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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后世尊为民族英雄的明朝大臣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汉族，官至少保。他在仕途生涯中的“三不”精神，至今令人肃然起敬。
  于谦社稷为重不苟安。正统十四年十月（1449年秋），当时蒙古的瓦刺也先大举侵犯边疆,皇帝英宗率兵亲征，在土木堡被俘。当天夜里三更时分传到北京，京师为之震动。转天，皇后下令尽搜国库和宫中宝物，派使臣去也先营中赎人。也先欲将英宗当作要挟明朝的人质，对来使根本不予理睬。皇帝英宗押在敌营，京都内外士卒不满十万,且都是老弱病残，何去何从是摆在明廷面前的严重问题。当时，不少南方籍的官员不但力主京都南迁以避敌兵,而且不少官员在英宗亲政期间就已将眷属偷偷送回南方老家。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虽然老家也在南方（浙江杭州），但认为皇庙宫阙、仓廪府库和百姓万官都在北京，如果南迁就会动摇军心、劳民伤财，重蹈宋朝靖康之耻的后辙。因此，他驳斥各种投降主义的论调，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态度坚硬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他的主张和态度得到其他重臣的支持，从而使官兵坚守北京、继续抗敌。当也先挟持英宗破了紫金荆关威胁京师时,于谦分遣诸将列阵九门迎敌，并亲自督战，击毙也先的弟弟,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于谦严于律己不跑官。他于二十五岁（1422年）开始从政，
  初任山西道御史。他在巡抚河南、山西的十八年间，曾采取一些加强边防的措施，如大同的将官多用士卒垦种私，于谦进行清查以后,禁止那些将官再役使士卒，让他们安心于屯田生产，从而使朝廷增加了屯粮。由于工作勤奋、业绩明显，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他认为当官必须严以律己，升官须靠品德和能力，决不能靠阿谀奉承和金银珠宝向朝中权贵行贿买官。因此，他入朝奏事的时侯，从来不准备贿赂官员的银两，就连土产之物也不携带。有人劝他遵从送礼的习俗，他举起两袖笑着说，“我只有清风而己”（两袖清风一词可能来源于此吧）。为此得罪了权贵，先后被下狱、贬官留在京师。河南、山西的官吏和民众得知这一消息后，千人赴京上书为他申冤，并要求他回去赴任。皇帝为顺民情，只得又派他前往巡抚二省。正统十二年，被召回北京官复原职。
  于谦为官清廉不营私。他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石灰吟》,“千锤万凿在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不但以此表明自己光明磊落的志向，而且以此砥砺自己清廉从政的言行。他为官三十五年，从没利用手中的职权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复位。年仅五十九岁的于谦，由于秉公办事、刚直不阿,遭到一些官员的忌恨,被人诬蔑以言论不轨谋逆之罪判处死刑。其子于冕充军发戍山西龙门，其妻张氏发戍山海关。官兵前去抄家时，满以为像他这样权重位高的官员，家里定藏有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不料,只见于谦所居房宅仅能遮蔽风雨，正屋锁得严严实实，破门进去一看，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之外，只有皇帝御赐的蟒衣和剑器，官兵见此也忍不住唏嘘落泪。成化年间,其子于冕获赦，上疏为父平反,明宪宗亲自审理。弘治二年（1489年），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将其葬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赐祠于其墓曰“旌功”。
  于谦可贵的“三不”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但闪烁着绚丽的浪花，而且镌刻在后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