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当旷世之躯以太普通的姿态在喧嚣的背后平静地行走，那背影往往会使庸常者的目光变得无知和幼稚起来，一如中国传统武侠传奇中貌不惊人、甚至看似弱不禁风的耄耋老者，往往出其不意地拥有足可以笑傲江湖的绝技，令所有的挑战者刮目。位于柏林市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的洪堡大学，不到半小时就使我们这些在国内或多或少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机关从业者拘谨、矜持起来，论城府尽管不至于面面相觑，但尴尬的滋味还是品尝到了。我们在洪堡大学的课堂教学式培训只有短短的两天半，我们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我们仅仅看到了它的背影，背影拖得太长，像没在天际的银河，盛满万千星斗；又像是一望无际的原野，谁知原野的尽头，还有何等瑰丽的奇葩和彩霞？ 现在想来仍然有些忍俊不禁。下了大巴，我们尚在左顾右盼寻找洪堡大学的校门，始知脚下的碎石路面便是洪堡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这是一所没有校门的大学。这种从容的闯入使我突然就领教了洪堡大学平实的姿态和民间式的幽默。院系的分布广而散。中午我们走出主楼，才知道除了外办、计算机中心以及最大的阶梯教室在主楼，人文学科的院系则分布在主楼的附近，而享誉世界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系却搬到了远在柏林东南角落的阿德勒斯霍夫，一些系、图书馆、展览馆、研究机构竟然分散在菩提树下大街的两边，湮没在我们误断为商业用的门脸房里。就是在这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流中，不断产生着震惊人类的伟大思想和著名创造。走在街道与校园共有的空间，一群群肤色各异的人，或休闲、或匆匆地行走，你根本难以辨得哪些是路人，哪些是学子。这里没有警察，甚至连保安都没有见到，学 秦岭简介 秦岭，原名何彦杰，38岁，甘肃天水人，研究生文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和平区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1996年从甘肃天水调入天津。1985年学生时期开始发表作品，累计发表作品170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九十里铺》、小说集《绣花鞋垫》《红蜻蜓》、报告文学集《托起明天的太阳》《先锋》（合作）等。小说入选《2001年中国优秀短篇小说精选》《2003年下半年中国排行小说集》《2003年中国最佳校园小说精选》《中国乡村小说选》《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精品集》等，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转载。中篇小说《绣花鞋垫》登上2003年下半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曾5次获全国征文奖、首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期刊优秀小说奖，2次获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说一等奖。2002年被评为天津市文学新星。 另有40多万字的社科类论文发表并获奖，著有《环渤海地区人才现状与研究》《当前整体性人才开发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 校与社会的交织、融合显得从容而和谐，一如柏林六月的雨，不经意而来，不经意而去。这使我想起国内的高校，几乎东西南北中都有钢筋水泥浇筑起来的宛如城堡的校门，被警察和保安警惕如网的目光笼罩。于是乎同行者喟然：“这就是现代大学之母？” 教授兼翻译陈先生给我们这群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无产者介绍这所学校的时候，仿佛在有意探询、印证我们的灵魂和信仰，因为他是先从曾就读过这里的马克思、恩格斯说起的。我们的心一下沉寂和肃穆下来，我们何曾仅仅来到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学府，我们的角色已经变成了无比虔诚的朝圣者。我们的目光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甚至能听到自己的脉搏不均匀的跳动，气氛顿时肃穆地有些让人感到呼吸困难。就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仅仅是这所高校里的两颗星星，使这所高校光芒四射的还是马、恩之前有古人，马、恩之后有来者的群星荟萃而成的星河呢？许多历史哲人、文化名流和科学巨子都与这所学府有着很深的渊源，曾在此任教的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神学家施莱马赫，法学家萨维尼都……曾在此就读过的有欧洲议会主席舒曼、哲学家费尔巴哈、著名诗人海涅、铁血宰相俾斯麦、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等。这里先后产生过29位在化学、医学、物理和文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就出自这里。我想，来这里的人，应该是有勇气与科学、与思想、与高贵的魂灵对话的，而我和我的游伴们能吗？我为这个问题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恐惧。我不知道在这样一所蜚声世界的大学接受培训是不是一种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因为我实在难以判断我的培训所得是否有愧于先哲的期冀，是否有悖于洪堡的精神？于是我想起国内高校那颇显官场色彩的级别，似乎知名度越高就得享受诸如省部级、地厅级等等什么级的。按照国内的规则，洪堡大学当授何级？这个问题似乎过于幼稚或者简单，但是答案却不是谁都能回答的，这问题就不是深刻与否的问题，而是有些饶有趣味了。 我意识到了进入洪堡大学的贸然和轻率。之前对于欧洲的名校，也就平庸地记住了牛津、剑桥等为数不多的一些。奔赴欧洲前，出于学习考察需要，不以为然地了解了一些洪堡大学的皮毛，于是知道学校所在地是原先的海因里希王子宫，目前共有11个学院、2百多个专业或科系，学生近4万人。1810年，普鲁士教育大臣、著名学者和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主持成立了这所大学，他提出“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校方针影响深远，直到今日仍是全世界大学所尊崇的教育思想，特别是美国历史上曾经以洪堡大学为榜样，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系列改革，促进了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传统的形成，被全世界公认为是学以致用的样板。如今，历史的回望和现实的感受糅杂在我的大脑中，顿时生出了百倍的热量与温度，冥冥之中似乎明白了洪堡大学为什么被誉为德意志现代文明的摇篮；为什么有勇气颠覆了传统大学模式，树立了现代大学的完美典范；为什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曾经是世界学术的中心。