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我无意为她立传，因为在世人眼里，她只是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女人。 我无法不缅怀她，因为在我的心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不过的女性。 我爱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 我爱她，更因为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1 六十年前的东北，十月的天气比现在的隆冬还寒冷。可六十年前十月的第一天，东北古城洮南民众的心却充满了暖暖的春意。人们穿上漂亮的衣裳，绽开喜悦的笑脸，纷纷涌上大街，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和飘扬的彩旗，尽情地欢呼着歌唱着。已经摆脱了两年的日本鬼子铁蹄践踏和无数匪盗洗劫的人们，以无法抑制对拯救他们逃出苦海的共产党的深切感激和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期望的心情，庆祝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与此同时，在洮南最繁华的商业街——生平里的一个店铺后院的房子里，我从辛苦孕育十个月的母亲腹中呱呱坠地。闻讯的街坊邻居都说刘家是双喜临门，于是，我就有了“双喜”这个乳名。 可是，吉祥的乳名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在我两岁时，年仅二十二岁的父亲病逝了。转年，母亲又带着对初生便夭折的弟弟的悲痛和对我依依不舍的眷恋，改嫁了。 我也是幸运的。因为，我随即又有了比亲生母亲还疼我爱我的养母。 母亲是不想改嫁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充满亲情的家，更舍不得她的儿子。可母亲又不能不改嫁，父亲病逝后，全家四口老的老小的小，除掉远在外县上班的伯父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有限的钱来接济外，再无任何经济来源。望着已经五十多岁的婆婆和还未成年的小叔子，母亲十分清楚，要想缓解家中的窘境，只有自己离开这一条路了。 听了母亲的想法，奶奶落泪了。六年前，因不堪大势已去而垂死挣扎的日本鬼子的横征暴掠，爷爷苦心经营多年、一直兴隆红火的店铺遭致倒闭，爷爷急火攻心一命呜呼。两年前，无数股土匪紧随着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屁股开进了洮南城，挨家挨户抢劫财物。刚近成年的父亲接连数日惨遭土匪的威胁恐吓捆绑毒打，偌大家业不仅被洗劫一空，父亲也从此染上重疾。年复一年的医治还是没有挽留住父亲年轻的生命，在我还不懂父爱的年龄，父亲便离开了人世。 爷爷的死，让奶奶失去了靠山。父亲的亡，如剜去了奶奶的心。如今，儿媳又要离她而去，这不是在往奶奶滴血的心上撒盐吗？奶奶别无他法，唯一的希望就是别把我带走，奶奶说，孙子是刘家的后，刘家的根哪！ 母亲也舍不得我，一想起死去的丈夫，母亲便痛不欲生。若再失去亲生骨肉，她更不想活在人世了。 多日的苦思苦想后，母亲还是打消了死的念头，答应了奶奶的恳求。善良且无奈的母亲想，婆婆这几年遭的难够多了，别让她老人家更苦了。姐姐给自己找的人家是个从山东逃荒过来的木匠，虽然人老实本分，可家却一贫如洗。身在富拉尔基做工的这位姓孙的木匠，只住着一个用土坯垒用桦树皮盖的小厢房。自己吃苦遭罪就认命了，咋能让孩子也跟着受连累呢！ 母亲走了，母亲是在我撕心裂肺的哭声中走的。在大娘怀抱里，我拼命地挣扎着，我用哭哑了的声音高喊着“妈妈！” 载着母亲的列车并没有因我的哭声而停下，空旷的站台只剩下怀抱着我的大娘。大娘将涂满泪水的脸贴到我同样被泪水浸泡的脸上，说：“双喜呀，我可怜的孩子，从今往后就同大娘相依为命吧，大娘一定会将你养大成人！” 从此，我便成了大伯、大娘的儿子。 2 常言道：“自古缘分天注定”。如果不是这样，已经同大伯结婚多年的大娘为什么一直没有生育一男半女，是不是就在等着做我的母亲？