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前言
  当城砦有史记载为北宋时期，《当城砦考》不单只是考古北宋时期的当城，也必然要涉及在这之前和之后，但不敢称当城史考，因为本书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事情，应该说只是一些资料性的东西。如有遗漏和考古失误之处，还需对此有兴趣者填补并改正（留宽大书眉为此方便）。为撰这本《当城砦考》，我翻阅了许多有关史书，虽大海，也捞到了「针」；还查阅了清、民国时期的《静海县志》、《宁河县志》，为此，专门去天津师大图书馆（包括师大地理系资料室），还真获之所得；认真研究了《高氏族谱》；为考证真实，也借鉴了有关史学家、法学家们的有关著作，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沈起炜编著，一九八三年版）、北京大学法学院蒲坚教授专著的《中国古代行政立法》、华东师范大学袁义达、张诚著《中国姓氏》等十余部书。还有小时候听吴维章老人、潘老太太等的详谈村史，对小时候的村庄地貌之记忆。拟定内容力求真实，不准确的不写，有些则只提出问题，而不做结论。对故乡的历史，愈是年青人，愈是知之甚少，特别是以后，有些事情是否能得以传下去呢？现在回味，越来越感到有此必要写这本书，让后人知道，我们的家乡历史中还有这么多的事情，对有此家乡，怎能不叫人兴奋，怎能不叫人慨然！
  先辈乡亲代代垦荒，在这大片土地之上，将荒废之地，垦成万亩良田并传承至今，代代列宗乡亲以勤劳、正直、诚实、忠厚为主流。虽有极少不善之人，但也是众矢之的。当城人有祖辈传承的四个字，这就是「光前」，「裕后」，老人们都知道，而且知其所在之出处。做「光前」事，以「裕后」人，代代承传，建设美好的新当城。书中引用古籍古志之文时，仍引用原断句方式不变。今以大字印刷，为方便我村老人阅正。
  高若敏
  2006年6月30日
  卷一 古地史
  （一）古当城地貌及自然
  天津市西青区上辛口乡当城村，位于津西子牙河畔，距津四十华里，西邻霸县界八华里，东距静海县界六华里。子牙河为滹沱河下游。春秋战国之前，该河上游称白水，下游没有名称，故称白水下游，包括当城一段（当城人称西河，或因当城位于河东岸，然而清末大臣曾国藩也称西河，或因该河位于津之西边）。北宋时期，称北河，宋庆历八年，即公元1048年，黄河决商胡（今河南濮阳东北），泛滥于大名、恩（今河北清河）、冀（今冀县）等地，其后分为两支，北流于次年形成，合于永济渠，至乾宁军（今河北清河）、冀（今河北冀县）在天津以南入海；东流形成于嘉佑五年，即公元1060年。北流进御河、北运河进海河入海，马厂、独流减河也曾是自然洼地，并连接海边，也是黄河泛洪水的泄洪通道。洪水一是黄泛，二是山西、河北界之太行山洪水，两处洪期常引起涝灾。平时，黄河北流改道经独流二河归一，过当城西河为主河道。黄河改道北流，位北边之一段，宋时称北河。当城附近之西河，为黄河夺河西，并入海河。北河大方向虽然向北，但进入西河段之前，有约几华里是向着正北方向流，然后转向东进入海河。
  关于当城古地史年代，河西为几万亩野芦苇，这些野芦苇年复一年，生生息息，沉积地下，形成了六十厘米至一米厚的草炭，草炭是一种因草泥而形成煤的前身。地表是一层含有腐殖质的可垦荒地。（当城今已有其中的一万多亩已垦为耕地。）因位于白洋淀的东边，故而当城河西称东淀。古时候，河东是长满野莲花的湖淀，后称莲花淀（当城今已占有其中的六千余亩土地）。在东淀、莲花淀中，百虫、草、鱼、鸟、兽生息于期间，成天然生物链。春季几十万只大雁落东淀歇脚觅食。西汉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关东十六郡、国大水，渤海水大溢，饥荒，有的地方人相食。」——《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渤海水溢，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六州大水，渤海海溢」——《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再溢，古当城于泽国之中，历有几百年。后黄河洪泛和太行山洪泛之淡水（主要是后者作用时间长）推海水后退，将几百年海水之盐积冲刷，才形成后来的可垦荒地，又恢复了渤海水溢前的地貌，古当城重新又有了生机。地势较高的古当城及周边地区，较早于天津中、东部地区露出了水面。在唐朝时期，当城已经是唐朝重要的产粮区，为最北部边沿之内。此时，当城西河河水并不深，两岸河堤也不高，这是因为，洪水来时（年年有洪水），漫地平涌入海，因之，既冲刷了盐碱地，又减少了对河床冲刷的力度，河水不可能很深。直至唐朝末年，据《静海县志》记载，子牙河底还高于右岸约二至三尺，易患决口。因为为保护耕地，后来才筑堤建坝，但此时河堤仍不高。据老人们讲，民国时期，河堤也只有五尺高。《静海县志》记载：“西河两岸厥田。唯中上。其色白。其味淡。其质壤植之间。宜蔬菜及麦”。
  当城人在此块土地上生活了二千七百余年，第一期，为春秋战国和两汉的红土岗时期；第二期，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古当城遗址时期；第三期，北宋当城砦老村基时期。五代之前可称古当城，北宋时期可称当城砦，元朝以后可称当城村，民国时期，曾称过当城镇。「砦」即是寨，当城砦为北宋时期的抗辽军事城寨。
  （二）古当城历史上的隶属
  作为一个村庄的隶属，只能是随着当时所属县、州、府、军，而隶属何朝何代或诸侯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当城就已经有了人家居住，如红土岗时期，并从事着农耕，这时期，古当城隶属燕地。据《录旧燕世家》载：「齐桓公伐山戎还。燕君送出境，桓公割燕君所至地。予以燕。括地至云燕故城在沧州长芦县北。长芦古之静海也。据此则在春秋时为燕地」（出自《静海县志》）。这就是说：燕君有感于齐桓公助燕伐山戎（山戎地辖今山海关一带，齐桓公伐山戎路经长芦县），燕君非常感谢，事成后，燕君为齐桓公送行，送到什么地方，齐桓公就将什么地方以北，送给了燕君，即：齐桓公将长芦县及其以北的地方，送给了燕君，长芦就是现在的静海，古当城当时隶属长芦县，当城自然随之归燕地。《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齐桓公二十三年，攻山戎以救燕」。此记载证实，长芦县存在（当城地属之），是公元前663年。此时的古当城遗址，是现在当城河西老城西南附近处的红土岗遗址，红土岗遗址距今已有近两千七百年了。据公元1956年《考古》第二期载，古当城红土岗遗址的文化层有半米至一米厚，这应是两千多年洪水冲刷后所剩，面积还只有约1200平米。红土岗上曾出土了大量古砖块、红陶瓦片、红陶生活用品等物。红土岗及其这些文物，证明了古当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村庄及村民居住了。
