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解放前宁河邮政
  刘桂永
  清雍政九年（1731年）宁河县由宝坻县分出而设立，县城所在地宁河镇。在通信方面，依然沿袭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邮驿制度。建县后并没有驿站，而利用原梁城所（即宁河镇）的驿铺，不过人员和路线均有所增加。县东至丰润110里，铺司1人。县南至天津县140里，铺司2人。县西至宝坻110里，铺司6人。县北至玉田110里，铺司1人。驿递是传达政令的，夫役、马匹的配备，是按地处要冲与偏僻而定，宁河县地处极为偏僻，自设县以来并无驿递马匹，只有铺司十人，奔走投递。每人每年工资银6两，待遇之低，辛苦之极可想而知。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始建立日军站。建县后的112年才开始建立驿站，无疑是官府公文日益增多，传递速度需要加快的结果。“宁河县县初无驿，道光二十三年始置日军站，东南即北塘海口，额设递马八匹，夫四名，添置夫，匹工料共银二百八十六两一钱七分。道光二十三年固安县递载拨宁河马一夫半名，银共三十九两三钱七分；东安县递载拨宁河马二夫一名，银共五十八两六钱八分；霸州递载拨宁河马一夫半名，银共三十九两四钱七分；文安县递载拨宁河马二夫一名，银共七十一两五钱四分；大城县递载拨宁河马一夫半名，银共三十六两四钱五分，又拨杂支三两；平谷递亦调拨马一夫半名，银共三十三两一钱九分二厘五毫，合支现额如上述，遇闰加增，小建扣解在于本县地粮银内存留支给”。①由于驿站的建立，公文的传递速度加快了，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了，但经费开支增加近五倍。
  无论是驿铺还是驿站都是官府的驿递组织，只传递官府文书，不准附寄私人信件。私人如遇有急事需要通信，有钱人家可派家丁或雇脚夫传递，一般百姓一直没有传递书信的可能，当时人民通信的困难，可想而知。
  到明永乐元年（1403年）民信局开始兴起，有的商号店铺开始受理传递民间信函。但在我县，民信局兴盛时期，为清代和民国初期不通邮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我县在官办邮局前后，有民信局20余家。分布在芦台、宁河、塘沽、新河、北塘、军粮城、汉沽、潘家庄、赤碱滩、丰台等镇。民信局的兴起，解决了人民群众通信难的问题。其营业范围，不仅受理、递送信件，还有的办理汇款、银信、包裹等业务，颇得人民信任。民信局从发信的商店与住宅收集信件，收集时间尽可能在发送之前。为了揽收业务，民信局还给他们的主顾以种种方便，例如：以晚间结帐后，派人到商店登门揽收信件和汇款，长年主顾还可以采取邮资总付的办法；甚至还可以降低资费。县内互寄信件资费为铜板1—2枚，到天津、唐山一般为5枚，其他省份为10枚。
  自1878年德璀琳试办海关邮政，到1896年由清光绪皇帝批准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大清邮政）期间，我县境内除为官府递送公文的驿站，就是为商店、百姓办理信件、汇款、银信、包裹业务的民信局。1897年2月16日塘沽邮政局开始对外营业。1903年2月北塘、汉沽设立代办邮政分局铺户。1903年10月芦台设立代办邮政分局铺户。1903年11月宁河、丰台设立邮政代办分局和代办邮政分柜。1907年5月军粮城、潘家庄、赤碱滩先后设立代办邮政铺商。邮政局办理的业务有信函、刊物和贸易契，还可以挂号、国际信函也可以寄递。后来又增加了明信片、书籍、包裹及货样。
  1903年我县境内的芦台、北塘、汉沽属唐山邮政局管辖。1904年1月2日芦台改为邮政分局后，北塘、汉沽、丰台、宁河、鸦洪桥、窝洛沽、王兰庄、宋家营等地的自办，代办机构均属芦台管辖。塘沽邮政分局辖大沽、新河。1909年军粮城也改为邮政分局，辖白塘口、咸水沽、下郭庄、泥沽等代办机构。我县境内的潘家庄、赤碱滩之代办机构，则属天津第五号分局管辖。1911年8月21日，丰台也改为内地支局。芦台改为邮政分局后，上级即派管局供事（局长）李树棠管理分局工作。1908年9月又换了试用供事王文斌。到1909年5月底，芦台分局管辖代办铺商7处，栋信生1人，邮差3人。管局供事仍是王文斌。塘沽局管局司事黄昌，全局已有16人。是年7月17日，军粮城也由代办改为邮政分局。由额外人员胡承荫管理该局。无论是局、所设置还是承办业务种类都较前有了发展。邮运路线也有所增加。据1906年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芦台邮政分局每天接两次火车，天津至山海关慢车一次，快车一次。步班邮运路线有：芦台至遵化、芦台经丰台、玉田至遵化，杨村至丰台、芦台至小集、唐山至丰台、军粮城至邓善庄、小站经军粮城至白塘口、天津经赤碱滩、潘家庄至黄庄、天津经军粮城至小站、塘沽至大沽等邮运路线。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贪官污吏与日俱增，激起了人民的不满。于1911年暴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延续三千多年的邮驿制度也随之垮台。“大清邮政”这块招牌也换成了“中华邮政”。1912年2月28日，邮政总办通谕第6号称：“为通谕事。照得政体现改为共和立宪，国号定为中华民国，袁公世凯公举为临时总统，业由官家颁发布告，想在局人员早知。所有原用之龙旗，现即改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所有官家局所并奉命令，以后各项公文等件，凡与共和政体及共和意义相违之字样，不得留用。是以“大清”两字在各项名目及公事文件内，均应留心免除。其有在公文及公用单式内印就此项字样者，亦应删去。至邮局之名称，只署“邮政局”三字。所有牌匾一体照改，不用他项字样以代“大清”。此外，政府业定为用阳历继续阴历，所有关于邮务各项及公文等件，如何使用阳历之处，另有该管邮务总办详谕各该局供事及各代办知照。此项详谕，必须恪遵，以免紊乱。此谕”。改组邮局，不但从体制上，而且从规章制度，邮员及局所等方面，进行全面改组。“窃查邮政创始隶属海关，组织规章悉依官制。前年划归部管，维持恢扩，未暇更张。共和告成，驿站载废，统一邮权，责成尤重。揆度时势，斟酌事实，有不能不略事变通，重行改组者……”。局所改组，邮政局改为邮务管理局，由邮务长管辖。下设一邮务区，邮务区因其需要可分为数段，每段设一一等邮局管辖全段邮务。由管局员管理，称一等邮局长。邮政支局及内地支局，改为二等邮局，由邮务员管理。称二等邮局长。二等邮政支局改为三等邮局，由邮务生管理，称三等邮局长。代办邮政支局改为邮寄代办所，由代办人经理，称邮寄代办。邮员改组，邮务总办改为邮务长。司账改为邮务官。邮务司事改为邮务佐。供事改为邮务员。新设邮务生，仅办日常简易事务。
