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化名吴方九，曾用名于绍尧、于绍舜。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党组织创建人之一，著名革命家、杰出的爱国主义战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9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于直隶省宁河县俵表口村（现属天津市）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名于际刚，母亲姓运，方舟兄弟五人，他排行在末。幼年时，父母常给他讲八国联军的罪行，林则徐、关天培、王锡朋等抗英故事和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英雄事迹，使他受到了反帝爱国的启蒙教育。
  于方舟6岁就学于本村私塾，13岁入俵表口小学堂，1917年秋，考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除了掌握课堂知识，还潜心研究历史，关心时事，填写诗词，撰写文章，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和浓厚的爱国思想他目睹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神州破碎的情景，遂以天下为己任，改名方舟，愿作“渡人之舟”，把祖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在《方舟歌》中写道：
  “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亟。
  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
  “努力壮尔神，努力执尔舵。
  战胜眼前魔，何愁沧海阔！”
  《方舟歌》中的这些豪言壮语，抒发了他立志救国救民的坚定决心。
  一、方舟在“五四”运动中
  17岁的于方舟在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袁世凯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全国舆论哗然，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无不义愤填膺。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震动世界，消息立即传播到中国。于方舟在课余积极搜集有关苏联革命的各种书刊，精心研究，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同时经常与周恩来、郭隆真等知友讨论国事，互相勉励。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当“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海河两岸时，于方舟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洪流。5月6日晚，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洋大学举行紧急会议，直隶一中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回校后，立即组织了直隶省立一中学生救国会，推举于方舟为团长。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于方舟被选为学联会评议会的委员及学联出席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他多次领导天津学生游行示威，组织学生到街头讲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卖国之事实，号召人民抵制日货，奋起救国。
  8月23日，于方舟在街头演讲时，被反动军警逮捕，拘押半个月后释放。获释后，他仍无所畏惧地进行爱国斗争。当时，于方舟被誉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天津一些革命社团相继诞生。周恩来领导组织了觉悟社，于方舟领导组织了新生社。这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两个核心组织，他们相互配合，共同斗争，成了当时天津学生运动的中流砥柱。新生社于1920年4月1日创办了《新生》杂志。这是一个“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刊物，对团结天津进步青年，开展爱国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0年1月，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下令查封了各爱国团体，逮捕了20余人。同月29日，天津学生和各界人士约5000人去直隶省公署请愿，并推举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等人为代表，向公署交涉，要求释放被捕人士，但反动当局却恼羞成怒逮捕了代表，还殴打请愿学生，致数十人受伤，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一．二九”事件。在拘留所里，于方舟和周恩来等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方舟写下了《爱国不怕进狱门》、《买办洋奴休横行》等诗篇。为了提高难友们的觉悟，他们还组织大家学习，周恩来向大家介绍了《马克思生平》、《唯物史观》等内容，于方舟讲述了平民教育问题。由于全国的广泛声援和天津各界的抗议，检察厅被迫于7月6日至8日开庭“公审”。在法庭上，于方舟和周恩来慷慨陈词，使反动当局丑态毕露。检察厅判他们犯了“骚扰罪”，于方舟反驳道：“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于中国行政长官，何所谓之触犯刑律？倘若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乱罪名，或可有之”。义正词严的答辩，把反动当局亲日卖国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最后，检察厅只好于7月17日将他们释放。
  于方舟等人被当庭释放后，天津人民组织慰问团，召开欢迎会，把大红绸花和缀有“为国牺牲”四个金字的纪念章佩戴在于方舟胸前，但教育当局竟无理开除了他的学籍。他怀着对反动派的强烈仇恨和拯救国家危亡、解除劳动人民疾苦的迫切心情，来往于天津、宁河之间开展革命活动。
  在此期间，国民党宁河县议会议长刘瑞武等人，假借“地方自治”，提出盐、碱、薄、洼地，每亩增收二钱六厘银子的附加税。于方舟对这种掠夺行为极为愤慨，于是以“宁河县旅津学生同乡会”会长的名义，召集暑假回乡同学，代表农民到县政府请愿，他历声质问刘瑞武：“议长的责任是什么？看样子你也是读过书的人，今天请你讲一讲《论语》中的‘忠恕而已矣’，应当如何解释？”刘瑞武推托不讲，于方舟开口道：“你不讲我讲。尽已之责谓之忠，推已及人谓之恕。你身为议长，既不体贴民苦，又说不出附加税的正当用途，盐、碱、薄、洼之地，又多数不在地主豪绅之手，如此附加税，岂不是为害于民吗？”县政府无奈，只得当场宣布免征附加税。
