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高静（1808年—1873年）字慎庵，祖籍北塘，后迁居芦台镇。1808年生。13岁始读私塾，常以古名儒自期，19岁入泮。1844年中举，1862年大挑二等，选授容城教谕。
  高静性淡泊，不慕荣利。工诗文，风格雄深瑰异。且勤于笔耕，一生著作等身。著有《看诗随录》八十九卷，《慎庵古今体诗》四卷，《诗余》、《诗话》、《诗注》、《周易参考》、《清华集全注》、《试帖典题钞注》、《著书随录》等多种。
  王照（1859年—1933年） 字黎青，号小航，又号水东。芦台镇人。清咸丰九年五月初八日（1859年6月8日）生。曾祖王锡朋作过安徽寿春镇总兵。父王楫为太学生，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王照幼年丧父，由叔父收养。从小喜欢观察星象，尤其爱读天文、地理、兵法书籍。10岁后从塾师学诗文，1877年入书院，1891年中举，1894年取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
  当时适逢中日甲午战争，为维护地方秩序并准备御敌，他在芦台办起乡团。曾受到直隶总督王文韶称赞，说他“所练之乡团，队伍严整，饷项分明，为沿海一带表率”。
  1895年王照赴京应散馆试，改任礼部主事。中日战争后，朝野要求改革之风日炽。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897年回芦台创办了一所小学堂为中国第一所地方小学，后为“芦台第一小学”。是年冬，仍返京供职。翌年3月，又与徐世昌、李石曾等在北京设立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
  1898年戊戌变法时，王照参与维新运动，多次上书言事。在“请布纶言以祛众惑；广慈训以定众志；设教部以释众疑”一折里，批驳守旧派言行，说明变法图存的必要性。提倡设立“教部”。他在奏议中请求“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由此可见他思想的温和性。他劝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以教治镇服天下”，希望慈禧到海外去开阔眼界。这份奏折递到礼部，尚书许应睽不允代奏，并劾王照包藏祸心，企图置太后于险地。而光绪却称赞王照“勇猛可嘉”，超擢四品京堂候补，并赐三品顶戴；同时，怒斥许应睽阻塞言路，将礼部6名堂官一并革职。即近代史上著名的“礼部六堂官事件”。
  在变法中，王照与康有为频繁往来，但政见却不大一致。面对新旧势力和两宫间的激烈斗争，康主张扶帝抑后，削弱旧党权势，王坚持温和处之，调和两派斗争，阴弥宫乱；康主急进，王主渐进；康较注重军政，王却看重教育。他曾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反驳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在康等私下策动袁世凯行兵谏之前，谭嗣同等两次请王照说服聂士成保护光绪帝，并许聂以直隶总督相酬。王照认为这样会使光绪冒险，回绝说：“王小航不作范雎！”光绪的亲信张荫桓力助康有为变法，王照以张奸贪，不顾康的劝阻严劾张。因此，“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民间称他为“新旧党”。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王照与康有为等遭通缉，王照于1898年10月逃亡日本。受到日本国文部大臣犬养毅款待，并与犬养毅有长篇笔谈。以后，王照退出政治舞台，与康有为的关系逐渐疏远。在流亡日本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游历了东京、高知等地，作诗200多首，内容大半是抒发胸中郁愤之情。后自选一部分编成《雪泥一印草》。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日本的假名文字，为以后创造“拼音新字”奠定了基础。
  1990年，王照潜行归国。为避开朝庭耳目，他身穿僧服，诡称“台湾和尚”，从烟台上岸后，在山东、河北、江苏等地以化缘为生，备受艰辛，写下《行脚山东记》，详细记录了这段经历。同年秋，王照回到家乡隐居。
  他回乡后即致力语音研究，开始仿照日本片假名创编官话合声字母，并著《官话合声字母》一书。几经推敲，初刻本于1901年在日本江户付印发行，署名“芦中穷士”。该字母共有声母50（初为49），他称作“音母”，韵母12（初为15，后省去衣、鸟、迂3字），他称作“喉音”，总计62音符，均取汉字的某一部分构成。他着眼于普及教育，“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在拼音法上，概用两拼，反对三拼。言文一致，只拼北京白话。拼音字母可用来注音，也可代替汉字。有人称他为“简字”，实际是中国文字由衍型过渡到衍音，实行拼音化的初步尝试，比以往的切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文字改革史上有重要意义。
