拉机平整土地，县根治海河指挥部来人搭棚。这时内蒙医疗队先头部队的一辆大型救护车到了，附近村庄的群众奔走相告。轻伤员们互相搀扶着，重伤员被人抬着、背着前来应诊。伤员越来越多，吃、喝、住等问题接踵而至。这时县里派来了王凤岐同志协助工作，他是县交通局搬运站的。现场指挥、跑县里要东西等一切具体工作都由他一人操办。县里各单位也全力支持我们，用什么给什么。那时我随身带着一个手章，凭着加盖我手章的便条，县里各部门的物资，如席子、油毡、木料，米、面、油、盐、菜等等，可以随便取用。开始时就一口锅，焖一锅饭大家吃，焖了一锅又一锅，也没有专人负责，后来海河指挥部来人建起了伙房。医院附近没有水井，吃水很困难，我们就用汽车装上盛氨水的大胶囊到芦台拉水。
  开始时，伤员们住在军用帐篷内，随着伤员的增多，县海河指挥部组织人员会同解放军一起搭简易棚，供伤员们居住。没有铺板，我们就做土平台，上面铺油毡、再铺草垫和席子，为了照顾重伤员，我们又找来很多木棍搭铺。中间我结识了张生贵师长，他始终和战士们一起，为抢救伤病员而忙碌着。
  内蒙来了400多名医护人员，由自治区卫生局局长木伦（蒙族）带队，还有各盟（地）、旗（县）卫生局的负责人和各医院的负责人、如巴产孟和白元敦等同志。他们带来的卡车、救护车就有几十辆，医护人员中有专家也有赤脚医生。先到的主要是呼和浩特市的，随后是包头市的、乌盟和各旗（县）的，最后是伊克昭盟的，因他们还在黄河的那边，又值汛期，渡河困难，所以到的晚些。
  大夫们的吃住都是自己解决。住着他们自带的蒙古包，做饭用柴油炉。我和两位司机就在路边的帐篷里昼夜值班。幸亏我有一个习惯，有十分钟就可以坐着眯一觉，所以再忙也能顶得住。县里拨了两辆救护车、一辆卡车给我们，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比较方便。有一次东棘坨有一妇女产后高烧不退，接到电话，我们连夜用救护车将产妇接来，使产妇很快脱离了危险。
  当时野战医院收住了千余名伤员，照顾起来很困难。上级决定将部分伤员向外省市输送。一次在芦台火车站有一个姑娘哭着闹着不上火车，原因是她父母在地震中双亡，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无人照管，她舍不得离开唯一的亲人。内蒙医疗队的一位女大夫又把她背上了汽车，拉回野战医院，姐姐叫李淑芳，弟弟叫李亚，在野战医院，大夫对姐弟俩照顾得非常好，李亚除了看护姐姐就跟着我，像个小勤务兵。后来得知李亚曾独自乘火车到呼和浩特看望过大夫们，回来时还带回了不少礼物。十二三岁的孩子自己出去那么远真不简单。
  每逢下雨，不论夜间还是白天，医护人员都要在露天修补帐篷，清除积水。由李洪魁带队的县卫校的师生也参加了护理工作，和内蒙医护人员配合得很好。
  在野战医院里，伤员们互相照顾，没有闹意见的，有了营养品互相谦让。有一次，县法院送来一筐桃慰问大夫和伤员，可谁都不肯吃，没办法找到了我，让我想个办法，我说：“好办，大家都不吃，我吃吧！”但我也提出了条件：我只吃一口，大夫伤员也必须一人一口。这样，问题才得以解决。
  内蒙的医护人员以满腔的热忱、精湛的医术，医治好众多的伤员，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做出了最大牺牲。一名叫金云华的大夫，患了脑膜炎，回内蒙后不久就去世了，为宁河的抗震救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野战医院里，经常看到的是伤员痛苦的表情，只有一次伤员们笑了。那天，天津市的文艺慰问团来到了野战医院，伤员们互相搀扶着出来看演出，实在出不来的就从帐篷里探出头来观看。一位穿着非常朴素的妇女，她的歌声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她叫于淑珍，大名鼎鼎的歌唱家。
  到了10月下旬，天气凉了。野战医院的工作由天津医院接替。我乘卡车把内蒙医护人员的行囊送到北京旧鼓楼大街中央卫生部招待所。内蒙的同志们来宁河救灾，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蒙汉民族骨肉亲情的壮丽凯歌。
  天津医院接管后，又安装了X光机，医疗设备进一步完善。又经过一段治疗，轻伤员痊愈出院，重伤员由天津医院和天津总医院接到市内治疗。不久野战医院由县卫生局接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