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组织机构
1944年10月，中共冀中区九地委建立了津南工作委员会，并陆续派干部到津南地区开辟工作，以工作组为单位，分片开展工作。时境内青凝侯、王村、大任庄一带属第六工作组活动范围，组长宋省，副组长董征。大芦北口一带村庄属第三工作组活动范围，组长李庆林，副组长傅书楷。
1945年5月1日，建立津南县，各工作组改为区委会。境内大任庄、大寺、青凝侯一带村庄属七区，区委书记张良，区长刘志仁。大芦北口一带村庄属三区，区委书记李庆林，区长傅书楷。
1945年8月底，天津市工作委员会（也称解放委员会）第三市分委全体干部近50人，在警卫班保护下进驻青凝侯。9月，经冀中区党委和行署批准，以第三市分委为基础，建立中共津沽县委员会和津沽县人民政府。县委书记刘镜心，县长任志远，办公地点在青凝侯。时境内大任庄、大寺、王村、青凝侯一带村庄属一区委领导，区委书记崔玉堂，副书记肖英、区长周幼农。境内其他村庄属二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李健刚，区长张英。
1945年下半年，崔玉堂在青凝侯发展马仁俊、刘金元、周国旺、张凤鸣等人入党，建立了村党支部，马仁俊任支部书记。张凤鸣为调查员，只与区委组织委员张裕普保持单线联系，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50年。一区委和二区委同时在大任庄、大寺、贾庄子也发展党员。大寺建立了村党支部，宋茂荣任支部书记。时境内共有党员14名，青凝侯党支部是这一地区力量最强的三个支部之一（另有王兰庄支部和梨园头支部）。
1946年1月，津沽县与津南县合并，称津南县。青凝侯属七区委领导，八区委也常在这里活动。七区区委书记韩杰英、副书记张裕普，区长张镜，副区长范松云。境内津淄公路东14村属八区委领导，佟泽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
1945年12月30日，张镜到青凝侯。1946年2月在青凝侯设立天津县县佐公署，张镜任天津县县佐（县长），与张裕普同驻青凝侯。七区区公所设在梨园头，由副区长范松云在那里主持工作。1946年4月，张镜调任津南县县长。张镜在青凝侯期间，发展孙万诚入党。同年北里八口的陈德山入党。
1946年6月，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津南县党政机关及武装暂时撤离本地区，境内党组织被迫中止了活动。
1947年2月，津南县在马厂减河北建立津郊区和津沽区。境内津淄公路东村庄属津沽区区委领导，佟泽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青凝侯属津郊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殷增元，副书记张裕普，区长范松云。区委书记也称武工队政委。津郊区以青凝侯为据点重新恢复了津郊地区的工作，青凝侯党支部5名党员和群众积极配合。
1948年12月中旬，津南县改称天津县，天津县委、县政府进驻咸水沽。境内津淄公路东村庄属天津县五区委领导，区委阎瑞，副书记马忠。后青凝侯改属静海县砖垛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张裕普。
1949年，青凝侯、大芦北口、李庄子建有党支部，门道口建有党小组。境内有党员39人。1951年，门道口、大寺、王庄子相继建立党支部，境内有6个基层支部，支委12名。支部设书记1人、副书记或委员1人。
1953年7月，区下设乡。境内建有大寺乡支部，大芦北口乡支部，张道口乡支部，大任庄乡支部，南里八口乡支部，青凝侯乡支部。乡支部设书记、副书记各1人，委员若干人。书记和乡长均为半脱产干部，其他工作人员均为不脱产干部。建乡后，中共静海县委特派赵玉书为青凝侯驻乡指导员。1956年8月，中共西郊区委特派侯庆生、王兴东分别任南里八口乡和大芦北口乡的党支部书记，以上特派人员均为脱产干部。
建乡后，村党支部继续巩固发展，1955年底，境内津淄公路东有“二类”支部5个（张道口、贾庄子、大寺、大芦北口、王庄子），“三类”支部3个（门道口、大任庄、李庄子），个别关系村5个（周庄子、王村、石庄子、南里八口、北里八口），白点村1个（倪黄庄）。
1958年3月，境内除青凝侯外，合并为大芦北口乡和大任庄乡。两乡分别建立党委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2人，委员若干人。1958年8月，两乡所属各村建立东风人民公社第一、二、三联村大队党支部。1959年3月，三个联村大队党支部改为三个管理区工作委员会。此时多数村庄建起支部，1960年王村建起支部后，达到村村有支部。1962年5月，根据区委指示，工作委员会和基层支部设立武装委员。
1963年1月，青凝侯支部隶属青凝侯公社党委，张道口和门道口支部划归梨园头公社党委，境内其他村分别建立了大芦北口公社党委和大任庄公社党委，各下设6个支部。1964年12月15日，境内大任庄、周庄子、倪黄庄3个支部也划归梨园头公社党委。境内其他大队除青凝侯外，建立了大寺人民公社党委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2人，委员若干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2月，大寺公社建立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一体化的领导体制。1969年7月，原划归梨园头公社的大任庄等5个党支部和原小卞庄公社的青凝侯支部，划归大寺人民公社党委。同年9月27日，大寺人民公社整建党领导小组成立，通过整建，基层支部相继恢复了组织活动，建立新的支部委员会。
1983年6月，改人民公社为乡，实行党、政、企分设体制，建立了中共大寺乡委员会，对历时20余年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983年建立起来的乡党委会由7人组成，书记1人，副书记2人，组织、宣传、纪检、武装委员各1人。下设党委办公室，协助党委处理日常工作。
1983年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企业中党的力量日益壮大。1980年境内共有24个基层支部，其中企业支部6个。1995年大寺镇党委建有总支部2个，基层支部32个，其中企业总支部1个企业基层支部14个、企业党小组21个。
第二节 代表大会
一、解放初期出席的代表大会
1953年6月18日至19日，中共津西郊区委召开第一届党的代表大会。会上讨论通过了津西郊区1953年下半年农业生产任务和划乡工作方案。境内张克福、赵永和、唐绵友、李金凯、恽德义、何福好、王兰杰、王景全、刘淑珍、张士林、于盛发共11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代表党员群众向会议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案4件。
1956年6月3日至6日，中共西郊区委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境内大芦北口乡的靳殿石、董起元，大寺乡的高沛雨，张道口乡的潘文新、霍德明，南里八口乡的薛志明、杨宝树、申长勤代表5个乡的8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
1959年5月5日，中共卫南人民公社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卫南人民公社第一届委员会。境内3个管理区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大寺管理区出席会议的有侯庆生、王章等17位代表。
1961年12月6日至9日，中共卫南人民公社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正式代表119名，列席代表20名。境内3个管理区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大寺管理区有16名代表出席。
二、大寺镇（乡社）代表大会
（第一届、第三届代表大会资料失考）
1、中共大寺公社第二届代表大会
1971年1月21日至22日，中共大寺公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62名，缺席6名。大会听取并通过了芦海涛代表公社核心小组所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革命，乘胜前进》的报告。大会选举芦海涛、王兴东、尹春亮、安维元、刘春祁、邓秀俭、赵芝贵、孙承山、周根、宋凤玲（女）、王学敏11人为中共大寺公社第二届委员会。芦海涛任书记，王兴东、尹春亮任副书记。
2、中共大寺乡第四届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20日至21日，中共大寺乡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71人。大会听取了杨文成作的党委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改革的巨大变化及存在的差距；二、今后的主要任务；三、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大会还听取了李庆华所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和傅金凤作的《关于进一步端正党风的决定》。大会号召全乡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开拓，争做发展商品经济和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大会选出于元海、倪景良、傅金凤、李庆华、李国起、杨文成、郭德明7名党委委员。杨文成任书记，倪景良、郭德明任副书记。
3、中共大寺乡第五届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于1989年1月23日召开。出席代表73人，列席代表42人。大会听取并一致通过了题为《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全乡两个文明建设深入发展》的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三年来的五个显著变化；二、三条基本经验；三、今后的工作任务。大会选出由张广才、李庆华、郭德明、柳春义、马德茹、尚洪才、于元海共7人组成的第五届委员会。张广才任书记，李庆华、郭德明任副书记。柳春义任组织委员，尚洪才任纪检委员。马德茹任宣传委员，于元海任武装委员。
第二次会议 于1992年11月24日召开，由大会执行主席郭德明主持。出席代表57人，均由各基层支部选举产生。大会听取了张广才传达的《关于召开西青区第六届党代会的安排意见》，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出席区第六届党代会代表20名。其名单如下：杨宝生、杨文成、张广才、郭德明、马德茹、宋富仁、于盛起、杨万洪、郑子行、张文秋、张宝树、高洪举、王汉祥、李佩喜、韩玉平、陈连友、张宗梅、张克茹、孙巨芳。最后由区委领导和张广才作重要讲话。
4、中共大寺乡第六届代表大会
本届会议于1994年1月8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由划分的2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共81人，特邀代表1名，驻乡单位的列席代表13名。大会听取并一致通过了张广才作的《适应形势，迎接新挑战，制定新战略，开创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了三年来乡、村两级党组织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存在的差距，对全乡经济的发展和党建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作出新布署。
大会选出由张广才、李庆华、郭德明、柳春义、马德茹、高洪博、于元海7人组成的第六届委员会，张广才任书记，李庆华、郭德明任副书记（李庆华于1995年3月调出，郭德明于1995年2月因病退职）。1995年3月，中共西青区委任命武永贵和傅金凤为大寺乡党委副书记。1995年9月，中共西青区委任命刘为好任大寺乡党委副书记。
第三节 历任领导人名表
自1953年6月至1995年,大寺镇支部变化共分6个时期。
第四节 党的建设
一、组织建设
1、党员队伍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中，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1949年，境内党员由解放前夕的5名发展到39名。1951年发展到78名。这些党员多数能做到艰苦奋斗，积极工作，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但由于在发展党员工作中一些单位出现手续不严、审查不够和感情用事等问题，致使一些不纯分子，如土匪、叛党分子、富农分子混入党内。又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因而在一些干部和党员中出现了敌我界限不清、包庇反革命分子、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压制民主、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现象。经1952年冬季的党员集训和1953年至1954年的整建党，仅大芦北口、张道口和青凝侯3个乡就清除党员14名，其中叛刑3名。同时建设了一批好的班子，因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年代，党员发展较多。1958年境内党员增至319名。1961年至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组织建设的重点是对现有党员进行“整顿、巩固、教育和提高”，实行有领导、有控制、有重点的接收党员。至1963年境内党员数降至295名。
“文化大革命”初期，党的生活被迫停止，组织发展工作中断。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在“左”的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吐故纳新。一些老干部、老党员被“挂”了起来或“清除出党”，一些造反派被当做“新鲜血液”吸收到党内，出现了“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的双突现象。1972年境内党员增至513名，经查1970年至1978年境内有34名党员是属于突击入党的，其中为突击提干而发展的28名，符合入党手续的23名，不够条件的9名。使党的队伍造成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严重不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境内党员队伍的建设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一大批优秀分子加入了党的组织。一些长期追随党、申请入党多年并具备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也被吸收入党。从1979年至1985年初，境内发展党员70名。
1985年初开始，乡党委遵照上级党委的部署，在全乡25个支部683名党员中。分3批从上而下地进行整党。第一批是乡机关党员，第二批是村级党员，第三批是乡办企业和乡直属单位的党员。全部整党工作于1986年9月17日结束。这次整党是经过十年动乱后的第一次全面整党，重点是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上的不纯问题，促进经济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发展。
在整党中，由于采取了学文件、上党课、领导人带头一题一议及典型引路、边整边改的方法，圆满完成了市、区委指定的任务。统一了思想，整顿了作风，加强了纪律，纯洁了组织，使全体党员的基本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在促进乡镇企业掘起，繁荣各业经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提供了组织保证。
1985年5月，乡党委提出注重在专业户、经济联合体和乡镇企业中培养、发展党员，尤其注重培养即是专业户，又是文明户，又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入党。1987年乡党委制定了入党积极分子学党章小组和党校培训制度，全面提高入党积极分子的素质。因此，境内党员结构有了明显改善，1995年，35岁以下党员达到党员总数的27％，妇女党员达到12％。一大批党员正朝着知识型、开拓型、管理型的方向发展，成为科技兴工、科技兴农的带头人。一批党员干部已成为优秀农民企业家或市、区级英模。
2、干部队伍
1956年8月，境内有特派脱产干部3名，几十年来境内党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和途径，逐步培养和训练了大批新干部，使干部队伍的规模由小到大，干部队伍的专业门类由少到多，干部队伍的素质由低到高。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遵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进一步加强了干部队伍的建设。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认真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同时认真开展了干部教育和轮训。一批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顺利地实现了新老干部的交替，并建立了一支后备干部队伍，进行了干部制度的改革，现正为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准备。