  为推行新字，1901年王照冒险进京求见李鸿章，李托病不出，王照只得扫兴而归。1903年，
  王照在北京裱背胡同首次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因不便与众人见面，用门人王璞为教员，自己隔屏听之。同时化名赵世铭往来津保之间，暗中进行传播，取得不少人的同情。先是王璞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这简字是使人人能看书、读报的便捷之法。张迫于呼声，勉强在同年奏“保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语’一门”。其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也曾依从保定大学堂学生何风华请求，督署学校司妥拟推行办法。翌年，直隶学务处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在天津办起简字学堂。此外，名儒严修、吴汝纶等皆热心提倡，于是官话字母不胫而走，学习的人日渐增多。
  随着官话字母的流行，王照正在为推行官话字母而尽力时，他的处境日趋危险。有人向他提出忠告，开始他尚不以为意。后他的朋友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被捕，忽以戊戌余党杖毙狱中，王照才感到大难临头。但别无良策，只好于1904年春向提督衙门投案自首，幸而得到那桐和庆亲王奕劻帮助，免于一死，但仍定为永久监禁。不久，奕劻为缓和舆论，建议慈禧太后宽赦党人。清廷特诏：除孙文和康、梁外，皆赦。王照获赦出狱，并得开复原衔，但他于仕途意冷，不愿做官，继续致力于汉文字改革，著有《官话字母读物》等。
  1905年，他在保定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次年迁至北京。该社所刊行的《拼音官话报》销路甚广。又印有伦理、史地和自然科学等拼音官话书，发行多达6万部以上。一时间官话字母颇为风行。除河北外，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均令在省城设立简字学堂；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也都有人学习和推广，迅速流传至13省区，识者不下数万人。1907年劳乃宣在王照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而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也得以习用。但是当时学部诸要人多反对以北京音为官话，处处掣肘。至1910年，摄政王载沣竟借口恐汉文废绝，严禁官话字母传习，并将官话书报社封闭，王照被迫避往江苏。
  辛亥革命后，王照住在南京水明楼，曾撰《救世以教育为主脑论》一文，继续致力白话教育的推广和普及。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王照被选为副会长。读音会期间，袁世凯曾有意晤见王照，王因袁出卖光绪破坏变法而不愿为伍，以“闲人不便搅忙人”婉辞。段祺瑞当政时，王照一度入幕，但很快离去。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亲去草堂邀请他做国语统一会领袖。他以年老力衰未允。
  1922年直奉战争之前，王照写信给徐世昌，反对财、内两部征收房捐，并批评了徐世昌纵弟食脏的行为。又致书劝王士珍不要组阁，谓“不能以恢复国会，容纳南方护法之意，不必登台”，“不能废止妖异之督军团制，不必登台”。不久，直奉之战结束，黎元洪任总统。当时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王照作《屯田议》一文，主张“寓兵于农”，上书黎元洪，还提出了十项具体办法，然而根本不能实施。
  1923年以后，王照专心著述，主要有：《三体石经时代辨误》、《表章先正正论》和《读左随笔》、《读易随笔》等，均持古文经学家的立场。1925年曾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说纲》一文，主张维持儒家的“三纲”。1927年又撰《方家园杂咏记事》，揭露清廷内幕，较有价值。
  王照才器隽秀，志存匡济，晚年洁身自好，家境清贫。他曾作述怀诗一首：“奔走万余里，崎岖二十年。知交多作鬼，鼙鼓尚连天。镜有盈头雪，家无一亩田。那能情自已，强说谢尘缘”。但他致力“教育救国”之心不泯：“三十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1928年和1930年先后致李石
