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绵竹县的一个小村子，那个地方离绵竹市区有九公里。那时的我并不喜欢我生活的地方，却喜欢绵竹的城市，所以常常向往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且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尽管如此，我还是免不了从心里认定那个小村子是家，因为母亲至今生活在那个村子里。 如今，绵竹已是一个县级市，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北部，50多万人口，素有小成都之美称，七十二洞天福地之美誉。绵竹城区位于一座山麓下，那座山是龙门山的一条余脉。山的另一边就是汶川。两座城市隔山而建，相距三十五公里，却没有公路相通。绵竹是一座酒的城市，也是一座文化名城，更是一座工业重镇。绵竹盛产“剑南春”，十里之外可闻酒香。现代人很会利用名牌效应，绵竹人也不例外，那里有很多叫剑南的东西：剑南镇、剑南道、剑南街、剑南大酒店……绵竹也是年画之乡，有独具规模、风景秀丽的年画村，是中国四大年画产地之一。除此之外，著名的“401”工厂和这次在地震中人员伤亡严重的东风汽轮机厂都在这里，三峡水利工程的发电机组就是由这里生产的。绵竹还是四川的一个经济强市，位列全省三甲。绵竹的乡村除了少部分在山区之外，大部是在成都平原，竹林掩映的农舍像星星一样遍布在广阔无垠的田野上。 我无意在这里赞颂绵竹，虽然绵竹确有许多值得称赞之处。 我是1983年离开绵竹的，之后就很少回去，大约七八年才回去一次，每次回去也就是小住十天八天就回。上次回去还是2002年，那是父亲三周年忌日，在父亲的坟前，我为他立了一块碑。这次回去是2008年5月22日，汶川5.12大地震之后的第十天。因为，前一天我刚刚和母亲联系上，母亲说她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吃的。放下电话，我决定回家，回去为母亲做点事情，让她过得好一点。我想让她来天津，但她不来，她坚持要留在那里，她说那是她的家。我和弟弟百般劝说，也无济于事。从母亲的身上，我知道什么叫故土难离，她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丘一水于她而言都是既熟悉又亲切的，她不愿离开那里也就不难理解了。 原本我没打算要为此次远行写点什么东西，可是，在绵竹短短几天时间里，看到那些在废墟上坚强生活的生命，看到那些舍己救人的解放军战士们，看到地震给这块土地造成的巨大破坏，我的内心感受了巨大的震撼。加之在临行前朋友们的热情相帮，天津人民慷慨无私的援助，灾区人民奋起自救的精神，无一不深深地感染着我，打动着我，使我忍不住想要拿起笔来，于是，让泪水、牵挂、思念、感激混杂着堆砌成这篇文字。 下午的噩耗 5月12日，一个普通平常的日子，天气有些闷热。下午三点钟，我和机关的十几名管理人员在车间突击生产，销售部高红梅的手机突然响了。接完电话，她对我说，绵阳地震了。这消息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绵阳北部的平武一带山区是老地震区，隔几年就有一次，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何况绵竹距平武有二三百多公里，通常不会受其连累；绵竹向来山青水秀，风和日丽，自然灾害很少光顾过那个美丽的地方。 四点钟，从车间回到办公室，抓起电话拨了母亲的电话号码。电话接不通。母亲七十岁了，身体不好。两点钟时刚和她通过电话，那时她从土门医院看完病回来，正在吃药。母亲的电话不通，又拨了妹妹的电话，之后又拨了弟弟的电话，朋友的电话，所有绵竹的、德阳的电话都打不通。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时，战友朱光明打电话来，说两点半钟老家地震了，挺凶的。当时他的妻子正在成都，已经买了回天津的火车票，正排队等候检票上车，地震就开始了，候车楼有些窗子的玻璃掉了下来，现在火车停了，要他们退票。朱光明是德阳中江人，中江离绵竹有二百多公里。他问我绵竹怎样？家人怎样？我告诉他打不通电话，一无所知。下班开车回家途中，打开车载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播放四川地震的消息，消息说震中在汶川，震级7.8级。汶川距绵竹直线距离三十多公里，一山之隔。绵竹跑不了了，魔鬼光顾绵竹了。我开始担心母亲，担心妹妹，担心弟弟。 回到家里，忙着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新闻里报道说温总理已经在去成都的飞机上了。电视画面上，温总理正在飞往成都的专机上一脸凝重地讲话，要他的同胞们奋起抗震。直觉告诉我，总理反映快速，说明党和国家对灾情的重视，说明国家领导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同时也预示着灾情的严重程度。在家乡不幸的晚上，我坐在沙发上，通宵看电视新闻，一边看一边给家里打电话。