  1920年秋，于方舟与李大钊取得了联系，在李大钊领导下，于方舟在天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了会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在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推动作用。1920年5月以后，随着上海等地共产党小组的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各地建立起来。10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于方舟和张太雷在天津分别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个团小组。于方舟被指定为书记。
  1921年9月，于方舟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文科，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
  二、方舟在党的事业中
  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于方舟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冬，中共中央派蔡和森到天津指导工作，指示于方舟筹建天津的共产党组织。在于方舟和天津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江浩、李锡九等竭诚努力下，1924年春，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于方舟当选为书记。3月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选举于方舟、李廉祺、王乃宽、邓颖超、王卓吾等10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于方舟任委员长。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方舟代表直隶省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回津后，帮助国民党成立了直隶省党部，他是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对于方舟在国共合作中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天津建党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组织。于方舟按照北方区委的指示，先作党团划分工作，并将意志坚定、平日工作积极、符合入党条件的团员接收入党。与此同时，分别在南开中学及大学、直隶省立一中、高等工业学校等处建立党支部。
  为了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作，地委决定在小刘庄工厂区及适当的市民区设立工人识字班或平民学校，借以接近群众。在此之前，即在“五四”时期，于方舟就和卢绍亭、安幸生、李培良等同志在工人中间开展平民识字运动。这时，李培良、卢绍亭、安幸生等人均已加入共产党，他们便成为组织工人识字班及平民学校的骨干力量。于方舟编写课本，自刻自印；经费不足，便向家中筹措。他经常化装到各夜校接触群众，宣讲国内外政治形势、工人前途及团结斗争等问题，很快就在裕元、裕大、宝成、恒源等工厂组织起党的支部，团结群众开展斗争。在两三年时间里，党有了很快的发展，到1926年在天津的工厂和学校已建立了基层党支部20多个，有党员400余人。各种群众组织，如天津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反帝运动大同盟、农民协会、各业工会等均已公开或半公开地建立起来。同时在直隶省一百二十八县中，有一百个县建立起国民党的左派组织，有六十多个县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除北方区直接领导的唐山、保定、石家庄、天津、北京等地委外，冀东、冀中、冀南、津南、京北等各县的国民党员发展到将近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将近千人。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于方舟的努力，在大革命时期的天津党组织，成为直隶省及天津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在全省范围内掀起的罢工、罢课、罢市、罢教、农民起义、武装暴动等革命风暴，此起彼伏，日益高涨。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发展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是与开展国民运动、发展国民党同时进行的。在工作中，于方舟一面利用江浩、李锡九的关系，在全省各县发展国民党，同时也发展共产党。除在法租界普爱里建立地委秘密机关外，同时用李允中名义租赁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作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筹备机关，也作为各支部和党员联系的交通站。与中央及各县市的往来，也以此为枢纽。于方舟就住在这里。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直系失败，奉军入关。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消弭内战等。这一北上号召，掀起了全国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于方舟组织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大会筹备会”，并组织党员到各工厂、学校及各繁华地区宣讲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不久，天津成立了各界国民会议促进会。12月4日孙中山乘轮船到达天津时，受到工、农、商、学及市民各阶层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天津街道上遍贴革命标语，散发传单数十万份，形成一次极为广泛而热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于方舟在地委提出，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加速发展国民党，并适当地吸收觉悟较高的人加入共产党。为了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讲演活动，请随同孙中山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公开发表对国事的主张，对天津各阶层的影响很大。而后在天津租界内的各银行、洋行、公司、工厂、学校、商店、铁路以及妇女界都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同时组成了共产党的工人支部、店员（行员、职员）支部、妇女支部、教职员支部、学生支部等。这时革命运动的影响确实很深入，革命队伍迅速扩大，群众觉悟也有显著提高。