50～70年代，境内专业技术干部较少。1982年，大寺公社23名干部中有专业技术干部3名，占13％，1994年全乡60名国家干部中，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26名，占干部总数的43％。1956年境内没有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1985年，全乡党、政及经济组织中的干部共100人，其中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25人，占25％。
1993年开始，乡党委、政府有领导、有步骤地兴办经济实体，对机关进行人员分流，撤并机构，简政放权，克服了机关人事臃肿现象，真正实现了“小机构大服务”的设想。
3、基层党组织建设
解放后，各级党组织一直很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项工作抓得更紧。为实现经济战略目标，使基层支部班子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坚强核心，每年通过乡党校对各村、厂基层班子成员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业务及文化技术方面的培训。使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包括文化、年龄结构都在逐年发生变化，逐渐向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1984年始，乡党委、政府对村干部试行基本工资加效益管理工资的管理办法，通过百分考核，把他们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从1991年开始，在农村支部中开展了“达标、升级、争先”活动。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分解为若干具体任务，分项计分，实行双百考核，与工资、奖金挂钩。
1988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乡党委又下力量理顺农村经济组织的设置。对已初步形成的党、政、企组织的关系进一步理顺、完善和提高。同时建立一整套后备干部培养制度。仅在1988、1989年两年内，就培养农村后备干部22人，其中21人上岗，担任了村、厂的主要领导职务。近几年来，乡党委进一步落实了一职一备的后备干部培养制度。
根据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党委采取了加强培训，强化考核和放宽视野，起用能人及深入基层分类指导，具体帮助等措施，狠抓了后进班子的建设。1994年以来，在实现“二次创业”，争创小康乡（镇）的工作中，加大了工作力度。1984年至1995年，多次选派机关党政干部下村任党支部书记及其他重要领导职务，改进工作，培养和选拔基层干部。经过奋力拼搏，不同时期存在不同问题的后进班子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工作。使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干部不断增多，大任庄党支部于1994年至1995年连续两年被中共天津市委授予“红旗党总支”称号。1995年，境内区级先进党组织达到4个。
二、思想建设
1、宣传工作
1951年，境内天津县五区的10个村共有宣传员100人。宣传形式多为在高房上贴大字标语；口头传递；文艺演出及广播、黑板报等。1958年大跃进时期增加了壁画、赛诗会等形式。60年代初期普遍利用有线广播。“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工作畸形，大搞毛泽东思想长征队、宣传队，制造“红海洋”，标语、大小字报和传单满天飞，自行车上挂语录牌，打电话双方先念毛主席语录，一日三餐要搞三请示、三汇报等等。
1983年以来，乡党委为适应农村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建立起一支新的政治宣传队伍，形成了一个较强的宣传工作网，这支政治宣传队主要是由“八员”组成。
宣传形式增加了闭路电视、知识竞赛、演讲赛、有奖征文、集体观影、外出参观等。宣传内容在各个历史时期均以党的中心工作为轴心。1978年以来大力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宣传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开展了“创十佳”、“刹三风”（赌博风、婚丧事大操大办风、封建迷信风）、“评双户”（文明户、遵纪守法户）、建设文明村、厂的宣传，开展了普法及综合治理教育。1991年、1992年区委派社教工作队进驻各村、厂，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基层干部和群众解决知社会主义、信社会主义、爱社会主义及怎样干好社会主义的问题。1993年以来开展了“换脑筋、抢高速、达小康、奔大富”，建设小康村和明星小康村的宣传。1995年，动员一切宣传力量和宣传工具，使“九五”奋斗目标和“二次创业大干六年再造一个大寺乡”的宏伟蓝图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2、党校
1987年，成立大寺乡党校，校务委员由党委正、副书记、党办主任、专职干部和专职教师组成。
为系统地积累资料和备课，提高教学质量，除党委政府的9位领导人任兼职教师外，还聘请了天津市第95中学原高级教师吴耀华任专职教师。党校制定了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党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人即是学员又是教员，经常亲自讲课。党校设有410套课桌椅的大教室和设有50套课桌椅的小教室及教师办公室，为教学购置了放象机、彩色电视、音响设备等。为教师订报刊十几种。
党校建校9年来，通过办长短培训班和以会代训、送课到村等多种形式，对广大党员、干部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集中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不但加深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而且学到很多业务知识和科学知识，极大地提高了机关和村厂各级干部、党员的素质。据不完全统计，建校以来共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117次，参加学习者达32924人次。
1987年4月，党校对乡村两级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一次“强化商品意识”培训班。参加听课的人数岀乎意料地与日俱增。听课者都说顿开茅塞，大开眼界，对发展商品经济增强了信心和干劲。
1989年，为机关干部120人举办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及企业管理学习班，每周用两个半天，历时4个月，乡党政领导人带头参加学习，党委书记杨文成在这次办班中，自学完《辩证唯物主义十讲》，并整理了近5万字的学习笔记。
党员轮训，每年集中搞1次（分散搞多次）。每次4~6天，根据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和不同时期的工作任务，从以下7个方面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
1、理想和信仰的教育，澄清一些党员在奋斗目标方面产生的模糊认识。
2、党的宗旨和革命人生观教育，以增强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对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抵制能力。
3、新时期党员标准的教育，以指导争做合格党员和优秀党员，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其模范作用。
4、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的教育，以增强党员、干部的历史责任感，头脑清醒地做好党的工作。
5、党的纪律教育。
6、反腐倡廉教育。
7、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新党员及举办其他各种类型的学习辅导班。
1991年，大寺乡党校被中共天津市委命名为先进基层党校。1992年5月，承担了由区委宣传部主办的教学观摩课,得到区党校及9个乡镇听课人员的好评。
3、党员教育
党委宣传部门与组织、纪检部门紧密配合，了解、掌握党员队伍的思想状况，会同组织部门制定和落实党员教育工作计划，主持党员轮训和党课教员的培训，对党员实行目标管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员中进行了以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章修改草案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1982年，在党员中开展争创先进党支部和争做优秀党员的教育。1983年上半年分12讲，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
1987年，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中央1号、5号文件为指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对党员开展系列教育活动，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央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上来。同时对党员进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时期党员形象的教育。
从1989年起，对党员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实行了目标管理。年初每位党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个人自定、党小组修定、支部审议的程序，提出个人的责任目标，再同支部签订个人年度目标责任书，然后由支部建册、“上墙”，以便上下共同监督。同时围绕经济建设。各党小组开展了“为家乡立功，为经济建设出力，为党旗增辉”的“三为”竞赛活动。
1993年，在党员学雷锋做好事的奉献月活动中，全体党员为孤老户、困难户捐款3414元。1995年开展了学习孔繁森，学习身边优秀共产党员的系列教育活动。
1988年以来，年年坚持对党员的年终评议制度。评议时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从历年评议结果看，基本不合格、不合格党员逐年减少，合格党员和优秀党员逐年增多。1988年基本不合格党员21人，1989年专为他们举办了争做合格党员学习班,经过一年的帮助教育，除1人掉队外，其他20名党员都升了格。1992年至1995年，基本不合格党员仅1人。1992年全乡评出优秀党员77名，1994年增至181名。
三、纪律检查
1956年6月18日，中共西郊区委下发了《关于指定各乡、企业、机关支部书记、副书记兼管党的监察工作》文件。多年来乡村两级一般都是由副书记兼管纪检工作（无副书记的由书记兼管）。至1991年，除党委副书记兼管外,又增设1名纪检委员，各基层支部仍由副书记或支委分管。
解放初期,党内纪律检查、监察工作的重点是查处贪污、浪费和压制民主等违法乱纪案件。1979年至1986年，主要是清查三种人和“打砸抢”案件，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
1987年至今，主要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党纪及反腐倡廉、甘当人民公仆的教育。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和保证党风根本好转的制度和措施。9年来党委对党员、干部积极开展预防教育。每年基层纪检干部集中培训一次。党校每年轮训党员干部时也将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培训内容，并动用一切宣传工具，采取各种宣传形式，预防不同时期容易出现的带有共性规律的问题。
1988年开始，乡纪检工作人员每月最少用两天时间下基层调研，并规定每月30日为纪检日。各村厂也相应建立了党群监评小组和理财小组，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查处案件方面，坚持对上访人员两不公开（即不公开姓名、不公开上访内容），对广大党员和群众实行两公开，即公开办事制度和办案结果。坚持做到专信专办，落实到人。一般案件月内处理结案，大案要案在3个月内处理结案。坚持多办少转，能办不转，转办协查的原则，努力提高办案质量。
第五节 党的活动
一、解放前的主要活动
1、抗日战争时期
1943年2月，冀中第八军分区派津南游击队30余人到青凝侯，政委张贵发。游击队以青凝侯为根据地，在周围一带村庄进行抗日活动，由于日伪天津县当局和静海县当局轮番派兵“围剿”，于同年7月13日被迫撤离本地区。
1944年12月，中共津南工作委员会第六工作组的高木地、徐根元到青凝侯，与该村的孙文池建立了关系，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深入到周围很多村庄，主要是进行抗日宣传，发展积极分子，建立村政权等。
1945年5月1日，建立津南县，张良、郝科和津南县敌工部干部徐根元到青凝侯。此时孙文池已任村长，张良亲自在群众大会上动员挖地道，历经三、四个月已形成规模。在此期间，张良、徐根元动员了王士才、王士岭、刘金玉等两批青年参加了抗日队伍。同年8月，徐根元带领青凝侯及其他村庄的群众，到王兰庄日本华北农场抢奶牛，每次都赶回六、七头来。8月下旬的一天，徐带领群众在王兰庄村东的窑厂抢日本物资时，与敌交火，不幸中弹牺牲。
2、第三市分委和津沽县时期
1945年9月初，第三市分委根据冀中区九地委的指示，组织本地区的群众到静海县城以北的津浦铁路线进行破路斗争，几天之内，拆毁、破坏铁路75公里。打破了国民党增兵东北的计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稳固东北争取了时间。
9月下旬和10月初，津沽县委和一、二区区委领导农民开展了护稻斗争。县委和县政府的部分主要领导干部亲临指挥，常驻南里八口村魏立清等户。9月24日，七十三团一举攻克了新桥的敌人据点。二区干部赵中晋、田宣、陈宝金等人带领北里八口、南里八口、大任庄一带村庄的几百名群众，捣毁了“增兴”、“大和”农场。割断了电线，拆毁了机械，运走了农具，抢割了稻穗。李建刚、张英等另一部分干部带领群众冒雨抢割了“新桥”农场近百亩稻穗。第二天夜间，津沽县委再次发动数千人，抢割了“增兴”、“大和”农场的稻穗。津沽县县长任志远亲自帮助农民割稻穗，群众十分感动。
此时稻谷尚未十分成熟，家家都把稻谷晾晒在院子里。一天，日军和“勤农队”（米谷统治会的狗腿子和打手）三、四十人，到南里八口、北里八口挨户搜查，强令交出稻谷，并装满八、九个大对槽，沿赤龙河北运。当行至大任庄附近的卫津河时，被二区队截获。同时李建刚、赵中晋先后带区小队在去双港的公路上截获日军稻米8卡车。
津沽县成立之后，提出“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口号，农会力量迅速壮大起来。至10月已村村有政权，村村有农会，各村把“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及反奸、反特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村的地租均降了下来。如青凝侯村地主的地租由原定33％降到28.5％，大军阀曹锟家的36顷地，由33％降到30％。大寺村130多户佃农一律免交了地租。各村都给长工增加了工资。如大任庄20多位长工在吴明海带领下要求地主增资，结果所有的长工均在原定基础上增加了3.5石高粱。大芦北口长工岳长久由原定高粱7石改为12石。北里八口的十几位长工一律增加玉米2.5石。
与此同时，在王庄子开展了借粮斗争，向王庄子大地主孙宝文借粮4000斤，大水缸100口，均分给周围各村的贫苦农民。
同年10月某日，张良在王庄子召开七区干部会议，会后被土匪赵德谦部包围，突围到吴庄子附近中弹被捕。敌用铁丝穿透他的锁骨，拷打后装入麻袋，投入子牙河中，牺牲时年仅22岁。
10月20日，在反奸反特工作中，二区政府在北里八口召开公审范家福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个村庄的干部和500多名群众。有11名受害群众在会上控诉了范勾结日本人、强抢民女、霸占良田、贪污公款等罪行。并根据群众要求，当场将范处决。
北里八口村经常外出给佟泽民办事的杨玉伦，因举报范家福的罪行，被范之堂弟范家骥怀恨在心，11月的一天晚上，他带领三、四个人在长泰稻地南的房子里埋伏下来，当杨玉伦在此经过时，他用斧头将杨劈死，然后逃往天津，后被二区政府捉回，范在关押期间乘机逃跑，区小队的王队长追至津盐公路，多次令其站住不听被击毙。
3、津沽县撤销后至津南县撤离前时期
1946年1月，津南县七、八区党政干部积极发动群众挖地道。七区以青凝侯和梨园头为重点村，八区以芦北口为重点。梨园头由副区长范松云和武委会主任胡全主持，青凝侯由张镜、万庆林、魏鹤年主持，由村党支部书记马仁俊、村长孙文池带领群众日夜苦干。
青凝侯村整个村庄地道的主干线形成“井”字形里加“中”字形，再加支线，密如蛛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地道里还设有很多暗道机关，可以了望，可以射击，可以操纵埋设在外边的地雷和手榴弹。地道里还设有很多暗堡，这种暗堡的进口是个翻眼，进去后可以很容易地把洞口堵死，暗堡内设有两个通气孔，即使整个地道遭到破坏，里面的人也可以隐蔽在暗堡内坚持几天。此时张恩元先生的私塾房为地下学校，并在学生中发展周恩俊为秘密儿童团长。周经常带领儿童在村边查看情况，防止敌人来村破坏。
大芦北口地道的主干线是“田”字形，分“明线”和暗“线”两种，明线是半公开的，暗线只有少数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知道。暗线上上下下，曲折迂回，里边设有油灯、棉被、挖掘工具等。
