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我市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在《人间第一情》、《大船》研讨会上的发言
  谭成健（原天津市作协副秘书长、《青春阅读》主编）
  《大船》、《天下第一情》的出版展示出的实力，说明西青作为一个传统的文化大区所具备的丰厚能量，也预示着在这块沃土之上将有更多优秀作品的涌现。为此，我深感兴奋与鼓舞，表示祝贺。
  “大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与风情驶向我们，它“吃水”很深，掀风鼓浪，蔚为大观。突出鲜明的主题，个性张扬的人物，迭宕起伏的故事，是全景式、史诗性、地域性文学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我十分注意《大船》的语言把握。作者对水乡的描写文笔优美、情景交融，诗情画意，没有亲身的体验与对故乡的挚爱，不会具有这样的艺术效果。口语、俗语的娴熟运用，诗词、戏曲的适时穿插不仅增添了语言感染力，也增加了作品的文化积淀。作者是一个诗人，他将现代诗（包括号子）揉进作品里，有效地提高了作品的审美情趣。
  另外，在阅读中我发现《大船》在某些情节构建、段落叙述与行为描写上仿佛有一些名著的“影子”。可以说，所有的作家在创作中，都会借鉴经典，深受自己偏爱作品的影响，特别在写作初期，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模仿，但我们说，成熟作家要警惕，某些“神似”是可取的，一味的“形似”，会大打折扣。说这些，我是在与白青同志共勉，我们深知，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家，都“著”在独特的语言上，努力建造属于自己的特色语言是摆在我们前面的共同的堡垒。
  《天下第一情》，描绘艰难卓绝的底层生活，塑造善良慈爱的普通群众，讴歌人类的“大爱无疆”，努力唱响一曲苦涩而激越的生命之歌。它是一本“抓人”的小说，“好看”，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是成功小说的要素。
  围绕主线（一个弃儿故事），派生出多条辅线，枝枝蔓蔓，起起落落，作者大胆铺陈，巧设情节，突转忽合，充满传奇色彩。有人说，小说是个“技术活儿”，此话不假。
  最近，《你在高原》的作者张炜在谈及小说创作时说，纯文学不是消灭故事，而是没法将故事变得更奇特，磁性更强。“奇特“，这是大家最近喜欢谈论的“陌生化”，什么是“磁性更强“呢？张炜解释为“诗性”、“诗意”等，这显然是对文学创作的极高要求。是的，我们点灯熬油、辛辛苦苦写出几十万字，让读者单单沉没在曲折故事里，那不是我们的情愿，如果，读者读后产生了一些不一般的回味与联想，那该有多好！
  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副主编）
  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来，天津本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未能展示自己的实力，这个事实令人多少有些遗憾。长篇小说属于文学体裁中的“庞然大物”，用莫言的话说，长篇小说是一种“伟大的文体”，需要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此尊严就是其应具有的长度、密度和难度。他举了个例子，金钱豹虽然也很勇猛凶悍，但体量上不会成为山中之王，江南园林固然美轮美奂，但终归无法拥有故宫和金字塔的大气象。有实力的作家应该具备“长篇胸怀”，要挑战这个难度。西青接二连三地出版长篇小说，作协专门召开研讨会，刘红部长亲自出席，说明了西青文学创作在这方主面有很好的发展势头。下面谈一点直观的感受，未必准确。
  先说《人间第一情》。小说的“主旋律”色彩明显，作者刘向阳写的不仅仅是一般的亲情、爱情、患难之情，而是超越了这些，大致属于苦情小说。作品力图向读者展示挣扎在底层弱势贫困者的人间大爱、至爱和人性亮点，其间鼓荡着一种感染力。这样的小说已经不多见了，不仅权贵富豪对此兴趣不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对此隔膜，如今的年轻人也不会抱以关注之情。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形形色色，基本上都是好人，善人，他们的行为弘扬了中华民族美德，印象最深的就是跛腿老汉，相当于完人，忘我而无私，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奉献于人的。跛腿老汉以前收留了落难的瞎眼婆婆，又辛勤抚养被遗弃的盼娃，为了给盼娃上户口甚至用烟袋锅打了民政助理，对镇长说：“没娘的娃崽来到世上是不是得活着？看见了被弃的可怜娃崽是不是得拾着？拾来的娃崽是不是得养着？养了娃崽是不是得真心实意地疼着？要疼可怜的娃崽是不是得替娃在着想？”小说顺着弃婴主线写下来，各条复线交错呼应，九九归一，思路清晰，写法传统，故事和人物的走向也很明确。
