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蒙古国忽必烈统一中原建立元朝以后，由于具有浓厚的民族压迫色彩和“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狩猎生涯，不但在用人制度上严格规定非蒙古人不得担任正职，而且基本废除了自唐朝以来的科举制度。汉儒要想步入仕途、有所作为，必须通过推荐被皇他看中以后才能启用。到了元朝仁宗皇庆二年（1317年），虽然恢复了科举制度，但考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题比汉人和南人数量少、难度小，录取名额却多几倍。另外还规定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汉人和南人即使录取也不得登前三名，汉儒要想通过科举做官简直比登天还难。因此，在社会上形成“读书无用”和“汉儒低贱”的舆论。当时按人的地位依次排列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满腹经纶的汉儒排到第九，连和尚、老道都不如，仅仅优于沿街持棍讨饭的乞丐。（怪不得“文革”时期，曾把知识分子列为“老九”，原来偷袭了六百年前元朝的做法。所不同的是在“老九”的前面，又恶狠狠地加了个“臭”字。）
  汉儒面对统治者的歧视，不但没有意志消沉、情绪沮丧，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冲破阻力、另辟新境，在文学、艺术、史学、科学、农学等方面绽开了朵朵奇葩。
  仅以文学艺术中的元曲为例。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生活在北方大城市的汉儒，自发组成创作的专业团体“书会”，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由于他们身居社会下层，广泛接触市民，了解社会现状，从而创作出了具有现实主义、充满时代气息、深为市民欢迎的杂剧。被后人誉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是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玉京书会”里最优秀的杂剧作家。他所创作的60多个杂剧，既有对黑暗官场的无情揭露，又有对人民反抗斗争的歌颂。他的代表作品《窦娥冤》，不仅脍炙人口、流传至今，而且早在一百年前就被翻译成法文传播到欧洲各国。又如著名剧作家王实甫，他创作的杂剧长达五本二十一折，破除一本四折限制剧情的格式，对后来的戏剧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他的代表作品《西厢记》家喻户晓、久演不衰，是一部对后世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优秀作品。由于这些剧作家的不懈创作，使元朝前期杂剧作品的质量达到了鼎盛时期。
  元朝前期对汉儒的压抑政策，非但没能消磨他们的远大理想和追求，反倒激起繁荣文艺创作、进行科学研究的热情。他们就像汹涌奔流的江河之水，冲过沿途阻挡的山石和淤塞的泥沙，卷起绚烂多彩的浪花，最终流进浩瀚的海洋。可见“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句古语，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