2月间，王庄子的保长带领村民闹事，不让在村中挖地道，把区委书记李健刚及交通员赶出村外。后查明是当地姓韩的教员在背后捣鬼，区长佟泽民把他抓起来，在王村于德春家连夜审问，韩交待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二区政府在大芦北口村北大圈处将其处决，并张贴布告，晓之百姓。
1945年12月7日，中共天津县委组织部干部陈群、天津县六区区委书记程玉和等4名区干部在李楼村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袭击。陈群和3名区干部壮烈牺牲，2名区干部被俘。敌人悬赏重金捉拿六区区长张镜。张镜和交通员董文深在群众的保护下撤出这一地区，来到青凝侯村。敌人对六区的村干部和民兵残酷迫害，一些群众陆续到青凝侯向张镜反映情况。张镜派董文深返回到运河沿岸进行了调查，而后张镜将情况反映到津南县委，津南县派人到运河沿岸，逮捕、枪决了一些坏人，还派人散发了传单，以天津县六区区长张镜的名义正告那里的敌人。从此敌人的活动有所收敛，党员、村干部及民兵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1946年初，冯景泉率领县大队100余人攻打张家窝敌人据点，战前驻青凝侯，由七区副区长范松云和冯景泉作战前动员，要求军民协力打好这一仗。马仁俊和孙文池动员了100个强壮劳力，拆下户里的门板，组成50付担架随军前往，出发前村上特意宰了一头大黄牛慰劳指战员。
《国共双十停战协定》签字后，党内布置停战后要坚持原阵地，并积极备战，以防国民党撕毁协定。在此期间，本地区进行了国大代表的选举工作。根据县委的安排，于1946年3月10日至30日，在各村进行宣传，发选举证，各村选一名代表参加县代表大会。当时七区的代表有张裕普、范松云，村代表有青凝侯的马仁俊。八区的代表是佟泽民，村代表有大任庄的李长发、王村的杨万青等人。张镜以天津县县佐的身份负责这项工作。3月，在大芦北口召开县代表会议，选举吴砚农为国大代表，王政为县议会议长，李锡纯为副议长。
同年4月初，佟泽民等人在大芦北口召开有200多位群众参加的大会，斗争大芦北口压制群众、阻挠中共开辟工作的恶霸张忠普、韩茂仁等人。于老八的母亲等很多群众揭露控拆了他们当伪保长欺压百姓、贪污作恶、鱼肉乡民的罪行。并重新组织起农会，选出为人民办事的新政权。
4、津南县撤离至天津解放时期
境内七、八区干部及区小队撤离本地区后，小孙庄自卫团队长孙英华率队到青凝侯，将地下党员孙万诚和保长周国仁捕去，敌对孙毒打、压扛子，严刑审问共产党的情况，孙誓死不供。
1946年9月，原保长周国仁举家迁往天津。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先后推出两个人当保长，都干了一、两个月就不干了。最后推出贫农魏朝选出任。
同年12月，渤海军区一分区津沧中队二分队戴志远和冯瑞（化名，原名冯克江）与青凝侯村政权接上关系。冯瑞来到青凝侯，住在施凤章家。施经常接受他交给的侦察任务，后经一分区侦察科批准，发展施为侦察员，发证并十三联手枪一支。从此施就以“小保长”的身份出现，经常以干伪事为名出村作侦察工作。
1947年初，远在马厂减河南解放区的张裕普，通过施凤章捎信，让青凝侯村给解放区交部分公粮。村上考虑沿途敌人据点很多，用大车运粮危险，就筹措了一笔款子，派施凤章送到太平村，交给了张裕普。
1947年2月，津郊区、津沽区建立。这两个区是敌占区，也是共产党游击区，老百姓称之为“敌我拉据地区”。两区干部都是以武工队的形式开展工作。1947年2月，张裕普带领津郊武工队政治工作人员胡全、徐英、高奎华返回青凝侯，以青凝侯为基地，逐渐与大南河、小南河、程村、大倪庄、梨园头沿线一带村庄建立了联络，打开了工作局面。这一时期，青凝侯的地下党组织、村政权和群众紧密配合武工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在敌人据点林立、敌特如毛的形势下，掩护党的区村干部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起初将武工队员安排在赵凤亭家，赵家有个夹皮墙，而且有地道通到村外。平时有积极分子暗中察看敌情，通风报信。后来迁到施凤章家，施家也有个夹皮墙，敌人来了，施的老母亲领着孩子在外面应酬。魏朝选利用保长的头衔，与各式各样的敌人周旋，在掩护区村干部、为村民挡风遮事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7年至1948年间，敌人多少次变着法地来捉拿张裕普及武工队员，都被他及其他干部设法解救了。张裕普曾对群众讲：“没有老乡的保护，就是有十个张裕普也是不行的”。
1947年10月间，大泊乡自卫团头目张克佩，以“私通八路”的罪行将施凤章扣压起来，转交给驻大芦北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谍报组长朱景焕。朱对施采用各种重刑进行审问，施誓死不供一字。时张裕普、冯瑞正住施家，便派魏朝选等人前去保释。朱提出两个条件：一、青凝侯来了八路，必须马上到大芦北口报告给谍报组；二、如来不及报告，在村东点三堆火示警。魏朝选等人假装应承下来，施才得以释放。
1947年至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青凝侯根据张镜县长和张裕普的指示，由孙文池和刘金元联络人员，秘密为解放区购买和运送禁运物资。少量的身背肩担，成批的由津南支队派员护送。此组织逐渐扩大到外村，最多时达70多人。运往解放区的物资有盐箔、苦磺、钢锉、纸张、各种机器零件、轮胎、染色精、黄油、西药等数十种。施凤章从敌人手中买大枪1支，子弹5000发。并通过周同章（青凝侯人）在天津开办的风林银楼，为中共津南县委订《民国日报》1份，由施凤章每星期送1次，面交县委宣传部部长刘铭西。
施凤章在侦察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侦知的两个情报，使津南支队等武装力量分别在四党口和小王庄打了大胜仗，在四党口歼敌300多名，在小王庄歼敌100多名。天津解放前夕，施联络大南河郭宝旺、傅村的刘松年等人，经常到天津外围及杨柳青一带侦察国民党驻军的城防设施及火力配备情况，将调查资料及画出的简易图交渤海一分区侦察科二站站长冯瑞。
1948年10月，静海县政府向青凝侯征兵13名。青凝侯硬是抗着不给。县政府将施凤章扣押起来，剃光眼眉在静海县城游街示众。后由魏朝选邀出老君堂大乡长牛星甫将其保释出来。接着县政府又向该村征粮40万斤，只交一千多斤就应付过去了。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进驻天津外围，至12月已完成了对国民党驻平津守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时境内村村住满了人民解放军。12月9日，津南县委、县政府连夜在同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津南县改称天津县，并重新调整了区划，宣布在咸水沽建立支前指挥部，张镜任总指挥，县委书记李悦农任政委。
12月20日，中共天津县委、县政府进驻咸水沽，各区干部连夜到岗。各区建立了后勤指挥所，村级建立了战生委员会（或称支前委员会），下设勤生股、宣慰股和供应股。在支前工作中，县指挥部在境内王村西侧设立了支前物资供应站，占地300多亩，存放的物资有弹药、粮食、饲料、秫秸及其他军用物品。这些物资大部分从老解放区运来，然后再分送到前线。在大任庄、大寺还设立了伤病员临时救护转运站（也称战地医院）。时境内各村出粮草、车辆、担架、派人当向导，接待慰问驻村部队，协助看守物资等，处处忙个不停。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二、解放后政治运动
1、四十天运动
天津解放后，各村的民国残余政权尚未被彻底摧毁，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其他组织人员尚未全部登记，特务、土匪也未肃清，有的仍在活动。占总户数6.8％的地主、富农占有74.5％的土地，他们大量隐瞒黑地，仍用高租额、高利贷，雇佣长、短工等手段剥削压榨地无一垄的贫苦农民。况且是时生产季节已到，为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搞好解放后的第一次春耕春种，1949年3月15日，中共天津县委根据冀中八地委前委指示，发出《关于四十天农村工作的决定》，并派出工作组进驻境内各村，建立农会，发动和开展“四十天运动”。
“四十天运动”即粗分土地，废租、废债、废权运动，依靠农会清查地主、富农的黑地，予以没收，并追补负担；对地主、富农、恶霸霸占农民的土地，经县委批准后归还原主；对农民的高利贷债务予以废除。凡是从地主、富农手中查出来的土地，先废租，后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追补地主、富农负担的资财，分给贫雇农，投入到生产中去。
在运动中摧毁了国民党政权组织，建立了人民政权——村行政委员会。同时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慎重发展党员，在具备条件的村建立党支部，发展民兵组织。
境内大任庄村在“四十天运动”中斗地主2户，查出土地270余亩（其中稻田100亩），房屋23间，骡子5头，胶皮大车2辆，铁皮大车1辆，粮食6000余斤，农具10件，共分给60多户贫雇农。
2、抗灾自救运动
1949年至1951年，境内连年水灾。1953年也因雨水过大粮食歉收。
中共天津县委在历次灾害中多次组织干部深入到境内，发动、引导农民抗灾自救。境内农民靠卖鱼、纺羊毛、打草袋、纳鞋底、缝袜口；外出干土方活、瓦工活；搞运输等副业维持生计，度过难关。政府也多次拨粮、拨款予以救济。
3、土地改革
1951年11月27日，中共天津县五区委派第四土改工作组（东组）进驻境内大芦北口、李庄子等村，以大芦北口为重点村，李庄子为带动村，石庄子、王庄子、王村为土改结束村（即无土改内容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组建和依靠农民协会划分阶级成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第四工作组组长是中共天津县五区委书记阎瑞，副组长刘毅凯，历时20天结束。
1951年12月19日，阎瑞等9名干部进驻门道口等村，以门道口为重点村，张道口、倪黄庄、周庄子、大寺为土改带动村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于1952年1月5日结束。
1952年1月10日，中共天津县一区区委派土改工作组（由区委的1名干部带队，共10名干部）进驻贾庄子等村，以贾庄子为重点村，南里八口、北里八口、大任庄为带动村，开展土改工作。至2月23日结束。
1951年11月12日，由中共静海县二区委派出的土改工作组进驻青凝侯村，历时2个多月结束。
在土改工作中，境内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农民协会组织，广大农民在党组织和农会的领导下召开诉苦会、控诉会、揭发地主的罪行，评定阶级成份，在“四十天运动”的基础上又斗争了部分地主、富农。境内各村广大贫雇农又分得41866.92亩土地和房屋、牲畜及农具等。
4、抗美援朝
1950年6月，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境内各村在中共天津县五区委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形势和国内时事学习活动，动员群众以努力搞好生产自救和发展生产的实际行动投身到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去。1950年和1951年，境内各村父送子，妻送郎，共有34名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
1951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县委在灰堆召开普及、深入宣传抗美援朝与迎接“五·一”大示威扩大会议。4月25日至30日，境内各村在县、区委领导下连续集会，以声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罪行为中心内容，举行了由4万名群众参加的“五·一”示威游行。继而掀起捐献活动。是年6月14日，五区在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与四区合捐高射炮1门。
5、镇压反革命
解放初期，境内多数村庄属天津县五区，地域靠近城市，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一些反革命分子妄想国民党卷土重来，肆意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1950年10月28日，中共天津县委发布了《关于加强肃匪反特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境内各村在五区委、一区委（是时部分村庄属一区委）领导下，开始了镇反工作，并获得重大成果。
1951年2月21日，毛主席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命令，境内各级党组织组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广泛宣传《条例》，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检举会和控诉会，全面清查罪行严重的土匪、恶霸、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按照县委统一规定的时间，五区于1951年3月3日和4月20日的夜间进行了2次大抓捕。1951年6月初，境内各村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对被管制分子逐一进行审理和管制。
1951年11月23日，成立天津县治安保卫委员会，县委书记张镜任主任，公安局局长刘晋峰任副主任。并作出新的镇反工作计划，确定镇反工作与土地改革工作结合进行。随之，境内的镇反工作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至1952年底，境内的反革命分子分别在灰堆和大任庄被公审枪决4名。
6、土改镇反补课
1954年12月16日，中共津西郊区工委建立临时土改、镇反办公室，23日组织22个工作组分赴41个村。进驻境内的有大寺工作组、大芦北口工作组和大任庄工作组。领导群众对地主、富农分“漏划”、“不透”分别予以大会斗争和农代会说理斗争，而后作出对其土地、财产的处理决定。对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经过揭发、查证后，分别予以逮捕法办和管制，此项工作于1955年3月5日结束。
1955年1月21日，大芦北口乡召开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控诉大会。到会群众1300余人，登台控诉者23人（其中女5人），具体、系统地揭露了3名反革命分子罪恶事实。当把逃匿3年多的反革命杀人犯郑玉梓押到会场时，会场上群情激愤，高呼口号，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郑等跪倒在人民群众面前不敢抬头。
土改镇反补课进一步摧毁了境内的封建残余势力，广大农民在社会地位上占据了优势。在经济上满足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方面的要求。仅据对境内张道口、门道口、倪黄庄、大任庄、大芦北口、王庄子、石庄子、李庄子8个村的统计，农民共分得旱田2928.9亩，稻田223.61亩，园田113.57亩，草地1107.38亩，房屋159.5间，牲畜41头，化肥2906市斤，胶皮大车16辆，铁皮大车11辆，其他农具288件。
是年，政府给翻身农民颁发了土地证书。
7、农业合作化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天津县委指示各区、村学习境内李庄子在秋收种麦时建立“插伙组”的典型经验，引导农民迈向互助合作道路。
1951年，在生产自救运动中，境内大任庄建起鱼业互助组。土地改革后互助组逐渐增多。其中有长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
1954年初，境内各乡、村党组织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各村开始建立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时建立的合作社为初级社，土地入股,按劳七地三分成。牲畜农具折价入社，以后偿还。
为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1954年6月14日，中共津西郊区工委在全区建立了9个互助合作指导站。境内大任庄站，指导大任庄乡和张道口乡，站长空缺，包干干部郭植寻;大芦北口站，指导大芦北口乡和大寺乡，站长孙巨元，包干干部顾贵和；前三合站,指导北马集乡、三合乡和境内南里八口乡，站长杨万祥，包干干部侯庆生;青凝侯站,指导青凝侯乡，指导员赵玉书。
1955年10月，在区工委领导下,境内各乡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检查、批判了对待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1月，境内41个初级社合并为6个高级农业社，即大寺乡的新华社、大芦北口乡的日日升社、张道口乡的红星社，大任庄乡的联合社，南里八口乡的农家乐社（含一社、二社），青凝侯乡的青凝侯社。至此，基本完成对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确立了按劳分配和统一经营的原则，广大农民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级。
8、肃清反革命（简称“肃反”）
1955年8月9日，中共津西郊区工委建立了肃反组织机构，开始了肃反运动。境内学校教职工于暑期集合于区机关所在地李七庄，参加第一批肃反运动，历经2个月零20天的小组斗争，1个月零20天的专案小组斗争及接下来的甄别定案工作，境内大芦北口联校、大寺联校、大任庄联校、前三合联校、（辖境内南、北里八口小学），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10名，坏分子1名，其中逮捕2人，劳教5人，开除1人，退职1人，自杀1人，免于处分的1人。