  “中华邮政”刚刚建立，军伐混战连年不断。邮件运输受阻，铁路、公路、水路时而中断，邮件丢失、损毁，柜台营业不断受到干扰，局所被窃、被抢劫时有发生。1926年3月29日奉军第8军进驻芦台，士兵强占了所有商店及民宅，他们用“奉票”在邮局购买邮票并坚持按照市面的兑换率，而不按邮局规定的兑换率，给邮局柜台招致许多麻烦。同年4月9日，东丰台（原称丰台1920年3月18日改称东丰台）—宝坻邮路邮差李玉风在东丰台—石臼窝途中被两士兵强行拉夫。由于北塘附近一座铁路桥被毁坏，天津至滦州之间的铁路运营于3月7日中断。天津至塘沽间的邮件，不得不改由汽艇运送。3月10日，塘沽组织临时早班邮路，往东最远仅可到北塘。滦州至芦台间铁路，于3月11日恢复通车。由于连年军伐混战，“中华邮政”发展缓慢，尤其是广大农村用邮多有不便。1938年至45年，我县有邮局和代办所16处。二等局4处，有芦台、宁河、塘沽、汉沽，三等局2处，北塘、军粮城。邮政代办所8处，有潘庄镇、新河镇、赤碱滩、孟旧窝、板桥、江洼口、南埋珠、蛏头沽，后来增加了大神堂、黑沿子等代办所。经营主要业务有信函、明信片、印刷物、书籍、货样和贸易契、代收货价、保价包裹、汇兑业务等。塘沽局除办理上述业务外，还受理国际代收货价、国际包裹、国际汇兑、快件邮递、存信薄储金、定期储金等业务。代办所一般只办理信函、明信片，有的还可以收寄包裹和小额汇款业务。由于邮政局及代办所的建立，开始逐渐取代了兴盛一时的民信局。
  宁河县的交通邮政工作，是随着当地党组织的建立而建立和发展的。1934年夏末秋初，中共京东特委调陈荻到芦台，任务是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陈荻的公开身份是芦台邮政局邮务佐，利用合法身分做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党员，开展党的交通联络工作，护送干部。为加强战时通信，保持上下级联系畅通，沟通冀东与冀中、平西根据地联系迫在眉睫。1944年冬，中共武宝宁工委先后三次派出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辟天津北郊（现北辰区）及武清等地，扩大游击区，建立交通站。宁河县大龙湾村和武清盛庄村，都是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站。
  抗战胜利后，接办邮政企业，满足党政军民通信的需要，迫在眉睫。1946年1月18日，成立冀东区邮政管理局。我县境内塘沽、北塘、汉沽、军粮城、芦台、新河等地均由国民党占据。只有宁河、东丰台两局被我解放。1946年4月10日，由冀东邮政管理局正式公布，宁河（宁河镇）邮政局代理局长振宇、副局长韩学海（旧任），东丰台邮政局局长尹济苍（旧任）。
  解放区与国统区通邮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为此，1946年2月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第10号联合公告宣称：“为履行停战任务之一部分，各指挥官立即进行协助恢复各交通线工作。所谓交通线，包括所有公路、铁路、水道、邮政、电话、电报或无线电设备……如强制检查及非法无理损坏旅客之行李及货品，与扣留邮件电报之行为，必须立即取消及禁止”。我军立即通令各地部队照办。解放区人民邮政也积极响应，纷纷采取不同方式和国民党统治区通邮。东丰台、宁河与芦台局交换邮件。这对解放区与国统区人民通信都有好处，也符合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第10号联合公告的精神。但后来发现中华邮政局，对解放区人民邮政发行的邮票不承认，所有邮件一律作欠资邮件处理。为此区管局于同年4月20日停止与国统区通邮达40多天，以示抗议。同年六月，因国统区中华邮政对解放区邮件不再作欠资邮件处理，区管局才重新指定三河、宝坻、宁河、榛子镇、卢龙、倴城等六处为交换邮件地点，国统区邮局也指定通县、古冶、芦台、杨村、滦县等局分别与我上述各局协商，协商后重新通邮。
  发行“冀东区暂售X元”字样邮票。1946年2月20日起，冀东区内各邮局先后出售晋察冀边区发行的“大型抗战胜利纪念”邮票，分面值2元，4元，8元，10元，12元，20元5种。根据边管局指示，平信资费每件4元，单挂号信每件8元、双挂号每件12元。4元、8元邮票用量大，而上边发的又不多，不适应群众需要，距张家口边管局很远，又处于战争状态，短期内所缺邮票很难发到。为了满足客观需要，经请示上级批准，将“大抗战”纪念邮票3种加字改值使用。面值10元的加盖“冀东区暂售4元”，面值12元的加盖“冀东区暂售8无”，面值2元的加盖“冀东区暂售8元”，于同年3月起出售。当时解放区各邮政局，因处于战争环境，在区内经营的业务只有信函和明信片，不办理包裹和汇兑业务。各机关部队、团体的邮件分为要件、公文，书报信函（机关人员私函），对前三类邮件暂不收费。对各机关团体及工作人员互寄带有公文性的私人函件也暂不收费，均加盖“免费投递”戳记，对机关人员私函，实行收费制度。
  1946年7月29日，驻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及国民党军一部进攻我冀东解放区香河县安平镇，八路军进行自卫还击，后来大批美军赶来炮击八路军，并出动空军配合。到9月下旬，国民党进一步集中6个军十余万兵力进攻冀东解放区。为暂避敌锋芒，我主动撤出一些县城，转移农村坚持工作。为适应战争环境，撤销翼东区邮政管理局及各级邮局，区党委成立交通科，地委设交通股，县委建立交通队。1948年4月我县建军邮局，调五区区长张国卿任军邮局局长，原交通队的全部人员、马匹、资产等统归军邮局，统一领导和管理交通邮政工作，统一接收新解放区的旧有邮局。1949年3月军邮局又改为邮政局或邮电局，我县为邮政局，局长仍是张国卿。当时我县归冀东邮电（政）管理局管辖，1949年10月1日，划归天津邮政管理局领导。
  1948年12月，我县全境获得解放，邮政局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县邮政事业获得了新生，给邮政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开了新的局面。