手机打没电了，换个电池接着打。不眠之夜就从那天晚上开始，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凌晨三点多钟，陈智突然打电话来了。陈智是我的弟弟，在绵竹市检察院工作。他用厮哑的声音告诉我，妖魔光顾绵竹时，他正在办案的途中，突然大地颤抖了起来，他们乘坐的警车在路上跳了起来。他们知道地震了，于是把车停在了路边。他们听到田野上响起天崩地裂的声音，看到大路两边竹林掩映的美丽村舍倾刻间变成废墟、变成残垣断壁、变成瓦砾，看到巨大烟尘弥漫在田野的上空。 我问他母亲怎样，他说不知道，他说他和母亲虽然相距不过几公里，但现在却仿佛远隔天涯，他无法获得母亲的消息。电力中断了，通讯中断了，道路中断了。我问了他妻儿的情况，获知都平安无事，这让我稍觉些许安慰。地震时母子俩正在去学校的路上。他的妻子是个老师，他的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母子俩不在同一所学校。他的儿子陈九名在路上被震倒了，地震过后他才爬了起来，看到城市的房子倒了很多，到处是哭声，他很害怕，但他坚持走到了学校。学校有很多房子也倒了，只有一栋楼没倒，但楼梯也垮塌了。我让他去看看母亲的情况，他说他已经在执行任务，不能脱身了。 其后几天我所获得的有关绵竹的消息都来自电视新闻。 在九龙镇，一个十三四岁的乡村小姑娘，带着几个比她更小的孩子，在一段几米长的公路边，用废旧纸夹写满了“谢谢”两个字。我被这个姑娘的行为深深感动着：绵竹人知道感恩。 同样在九龙，一架运送救灾食品的直升机降落在一片庄稼地里，当记者从飞机上下来时，两个中年妇女对记者说：没有了，啥子都没有了，只是亲人还有。只要有亲人，就什么都会有，只要我们足够坚强，就不怕啥子都没有。 有个汉旺的女生，我从几千里之外仰慕着她，是因为她被人从废墟中挖出来时，依然面带着微笑，她的微笑让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仰慕她的坚强。有个后来被人称为“可乐男孩”的大胖男孩，我记住了他向救他的叔叔们要冰镇可乐时的样子，记住了他要可乐时的天真语气。我后来为他感到深切的惋惜：他失去了右手臂。 地震三天后，有关绵竹的报道才逐渐多起来。在这次地震中，绵竹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北川，比汶川还多。绵竹靠山近一些和直接地处山里的乡镇成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汉旺、清平、九龙、金花、遵道、新四、广济、土门、马尾、福新，这些乡镇的房屋倒塌率在80％以上，几乎被夷为平地。十几天后，当我开着车行驶在这些乡镇的小路上时，看到那一片片残垣断壁的废墟，看到在天上忧伤地飞翔的无处栖身的鸽子，不禁潸然泪下。 在得不到任何消息的七八天中，我牵挂的不仅仅是绵竹的家人，还有绵竹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上所有的亲人——那块土地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 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我掂念：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 我在绵竹只上过七年学，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在七十年代，为了生活，我初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间地头和社员们度过的，而不是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度过的，所以对初中的学习生活几乎没有记忆，初中老师的面孔也早已模糊不清，而两位小学老师的印象却深深的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胡传珍老师教了我五年语文，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5年后小学毕业结束。她的两个孩子与我同岁，也与我同班。到天津后我见过她三次，每次三两分钟。 邓庆莲老师到向阳小学任教时是1976年，那时我上三年级，她也刚从另一所学校毕业，我有幸成为她的第一批学生。她非常美丽，扎着两条粗粗的黑亮的大辫子，肤色白晰，脸色红润，走路姿式优雅，个子高窕。在那个苦难和贫困的年月，在我饥饿的少年时，只要看到她，我就能忘掉一切不幸而陶醉于她的美丽。我经常藏在某个角落里，或某棵树后，或是伏身于某处杂草丛中，偷看她走路时的优雅姿式。我偷看的不是老师，是一种美——绵竹孕育美丽。 小学毕业时，我将一束玫瑰送给了我的老师。 三十年来我再没有见过我的老师，但她从没有离开过我甜美的记忆。 地震破坏了那块土地很多美好的东西，伤害了很多阳光灿烂的生命。我在月色朦胧的夜里祈求上帝，请他不要伤害邓老师的美丽。 地震九天后我才打通了母亲和妹妹的电话，她们都很平安。母亲说家没有了。