9、退社风潮和大鸣大放大辩论
建立高级农业社后，土地入股分红一项被取消，牲畜、大车及其他农具折价3年还清一项,境内各社基本上都未兑现。一些富裕中农从自身利益出发，便以“入社自愿，出社自由”的国家政策为依据，刮起一场强行拉走牲畜、大车，闹退社的风潮。如大寺乡有9户富裕中农（大寺村2户、王村2户、贾庄子5户）在王村秘密集会，研究去中央告状，并将他们已经折价入社的牲畜、大车拉走。青凝侯村的富裕中农串联起来，号称“三十六友”到北京上访，一时间拉出大车9辆，牲畜40多头。大芦北口乡有170名群众闹事，骂干部，骂党员，违犯劳动纪律。
又因少数坏人趁机捣乱，是时在境内又刮起一场烧香求药的迷信风潮。从1956年8月开始,在将近1年的时间内，周围市、郊区到峰山药王庙遗址烧香求药者，高峰期每日达万人，高级社的干部、群众，很多人都去干有偿服务和做小买卖，农业社里无人干活，使当时的整党整社工作陷入困境。
对此，中共西郊区委从各部门抽出干部，由区委宣传部的干部带队，深入到境内各乡及境外有关各乡开展破除迷信的宣传工作。区电影队先后在现场放映了8场《神鬼不灵》、《鬼话》等科教片子，使90000多名群众受到教育。区文化馆还展出两套以破除迷信为内容的漫画。
1957年8月，境内党组织在区委统一领导下，对地、富、反、坏分子及其他有问题的人发起进攻。至9月底，境内大芦北口乡、大寺乡、南里八口乡共批斗、接受教训人员29人。
是年10月，境内各乡开展了大鸣大放运动。大芦北口乡从11月4日开始鸣放。全乡11个生产队，参加鸣放的580人，发言的410人。鸣放出来的意见共1067件，其中合理化建议33件，关于统购统销方面的意见106件；城乡关系方面的48件；法制方面的5件；党的领导方面的611件；其他方面的264件。
接着组织开展了“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大辩论。在大辩论中，有的村出现了“要风要雨”（唾）、“要榔头”（用拳打）等武斗现象。在开展大辩论的前前后后，对闹退社的农民还采取了法律和党纪处分等手段，从此，境内绝大多数农民认定合作化的道路，两个风潮被平息下来，使高级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10、整风反右
1957年5月28日，中共西郊区委部署和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主要宗旨是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1957年7月，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组织、发动全区中、小学教职工开展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进行整风。
1958年1月2日，境内学校教职工会同全区教职工共428人，被集中到区委所在地。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转入反右派分子的斗争阶段。由于“左”的影响，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境内学校（含三合联校）共有24名教职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年初，区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在全区发动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年8月，西郊区全境改变了高级农业社的组织形式，全区建起“东风”、“红旗”两个人民公社。境内津淄公路东14村，分别隶属东风人民公社第一、二、三联村生产大队（后改为管理区）。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共产风、瞎指挥风和浮夸风严重泛滥起来。大搞食堂化，人人吃饭不花钱。以土法上马，境内建各式炼钢炉19座，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在工农业生产中“一天赛过二十年”之类的豪言壮语及高指标、高定额大量涌现。一些干部在瞎指挥风和高指标的压力下，形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坏风气。很多单位在生产中搞大哄大嗡，在产量上虚报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虽然广大群众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干在洼、住在洼，只剩锁头来看家”，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和“丰产”不丰收的奇特现象。再加上3年自然灾害，以致人民生活降为“低指标、瓜菜代”的境地。
12、国民经济调整
1961年3月，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委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将人民公社划小，境内在卫南人民公社党委指示下，各联村生产大队相继解体，各村成立了独立的生产大队。
同年5月4日，中共和平区委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讨论社队所有制、四固定、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公共食堂等问题。是年11月，境内停止供给制，解散了食堂，实行按劳日和工分分配的方法。重新划分自留地，允许社员开垦一定数量的闲散地，允许经营家庭副业，开放农贸市场。
1962年2月，中共西郊区委传达了市农委《关于生产队规模的意见》，指出：凡50户以上的生产队要划小，但不少于25户。境内各大队陆续调整了生产队规模。
1963年1月，中共西郊区委进一步将人民公社划小，并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通过国民经济调整，境内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
1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3月，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派四清工作分团进驻境内，在各大队开展粗线条四清（清财产、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运动分4个步骤：（1）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宣讲四清文件。（2）公社领导干部“洗手洗澡”。（3）大队、生产队干部在支委会、管委会上“洗手洗澡”，然后召开社员大会，检查自己的工作，改选党支部。（4）落实《六十条》规定的政策，发动群众制定或修改生产计划。
1964年10月，梨园头分团和公社党委在境内北部门道口等5个大队开始了细线条四清。1966年10月，大寺公社细线条四清开始，是年12月，因“文化大革命”四清工作分团撤离。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解决了一些干部作风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新的建树，但存在打击面过宽、处理过重等问题。
14、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造反运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同全国各地一样，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文章对境内产生了影响。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境内红卫兵组织兴起。各大队的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口号下，游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殴打认为有严重问题的人，砸抄很多家庭的古物、衣物、家具，更改村名、社名甚至人名。境内学校的教职工分别集中到天津市黄河道二中和杨柳青六小参加运动。一些知识分子和学校领导干部被当做“牛鬼蛇神”而受到批斗。
1966年底至1967年初，红卫兵组织相继解散，代之以各类造反派组织。时，境内各生产大队建立起来的造反组织共27个，参加者1000余人。很多造反组织以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名义轮番揪斗区、社主要领导干部，搞夺权斗争，致使境内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直到1968年2月成立了大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这种混乱局面才趋于好转。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8月，青凝侯进驻了西郊区革命委员会派出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展清理阶队伍（简称“清队”）和“一批三查”工作。
1969年1月11日，大任庄进驻了大寺人民公社派出的贫下中农宣传队，开展“清队”和“一批三查”工作。2月3日，大寺人民公社召开清队工作誓师大会，使清队工作向纵深发展。至3月份已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143期，有4457人参加。
是年2月22日，区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通知》。青凝侯在清队工作中，由于受“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斗争的干扰，关押了许多党员和群众，大搞逼供信，人为制造出108名国民党特务的冤假错案。
1968年8月，境内学校教职工集中搞“一批三查”，触及19人。
1968年底，区宣传队撤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六军的一个炮兵连进驻青凝侯，将被关押的群众全部释放。
1969年至1979年，区曾3次派联合工作组进驻青凝侯，解决清队造成的问题，逐渐将问题核实清楚。
斗批改和整建党 1969年8月16日，大寺人民公社领导小组召开整建党动员会，以新党章和毛主席提出的50字建党纲领为准则，按照天津市委提出的60条标准，对各大队分3批在党员中开展斗私批修活动。活动中邀请群众参加评议、边批、边斗、边改、边恢复党的组织生活。80％的党员恢复生活后建党支部，而后搞“吐故纳新”。在“吐故纳新”过程中有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的“双突”问题。此项工作于1970年4月基本结束，5月开始筹建公社革委会。
在斗批改和整建党的同时，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现刑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1974年6月5日，大寺公社革委按照市、区委统一部署，召开批林（林彪）批孔（孔丘）动员大会。会后此项运动在境内开展起来。特别是在中、小学校中，学生给校长、教师贴大字报、小字报、大反师道尊严。不愿学外语的黄帅和交白卷的张铁生，在报纸上广为宣传，使境内学校的教学秩序及教学质量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1976年3月26日，大寺公社革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最近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讲话，开展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同时提出开展“揭、批、查”活动，立即掀起揭露、打击一小撮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的高潮；掀起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高潮。要求全体党员学理论，查敌情、忆案件、提线索，揭开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此后，上述运动在全境展开。
1976年5月6日，中共天津市委印发《关于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紧急通知》，时大寺中学发生一起追查所谓“周恩来总理10条遗言”的案件。由中央派人会同天津市公安局，亲临西郊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区教育局局长带领工作干部到大寺中学进行追查动员，对全校所有教职工逐一盘问。后将数学教师李怀湘（女，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共产党员）调到杨柳青镇隔离审查一段时间，没有结果，此案不了了之。
农业学大寨运动1967年8月，西郊区委组织全区社队干部分期分批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境内有100余人参加。
1973年2月14日，大寺人民公社召开了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传达区四级干部会议精神，提出粮食亩产当年跨“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2年过“黄河”，3年过“长江”的战斗口号。是年4月26日，大寺人民公社在青凝侯召开了改土治碱现场会，要求各生产大队、生产队全面规划，迅速掀起改土治碱新高潮。
1975年10月，由市、区委抽调干部组成的学大寨工作组进驻境内各村，工作历时8个月。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区、社革委以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为指针，努力将政治运动导向到农业生产上来，掀起以改土治碱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区、社在境内兴建大、中型扬水站10座，各大队分别建小型扬水站和排灌点几十处。广大农民鼓足干劲，依靠铁铣和抬筐大搞土地方田化，河渠井网化、耕播机械化和渠路林带化。加快了水浇田、稳产田和高产田的建设速度。
1972年1月7日，《天津日报》以“反骄破满学大寨赶昔阳”为题，报道了青凝侯的工作经验，6月2日，《天津日报》又以“认真办好生产队”为题，发表工农兵评论，赞扬了大任庄加强生产队建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做法。1973年12月3日，大寺人民公社表扬和奖励了粮食亩产过黄河，人均贡献千斤粮的青凝侯、李庄子、周庄子、大芦北口、王村、南里八口大队及有关单位和个人。1976年，大寺公社被评为西郊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清算“四人帮”和“一批两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大寺人民公社和各大队、校均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群众失声痛哭，人民群众缅怀领袖的情怀前所未有。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倒台。境内机关、学校和各生产大队纷纷召开庆祝会，用游行、办大字报和漫画、专栏等形式表示庆贺。至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1978年3月17日，大寺公社革委召开“一批两打”动员大会。一批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肃清其思想流毒，两打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会后，境内各单位建立了领导小组，掀起大批判、大清查、大斗争的高潮。时全社有53人被记入“一批两打”运动案情登记表。
15、落实政策
1978年3月1日，大寺公社革委召开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传达区委落实政策会议精神。3月3日，落实政策专案小组分别到各大队摸底调查，确定复查对象。全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人共826名（包括非正常死亡13名）。历次运动被整已提出申诉的82人。公社党委对以上人员逐一落实。
1979年1月至11月，为公社机关干部和学校教职工共13人落实了政策，其中撤销原结论的3人，销毁“文化大革命”中一切有关材料的4人，重新结论的1人，维持原结论的2人，改变个人成份的2人，安置工作的1人。3月17日，大寺公社革委发布《关于四类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改变成份有关问题的通知》，经各大队评审，公安派出所审查，公社革委批复，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最后张榜公布，全社共有114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改变了家庭出身或个人成份。
是年，在境内工作和曾在境内工作过的24名右派分子，通过各有关单位，一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对在“文化大革命”中13名非正常死亡者，均予以复查，恢复其名誉，并做好有关善后工作。
1980年，以现金形式，清退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物资。对无故关押、游斗的群众补发了误工款。
1944年10月，中共冀中区九地委建立了津南工作委员会，并陆续派干部到津南地区开辟工作，以工作组为单位，分片开展工作。时境内青凝侯、王村、大任庄一带属第六工作组活动范围，组长宋省，副组长董征。大芦北口一带村庄属第三工作组活动范围，组长李庆林，副组长傅书楷。