无论别人信不信，我信！随后几十年我们母子所经历的风雨磨难，无不饱含着这不是亲生胜过亲生的似海深情。没有注定的缘分，便没有大娘——我最亲爱的妈妈，对我无怨无悔的付出，甚至两次险些丢了她老人家的性命。 安广，一个连树都不长的县城，不难想象其贫穷与落后的程度。这里缺少的是树木和茂盛的庄稼，不缺少的是一眼望不尽的风沙和盐碱滩。尽管县城小而破旧，尽管百姓穷而饥苦，但确是一方安宁祥和的福地。对于别的地方，贫穷落后不是好事，于安广而言，反倒是好事。这个出了名的穷乡僻壤，不仅免遭了日本鬼子铁蹄的践踏和土匪强盗的骚扰，连日伪时期曾经席卷东北的瘟疫都没有光顾过这里。 贫穷落后的安广，留给我儿时的记忆却是美好的。 爸爸（大伯）在洮南解放后，便参加了革命。组织派他来到了安广银行。于是，妈妈（大娘）也跟着来到了这个被老百姓称为“兔子不来拉屎”的地方。如今，我也成为了这儿的公民。 解放初，革命干部家的日子并不比百姓强，同样过着苦日子。本来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很艰难，又多了我这张嘴，日子就更拮据了。拮据的生活并没有让妈妈亏待了我，鸡蛋、麻花、糖果，这些当时最稀缺最奢侈的食品，我从没缺少过。原因是，妈妈有办法。 安广又名龙泉。所以有这么好听的名字，是因为距县城南不足半里的地方有个泡子（如在南方该叫湖），泡子的名字就叫龙泉泡。龙泉泡是个碱泡子，水中碱的含量很高。所以，就出现了一些以扫碱熬碱为生的人。妈妈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每天早晨吃完早饭，爸爸上班了，妈妈便背起我，拎着口袋、拿着撮子、扫帚，去泡子沿儿扫碱土。 每当这时，便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对于我这个虽然出生在洮儿河岸边的城市却从没见过河水的孩子，看见大得望不到边的水面（其实，泡子并不大，估计最多有两平方公里）在太阳的映照下，泛着粼粼波光，感觉美极了。再看脚下那白色的碱滩（含碱量很高的土）也发着耀眼的银光，真感觉象到了奶奶常给我讲的童话仙境。于是，我便愉快地跑着跳着喊着笑着，有时甚至躺到地上打滚翻跟头（碱滩弄不脏衣服，即便沾上点土，稍稍打扫一下便掉了。手脚如果挨碱土时间长了些，也会变得白净了许多）。 此时的妈妈却是劳累的。她要不停地挥舞手中的扫帚，将滩上泛起的碱土扫成堆儿，再将成堆儿的碱土用撮子装到口袋里。快到晌午做饭的时候，母亲才停下来，捶打几下累得酸疼的腰和腿，背起了装满口袋的碱土（我现在估计足有三四十斤重），领着我往家返。已经有些懂事的我，不但不再让妈妈抱了；还主动帮助妈妈拿着撮子和扫帚。 午饭后，爸爸上班了。妈妈将我哄睡后，便在院子临时搭起的锅灶生火熬碱。妈妈将上午背回来的碱土放在盛满水的缸里，又将另一个缸里浸泡了昨天妈妈背回来的碱土的水舀到锅里熬。一直熬到满锅的水干了，便停火了。待锅彻底凉了，锅里便出现了一个碱坨坨。 妈妈就是用这些碱坨坨，为我换回来那些好吃的食品。 每当妈妈看着我美美地享用着她用汗水为我换来的好吃的食品时，总是忍不住开心的笑容，心里充满的不是辛苦而是幸福。可妈妈怎么也想不到，我随后带给她的不仅是辛苦，而是揪心的痛苦。 3 一年后，爸爸升迁了，去了比安广大许多的城市——白城。白城是地区行署所在地。爸爸在那里的保险公司上班。妈妈带着我也把家搬到了白城。让我高兴的是，奶奶和叔叔也搬到了白城。原因是，初中毕业的叔叔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在白城铁路小学谋到了教学的职业。一家人重新团聚了，困难的日子也有了些许改善，往日笼罩在奶奶心头的阴霾开始渐渐消散。 就在这个时候，我患了一种怪病。忽然有一天，我尿不出尿了，而且痛得我打滚地哭。妈妈赶紧抱着我去医院。大夫也没有遇见过我的这种病，拿不出诊治的法子。妈妈又抱着我连续跑遍了白城所有的大小医院，所有大夫都束手无策。奔波了快一天的妈妈拖着无尽的疲惫，带着无奈的失望，将被病痛折磨得已经哭哑了嗓子的我背到了她的背上。 妈妈望着渐渐暗淡的天色，走在坎坷不平的回家路上，心也蒙上了厚厚的愁云。她在想，双喜呀双喜，你的命咋这么苦哇！ 就在妈妈愁得心都没了缝儿的时候，我在妈妈的背上停止了哭泣，喊着要尿尿。妈妈将我从背上放了下来，刚解开我的裤带，憋了快一天的尿便哗哗地尿出来了。 