  古当城在汉朝时期，归东平舒县管辖。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定名为东平舒县。古当城红土岗地时，隶属东平舒县，红土岗是今人所起名称，当时叫什么名称尚且不知。据《中国历史大事表》记载：「公元前四十八年，汉元帝初元元年，渤海水大溢，饥荒，有的地方人相食」。汉永康元年（又隔119年后），渤海又一次大溢。韩嘉谷先生著文称：「从西汉晚期，天津平原遭受海水侵袭，到东汉时，有的县裁撤」。其中就包括东平舒县，县城由西钓台迁到大城。（大城当时叫平舒县，因西钓台位于平舒县的东边。因此，汉高祖五年置西钓台为「东」平舒县，西钓台在今静海县南二十八里处）。因为「东」平舒县被海水侵袭，裁撤后并入平舒县。古《静海县志》也记载：「衣食之源在大地。富贵不忘着故乡。静邑当宋元以前。不过渤海东隅一泽国耳。自海水东渐。沧海变为桑田。先民筚毕路蓝褛。画土分疆。惨淡经营，历有年。所今则田禾遍野。鸡犬相闻。人事天时利害与共」。古当城亦在此沧海桑田巨变之中，海水所淹没之古当城，为今之红土岗遗址。当城人传说：当城村为退海之地，然于此时。汉元帝初元元年之后，经三国（古当城属魏）、晋、南北朝（古当城属北魏、北齐），历经600年在海水之中。对天津平原（古静海地、当城及周边地区均在海水之中），查《汉书》唐颜师古注：「弓高系滹沱河之别河。首受滹沱河。东至平舒入海」，此处言及滹沱河（当城今西河之上游）流至平舒县（今之大城县）就入海了，说明东平舒县（古之静海地），在此时期仍在海水之中，海水尚未东渐。何以说静邑（包括当城）为海水淹没近六百年，至静邑辖地不整而归它属，有实「地」为证。在公元1961年前，地表尚存一层灰白色盐碱，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当时渤海水大溢之势，将这处高地都淹没了；二是如此厚厚的盐碱，历经两千多年，沥雨冲刷还存有白花花的一层盐碱，没有相当长海水的沉积，是形不成如此程度之盐碱的：三是，海水对这片高地淹没甚深，而后来洪水（淡水）从没有淹没过此处高地，致使此处盐碱一直保留至近代。此足以说明海水淹没期为几百年，甚是。至于此处高地，在海水淹没前为何用，尚且不知。据说此处高地增挖出银镯，后来成为高家老坟。
  古当城在隋、唐、五代时期。此时天津西部已经脱离开海水，成为陆地，其中，包括了当城及周边地区，而今杨柳青以东至东丽区的天津中部地域，尚为沽水与地面相间，沽水面大于陆地面，今天津的东丽区以东沿海陆地尚在海水之中。古当城隶属的东平舒县，历史上，虽曾单独置县，但历史上曾因海水大溢尚未东渐，致使地域不整，在以后，仍隶属或平舒（今大城）、或章武（今青县）、或永安、乾符、鲁城等（均今青县地）。民国二十三年《静海县志》记载：「宋以前。或为国。或为郡。或为州。或为军。与青县一而二。二而一。不能定其主名」。这一段记载说明了，在宋以前，春秋战国、秦、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今静海这片地方，除汉朝时期曾置东平舒县外，长期不能独立置县定名，均是隶属他县、州、府、军、郡、诸侯国（「军」的行政区划，始于宋以前的后唐时期，后晋、后汉、后周随之。当城曾在五代时期，隶属乾宁军，为今河北青县地，辖区比今青县大，曾辖至今天津宁河县）。
  当城在宋朝时期。《宋史》记载：「清州。乾宁军。芦台地置永安县。属沧州管辖。乾宁县。砦六。钓台。独流北。独流东。当城。沙沃。百万」。白话《二十四史》中的《宋史》记载：「清州，本乾宁军。幽州芦台军之地，晋陷契丹。周平三关置永安县，属沧州。太平兴国七年置军，改县曰乾宁隶焉。大观二年升为州。政和三年赐名目乾宁。崇宁户六千六百二十九，口一万二千七十八，贡绢，县一：乾宁。砦六（钓台、独流北、独流东、当城、沙沃、百万」，「晋陷契丹」是指后晋「皇帝」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地，包括了清州（今青县）地。「周平三关置永安县，属沧州」，是指后周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四月，周世宗领军从沧州出发，收复了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莫州（今河北任丘）三地后，在今青县地置永安县，永安县隶属沧州。「太平兴国七年置军，改县曰乾宁隶焉」，是指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在今青县地置乾宁军，并将永安县改为乾宁县（今青县），隶属乾宁军管辖（乾宁军地域大于乾宁县）。此时，清州尚未设置，而是在北宋太平兴国七年以后的「大观二年升为州」的，即公元一一0七年。因而，当城在北宋太平兴国七年时，属乾宁县，乾宁县隶属乾宁军（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不久当城就建砦了）。此时，乾宁军与沧州在行政上是平级，同属河北东路，还同直属北宋中央管辖，这说明了北宋太平兴国七年之前，北宋仍继续了后周所置永安县，隶属沧州的行政设置。北宋建立的二十二年后，才改置乾宁军、乾宁县。
  前边所述，当城隶属乾宁县，乾宁县隶属乾宁军。那么，又与河间府是什么关系呢？《宋史》载：「河间府。上。河间郡。瀛州军节度。至道三年（公元九九七年）。以高阳隶顺安军。旧名南关。以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改名高阳关。庆历八年（公元一四八年）。始置高阳关路安抚使。统瀛（指河间府）。莫。雄。贝。冀。沧。永。静。保定。乾宁（指乾宁军）。信安一十州军」。上述记载中，河间府与乾宁军也是行政同一级别，北宋为府、县两级管理，为加强中央统治，府上设路为路、州（府、军、监）、县三级行政建制，州、府、军、监为同一行政级别，但乾宁军与河间府在军事战略上，属同一个战区（即以高阳关为中心的河北东路战区）。河间本叫「关南」，即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地）的南边，「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改名高阳关」，就是说，这一年废原来之高阳关，将河间「改名高阳关了」。或者说是将原来北边之高阳关南撤至河间，以河间为高阳关了。这是因为原高阳关西北和东北地区，宋军战争失利，作为重要关隘的高阳关不得不南撤。当城砦地属高阳关东北地区。
  当城在金元时期。北方辽（契丹）始终没有以战争占领过当城砦。然而，金灭辽以后，金则占领了黄河以北大片土地，包括黄河河套地区，并通过战争与谈判争要高阳关（河间）。后来，河间失守，当城不战自然成了金的后方。在金占领时，置靖海县（即今之静海县，从此与青县分置）。当城开始隶属靖海县。古《静海县志》载：「金史地理志。清州条下。靖海注。明昌四年（公元一一九三年）。以清州窝子口置。按此为青州所统三县之一」。据此，现在的静海县城之地，在金时期（或之前）曾叫窝子口，金将窝子口置为靖海县。当城隶属之。
  元朝之前，认可续置靖海县。上述置靖海县，在《金史》、《元史》中均有记载。元朝时，当城仍隶属靖海县。
  当城在明之后的隶属情况。据《明史》记载，洪武初，更「靖海」为「静海」。此为明太祖朱元璋之意，因在明朝都城南京附近，已经有个靖海县，为避免重名，才将北方靖海改为静海。从此，当城有相当长历史中，隶属静海管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元1960年，才又脱离开静海县首归南开区，后归西郊区（今西青区）。