  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受到了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抵制，段祺瑞以召开“善后会议”进行对抗。为了推动革命运动前进，积极展开宣传活动，于方舟、江浩等同志亲自出马，在东马路通俗讲演所、青年会礼堂及繁华地区的娱乐场所，每周一、三、五晚间或星期日举办讲演会，大声疾呼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动员广大工人、学生、店员、社会人士及居民参加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革命运动。同时通过统战工作，推动中上层人士也投入这一运动中来。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天津代表于方舟、江浩、邓颖超、江韵清、李散人等参加。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于方舟等组织天津各界人士举行悲壮肃穆的追悼大会，并继续宣传贯彻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由于反动军阀段祺瑞的阻挠破坏，致使国民会议运动逐渐转入低潮。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公然反对国共合作，宣布开除李大钊、毛泽东、于方舟等9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与此同时，直隶省的国民党右派也妄图夺取省党部的领导权，提议召开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会前于方舟、江浩等做了许多工作，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夺权的阴谋。1926年3月，在国民党直隶代表大会上，于方舟、邓颖超等9位共产党员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此时，于方舟受北方区李大钊的指示，注意加强群众工作，以便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三、方舟在“五卅”运动中
  1925年“五卅”运动暴发，接着是沙基惨案发生，于是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全国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在于方舟为首的天津党组织领导下，天津裕大纱厂和码头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声援上海工人、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一方面恢复起天津各界联合会，充实学生联合会，反帝运动大同盟，各业工人工会，并筹组天津市总工会以及其他团体，使之包括在各界联合会之中。这时郊区也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五卅”运动在天津如火如荼地展开，于方舟亲自领导各界联合会，他利用一切活动的机会，广泛接触直隶省各县的进步人士以及学生、工人、农民，吸收了很多人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派往京奉、京汉、津浦沿线各县充实或发展新的革命阵地。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县党组织发展迅速。冀南以大名为中心，周围的东明、长垣、清丰、南乐、广平；以磁县、邯郸为中心，周围的肥乡、成安、涉县、武安、永年等；以顺德（即邢台）为中心，周围的沙河、南和、任县、巨鹿、广宗、威县、内邱、隆平、柏乡等；以正定为中心，周围的元氏、井陉、获鹿、赵县、平山、灵寿、藁城、无极、晋县、束鹿、衡水、行唐、新乐、定县、曲阳等；以安平、饶阳为中心，包括深县、武强、安国等；冀中以清苑（保定）为中心，周围的阜平、完县、高阳、任邱、安新、徐水、满城、涞源、易县、固安、涿县、涞水、容城等；冀东以玉田为中心，包括兴隆、遵化、迁安、卢龙、丰润、宝坻、宁河、蓟县；以乐亭为中心，包括昌黎、滦县、林榆、抚宁等；津南以吴桥为中心，包括景县、冀县、枣强、清河、宁津、东光、武邑、阜城等；以沧县为中心，包括庆云、盐山、南皮、交河、献县、河间、文安、大城、霸县、雄县等；冀北包括平谷、密云、顺义、昌平、怀柔等。以上各处均有中共县委或支部以及国民党的县党部组织。这些组织的发展和建立，虽然是革命客观形势的要求，但与各地同志的努力，特别是与于方舟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五卅”运动中，直隶督办李景林对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8月16日下令开枪，工人多人受伤，纱厂工人代表姬兆生、贺志，海员工人代表安幸生、陆苗根，学联主席幸璞田，各界联合会代表李散人、李希逸、杨衡南、李公权、黄琴父等17人被捕。于方舟因病回俵表口村休养，幸未遇难。于方舟闻讯后即带病返津，多方联系营救被捕同志，并向永大木器行借钱（本族于姓所开），送到羁押被捕者的看守所，从经济上支援他们，还带进去各种书刊鼓励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
  在此期间，为了严密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于方舟建议地委分别组织党员训练班和国民党员训练班，由地委选派适宜的同志任教。工人区的训练班由区委负责（这时在小刘庄工人区成立了区委）。市区以义庆里为中心，分别轮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此外，为了深入了解各县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密切工作联系，于方舟分别派得力党员到冀东、冀中、冀南、冀北巡视工作。
  四、方舟在大革命洪流中
  1925年12月，北方的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织国民一、二、三军，响应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向奉系军阀进攻。于方舟首先接触了在二军的张兆丰和三军的刘格平，发动各界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协助国民军进攻天津，并组织欢迎国民军的工作。12月24日国民军占领天津后，于方舟立即把被捕同志从狱中接出，继而组织盛大的欢迎国民军大会。于方舟领导地委抓住有利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在大东旅社公开设立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及天津市党部和天津总工会，广泛接触工人群众及各界进步人士。召开了国民党临时省代会，同各县党部建立了密切关系。积极推动农民运动，在许多县份掀起了农民抗捐、抗税、抗租的斗争。学生联合会在省立一中公开挂起牌子，妇女联合会也公开活动。其后，国民党党部、总工会等机关迁往东门内旧道尹公署办公。