  修建唐芦铁路的前后
  刘桂永
  清朝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处于衰落时期。清朝政府已经十分腐朽，国库空虚，政治衰败，军备废弛，贪污成风，贿赂公行。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各国看破了清朝的衰弱的本质，竞相争夺在中国的权利，尤其是争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更为激烈。从1895年至1905年，俄、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争夺了中东、胶济、粤汉、沪宁等铁路的修筑权。日本还擅自修筑了安奉铁路。1896年，沙俄以“共同防日”为幌子，利用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之机，在莫斯科签定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允许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从中国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穿过，使东北北部成为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3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强占了我国的旅顺和大连，还夺取了从大连修筑一条连接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这就使沙俄的势力范围从东北的北部伸展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我国最早的铁路是1876年修筑的上海、吴淞之间的铁路。当时修建的这条铁路规模不大。顽固保守，自尊心很强的清政府，在朝野之间立即产生了反对意见。“不能让洋夷之机器玷污了中国”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哄起，于1877年这段铁路就被拆掉了。这就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首次失败。
  上海铁路被拆除的第二年，在唐山、开平之间发现了一个煤矿。当时以有识之士著称的唐景声，曾在英国留学多年，具有丰富的科技知识，又英明果断，能克服困难。他以直隶总督和海关道周馥为后盾，集资创办了开平矿务局。聘请英国人金达为总工程师，开始进行采掘。在采煤取得进展的同时，运输不便的问题也随即出现。因而进行了地势测量，计划修筑唐山至塘沽之间的铁路，当时清政府不允许修铁路。只是在1879年6月开挖了一条从胥各庄至闫庄长约33公里，宽15.15米的运河，以利运输。虽然从水路运煤方便，可是运河的运输能力，不能充分解决运煤问题。实行唐山、塘沽之间修筑铁路的计划，当时社会形势还不成熟。所以，在1881年逐渐地在唐山、胥各庄之间修筑起马车铁路。马车铁路不用机器牵引，而是用马在铁路上拉车，这比在土道上用马拉车优越得多，一是载重量增加了，速度也快多了。后来这条铁路同运河并行，延长至闫庄（现为河北省汉沽农场北陈乡管辖）。煤的运输问题又增加一条通道。这条件铁路称作唐芦铁路，实际上也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开端。铁路的应用，运输能力的提高，逐渐使人们认识到铁路运输重要性。
  为了调解水位差，便于船只航行，英国人在运煤河的西端闫庄南面入蓟运河处，修建船闸（闸口由此而得名），并设立管理机构。同时在附近建了储煤场。为了便于交通，还在运煤河上建了闫庄子铁桥。原来空旷沉寂的土地上，忽而热闹非凡。运煤河上的船往来如梭，纤工的号子声此起彼伏，船工撑船、掌舵忙个不停。铁路上马拉车来来往往，马的嘶叫声、马蹄声、马车撞击路轨声，车夫的〓呼声响成一片。装卸工汗流浃背地奔忙着。闸口作为开滦煤矿的一个转运站，由此把煤运往塘沽，再装船运往全国各地及国外，闸口的地位就显得重要了。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任务的重要性，加之建筑物是欧式的，又由英国人常驻管理，因此，闸口这个地名，在国内外小有名气。闫庄也因是唐芦铁路的终点站，也随之名气一振。
  1886年唐山至塘沽铁路开始动工修建。线路有所变更，从胥各庄经塘坊、田庄、芦台、汉沽、茶淀、北塘至塘沽。将唐芦铁路的起止站闫庄站，改在芦台东三里处，即现在的芦台站。1888年，唐山至天津之间的铁路完工。同年10月9日，受当时总督李鸿章之命，周馥率众官员到现场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当时，开平矿务局的工人，从2500人增加到3500人。与铁路工人一起约为10000人。附近的群众，由于铁路的修通，经济得到发展，生活水平较前也有所提高。1888年，唐山至天津全线修通，全长为81英里。即天津至塘沽27英里，塘沽至芦台25英里。另有5英里的支线及待避线。唐山、胥各庄之间使用45磅铁轨，胥各庄、塘沽之间60磅、70磅铁轨混合使用，塘沽、天津之间使用70磅铁轨，全都是海牙铸造标准断面，夹板也使用上述样式。枕木，使用日本产的坚质木材，并与少数铜制枕木混用。石碴，使用唐山采的碎石灰石。线路经过的地方，大部分是低洼地。鉴于全线地区洪水泛滥的情况，路基必须加高，几乎整个路基是一道大堤，因而土方工程非常困难。全线有1100余米的水区，为避免以后再建桥的麻烦，一方面要在北塘、汉沽之间7英里沼泽地带修建四座大桥和一座避溢桥，一方面又要把路基从最高洪水位往上修建，因此，实在是花费了极大的经费和劳力。
  在全长81英里线路上，要建桥48座。其中最大的桥是汉沽桥，全长720英尺。除几个桥墩因工程速度的需要，采用木制的以外，其余桥墩全部是石造，桥的梁和上面架均是钢铁制成。这座桥能够旋开，船只航行比较方便。芦台靠蓟运河，海船由北塘驶入，可以直达芦台。因而，芦台便成为河海交通枢纽，京东贸易重镇。素有“金宝坻，银武清，不如宁河一五更”的说法，当时芦台的繁荣景象可想而知。1901年汉沽大桥遭到破坏，由德国工兵架设了临时木桥。此桥不仅桥孔窄小，而且高出水面仅8英尺，河水潮落之差很大，即是载货很少的小船，也只好等待适宜时机才能通过。于是航运交通受阻，芦台的航运事业日趋衰退，芦台的繁荣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木桥在冬季流冰季节危险很大，所以，于1904年动工架设新的铁桥，于1906年竣工。1890年，铁路延长到古冶，1895年，又延伸到山海关，称为津榆铁路。1896年，天津至北京的铁路竣工；同年10月，在天津、北京之间又修建了复线。