尿完尿的我完全没有了先前的疼痛，又恢复了往日那种无忧无虑的样子，蹦蹦跳跳、快快乐乐地拉着妈妈的手回了家。 可是，妈妈的心还没有敞亮几个小时，我的病又发作了。妈妈情急中忽然悟出了什么，赶紧将我背到了她的背上，在屋里走上了圈圈。不长时间，我又喊着要尿尿，结果，一泡尿后，我又变得没事儿人似的。 此后的两年，我的怪病每天都要发作数次。无论白天黑夜，也无论多么累多么困，妈妈都要支撑着背起我不停地在屋中走圈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怪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疼痛的时间也随之加长。奶奶年龄大，背不动我。爸爸和叔叔要上班，也替换不了妈妈。况且，不懂事的我每当发病都必须哭着闹着要妈妈背。 没完没了的病痛折磨，使我失去了以往的天真活泼，变得骨瘦如柴。没完没了的折腾和忧愁，也让妈妈过早地憔悴了，三十刚出头的人快要变成了躬腰驼背的老太婆。 万般无奈的奶奶说话了：老大媳妇，实在不成，就将双喜送到他亲娘那去吧，孩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担不起这个过儿呀！ 一时没了主意的妈妈也觉得奶奶的话在理，便背起我，坐上火车，去了富拉尔基。可是，让妈妈看到的是更加艰难的一幕。 一座矮小狭窄的房子里，一个挺着八个月身孕的女人旁边，还有一个饿得哭都没有了力气的孩子。面对只知道蹲在地上抽那呛得人眼睛生疼的“蛤蟆头”烟的男人，女人只是抱着我一个劲儿地淌眼泪。 妈妈二话没说，便背起我返回了白城。对奶奶发誓说，双喜就是我的命，治不好双喜的病，我就和他一块儿去！ 铁了心的妈妈，疯了一样地四处求医问药。终于有一天，妈妈听从乡下来看望她的舅舅说，河东（即洮儿河东岸，白城在洮儿河西岸）乡下有一个老中医，能治百病，无论多么难治的病，都能药到病除。 舅舅的话让绝望的妈妈看到了希望，当即决定马上去河东请老中医来为我治病。那天，天阴得很沉，眼看就要下雨。妈妈不顾所有人的阻拦，固执地拿起伞，走出了家门。舅舅不放心地陪着妈妈出了城。 城离洮儿河约八里地。妈妈出城时，雨就下了起来。可妈妈还是头也不回地奔向洮儿河。到了洮儿河边，天已变得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平时浅得刚能没了小腿的河水，如今已变得波涛滚滚、深不可测。 救儿心切的妈妈甩掉了企图阻拦的舅舅的手，向河水走去。没走几步，河水就漫过了妈妈的胸口。一个巨浪打来，便将妈妈吞没了。幸亏舅舅有一身好水性，拼命游了过去，拽住浮在水面的一缕头发，将妈妈救上了岸。 在我长大后，从舅舅那里听到了这件事情，我在为妈妈后怕的同时，更多的是不尽的感动。就是亲生母亲也难以做到的，我的妈妈做到了！ 4 命运好象在故意捉弄人。我这个已经被无数医生（也包括那些巫医大神）判了死刑的人，居然在生病的第三个年头，时来运转，摆脱了死神的纠缠。可妈妈却患上了不该有的病，而且，因此饱受了病痛的无尽折磨。 那年，爸爸又升迁了，调到了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的省保险公司。我和妈妈也跟着将家搬到了齐市。 妈妈到了齐市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奔波在各大医院的路上。我的怪病终于在某陆军医院得到了确诊。医生用X光机诊断出我的病灶在膀胱，我患的病为膀胱结石。医生说，手术后，便可根治。 这个消息，对于妈妈来说，不亚于“久旱逢甘霖、黑暗见光明”。妈妈当即跑到爸爸的单位将这个天大的喜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妈妈合计后决定，立刻为我办理住院手续。第二天，我就接受了手术治疗。 我的手术成功了，术后便十分顺畅地尿出了尿，而且，再也没有了丝毫的痛感。七天后，我便由奶奶领着，欢天喜地地出院了。 就在我出院的那天，妈妈却病倒了，也住进了我住的那个医院，而且接受了紧急手术治疗。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妈妈的手术并不成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妈妈的病是因我而患的，也是因我而重的，若不是妈妈一心扑在了我的身上，就不至于使妈妈遭受了病魔十年之久的纠缠。 