妹妹家的房子连一块立着的砖都无法找到，其惨状她简直不忍目睹。母亲是睡觉时遭遇地震的。地震前半个小时她从土门看病回来，到家后和我通过电话、吃过药就上床睡了。她刚睡着，一阵奇怪的巨响声把她从沉睡中吵醒。她发现床在跳，房子在摇动，屋顶的瓦片不停地砸下来，墙吱吱嘎嘎地叫，柜子倒了，电视摔在地上。地震轻些的时候她逃了出来，掉下的瓦片砸伤了她的手臂和背部。 母亲住着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十三间房。早年全家七口人都住在那个院子里，儿女们长大后各奔前程，只留下父亲和母亲住在那里。父亲死后，母亲独自守着那个院子。她从屋子里逃出来时，看到所有房子都倒塌了，只有她睡的那间房子还孤零零地伫立在废墟之中。她出来后，那间掉光了瓦片的房子也轰然倒塌了。 妹妹陈红是因为生日才躲过一劫。她把自己的生日放在公园的服务上，没有和家人在饭店或家里庆祝。大地摇动时她在公园里一棵大树下忙碌着，一个陌生的母亲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和她在一起。 母亲告诉我她没有地方住、也缺少吃的和水，她一天只能分到一瓶水和几块饼干。晚上她睡在院子外面的竹林里，下雨把她的被子全浇湿了。不幸让她渴望往日的宁静，也让她想念远方的儿子。 和母亲一边通电话，一边掉眼泪，故乡的苦难拧紧了我的心。放下电话后我决定回家，回绵竹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只为母亲，也为那里的亲人，那里的父老乡亲，那块生养我的土地。 我的归途 听说我要回绵竹，热心的朋友和同事立即向我伸出了真诚的援助之手，奉献出他们一颗颗热情善良的爱心。 姚兴华远在日本，他在日本某所大学里任教。他于一九九七年来天津时我们成了朋友，之后他把妻子和孩子也接到了天津，住在广汇园小区的一栋高层里。他每年从日本回来两三次，每次住十天半月。他打电话让妻子送来了5000元钱，并一再表示微不足道。区工会龙万新主席、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住在成发新苑的战友小杨也各送来1000元。《杨柳青》杂志社翁芳芳主编和大柳滩吴春孝副书记听说母亲没地方住，专门为我送来了灾区急用的帐篷，这顶帐篷现在是母亲的栖息地，她的吃住都在这顶绿色的帐篷下。好友汪越为我买了数箱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饼干和米线，这些东西满满装了一车，拉到绵竹后分给了数十人家。在家乡父老的道谢声中，我告诉他们购买这些东西的人的名字。还有我至今尚不知道名字的只知在公路局上班的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他曾经当过兵，后来转业回到这里，她的妻子是二中的老师。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六点钟，天气已经有些炎热，快要落山的夕阳正在发挥她最后的余热，我在躁热的空气中往车里搬东西，往反数次，汗流浃背。他过来帮我忙，得知我要去绵竹，他给了我500元钱，推却再三，我还是接过邻居的钱，接过邻居的爱心，我感到受之有愧，便将爱心转化为爱的行动，在家乡向父老乡亲们奉献回家游子的爱心，帮助需要帮助的熟悉与陌生的人。这些朋友们中还有许多是我单位的同事：任娜、张国莉、陈秀胜、高红梅、王玲、闫秋生、宋会丽、张永霞、李冠营、于进河、徐艳华、王红梅、徐建英、徐刚、孙树康……我记住了他们，但不只是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而是记住了他们那一颗颗善良、热忱的乐于奉献的爱心。 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几个公司的职工不约而同地给我发短信：“别回去了，那里千山万水，路途遥远，我们不放心！想想你的员工和妻儿……”我知道他们深爱着我，让我感动，但我去意已决，没有回头。绵竹，母亲在召唤着我，故乡在召唤着我。 那天下午，我在维修站检修了汽车，给油箱加满了油，在药店买了几十瓶花露水、风油精、藿香正气胶囊和一些消炎药，在物美超市买了一本交通地图，以备路上之用。 在维修站，在加油站，在商场，在药店，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听说我要去四川，要去灾区，要去绵竹，他们都热情地为我服务、由衷地祝福我一路平安。 我找了杨立春与我同行。他是蓟县翠屏山乡八里铺村的村长，一个三十多岁的热心肠的中年男人，一个渴望着能为灾区做点事情的人。 晚上八点十八分，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在妻子和女儿的叮嘱声中，我们开车上路。 一夜旅途，夜风习习，长夜漫漫。车外风声呼呼，车内归心似箭。次日早晨八点钟时，我们已过山西运城。这是山西最西南的一个城市，位于黄河边上，与河南、陕西交界。我们本不该到运城，因为走错了路，才到了这里。正确的路线是从侯马上河阳高速，经河津、过黄河、从阎良到西安，结果走错了路口，才到了运城。 