  曾、阎锡山、梁漱暝书多篇，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非上策。因为这样动摇了国家统一安定的基础，是造成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主要原因。不如戊戍变法，在君主立宪、国家秩序不乱的前提下，维新图强。所以，他对孙中山持有非议。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学说一样，都是主张共产。把两者等量齐观，认为这种不适合民情的理论不能实现，所以也持摒弃态度。
  王照于1933年6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其著作多收于《水东集》，含《水东集初稿五种》、《水东集下编四种》二集。
  解殿臣（1863年—1933年） 字连圃，东板桥村人。
  解殿臣早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后立志教育救国，倡导新学。于1903年捐资辟村中三义庙配殿为教室，开办板桥小学堂。首聘村塾教师李凤滨到校任教，设国文、算术课程，施行新学体制，解亲任堂长。至此，学堂略具雏形。
  时新潮叠起，民风渐开，民众多愿送子女入堂读书，临近村庄儿童入学者与日俱增。解殿臣在初等小学的基础上，增设高等班，建成完全小学。但校舍狭小，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于是他提出扩建校舍的建议，得到知县夏仁沂的支持，并请求本村乡绅李子林、周洁忱协助，四处呼吁，募集义捐。号召本村民众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村中富户解竹元捐款2000元，盆罐庄李子明也拿出500元，连贫苦农民，也乐于赞助；并有津、京及东北三省同乡商号代筹布施，经过数年努力，终使筹款就绪。
  1916年，扩建工程动工。但要拆毁庙宇，搬走神像，民工们则没有人敢动手。工程几乎停顿。一天，解殿臣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抡起镐头把泥胎砸得粉碎，民工们才大胆兴工，当年校舍建成，同时增开女校，吸收了许多女生入学。新学堂开学伊始，夏仁沂手书楹联一副，上联是：“教育为强国之基，萃燕赵英才，革故鼎新成绩著”，下联是：“名胜是平生所好，趁春秋佳日，桃桂馥香远朋来”。校内设图书室、仪器室、成绩室、大礼堂、体育场等；其中仪器室内全部教具仪器设备，均由日本购进。体育场内设篮、排、足、网球场地及单、双杠等田径设施，大礼堂内置乒乓球台，为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创造了良好条件。
  解殿臣治学严谨，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端庄朴洁。所聘师资多为师范高才生，不允无真才实学的教师进校。校门内设整容镜，教导学生要仪表整洁，每年春季均组织学生春日旅行，届时鼓乐队列队奏鸣，活泼壮观。同时学费征收也贫富有别，富户子弟学费可高达十数元，家境贫困者仅一二元或免费入学，且教学有方，成绩优良，名闻遐迩。
  不久，解殿臣受聘为县劝学所所长。后历任直隶省参议员，涞源、易水县县长等。此间，仍不忘兴学救国，先后捐资或倡导办起宁河镇、丰台镇、倒流村、田庄坨等数所小学，是为宁河县大众教育创始人之一。
  解殿臣晚年因病辞职，1933年卒于故里，享年70岁。
  高赓恩（1840年—1917年） 字羲亭，先世北塘人，后迁居芦台镇。为清代著名文人。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举人。
  光绪二年（1876年）入翰林院，初为庶吉士，继授编修、侍读、侍讲等职。赐进士出身，授资政大夫，又为太常寺少卿，弘德殿行走，升任四川学政使。后授陕西汉中道台，但到任未满3个月，以慈禧太后重其学识，召回任溥仪讲师。当时慈禧欲立溥仪为帝，适义和团事起，载漪被各
  国公使指为祸首，充军新疆，溥仪遂废。赓恩旋亦解职归里，居于芦台药王庙园子。园田半亩，茅屋数间，自题斋额：“破四万卷之庐”。与故旧往来，诗酒唱和，消度晚年。
  高赓恩系高静之子。因其出身书香门第，又沉毅好学，自幼至老，手不释卷，博览群籍，文章冠于时。书法自松雪得路，浸淫晋贤。故宫博物院及颐和园都有他的墨迹。门人求教者甚多，尝言：“几辈门生争树立，此间风气不轻开。”
  高赓恩为官以清廉自守，兼以助人，及门承教者皆为贤吏。在朝任职时，同里刘沛然（字润生，光绪六年入翰林院，为官清廉，卓有政声），出任安徽太守，为之饯行，并以长句为别，诗中有：“今把一麾下淮郡，将与召杜争循良。壮怀遂渡江海阔，别忘直与云天长。我欲从之无舟楫，液荷禁柳牵衣裳。”之句。又最后数句云：“子之去兮一马羸，子之来兮五马黄，肥马何荣羸何辱，愿载清风归故乡。”于此可见他的道德文章均所固有，不只独善其身，而是善与人同。晚年居芦台时，与东邻蔡巡检相契，时相过往。蔡卒，他写送一副挽联，上联是：“君由幕而官，由官而隐，隐处常无买酒钱，请看杜老篱边，斜日每教扶醉去；”下联是：“我以客为主，以主为邻，邻墙共汲浇花水，那料阮公宅畔，东风忽卷器声来。”