  综述本卷，当城在历史上的行政隶属，说明了当城有三期古遗址，第一期为红土岗，是从春秋战国至东汉之前，至今已有两千七百年的历史；第二期为河西古老当城遗址（称老城），或者包括现在在当城老址下还覆盖着一个古老当城遗址，是从海水退去后，隋唐时期至五代时期。至今也应有1200年至1400年的历史了；第三期为现在河东的当城老址，为北宋时期形成，至今已有1109年的历史。而第三期遗址地下是否还有北宋之前的古老遗址文化层，也就是北宋时期，是否在当城砦之下还有个老城遗址，建当城砦，这很有可能。如果是，那么第三期下还压着第二期，当城这个名称还有可能向前提，也就是当城这个名称在北宋之前，就早已有之。在五代时期（后唐），乾宁军辖地界从今河北青县至宁河芦台，五代（后唐）和北宋均置有乾宁军，辖区域相同。乾宁军的军队是正规军，一有军情，这支军队就要到辖区的各个地方参战或弹压兵变。而当城正是居于青县和芦台的正当中，军队居当中，随时可以向南或向北，以解军情。此时的驻军虽然不是乾宁军的全部，也应有乾宁军的一部分军队驻扎，驻扎就应有驻地，此驻地亦可称为当中的城，因此，叫当城，当中的城是连接辖区的要地，所以，现当城老址地下还有一个比北宋更早的城址是很可能的，这个老址与河西老城为同一时期。因此，当城就是青县与芦台之间当中的城，叫当城。说明在北宋建当城砦时，原巳有当城的名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与齐国的边界，也是在这一地带驻防军队，齐桓公助燕伐山戎，后来燕攻齐的战争，都是通过这一地区。所以，北宋时期的当城砦，是指在当城建砦，而不是建砦后新起个名称。北宋时期所谓「挡风城」，是指河西的九华里的土长城，守城官兵可在城东侧避西北风，也意为挡辽骑兵南侵之「风」。当城老址第三期下还有第二期，则需要实地考证，如采取「洛阳铲」的考古方法。考证若如此，而史实亦应如上述所说。
  卷二 古代军事要地
  九州天下合者时，当城本属内地，分时，也多属某诸侯国或分裂国的内地。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当城为燕防齐之军事驻地是有可能的。五代和北宋时期，当城明显成了战争的边境。五代时期，一方为梁、唐、晋、汉、周，居南部（因为此前历史中曾有过梁朝、唐朝、晋朝、汉朝、周朝。所以，后来的五代时期这五国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另一方为辽（契丹）夏金元，居北部。北宋时期，一方为宋朝（史学家称北宋），居南部；另一方先是辽夏，后是金元，居北部。其战争边境均有当城这一段，当城为南部北宋一方所辖。
  （一）五代时期
  公元九0六年，唐朝亡，九州大地分裂。从西部、西南部、南部顺序说起，在中国的大地上，分别建立了许多的割据小国，有党项、前蜀、后蜀、昆明、牂柯、南平、楚、吴、吴越、南唐、殷、闽等。中原先后建有梁、唐、晋、汉、周。五代西北部还有定难、北汉两小国。北边则是辽（契丹），占领北部大片领地。辽东都是女真（即后来的金）。这时期，对抗较强的历史舞台主角，主要是梁、唐、晋、汉、周（梁亡，唐立，唐亡，晋立，晋亡，汉立，汉亡，周立。）分别与辽（契丹）国之间的战争。当城则是双方战争五代一方的最前线。战场是从黄河河套大弯段的东角起，至东部的当城，并延伸至芦台，其中包括史称幽云（或称燕云）十六州的地区。需说明一点，此时的当城，不是现在的当城旧址，而是「第二期古当城遗址」之处（见北宋当城砦示意图），或者包括现在当城旧址下，还有更早的古老当城原址（以后称古老当城均包括上述两处）。
  后梁时期
  唐（前唐）天佑四年，即公元九0七年，朱温即帝位，国号梁。废唐昭帝，次年杀之。公元九0九年，梁与辽交战。后辽攻取营州（今昌黎），又陷平州（河北卢龙），梁帝朱温攻辽至枣强（今河北枣强县），又攻蓨县（今河北景县）。此时，汉人在河北轮番割据的地方残酷欺压百姓，致使百姓纷纷逃往契丹（辽）统治的境内。公元九二三年后，辽多次攻幽州地区，战争已在当城附近发生。此时期古当城属梁辖之地。
  后唐时期
  公元九二三年，唐（后唐）立，李存勗称帝，为后唐庄宗，年号同光。庄宗昏庸，择民女三千人入后宫，兵民均存异心。公元九二七年，唐遣军三千五百人带家属戍芦台（今天津宁河芦台），以防辽，所遣兵乱，被后唐所派乾宁军镇压，杀三千五百官兵及家属，共达万余人。此时，河间通芦台之间，亦在古当城老城驻兵。公元九三二年，唐筑良乡、潞县（今北京通县）、三女（今河北三河东）三城，以保通蓟州之路，筑三城为保蓟州，以阻击辽骑兵的攻扰。筑当城（虽然城很简单只为驻军）为河间与芦台的连接点。此时期，唐与辽之间的前线，还在古当城的北部附近。
  后晋时期
  公元九三六年，唐天平节度使石敬瑭反后唐，建立晋，辽主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戏称儿皇帝。因此，石敬瑭割幽（今北京）、蓟（今蓟县）、瀛（今河间）、莫（今任丘）、涿（今涿州）、檀（今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涿鹿）、妫（今怀来），寰（今朔县东部）、蔚（今蔚县）、儒（今延庆）、武（今宣化）、云（今大同）、应（今应县）、朔（今朔县）十六州。史称幽云十六州，或燕云十六州。当时，当城属河间，亦属被割让之地。割地后，辽主顺利抵达云州，实为晋引辽南进。此期间，辽从汉仪，允与汉人通婚。公元九四四年，辽军进至邢（今邢台）、沧（今沧州）等地，次年又至邯郸、祁州（今无极县），又进阳城（今保定西南）。公元九四七年，达卞城（今开封），因辽太宗认为中原人难制，离卞北归。路经相州，屠城杀男子，驱妇女北去，城中仅剩民七百余人。当城南之沧、祁等地已有战争。公元九四二年，石敬瑭（晋帝）死，齐王石重贵继位。二年。晋辽交战，辽陷贝州（令河北省清河西），又进至黎阳、恒、邢、沧等地，直达河南。此时当城仍为被割让之地属辽。
  后汉时期
  公元九四七年，晋将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汉与辽交战。公元九五〇年，辽攻北汉，并陷内丘、饶阳。之后，汉将军郭威攻檀州时，发动军变，黄袍加身，建立后周。后汉只存三年。此时，当城仍被辽占领。
  后周时期
  周为固边，加强村制，百户为团，置耆长三人。据《宋史》记载：后周显德六年四月，即公元九五九年，周世宗自沧州攻辽，逼益津关（今河北霸县）、瓦桥关（今雄县南）、莫州（今任丘）均降，收复了燕云十六州的东部一角。《静海县志》也曾载：「周世宗显德六年三（应为四）月北征自乾宁军（后唐、后周均置过乾宁军）御龙舟战舰首尾数十里。瓦桥关守将迎降」。当城属此次收复地内，后周置永安县（今青县地）当城隶属之，当城地随永安县隶属沧州，亦归后周。
  公元九六〇年，周朝廷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出兵抵抗辽兵，军行至陈桥驿（开封附近），发动兵变，还京师，推翻后周，称帝，建立北宋（宋太祖赵匡胤祖籍为燕云十六州内之涿州，因而力主收归十六州，然而宋朝始终没有达此目的）。
