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论语》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圣人眼中，智者就像水一样，能够洞察先机而又随机应变。从杨柳青的祖先们落脚在这一水之畔起，子孙后代们就延续着独有的气质。借助大运河之便，明清两代此地成为了上通京师，下连吴越的漕运重镇。清代康乾盛世，这里曾水面往来帆影、川流不息，两岸青砖瓦房鳞次栉比，街巷旗幡招展商贾云集。民国军阀混战，这里也曾市井萧条、百业凋敝。不管昌盛还是落败，人们都能心如止水地泰然处之。
  说到杨柳青，就不能不提年画。自古以来，挥毫泼墨都是上流文人的专利，农民作画实属罕见。“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盛景，更称得上是华夏一绝。其以“勾、刻、印、绘、裱”五大工艺，将木版套印与手工彩绘完美结合。木版套印解决了批量生产的问题，可是容易产生千人一面的弊病。手工彩绘则彰显了画师的工艺水平，形成了风格相似而又个性突出的特点。半印半绘的制作方法不仅保持了木版刻印的版味，还突出了手工彩绘细腻的风格。
  杨柳青木版年画并不拘泥于农耕文化与世俗生活之中。由于当地曾有技艺精湛的画师进宫当差，供奉如意馆为皇家作画。所以这些人将宫廷绘画富丽典雅的风格融入到年画的创作中。另外，为增强竞争力，画店还不惜重金聘请名家为其绘制画稿，清晚期海派画界的代表人物钱慧安等人受邀北上。他们绘制的许多画稿时至今日仍然被翻刻印制并畅销不衰。这就使原本世俗的风格，通过高质量的艺术描绘被文雅化。同时，宫廷艺术又被画师带入民间，使充满市井气息的内容在档次上有了大幅提升，从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效果。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年5月到杨柳青进行实地考察，在他撰写的《1907中国纪行》中，对年画雅俗共赏的特点有过细致入微的描写。他这样写道：“民间艺术发展到其最高形态便同高雅艺术发生联系。高雅艺术的实用形态（比方瓷器）就是普通百姓创造的。民间艺术的低级形态经常可以达到完善的地步，年画就是一个例证。年画的形态、清晰明快的画面、三千年传统的延续、绚丽的色彩及其奇妙的构思让我惊讶不已。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绝对不可能理解画面的内容。事实上，中国年画将一个多姿多彩、活生生的中国展示在世人面前，把中国精神文化、历史、文学、传说所孕育出来的一切精华用大众都能理解的形态表现出来，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将其平日清苦寒微的日子同几千年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新的印刷技术从海外传入，石印年画因其低廉的价格、精美的画面和方便快捷的生产流程而广受青睐。传统木版年画也由此日趋衰落。到解放初期，镇上掌握年画制作技法的已不足百人。《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化进程实录》一书中援引1956年12月5日的档案记载：“刻年画版的现在只有王文华一人，已六十多岁，目前靠刻图章维持生活，每月仅能收入二十多元。”每每看到这里，我心中都是感到一丝酸楚。之后，虽然经历了五、六十年代新年画运动的繁荣期，但在十年浩劫中却遭受重创。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新世纪的到来，杨柳青木版年画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重视和保护。古镇上也再次出现了画店随处可见的景象。在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许多现代工艺被运用到年画制作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问自己，今后年画的发展，是应该保持木版手绘，还是引入更多的新工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冯骥才先生的一段文字似乎让我找到了答案。冯先生在《以画过年天津年画史图录》的序言中写道：“天津人在用木版印制年画之前，就用笔墨丹青手工来绘制年画；在木版印刷渐渐退出生活舞台之后，天津人又改用石印、铜印、胶印的年画过年。在百年漫长的岁月中，此地人非但没有放弃和丢掉这个美好的文化传统，反倒不断以新的面目、方式、题材与形象，使自己的年文化一直光彩四溢，同时保持了年画的长盛不衰。”
  是呀，只要我们心中固守着对那美好文化传统的眷恋，运用何种表现形式都不是问题。“反正，活着的历史一定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