  高赓恩殁后，清帝溥仪赐谥文通。
  高赓恩主要著述有：《思贻斋古近体诗》共21卷，存诗约7000首；《周易大象应大学说》1卷，附《卦画生数》；《思贻斋日录迂言》（钞本）；《释言别义》2卷；《古今箴铭集》4卷；《历代儒言要醒集》6卷等共70余部。
  侯树彤（1872年—1938年） 笔名伧北、秧子等。倒流窝村人。经济学博士，燕京大学教授，银行货币学家。
  侯树彤少年时入村塾读书，聪颖好学。“五四”运动期间，侯树彤在天津直隶一中求学时，与同乡革命志士于方舟等义气相投，结成异姓兄弟。投身学生运动，时常以“秧子”为笔名，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弊，抒发爱国情怀。于方舟同志蒙难后，许多遗稿仍被侯树彤珍藏于自家阁楼上。并嘱家人好生保管，万勿丢失。
  1928年在燕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以论文《清末宪政运动纲要》通过答辩，获学士学位。毕业后，旋留校任助教，并致力于金融货币学研究，有数种中、英文专著出版。
  1931年，接受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中国委员会邀请，赴东北三省对日本银行系统对华侵略活动中的作用进行考察，于当年写成《JAPANESE BANK-NOTES IN MANCHURIA》（《满洲的日钞》）一文，以自己在学术上的独到见解，结合当时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态势，对日本在满洲开办的三家大银行的性质、服务于军事侵略的经济垄断、经济渗透活动、伪币的媒介作用以及对中国金融业构成的严重威胁进行综合分析。指出“日本在满洲的银行的终极目的是将满洲开拓为殖民地。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后，首先通过银行货币播下了财政权力的最早种籽。其通过投机谋取的暴利数额是任何在华列强所无法比拟的”。“只有经过货币改革，在满洲形成统一的货币，他们的金融投机才能从中国领土上铲除掉”。“我们必须指出：发行货币是国家的主权，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容忍在自己国土上有外国货币发行。”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经与英国兰烟囱轮船公司反复周旋，为本校争取到一笔奖学金。经他举荐，侯树彤抵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此间，因所学多有独到见解，受到李自罗斯等经济学家关注。3年后，以论文《The currencg and Banking Proble mof Chian》（《中国货币金融问题》）
  通过答辩，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归国抵燕京大学任教。
  在任教期间，除授课和开展学术研究外，兼任《大公报·星期论文》主笔。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经济急剧衰落，混乱的银行货币制度导致中国经济迅速崩溃。侯树彤再也不愿关起门来作学问。于当年秋季向学校提出辞职，不久经上海抵达武汉。
  侯树彤在学术上多有建树，是当时国内为数较少的权威学者之一，所以很受张公权、孔祥熙等国民党财政首脑重视。离开燕京大学后，他担任了铁道部研究秘书职务。不久，又被王雪艇先生聘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专员，主持了西南五省经济调查。在此期间，政府邀请英国经济学家李自罗斯爵士来华，帮助整顿币制，侯树彤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提出关于完善法币制度，黄金白银收归国有，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纸币的许多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侵吞。当年，他还写成了3万余言的《战时金融计划书》，对战时外汇管理及法币发行问题做了详尽阐述。在呈送蒋介石审核时，因资格限制，中途搁浅。为此事，他对好友王芸生（《大公报》总编辑）说：“我觉得我活着已无用，因为我所学的无人懂，也不会被人采纳。”
  侯树彤勤于思考，性情倔强。一生著述甚丰。王芸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到：“伧北是个笨型人。但是他能用笨劲，死研究，所以学有根基，造诣精深。民国16年夏天，在一个会议席上，为观点的不同，我们两个红着脸吵起来。吵嘴之后，他几天关起房门不见我。我心里尚在暗笑他太孩子气，但他却举着一篇文章来见我，题目是《关于国民党的左右派问题》，是他几天闷在屋子里写成的一篇2万字的文章。我的见解虽然没被他折服，但对他那股子犟劲，不免令我大为惊叹。”《战时金融计划书》，他也是仅用一周时间完成的。