  五代时期，已经「孕育」着当城将成为抵抗辽的前线，其条件是，双方战争已经逼近当城附近，五代时期，辽已经打到瀛（河间）、莫（任丘）、蓨（景县）等地。北宋时期，战争又发生在白沟、霸州等地，当城军事战略位置更加突显。包括当城在内，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包括当城地被割让），周又小部分收回（包括当城地被收回），也说明了当城及周边地区，在河北东路的战争重要位置。
  （二）北宋时期
  五代之后周灭亡，宋朝立，接续了五代时期北方的边界，北宋与辽的战事逾加紧张。北宋朝廷，在五代时期的古当城所建临时军事驻地，决定建砦。《宋史》记载：「清州乾宁军芦台地置永安县。属沧州管辖，乾宁，砦六：钓台、独流北、独流东、当城、沙沃、百万」。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宋雍熙四年，即公元九八七年，「宋增筑河北城堡，防辽兵攻扰」。古《静海县志》也记载：「当城方兴纪要。北河可涉。宜有城守。以备北边。诏筑城。其地谓之当城」。上述表明：第一，在乾宁县设六砦，从此当城正式有文字《宋史》记载的名称，称当城砦；第二，「诏筑城」，是根据皇帝圣旨建当城等砦，使当城建设成为一座有相当规模，有军事意义的土城池并有边疆城墙；第三，当城人现在所称之西河（子牙河）宋朝廷称北河，「可涉」是指辽兵可能从此过河南侵，迂回包抄河北西路宋军的后路（包括河北东路的高阳关）；第四，当城砦隶属乾宁县，北宋朝廷又设乾宁军，乾宁县隶属乾宁军管辖。乾宁军既属河北东路，又直属北宋朝廷管辖。
  当城砦建立的历史背景，主因是宋辽战争逼迫。当时，北宋军与辽军经常交战于瀛州（今河间）、益津关（今霸州）、瓦桥关（今雄县）、巨马河（今白沟）等地，而当城等六砦之地，居于上述战事之地的半包围之中，特别是宋雍熙三年，公元九八六年，杨（继）业因潘（仁）美领兵南撤与监军王侁指挥失当，杨在驻军地艰苦奋战，后力尽被俘，守节而死，至辽军南扰，抢壮丁，杀老幼。守将曹彬所率之军队也因粮尽，退至瓦桥关（今雄县），后又退至巨马河（今白沟）。宋河北路西、中部地区战争失利，也就是高阳关的西北和东北方向地区战争失利，当城等地，可能成为辽军从东部当城地，迂回包抄宋军高阳关后路之可能。军情紧急，因之第二年，宋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始建当城砦。而当城砦之规模为六砦之首，位置居六砦之中心前线。
  当城砦分主砦城和砦边疆域，主砦城即现在的老村基四边城，边疆城是指河西沿河边的土长城。主砦城城基占地面积约有二十万平方米，中间最高处（今量）相对高度有十米零七，四周相对较低，北边高，南边低。中间最高处建有砦监指挥所，其位置是近代和解放前后的村公所、乡公所所在处，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红医站等所在之处。主砦城四周建有土城墙，其势成方形，城墙高于主砦城城基。城墙外有护城河，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城村四周仍有十余条水坑环绕，水坑形状有长形，有圆形，村角处呈直角形，十余条水坑为北宋亡后，推城埋河，将护城河分割成各段，实为护城河的遗迹。主砦城设城门五处，为西门、南东门、北门。五门中唯南门特殊，进砦门后坡度不大，与今南街位置基本在一个平面上，呈「丁」字型，但南门进门的南北通道两侧，为高高的砦土台基，使得该南门通道相当于沟。既可以为雨季集中城内雨水泄入护城河，又可以方便通行。作为军事要塞，此南门为弱势，但当城砦南方为宋之后方，弱势一面靠近自己的后方，军队进出和关键时撤退方便。其他四门则进门就登高台阶，便于防守。城中当街和南街当时还没有，砦监指挥所（此为宋时名称），置于现在当街中间的北侧，靠近当城砦北门，因为北门是防守的重点。主砦城中间地带，即现在的当街和南街之间，为砦军官兵家属居住区，家属区外围为军事活动区。
  砦边疆域称当城砦土长城，以当城砦为中心，砦边疆城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在北河（今称子牙河）的西河沿，砦边疆城向南至独流北砦土城相接，两砦的分界为今独流减河，（独流北砦即今十一堡之地）。砦边疆域向北至原黄家房子，黄家房子以远则是沽水面地区。当城砦边疆城全长约九华里。当城砦土长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仍有遗迹存留，如当城西河过渡口向北，至黄家房子，延河西沿边有一条长长的两侧平缓的土丘带，黄家房子就建在这个土丘带的最北边。西河边渡口向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还有当城十几户人家的房子，建在高高的长条形土丘岗上，这一段土丘相当高。在向南仍是两侧平缓的土丘带，然后，又与今水高庄村五十年代初的长条形村庄土高岗相连接，这个村庄也是建在高高的土丘岗上。上述两段平缓的土丘带与黄家房子、当城部分人家、水高庄村高高的房基土丘岗带，连成一条线，这就是北宋当城砦土长城的遗址，是北宋防辽的砦边疆域。从土丘两侧平缓的坡度占土量推测，当时的土长城高度也应有近三丈，宽度也应有两丈。据宋城特点，土城上应有垛口，垛口上有望孔。特别是宋朝时期对砦城规定，砦城外挖「田」字沟，所挖「田」字沟像围棋盘一样，不适宜辽军骑兵行进，特别是当城砦城外「田」字沟，沟中有水，更增加了辽军骑兵行进和后退的难度。清光绪年间，因西河改道，将当城砦西城墙与当城砦隔离。
  当城砦砦兵兵源。北宋时期，实行禁军和厢军制度，禁军是中央直辖军，可以流动作战。厢军为防守关城的军队，驻扎于前线各关（守关之军为正式厢军）。砦兵，为地方兵，府兵（砦兵后来称乡兵、再后来又称土兵）。禁军（为野战军）和厢军（亦有野战军，在辖区内）互相监督，厢军反，禁军弹压，禁军反，厢军勤王，以利于共同守边防。禁军和厢军的高级将领还经常调换，使之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上述两种措施，维护了宋皇权的统治（到南宋时期，宋军已经产生了将识下级，下级识兵的情况，因为各自为战，各军情况复杂，有的不但不抗金，而且出现兵变、火并、降金，甚至反水后攻宋，如宋保宁军节度使刘全等。但宋之禁军仍如前制未变）。后来，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向宋皇建议：「修武备约府兵法，募辅疆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并说：「宋制以民养兵卒，至兵惰民瘠，可惜也」。北宋时期，北方边疆各砦，如河北西路、河南、陕西等地村庄密，砦兵的来源是选自户籍，而河北东路，如当城地方村庄稀少，则采取募灾地之民为兵，迁往守地，这就是当城砦的砦兵来源，长期实行「三时务农，一时教战」。后来，当城砦长期无战事，当城砦兵又变成了宋王朝规定的乡兵（或土兵）了。当城砦砦兵和后来所称的乡兵（或土兵），守当城砦一百四十年（公元九八七年至北宋灭亡的一一二七年），此期间当城住民，户户代代出兵。当城砦军各级首领为世袭。行政归乾宁县管辖，乾宁县隶属乾宁军节制。当城砦兵军需给养，通过「三时务农」自给一部分，其余由附近村庄的税赋补充一部分，当城砦军军户免税赋。当城砦长官称知砦（砦监或砦监押），下设若干都使正，分正副，砦军隶属各级巡检官、巡检使（相当今之各级武装部）统领，防守隶属高阳关战区，发生战争均属禁军（野战军）节制。
