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天津东北方向的渤海之滨，北宁铁路以北，蓟运河以西，有一片方圆数百里的土地。这里地处九河下梢，盐碱低洼，芦苇丛生，十年九涝，是远近有名的穷困地区，这就是宁河县的西部地区。有一首歌谣说：“有福之人生在条河两岸，没福之人生在八亩坨子淮淀，脚穿牛皮大绑，手使怀镰大钐，身着破衣烂衫，肚里吃的是黄蓿大蛋。”这就是过去人们对蓟运河西部地区人民穷苦生活的写照。从1935年开始，日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步控制这一地区，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里的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的践踏下，生活无着，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1941年3月以后，日伪调集重兵，对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1942年4月，日伪又推行了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铁壁合围”、“捕捉奇袭”、“辗转剔抉”等残暴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冀东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县区干部惨遭日伪军杀害，在此情况下，县区干部被迫采取了转移、隐蔽的方式随县基干队（青英部队）转移到长城以北的山区进行活动。
  1942年6月，日伪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结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撤离冀东，田野里又出现了青纱帐，为抗日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共冀东地委决定丰、玉、宁联合县委和武装力量赶赴丰润、玉田、宁河一带，尽快恢复被敌人蚕食的地区。
  月末，丰、玉、宁联合县委决定组织一部分力量，到路（北宁铁路）南敌后去，建立比较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不久，路南工作团成立，为了活动方便，经研究工作团决定分组活动，由郑辉、刘征、马良、孙英、王大连五人组成一个武工队，负责宁河县蓟运河西部地区的开辟任务。
  宁河县位于天津、唐山之间，是京津东大门，水陆交通便利，蓟运河通达南北，航运发达，北宁铁路从境内通过，成为连接关内外的交通要道。当时的宁河县辖有塘沽港口和产盐区汉沽，还有方圆百里的七里海和大片荒草地，芦苇茂密，便于隐蔽，情况紧急时，抗日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可以到这里转移。这里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十分重要，因此，日伪早已在这里加强了统治，普建伪大乡，设保甲联座制，筑碉堡，修公路，架电话，驻重兵，安插情报员，被敌人称之为“模范县”。由于日伪势力强大，据点林立，封锁严密，加之保甲制度的控制和日伪的反共宣传，群众对抗日顾虑重重，在这样的地区开展抗日工作确实相当困难。武工队临行前，青英队队长田心根据冀东地委指示，全面分析了形势，介绍了宁河地区的情况，指出那里日伪统治森严，任务十分艰巨，作为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要有牺牲的充分准备，希望同志们不要辜负党的期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
  武工队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充满信心地踏上了征程。从丰、玉、宁六分区的大泊（现属汉沽农场）出发，跨过北宁铁路，渡过蓟运河，绕过孟家〓，西奔兴隆淀、齐家埠、邢家坨，又向北转到大月河村、小月河村。由于对敌情缺乏细致的了解，日伪戒备很严，通讯联络方便，武工队员每到一处，总是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追击。一天一夜行程100多里，仍不能摆脱敌人，于是武工队又返回了大泊村。经和田心同志研究，认为用老根据地的办法，依靠基本群众打开局面是行不通的；多派进人目标大，行动不便，必然引起敌人注意，只有以短小精悍的队伍化装成探亲访友的行人，以秘密方式进入，采取联络上层，利用伪乡保长，九宫道首，“广交朋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方法开展工作。同年7月，刘征、马良、孙英三人化装进入了芦台、汉沽之间的小田庄，以朋友介绍朋友，亲戚介绍亲戚的方法，在开明人士家站住脚，然后对伪保长进行争取工作：一、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是打日本、救中国的；二、以生动事例，讲述日军暴行，申明只有抗日救国，才是唯一可行之路；三、告诉伪保长不许暴露武工队同志，要忠于抗日，表面上可以支应敌人；四、对敌人摊派的粮、款、物坚持少交，迟交的原则，有重要情况及时向武工队报告。经过武工队同志耐心宣传教育，一般的保长都表示拥护八路军政策，愿意为抗日工作出力。