  1938年6月，侯树彤携家眷赴重庆，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参政会。28日，《新华日报》登载题为《侯树彤先生的意见》的记者专访。在问及关于第三期抗战阶段金融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时，侯树彤说：“只要政府能切实注意统制外汇，防止伪钞流行，节约国民经济，则亡羊补牢，犹不为晚”。在参政会上，他就收回海外游资，利用官僚资产补充战费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博得进步人士热烈赞同，就连当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说侯树彤的发言“精思谠论，裨助良多”。9月20日下午5时许，3名持枪匪徒闯入戴家巷4号侯树彤寓所，以搜查毒品为名，逼迫侯夫人交出衣箱钥匙。这时侯树彤从外边归来，拦住匪徒辩理，匪徒随即开枪击中侯树彤胸部后逃走。侯树彤在送医院途中不幸逝世，时年36岁。
  刘彭寿（1875年—1948年） 字壬三，宁河人，清末秀才。民国初年随其在津经营同顺永斗店的父亲来津定居。1912年当选为顺直省议会议员，1913年任国会参议员。旋调任道尹、政事堂纪录，后入内务部。1915年入国民议会，任立法院议员。1918至1919年任吉林省财政厅厅长。1920年至1924年任直隶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署长、天津海关监督。1924至1927年任裕蓟盐务公司董事及津武口岸义生盐务公司副董事长，又投资于德兴盐务公司任常务理事，同时，承担沧州六县、邢台等八县盐务运销，为长芦盐商中河东派主要人物。1919年后集资30余万元兴办天津福星面粉公司，任董事长。
  杜心耕（1880年—1956年） 名书田，以字行，宁河镇人，生于1880年，晚清秀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潜心县内教育事业。系本县近代科学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矢志教育救国，义无反顾。毕业之初，因与军阀齐燮元自幼同窗，又是同科秀才，加之品学兼优，很受官僚阶层青睐，所以被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长。然而他冷于仕途，辞官不就。说：“为官要两袖清风，我的家产不多，肯定是不够赔垫的”，甘愿在家中闲居。他多才多艺，工书善画。书法山谷，苍健遒劲；画宗板桥，尤善作竹。于是挂起“力行”的牌匾，以卖书画为业。不久，经人推荐，从事河务管理工作。本以为这是为民造福的事业，能施展自己的才智。谁料想刚干1年，除自己搭上160元钱外，并未能为民众带来一丝利益，只好愤然辞职。继而齐燮元出面要委任他为冀东道尹，他婉言回绝，表示自此远离政界，投身教育，“不在别人压制下去作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1919年，河北省教育厅任命杜心耕为宁河中学（今芦台一中）校长，校址在芦台镇北街董家院内，十分狭窄，若重新建校，则经费无着。杜心耕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只得游说于宁河籍齐燮元、白宝山、刘壬三、苏锡麟等军政要人之间。经先后5年不懈努力，终得到他们的支持，筹齐资金，精心施工，于1924年上半年将新舍建成。
  杜心耕教育思想的主旨是：勤奋、慎行、朴素、整洁。首先是能劳动，有劳动习惯和技能。并把“勤慎朴洁”四字题为校训。并亲著校歌，歌词是：“广厦平开芦水岸，大庇寒士尽欢颜。好从实际求生活，不把虚名误少年。勤劳作，苦钻研，准备心身发展，前途努力莫迁延，三载一瞬间”。他主张“学校即社会”。为使学生在校期间就熟悉社会，了解社会，他倡导学生成立“宁中市政府”（即学生会，后改称“学生自治会”）。学生会主席任“市长”，下设“民政局”、“教育局”等。其中局长等各位“官员”，均由学生选举产生。设“宁中市银行”，学期开始，学生们自愿把生活费存入“银行”，兑换成本“银行”发行的“货币”，可在本校“商店”、“伙食团”内流通。经理、会计、出纳、售货员等则由学生轮流担任，以培养学生的社会生活能力。
  为奖励学生勤奋学习，他规定：凡考试名列第一，并操行列甲等者，免学费及住宿费一学期（学费5元、住宿费3元）；名列第二并操行甲等者，免学费一学期；名列第三并操行甲等者，免住宿费一学期。对一时难以凑齐学费的穷学生，自己时常解囊相助，或设法使其半工半读。