  当城砦兵来自什么地方。宋太祖赵匡胤实行厢兵募养制度，他认为：「饥岁莫忘于防民为盗，而防盗莫忘于募民为兵」。还认为：「因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因此，这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为盗，一举两得之」。而且，所募之兵组成府兵（府兵强壮者经比赛选入厢军，厢军经比赛选入禁军，各军经比赛可选拔弩兵，组成弩兵营）。府兵之一部分守砦，为砦兵，到附近之需要防守的城砦，砦兵还可以带妻子和未成年儿女。到达所需驻防之地，分给家属可开垦之荒地，磐兵「三时务农，一时教兵」，还可以领到部分兵晌补充家庭，称为厢兵募养制。宋太祖还曾得意地说：「可以百代利用，唯养兵也」。当时，河北省黄骅地区连年饥荒，宋朝庭降旨从海兴一带募兵数千带家属，分配驻守当城砦、独流北砦、独流东砦、沙沃砦，并将所募兵中会弄船之人，单独组成水兵，分驻于今杨柳青和咸水沽以及贯庄（今天津东丽区内）等地，驻扎于沽水之间的地面上，有的也建有水寨。而各砦知砦、砦监、砦押监、正副都使等头目若干，均由乾宁军或府兵中选拔派遣，按宋制，这些大小头目均可带家属，官职为世袭。
  当城砦的建筑工程。当城砦工程量浩大，远大于其他五砦，当城砦城是堆土而成，面积二十万平方米，最高处高于地平面十余米。并有四周土城墙、护城河，还有土长城（重点地方用青砖），这不是新募砦兵和家属所能独立完成了的。当城砦城应是继前朝老基础而建，在五代时期，梁、唐、晋、汉、周，除晋之石敬瑭时期外，均与辽发生过战争，而且战争已经打到当城附近。在后周时期，永安县（今青县）辖至芦台（今宁河附近之芦台），中间隔约近二百华里，中间地带不可能没有军队守防，即使是乾宁军的军队流动守防，也应有临时驻地。如后唐曾遣军三千五百人及家属共达一万人，前去戍芦台，不可能是孤军派往，而中间二百华里不可能不予防守和控制。特别是瀛（今河间）、蓨（今景县）、莫（今任丘）一带已有战事，上述各地之东城及周边地方，已成军事要地。永安县辖区（今青县）至芦台（今宁河附近）两地之间，加强中间地区的军事布防，或配合瀛、蓨、莫等地而防辽迂回战，均不可忽视当城这个中间地带。因此，五代时期在当城应该有筑寨工程，以供军队驻扎，只是建筑规模不如北宋。另外，在宋雍熙四年，或曾经有过基本工程，主要是当城砦城，建至达到能起防敌作用的程度。以后各年，不断扩建、维修等。关于建砦人员组成，宋朝时期，经常采取征某砦周边数县民工数万，参加河北东路、河南北部、陕西北部建砦工程，当城砦也不例外。另有乾宁军之厢兵，地方之府兵、本砦砦兵等参加是肯定的。当城村民代代传说，是杨六郎（即杨延昭）领兵兜土所筑。杨延昭领众兵参加建当城砦不大可能，但不等于杨延昭没有参加。据《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上海辞书出版社）记：「杨延昭（公元九五八——一〇一四年），杨继业第六子。太平兴国中以萌补给奉官。父死。攉崇仪副使，知景州。历任保州缘边巡检使、宁边军部署等职，防守北边，屡败契丹。景德二年（公元一0O五年），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官至莫州防御史。为人沉默寡言，不问家事，而智勇善战，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而推功于下，故乐为人用，守边二十余年，契丹畏服，呼为杨六郎」。
  上述说明（与其他史书结合分析），杨延昭初任官职较低，为守边军部署，相当于今之上尉或大尉。宁边军（今河北博野县地）相当今之团级，杨属下级军官，称「下班底应」，属未入流衔，当时领兵并不多。因父死，荫补为「崇仪副使」，相当于今上校衔，「知景州」为今正司局级。「崇仪副使」是级别，「知景州」是现实职。其父死于雍熙三年，公元九八六年，杨延昭「荫补供奉官」是在其父死后有一段时间，一是杨（继）业被俘、死因要经过调查；二是潘（仁）美、监军王侁是否对此战有责任，也要调查。如果二人有责任，杨（继）业死的英烈，杨延昭当属「荫补供奉官」。否则潘、王二人如无责，杨（继）业还应负败军之责，杨延昭也不会「荫补供奉官」。查之结果，潘、王二人有责，所以，先是对潘（仁）美停职，后又被「削职」，即相当今之开除公职。在此调查期间，杨延昭离开宁边军部署职，候「荫补供奉官」期间，正是当城建砦同一年，也是杨（继）业死亡的第二年，即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杨延昭此时被调出（不只是一人）负责监施河北东路的东部各砦的增建，应是最有可能，而且是杨（继）业丧期结束后，杨延昭带孝赴任。
  杨延昭此时（当城砦筑建时）年二十九岁，已有守边经验和参战经验，其参加监筑当城及周边诸砦，也属有经验地区支援新建地区，监筑新砦包括：选址、设计、规模、各砦不同结构、筑构质量、工期等等。建砦任务完成后，杨（继）业战事要查清的问题，已有结果，杨延昭才被「荫补供奉官」。杨延昭所任官职均为重要地区，在高阳关任过部署职，在高阳关正北边任过「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南边任过「知景州」，东北边任过新增诸砦的监职建砦，均在离高阳关为中心的二百公里之内。在这范围内，属统一的防御地区。并多次带兵击退辽军，曾击败过萧太后、圣宗领兵攻遂城之战。遂于崇德二年（公元一〇〇五年），被任命为「高阳关副都部署」，属今大军区副司令员，时年四十一岁、杨延昭参加高阳关东北地区监施建当城等砦，这片地区设计建砦占高阳关战区的一半，不熟悉这片地区而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其条件是有不足。在宋时战争年代，只有通过战争任职，有熟知所任区域战情的经历，才有利于任守边关职，而没有先任职后，再了解任职区域的情况。因而杨延昭参加过当城砦监建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城砦厢兵之军需。军需主要是兵器、吃、穿，兵器主要是矛、刀、弓箭、弩，是由朝廷统一配发，或乾宁军将替换下来的兵器，再修造利用。而吃、穿绝不是当城砦砦兵能自给自足的。建砦初，是将有参战能力的兵源之家编入砦军，驻守当城砦。而没有参战能力之丁员的家庭，在各砦周围另建村落开荒种地交粮纳税，以补砦兵军需之不足。过去，生产队搞农田基本建设，当城村民（在河西）曾挖大铁锅两处十余口，每口锅一尺半高，还出土有马蹬、刀、古钱等，均应为当时的军需物品。若干铁锅集中一处，不可能为农家所为。农耕也主要是人力和牛，假如使用替换下来的老马农耕，农耕之马是不会有马蹬的，而且，马蹬相当宽大，能容下古军鞋。因此，马蹬在当时是一种军用品。
  当城河西地名现仍有马场、放牛台、牛圈子等，此也应是古时期留下来的古地名。
  （三）失去军事要地意义之变化