行车犹如人生，走错路在所难免，只要及时纠正，不偏离方向，便终会到达目的地。 我们改走运风高速，通过风陵渡黄河渡口进陕西潼关，从西潼高速到西安。 西安是我们去四川的必经之地。 这段路使我们多走了近百公里路程。 西潼高速公路的车明显比运风高速公路的车多。这条高速公路始于河南开封，在郑州与京珠高速交汇，再经洛阳、三门峡到西安，是京昆高速的一部分。我介绍这条高速公路，是要说现在行驶在这条路上的车，80％以上是往四川救灾或运送救灾物资的，北京的、天津的、河北的、河南的、江苏的、山东的、东北三省的、内蒙古的……几辆十几辆一个车队，车上贴着红布条幅：抗震救灾；支援灾区；支援四川；和四川人民在一起……等等等等，隆隆的车声中伴随和承载着无数爱心。 看着这些始往四川的爱心车辆，给我的感觉是，即使四川遭受了巨大灾害，即使故乡的亲人目前的生活困苦异常，凭着全国人民伸出的无私的援助之手，凭着他们奋起自救的努力和坚强，明天，他们终将重新过上安宁和幸福的生活，过上四川人悠闲的安逸生活。 上午九点多钟，我们把车开进陕西华县服务区，在那里吃早饭。这个优美的服务区位于华山脚下。我们到那里时，早饭已经过了，服务员告诉我们二十分钟后有自助餐供应。自助餐二十元一位，随便吃。在等待自助餐时，我发现服务区为去四川的车辆设了专门服务台、咨询台，为去四川的司机提供咨询服务，并为司机免费供应开水。在其后的旅途中，我们注意到，西安绕城高速和西汉高速公路也都新设了去四川的标识，设专人负责指挥去四川车辆的通行。事实上，西汉高速的秦岭段尚未完成施工，为保证救灾物资顺利运抵四川，陕西方面提前通行半边公路，沿途增设多处指挥平台，确保西汉线畅通，可见陕西政府对救灾的支持和重视。其实陕西也是受灾省份，汉中地区受灾不轻。我从四川回津后，余震给陕西宁强造成重大损失。 宁强与四川广元接界。 某天的电视新闻中，我看到张高丽书记在宁强灾区慰问。 陕西灾区是天津对口支援的灾区。 坐在餐厅靠墙的一张干净整洁的餐桌边，透过玻璃仰望高耸入云的华山石峰，刀削般陡峭的山崖：自古华山一条路，现在去灾区的路也只有一条。餐厅里的墙上挂着一台平板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报新闻，长相俊美的女播音员说去灾区的路损坏严重，而且四川正在下雨，提醒去灾区的车辆注意安全。这些情况增加了我对前路的忧虑，也增加了对故乡亲人的担忧和想见到亲人的渴望。事实上我在下午六点钟到绵竹后，所遇见的第一个熟悉的亲人并不是绵竹的故人，而是从天津去绵竹救灾的张部长。 张部长是在震后五天和他指挥的救灾部队奉命赶到绵竹的。他是北京军区驻天津某部的副部长，一名大校军官。十年前我和他在一个部队里服役，友谊深厚。 在绵竹城外的某处大道边，停放着上百辆特种军车，车上的红色条幅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五医院。这所医院住地在唐山，经历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隶属于我服役过的北京军区驻天津某部。在几千里之外的故土上，在这个非常时刻见到他们尤感亲切。 我在指挥部的帐蓬里找到正在忙碌的张部长，我们亲切地握手，热情地拥抱。有两分钟时间我们紧紧地抱住对方，百感交集，内心涌动着无限深情。在满是残垣断壁和废墟的城市边上，他向我介绍了绵竹抗震救灾的一些情况，我则对他述说了我对这块土地的一往情深。我们站在一处土堆上，望着被地震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城市，他忧伤地说：“这个美丽的城市就这样被摧残了！在城市被摧残的同时，这个城市的生命也同样经历了摧残，今天又挖出了五个生命尚存的人，两名警察，三名矿工。这也许是这个城市的废墟中最后的活着的生命了！” 绵竹是我的故乡，我生于这块土地，成长于这座城市。我热爱和依恋这座城市，因为她造就了我的童年和少年，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我出生的这座城市在她过去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从不曾遭受如此的摧残，如此的破败。如今，这座满是废墟的城市，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忧伤。 我在绵竹停留了十天，去了八个乡镇，无数个村庄，花光了身上的钱。 我把侄子带回了天津，带回了杨柳青。实验小学郝庆娟校长和她管理的学校接纳了他，不仅让他在失学二十多天后重新坐进了教室，还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一个新文具盒、一盒铅笔、一个削笔器、一支制动笔，做了一套新校服，让他童年的忧伤的心在这里得到安慰。 我在绵竹没有找到我的老师，也没有老师的消息。 绵竹的废墟 几千年来，废墟一词很少光顾绵竹这块美丽的土地，很少光顾这个山麓下的城市。洪水、干旱、瘟疫、战争，这些不幸的名词，绵竹几十代人都没有记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里是一个安静的角落。