  在任宁河中学校长期间，曾主持筹建宁河女子高级小学校（1920年选址宁河镇），宁河女子职业中学（1941年于宁河镇），李公祠小学（今芦台第二小学）。筹建女子职业中学时，经费不足，他毅然拿出自己仅存的800元钱予以资助。筹建女子高级小学时，把自己每月工资的一半用于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而李公祠小学则不收学费，以招收更多的穷苦儿童入学。任校长时，校董会商定校长薪俸为每月140元，杜心耕仅领70元，其余充作学校经费。尽管自己家庭开支时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仍乐此不疲，清风两袖。就连自己的办公桌上，也摆放公私两套文具，式样、牌号不致混淆。公事私事，分别使用。
  杜心耕先生自1948年后长期赋闲。先后在天津、北京两地儿女家中闲居。1956年因病逝世，享年76岁。
  李丕济（1911年—1968年） 宁河镇人。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水工实验室主任，水力学校教研室副主任，九三学社成员。
  李丕济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8月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员。1936年6月，经考核，以优异成绩取得由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的公费留学机会，先后抵荷兰和德国专修水力学。1939年应聘瑞士公立工业大学水工试验所任研究员、研究工程师，1943年该校授予
  他土木工程师博士学位。1947年2月归国，任天津北洋大学土木水利系教授。同年8月，受聘于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
  李丕济学识渊博，为人敦厚纯朴，治学严谨，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生很少著述。每当论及此事，总是说：“书不能随便写，稍有差错，即会误人子弟”，仅在1960年间，编写一部《水力学》，至今仍为各大学水利系必修课教科书，其水平在国内外居领先地位。1960年开始带研究生，为祖国培养专业人才。
  他热心于祖国建设事业，曾先后主持三门峡、官厅、密云水库等数项大型水利工程的水工模型试验，为工程提供了关键性数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丕济惨遭迫害，终因不堪凌辱，于1968年11月2日坠楼自尽，时年57岁。
  李昆璞（1910年—1974年） 名玉山，以字行。丰台镇北村人。
  李昆璞幼入私塾，长则爱好绘画。从工笔开始，以羽毛、花卉最为擅长。喜好收藏。家产虽不殷富，但只要见到名画古玩，不吝高价，一定要购买到手。学画也舍得下本钱。一年春季，宝坻县朱子德在丰台举办画展，其画工底扎实，风格俊逸，很受李昆璞赞赏。于是他把朱子德请到家中，互相研究画法，住了约半年之久，获益匪浅。
  李昆璞30岁后，在天津开一纸庄。经商之暇，经人介绍，与著名画家刘子久、刘奎龄等相识，不断虚心求教。3、5年后，经友人怂恿，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即取得成功。成为天津颇有名望的画家之一。求他作画的络绎不绝，天津火车站（东站）内也悬挂起他的巨幅作品。从此之后，便将纸庄停业，专以作画为生。当时，李昆璞住东门里双立园10号。入其门下，从其学画的青年与日俱增，此往彼来，而李先生则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讲解示范，从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画家。
  新中国建立后，除继续教授学生外，曾任天津市中国画研究会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62年在美协天津分会支持下，举办画展，报刊杂志也多次发表他的作品。同年美协组织老画家赴两粤写生，归来后，画法发生较大变化，一改原来的丽密浓艳风格。作品趋于雅淡简劲，数笔点染即生气勃然。1980年，美协出版《李昆璞画选》，收其精品33幅，代表他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
  李昆璞不仅精于绘画而且工于书法，其楷书习魏碑，笔力苍劲，气势雄浑；行书学赵孟頫，端朴秀丽，神采外溢，有“书画双绝”的赞誉。
