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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两汉的诗学中，是主张“言志”之说。《论语·为政》有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言志”之“志”，则是一种“止乎礼仪”的“情”，即受到儒家礼仪规范的“情”，是一种偏于社会共性与符合主流的风序良俗的理智。而这种“志”的作用在于“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而刘勰在《明诗》之初，便道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可见，彦和是尊崇“诗言志”之说的，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回归。然而，他在遵循先贤之说的同时，也发展完善着诗歌的情思。
  在《宗经》中，刘氏提出“体有六义”之说，讲到“情深而不诡”，即感情深厚而不偏邪，这或许仍是在强调“言志”之说，要求为文作诗，在有深厚的感情表达的同时，要保证：“归于正”之雅情。
  可在与《宗经》同等地位、同为总论的《原道》中，却提到“心生二人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盖人有思心，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而淮南子有原道训，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此外，《韩非子·解老》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综上所述，刘勰所讲的“道”，不能等同于儒家之道，应是包含着儒家之道，并且内涵要广于儒家之道的“道”，即宇宙本源。所以，刘勰所言的为文作诗的情思，可以是不在礼义范围之内，但不与礼义相抵触的情思，也就是说，出于真实之感，但未必具有较强的政教性和较高的思想性的情思。例如，刘氏对于“收束汉音”的建安五言，就给予了“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高度评价。此外，彦和对于诗歌情思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部分符合“缘情”之说的，因为，“缘情”说的发生，与“言志”说的本质区别则是，在情中抽掉了礼义的制约机制。之所以彦和在兼顾“言志”的同时，更为倾向于“缘情”，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在文学创作中过分雕琢藻饰而致使违反自然美的不良倾向。
  因此，综上，在诗歌的情思方面，刘勰在回归“言志”说的同时，又丰富着“情”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