  铁路的修筑，给沿线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铁路运输业的发展，给群众也带来极大方便，各项事业随着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都在不断前进！县境内原有塘沽、军粮城、北塘、茶淀、汉沽、芦台、新河等七个车站因区域变化现仅存芦台站。
  以奕欣、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革命，有他反动的一面。但洋务运动也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在洋务派的主导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近代工业，修建了许多铁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洋务派的学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最早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宁河县公营商业的先驱——“冀兴号”
  杨国奎
  宁河县商业据考古发现，早在战国时期，县境内已广泛使用货币。到唐至五代时期，由于滨海盐业的发展，出现贩盐业，直至清代始终盛而不衰。因贩盐业的兴盛，带动了其它商业的发展，也造就了芦台、丰台、潘庄、宁河等繁盛的商业城镇。清代芦台镇曾有“八大海号”到民国初，较大商号已有20余家。民国25年，全县商店发展到530余家。1946年，丰台镇北村沿还乡河码头边成立了一家新商号——“冀兴号”，她就是宁河县第一家公营商业贸易机构，也是宁河县供销合作社的前身。
  1985年，为配合天津市供销合作社编辑《天津市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工作，我查阅了县档案馆和县供销社现存档案中有关“冀兴号”的大量原始资料，并走访了数位当年在“冀兴号”工作过的老同志，掌握了一些珍贵的史料，并据此编写了《宁河县供销合作社建社简史》，现将其中有关“冀兴号”发生、发展及当年所做的斗争等史实陈述如下，以飨读者。
  1945年，宁河县人民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向我解放区反扑，夺取抗日果实。当时，宁河县东南一线为国民党反动派盘据，他们在经济上对其控制地区人民实行残酷剥削和掠夺。他们滥发“法币”，囤储物资；伪乡、保、甲向人民催粮派款，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更有效地领导宁河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不断巩固与发展我解放区，1946年1月，冀东区党委决定恢复宁河县的单一县制，撤销了丰玉宁联合县和武宝宁联合县，成立了宁河县委和宁河县政府，对敌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经济上，我县和广大解放区一样，军民努力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然而，由于国民学反动派对我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我解放区工业品匮乏，部分不法商人乘机而入，操纵市场。他们趁解放区粮食因年景时多时缺之机，大搞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他们操纵粮食、布匹、油、盐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贩运，从中牟取暴利，致使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最多一天内曾涨落8次。
  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粉碎不法商人控制解放区经济命脉的局面，党加强了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各解放区相继组织了商业贸易工作。1946年春，受党的委派，王耀庭等四位同志来到宁河县，着手宁河县贸易分公司的创建，他们选择敌人力量较薄弱而经济地位重要的丰台镇作为分公司驻地。丰台镇离我老解放区较近，且地处宝坻、玉田、丰润宁河四县交界地带，水陆交通较发达，素为商贩辏集、物资聚散之地；当地群众对我党认识较深，对不法商人十分痛恨，开辟工作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5月1日宁河县贸易公司正式成立。她隶属我冀东贸易公司所辖的十五分区贸易公司（该分公司又称棉业公司，址在玉田县窝洛沽镇），同时又受1946年初在我县成立的宁河县工商科领导，当时的工商科是我党负责经济工作的机构，它统筹领导银行、税务和商业贸易等部门。
  由于当时的丰台镇距敌据点较近，敌人时来骚扰，为防备遭敌破坏，公司对外以私人商号出现，称“冀兴号”。“冀兴号”的资金全部为国有，她是战争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一个公有制经济组织，其任务可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担当繁荣解放区市场、发展解放区经济、扶植解放区人民生产、满足我军军需和人民生活需要等项任务；对外，即指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也是为了保证解放区的物资供应，以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支援解放战争。为适应上述任务，“冀兴号”初设业务股、会计股、总务股及仓库等职能部门，并在黄庄（今属宝坻县）、潘庄各设一个贸易站（潘庄贸易站又称福隆商店）。
