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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功也；举，荐拔也。“贡”与“举”相结合，在科考举士方面，则有下级官署或地方，在其管辖之内，甄荐贤士，呈贡上级之意。
  唐代的贡举，因循隋制，“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通典》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3页］而有唐贡举，则始于公元六二一年，“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生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登科记考》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敕诏州府行贡举。那么，如何贡贤举士呢？流程又如何呢？——韩愈《赠张童子序》中的描述：
  “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
  昌黎的这段文字，较为简要的阐明了贡举的相关过程，即先是由县级定考，经过筛选，举优者贡于州府；而州府复次进行选之，择其优者以报中央，终汇试于尚书省有关部署。故贡举之环节，简而言之，“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之环节。
  作为唐代吏部关试的序曲——贡举，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章将设五节，分别从举子之来源、贡举之规模、贡举之时间和贡举的有关规定以及唐代贡举的礼俗等方面，以进行详细地论述，从而对唐代进士之文学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节 举子之来源
  据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杂记》所言，“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去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那么，“诸州学士”与“白丁”何许人也？——这便是本节着重论述之关键：举子之来源。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有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不难看出，举子之来源，要其有二：生徒与乡贡。那么，什么又是“生徒”与“乡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便要了解唐时的学校类型。唐代的学校，有馆学与私学之分。所谓“馆学”，通常指有官方所办的学校，其中包括中央所办的学校——“六学”（分别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二馆”（分别是弘文馆与崇文馆）以及地方州府所开办的学校。生徒，则是出于馆学之举子。而除“六学”、“二馆”以及地方州府所设的学校外，其余统为私学。
  私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如《礼记？学记》所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自孔子授教以来，私学便逐渐成为一种传统，作为古代文化传播的载体而不绝，而“乡贡”则是私学的具体体现，“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通典》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3页］，多出于私学之举子。值得注意地，若既没有学于馆学，又没有出于私学，而是自学成才的“白丁”，也同样属于乡贡的范畴，“举选不系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文献通考》卷29，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这一类的乡贡，只得是自己到州县毛遂自荐了。
  但是，同样是生徒，也有着严格的出身等级之别。正如《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所言：“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从二品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由此可见，唐代中央官学的设置有着明显的等级，是以皇族为核心，以官职品级为基础，从而对其子弟入学资格进行限定，并且，不同等级进入不同的学校，表现出“品级高，则招生人数少；品级低，则招生人数多”之特点，因而，品级越高的子弟就较为容易的取得入仕之机会。
  官学除具有较为严格的出身等级的差别外，在招生人数上，也有着明显地限制，“每馆定额如后：两京学生，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七十四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算馆，各十员”［王定保：《唐摭言校注》卷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足以为见。
  生徒尚且如此，乡贡就更不为人所道，“有唐贞元已前，两监之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直补监生而已。尔后膏粱之族，率以学校为鄙事。若乡贡，盖假名就贡而已。”［王定保：《唐摭言校注》卷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可见，出于府郡官学的生徒，只有“直补监生”后，才能被看好，而那些乡贡举子，不仅是被轻视，而且唐后期出现“假名就贡”的现象，可知，唐代乡贡的地位是多么不被重视！
  综上所述，贡举的举子来源，主要来自馆学的“生徒”和自学的“乡贡”，无论他们的身份有何差异，但，他们都带着家乡父老的期望与祝福，继续着他们对于仕途的憧憬……
  第二节 举子之规模
  在上一节中，详细地阐述了贡举学生的来源，那么，州府要向中央有司举送多少举子呢？是有人数限制吗？——举子之规模的探讨，则是本节重要论述的内容。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通典》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3页］由此可见，不同等级的贡举人限，虽有定额，但若有才能者，则可不受此限的。那么，施行此规定，又是在何时呢？对于这个具体时间，有两种说法，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二》有载：“开元五年始……又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原入学者，听敕。诸州贡士，上州岁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是在开元五年始，即公元717年，有此一说；在开元二十五年，即公元737年，此另一说。但无论具体始于哪年，都可以说明有唐一时虽有贡举人限，但“实无常数”。