半年前，妈妈就感觉小腹的一侧隐隐作痛。可是，一直为我的病痛焦虑的妈妈并没有将这件事当回事儿，只是在疼得重时吃上一片正痛片。在我这次住院手术那天，妈妈腹痛的毛病又犯了，妈妈又吃了一片正痛片。可是，不顶用。妈妈瞒着爸爸，又服了两片，才使痛感稍有缓解。在我住院期间，妈妈一直忍受着一天比一天重的腹痛，一刻也不离开我的床边，悉心地照料着我。就在爸爸为我办理出院手续的那天，剧烈的疼痛使妈妈终于晕倒了。 经过紧急会诊，医生诊断妈妈是阑尾炎导致严重溃疡，并且已经肠穿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经过医生的手术抢救，昏睡两天的妈妈睁开了眼睛，妈妈从死神那里逃了回来，可病魔却从此缠住了妈妈。 尽管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清洗腹腔，清除所有溃烂的患部，可是无法彻底清除已经潜伏在妈妈体内的病毒，术后的伤口难以愈合，而且留下了肠粘连的病根儿。妈妈是在住院二十多天，医治无效后，弯着腰捂着肚子出院的。此后，虽经无数中西名医的长期治疗，仍不见好转。刚强倔犟的妈妈索性不再医治，任凭病痛的折磨。无论何人劝说，就是不再看病吃药。 长大后，我不仅从奶奶的口中知道了妈妈患病的原因，也知道了后来母亲为啥坚持不再看病吃药。妈妈是心疼钱。妈妈为了给我治病，花没了家里的钱，又债台高筑，也不皱一下眉头。可医治她自己的病时，却不愿意掏钱了。为此，奶奶上了不少火，爸爸也急得不行，可妈妈就是不听劝。她的道理是，儿子是全家人的命根子，为儿子治病，是将钱花在了刀刃上，值。自己的命不值钱，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就不能随便拿钱打水漂儿。 也许是妈妈的伟大奉献精神感动了上苍，也许是病魔终于斗不过妈妈顽强的意志，在妈妈患病十年后，奇迹般地痊愈了。而且，此后的几十年疾病再也没来打扰妈妈。妈妈健康的身体不仅是我成长和生活的靠山，也使她老人家扛住了随后降临的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支撑了我们这个饱受磨难的家。 5 爸爸少年时代，正是我家生意兴隆的年代。所以，爸爸得已顺利读完了“国高”。“国高”生，在解放初东北的机关里，属于十分稀缺的“秀才”。再加上爸爸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得到了领导的赏识重用，工作岗位屡屡升迁，到1955年我六岁时，爸爸已经是省保险公司的处级领导。 但那时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工资收入并不高，更没有“外快”了。所以，家里照样比老百姓的生活好不了哪去。可一旦有了“问题”，不但本人遭殃，家属也要跟着受牵连。要不那个年代，人人阶级斗争的弦咋都绷得那样紧呢！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殃及到自己的头上。爸爸就是在春风得意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摊上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怪事。 就在传说爸爸还要升迁的时候，爸爸却被通知离开省城，返回白城行署所属的地区保险公司上班，职务降为科长。我和妈妈随同爸爸将家刚刚迁到白城，与一直住在白城的奶奶、叔叔团圆没到一年，爸爸又被调到大赉县保险公司，职务降为股长。妈妈只好带着我，将家搬到了大赉县城。转年，就到了大跃进年代，国家第一次推行“干部下放劳动”政策，爸爸便摊上了。于是，妈妈又带着我将家迁到了爸爸劳动的地方，一个紧靠着嫩江的小村子。 连续的打击，让爸爸有些吃不消了。无辜、无奈、委屈、苦闷一齐笼罩在爸爸的心头。爸爸的脾气变得暴躁了许多，在家无缘无故就冲着妈妈发火。发火过后便是连续多少天的沉默。 爸爸的遭遇，妈妈看在眼里苦在心里。她除掉默默承受爸爸的无端火气，便是想方设法安慰爸爸。那些年，也正是妈妈饱受手术后遗症折磨的最令妈妈痛苦的时候。妈妈一边忍受着来自身体的病痛，一边支撑着漂泊不定的家。