  “冀兴号”建立之初，首先开展了向奸商夺取市场控制权的斗争，其方法是从稳定市场价格入手，集中资金，在收获季节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棉花、油料及其它农产品；到缺粮季节以平价供给，同时经营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不法私商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解放区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冀兴号”名声大振，门庭若市，丰台镇左近几十里的群众前来交易，当时日成交额曾达边区币70至80万元。
  正当“冀兴号”的工作刚刚走上轨道的时候，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宁河之敌于7、8月间先后制造了“炮击小陈庄”事件和“南涧沽惨案”，并进一步向板桥、黄庄等地侵扰。为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冀兴号”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将大批物资转移到丰台镇西北的南北兴庄、南北牛涧头、南北湘子、柳沽等村（今均属玉田县、宝坻县）群众家中，实行坚壁请野。敌人进犯丰台镇，到“冀兴号”骚扰，结果一无所获。在此期间，“冀兴号”的工作人员也分散到周围各村活动，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为我军提供给养、为群众调剂余缺。
  1947年春，在我军反击下，蒋军的全面进攻遭到惨败，不得不转入所谓的重点进攻，宁河之敌龟缩到芦台。为发展有利形势，巩固和发展解放区的经济阵地，“冀兴号”遵照党的指示，迅速扩充机构、扩大商业网点。1947年8、9月间，先后在岳龙、邢家坨、板桥建立了贸易站，又在丰台镇建立了“恒发货栈”。“恒发货栈”是“冀兴号”领导的一个重要部门，1947年秋，我县的土改复查全面展开，翻身农民以深远的眼光参与商业贸易，丰台镇4个村的群众主动将斗争地主的胜利果实向“恒发货栈”投股，东、西、南、北村群众以4户的名义将约值今人民币2万元的实物（主要是粮食）集体入股，这笔股金约占当时“恒发货栈”资金总额的20％。这样，“恒发货栈”就成为宁河县第一个带有群众性的合作经济组织。针对这种情况，“恒发货栈”确定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民服务、辅导农民贸易。货栈引山货下乡、送食盐上山，向农民提供日用杂品，调剂农民手中的余缺，生意日渐兴隆，规模日益扩大。到1947年底，已有工作人员约20名，设立了财务股、业务股、交易股、运输股、总务股等职能部门。与此同时，“冀兴号”撤股建科，设立了秘书、业务科、会计科、总务科和粮油组，工作人员发展到50余人。此时，王耀庭及其后任徐启明先后调走，由宁河县工商科科长张志同志兼任“冀兴号”经理。
  1947年春的反蒋自卫战争开始之后的时期，是“冀兴号”业务大发展的时期，当时政府制定了“以农业为主、发展自给性工业、手工业与家庭副业，保证军需民食”的生产方针，提出“组织起来，搞好生产”的口号。响应这一号召，“冀兴号”先后在丰台镇兴办为了榨油厂、轧花厂和裕丰纸厂，潘庄贸易站建了酒厂。
  丰台榨油厂以生产豆油为主，其原料在丰台市面上收购，榨出的豆油则全部供应我军军需。裕丰纸厂表面上刷制大红纸和迷信品，实际上由迁安等地购进桑皮，造白纸供应我解放区和部队，解决当时严重的纸张短缺。
  除兴办自营工业外，“冀兴号”还用主要精力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手工业生产。当时组织群众纺线织布成为“冀兴号”开展的最重要而成绩最大的工作。那时，由于解放区受敌经济封锁，布匹严重不足。“冀兴号”为此开展了以棉换线业务。以棉换线就是把收购上来的原棉经轧花厂轧成皮棉向群众发放，每发放1斤7两棉花向群众收1斤棉线，剩余的棉花即做为工资归群众，群众将赚的棉花也可以纺成线交给“冀兴号”，“冀兴号”或付钱再付棉，群众以此增加收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评剧《刘巧儿》中巧儿挎着筐儿唱道：“合作社交线再领棉花”的剧情就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那时，在“冀兴号”的组织推动下，丰台镇及其周围地区纺织业空前发展，1947年底，仅丰台镇的纺车就达到、1415年。每逢集日，“冀兴号”门前拥挤着以棉换线的群众，解放区的手工业生产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冀兴号”每天用车辆将大批棉线运往窝洛沽棉业公司，在那里织成布做成军装被服，源源不断地输运到我解放大军手中。
  “冀兴号”在兴办自营工业和组织群众开展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开展了出入“口”贸易（当时的出入“口”指出入解放区）。当时在敌人的经济封锁下，我解放区物资尤其是布匹、食盐、糖、火柴等工业品十分缺乏，而一些投机商人乘机盗运解放区粮食流向敌占区。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我解放区实施对敌占区的反封锁。冀东行署为此公布了“出入口贸易与缉私办法”，一方面严格限制粮、棉等重要物资出“口”，限制奢侈品及解放区能够自产的“洋货”入“口”；另一方面鼓励生活必需品和军用物资入“口”。
  从汉沽盐场进“口”食盐是“冀兴号”开展的重要入“口”贸易之一。当时解放区食盐奇缺，而产盐区又被敌所控制，为此政府拨出大量资金搞盐。“冀兴号”动员私商和群众到铁路南贩盐，当时大批群众冒险到盐场挑盐，敌人为此大伤脑筋，虽加强武装缉盐队，仍防不胜防，大量食盐通过不同渠道集中到“冀兴号”。“冀兴号”组织车辆运往我北山老根据地，最多每天出动马车100辆，丰、玉路上，盐车络绎不绝，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冀兴号”还从敌人手中搞到了大批军需物资。日伪投降时，我军接收了一部分黄金和鸦片，“冀兴号”就用这些东西通过与我合作的私商搞出“口”，搞军需，换回的军需物资主要有西药（主要是外伤用药）、汽油、军火等。当时部分贸易站为此专门成立了禁烟股潘庄贸易站，禁烟股股长刘久华等同志就经常活动于天津外围，用黄金和鸦片换回了许多枪支、弹药。