  为了扩大宣传工作，地委决定出版两个报刊，一是《工人小报》，一是《救国报》。《工人小报》内容通俗，主要报导国内外工人运动动态、天津工人活动情况、国内外政治新闻及社会主义浅说等。北方区赵世炎在天津期间，每晚看版样。《救国报》是南开中学教员黄琴父（共产党员）和教育界进步师生集资创办的三日刊，主要对象是各阶层广大群众，内容以国内外政治新闻、国民革命进展情况、各地群众运动为主，并辅以时事评论、理论浅说、文艺杂谈等。《救国报》由于方舟负责看版样。这两份报刊在广大群众中都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群力》小报，是由王德鹏（即王芸生）、张锦城等自动筹备，并得到于方舟的协助出版的，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国民军占领天津以后，1926年春英、日帝国主义唆使奉系军阀反扑，国民军与奉军隔滦河对峙。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奉军的进攻，直接炮轰大沽口炮台及守卫者国民军，这一暴行激起了京津群众的极大愤慨。北京群众于3月18日举行大游行，向段祺瑞政府请愿，要求向日本进行交涉，必须向中国道歉，舰队撒离渤海，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下令讨伐奉系张作霖等。段祺瑞竟悍然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死伤甚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天津地委立即组织群众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声讨段祺瑞政府的血腥罪行，支持北京人民的斗争。
  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压力下，被迫于3月22日撤出天津，在撤退前刘格平仓促通知了于方舟。于方舟一向深谋远虑，对形势逆转早有估计，并有所安排。对原义庆里40号照旧保留，同志们原来在地下工作的住处也照样保留。立即通知学联、妇联及各业工会、各群众团体，采取转入地下的措施，国民党、总工会等机关撤离道尹公署转入安全地点。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于方舟与地委稳妥地建立地委秘密机关，改进地委与各区支部的接头办法。由于措施得当及时，在这样重大的混乱局面中，天津党的工作却丝毫未受影响。对于国民党的工作，于方舟召集了省市党部的联席会议，确定义庆里40号楼上暂作省党部办公地址，楼下为市党部办公地址。为了安全，立即通知各区党部暂停往来，一切工作派人联系。同时分别派员沿京奉、京汉、津浦各线重新布置工作，确定秘密通信办法。一切工作尽量以群众团体名义出现，把党组织掩护在群众之中。
  由于北伐军节节推进，北洋军阀陷入困境，在垂死挣扎中对北方的革命活动采取军事镇压行动。1926年11月22日，天津警察厅通过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包围义庆里40号，将江震寰（市党部主席）等人逮捕引渡，交军阀的军事法庭审讯。天津地委为营救江震寰等被捕同志多方奔走，国民政府为引渡事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军阀慑于群众声势，未敢立即杀害。转年4月8日，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军阀褚玉璞终于在天津南市上权仙影院前枪杀了十五位烈士。中国革命的形势急剧恶化，直隶省的形势也日益恶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在北方，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遥相呼应，逮捕绞杀革命者。于方舟克服重重困难，继续领导工人进行争取政治权利、改善生活的斗争，领导农民进行抗捐抗税的斗争。
  五、方舟为革命而牺牲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北方党组织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同年10月，在顺直省委领导下，玉田人民为推翻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的号召，举行了震撼京、津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农民武装占领了玉田县城，准备成立革命政府。但京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枝善此时从遵化赶来，指责玉田县委，强令农民自卫队撤出县城，使武装起义初获胜利受到重挫。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的于方舟，奉省委命令以特派员身份率一批军事干部奔赴玉田。于方舟到达后，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前一段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并在遵化县城北王爷陵集结整编队伍，成立了京东人民革命军。此后，队伍从遵化向玉田进军，在玉田东北平安城打了一次胜仗，缴获了警察和民团的十几支枪。当人民军行至鲁家峪（包括十多个村庄）时，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人民军去捉拿东峪村恶霸刘玉梨，收缴其武器，因其已有准备，据堡顽抗，人民军初到，地形不熟，且天色已晚，战斗近一小时未能入村，当即撤出战斗，准备次日再战，不料刘玉梨连夜串连周围地主联防武装和民团二、三千人，于拂晓攻入人民军驻地，发生激烈战斗，由于敌我众寡悬殊，致使遭受重大损失。最后人民军分散突围，离开鲁家峪。于方舟等突围后，在向安全地区转移的途中，行至丰润县沙流河附近与隐蔽在那里的三县反动武装民团组织突然遭遇，未及抵抗，不幸被俘，被解往玉田关押。在狱中，于方舟不顾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员特有的英雄气概和崇高革命品德。
  1927年12月30日拂晓前，于方舟被杀害于玉田南门外，年仅28岁。在押赴刑场途中，于方舟等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组织工农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烈士牺牲后、尸体被掩埋在玉田西门外西北角星星庙北的义地。
  1946年5月21日，党在于方舟等先烈遇难地建立了纪念碑，碑文称颂：“他们的精神不死！革命的浩气长存！”全国解放后，当周恩来总理见到玉田暴动中幸存的其他领导人时，就关心地询问于方舟烈士的情况，表示深切的怀念。邓颖超在谈到天津“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活动时，曾多次提到于方舟烈士的革命事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于方舟烈士的出生地俵表口村修复了于方舟故居，彭真题写了“于方舟故居”横匾；在宁河县烈士陵园内，先后建起了纪念于方舟烈士的各种碑刻，其中有邓颖超题写的“于方舟烈士纪念碑”，有李瑞环题写的“津门之光”等。
  于方舟同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征途中奋进不已！他的革命形像，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本文参考书
  1、《玉田农民暴动》（中共党史出版社编）
  2、《玉田县革命史》（中共玉田县党史办公室编）
  3、《天津历史大事记》（天津历史研究所编）
  4、《宁河县志》（人物传）（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