1945年5月1日，建立津南县，各工作组改为区委会。境内大任庄、大寺、青凝侯一带村庄属七区，区委书记张良，区长刘志仁。大芦北口一带村庄属三区，区委书记李庆林，区长傅书楷。
1945年8月底，天津市工作委员会（也称解放委员会）第三市分委全体干部近50人，在警卫班保护下进驻青凝侯。9月，经冀中区党委和行署批准，以第三市分委为基础，建立中共津沽县委员会和津沽县人民政府。县委书记刘镜心，县长任志远，办公地点在青凝侯。时境内大任庄、大寺、王村、青凝侯一带村庄属一区委领导，区委书记崔玉堂，副书记肖英、区长周幼农。境内其他村庄属二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李健刚，区长张英。
1945年下半年，崔玉堂在青凝侯发展马仁俊、刘金元、周国旺、张凤鸣等人入党，建立了村党支部，马仁俊任支部书记。张凤鸣为调查员，只与区委组织委员张裕普保持单线联系，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50年。一区委和二区委同时在大任庄、大寺、贾庄子也发展党员。大寺建立了村党支部，宋茂荣任支部书记。时境内共有党员14名，青凝侯党支部是这一地区力量最强的三个支部之一（另有王兰庄支部和梨园头支部）。
1946年1月，津沽县与津南县合并，称津南县。青凝侯属七区委领导，八区委也常在这里活动。七区区委书记韩杰英、副书记张裕普，区长张镜，副区长范松云。境内津淄公路东14村属八区委领导，佟泽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
1945年12月30日，张镜到青凝侯。1946年2月在青凝侯设立天津县县佐公署，张镜任天津县县佐（县长），与张裕普同驻青凝侯。七区区公所设在梨园头，由副区长范松云在那里主持工作。1946年4月，张镜调任津南县县长。张镜在青凝侯期间，发展孙万诚入党。同年北里八口的陈德山入党。
1946年6月，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津南县党政机关及武装暂时撤离本地区，境内党组织被迫中止了活动。
1947年2月，津南县在马厂减河北建立津郊区和津沽区。境内津淄公路东村庄属津沽区区委领导，佟泽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青凝侯属津郊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殷增元，副书记张裕普，区长范松云。区委书记也称武工队政委。津郊区以青凝侯为据点重新恢复了津郊地区的工作，青凝侯党支部5名党员和群众积极配合。
1948年12月中旬，津南县改称天津县，天津县委、县政府进驻咸水沽。境内津淄公路东村庄属天津县五区委领导，区委阎瑞，副书记马忠。后青凝侯改属静海县砖垛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张裕普。
1949年，青凝侯、大芦北口、李庄子建有党支部，门道口建有党小组。境内有党员39人。1951年，门道口、大寺、王庄子相继建立党支部，境内有6个基层支部，支委12名。支部设书记1人、副书记或委员1人。
1953年7月，区下设乡。境内建有大寺乡支部，大芦北口乡支部，张道口乡支部，大任庄乡支部，南里八口乡支部，青凝侯乡支部。乡支部设书记、副书记各1人，委员若干人。书记和乡长均为半脱产干部，其他工作人员均为不脱产干部。建乡后，中共静海县委特派赵玉书为青凝侯驻乡指导员。1956年8月，中共西郊区委特派侯庆生、王兴东分别任南里八口乡和大芦北口乡的党支部书记，以上特派人员均为脱产干部。
建乡后，村党支部继续巩固发展，1955年底，境内津淄公路东有“二类”支部5个（张道口、贾庄子、大寺、大芦北口、王庄子），“三类”支部3个（门道口、大任庄、李庄子），个别关系村5个（周庄子、王村、石庄子、南里八口、北里八口），白点村1个（倪黄庄）。
1958年3月，境内除青凝侯外，合并为大芦北口乡和大任庄乡。两乡分别建立党委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2人，委员若干人。1958年8月，两乡所属各村建立东风人民公社第一、二、三联村大队党支部。1959年3月，三个联村大队党支部改为三个管理区工作委员会。此时多数村庄建起支部，1960年王村建起支部后，达到村村有支部。1962年5月，根据区委指示，工作委员会和基层支部设立武装委员。
1963年1月，青凝侯支部隶属青凝侯公社党委，张道口和门道口支部划归梨园头公社党委，境内其他村分别建立了大芦北口公社党委和大任庄公社党委，各下设6个支部。1964年12月15日，境内大任庄、周庄子、倪黄庄3个支部也划归梨园头公社党委。境内其他大队除青凝侯外，建立了大寺人民公社党委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2人，委员若干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2月，大寺公社建立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一体化的领导体制。1969年7月，原划归梨园头公社的大任庄等5个党支部和原小卞庄公社的青凝侯支部，划归大寺人民公社党委。同年9月27日，大寺人民公社整建党领导小组成立，通过整建，基层支部相继恢复了组织活动，建立新的支部委员会。
1983年6月，改人民公社为乡，实行党、政、企分设体制，建立了中共大寺乡委员会，对历时20余年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983年建立起来的乡党委会由7人组成，书记1人，副书记2人，组织、宣传、纪检、武装委员各1人。下设党委办公室，协助党委处理日常工作。
1983年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企业中党的力量日益壮大。1980年境内共有24个基层支部，其中企业支部6个。1995年大寺镇党委建有总支部2个，基层支部32个，其中企业总支部1个企业基层支部14个、企业党小组21个。
第二节 代表大会
一、解放初期出席的代表大会
1953年6月18日至19日，中共津西郊区委召开第一届党的代表大会。会上讨论通过了津西郊区1953年下半年农业生产任务和划乡工作方案。境内张克福、赵永和、唐绵友、李金凯、恽德义、何福好、王兰杰、王景全、刘淑珍、张士林、于盛发共11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代表党员群众向会议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案4件。
1956年6月3日至6日，中共西郊区委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境内大芦北口乡的靳殿石、董起元，大寺乡的高沛雨，张道口乡的潘文新、霍德明，南里八口乡的薛志明、杨宝树、申长勤代表5个乡的8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
1959年5月5日，中共卫南人民公社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卫南人民公社第一届委员会。境内3个管理区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大寺管理区出席会议的有侯庆生、王章等17位代表。
1961年12月6日至9日，中共卫南人民公社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正式代表119名，列席代表20名。境内3个管理区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大寺管理区有16名代表出席。
二、大寺镇（乡社）代表大会
（第一届、第三届代表大会资料失考）
1、中共大寺公社第二届代表大会
1971年1月21日至22日，中共大寺公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62名，缺席6名。大会听取并通过了芦海涛代表公社核心小组所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革命，乘胜前进》的报告。大会选举芦海涛、王兴东、尹春亮、安维元、刘春祁、邓秀俭、赵芝贵、孙承山、周根、宋凤玲（女）、王学敏11人为中共大寺公社第二届委员会。芦海涛任书记，王兴东、尹春亮任副书记。
2、中共大寺乡第四届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20日至21日，中共大寺乡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71人。大会听取了杨文成作的党委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改革的巨大变化及存在的差距；二、今后的主要任务；三、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大会还听取了李庆华所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和傅金凤作的《关于进一步端正党风的决定》。大会号召全乡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开拓，争做发展商品经济和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大会选出于元海、倪景良、傅金凤、李庆华、李国起、杨文成、郭德明7名党委委员。杨文成任书记，倪景良、郭德明任副书记。
3、中共大寺乡第五届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于1989年1月23日召开。出席代表73人，列席代表42人。大会听取并一致通过了题为《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全乡两个文明建设深入发展》的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三年来的五个显著变化；二、三条基本经验；三、今后的工作任务。大会选出由张广才、李庆华、郭德明、柳春义、马德茹、尚洪才、于元海共7人组成的第五届委员会。张广才任书记，李庆华、郭德明任副书记。柳春义任组织委员，尚洪才任纪检委员。马德茹任宣传委员，于元海任武装委员。
第二次会议 于1992年11月24日召开，由大会执行主席郭德明主持。出席代表57人，均由各基层支部选举产生。大会听取了张广才传达的《关于召开西青区第六届党代会的安排意见》，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出席区第六届党代会代表20名。其名单如下：杨宝生、杨文成、张广才、郭德明、马德茹、宋富仁、于盛起、杨万洪、郑子行、张文秋、张宝树、高洪举、王汉祥、李佩喜、韩玉平、陈连友、张宗梅、张克茹、孙巨芳。最后由区委领导和张广才作重要讲话。
4、中共大寺乡第六届代表大会
本届会议于1994年1月8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由划分的2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共81人，特邀代表1名，驻乡单位的列席代表13名。大会听取并一致通过了张广才作的《适应形势，迎接新挑战，制定新战略，开创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了三年来乡、村两级党组织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存在的差距，对全乡经济的发展和党建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作出新布署。
大会选出由张广才、李庆华、郭德明、柳春义、马德茹、高洪博、于元海7人组成的第六届委员会，张广才任书记，李庆华、郭德明任副书记（李庆华于1995年3月调出，郭德明于1995年2月因病退职）。1995年3月，中共西青区委任命武永贵和傅金凤为大寺乡党委副书记。1995年9月，中共西青区委任命刘为好任大寺乡党委副书记。
第三节 历任领导人名表
自1953年6月至1995年,大寺镇支部变化共分6个时期。
第四节 党的建设
一、组织建设
1、党员队伍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中，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1949年，境内党员由解放前夕的5名发展到39名。1951年发展到78名。这些党员多数能做到艰苦奋斗，积极工作，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但由于在发展党员工作中一些单位出现手续不严、审查不够和感情用事等问题，致使一些不纯分子，如土匪、叛党分子、富农分子混入党内。又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因而在一些干部和党员中出现了敌我界限不清、包庇反革命分子、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压制民主、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现象。经1952年冬季的党员集训和1953年至1954年的整建党，仅大芦北口、张道口和青凝侯3个乡就清除党员14名，其中叛刑3名。同时建设了一批好的班子，因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年代，党员发展较多。1958年境内党员增至319名。1961年至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组织建设的重点是对现有党员进行“整顿、巩固、教育和提高”，实行有领导、有控制、有重点的接收党员。至1963年境内党员数降至295名。
“文化大革命”初期，党的生活被迫停止，组织发展工作中断。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在“左”的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吐故纳新。一些老干部、老党员被“挂”了起来或“清除出党”，一些造反派被当做“新鲜血液”吸收到党内，出现了“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的双突现象。1972年境内党员增至513名，经查1970年至1978年境内有34名党员是属于突击入党的，其中为突击提干而发展的28名，符合入党手续的23名，不够条件的9名。使党的队伍造成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严重不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境内党员队伍的建设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一大批优秀分子加入了党的组织。一些长期追随党、申请入党多年并具备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也被吸收入党。从1979年至1985年初，境内发展党员70名。
1985年初开始，乡党委遵照上级党委的部署，在全乡25个支部683名党员中。分3批从上而下地进行整党。第一批是乡机关党员，第二批是村级党员，第三批是乡办企业和乡直属单位的党员。全部整党工作于1986年9月17日结束。这次整党是经过十年动乱后的第一次全面整党，重点是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上的不纯问题，促进经济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发展。
在整党中，由于采取了学文件、上党课、领导人带头一题一议及典型引路、边整边改的方法，圆满完成了市、区委指定的任务。统一了思想，整顿了作风，加强了纪律，纯洁了组织，使全体党员的基本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在促进乡镇企业掘起，繁荣各业经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提供了组织保证。
1985年5月，乡党委提出注重在专业户、经济联合体和乡镇企业中培养、发展党员，尤其注重培养即是专业户，又是文明户，又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入党。1987年乡党委制定了入党积极分子学党章小组和党校培训制度，全面提高入党积极分子的素质。因此，境内党员结构有了明显改善，1995年，35岁以下党员达到党员总数的27％，妇女党员达到12％。一大批党员正朝着知识型、开拓型、管理型的方向发展，成为科技兴工、科技兴农的带头人。一批党员干部已成为优秀农民企业家或市、区级英模。
2、干部队伍
1956年8月，境内有特派脱产干部3名，几十年来境内党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和途径，逐步培养和训练了大批新干部，使干部队伍的规模由小到大，干部队伍的专业门类由少到多，干部队伍的素质由低到高。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遵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进一步加强了干部队伍的建设。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认真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同时认真开展了干部教育和轮训。一批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顺利地实现了新老干部的交替，并建立了一支后备干部队伍，进行了干部制度的改革，现正为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准备。
50～70年代，境内专业技术干部较少。1982年，大寺公社23名干部中有专业技术干部3名，占13％，1994年全乡60名国家干部中，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26名，占干部总数的43％。1956年境内没有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1985年，全乡党、政及经济组织中的干部共100人，其中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25人，占25％。