  “冀兴号”还鼓励解放区的多余产品出“口”，同时从敌占区购回日用工业品以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当时从敌占区进“口”的主要物资有食糖、胶鞋、火柴、洋线等。
  出入“口”贸易的开展，弥补了我解放区物资的不足。为我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对粉碎敌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大的作用。
  “冀兴号”还与我县的税务、银行等部门配合行动，担负着维护“边区币”信誉、平抑物价、繁荣市场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流通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区币，由于国统区流入的“法币”冲击，边区币币值不稳。县政府发出布告，在解放区限期禁用伪币，教育和组织群众把伪币花到敌占区，换回物资。为此，“冀兴号”组织群众用伪币到敌占区买盐。同时凭借公营商业的财力物力，参与平抑物价，维护边区币信誉。一旦边区币“毛”了，就拿出粮食、棉花、食油、布匹等物资，回笼边区币，稳定市场。“恒发货栈”则积极开展市场交易，交易的商品有牛、猪、羊及各种山货，吸引了丰台镇周围数十里教远近的农民和商贩前来贸易，日成交额达数十万元（边区币）。通过“冀兴号”的努力，不仅维护了边区币的信誉，还大大繁荣了丰台镇市面。每逢集日，丰台镇四条大街商贾云集，物资丰富，成为当时百十里内最大的集市。
  1947年中到1948年底，“冀兴号”不仅业务搞得有声有色，而且人员机构不断扩充。到1948年12月，“冀兴号”已有下属机构6个，工作人员近100人，并拥有了雄厚的财力和物力。这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伟大的平津战役打响了，解放军一路由我县境内通过，向天津外围集结，“冀兴号”担负了为我军沿途提供给养的艰巨任务，他们全体动员，筹集了大量军需物资，组织了大规模的运输队，并在我军经过的潘庄、堤头设立了供应站，每天供应我军粮食数十万斤，食盐和食汕数千斤。在整个平津战役期间，供应昼夜不停，共供应我军粮食约1200万斤，食油约15万斤、食盐约12万斤，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为解放天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12月14日我军进驻芦台，宁河县全境解放，接踵而来的是接管工作。遵照上级指示，“冀兴号”部分工作人员于1949年7月进驻芦台，成立筹备小组，筹备成立宁河县供销合作社。筹备小组由刘印丰同志带队，还有宋世朋、黄春元、庞朝忠、张兴等5人。任务除筹备建社外，还负责观察市场动态，以确定建社后的中心任务。1949年9月，宁河县委、县政府机关搬到芦台，宁河县供销合作社也于当月在芦台正式成立。“冀兴号”一部分人员随张志同志赴唐山、一部分随军南下，余下22人成为新成立的宁河县供销合作社的基础力量。
  至此，“冀兴号”光荣地结束了它的历史史命。但她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在我们宁河县内外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
  我在写作此稿的过程中，曾亲自到丰台镇寻找“冀兴号”的遗迹，原来的“冀兴号”遗址现为丰台镇供销社批发站。虽然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劫难，但如今仍有两幢当年“冀兴号”使用过的瓦房依然屹立未倾，那斑驳的梁柱上仿佛还留存着当年“冀兴号”工作人员的印记；那格子窗上想必当年曾彻夜映过“冀兴号”工作的灯光……
  宁河县酒厂的今昔
  苏长淳
  宁河县的酿酒起源于清代的“德和”老酒店，酒店的前脸是铺面，后面是烧锅作坊。该酒店酿造工艺独特，酒香怡人，货真价实，所以“德和”老字号流传至今。
  解放前宁河县的酿酒业设备简陋，工艺落后，加之连年战争，苛、捐、杂、税繁多，因此，发展缓慢，解放前十几年里，年交易值仅几万元。解放后，芦台镇私营“德和”酒店被国家接收，定名为河北省天津专员分署工业局芦台酒厂。芦台酒厂成立时，仅有25人，生产设备主要是缸、甑桶等，工人们靠笨重的体力劳动操作。1954年因生产的白酒销路不畅而停产，1957年重整旗鼓又恢复了生产，通过几年的发展，产量由当年的3吨增到1960年的93吨，人员发展到80多人，生产的白酒经上级批准列为定型产品，由天津地区食品公司专卖，厂名改为宁河县酿造厂。以后不断扩大生产能力，新建一900平米的制酒车间，白酒生产由原来的一个甑桶三班生产，增加到二个甑桶六班生产，为了配套生产，增加了玻璃制瓶车间，产量逐年增加，到1970年提高到404吨，产值达48.2万元，产品除了满足本县需要，还大量销往文安、静海、武清等县。
  1972年，酒厂请全国著名白酒专家周恒刚工程师进行技术指导，试制成功酱香型白酒“芦台春”，一炮打响，1973年3月投放市场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它以独特风味赢得了广大消费者们的欢迎，很快销往国内许多地区，供不应求。当时人们常以“芦台春”招待客人或送礼，买“芦台春”走门子才能买到。“芦台春”以优质高梁为原料，采用特殊工艺精工酿制而成，其酱香浓郁、幽雅，回香悠长、风格独特，备受人们的青睐。天津市领导对该产品非常重视，当时市里拨指标粮24万公斤，使当年白酒产量猛增至552吨，年产值达114.7万元。
  1975年8月，上级主管部门决定，将酿造厂分为宁河县酒厂和宁河县食品厂两个单位，新建了600平米半机械化白酒车间，投产后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市领导为了在春节供应全市每户一瓶“芦台春”又投资60万元扩建“芦台春”车间，由于厂地所限，新的“芦台春”车间易址建在芦汉路西侧，即现在的酒厂。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使新老厂区的厂房全部震毁，造成经济损失近70万元。全厂职工干部，克服重重困难，建厂房，修设备，年底就恢复了生产。第二年又试制成功了高档浓香型白酒“芦台液”使该厂在优质酒多香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1979年“芦台春”、“芦台液”分别被评为天津市名酒和优质酒，1982年，“芦台液”在北方九省市浓香型酒协作会上被评为第一名。