  常小川（1895年—1979年） 名鸿钧，以字行。芦台镇人。1910年入天津成美学堂。1919年于北京汇文大学毕业后任哈尔滨东华中学教员。1922年赴日本留学，不久转赴美国，考入密执安大学研究院。1925年获硕士学位。其后受中国政府交通部委派，为伦敦万国铁路会议、巴黎国际有线电报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1926年任察哈尔都统公署顾问兼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平津外交主任，北京政府交通部主事。同年出席华盛顿国际无线电报会议，任秘书。1927年任天津油漆公司经理，1928年任青岛法院院长。1930年任豫皖鄂边防督办公署驻京办事处处长。同年秋返津，重任天津油漆公司经理。1935年任天津商品检验局、财政局长。1937年脱离政界居家赋闲。40年代投身新闻界，1945年创办天津《新生晚报》，任社长、总编。建国后，被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
  李家驹（1909年—1985年） 字筱林，芦台镇人。
  李家驹1934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授土木工程学士学位。生前曾任陇海铁路、滇缅铁路、中印公路、中长铁路、平塘公路工程师，云南飞机场主任工程师。建国后，历任交通部公路总局、水电部辽宁省大伙房水库、水电部第一工程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李家驹家学渊源。祖父李维城，博览典籍，文章名冠一时。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拔优贡，历任平乡、望都训导，主讲书院。父李鸿穗，系光绪壬寅科举人。先后任县知事、大理院副郎职，为官清廉自守，卓有政声。李家驹学有所成后，多有建树。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修建中印战略公路，他出任工程师。力排众议，选择越过高黎贡山路线（此山在云南省腾衡县东60公里，又名磨盘山，在怒江、龙川江之间。如按美方所提方案，沿峡谷迂回，则里程长，工期久，缓不济急）。自行规划，领导施工，既节省工料，又赢得时间，使外援内运迅速实现，对夺取战争胜利，起到积极作用。因此，美国政府授予他“最能干的工程师”称号及自由勋章1枚，美国总统为他颁发了奖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建国前夕，蒋介石曾劝他飞往台湾，被他婉言谢绝。新中国建立后他发奋报国，设计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场外排水导流工程，事半功倍，工艺精湛，苏联设计院专家誉他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为北京市医院、公安大楼、剧场等大型建筑作结构设计；为清河农场农田水利规划，为铁路建设作施工设计等均做出贡献。
  李家驹晚年蒙受冤屈，然赤子之心不泯，病中仍表示，自己尚有余热，还能为四化建设发些光。终因医治无效，于1985年逝世，享年77岁。
  万国儒（1931年—1990年） 王石庄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理事。
  万国儒1931年出生在蓟运河畔的王石庄，9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一直到14岁。抗日战争后期，参加儿童团，初步接受革命教育。1947年，到天津大华染厂学徒。新中国建立后，工人文化生活蓬勃发展，因工厂离第一文化宫很近，他就每天到图书馆借阅文艺书籍。1954年，在大量革命文艺作品的熏陶下，开始业余写作。1956年，他参加工人文学社，在许多文学先辈栽培和关注下，他刻苦努力，创作有很大飞跃，先后在《天津日报》、《人民文学》和《新港》文学月刊上发表《踩电铃》、《风雪之夜》、《欢乐的离别》等短篇小说，引起文艺界的轰动，受到茅盾的好评。其中有些作品被收入大中学课本，并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1961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万国儒虽是工人作家，但也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他受到无情的批斗，并被下放到炼钢厂劳动。“四人帮”覆灭后，1979年重返文坛后，他深入工厂、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人们称道的好作品。1990年3月10日病逝于天津。
  主要著作有：《风雪之夜》短篇小说、散文集，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龙飞凤舞》短篇小说集，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欢乐的离别》短篇小说集，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将上述三个短篇集中的18篇作品及1964年前后写的5篇小说重新出版，仍题以《欢乐的离别》书名。
  张高峰（1919年—1989年） 芦台镇人。著名记者。曾任天津市政协驻会委员。