1993年开始，乡党委、政府有领导、有步骤地兴办经济实体，对机关进行人员分流，撤并机构，简政放权，克服了机关人事臃肿现象，真正实现了“小机构大服务”的设想。
3、基层党组织建设
解放后，各级党组织一直很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项工作抓得更紧。为实现经济战略目标，使基层支部班子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坚强核心，每年通过乡党校对各村、厂基层班子成员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业务及文化技术方面的培训。使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包括文化、年龄结构都在逐年发生变化，逐渐向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1984年始，乡党委、政府对村干部试行基本工资加效益管理工资的管理办法，通过百分考核，把他们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从1991年开始，在农村支部中开展了“达标、升级、争先”活动。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分解为若干具体任务，分项计分，实行双百考核，与工资、奖金挂钩。
1988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乡党委又下力量理顺农村经济组织的设置。对已初步形成的党、政、企组织的关系进一步理顺、完善和提高。同时建立一整套后备干部培养制度。仅在1988、1989年两年内，就培养农村后备干部22人，其中21人上岗，担任了村、厂的主要领导职务。近几年来，乡党委进一步落实了一职一备的后备干部培养制度。
根据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党委采取了加强培训，强化考核和放宽视野，起用能人及深入基层分类指导，具体帮助等措施，狠抓了后进班子的建设。1994年以来，在实现“二次创业”，争创小康乡（镇）的工作中，加大了工作力度。1984年至1995年，多次选派机关党政干部下村任党支部书记及其他重要领导职务，改进工作，培养和选拔基层干部。经过奋力拼搏，不同时期存在不同问题的后进班子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工作。使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干部不断增多，大任庄党支部于1994年至1995年连续两年被中共天津市委授予“红旗党总支”称号。1995年，境内区级先进党组织达到4个。
二、思想建设
1、宣传工作
1951年，境内天津县五区的10个村共有宣传员100人。宣传形式多为在高房上贴大字标语；口头传递；文艺演出及广播、黑板报等。1958年大跃进时期增加了壁画、赛诗会等形式。60年代初期普遍利用有线广播。“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工作畸形，大搞毛泽东思想长征队、宣传队，制造“红海洋”，标语、大小字报和传单满天飞，自行车上挂语录牌，打电话双方先念毛主席语录，一日三餐要搞三请示、三汇报等等。
1983年以来，乡党委为适应农村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建立起一支新的政治宣传队伍，形成了一个较强的宣传工作网，这支政治宣传队主要是由“八员”组成。
宣传形式增加了闭路电视、知识竞赛、演讲赛、有奖征文、集体观影、外出参观等。宣传内容在各个历史时期均以党的中心工作为轴心。1978年以来大力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宣传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开展了“创十佳”、“刹三风”（赌博风、婚丧事大操大办风、封建迷信风）、“评双户”（文明户、遵纪守法户）、建设文明村、厂的宣传，开展了普法及综合治理教育。1991年、1992年区委派社教工作队进驻各村、厂，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基层干部和群众解决知社会主义、信社会主义、爱社会主义及怎样干好社会主义的问题。1993年以来开展了“换脑筋、抢高速、达小康、奔大富”，建设小康村和明星小康村的宣传。1995年，动员一切宣传力量和宣传工具，使“九五”奋斗目标和“二次创业大干六年再造一个大寺乡”的宏伟蓝图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2、党校
1987年，成立大寺乡党校，校务委员由党委正、副书记、党办主任、专职干部和专职教师组成。
为系统地积累资料和备课，提高教学质量，除党委政府的9位领导人任兼职教师外，还聘请了天津市第95中学原高级教师吴耀华任专职教师。党校制定了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党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人即是学员又是教员，经常亲自讲课。党校设有410套课桌椅的大教室和设有50套课桌椅的小教室及教师办公室，为教学购置了放象机、彩色电视、音响设备等。为教师订报刊十几种。
党校建校9年来，通过办长短培训班和以会代训、送课到村等多种形式，对广大党员、干部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集中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不但加深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而且学到很多业务知识和科学知识，极大地提高了机关和村厂各级干部、党员的素质。据不完全统计，建校以来共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117次，参加学习者达32924人次。
1987年4月，党校对乡村两级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一次“强化商品意识”培训班。参加听课的人数岀乎意料地与日俱增。听课者都说顿开茅塞，大开眼界，对发展商品经济增强了信心和干劲。
1989年，为机关干部120人举办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及企业管理学习班，每周用两个半天，历时4个月，乡党政领导人带头参加学习，党委书记杨文成在这次办班中，自学完《辩证唯物主义十讲》，并整理了近5万字的学习笔记。
党员轮训，每年集中搞1次（分散搞多次）。每次4~6天，根据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和不同时期的工作任务，从以下7个方面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
1、理想和信仰的教育，澄清一些党员在奋斗目标方面产生的模糊认识。
2、党的宗旨和革命人生观教育，以增强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对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抵制能力。
3、新时期党员标准的教育，以指导争做合格党员和优秀党员，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其模范作用。
4、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的教育，以增强党员、干部的历史责任感，头脑清醒地做好党的工作。
5、党的纪律教育。
6、反腐倡廉教育。
7、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新党员及举办其他各种类型的学习辅导班。
1991年，大寺乡党校被中共天津市委命名为先进基层党校。1992年5月，承担了由区委宣传部主办的教学观摩课,得到区党校及9个乡镇听课人员的好评。
3、党员教育
党委宣传部门与组织、纪检部门紧密配合，了解、掌握党员队伍的思想状况，会同组织部门制定和落实党员教育工作计划，主持党员轮训和党课教员的培训，对党员实行目标管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员中进行了以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章修改草案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1982年，在党员中开展争创先进党支部和争做优秀党员的教育。1983年上半年分12讲，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
1987年，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中央1号、5号文件为指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对党员开展系列教育活动，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央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上来。同时对党员进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时期党员形象的教育。
从1989年起，对党员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实行了目标管理。年初每位党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个人自定、党小组修定、支部审议的程序，提出个人的责任目标，再同支部签订个人年度目标责任书，然后由支部建册、“上墙”，以便上下共同监督。同时围绕经济建设。各党小组开展了“为家乡立功，为经济建设出力，为党旗增辉”的“三为”竞赛活动。
1993年，在党员学雷锋做好事的奉献月活动中，全体党员为孤老户、困难户捐款3414元。1995年开展了学习孔繁森，学习身边优秀共产党员的系列教育活动。
1988年以来，年年坚持对党员的年终评议制度。评议时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从历年评议结果看，基本不合格、不合格党员逐年减少，合格党员和优秀党员逐年增多。1988年基本不合格党员21人，1989年专为他们举办了争做合格党员学习班,经过一年的帮助教育，除1人掉队外，其他20名党员都升了格。1992年至1995年，基本不合格党员仅1人。1992年全乡评出优秀党员77名，1994年增至181名。
三、纪律检查
1956年6月18日，中共西郊区委下发了《关于指定各乡、企业、机关支部书记、副书记兼管党的监察工作》文件。多年来乡村两级一般都是由副书记兼管纪检工作（无副书记的由书记兼管）。至1991年，除党委副书记兼管外,又增设1名纪检委员，各基层支部仍由副书记或支委分管。
解放初期,党内纪律检查、监察工作的重点是查处贪污、浪费和压制民主等违法乱纪案件。1979年至1986年，主要是清查三种人和“打砸抢”案件，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
1987年至今，主要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党纪及反腐倡廉、甘当人民公仆的教育。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和保证党风根本好转的制度和措施。9年来党委对党员、干部积极开展预防教育。每年基层纪检干部集中培训一次。党校每年轮训党员干部时也将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培训内容，并动用一切宣传工具，采取各种宣传形式，预防不同时期容易出现的带有共性规律的问题。
1988年开始，乡纪检工作人员每月最少用两天时间下基层调研，并规定每月30日为纪检日。各村厂也相应建立了党群监评小组和理财小组，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查处案件方面，坚持对上访人员两不公开（即不公开姓名、不公开上访内容），对广大党员和群众实行两公开，即公开办事制度和办案结果。坚持做到专信专办，落实到人。一般案件月内处理结案，大案要案在3个月内处理结案。坚持多办少转，能办不转，转办协查的原则，努力提高办案质量。
第五节 党的活动
一、解放前的主要活动
1、抗日战争时期
1943年2月，冀中第八军分区派津南游击队30余人到青凝侯，政委张贵发。游击队以青凝侯为根据地，在周围一带村庄进行抗日活动，由于日伪天津县当局和静海县当局轮番派兵“围剿”，于同年7月13日被迫撤离本地区。
1944年12月，中共津南工作委员会第六工作组的高木地、徐根元到青凝侯，与该村的孙文池建立了关系，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深入到周围很多村庄，主要是进行抗日宣传，发展积极分子，建立村政权等。
1945年5月1日，建立津南县，张良、郝科和津南县敌工部干部徐根元到青凝侯。此时孙文池已任村长，张良亲自在群众大会上动员挖地道，历经三、四个月已形成规模。在此期间，张良、徐根元动员了王士才、王士岭、刘金玉等两批青年参加了抗日队伍。同年8月，徐根元带领青凝侯及其他村庄的群众，到王兰庄日本华北农场抢奶牛，每次都赶回六、七头来。8月下旬的一天，徐带领群众在王兰庄村东的窑厂抢日本物资时，与敌交火，不幸中弹牺牲。
2、第三市分委和津沽县时期
1945年9月初，第三市分委根据冀中区九地委的指示，组织本地区的群众到静海县城以北的津浦铁路线进行破路斗争，几天之内，拆毁、破坏铁路75公里。打破了国民党增兵东北的计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稳固东北争取了时间。
9月下旬和10月初，津沽县委和一、二区区委领导农民开展了护稻斗争。县委和县政府的部分主要领导干部亲临指挥，常驻南里八口村魏立清等户。9月24日，七十三团一举攻克了新桥的敌人据点。二区干部赵中晋、田宣、陈宝金等人带领北里八口、南里八口、大任庄一带村庄的几百名群众，捣毁了“增兴”、“大和”农场。割断了电线，拆毁了机械，运走了农具，抢割了稻穗。李建刚、张英等另一部分干部带领群众冒雨抢割了“新桥”农场近百亩稻穗。第二天夜间，津沽县委再次发动数千人，抢割了“增兴”、“大和”农场的稻穗。津沽县县长任志远亲自帮助农民割稻穗，群众十分感动。
此时稻谷尚未十分成熟，家家都把稻谷晾晒在院子里。一天，日军和“勤农队”（米谷统治会的狗腿子和打手）三、四十人，到南里八口、北里八口挨户搜查，强令交出稻谷，并装满八、九个大对槽，沿赤龙河北运。当行至大任庄附近的卫津河时，被二区队截获。同时李建刚、赵中晋先后带区小队在去双港的公路上截获日军稻米8卡车。
津沽县成立之后，提出“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口号，农会力量迅速壮大起来。至10月已村村有政权，村村有农会，各村把“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及反奸、反特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村的地租均降了下来。如青凝侯村地主的地租由原定33％降到28.5％，大军阀曹锟家的36顷地，由33％降到30％。大寺村130多户佃农一律免交了地租。各村都给长工增加了工资。如大任庄20多位长工在吴明海带领下要求地主增资，结果所有的长工均在原定基础上增加了3.5石高粱。大芦北口长工岳长久由原定高粱7石改为12石。北里八口的十几位长工一律增加玉米2.5石。
与此同时，在王庄子开展了借粮斗争，向王庄子大地主孙宝文借粮4000斤，大水缸100口，均分给周围各村的贫苦农民。
同年10月某日，张良在王庄子召开七区干部会议，会后被土匪赵德谦部包围，突围到吴庄子附近中弹被捕。敌用铁丝穿透他的锁骨，拷打后装入麻袋，投入子牙河中，牺牲时年仅22岁。
10月20日，在反奸反特工作中，二区政府在北里八口召开公审范家福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个村庄的干部和500多名群众。有11名受害群众在会上控诉了范勾结日本人、强抢民女、霸占良田、贪污公款等罪行。并根据群众要求，当场将范处决。
北里八口村经常外出给佟泽民办事的杨玉伦，因举报范家福的罪行，被范之堂弟范家骥怀恨在心，11月的一天晚上，他带领三、四个人在长泰稻地南的房子里埋伏下来，当杨玉伦在此经过时，他用斧头将杨劈死，然后逃往天津，后被二区政府捉回，范在关押期间乘机逃跑，区小队的王队长追至津盐公路，多次令其站住不听被击毙。
3、津沽县撤销后至津南县撤离前时期
1946年1月，津南县七、八区党政干部积极发动群众挖地道。七区以青凝侯和梨园头为重点村，八区以芦北口为重点。梨园头由副区长范松云和武委会主任胡全主持，青凝侯由张镜、万庆林、魏鹤年主持，由村党支部书记马仁俊、村长孙文池带领群众日夜苦干。
青凝侯村整个村庄地道的主干线形成“井”字形里加“中”字形，再加支线，密如蛛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地道里还设有很多暗道机关，可以了望，可以射击，可以操纵埋设在外边的地雷和手榴弹。地道里还设有很多暗堡，这种暗堡的进口是个翻眼，进去后可以很容易地把洞口堵死，暗堡内设有两个通气孔，即使整个地道遭到破坏，里面的人也可以隐蔽在暗堡内坚持几天。此时张恩元先生的私塾房为地下学校，并在学生中发展周恩俊为秘密儿童团长。周经常带领儿童在村边查看情况，防止敌人来村破坏。
大芦北口地道的主干线是“田”字形，分“明线”和暗“线”两种，明线是半公开的，暗线只有少数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知道。暗线上上下下，曲折迂回，里边设有油灯、棉被、挖掘工具等。
2月间，王庄子的保长带领村民闹事，不让在村中挖地道，把区委书记李健刚及交通员赶出村外。后查明是当地姓韩的教员在背后捣鬼，区长佟泽民把他抓起来，在王村于德春家连夜审问，韩交待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二区政府在大芦北口村北大圈处将其处决，并张贴布告，晓之百姓。