其度日的艰辛可想而知。 终于熬过了两年的乡下生活，家又搬回了县城。被调到工厂做了一名会计的父亲，可能是长期的精神打击使他忧郁成疾，患上了肺结核病和胃溃疡病。两病夹击，爸爸终于倒在了病床上。 此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那缺医少药、缺吃少穿的年代，要照顾好病人，真是难而又难。可本身就是病人的妈妈硬是坚持了下来。那时买什么都要凭票。一家三口，获得的油、肉、蛋和大米、白面的定量是很少的。妈妈要照顾好爸爸，还不能亏了儿子，最后，只能从自己的身上节省。可还是无法让爸爸和我得到足够的营养。万般无奈，妈妈挺着病弱的身子，开始揽织渔网的活儿。 当时，我家住的那个县城东临嫩江，西靠洮儿河，北有月亮泡，南是查干湖。渔业是这个县城的主要产业之一。所以，家家打鱼、人人织网便成了这个县城的一大特色。妈妈是外来人，织网又是技术和力气都不可少的活计，所以，妈妈做起来比别人要吃力得多。别人织了一尺，她还没有织出二寸。可妈妈就是不服输，速度慢，妈妈就用时间补，别人织一天，她就再贪半宿。这样，别人挣一元，她也能挣八角。她就是用这样挣来的钱，在黑市花高价，为爸爸和我买蛋买肉。所以，我和爸爸在那饿死了人的年代，非但没有尝受到饥饿的滋味，更没有缺少人体应有的足够营养。 爸爸的病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两年后，彻底康复了。可是，妈妈的病却没有好转，妈妈四十不到头上便爬满了白发，妈妈的腰更躬了，身体也更加瘦弱。可妈妈的意志更加坚强。记得妈妈无数次地说，解放前那些年的日子难不难？咱都挺过来了，现在再难，也比那时候强多了。再说，我就不信将来的日子不会好！只要咬牙挺住，早晚会熬出头的。 妈妈没文化，可现在回想起妈妈的话，实在极富哲理，也具有十分深刻的寓意。我认为妈妈的话，不仅仅指的是日子，还含有另一层意思。我想爸爸当时是听明白了妈妈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爸爸怎么能够在后来更加残酷的岁月，能表现得那么忍韧，那么坚强！ 6 爸爸终于在1965年被调往省城长春的省芦苇公司工作，但只是一般科员了。不过对于饱尝思想压抑的爸爸来说，多少也算有了点儿安慰。况且，这时候国民经济困难的程度也有了一些缓解，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我家的日子也随着好过了许多。爸爸的脸也开始有了笑容。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就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爸爸也随之遭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苦难。 不幸中，爸爸终于明白了这些年所以遭遇接连不断的打击，是源于他的一名“国高”同学。爸爸的这位同学在日本投降后，成为了洮南国民党党部的成员。国民党急于扩大在东北的势力，以发展一名成员发给三块大洋的卑劣手段扩充反共队伍。爸爸的这名同学，趁机将他所有“国高”同学的名字，统统登记在了国民党的花名册上，并将大洋全部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后，便逃往了沈阳。这个人在1954年被扑入狱。在交代罪行时，坦白了他用同学的名字换取大洋的事情。按理说，爸爸以及那些同学根本不知情，存属无辜，可当时的组织人事部门却将此事无限上纲，又在爸爸和那些同学不知情的情况下，均被戴上了“挂名国民党员”的帽子，列入了控制使用的黑名单，装入了人事档案。 “文革”时期，造反派掌了权，干部的挡案秘密随之公开，爸爸的历史问题不但也大白于天下，而且，被造反派升格为“国民党员”，成为了地地道道的“黑五类”。批斗节节升级，最后被关进了“群专”的“监狱”。 我便自然成为了“黑五类”的“狗崽子”。从那时起，到十年噩耗结束，我遭遇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精神磨难，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1968年，因不堪目睹爸爸被无辜迫害的惨状，也是为了躲避处处遭遇“造反”派欺负的处境，我离开了家，去了遥远的乡下，当了“知青”。