  张高峰7岁丧父，家境清寒。在芦台三官庙小学毕业后，即以半工半读方式在天津、北平读完初、高中。1933年在天津《中南报》上发表《可杀的汤玉麟》一文，开始写作生涯。1937年投笔从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抗敌宣传队，随军战地服务。1938年2月，参加台儿庄战役，以采写战
  地通讯见长，文笔犀利，作品均发表于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后转赴长沙，加入“国际新闻社”，在范长江先生领导下工作。翌年，兼任中国共产党邵阳《观察日报》特约记者，曾只身北渡黄河，抵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除采写新闻通讯外，有新体诗《儿童哨》、《狂流》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儿童哨》经著名作曲家麦新谱曲，收入《麦新歌曲选》。
  1940年秋，张高峰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同时兼任重庆《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并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因主办《新闻部队》壁报，主持“全国报展”，展出八路军根据地报刊，被国民党特务列为监视重点。1942年，国民党军委会及教育部联合通知武汉大学，强令张高峰离校。第二年初，任《大公报》战地记者，赴河南采访。
  1943年2月1日，在重庆《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为受“水旱蝗汤（恩伯）”四灾之苦的河南人民呼救。当天上午，冯玉祥先生手拿报纸，提着灯笼，在蒋介石官邸门前大呼“黑暗至极”。次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撰写《看重庆，念中原》社论，将灾区的凄惨景象与重庆官僚的奢糜生活相比较，因此触怒蒋介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造成轰动一时的《大公报》停刊案。不久，张高峰也在河南以“共产党首领”罪名被捕，因查无实据，半月后释放。事后化名张大雷写成《我是怎样被捕的》一文，发表于《新华日报》。
  1944年秋，张高峰再入武汉大学读书，兼《大公报》通讯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重庆任《大公报》记者，负责外交、财政新闻采访。曾因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无理挑衅，与著名记者曾敏之、鲁明一起罢宴“总统”官邸，拒发蒋氏夫妇宴送美军“飞虎队”新闻。1946年后，任《大公报》驻天津、北平、沈阳特派记者，驻东北特派员。1947年7月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杜聿明命令余纪忠率中外记者团抵四平采访，旨在扩大影响，掩盖内战罪责。张高峰随团前往，目睹残垣断壁，弹痕硝烟，他悲愤交集，写下长篇通讯《哭四平》。指出：军中仍在使用美制武器，还有日本军人当炮手，侵略者还在屠杀中国人。为此，杜聿明责问余纪忠说：“他张高峰到底想干什么？”1948年12月，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和重庆市政府起诉《大公报》于重庆地方法院，计开列十大“罪状”，其中记在张高峰名下的罪状就有三条。即，“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夸大东北危机”；“刺激学潮，毁谤政府”。因解放在即，并得到中国共产党内外朋友保护才幸免于难。
  1949年，张高峰先后任《大公报》商业组组长、天津记者组组长、华北记者站负责人。1963年后，转而从事文史资料征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并被下放农村劳动。1978年秋，调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主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近代人物录》、《化工先导范旭东》等。晚年体弱多病，仍坚持写作，在海内外发表文章约30万字。
  张高峰为天津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宁河县及芦台镇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1989年病逝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