历史上绵竹有过两次战争的伤害，一次是三国，诸葛孔明的儿子和孙子诸葛瞻、诸葛尚父子为保卫蜀都战死绵竹，“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七回描述了当时绵竹的战况。一次是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李特在绵竹起兵反晋。中国通史记载这次战争时，没有记述这块土地、这座城市的状况，我猜想当时这里似乎曾变为废墟。现在，一千多年之后，我不得不痛心地把废墟这个词同这块土地、这个城市联系起来，因为这里现在就是一片废墟。 城市与乡村的废墟的区别在于：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在风中摇摇欲坠的危楼。乡村更多是瓦砾，那些美丽的竹林掩映的村舍已经完全消失。 我从绵竹城市的废墟中开车出发，沿大剑路去汉旺。汉旺是绵竹的一个工业重镇，五十年代有多家重工业企业从东北来这里安家。当年国家把这些重工业选址这里，想必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安全和宁静，那些负责选址的专家大概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这些工厂会在这里成为废墟。 为什么我们要去汉旺，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旺汉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熟悉的是汉旺的名字，而不是那块土地。我在绵竹生活了十几年，从没有去过汉旺，虽然汉旺距绵竹不足十公里。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出现，我和小杨就不约而同地想到去汉旺。“我们去汉旺看看。”小杨说。而我此时也正在想着去汉旺，但是我却说：“去汉旺干什么？”小杨没有答案，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也许，我们只是想去看看汉旺的废墟。 二十多分钟后到了汉旺，把车停在残垣断壁的街道边，然后双脚站在汉旺的废墟上，回想这个工业重镇曾经的繁荣，然而，昔日的机器轰鸣声已经随风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风中的街道的哭泣。汉旺镇的标致建筑，那座街边的钟楼，还孤零零立在一片瓦砾中，那上面的指针，永远停在了两点二十八分。 不久之后，央视名嘴白岩松来到了这里，于是在央视的画面上，就有了那幅场景：一片废墟，一座钟楼，一位名人。 离开汉旺，我去九龙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舅舅。 舅舅今年七十多岁，是我母亲的二哥。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一九八三年，那时我十三岁。我一生中只见过舅舅两次，两次见面的情景记忆如今都已模糊，但是他的样子依然清晰，舅舅长着一双普希金式的深遂的眼睛，他总在酒后忧伤地看着我们蜡黄的脸，从蓝色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伍角钱钞票，语气平和地对我们说：“去买糖吧！” 记忆中，舅舅住在一条水渠边，那条水渠叫清水河。河不宽，但水很深，河水清澈平静，五米深的河水，可以轻松看到河底每一块石头的形状和色彩，这清澈的美大概就是清水河名字的由来。我至今依然搞不清当地村民对河与水渠的区别，他们有时管清水河叫河，有时又叫水渠。 我在清水河边没有找到舅舅的家，更没有找到舅舅，记忆中的那些房舍已无踪无影。我大概是找错了地方。我找到的是一个坐在一片瓦砾上哭泣的白发苍苍的老妪，我拉着她粗糙的老手安慰她，她便哭得更伤心了。她今年九十岁，地震毁了她世代居住的房子，带走了她的儿媳和孙子，只留下了她那比她更伤心欲绝的儿子和孙媳妇。 我们给她留下一箱从天津带去的原本准备给舅舅的火腿肠和面包，留下我们对她一家的同情与怜悯，我们还希望能带走她的不幸和苦难，但是，在上千平方公里的废墟中，我们能带走的实在太少。 没有找到舅舅，告别了那个可怜的九十岁高龄的老妪，在细雨霏霏中，我去看姨妈。 姨妈家在半山腰处。我们把车停在山下，用了两个小时爬到那里，但是见到的不是姨妈或姨父，而是她家的废墟。那处用石头砌成的院子已经没有了，几根房梁和椽子在废墟上支楞着，黑坐在废墟上，绝望地看着我们。 黑，是姨妈家的狗。 我们围着废墟转了一圈，发现几处废墟有扒过的痕迹。我们向他们的邻居打听情况，得知姨妈和姨父还有一个表妹都被砸伤了，被救出来后送去医院了。他们到底在哪个医院，邻居也不得而知。 离开姨妈家的废墟，我们又为另一处废墟而动情。本来我以为自己已经麻木了，但我还是又动了情。 在成都平原的最西端，到处是绿油油的秧田，到处是竹林掩映的废墟。有一个六七岁样子的小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和一双粉色塑料拖鞋，目光呆滞地站在她家的废墟上，两手握在一起。我猜想她原本应该是在幼儿园或在上小学一年级，每天放学后会平平安安地回到家，待在屋子里听爸爸妈妈讲故事，或者躺在床上，看着屋顶，做她们童年的五彩梦。