1945年12月7日，中共天津县委组织部干部陈群、天津县六区区委书记程玉和等4名区干部在李楼村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袭击。陈群和3名区干部壮烈牺牲，2名区干部被俘。敌人悬赏重金捉拿六区区长张镜。张镜和交通员董文深在群众的保护下撤出这一地区，来到青凝侯村。敌人对六区的村干部和民兵残酷迫害，一些群众陆续到青凝侯向张镜反映情况。张镜派董文深返回到运河沿岸进行了调查，而后张镜将情况反映到津南县委，津南县派人到运河沿岸，逮捕、枪决了一些坏人，还派人散发了传单，以天津县六区区长张镜的名义正告那里的敌人。从此敌人的活动有所收敛，党员、村干部及民兵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1946年初，冯景泉率领县大队100余人攻打张家窝敌人据点，战前驻青凝侯，由七区副区长范松云和冯景泉作战前动员，要求军民协力打好这一仗。马仁俊和孙文池动员了100个强壮劳力，拆下户里的门板，组成50付担架随军前往，出发前村上特意宰了一头大黄牛慰劳指战员。
《国共双十停战协定》签字后，党内布置停战后要坚持原阵地，并积极备战，以防国民党撕毁协定。在此期间，本地区进行了国大代表的选举工作。根据县委的安排，于1946年3月10日至30日，在各村进行宣传，发选举证，各村选一名代表参加县代表大会。当时七区的代表有张裕普、范松云，村代表有青凝侯的马仁俊。八区的代表是佟泽民，村代表有大任庄的李长发、王村的杨万青等人。张镜以天津县县佐的身份负责这项工作。3月，在大芦北口召开县代表会议，选举吴砚农为国大代表，王政为县议会议长，李锡纯为副议长。
同年4月初，佟泽民等人在大芦北口召开有200多位群众参加的大会，斗争大芦北口压制群众、阻挠中共开辟工作的恶霸张忠普、韩茂仁等人。于老八的母亲等很多群众揭露控拆了他们当伪保长欺压百姓、贪污作恶、鱼肉乡民的罪行。并重新组织起农会，选出为人民办事的新政权。
4、津南县撤离至天津解放时期
境内七、八区干部及区小队撤离本地区后，小孙庄自卫团队长孙英华率队到青凝侯，将地下党员孙万诚和保长周国仁捕去，敌对孙毒打、压扛子，严刑审问共产党的情况，孙誓死不供。
1946年9月，原保长周国仁举家迁往天津。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先后推出两个人当保长，都干了一、两个月就不干了。最后推出贫农魏朝选出任。
同年12月，渤海军区一分区津沧中队二分队戴志远和冯瑞（化名，原名冯克江）与青凝侯村政权接上关系。冯瑞来到青凝侯，住在施凤章家。施经常接受他交给的侦察任务，后经一分区侦察科批准，发展施为侦察员，发证并十三联手枪一支。从此施就以“小保长”的身份出现，经常以干伪事为名出村作侦察工作。
1947年初，远在马厂减河南解放区的张裕普，通过施凤章捎信，让青凝侯村给解放区交部分公粮。村上考虑沿途敌人据点很多，用大车运粮危险，就筹措了一笔款子，派施凤章送到太平村，交给了张裕普。
1947年2月，津郊区、津沽区建立。这两个区是敌占区，也是共产党游击区，老百姓称之为“敌我拉据地区”。两区干部都是以武工队的形式开展工作。1947年2月，张裕普带领津郊武工队政治工作人员胡全、徐英、高奎华返回青凝侯，以青凝侯为基地，逐渐与大南河、小南河、程村、大倪庄、梨园头沿线一带村庄建立了联络，打开了工作局面。这一时期，青凝侯的地下党组织、村政权和群众紧密配合武工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在敌人据点林立、敌特如毛的形势下，掩护党的区村干部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起初将武工队员安排在赵凤亭家，赵家有个夹皮墙，而且有地道通到村外。平时有积极分子暗中察看敌情，通风报信。后来迁到施凤章家，施家也有个夹皮墙，敌人来了，施的老母亲领着孩子在外面应酬。魏朝选利用保长的头衔，与各式各样的敌人周旋，在掩护区村干部、为村民挡风遮事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7年至1948年间，敌人多少次变着法地来捉拿张裕普及武工队员，都被他及其他干部设法解救了。张裕普曾对群众讲：“没有老乡的保护，就是有十个张裕普也是不行的”。
1947年10月间，大泊乡自卫团头目张克佩，以“私通八路”的罪行将施凤章扣压起来，转交给驻大芦北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谍报组长朱景焕。朱对施采用各种重刑进行审问，施誓死不供一字。时张裕普、冯瑞正住施家，便派魏朝选等人前去保释。朱提出两个条件：一、青凝侯来了八路，必须马上到大芦北口报告给谍报组；二、如来不及报告，在村东点三堆火示警。魏朝选等人假装应承下来，施才得以释放。
1947年至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青凝侯根据张镜县长和张裕普的指示，由孙文池和刘金元联络人员，秘密为解放区购买和运送禁运物资。少量的身背肩担，成批的由津南支队派员护送。此组织逐渐扩大到外村，最多时达70多人。运往解放区的物资有盐箔、苦磺、钢锉、纸张、各种机器零件、轮胎、染色精、黄油、西药等数十种。施凤章从敌人手中买大枪1支，子弹5000发。并通过周同章（青凝侯人）在天津开办的风林银楼，为中共津南县委订《民国日报》1份，由施凤章每星期送1次，面交县委宣传部部长刘铭西。
施凤章在侦察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侦知的两个情报，使津南支队等武装力量分别在四党口和小王庄打了大胜仗，在四党口歼敌300多名，在小王庄歼敌100多名。天津解放前夕，施联络大南河郭宝旺、傅村的刘松年等人，经常到天津外围及杨柳青一带侦察国民党驻军的城防设施及火力配备情况，将调查资料及画出的简易图交渤海一分区侦察科二站站长冯瑞。
1948年10月，静海县政府向青凝侯征兵13名。青凝侯硬是抗着不给。县政府将施凤章扣押起来，剃光眼眉在静海县城游街示众。后由魏朝选邀出老君堂大乡长牛星甫将其保释出来。接着县政府又向该村征粮40万斤，只交一千多斤就应付过去了。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进驻天津外围，至12月已完成了对国民党驻平津守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时境内村村住满了人民解放军。12月9日，津南县委、县政府连夜在同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津南县改称天津县，并重新调整了区划，宣布在咸水沽建立支前指挥部，张镜任总指挥，县委书记李悦农任政委。
12月20日，中共天津县委、县政府进驻咸水沽，各区干部连夜到岗。各区建立了后勤指挥所，村级建立了战生委员会（或称支前委员会），下设勤生股、宣慰股和供应股。在支前工作中，县指挥部在境内王村西侧设立了支前物资供应站，占地300多亩，存放的物资有弹药、粮食、饲料、秫秸及其他军用物品。这些物资大部分从老解放区运来，然后再分送到前线。在大任庄、大寺还设立了伤病员临时救护转运站（也称战地医院）。时境内各村出粮草、车辆、担架、派人当向导，接待慰问驻村部队，协助看守物资等，处处忙个不停。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二、解放后政治运动
1、四十天运动
天津解放后，各村的民国残余政权尚未被彻底摧毁，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其他组织人员尚未全部登记，特务、土匪也未肃清，有的仍在活动。占总户数6.8％的地主、富农占有74.5％的土地，他们大量隐瞒黑地，仍用高租额、高利贷，雇佣长、短工等手段剥削压榨地无一垄的贫苦农民。况且是时生产季节已到，为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搞好解放后的第一次春耕春种，1949年3月15日，中共天津县委根据冀中八地委前委指示，发出《关于四十天农村工作的决定》，并派出工作组进驻境内各村，建立农会，发动和开展“四十天运动”。
“四十天运动”即粗分土地，废租、废债、废权运动，依靠农会清查地主、富农的黑地，予以没收，并追补负担；对地主、富农、恶霸霸占农民的土地，经县委批准后归还原主；对农民的高利贷债务予以废除。凡是从地主、富农手中查出来的土地，先废租，后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追补地主、富农负担的资财，分给贫雇农，投入到生产中去。
在运动中摧毁了国民党政权组织，建立了人民政权——村行政委员会。同时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慎重发展党员，在具备条件的村建立党支部，发展民兵组织。
境内大任庄村在“四十天运动”中斗地主2户，查出土地270余亩（其中稻田100亩），房屋23间，骡子5头，胶皮大车2辆，铁皮大车1辆，粮食6000余斤，农具10件，共分给60多户贫雇农。
2、抗灾自救运动
1949年至1951年，境内连年水灾。1953年也因雨水过大粮食歉收。
中共天津县委在历次灾害中多次组织干部深入到境内，发动、引导农民抗灾自救。境内农民靠卖鱼、纺羊毛、打草袋、纳鞋底、缝袜口；外出干土方活、瓦工活；搞运输等副业维持生计，度过难关。政府也多次拨粮、拨款予以救济。
3、土地改革
1951年11月27日，中共天津县五区委派第四土改工作组（东组）进驻境内大芦北口、李庄子等村，以大芦北口为重点村，李庄子为带动村，石庄子、王庄子、王村为土改结束村（即无土改内容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组建和依靠农民协会划分阶级成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第四工作组组长是中共天津县五区委书记阎瑞，副组长刘毅凯，历时20天结束。
1951年12月19日，阎瑞等9名干部进驻门道口等村，以门道口为重点村，张道口、倪黄庄、周庄子、大寺为土改带动村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于1952年1月5日结束。
1952年1月10日，中共天津县一区区委派土改工作组（由区委的1名干部带队，共10名干部）进驻贾庄子等村，以贾庄子为重点村，南里八口、北里八口、大任庄为带动村，开展土改工作。至2月23日结束。
1951年11月12日，由中共静海县二区委派出的土改工作组进驻青凝侯村，历时2个多月结束。
在土改工作中，境内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农民协会组织，广大农民在党组织和农会的领导下召开诉苦会、控诉会、揭发地主的罪行，评定阶级成份，在“四十天运动”的基础上又斗争了部分地主、富农。境内各村广大贫雇农又分得41866.92亩土地和房屋、牲畜及农具等。
4、抗美援朝
1950年6月，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境内各村在中共天津县五区委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形势和国内时事学习活动，动员群众以努力搞好生产自救和发展生产的实际行动投身到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去。1950年和1951年，境内各村父送子，妻送郎，共有34名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
1951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县委在灰堆召开普及、深入宣传抗美援朝与迎接“五·一”大示威扩大会议。4月25日至30日，境内各村在县、区委领导下连续集会，以声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罪行为中心内容，举行了由4万名群众参加的“五·一”示威游行。继而掀起捐献活动。是年6月14日，五区在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与四区合捐高射炮1门。
5、镇压反革命
解放初期，境内多数村庄属天津县五区，地域靠近城市，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一些反革命分子妄想国民党卷土重来，肆意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1950年10月28日，中共天津县委发布了《关于加强肃匪反特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境内各村在五区委、一区委（是时部分村庄属一区委）领导下，开始了镇反工作，并获得重大成果。
1951年2月21日，毛主席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命令，境内各级党组织组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广泛宣传《条例》，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检举会和控诉会，全面清查罪行严重的土匪、恶霸、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按照县委统一规定的时间，五区于1951年3月3日和4月20日的夜间进行了2次大抓捕。1951年6月初，境内各村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对被管制分子逐一进行审理和管制。
1951年11月23日，成立天津县治安保卫委员会，县委书记张镜任主任，公安局局长刘晋峰任副主任。并作出新的镇反工作计划，确定镇反工作与土地改革工作结合进行。随之，境内的镇反工作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至1952年底，境内的反革命分子分别在灰堆和大任庄被公审枪决4名。
6、土改镇反补课
1954年12月16日，中共津西郊区工委建立临时土改、镇反办公室，23日组织22个工作组分赴41个村。进驻境内的有大寺工作组、大芦北口工作组和大任庄工作组。领导群众对地主、富农分“漏划”、“不透”分别予以大会斗争和农代会说理斗争，而后作出对其土地、财产的处理决定。对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经过揭发、查证后，分别予以逮捕法办和管制，此项工作于1955年3月5日结束。
1955年1月21日，大芦北口乡召开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控诉大会。到会群众1300余人，登台控诉者23人（其中女5人），具体、系统地揭露了3名反革命分子罪恶事实。当把逃匿3年多的反革命杀人犯郑玉梓押到会场时，会场上群情激愤，高呼口号，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郑等跪倒在人民群众面前不敢抬头。
土改镇反补课进一步摧毁了境内的封建残余势力，广大农民在社会地位上占据了优势。在经济上满足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方面的要求。仅据对境内张道口、门道口、倪黄庄、大任庄、大芦北口、王庄子、石庄子、李庄子8个村的统计，农民共分得旱田2928.9亩，稻田223.61亩，园田113.57亩，草地1107.38亩，房屋159.5间，牲畜41头，化肥2906市斤，胶皮大车16辆，铁皮大车11辆，其他农具288件。
是年，政府给翻身农民颁发了土地证书。
7、农业合作化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天津县委指示各区、村学习境内李庄子在秋收种麦时建立“插伙组”的典型经验，引导农民迈向互助合作道路。
1951年，在生产自救运动中，境内大任庄建起鱼业互助组。土地改革后互助组逐渐增多。其中有长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
1954年初，境内各乡、村党组织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各村开始建立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时建立的合作社为初级社，土地入股,按劳七地三分成。牲畜农具折价入社，以后偿还。
为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1954年6月14日，中共津西郊区工委在全区建立了9个互助合作指导站。境内大任庄站，指导大任庄乡和张道口乡，站长空缺，包干干部郭植寻;大芦北口站，指导大芦北口乡和大寺乡，站长孙巨元，包干干部顾贵和；前三合站,指导北马集乡、三合乡和境内南里八口乡，站长杨万祥，包干干部侯庆生;青凝侯站,指导青凝侯乡，指导员赵玉书。
1955年10月，在区工委领导下,境内各乡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检查、批判了对待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1月，境内41个初级社合并为6个高级农业社，即大寺乡的新华社、大芦北口乡的日日升社、张道口乡的红星社，大任庄乡的联合社，南里八口乡的农家乐社（含一社、二社），青凝侯乡的青凝侯社。至此，基本完成对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确立了按劳分配和统一经营的原则，广大农民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级。
8、肃清反革命（简称“肃反”）
1955年8月9日，中共津西郊区工委建立了肃反组织机构，开始了肃反运动。境内学校教职工于暑期集合于区机关所在地李七庄，参加第一批肃反运动，历经2个月零20天的小组斗争，1个月零20天的专案小组斗争及接下来的甄别定案工作，境内大芦北口联校、大寺联校、大任庄联校、前三合联校、（辖境内南、北里八口小学），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10名，坏分子1名，其中逮捕2人，劳教5人，开除1人，退职1人，自杀1人，免于处分的1人。
9、退社风潮和大鸣大放大辩论
