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小时候我跟奶奶去翰林院刘宅奔丧，只见我父亲站在灵堂一角充做司仪喊：“击鼓——”、“鸣号——”、“上香——”，而后有一道程序“读祭文”，就是致悼词。六十年后，我从新疆退休返回故乡，老家杨柳青只剩下了最后一位长辈——四婶，80多岁了。每年春节正月初一，我和二弟、三弟都要去拜年。当四婶弥留之际，说出了“读祭文”的临终愿望。这使我震惊，不是历史上的伟人名人，也不是地方上的名门贤士，一个普通的百姓，哪里有读祭文的呀？我的父母、三叔三婶、四叔去世都没读祭文，甚至连追悼会都没开过。这也使我深感，世上的人谁都愿意让后代永远铭记自己。我把磁带和录音机留给四婶的儿孙，让四婶自述家史，而后根据录音写成祭文，结果没成。四婶去世时，在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晚辈每人三叩首，没读祭文。她的儿子宪斌绕过遗体后，依然再回头看最后一眼，可见母子感情之深。
  我母亲一辈子生了十一胎，只落下我们兄弟俩。其他兄弟姐妹都夭折了，有的生下来就是死胎。我上面哥姐几个，我从未见过。我和二弟孟宪武相差9岁，我俩之间有三胎都没生存几个月。那么，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呢？是四婶给我喂糨子摆活大的。对此，我没有记忆，可也没记得母亲抱过我，也没跟她睡过一个被窝。5岁时才记得两次在大门口吃个个——（“个个”满语即乳房），也没有奶水。可以说没有四婶我就活不过来。可能由于四叔有病，四婶终生未孕。便把希望寄托在侄子身上。杨柳青刚解放，社会较乱，四婶带我到廊坊地区马家口村娘家过春节，没带侄女宪英去，重男轻女嘛。我考上大学时，她送我一块手表。“反右”被迫退学，她又要了回去，伤了我的自尊心。据说，四婶曾想要我弟弟，未果。我结婚时，四婶送了两对绣花枕套、两床被面。只过了两年我就支援新疆去了，不久我弟也支援广西走了。直到快50岁了，才在本镇要了个孩子，取名宪斌。
  解放前，四叔孟惠民被我父安排在药王庙小学当堂役，四婶在传达室卖素丸子汤，很赚了些钱。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四叔买了些土地，这是违反土改政策的。后来，四婶参加了缝纫社，勤奋工作几十年，背都驼了，存了些钱为宪斌成了婚。宪斌也曾到亲生父母家看望。我也曾接四婶到我在红桥区买的新楼房中住了些日子。宪斌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
  四婶，安息吧！这就是留在我心中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