现在她的学校没有了，家没有了，梦也没有了，只有无助的忧伤和无耐的废墟。她站在废墟上，看着匆匆过往的陌生人，期待着什么。她脚下的废墟上爬着她家被砸断了腿的垂死的黑狗，一只被砸死的鹅尸正在腐烂，腐尸的味道弥漫在空中。看到此种情景，我哽咽了。 我把三盒饼干、五根火腿、四个面包、两瓶水装在一个袋子里，然后塞到孩子手里，看着她木纳忧伤的脸，我把她抱了起来，抚摸着她的小脸问：“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等妈妈。”她说。 “妈妈在哪里？” “在那里。” 她的小手指向竹林里的一片新坟。 一条小径，长不足200米，一头是废墟，一头是新坟。 我的眼泪像突然开闸的河水一样奔涌而出。我把小女孩的头紧紧搂在自己的怀里。 几天后，当我最后一次看绵竹的废墟时，小杨说：“如果你对生活充满希望，你会发现绵竹这块土地、这座城市虽然满目苍夷、残缺不全，但她依然美丽，不逊于霓虹如织的繁华都市。” 回天津三天后，小杨再次去了四川，他成了一名新的志愿者。 这天傍晚，在晚风残阳的余晖下，我站在石亭江边的广济渡口，眺望渡口两边震后残留的废墟，内心充满忧伤。在我的脚下，昔日繁荣的小镇已不复存在，只有那棵历经沧伤的老银杏树还在夏日燥热的风中哭泣。杨澜在震后曾来过这里，并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灾后的孤儿创造明天的幸福生活。江的对岸，是什邡的洛水镇。洛水是什邡三个重灾城镇之一，也是去往另两个受灾重镇莹华、红白的必经之路。 什邡是绵竹的邻居。 隔江而望，我努力想找到自己内心残存的那些忧伤记忆中的景色，但是，废墟替代了一切。 在我童年的苦难生活中，我经常在夜里的两三点钟和哥哥一起背上自己白天做的五个大扫把，听着沿途的狗吠声走漆黑的小路躲过民兵的检查站，从江中泅水而过，到永兴去卖大扫把，以维持一家生计。一个晚秋的夜里，洪水汹涌时，我在江中被冲出了五十多米，差点送了命。当我不想再去永兴卖大扫把时，母亲叹着气摸着我的头发无助地说：“去吧，永兴一个扫把要比土门多卖三分钱呢，三分钱可以买到两个馒头或两个鸭脚脚。”于是，我不得不怀着恐惧的心理一次次泅江而过到永兴去卖大扫把，直到我离开四川，离开绵竹，离开土门。我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梦想在土门，在永兴有很多街道，很多房子，我可以住在街道的某一间房子里，不再住在穷困的乡下，不再半夜起床走漆黑的乡间小路，听野狗的狂吠，不再从怪石嶙峋的石亭江里泅水去卖大扫把。后来，我每次回绵竹，都要到渡口来看看江对岸的那个城镇，每次都会发现那里的街道和房子在增加，虽然我不会再住在那里，我也已经不再半夜三更起床走小路、听狗吠、泅江过水到永兴去卖大扫把，但我依然感到欣慰。 永兴就是现在的洛水。 我第一次知道永兴改名洛水，是去那里看望我从新疆回来的叔叔和几个漂亮的妹妹。我在天津接到妹妹的信，说他们从新疆回了四川，住在什邡洛水。我立刻起程，一路打听到洛水，却发现那里就是永兴。 如今，洛水繁华的街道被大片的废墟取代。 我们从绵竹的城市出发，最后又回到绵竹的城市。在沉沉暮色中，一栋楼塌了半边，残垣断壁中裸露着白色的墙壁和各式各样的家具，可以想见，曾经住在这栋楼里的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那些快乐的面孔。现在，在废砖烂瓦中，一位年老的母亲坐在那里，她头发花白，正忧伤地用手扒着砖头，她告诉我们，她的儿子就埋在砖瓦之下。我们陪着这位妈妈，直到深夜。后来我们把她送到就近的一个帐篷里休息。过了两天，我们再次路过那里时，妈妈仍在那里寻找她的儿子，我们再一次把车停下，来到妈妈的身边，对她说：“妈妈，我们就是你的儿子！” 那天晚上，我坐在路灯下，背靠路灯杆，在飘着来苏水味的夜风中，我拿出笔，在路边拾的一个纸烟盒上为这位母亲写了一首小诗： 原来，我的孩子 你在我的腹里 我感到你生命的颤动 感到生命的奇迹 我轻轻地抚摸我自己 也就轻轻抚摸了你 后来，我的孩子 你在我的心里 我感到你生命的成长 感到心灵的慰籍 我轻轻地抚摸你 也就轻轻抚摸了我自己 现在，我的孩子 你在哪里 我在风中的废墟上呼唤着你 找不到你的踪迹 我轻轻地抚摸这土地 是否，也就轻轻抚摸了你 回天津那天，我和母亲、妹妹站在原来是我们家的废墟上告别。我又想起了坐在废墟上寻找儿子的母亲，感到她们曾经抚育儿子的艰辛，但我的母亲是幸福的，我就站在她的面前，而那位母亲呢？谁带走了她的儿子？我深情地拥抱了我母亲。在最后一刻，我依然试图劝说母亲和我一起到天津来，但她坚强地说，地震把她的房子变成了废墟，但没有把她重建家园的信心变成废墟，她要重新修好自己的房子。 美的爱恋 二十八日晚上三点钟，我把车开回城里。破败的城市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恐怖，在大西街古老的街道的某处，有一棵百年老树，老树长着茂密的绿叶，树下辅着一方竹席，竹席上两个人正酣然入睡，两人合盖着一床浅色调的被子，旁边有一把打开的雨伞。 我把车停在街边，走到他们睡觉的地方，在他们的安睡中轻声对他们说：“对不起，我可以在这儿睡一会儿吗？” 