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又到了年终买年货的时节，听着爆竹不断地响起，看着街市上铺满地的对联和福字，还有那些五彩缤纷的挂历、台历，好想买一幅年画。没有年画的春节，就像是穿了一身新衣服的人，有新鞋子新帽子，唯独就是没有新袜子，袜子藏在鞋子里，别人不知道，自己却明白，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有些遗憾。朋友说我是老土，那是乡下人的事，现在城里谁家还贴年画。是啊，在这个飞速发展的e时代，年画市场快速萎缩，繁华都市中年画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时代的一个符号。走在大街上，你若问起那些年纪轻轻的人，是否知道什么是年画，他们大多不会知道，但你问起西方的洋节，比如情人节、圣诞节和愚人节等，却是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年画，就是过年（春节）时张贴的画。每当春节即将来临，故乡家家户户都把房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正室、卧室、门上以及灶前等地方，都会张贴年画，既用以创造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又借以祈求上天赐予幸福，以消除灾祸与不幸。年画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门民间艺术，延绵至今一千余年，凝聚了众多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承载着难以割舍的民族情结。有人说，它以独特的艺术样式，成为农耕时代老百姓家里的“墙上电视”。作家迟子健说：“最早迎接年的，不是灯笼、春联和爆竹，而是年画。”如今年依然过，然而有些东西却永远留在了童年的记忆里，伴随着生命的年轮，或生或灭，或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出现在脑海里，呼唤着我们去做点什么…… 儿时过年，年画是一定要贴的，不论家里穷还是富。自从我记事起，我家的年画基本上都是由大姐购买，鞭炮却是二哥的专利，对联则由父亲亲自出马购买，因为父亲认为买对联是大事，我们小孩子家不能胜任。偶尔，我也选中一张两张年画让大姐买回家，但我选的大多是些革命样板戏，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杜鹃山等。母亲不怎么喜欢，但也不太反对。大姐比较适中，买的年画中既有现代的，又有古代和时俗的。不论怎样每年必不可少的就是“连年有余”的年画了。画面中心一个白胖的小子，穿着大红肚兜，胸前佩戴一如意长命锁，手持莲花，抱着一条大红鲤鱼，可爱的神态让人怎么也看不够。画中形象质朴、自然、单纯，色彩鲜艳强烈。象征人丁兴旺，丰盛有余。除了寓意“连年有余”的吉祥年画，就是门神年画了，这对门神也是不可少的。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一个持剑、一个拿叉，威武地站在大门的两旁，为我们护院驱鬼。每当看到门神，我就想起电影《白毛女》里喜儿的那句歌词：“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我不知道世间有没有鬼魂，但还是不敢夜晚一个人出远门到田野里，每当看到磷火，就以为是“鬼火”拼命地往家跑，任谁说也不停。 贴年画的事也轮不到我的头上，哥哥姐姐们去做，我这个老末，只管站在一旁看看是否周正。母亲忙着收拾屋子和整理年货，父亲照常天天上班，他是越到年底越忙，所以贴年画的事，自然是哥哥姐姐们。二哥前面贴，大姐忙着刷浆糊，二姐端着浆糊锅，我抱着年画指指划划。大哥参军去了，因此二哥就有了统领权，他说怎么贴，贴哪儿，我们都听他的，从来没有争执过。我们兄妹几个一向团结，从不打架，偶尔吵几句也不记在心里，总是大的让着小的，小的听从大的。二哥最知道我的心思了，知道我喜欢哪张，就把哪张贴到我睡觉的地方。我好奇怪，为什么哥哥姐姐以及父母都知道我的心思，而我却不知道他们的心思呢？兄妹几个说着笑着闹着，一张张年画就在我们的玩乐中爬上了墙。祥和喜庆的年味，就更浓了。过年要的就是喜庆、热闹。一张张年画，使平淡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红火火的年。 窗上也是要贴窗花的，那是母亲的专利。我们家最忙的就是母亲了，一天到晚看不到母亲闲着，也不知母亲什么时候剪好的，一觉醒来就看到的窗子上的剪纸，大红大红的纸，圆圆的圈里有小鸟、蝴蝶和牡丹以及树木，还有手拉手的孩子，最显眼的是那大大的福字。一切都是那么细腻雅致、富有动感，有着很强的装饰美感。心灵手巧的母亲，每年都变换着式样，剪些窗花贴到窗上，从不重复。不知道不识字的母亲是跟谁学的剪纸，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样子，我曾好奇地翻过母亲那本唯一的鞋样本子，但从始至终也没发现有剪纸。我很喜欢母亲的剪纸，但在我们家换了玻璃窗后，就是贴了剪纸，经过一夜冰冻，太阳升起后也会慢慢落到地上。我不知重新贴过多少次，但都没有成功，只好作罢。 时代不同，“年味”已大不相同。我不知道现在的故乡，还有没有张贴年画的风俗，我已30载没有回故里过年了，洋溢着民间生活气息的年画该不会淡出人们的视线吧！年画的存在与否，似乎对我们的生活无足轻重，但仔细想想，年画作为中国众多民间艺术的一种，虽称不上国粹，但也是传统民间文化。在这个传统节日越来越淡，西方节日越来越浓的时代，如何保住传统的民间文化，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