由于我肯于吃苦耐劳、踏踏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受到了善良乡亲的好评，成为了我们那个公社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标兵，并被调到公社做文艺宣传工作。在“吐故纳新”时，被列为入党对象。可是，公社党组织派人去省城搞我的政审外调时，正赶上我父亲被游街批斗。如此一来，我不但失去了入党资格，还被遣送回生产队，成了监督改造对象。 1970年，下乡知青开始陆续返城。眼看着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回到了父母的身边，重新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而我却只能继续呆在乡下，最后，十多人的集体户只剩下了我自己。每天，拖着十分疲惫的身子，回到空旷的集体户屋子，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想到无望的未来人生，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无数次地想到过死。 知子莫如母。妈妈对我的心疼超过了对爸爸的担忧。一心希望儿子尽快摆脱凄惨境遇的妈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居然去了辖区的街道、派出所，还不辞辛苦地来到了我所在的公社和生产队，声明我不是她和爸爸的亲生儿子，宣布与我脱离亲子关系。 妈妈的举动既让我震惊又让我感动。震惊的是，我第一次知道了我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记得小时候，妈妈无数次地搂抱着我，给我讲述她孕育和生养我的故事。母亲极其详细的描述她怀我后挺着大大的肚子和生我时疼得如何翻滚的情形，早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突然听说不是爸妈的亲生儿子，让我怎么能够相信！感动的是，妈妈的良苦用心。她是想通过断绝亲子关系，使我不再受到爸爸的牵连，好让我改变“黑五类狗崽子”的身份，也能够得到返城的机会，也能过上“红五类革命后代”的日子。 震惊和感动之余，我没有接受妈妈的安排，我当时虽然还很年轻，可我抱定了无论多大的苦难，就是死也要同爸爸妈妈死在一起的念头。于是，我离开了集体户，搬到了1969年就已经被下放到乡下的爸爸妈妈住的那个村子，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 当妈妈第一眼看到背着行李出现在她面前的儿子时，她愤怒了，拼尽全力要将我推出家门。可当她望着我执拗的眼光后，又紧紧地搂住我，掉下了无声的眼泪。我知道，妈妈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她太希望我能够象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她又多么舍不得从小疼养大的儿子呀！妈妈的伟大之处恰恰就在于此。为了我，她什么样的痛都能忍受，多么大的牺牲都能舍得。 7 妈妈的童年是很苦的，两岁没了娘，三岁就有了心肠不好的后娘。姥姥不忍心妈妈受苦，便让舅舅将妈妈接到了姥姥家，妈妈是在姥姥家长大的。童年的遭遇造就了妈妈坚强的性格和强壮的体魄。如果不是这样，妈妈怎能忍受十年的病痛折磨并最终战胜了病魔？如果不是这样，妈妈怎能面对“文革”期间爸爸饱受非人折磨，和再次被“发配”乡下的窘境，始终陪伴着爸爸，度过那难忘的岁月？ 妈妈的乐观态度，感染并影响了爸爸和我，一家三口将那段本来很凄苦的乡下生活变得有声有色。妈妈在我家住的房前屋后，开辟了很大的菜园，人们常吃的蔬菜，在我家的菜园里都能看到。妈妈还养了很多鸡、鸭、鹅，下的蛋我们都吃不完，有时还要卖一些，换回来不少零用钱。妈妈每年都喂一口肥猪，同乡下人一样，在过年时，杀年猪、灌血肠、熬上一锅猪肉炖粉条，开开心心地过新年。 终于在1971年，经过我们居住的那个村子好心的大队书记的全力帮助，我获得了返城的机会，进了一家化工厂，当上了一名工人。