两个人把身子往里挪了挪，于是我脱了鞋，在他们睡觉的竹席上躺了下来，用他们被子的一角盖住自己的身子。 夜风中弥漫着淡淡的女人的芳香。 我把包和上衣枕在头下，很快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大亮，阳光穿过城市的废墟照到我脸上。我的身上独自盖着那床浅色调的被子。 我从席子上坐了起来。远处有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警灯闪着红蓝相间的光。一个美丽异常的少女和我坐在同一张竹席上，她在看一本书，腿上穿着一条浅色牛仔裤。她的旁边坐着一位母亲一样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气质端庄非凡。我再一次闻到昨夜风中的芳香。 我立即意识到哪儿不对劲，忙着从席子上爬了起来，弯腰对她们说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不是为了道欠，而是为了感谢。 母女俩大方地对我报以微笑，那种微笑是只有在电视剧中才能看到的最亲切迷人的微笑。 姑娘双腿伸直而坐，长长的黑发披泻在竹席上，我看见了她美丽的肌肤，看见了她雪白的脖子，那一刻仿佛自己又恋爱了一样，想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羊，依偎在她身旁，靠近她的长发，亲吻那美丽的芳香。 我在绵竹有过三次爱恋，如果这些事算是爱恋的话。 三岁时我的一个老表带我去参加一次婚礼，我对一颗用线吊着的水果糖馋涎欲滴。老表告诉我，那是结婚的新人吃的。我看着那块糖而不是看着漂亮的新娘对老表说：“我要结婚。”当新娘吃掉那块水果糖之后，我便久久地看着新娘美丽无比的嘴，我想我是爱恋她了。这次爱恋持续了差不多十分钟，十分钟后我看着碗里的肥肉，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老表却将这件事一直记着。5.12汶川地震后，我回到绵竹，老表告诉我，那对新人和他们的孩子已经在地震中去上帝那儿了。 愿她安息！二十年后愿她再一次吃上水果糖！ 大约在第一次因贪吃水果糖而产生的爱恋后的第十三年，我哥哥的一个朋友住在山麓下，我和哥哥经常去山上砍柴，中午就在他的朋友家吃饭。他的朋友有个漂亮的妹妹。我因为勤快和安静让他朋友的父母喜欢，他们便和我的父母商量要将那个漂亮的妹妹许配给我。我听说这件事后羞得满脸通红，此后再没有去过哥哥的朋友家，这次父母中意的爱恋也就从此不了了之了。大约数年之后，我听说她嫁给了一个军人，这消息让我心慰，我为她感到幸福。这次回去，路过她家原来住的那个村庄，我打听她的哥哥，也打听她，他们兄妹都平安无事。 我到天津后的第二年，妈妈写信告诉我说，她在绵竹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姓刘。信中夹着一张少女的黑白照片。我拿着照片在电灯下看了很久，觉得她很美，于是立即给母亲回了信。回信时我找了一本当时流行的杂志《黄金时代》，并从里面摘录了一大段话写在信里：“她如果爱恋我，就首先要爱我的父母、我的妹妹、我的弟弟，爱我的家……如果她不能爱我的父母、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的家，那她也就不能爱我……”信写完后，我反复读了三遍，觉得很满意，把信装进信封，贴上八分钱的“长城”邮票，投进邮局绿色的信箱，我亲昵地向信箱做了飞吻，心里怀着幸福的感情。 信寄出后二十四天，我收到母亲的回信，母亲说，姑娘看过信了，但她说她做不到。她走了。我在河边看完信，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位漂亮姑娘。我亲吻了信封，把信投进了河里。 在地震的前三年，她因为癌症离开了那块美丽的土地。她没有看到地震，没有经历这次灾难。 眼前这个美丽的少女，开启了我尘封的记忆在这些记忆中，我发现自己更加爱恋她们了，也更加爱恋绵竹了。 我所有的爱恋都是对美的爱恋，美让我幸福一生。 真应感谢地震，让我在绵竹遇到这位美若天仙的姑娘，并赐给我在昨天夜里与她同席而眠的机会，让我第四次在绵竹产生了爱恋的感觉。 我和她母亲谈论起震后的绵竹。她母亲说这次绵竹牺牲了很多人，很多优秀的干部没有了，她满怀深情地说出了一长串名字，说这些人都不在了。我猜想她也一定是位干部，才能说出这许多干部的名字。在她说的一长串名字中，有一位是汉旺镇的书记，我原来和他同村，他是个独子。七九年时他当了兵。我离开绵竹时，他刚好退伍。 在我和她母亲谈得忧伤的时候，姑娘落落大方地为我准备了早餐——一罐八宝粥，我十分幸福地享受了这顿早餐，但我自惭形秽，没敢再看姑娘一眼，我甚至没敢问姑娘的名字和她们的联系方式。 吃过八宝粥，道过谢，和母女俩告别，匆匆上车，把车开出两里路之后，我把车停在路边，走下车来，站在路边的高地上，回望昨夜我睡过的那个地方，无限眷恋地自言自语：谢谢你，姑娘！ 绵竹，虽然遭受摧残，但美，依然存在。 对美的热爱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只有白痴才会对美无动于衷。 