  不过，这部小说似乎给人了一种主题先在的感觉。事实上，如实书写底层民众的幽暗生活不是目的，关键是要反映出其间的命运感和悲悯感，这是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写包括苦情在内的一切感情，如果不是透过人性灵魂挖掘深意，容易止于情感表层，所以，情感不能写得太满，为情而情，适得其反，会影响深度叙事。因此，小说的故事要大于生活，而不是等同于生活。还有人物性格刻画，也要避免进入误区。高尔基说过：“不要把人物描写当成丑的或者美的容器。”有感于此，刘再复先生才提出了著名的“性格组合论”。人的行为千变万化，人的心理千差万别，这意味着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构造独特的世界，人有局限性，才成其为人。应该是自然流露，而不是着意营造。留有回味的空间往往你觉得倾注的感情越多却越好，却适得其反，一旦让读者感觉出是在着意营造，反而得不到预想的期待。这里有一个写作观念的问题，不属于技术层面。
  再说白青的《大船》。这是一部具有家族叙事规模的长篇小说，承载了比较丰富的历史含量和人性内涵。小说中的家族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寓意着人类文化的命运，家往往是文化象征，找“家”就是找文化的根，漕帮的流浪命运象征着文化的漂泊。小说中琴生遭遇生活困境，妻子君宜劝他卖船，还掉债务，这样就可以一身无牵挂地安心念书了，琴生不同意：“船是不能卖的。船，不仅是我们船家的生路，还是我们精神的依托，我周身的血液就像流动着的黄金河道。很难想象我的生命里一旦没了船，会是什么样子。”大船是他们的命根子，小说写出了人与船的根脉命运。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写船家生活命运的小说并不多，这类小说不好写，如果没有自己的历史观，操作起来，笔下的历史很容易成为别人强加的书本史。上海作家艾明之出版过茅盾评价很高的长篇小说《火种》，主人公是船厂工人，写的是大革命前后时期的工人斗争运动。沈从文的《边城》，写的是湘西一位渡船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故事，叶蔚林的《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写的是一只木排的几位汉子漂流在潇水、湘水的经历，都是中篇小说。张炜的著名长篇小说《古船》，实际上反映的并非船家生活，而是写了一个胶东古镇几个家庭的命运沉浮。《大船》则是把农工和商贸，水乡与漕运串在一起，这条大船从清末驶来，起伏于历史的深处，经历了半个世纪岁月的风风雨雨，展示了一个天津海河漕帮世家为发展民族航运与腐败官府、黑恶势力、日本侵略者的艰苦斗争。故事完整，线索清晰，风生水起，从容不迫，堪称八年磨一剑的厚实之作。
  “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这是汪曾祺说的。《大船》的语言平实，舒展，干净，内里却透着洒脱、劲道和诗意，叙事饱满，脉络复杂，人物众多，性格各异。特别是其中的景物描写，读来有一种韵致和美感，有久违之感。现在的小说叙事讲究快节奏，直接进入故事冲突，风景描写难得一见，显得缺乏叙事耐心，减弱了小说的整体美学风貌。美国批评家曾经用“镜”与“灯”的概念，区别“模仿”与“表现”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前者是“镜子式”写作，比较初期，后者的“灯”是光之源，点亮的是勘探人生的主体精神，这意味在一些大作家那里，往往把叙事的“可能性”看做比“真实性”更重要的因素。《大船》应归于“灯”的类型，特别是题目很好，显示出象征意味，有寓言的感觉，象征和寓言意味是小说的高级形式，《红楼梦》讲的是四大家族的命运兴衰，细节上属于“实录其事”，整体上看却是“满纸荒唐言”的大寓言，超越了故事具象而达到象征层面。还有就是结构，铁凝大致说过这样的意思，短篇看细节，中篇看故事，长篇看结构，应该说是行家的体会。这部书的结构，感觉前半部还是比较自然、流畅、舒缓的，后半部则显得有些仓促，分量减弱，特别是最后，像是在交代结局，有头重脚轻之感。但《大船》能有这样的分量，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王爱英（天津作协创研室主任、中国作协会员、文学院作家）
  莫言获诺奖之前，媒体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很严重，小说创作更是如此。比如当代文学洗脸论，当代文学垃圾论，比如说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等等。主要是指当代文学缺乏思想，缺乏担当，甚至没有立场，审美境界不高。新时期以来，挣脱了政治枷锁的文学，又纠结于当下的市场困境，写什么，怎么写，检验着我们文学的品格。
