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一、宁河县土改前农业生产关系
  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于少数地主、富农和部分经济集团手中为其显著标志。1936年，县内有耕地70万亩，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53万亩，占耕地总数的76％；占人口90％的中、贫、雇农仅有耕地1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4％。1945年，全县共有农户23618户，119330人，耕地81.348万亩。仅占全县总户数8％的1920户地主、富农占耕地52.03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4％。齐燮元、陈逸云、阎海等10户大地主就占去110多个村庄（佃户村），占有总耕地面积的50％。8828户中农占地27.21万亩。而占总户数33.4％的12870户贫雇农仅占全县耕地的2.6％，即2.1万亩。据1937年《冀东地区25个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日文）记载，距离县城（宁河镇）2.5公里的胡庄村共有耕地1943亩，77户，384口人。65户中、贫、雇农仅占地125亩，其余1818亩均为12户地主占有。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宁河期间，掠夺50.42万亩土地建立军谷农场。先后建农场18座，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6.4％。分属于“开源公司”、“永裕公司”、“中日实业公司”、“米谷统制协会”等经济集团。据《1946年—1948年农林部河北垦业农场档案》记载：“宁河县属之大北涧沽18村土地肥沃，并有三河汇流，最宜种稻，早经垦作水田，享有厚利。倭奴于十年前（1936年）（编者注）组织冀东政府时，查之大利所在，强占民田10万亩，且招韩农（朝鲜农民）（编者注）千数百家为其佃户，造成肥美稻田约六华里面积，迫令每亩领价一至二元。当时稻田已熟，每亩价值千元内外，旱苇各地每亩价值四五百元。所有十八村三千余户，丁口一万余人均不领价。倭奴拘各地户，勒令出售，村民以生命危险，不得已而领价者有若干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大北涧沽建立的这一农场，即“米谷统制协会”下属的“蓟运河电化水利组合”。
  在土地占有关系中，其租佃形式分为永佃制、暂佃制、包佃转租制、经营地主4种。（一）永佃制：这种租佃形式，主要表现在“全庄一处，即佃户村地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佃户保有永佃租权，地主通过买卖关系变更土地所有权时，佃农的租典权不变。”（见《北国春秋》）。（二）暂佃制：“租期多为一年，初订租约在年关过后，而租约继续与否决定在秋收以后，大体都在年关前决定下来。”（见日文资料《宁河县胡庄情况报告》）。（三）包佃转租制：“大于村8户地主包佃齐燮元800亩耕地转租给贫、雇农耕种。有4户二地主，靠吃斗尖子，也就是农民用尖斗交租，他们再用平斗交给齐燮元，余下的粮食归他们4户平分。”1936年实行包佃转租土地约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50％。（见《大于村土地改革情况调查报告》）。（四）经营地主：“地主不出租土地，依靠雇工管理，发给微薄工资或不发工资仅管饭伙。”雇工分长工、短工两种。（见日文资料《宁河县胡庄情况报告》）。
  二、地租剥削
  宁河县封建地租的主要形态是实物地租，部分经济集团所属农场实行货币地租。实物地租分为定租制、分租制和地租带差。
  （一）定租制：亦称死租，大部分经“二地主”转佃，不论年景丰欠，均按预定租约纳租。（二）分租制：亦称活租，本县地租的主要形式，划为三大份分成：地主得一，农民得二，四六分成或二八分成等。（三）地租带差：即农民租种土地，除交租外连带担负捐税和各种勤务。（以上均见《天津历史资料》和《宁河革命史》资料）。货币地租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敌伪《农林部河北垦业农场档案》：“军粮城开源公司新开荒地第一年亩租五角，至每亩五元五角止。”封建地租导致无数农民倾家荡产。《农业史料》曾对宁河县一户佃农地租负担及1932年全年收支情况作过记载。这户佃农租种10亩旱地，年收支如下表：
  全年收支相较，亏空15元，而他所耗生产费用部分来自高利贷。冬间因高利贷之催迫，将5间土房卖出，仅得20元。只够凑起来还高利贷之本，结果将他一个9岁女儿给人做童养媳，得礼金15元，还了利息。试将上表收支情况加以计算，则可知，剩余劳动收入：（1)90元－（(1)+(3)+(4)）=5元。（2）地租率（地租÷收入）即：40÷90元＝45％。（3）剩余劳动率—剩余劳动收入：5元必要劳动支出：35＝14.3％。（4）地租40元，为剩余劳动收入（5元）的8倍。这样，地主的剥削除侵占全部剩余劳动以外，还侵夺必要劳动收入15元，相当于全部必要劳动收入的4.3％。这户佃农所负担的地租率（45%）在当时较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