  公元一二一五年，辽被金（女真人）所灭，当城砦曾短时期仍是边界，但是，金军很快从河北西路大举南侵，直逼开封，俘获钦徽二帝，夺运财宝物资人员的车辆长达近三十华里，钦徽二帝曾被金军押住在霸州白沟，也说明这一地带（包括当城）已是金之大后方。北宋灭亡，当城砦已经成了金领地。蒙古（后称大元朝）灭金，当城又成为先蒙古后元朝的后方，当城砦失去了军事要地之意义。至此，当城宋之砦兵至少已传八至十代，北宋朝廷所派砦官，由于是世袭，他们与砦兵本不是同一个原籍，加之他们是当城砦的上层人物，极易被敌方满门抄斩，不能安居于当城砦。北宋的灭亡，金人占领前，这些人便举家随大宋军主力南迁。金人对后方的统治是很严厉的，占领后，立即下令「收缴各地汉人武器，禁民习武角抵枪棒，犯者治罪」，对北宋朝在北方各地的领军人物更不会放过。因此，原北宋当城砦领兵人物不得不全家南迁。而当城砦原砦兵，后称乡兵（土兵），与金军并未交过战，敌对心情不深，并且在当城砦已经生活了二百三十八年，也相当于当城的常驻村民了，有地可耕，住下来对金人无害，还可以向金朝缴税纳粮，以供金军养兵，所以，未遭屠杀，而战争频发地之砦兵及家属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城砦所筑之军事设施，当时即遭破坏，更不会重修加固，至今又历八百八十余年，风吹雨打，几百年的年年洪水冲刷，人为毁坏，当城砦城和砦边疆城，残留于今这样一个古军事村落遗址。
  卷三 元明清时期的当城
  （一）元朝时期
  正当北宋与辽交战，打打停停，历经二百三十八年之际，辽的东边女真族又强大起来，建立了金国。在辽的内部贵族内讧之时，于公元1125年，金灭辽。宋（史称南宋）——又与金发生战争，同样是打打停停，历经一百零九年。之后，北方的蒙古族军事力量又强大起来，公元1234年，南宋与蒙古军联合起来攻打金军，这一年的一月初九，金哀宗传位于完颜承麟，次日继位，是为金末帝。随即，南宋军与蒙古军联合，分两路攻入金之京城（位于河南开封），金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军之中。金朝灭亡。蒙古、南宋依然通好，这是因为蒙古军需要收拾金朝的残余势力、巩固所占领地，以统一中国整个大北方，此时的当城村已经是蒙古军的大后方。蒙古（后建元朝）曾在当城屯军种地，或将部分地租给村民，并购耕牛、农具、粮种给租户，马场、放牛台、牛圈子等地名渊源，或许始于此时。公元1237年，蒙古统一了整个北方，蒙古与南宋朝廷间的战争开始了。公元1271年，蒙古正式建立了大元帝国。蒙古军中虽然也有汉军，但其对北方汉人统治也是很严厉的，当城人代代相传下来说：「对切菜的刀只能是一甲一把，而且由甲主掌握这把菜刀。」这与历史记载是一致的。将北宋时所称之厢坊，改称胡同。据《元史》记载，元朝县以下就是村和里甲，五十家为一社，用富有汉人掌教化，由蒙古人任提点刑狱官，对汉人进行监督，派蒙古探马赤军一体入社，村社下仍置里甲，村民二十户为一甲，蒙古人或色目人任甲主，甲主的衣食住行均由这二十户承担，不在纳税之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当城村的小男孩头上所留发型，还是当时蒙古人的发型，如有的小孩头右侧或左侧留一桃形发式，或两侧各留一个桃形发式，或头前部留一桃形发式，或头后留一个小尾巴。这都是当时蒙古人所留发式传下来的。元朝时，在当城设义仓一所，义仓存义粮，遇丰年，每户每口交粮一斗。后因义仓管理者贪污仓粮，才允许村民可以自存，也可以叫义仓集中保存。以自存，赋税每户门摊银五两。还另有税粮，民户年交税粮二石，外鼠耗分例交粮一石四升，可见赋税之重。租官田者向官府交重租。当城村为元朝（包括前蒙古）统治了一百四十七年。
  （二）明朝时期
  公元1368年8月，即元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北上灭元，传说是燕王扫北，实此时期的明成祖朱棣才九岁（封燕王时只有3岁）。明王朝占领北京后（明改为北平），朱棣因年龄尚小，并未到北平的封地，裁减伤残老弱之明军士兵是朱元璋的政策，并允许（或强迫）这些士兵和低级军官，将江苏、安徽老家的妻子儿女带到北方来，分配给自耕土地，安排北方基层官职，管理地方。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北平四周。当城就是其中一个被安置的地方。朱棣十岁到封地北平，成年后带兵打仗，屡立战功。称帝后，继续其父朱元璋的政策，每年都有不适合征战而转地方的士兵，继续补充和巩固北方地区。这些士兵都是对明王朝立有战功的。特别是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名，夺取帝位，他的兵力并不比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之军队强，开始朱棣军在战场上并不能顺利南进，因此，战争打的也很激烈。他率领下的士兵，到以后转业时，虽然也是在北方安置，迁移家属，但待遇更加优厚。一般分配土地更多一些，有的还安排地方官职。当城也有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后，安置的退役士兵和下层军官及家属，尤其是驻天津的三卫军队的1.5万人，就是明成祖朱棣的亲军，来自安徽宿州，这1.5万人允许带家属，随军来津，逐年转业时也有安置天津四周的。对地广人少的当城，更是被屡次安置的地方之一。因此，明朝在北方安置退役军人及家属，与燕王扫北时期和燕王「靖难」之战以前，安置退役官兵及其家属的情况，当城均有之。
  （三）清朝时期
  清朝建立之初，朝廷贵胄实行跑马占地，当城被占之土地甚多。当城人代代辛勤劳作，开荒种地，但因人少荒地多，未恳荒地仍然很多，因此，多被清贵族圈占。当城人私有土地多在莲花淀一带，东淀只有离村近的少许土地。清贵族圈占的待垦土地，招租迁民，租给无地农民。后来，又采取层层下租的办法，不知中间有多少环节，但最后一个环节，是当城少许人成为转出租人，转租给当城直接耕种的农民，当城这少许转出租人，就成了二地东家，直接耕种人通过交租，租粮又层层上交，各环节层层扣留自己所得，直接耕种人是最底层的租粮人承担者，负担甚重。如果说在明朝以前，当城人只是致力于耕种，那么，到了清朝时期，就已经有了不少半耕半读的家庭，他们开始走科举道路，追求功名。据《高氏族谱》记载，已经有人在外地做官，一般是七、八品官员。还有许多没有官衔，而穿官服的低级知识分子，如：贡生、佯生、秀才、举人等，还有武秀才。上述出人头地之人中，在外地做官，以门当户对之礼，与外地做官之户结亲，据《高氏族谱》记载女方有江苏、山东、陕西等地。
  清末时也出现过一些民间奇事。据《高氏族谱》记载，在清朝末年，一卖鱼之人卖不出去，很便宜地卖给了一高氏人，这家人以为可食，便做熟误食，一家三口死亡。很可能这些金鱼正在产卵期，而金鱼卵是有毒的。
  当城有死于甲午海战之中的清兵。据四门《高氏族谱））》记载，四门高氏有人参加了清朝陆军营，乘坐运兵船通过营口去朝鲜参战，该船行至距营口附近，被日本炮舰击沉，逝于海中。