  1984年是城市改革的第一年，激烈的市场竞争把县酒厂从产、供、销平平稳稳的计划经济轨道上推向了市场经济惊涛骇浪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厂领导带领全厂职工大搞新产品开发，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于当年5月试制成功“特制芦台春”，这个产品酱香浓郁、口味细腻，余香绵长，被消费者称颂。9月份在中秋节前又试制成功高档酱香型酒“中秋月”也受到人们欢迎。
  为了扩大产品销售领域，1984年在保证供应天津市场的情况下，在唐山市、石家庄市等地建立了销售网点，并通过各种渠道把产品销往东北、河南、山西等地区，由于扩大了市场，全年销售各种酒达2233吨，完成产值478.1万元，实现利税480万元，销售收入比1983年增加42万元。
  1985年，与天津轻工业学院合作开发了低度浓香型优质“天尊酒”和“神功酒”、“芦台老窖”、“芦台佳酿”及旅游用各种小瓶酒。“天尊酒”投入市场以后，以其窖香浓郁、低而不淡、入口绵甜、回味悠长的独特风格和古朴典雅的包装，很快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厚爱，被第二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定为宴会用酒和礼品酒，被评为天津市优质产品，获得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取得天津市白酒类唯一著名商标称号。生产天尊酒以后，全年生产白酒2420吨，产值421万元，实现利税575万元，达建厂以来最高水平。
  宁河县酒厂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酿制啤酒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啤酒需求量越来越大，经过市场调研后，1985年3月经市、县有关部门批准，果断上马啤酒生产线，第一期啤酒工程投资234万元，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益。以后又陆续投资总计980万元，逐渐形成了年产啤酒3.5万吨的能力，“天尊”啤酒以其特有的魅力在市场上占稳了脚跟。到1990年仅啤酒一项年上缴利税140万元，几年里很快收回了全部投资。
  纵观宁河县酒厂的发展，今非昔比，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酒厂旧貌换新颜，往日低矮的操作间变成了高大的厂房，现代化的酿酒工艺取代了昔日笨重的体力劳动，集约化、多功能的现代化企业代替了过去的手工业作坊，宁河县酒厂正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
  宁河县水泵生产简介
  赵廷璞
  我县地势平坦，河道纵横，地表水比较丰富，过去农田灌溉主要靠水斗子从河沟里打水，人的劳动强度大，而且浇的地也少。较先进些的是人摇或畜拉的龙骨水车，再先进一步的就是柴油机带动的较大些的宽板水车。但由于水车耗费大量木材，加之体积庞大，上水慢，易损坏，水位下降超过自身长度就不能提水，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解决更为先进的提水工具，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一项迫切任务。
  1963年，地处芦台西皇姑庄村中的宁河县革新铁木社，承担着芦台周围的农机具的修造任务。该厂虽小，但具有一定的加工能力，工种较齐全，有铸造、机加工、电气焊、锻造、木工等较一般的机械设备。厂里有位钳工师付，在日伪时代当过劳工，在黑龙江省恒山煤矿看管过水泵，对水泵的构造原理有相当的了解，他肯于钻研技术，善于用脑筋，画出草图经过几次试制，终于在1963年底生产出几台6吋离心水泵。经过芦台周围几个村庄的使用，反映良好，提水扬程达7米左右，配用7千瓦电动机或12马力柴油机。
  1964年4月，该厂从外地调入专业人员，加强了技术力量，对水泵生产进行了攻关。首先把原来的草图进行整理，按国家的“机械制图标准”绘制成套，晒成蓝图，各道工序都按新图纸的技术要求安排工艺过程，每月生产水泵几十台。除供应本县使用外，外省外地也有到厂购买的，但生产和销售数量不大。为了大批量生产和扩大销售，必须通过国家农机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和天津地区农机公司收购推销才行，但前提是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科学鉴定。为此该厂与天津大学联系，派技术人员到天大化工系学习，学习水泵的性能试验方法。在掌握了水泵试验技术后，利用本厂紧靠蓟运河的方便条件，确定了试验场地，购置了水泵试验用的设备和仪表，装成试验台。经过试验，测得了水泵性能的全部数据，如6吋离心水泵的流量是160至200吨／时，扬程在6至11米，轴功率在5至6千瓦多，水泵效率在76—80％左右，允许吸上高度在7米左右。从此对水泵的各项性能有了科学的认识，提高了生产水泵的技术水平。