其实答案早就明摆着，譬如这里的校训：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 此训其实可以作为答案的，这样的答案足使我哑然。 校训其实是马克思的名言，镌刻在主楼大厅正面的墙壁上。我们上楼下楼都得经过这里，每次走过，仿佛穿越着时间的隧道，与一位历史老人靠近、再靠近。在这里，我们几乎都留了影。柏林的正午大雨如注，大厅的光线显得暗淡而迷离。镁光灯在不停地闪耀，伟人的文字在刺眼的镁光里熠熠生辉。我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这几行鎏金的德文，眼前闪过儿时在老家甘肃的乡村看过的连环画：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并肩走在莱茵河畔，天空密布着沉重如铅块的乌云，闪电豁开云层，犹如一把闪亮的利剑……耳边隐隐传来柏林上空的闷雷，我们仿佛在谛听历史伟人那关于全人类无产者生存与革命的旷世宣言，似乎在感受着伟大先驱在斗争的前沿踱步的背影，我们的灵魂似乎被投放到信仰和意志的天平上接受考问……我当然不是思想家，我从来没有奢望我有限的智慧里可有思想的因子。但是我是崇尚思想的，这至少使我的世界观在逐渐成熟起来，而今身处这个思想家的摇篮里，让自己浅薄的思维和思想家曾经拥有的空间融合在一起，陡然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 说起来洪堡大学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那一栋栋因风吹雨打而显得破旧的古老建筑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一个个堪称经典的故事。与经典故事相悖的是我们参观过的所有的教室都显得简朴而平实，桌椅板凳也很简单，不像国内某些大学的所谓硬件建设，竞相攀比，装扮豪奢。教授使用的所谓现代化设备竟然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城市学校淘汰了的普通幻灯机。这对我来说是个堪称经典的幽默。这其实是一种我们永远体会不到的姿态和境界，正因如此，除了洪堡大学的创立者威廉·冯·洪堡被塑之成像供后人瞻仰外，没有一个洪堡巨子像中国佛龛中的神位似的被供奉于最招人眼目的地方，即便是那些功高盖世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相框，也只是分两排集中悬挂在并不起眼的楼道里，似乎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曾经是这里的教师或者学生。窄小的楼道一下就被我们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塞满了。给我们讲课的黑格尔教授幽默地说：“洪堡大学的楼道里很少有如此堵塞的现象，看看，你们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吃惊了。”我这才注意到，许多准备穿过楼道的异国师生，疑惑地看我们一眼，就礼貌而又自觉地绕开我们，从两边的楼梯口上楼或者下楼。他们当然是要吃惊的，他们时时刻刻在感受着前人目光的热望和注视，无时不在这纵横交错的目光里汲取人生的启迪和意志的修练，而我们呢，在万里之外的国度，只是感知到被阳光拖过来的一截影子，而今到了影子的源头，却有难以望其项背的窘迫和尴尬。这其中的道理或者答案是什么呢？是差距。面对差距，我们就得承受目光的狐疑，尽管这样的目光被礼貌装饰得无可挑剔。 在课外，我们与黑格尔的交谈中，多次谈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洪堡大学和中国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所有的华夏儿女在和德国各界的接触中，都要了解与中国某些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问题。这让我感动，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下意识，而是一种责任、良知的发现和流露，这使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了祖国这个概念。原来早在国难当头的民国初年，许多抱负远大的中华学子，就已经和洪堡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仅在1946年到1985年间，洪堡大学先后向国际上150位杰出人物颁发名誉博士证书，其中包括中国的周恩来和郭沫若。周恩来曾于1922年2月由法国迁居德国柏林在洪堡大学勤工俭学，同去的还有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内瓦的总领事温朋久。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留德期间，广泛吸取了德国洪堡大学古典大学思想，丰富了北大的办学理念。另外，罗家伦、溥心畲、陈康、王淦昌、赵九章、陈寅恪、章伯钧等人都在此深造过。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某些学界、学科领域开山鼻祖和泰斗式的非凡人物，他们对于中国的特殊贡献，几乎囊括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经典学说、鸿篇巨制，也曾成为、今后也是我辈探求学海的引路明灯。幽默的是，近些年洪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却鲜有与前人比肩者。我在思考，面对前人树立的灯塔，我辈有无资格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即便是一叶扁舟，我们思想和灵魂里到底能够承载些什么，如果负载前人的精神，那么到底能负载多少。 从洪堡大学出来，适才初晴的天空又布满了阴云。我接到几个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始知大陆高考狼烟四起，征战犹酣，如火如荼。陈教授说：“在德国人看来，成才的标志是创造。”言下之意显然触及了国内的高考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问题。有一个趣闻，德国的所有大学拒收国内外的“高考状元”，招生时都采取高考分数、平时成绩及考生的综合素质三者合一综合选拔制度。具体来说，除了高中学业成绩和毕业成绩外，学生的领导才能、外语水平、打工经验、社区服务的经历、荣誉奖状等，都是校方录取时考虑的因素。这使我想起德国人才学研究学家威尔尼茨教授所说：“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是德、识、才、学诸因素的综合效应，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会成为学生成才道路上的障碍，甚至是致命的障碍。”而此时此刻，祖国大陆各省市的教育部门、各所重点或者名牌大学、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怀着上帝般的虔诚和期冀，在企盼着国家级、省区级、地市级、县乡级“高考状元”的诞生…… 又下雨了，我和陈教授共同搭着一把细花伞。我们久久地回眸，洪堡大学在雨中像一位江边独钓的老人，朴实无华的蓑笠和简单的鱼秆儿都在告诉我们，背影的前面，是怎样一副尊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