  小田庄打通以后，西进桥沽村。该村在周围村庄中，九宫道活动盛行，于是武工队通过一个九宫道徒的关系，请了香，买了点心，由九宫道徒引见进佛堂，摆点心，烧香磕头，九宫道首出来迎接，用三教九流的行话问武工队员，武工队员对答如流，于是九宫道首确认来人是道徒，便接上了关系。
  经过艰苦曲折的工作，桥沽被开辟以后，继续西进兴隆淀、齐家埠、八亩坨、邢家坨、南淮淀、造甲城等村庄。这些村庄能吃、能住、能存站以后，武工队员返回丰、玉、宁六分区，向田心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工作，田心同志指出：这种方法可行，你们要继续努力，深入工作，稳步前进，扩大地区。武工队员又以兴隆淀、齐家埠、邢家坨三村为基地，向宁河县西部发展，将桐城、前大安（前蛤蜊堼）、后大安（后蛤蜊堼）、东棘坨、西棘坨、大丛庄、小丛庄、鲁庄子、小月河等村庄开辟出来，南部则开辟了金钟河两岸村庄。金钟河沿岸村庄多住着从山东过来的移民，他们苦大仇深，易于接受革命道理，对共产党、八路军有基本认识，没费太大力气，就逐渐将这块地方开辟成抗日干部能经常活动的游击区。
  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吃的是黄蓿籽，蒿子籽和日军配给的混合面，许多人都饿得浮肿，不成样子，虽然此地生产稻谷，但日军不许老百姓吃一粒，统统作为军谷交给日军，谁要是吃大米，就是犯罪，但是老百姓得知武工队是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出生入死的，他们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想方设法用石头砸一些稻米，给抗日同志们吃，尽管米中掺着没有砸净的谷粒，同志们吃起来仍是津津有味，充分体现了老百姓和武工队员鱼水相依的关系。武工队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他们加强了伪大乡、据点和各特务组织并经常派出特务，密探，甚至化装成抗日工作人员，侦察搜捕武工队同志；有时敌人扮成便衣，不时地在路口守候，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式，武工队同志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改为走田间小路或穿插庄稼地。并千方百计地搞情报，把敌人路卡搞清，因此能在敌人设卡以前进行活动或躲过路卡。武工队员的工作方法也经常改变，晚上在村中开展工作，夜间则到野地里过夜。真可谓：冬天寒风吹，夏天蚊虫咬，一夜换几处，安全尚难保。
  根据工作进展情况，1942年底，晋察冀十三专署专员焦若愚先后派佐天、铁锋、陆英、继光等同志到宁河县蓟运河西部工作；1943年春，寒松、云龙等又进入宁河，同年夏天，王书文也分配到这里，从而壮大了这一地区的干部队伍。
  随着人员的增多和地区的不断扩大，原来的斗争形式（即使伪政权表面应付敌人，暗里同情或利用伪政权的合法组织支持抗日），已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因此，经研究决定，每个村选出一名忠实可靠、有民族气节、能保守秘密的办事员负责抗日工作，让这样的人员住在村边偏僻的房子里，便于和抗日工作人员接触，并负责传递信件，提供情报，安排抗日人员食宿等，支应敌人时，仍山保长出面，但须得到办事员同意。
  经过一年多的开辟工作，采取了由秘密活动到半公开，由上层到下层，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方法，工作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南北开花，全面发展。在政策上，开展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的教育，不征粮征款，不使群众增加负担，对伪军、伪组织一般不予打击，主要是利用矛盾，分化争取，通过上层人物及其家属、亲友等关系对其进行工作，教育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不当铁杆汉奸；对极少数罪大恶极分子秘密处决，以减少开辟工作的阻力；对乡保长等贯彻两面政策，只要不妨碍抗日，保守机密，允许他们支应敌人。武工队员采取多种形式，灵活机动地讲解革命道理，宣传抗日的主张，逐步将一面政权转化为抗日的两面政权。当时群众中有许多传颂：“八路军是神兵，会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八路军是千里眼、顺风耳，谁是坏人，千里能见；谁说坏话，千里能听”。“抓汉奸如取物，对穷人亲如弟兄”。从此，穷苦百姓精神振奋，日伪汉奸胆战心惊。
  开辟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建立抗日政权的条件日益成熟，1943年7月，经晋察冀十三地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武（清）宝（坻）宁（河）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了政府机构——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王书文任工委书记，寒松、佐天、马良为工委委员，寒松任办事处主任，继光任民教科长，陆英任办事处秘书，并按开辟的区域划分了三个区，分别任命了区委书记、区长和助理。
  工委和办事处建立后，狠抓了对敌人斗争、建党建政、武装建设等项工作。到1944年底，工委、办事处相继建立了各个职能部门，党政机构健全，游击区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