  为了扩大品种，接着又设计了3吋和2吋离心水泵，配套电动机分别是4.5千瓦和2.8千瓦。而且还添置了必要的机加工、打压、涂漆等设备和工艺，使水泵的内在和外观质量都有了提高。由于水泵生产取得了较大成绩，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曾经多次参加了中央、省、地区的农机具或排灌机械的展览会和经验交流会。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65年春夏之交，准备对水泵进行技术鉴定。天津地区工业局和宁河县手工业管理局联合向有关部门发出了邀请信函。组成了鉴定委员会，地区工业局主要领导人任鉴定委员会主任，付主任是北京来的一名工程师和县手工业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委员有中央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河北省轻工业厅、天津水泵一厂、水泵二厂等的工程技术人员。鉴定委员会下分三个鉴定小组，一个是检查图纸和技术文件小组；一个是水泵零部件检查小组；一个是水泵性能测试小组。鉴定前厂里准备出检查用的技术资料，如水泵使用说明书，技术标准，水泵性能试验报告书等，还要准备出检查用的几台套的水泵另部件。当时距鉴定日期只有一个星期，时间太短了，大家只好吃住在厂，日夜奋战，由于夜间不睡觉，有的人都累倒了，但为了迎接这次关系该厂水泵生产前途的鉴定，大家不叫苦，不喊累，共同努力，做好了鉴定前的一切准备，终于顺利地通过了鉴定。其主要结论为：该泵结构简单，制造容易，3吋离心水泵的性能试验结果是：流量13.8升／秒至18.7升／秒，扬程11.8米至19.5米，轴功率3.0至3.9千瓦，效率70至74％，另部件检验合格率为82.5％，图纸、技术资料基本齐全，较为可靠，建议投入小批量生产。
  水泵产品通过鉴定后，大大鼓舞了厂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干劲，加之参加了两次全国性的水泵技术交流会，生产数量提高较快，名声远扬，先后到厂参观购买水泵的人很多，也有很多地区来人来函购买生产图纸，有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陕西省的府谷县、长安县，内蒙的伊克哈盟，山东省的章丘县、乐陵县、河北省的沙河县及本地周围各县。在中央和河北省的农机、排灌部门挂上了号，河北省农田排灌公司的业务负责人是我县倒流村的，对家乡生产的质高价廉的水泵十分感兴趣，全部进行了包销，而且要的数量很大，由于厂小仅能满足其要求的十分之一左右，为此厂领导提出了扩大厂房，增加生产设备和人员的计划，正在努力增产市场急需的水泵的时候，县工业局当时临时负责人决定，把拥有铸造生产能力的水泵生产厂纳入电机厂与其合并，去铸造电机零件，而把水泵产品交农机厂。1966年8月初水泵生产厂正式并入宁河县电机厂，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从而失去了一个在全国、全省有些名气而且生产繁荣的水泵生产单位。并入电机厂后，由于外边水泵订货很多，又连续生产了一年多的水泵，之后就只生产电动机了。此时县农机厂利用鉴定后的水泵图纸，大量生产3吋离心水泵。
  1968年，宁河县红星木业社（后改为宁河县铁木厂），由于购不进木材，木业生产难以为继，在芦台北街的前进车辆社也于66年并入该厂，使该厂增加了一些机械设备和人员。1968年初，有人提出生产水泵，厂领导接受了工人的建议，把生产木器逐步改为生产水泵。在调入了原水泵生产技术人员后，首先试制出农机厂引进的5吋混流泵（就是人们常说的小立人泵或老头泵），接着又试制出2吋和6吋离心水泵等，这些水泵很快打开了销路，省农机公司包销，物资部门订货，使水泵生产又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连续几年水泵生产的订货达万台左右，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厂名也由铁木厂正式改为宁河县水泵厂，职工由90多人扩大到400人左右，厂房和设备也相应增加。
  1970年，天津地区要求生产半个流量的大型水泵，即流量为0.5m3／秒，扬程7至10米的铁龙2035型水泵。这种水泵形似大蜗牛，泵体是最难制造的部件，首先要过铸造这一关。68年10月分配到厂一名铸造专业的大学生，他与厂内铸工共同攻关，终于铸出一吨多重的形如蜗牛的泵体和其他铸件。有了铸件下一步就是机加工，当初调入的那名水泵生产老技术人员根据加工的需要，先后设计了土大头车床，专用镗床和简易立式车床，从而解决了机加工中所有的难题，并且达到了图纸中的技术要求。每年这种泵的产量达100多台，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从此该厂成为河北省水泵生产的重点厂之一，每年参加全省的水泵行业质量联查。该厂后又设计了4口吋离心水泵，这种泵的效率高达80％以上，因此河北省的永清农机厂，新城农机厂，满城水泵厂等购去了大量的水泵图纸。又根据天津专区工业局的要求，设计并生产了一批3吋直联泵。
  由于大量打井，过量开采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离心水泵已不能提取地下水，因此又设计了射流泵，解决了小流量的人畜饮水问题。在北京中央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的支援下，该厂开始生产8NQ型潜水电泵，以提取地下水。该泵适用于井径8吋以上的机井使用，流量是50m3／时，扬程36米以上，每年生产几百台，潜水电机也由该厂自己生产，形成水泵和电机生产的两条线。
  工农业的发展，水源短缺日益显露出来，节约用水，科学用水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天津水利科研所大力推广喷洒灌溉，简称喷灌。就是把有压力的水用专用喷头射出，形成人工降雨。这种灌溉方法比起地面径流要省水一半左右，农作物还易于吸收。但因投资较大，大面积推广尚存在经济上的困难，但这是发展方向。上级安排了喷灌泵的试制任务，生产出来后，进行了吸上高度试验，在不提前灌引水的情况下，6米高度几分钟就可以吸上来。此种水泵与天津第十七塑料厂生产的塑料喷头和管路配套，在1981年4月参加了在江苏省镇江农机学院举办的全国喷灌机械性能测试大会，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近一百家生产厂送去了样机，测试一个月左右。首先要经过连续一个星期的昼夜不停的运转试验，之后每台都在水泵试验台上作性能试验，结果该厂的水泵性能各项指标排在全国第三位，由于零件加工精度不算高，受到一些影响。
  1980年，县里决定大上棉纺行业，与天津第三棉纺织厂联营，在原水泵厂、磷肥厂和电力修试所三个单位的地域上，建起了3万纱锭的芦台棉纺织厂。经过县里研究，把200多名青年人留在棉纺厂作为骨干力量，另一百多名职工和技术人员并入县农机厂继续生产各种水泵，即现在的水泵厂。
  在并入农机厂（缝纫机厂）后，NQ型潜水电泵已被较先进的QJ型潜水电泵代替，直到现在仍继继生产各种类型的农用水泵，算是该厂一部分主要产品。

①《畿辅通志》卷122略77经政29兵制4驿站（第四册4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