  在这样的境况下，《大船》和《人间第一情》这两部长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信息？
  《人间第一情》的关键词：草根、平民、穷人、向善、好人好报。
  这是一部有电视剧改编基础的小说，家庭伦理剧。小说叙事跌宕起伏，故事密度大，场景切换多。从乡村到都市，从弃子到养子，阿根与九妹相依为命，阿根与师傅的女儿有了孩子，穷小子奋斗成功等等，这些故事都具备当下电视剧的元素。九妹为捐骨髓而死，捐时并不知是亲子，在结尾时留了个“包袱”，是亲子，皆大欢喜。从写作技术层面交待了孩子的下落，从内容上表现了善良的人性，好人有好报。
  《第一情》的叙事特点是无巧不成书，强调传奇性，属中国传统叙事。小说不是历史，是一种虚构文体，小说的功能就是写现实中发生过、或者现实中没有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传奇、好读，是这类小说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过多离奇、巧合的情节，有可能影响作品的深层意义。我个人以为，《孽债》就是这样的作品，过多传奇、巧合的故事淡化了历史现象的深度，遮蔽了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由此影响其在知青文学史上的意义。当然，这并不妨碍拍电视剧。
  所以，传奇故事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写作时有一个度，要拿捏得当。作家对生活要有选择，要有自己的控制力。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不是日常生活的复制，人的生存状态，其真实性也并非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
  《大船》的关键词：地域文化、漕运、开拓性。
  近些年来，地域文化写作，或者说“地方志”写作，即利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现象。此前西青作家的《赶大营》就是例证。这种文学现象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和当地政府打造文化强区（县）强省（市）联手，获得资助。这部作品同样有电视剧的改编基础，这当然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
  漕帮、漕运是开拓性的写作，从题材来说占了先机，作家很有眼光，这也是天津的历史文化特色。《大船》有象征意义，漕运文化就像大运河贯通南北，能够串起很多故事。隋、唐征高丽时，运河里就走过大船。小说里的白洋淀，象征着内地，大船从内地航行到天津码头、港口，走向大海，这是一个能够承载诸多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文学载体。
  小说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描写白洋淀女性时有荷花淀派的影子，荷花、春妮之死，宗先生之死与“义送芳子”的描写相得益彰，这是一种人性对比，把中国人对战争的理解写出来了。此外，小说语言比较注意乡土特色，船工号子很有特点，“启海浅”一类很长见识。
  这两部长篇小说没有可比性，它们不是同一种类型。但其人物形象却有类似的问题：即二元而非多元，人物或好或坏，太过鲜明。如果在人物的纵深感、立体感、复杂性上下些功夫，可能会更好。
  吕舒怀（《天津文学》副主编，天津市文学院专业作家）
  首先祝贺《人间第一情》和《大船》两部长篇小说问世，它体现了天津西青区文学创作的成果！
  关于长篇小说《人间第一情》
  我跟刘向阳很熟悉了，因工作关系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向阳的小说题材涉猎很广泛，有写官场小说的，有写近代历史题材的，有关于爱情的。小小说、中短篇小说都擅长，他是个编故事的能手，比如这部长篇小说《人间第一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为什么题目叫做《人间第一情》呢，因为作品表现的是比之爱情、亲情更高层次的大爱：即人与人之间的普爱精神。
  小说的情节线索是三条：1、阿根和九妹，家境困窘和九妹患上严重的心脏病，不得不将刚生下来的孩子（盼娃）送给他人，不料盼娃此次失去踪迹。阿根因此愧悔不已，后来他的生活有了起色，便开始行善做好事，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盼娃；2、瘸老汉和瞎婆婆，这是一对善良的老人，他们靠扫街捡垃圾为生，却意外地捡到了被人遗弃的盼娃。他们收养了盼娃，为他治病，含辛茹苦地将他抚养成人；3、一个叫做山杏的女人，她辜负了阿根的嘱托，一念之差间，贪图阿根的钱将盼娃丢弃，独自逃回家乡。为此她愧疚不已，为了自赎，她千方百计地寻找盼娃，最后靠她指认，阿根才和亲生儿子得以团圆。除此之外，刘向阳还设置了另外一条辅线，即阿根和懂藏医的洛伊之间的爱情。