并且，实际情况亦为如此——《太平御览》卷六二九《贡举下》记载：“开元中，国子祭酒杨玚上言，曰：‘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太平御览》卷629，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816页］，而《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一》所言：“开元二十八年户部帐，凡郡府三百二十又八，县干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新唐书》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0页］姑且按照每年应举一千人计算，那么，平均每郡所贡举人数至少要多于三名的。在《唐摭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中，明确记载，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于开元二十五年之后，故，数据有效），贡举省试之人数，总计最多为2053人［傅璇棕：《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综上，有唐一代，所贡之举子，虽有人数之限，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实无常数”的。
  第三节 贡举之时间
  本小节论士子举送到尚书省的时间。
  无论是生徒还是乡贡，都是要在某一时间、经过一定的手续，由州府贡举到尚书省。那么，是在何时以举送这些士子呢？
  首先，据《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载：“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焉”，所谓“仲冬”，一般指十一月，有文献可知，每年十一月，郡县的有关官吏，会汇集同僚，设歌舞以庆祝本地举子通过考试，而举子会在筵席上行乡饮酒礼，歌颂《鹿鸣》，按长幼之序，同长辈一道谈话观舞。因此，每年的十一月，举子们应还是在本地，而未入京到尚书省准备接下来的省试。
  其次，据《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言：“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这里，却说，十一月时，州府要将举子送到尚书省。
  复次，据《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道：“始自武德辛已岁，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为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有明于事理，被乡里所称赞，通过县级考试，通过州长审核的高中举子，每年十月要随着进贡之物一起，到尚书省。由此可见，每年的十月，是举子参加省试的时间。关于王定保的这段论述，在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最后，据牛希济《荐士论》中，“孟冬之月，集于京师”，孟冬，则为十月，举子们将汇于京师。此外，《登科记考》凡例所言，“其应举者，乡贡进士例于十月二十五日集户部，生徒亦以十月送尚书省”，更为言明应举者于户部报到的具体时间。
  综上所述，有唐贡举，有二种言说，一为仲冬时节（即十一月），一为孟冬时节（即十月）。那么，具体为何时呢？
  《通典》卷第十七《选举五》之《杂议论·中（一）》记载了洋州刺史赵匡的议奏，其中，“每年天下举人来秋入贡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封题讫，十月中旬送观察使，观察使差人都送省司，随远近比类，须合程限”，大体每年秋时，天下之举子汇于京师，而十月中旬便将封完的试卷送往观察使，而观察使再差人送于有司，而这一过程可以沿袭之前例事，但必须要符合法式准则之限定。因此，州府之贡举是不会晚于十月中旬的，否则，举子们就会错过省试的。又之，《册府元龟》卷六五一《贡举部·谬滥》载崔谊之奏，也有称“伏以举人文卷皆须十月已前送纳”。
  此外，《唐摭言》卷十五《杂记》有载：“至五年（即高祖武德）十月，诸州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月便将全国诸州举子人数已做完统计，十一月便进行尚书省考试。所以，举子入京应是早于十一月的。
  第四节 贡举之科律
  关于州府所贡举子，并非仅仅是“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即可，而更重于“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此外，有唐一代，对于州府之贡举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
  首先，所贡之人，必须是为人正直、清明，声名与行为相符合，若将德行无闻、品格不端者，贡于有司，或州府匿贤，有才而不贡之者，则相关州吏是要获以刑罚的，“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所谓“非其人”，即为德行乖僻、名实乖违者。如若将“非其人”举之，纵使此人进士及第，届时仍会遣之还乡，并使之获罪，“若使名实乖违，即是不如举状，纵使试得及第，亦退之而获罪”。［《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由此观之，“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权试不以实者，皆有罚”［《新唐书》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2页］，并且，“皆有罚”，不仅是罚此举子，而且相关的官吏也会受株连，正如《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所记载的，“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已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薄有辞艺，并不得申送，如后举事发，长吏奏停现任”，可见，所贡之举人，对其品行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的。
  其次，州府所举之人，虽德行无否，但所试不能够及第，也是要获罪的，但所受处罚，会轻于“贡举非其人”——“如其行德无亏，唯试第不及第，减乖僻者罪二等”，［《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当然，若所试成绩，齐及准格，幸得免罪，即“试五得三，试十得六之类，所贡官人，皆得免罪”。［《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
  复次，若贡举之人，艺业技能不实，则将获罪，“若校考、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
  最后，非主观私心，然则未审所举之人德行，并确有瑕者，将获罪，“失者，各减三等，承言不觉，又减一等；知而听行，与同罪”。［《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唐代贡举之严格，是全方位考察举子的。而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前朝（始自汉代）察举制之影响。
  综上所述，从举子之来源、举子之规模和贡举之时间以及贡举之科律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有唐贡举之情状，为进一步探究吏部关试及唐代判文，奠定基础。
  “麻衣如雪，满于九衢”，千万举子，携着“一品白衫”之梦，由贡举赴京师，唱响登堂为仕之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