  十八年「溜轴」不翻身。当城村里流传着这样一件事，当城村十八年「溜轴」不翻身，其实，这何止是当城一个村的事，而是影响子牙河两岸，特别是东淀洼有耕地的所有村庄的事情，这事发生在清咸丰至光绪年之间，有时间断，有时连续性干旱无雨，子牙河累计干涸了十八年。靠子牙河洪水的东淀不能种植小麦，莲花淀也因水位下降，缺水减收成。正常年景东淀种植小麦，收割后脱粒靠「溜轴」，不能种小麦，「溜轴」当然就“失业”了，当城村人就叫它「溜轴」不翻身，而且持续了十八年之久，其原因是，子牙河上游叫滹沱河，以献县为分界，献县以下叫子牙河，以上叫滹沱河，正常情况下滹沱河水（特别是洪水期之洪水）流入子牙河，并淹没东淀，子牙河两岸上游种植水稻，下游洪水泄后种植小麦。子牙河流经的东淀洼，全靠每年秋末洪水灌淹灭草保墒，洪水泄后可种麦。对十八年干旱，仅举一例：同治七年六月，即公元1867年，滹沱河上游洪水猛涨，靠近永定河的西岸决堤，大清河河床高于或持平于地面，致滹沱河洪水流至晋州、藁城时，决堤改道北上流入永定河，并淹没永定河流域，子牙河也就没水了。一方面是洪水巨灾，淹没大城、雄县、任丘、饶阳、安平，文安受灾最重，成了文安洼。因利益的关系，文安筑塞御水，雄县则聚众挖堤泄水入文安洼，竟用枪炮、器械伤毙文安守堤民夫数人，当城西河也就无水空着急，东淀就是靠洪水每年一水一麦，因无洪水流经，一等就是18年。此事，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曾经上奏朝廷，其《陈滹沱河水患大概析》称：「滹沱河既已北徙，旧河断流，向之由西河运盐至顺广、正赵等处者，今则舟楫不通，盐商误运」。同治八年十二月（此次滹沱河水患已经两年了），曾国藩奏折还称：「滹沱河未能兴工，一则因潘库难筹经费，一则因该河别无去路，是以久未定议」，还称：「臣正虑筹款之无着，又恐巨款付之一掷，不得不徘徊瞻顾」，又称：「此患疆吏之责，本不必重烦廷议，唯水患迫近畿郊，当此众说纷纭，或办或否，得在廷臣工讨论裁夺，则是非得失，可以折衷至当」。从曾国藩的奏折看出，他首先关注的洪水危及京「畿郊」，以引起清朝廷重视；其次，是已经两年，还「难筹经费」；因此，还在「不得不徘徊瞻顾」，而奏报朝廷「讨论裁夺」。当城村能不等十八年，才能「溜轴」翻身吗？再说，滹沱河、永定河、潘库须筑堤、建坝、清淤，子牙河也需要疏通、筑堤，如此浩大工程不是三、五年可以解决得了的。何况，由于各地利益冲突，治河方案久不得统一，筹款也就难以实现，曾国藩都举棋不定，时间拖得如此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经查史考证，从咸丰六年开始（公元1856年）至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的24年中，断断续续有18年干旱。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矣」。当城确确实实是块宝地，不只是其丰年的「供献」，就是灾年，它也是在为当城人提供着度荒的食物。历史上，每到灾年，当城东淀，莲花淀，就为当城人提供着天然生长的鸡头米、乌苓、蒲棒花粉、野莲藕、地梨儿、毛根、白根等等，帮着当城人度过荒年和青黄不接的季节。然而，每到丰年，这些野生的可食之物就大减，或寻之难上加难，「奇哉」，何以不称「乐土」，何不叫人「爰得我所矣」。
  卷四 人丁及姓氏渊源
  （一）人丁渊源
  古当城老城上的原住民，是古当城的最早住民，汉以前红土岗上的古当城住民，因海水侵袭而迁移走，五代时迁来之移民，不能肯定还是原迁走之人的后代。隋唐时期的住民，只是因有耕地属产粮区，而推论肯定有住民，但这些住民是否在当城传承至今，已无可考。因而称现在当城最早住民，从五代始。五代梁、唐、晋、汉、周时期，有一段时期（除晋之外）为了防辽曾驻有军队，他们以垦荒自给为主。早在唐朝时期的更早住民，为避兵灾已经逃到了其他地方。五代时期的驻军也是改朝换代而经常更换，或抚慰原驻军继续驻防（一般是这样，因为，五代改朝换代都是军人政变，其边防驻军也是他们的下属）。总之，古当城的老城上经常有人居住，尽管户数人丁不多。
  公元九八七年，北宋砦兵及家属的迁入，成了当城住民的主流。北宋时期，当城砦行政隶属乾宁县管辖，乾宁县隶属乾宁军（现在的青县）管辖。据《宋史》记载：北宋大观三年的清州，当时有人丁一万两千零七十八人，户数为六千六百一十九户，包括当城砦兵的户数及家属，人丁不包括砦兵。据《宋史》记载，青州辖县只有乾宁县（等于是小州大县），也就是说青州（乾宁县）的人丁数一万两千多人。当城砦始建时，砦兵家属不过六百人，属免赋税户丁，砦兵八百余人，相比沙沃、百万、独流北等砦兵人数，这应是北宋在河北东部砦城驻兵最多的，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首先是，当城砦是军事要地，如有战事，由乾宁军之兵抵挡，砦兵再多也无济于事，因为，砦兵的战斗力较差，砦兵只起防守延时报信的作用。其次，当城所属的乾宁县是边境县，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不比南方，因此，乾宁县内村庄稀少，每村不过百人，甚至几户，不称为村。第三，虽然砦兵可以带家属，但只限妻子儿女，何况非婚青年砦兵则无家属可带。另外，当城砦兵民虽经二百多年，历经十余代人，即使有人口增加，也要不断将不能参战之可以分流的人口，或者人家，分流到附近地方垦荒种地，砦是军事要地，是不准无军人的家庭继续住下去的，特别是军事情况紧急时期，这也是当城周边形成各个村落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当城人口渊源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山西老槐树」之说。辽金元与宋战争断断续续长达四百五十三年，而战争多发生在河北西路、东路、山东、河南、陕西等地，使得这些地方人口大减。而山西南部境内战事较少或无，所以，人口大增。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决定，迁山西之人补充河北、山东、河南。当城及周边虽无战事减员．但属荒地多人口少的地区，迁山西之人口来当城是有可能的。「山西老槐树」之传说应是可信的。
  第三是散迁入的人口，首属高姓。据《高氏族谱》记载，高姓远祖高常是担筐背篓来到静海，辗转移居当城，长达六百多年。其他躲灾避难之散迁姓氏人口来当城，灾难过后就不回去的，也经常有之。还有外地人租官田来当城的人家等。
  第四是「燕王扫北」退役明军官兵带家属转地方，安置在当城。这多属江苏、安徽之人。明朝初年，安置「扫北」之官兵及家属长居北方，主要原因是：朱元璋为了控制北方社会，特别是北平四周。后来朱棣当了皇帝，继续安置遣散南兵于北方，则是为了配合迁都北平（扫北后将大都改为北平）的一项重要措施，以防元朝（历史称北元）的再次南迁。因为，当时元军有暂时北撤之意，并非完全是北逃，北元当时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驻当城之蒙古人也带家属北迁。
  上述四方面当城的人丁渊源，历经上千年，人口的发展也并不快，据民国时期《静海县志》记载，在民国二十三年，即公元一九三四年，当城人口仅为1031人。
  （二）全村现有一百三十一个姓氏