建立高级农业社后，土地入股分红一项被取消，牲畜、大车及其他农具折价3年还清一项,境内各社基本上都未兑现。一些富裕中农从自身利益出发，便以“入社自愿，出社自由”的国家政策为依据，刮起一场强行拉走牲畜、大车，闹退社的风潮。如大寺乡有9户富裕中农（大寺村2户、王村2户、贾庄子5户）在王村秘密集会，研究去中央告状，并将他们已经折价入社的牲畜、大车拉走。青凝侯村的富裕中农串联起来，号称“三十六友”到北京上访，一时间拉出大车9辆，牲畜40多头。大芦北口乡有170名群众闹事，骂干部，骂党员，违犯劳动纪律。
又因少数坏人趁机捣乱，是时在境内又刮起一场烧香求药的迷信风潮。从1956年8月开始,在将近1年的时间内，周围市、郊区到峰山药王庙遗址烧香求药者，高峰期每日达万人，高级社的干部、群众，很多人都去干有偿服务和做小买卖，农业社里无人干活，使当时的整党整社工作陷入困境。
对此，中共西郊区委从各部门抽出干部，由区委宣传部的干部带队，深入到境内各乡及境外有关各乡开展破除迷信的宣传工作。区电影队先后在现场放映了8场《神鬼不灵》、《鬼话》等科教片子，使90000多名群众受到教育。区文化馆还展出两套以破除迷信为内容的漫画。
1957年8月，境内党组织在区委统一领导下，对地、富、反、坏分子及其他有问题的人发起进攻。至9月底，境内大芦北口乡、大寺乡、南里八口乡共批斗、接受教训人员29人。
是年10月，境内各乡开展了大鸣大放运动。大芦北口乡从11月4日开始鸣放。全乡11个生产队，参加鸣放的580人，发言的410人。鸣放出来的意见共1067件，其中合理化建议33件，关于统购统销方面的意见106件；城乡关系方面的48件；法制方面的5件；党的领导方面的611件；其他方面的264件。
接着组织开展了“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大辩论。在大辩论中，有的村出现了“要风要雨”（唾）、“要榔头”（用拳打）等武斗现象。在开展大辩论的前前后后，对闹退社的农民还采取了法律和党纪处分等手段，从此，境内绝大多数农民认定合作化的道路，两个风潮被平息下来，使高级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10、整风反右
1957年5月28日，中共西郊区委部署和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主要宗旨是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1957年7月，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组织、发动全区中、小学教职工开展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进行整风。
1958年1月2日，境内学校教职工会同全区教职工共428人，被集中到区委所在地。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转入反右派分子的斗争阶段。由于“左”的影响，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境内学校（含三合联校）共有24名教职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年初，区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在全区发动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年8月，西郊区全境改变了高级农业社的组织形式，全区建起“东风”、“红旗”两个人民公社。境内津淄公路东14村，分别隶属东风人民公社第一、二、三联村生产大队（后改为管理区）。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共产风、瞎指挥风和浮夸风严重泛滥起来。大搞食堂化，人人吃饭不花钱。以土法上马，境内建各式炼钢炉19座，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在工农业生产中“一天赛过二十年”之类的豪言壮语及高指标、高定额大量涌现。一些干部在瞎指挥风和高指标的压力下，形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坏风气。很多单位在生产中搞大哄大嗡，在产量上虚报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虽然广大群众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干在洼、住在洼，只剩锁头来看家”，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和“丰产”不丰收的奇特现象。再加上3年自然灾害，以致人民生活降为“低指标、瓜菜代”的境地。
12、国民经济调整
1961年3月，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委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将人民公社划小，境内在卫南人民公社党委指示下，各联村生产大队相继解体，各村成立了独立的生产大队。
同年5月4日，中共和平区委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讨论社队所有制、四固定、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公共食堂等问题。是年11月，境内停止供给制，解散了食堂，实行按劳日和工分分配的方法。重新划分自留地，允许社员开垦一定数量的闲散地，允许经营家庭副业，开放农贸市场。
1962年2月，中共西郊区委传达了市农委《关于生产队规模的意见》，指出：凡50户以上的生产队要划小，但不少于25户。境内各大队陆续调整了生产队规模。
1963年1月，中共西郊区委进一步将人民公社划小，并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通过国民经济调整，境内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
1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3月，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派四清工作分团进驻境内，在各大队开展粗线条四清（清财产、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运动分4个步骤：（1）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宣讲四清文件。（2）公社领导干部“洗手洗澡”。（3）大队、生产队干部在支委会、管委会上“洗手洗澡”，然后召开社员大会，检查自己的工作，改选党支部。（4）落实《六十条》规定的政策，发动群众制定或修改生产计划。
1964年10月，梨园头分团和公社党委在境内北部门道口等5个大队开始了细线条四清。1966年10月，大寺公社细线条四清开始，是年12月，因“文化大革命”四清工作分团撤离。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解决了一些干部作风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新的建树，但存在打击面过宽、处理过重等问题。
14、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造反运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同全国各地一样，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文章对境内产生了影响。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境内红卫兵组织兴起。各大队的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口号下，游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殴打认为有严重问题的人，砸抄很多家庭的古物、衣物、家具，更改村名、社名甚至人名。境内学校的教职工分别集中到天津市黄河道二中和杨柳青六小参加运动。一些知识分子和学校领导干部被当做“牛鬼蛇神”而受到批斗。
1966年底至1967年初，红卫兵组织相继解散，代之以各类造反派组织。时，境内各生产大队建立起来的造反组织共27个，参加者1000余人。很多造反组织以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名义轮番揪斗区、社主要领导干部，搞夺权斗争，致使境内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直到1968年2月成立了大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这种混乱局面才趋于好转。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8月，青凝侯进驻了西郊区革命委员会派出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展清理阶队伍（简称“清队”）和“一批三查”工作。
1969年1月11日，大任庄进驻了大寺人民公社派出的贫下中农宣传队，开展“清队”和“一批三查”工作。2月3日，大寺人民公社召开清队工作誓师大会，使清队工作向纵深发展。至3月份已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143期，有4457人参加。
是年2月22日，区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通知》。青凝侯在清队工作中，由于受“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斗争的干扰，关押了许多党员和群众，大搞逼供信，人为制造出108名国民党特务的冤假错案。
1968年8月，境内学校教职工集中搞“一批三查”，触及19人。
1968年底，区宣传队撤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六军的一个炮兵连进驻青凝侯，将被关押的群众全部释放。
1969年至1979年，区曾3次派联合工作组进驻青凝侯，解决清队造成的问题，逐渐将问题核实清楚。
斗批改和整建党 1969年8月16日，大寺人民公社领导小组召开整建党动员会，以新党章和毛主席提出的50字建党纲领为准则，按照天津市委提出的60条标准，对各大队分3批在党员中开展斗私批修活动。活动中邀请群众参加评议、边批、边斗、边改、边恢复党的组织生活。80％的党员恢复生活后建党支部，而后搞“吐故纳新”。在“吐故纳新”过程中有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的“双突”问题。此项工作于1970年4月基本结束，5月开始筹建公社革委会。
在斗批改和整建党的同时，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现刑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1974年6月5日，大寺公社革委按照市、区委统一部署，召开批林（林彪）批孔（孔丘）动员大会。会后此项运动在境内开展起来。特别是在中、小学校中，学生给校长、教师贴大字报、小字报、大反师道尊严。不愿学外语的黄帅和交白卷的张铁生，在报纸上广为宣传，使境内学校的教学秩序及教学质量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1976年3月26日，大寺公社革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最近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讲话，开展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同时提出开展“揭、批、查”活动，立即掀起揭露、打击一小撮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的高潮；掀起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高潮。要求全体党员学理论，查敌情、忆案件、提线索，揭开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此后，上述运动在全境展开。
1976年5月6日，中共天津市委印发《关于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紧急通知》，时大寺中学发生一起追查所谓“周恩来总理10条遗言”的案件。由中央派人会同天津市公安局，亲临西郊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区教育局局长带领工作干部到大寺中学进行追查动员，对全校所有教职工逐一盘问。后将数学教师李怀湘（女，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共产党员）调到杨柳青镇隔离审查一段时间，没有结果，此案不了了之。
农业学大寨运动1967年8月，西郊区委组织全区社队干部分期分批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境内有100余人参加。
1973年2月14日，大寺人民公社召开了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传达区四级干部会议精神，提出粮食亩产当年跨“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2年过“黄河”，3年过“长江”的战斗口号。是年4月26日，大寺人民公社在青凝侯召开了改土治碱现场会，要求各生产大队、生产队全面规划，迅速掀起改土治碱新高潮。
1975年10月，由市、区委抽调干部组成的学大寨工作组进驻境内各村，工作历时8个月。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区、社革委以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为指针，努力将政治运动导向到农业生产上来，掀起以改土治碱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区、社在境内兴建大、中型扬水站10座，各大队分别建小型扬水站和排灌点几十处。广大农民鼓足干劲，依靠铁铣和抬筐大搞土地方田化，河渠井网化、耕播机械化和渠路林带化。加快了水浇田、稳产田和高产田的建设速度。
1972年1月7日，《天津日报》以“反骄破满学大寨赶昔阳”为题，报道了青凝侯的工作经验，6月2日，《天津日报》又以“认真办好生产队”为题，发表工农兵评论，赞扬了大任庄加强生产队建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做法。1973年12月3日，大寺人民公社表扬和奖励了粮食亩产过黄河，人均贡献千斤粮的青凝侯、李庄子、周庄子、大芦北口、王村、南里八口大队及有关单位和个人。1976年，大寺公社被评为西郊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清算“四人帮”和“一批两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大寺人民公社和各大队、校均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群众失声痛哭，人民群众缅怀领袖的情怀前所未有。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倒台。境内机关、学校和各生产大队纷纷召开庆祝会，用游行、办大字报和漫画、专栏等形式表示庆贺。至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1978年3月17日，大寺公社革委召开“一批两打”动员大会。一批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肃清其思想流毒，两打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会后，境内各单位建立了领导小组，掀起大批判、大清查、大斗争的高潮。时全社有53人被记入“一批两打”运动案情登记表。
15、落实政策
1978年3月1日，大寺公社革委召开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传达区委落实政策会议精神。3月3日，落实政策专案小组分别到各大队摸底调查，确定复查对象。全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人共826名（包括非正常死亡13名）。历次运动被整已提出申诉的82人。公社党委对以上人员逐一落实。
1979年1月至11月，为公社机关干部和学校教职工共13人落实了政策，其中撤销原结论的3人，销毁“文化大革命”中一切有关材料的4人，重新结论的1人，维持原结论的2人，改变个人成份的2人，安置工作的1人。3月17日，大寺公社革委发布《关于四类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改变成份有关问题的通知》，经各大队评审，公安派出所审查，公社革委批复，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最后张榜公布，全社共有114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改变了家庭出身或个人成份。
是年，在境内工作和曾在境内工作过的24名右派分子，通过各有关单位，一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对在“文化大革命”中13名非正常死亡者，均予以复查，恢复其名誉，并做好有关善后工作。
1980年，以现金形式，清退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物资。对无故关押、游斗的群众补发了误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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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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