  一般来说，单纯的线索比较好写，线索一多就很难把握。多条线索有时需要平行，有时需要交叉，有时需要续接。何时平行，何时交叉，何时续接？要靠作者的精妙构思。如果该交叉时没有交叉，该续接时没有续接，那么作品就会产生断裂之感。换句话说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向阳在构思这部作品时，肯定下了苦功夫。由单线索起，描写九妹逃离一个陷阱而和阿根邂逅。二人相爱结合，生下了盼娃。然后由于九妹病情危急，再加上无力抚养新生子，就瞒着九妹将孩子托付山杏。故事自此展开，几条线索开始并行进展，即山杏遗弃盼娃逃回家乡，又再度出来打工；跛腿老汉和瞎婆婆捡到盼娃，找不到失主，决心亲自抚养。阿根寻子不果，拜师学厨艺，生活出现转机。他一边想方设法为九妹治病，一边做善事。
  三条线索延续三个苦命的家庭命运的轨迹展开，作者设置了许多感人的情节，使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可是造化弄人，一个盼娃把他们纠缠一块，却面对面不能相认。而且多次擦肩而过，（就连九妹为盼娃输血时都不知是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安排，使小说有了悬念，让人情不自禁地看下去：盼娃是不是知道阿根就是他的父亲？瘸老汉是不是将收养的盼娃亲自交到亲生父母手上？谁打通了他们的之间的通道？
  当然小说结局是大团圆结局。山杏在最后一刻道出一个细节，即盼娃缺脚趾，完成了她的自赎。阿根认下了盼娃，瘸老汉二人善行有了好的结果等等。同时这篇情节复杂的小说也以单纯的圆满结束。
  《人间第一情》中出现了一些“巧合”，大多出现小说的下半部分。文学作品基本是臆造的故事，允许“巧合”，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我们发现这部小说中巧合的场面多了一些，好在作者用几乎催人泪下的情节掩饰了某些巧合的可疑点。末了，作者故意安排九妹的死，明显是为阿根和洛伊的爱情有个交待，显得牵强了一些。结尾也略显仓猝。
  关于长篇小说《大船》
  在很短时间里通读了白青的长篇小说《大船》，看了子茹主席写的序言，知道白青以写诗见长，从这部长篇小说里能感到了他的语言的简洁和凝练。
  小说以自晚清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段历史为大背景，集中描写了天津海河岸边朱家三代人使船办漕运的人生历程。作品再现了天津漕运发展的历史，地域特色浓郁加上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衬托，使小说显得厚重。
  《大船》在人物塑造上是比较成功的。琴生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人物，是作者努力塑造的主人公，他六岁上船初经风雨，幼年丧母，他成长过程充满波折，所以磨砺成坚忍不拔的性格。长大后的琴生志向远大，成了家族崛起的领路人，他借钱买大船办漕运，虽然购船被骗而四处躲债，后㐅在保定府遭遇天灾人祸，几乎弄得走投无路。但凭借他的坚强不屈的性格，从买船到造船，终于组成一支船队。日寇侵入天津，他带头反抗日本满铁航运公司的引诱和威胁，拒不同日本人合作。配合抗日武装抗击日寇，终于赢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作者用浓墨重彩刻画了琴生这一主要人物，使其形象很丰满。
  书中的另一个突出的人物是荷花，琴生的大嫂。她性情刚烈，敢作敢为。荷花出场一亮相，就让人眼睛一亮，她是安州县老教谕的女儿，嫁入朱家，成了朱金良的长子长媳。小说开头，当朱家兄弟和朱三尧为庙主之争，拼个你死我活时，她挺身而出，化解了风波。她一直是小叔子琴生坚定的支持者，她理解琴生胸襟广阔，是干大事业的人，所以不论琴生的几起几落，她都鼓励和暗中帮助琴生。小说结尾处，荷花为掩护君宜引开日本汽艇，不幸遇难，完成她人生光彩的一笔。
  还有两个女人和琴生命运紧密相关，一个是君宜，她是琴生的同学，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爱琴生，追求琴生，终因有情无缘，二人未能结成伴侣。她投身革命，引导琴生参与抗日活动，成了琴生的引路人。而另一个女性春妮是悲剧性人物，她嫁给了琴生，但琴生心中却有了君宜，最后在和土匪遭遇中身亡。
  其实，小说《大船》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作者努力使他们鲜活，性格迥异。尤其通过对朱家这一漕帮世家半个多世纪的繁衍兴衰，以及他们同天灾人祸、腐败的官府和日本侵略者的抗争，展现出一大批漕运人群像。这是作品比较突出的一点。也是这部小说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