1972年，爸爸也终于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原来的单位，继续接受监督改造。妈妈又将家搬回了城市。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这个早就适应了逆来顺受、不求前途的人，又有了新的机遇。从刚进厂时的一名普通学徒工，没过两年，便一步登天地被调到厂部办公室，当上了宣传干事兼厂团委书记。还被厂党委确定为“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当接班人，首先要解决入党问题。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让我写入党申请书。我何尝不想入党？又何尝不想当接班人！可我知道，我不仅当不上，很可能还要回车间当工人去。果然不出所料，我又回到了车间，干上了我原来在车间时没干过的又脏又累的活，同一个“资本家”和一个“老右派”，两个被改造对象一起，用手推车拉火碱。 就在“四人帮”垮台的头一年，爸爸由于在前些年遭受“群专”关押时，患上的肾炎转化成了尿毒症。治疗无效，含冤去世了。 那时，我早已结婚。女儿和儿子也分别五岁和三岁了。爸爸的死，不但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了无尽的悲伤，也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当时，妻子所在的工厂经营极不景气，工人只上班，不发工资。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只有我每月36元钱的微薄收入。其生活的艰难不言而喻。 关键时候，还是妈妈有办法。她利用家里的一个手推车，从小商贩手中批发来针头线脑、发卡鞋垫等小商品，做起了路边小买卖。 妈妈的小买卖开得真是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的起步年代。再没有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后顾之忧。买卖由小到大，每天都有几十元的进项。这下，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逐渐宽余。几年后，妈妈不仅用挣来的钱让全家人吃得饱穿得暖，还积攒了一笔当时看已经很可观的钱。妈妈曾经对她的孙子和孙女说，只要你们好好念书，考上了大学，学费奶奶包了。 可是，过度的劳累，使妈妈不知不觉患上了病。表面看，妈妈身体十分结实。可谁知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已经偷偷地潜伏进了妈妈的体内。也许是妈妈硬撑着疾病的身体，没有告诉我。也许是，妈妈也没有料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 1989年10月1日那天的晚上，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围坐在摆满由妈妈亲手烹制的丰盛佳肴的饭桌旁，为我这个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员，喜庆四十岁生日。席间，从不沾酒的妈妈破例端起了酒杯，发自内心地说：我早就说过，好日子会来的。这不是盼来了吗！过上这越来越舒心的日子，我不但希望全家人添福增寿，我老太婆也要好好活着，一直活到看见孙子给我娶上孙子媳妇，抱上重孙子，再笑着闭上眼睛。 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妈妈躺下后，便再也没有醒过来。 算起来，妈妈已经离开我整整二十年了。可妈妈的音容笑貌依然十分清晰地印在我的心中，我无时无刻不怀念妈妈，无时无刻不缅怀妈妈的恩情。慈祥、善良、刚强、坚毅的妈妈，在儿子的心目中永远是崇高和伟大的。 我爱妈妈，因为她老人家是我最可亲可敬的母亲！ 我爱妈妈，因为她老人家是最疼我爱我的养母！ 让我终生遗憾的是，妈妈没有过上这二十年更加美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