兄弟的工作 弟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奉命去守加油站，一天之后，他又被调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直到现在。 我到绵竹那天，他在凌晨三点钟出来见我。那时他刚下班。他说领导们还在岗位上。我们坐在路边一盏昏暗的灯下说话，夜风轻轻，空气中是来苏的味道。我问他妻子和孩子现在哪里，他摇摇头，说他一无所知。地震后他没有回过家，不知妻儿现在何处。 两天后我见到他妻子，她带着儿子暂时栖身于孝德一处幼儿园的帐篷里，我抱起我瘦小的侄儿，和他的母亲谈论他的父亲。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在指挥部，每天工作到凌晨三点，睡三个小时，然后再去上班。她很担心丈夫的身体，她怕他吃不消。她曾三次带着孩子去找丈夫，三次都在丈夫工作的地点徘徊半小时后离开。 在满是废墟的城市里，我同母子俩一起回了趟他们的家。上帝关照，那栋今年二月刚刚建成的新楼尚未遭受严重破坏。他们家住在这栋新楼某个单元的五楼，开门进去，屋里一片狼籍，到处是瓷器的碎片。 陈智是个喜欢收藏“破瓷烂碗、旧窗老古董”的人，这种爱好从他的学生时代开始，持续至今。他收藏的东西摆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他视它们为珍宝，但是现在他已经顾不得他的这些宝贝了。 我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地看，看到吊灯掉到地上，灯泡和装饰物已经粉碎；看到柜子倒了下来，砸在一把椅子上，椅子的腿断为两截；一个木雕的观音菩萨安静地睡在窗户下的地板上，她原来是在进门的一处地方站立着的；一个玻璃的泡菜坛子从厨房的厨柜上落了下来，成了无数块玻璃碎片，里面的泡菜已在地上干枯……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在屋子里没有久留，没有收拾满地狼籍的碎瓷烂碗，几分钟后我们离开了。我们踏着废墟往前走，倒塌的楼房历历在目，在下午灼热的阳光下我送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孝德幼儿园，我去了乡下。 第二天，我在广济的一条小路上遇到一队士兵，那时正是中午，阳光正烈，他们穿着整齐的军装，腰扎武装带，在飘着腐尸味道的路边汗流满面地吃压缩饼干。我把车慢慢从他们身边开过，看他们干涩地咀嚼饼干。我把车靠边停下，走回到他们身边。他们以为我是记者，问我是那个新闻媒体的。我对他们说我是一个老兵，是他们的兄弟。 他们在地震的第二天来到这里，开始是在废墟下寻找生命尚存的人，当救人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他们奉命把老百姓浅埋的死尸重新深埋。我看到他们挖出一具尸体，那具尸体已经高度腐败，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气味。他们戴着口罩，把尸体放进一块白布，裹好，再放进事先挖好的两米以上的深坑内，撒上白灰，埋上新的土。他们每埋葬一位死者，都脱帽肃穆而立，向亡者默哀。 那些十八九岁的士兵，动作利落干净，毫无厌恶之感。我认为他们真是我的好兄弟，人民的好儿子。 他们在为我的家乡救灾，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我在第二天去了罗江县，在那里买了八百多元钱的馒头和包子，然后拉回绵竹，沿着头一天走过的路线寻找那些士兵兄弟，但是他们去了别的什么村子。我没有找到他们，便把馒头和包子分给了沿途经过的那些村子的正在收割油菜和小麦的妇女和孩子们。 我在绵竹的十天里，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忙碌着，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地震蹂躏了这块土地，他们要安抚这块土地；地震摧毁了这座城市，他们要重建这座城市；地震让他们失去了家园，他们要建设新的家园。 后记 我从绵竹回到天津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我拼命地工作，希望工作能减轻我的忧伤。有时半夜醒来，凝望窗外的月亮，感觉到我仍在绵竹。绵竹，天津，相距太近了，两个城市就在一个月亮底下。我关心和惦念着绵竹的情况，我获得的最新数据是：遇难11116人，失踪258人，受伤37208人，直接经济损失1423亿元。让我值得欣慰的是，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在兄弟省份的支持和帮助下，绵竹的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灾区正在走出阴影。 天津建工集团正在绵竹援建活动板房；天津中学接受了两百零两名绵竹来的中学生就读…… 我替家乡感谢天津，感谢天津人民。 于我而言：故乡是绵竹！故乡也是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