  而今，当城村已有六千多口人（不包括本村非农业人口），涉及到一百三十一个姓氏。当城姓氏之所以这么多，第一，上述四种人口渊源，是当城姓氏多的根本原因；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城人能包容一切外来之人；第三，是客观原因，即土地多，荒地多，托养得起更多的人。当城的这些姓氏有：高吴沈汪，董刁卜丁，于万马王，尹井仉卞，方白师史，石冉卢付，孙边田兰，尔平玄乔，朱刘任齐，冯祁吕纪，邢毕安匡，张辛苏邵，杜宋牟迟，何佐邰李，陆尚陈屈，房金林昝，呼庞罗范，周武郎郑，郝宣胡侯，岳贺赵杨，胥宫姜贾，唐聂宴耿，展郭秦袁，姚顾徐阎，黄陶倪姬，章康常梁，崔盛韩程，曹彭蒋强，简解靳谢，楫鲍窦蔺，蔡甄裴樊，滕潘薛戴，翟魏恪等。当城村属于大村，姓氏的数量在一个村庄中这么多，是少有的。
  （三）叶姓消失之谜
  在当城，叶姓不但有，而且出现在北宋时期。当城人传说，在当城先有叶家，后有尚家，然后才有高家。这一传说是指：历史上在当城，地位占主导或人口数量最多的姓氏之意。而叶姓一族就属于地位在当城砦占主导。
  北宋时期，朝廷派往当城砦领导当城砦兵的大小头目：武官职至陪戎校尉、陪戎副尉，任砦监，均从九品，文官职为厢、坊、甲三级，一厢管二坊，十户为一甲，官职厢正、坊正、甲头，并领周边各村是叶姓一族。当城叶姓是因荫而官，在北宋时期，家里只要有一人任学士以上官职，即可荫几十人为官，清代学者赵翼曾说：「历代荫子，未有如宋代之滥者，一人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宋朝在，则官职代代传承。高姓是明初到当城，尚姓早于高姓，尚姓也有可能是宋朝后来派驻当城砦的参与或协助叶姓管军氏族一家。于北宋后期来到当城，而先有叶姓，那就是宋朝。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城还有一口大铁钟，应是将军钟。钟体上铸的几十位赞助人，百分之九十是叶姓，少数为尚姓。这口铁钟，不但说明是北宋朝时期所铸造，而且能证明，叶姓在北宋时期，在当城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大姓望族，是砦军的首领，领军家族。尚姓在北宋时期也来到当城，地位次于叶姓、叶姓南迁，尚姓为首。北宋灭亡之后，金元两朝对北方汉族统治甚严，特别是金朝占领北方后，为了继续南侵，必须巩固后方，而后方原北宋砦军的领头人物，是金军首要肃清的对象，甚至要满门抄斩。因此，北宋灭亡之前，叶姓所有家族，举家南迁，归于南宋域内，或南方自己的老家。由此可以推算出，叶姓家族在当城居住了一百五十八年之久。因为世袭在当城为官，虽然住的很久了，但为了保命，只得全家南迁，南迁是叶姓在当城消失的唯一原因。而且，叶姓家族不可能已被金军满门抄斩，如果是这样，如此大的事情是会口头传下来的。而且，当城砦的主要作用是防守和向乾宁军秉报战争信息，领军头目与上司的联系是畅通的，由于河北西路和陕西砦兵头领，多遭全家被金军所杀，当城砦的上司会随时通知叶姓家族南撤成为可能。
  《中国姓氏》载：「宋朝时期，叶姓有三十四万人，叶姓第一大省是浙江，其次是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四省，这些省都是积极抗辽、金、元的地方」。这样当城叶姓一族返回南方有很大可能。
  （四）董吴沈汪等姓氏渊源
  首先可以肯定，董、吴、沈、汪四姓是来自明朝安置的军人及家属，定居在了当城。但是，此四姓不是同时来到当城，董姓要比吴、沈、汪姓来的早。董姓是明成祖朱棣成年之后，于公元一四〇〇年，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战，直逼南京，建文帝朱允炆失踪，朱棣当了皇帝。后迁都北平，在这时，董氏有人随迁北方做官。退休后或近亲被安置在当城的。据董氏族谱载：明朝间，因来京做官，由江苏迁来北方。但此董姓并非江苏人，应是从它处去南京做官，又从南京到北方。而吴、沈、汪姓是在「燕王扫北」来到北方，之后，安置在当城。「扫北」战后，明朝廷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并安置北方一大批官兵，主要是河北京津一带（明初，当城地曾随静海隶属北平），并将他们的家属迁来。据《静海县志》记载：「吴祯洪武初封静海侯开封元勋也」，吴祯就是「燕王扫北」前来到北方被封侯。因此，吴、沈、汪姓来当城要晚于董姓。由于朱明王朝打天下，其主力亲军首先是安徽人，其次是江南人，因此，这四姓中，董、吴姓是来自江苏，吴是江苏省大姓。沈为苏南、浙北大姓，汪为安徽大姓。
  （五）高氏族谱
  当城高氏远祖为春秋时期高柴，孔子七十二贤人之一，传世有序。高柴第四十八世高贵初任南宋江苏高邮知府，后拜朝庭枢密使。高贵先祖高纯是随同姓族人高琼七世孙世英、世定、世则率族人200余口，从开封护驾（宋高宗赵构）南渡江苏杨州，后又再迁临安（今杭州）。南宋末元军南侵，高贵随朝庭及末帝赵昺转战至广东，最后与大臣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一同于崖州跳海殉难。高贵家属居江苏丹徒，高贵随军前，嘱二子高金、高玉，若元军到来，要尽快逃避，以防元军迫害。自丹徒出逃后，先后漂泊于安徽、山东、湖北、河南的兰阳县（今兰考县），历经二十一年，于元成宗二年（公元1296年），暂居山西省洪洞县城东三十五里外高庭弼家庄，当年又迁居直隶真定路冀州府枣强县。高贵第五世明贵德、明德、成德兄弟三人，于明洪武二年，成德从枣强迁临淄白免丘，明贵、明德从枣强迁山东临淄长胡同，又从长胡同迁乐安（今广饶）县高斗村，高明德第三子高常于永乐年间，迁徙河间府静海县高家村，单传二世，至第四世祖高亮因配妻当城尚氏，后迁来当城村。明朝初年，由一对夫妻于当城繁衍至今，已有五百二十户，占全村户数的四分之一。后代高姓人口有二千六百多人，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当城迁出后裔两千多人未计入）。
  明朝初年至今，高氏家族已传二十五代，人丁兴旺，或与婚姻有关系，据查《高氏族谱》（以古族谱统计为据），历代婚配女方姓氏多达112个（以辈分为序），有郭曹常安，李张栾薛，徐杨孙郝，宫毕尚方，边何蒿左，腾孟冯刘，岳吴宋董，齐韩姚潘，于赵闰杜，苏陈尹胡，周邵秦林，戴丁黄吕，田袁闻尔，魏崔施范，谷国梁汪，兰雷马颜，倪严朱窦，华肖翟商，崔纪卞彭，苗沈任康，莫武陶韦，谢白贾卢，付姜蔡焦，史沙罗单，乔顾陆臧，晏汥郑蒋，朱项南季，牛程王仉（重复的取其前）。这只是从老家族谱中统计出来的，近代尚未计其中。上述也说明了，纯高姓氏是不存在的。由于婚姻关系，还有一半的遗传基因，是另外112个姓氏。同时也证明了，在相当长历史中，高氏结亲的广泛性（当城村现有姓氏，特别是历史中高姓配偶的姓氏中，仍然没有叶姓）。
  （六）当城各姓氏在宋明时期迁移情势分析参考
  村居情势。中国几千年来，平民百姓一靠家族；二靠乡亲。靠家族，使一姓家族相对于一个地区居住。靠乡亲，虽不同姓，确是同乡。一般讲，同姓大迁移少见，几乎没有，都是住下来发展了同姓。个姓散迁也是被迫不得已，离乡背井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他姓居多的地方。人丁的迁移与各姓氏的迁移为一体，这种迁移有两种情况，一是形势迁移，如当城涉及到的「募灾民为兵」、「燕王扫北」、山西老槐树」等。这种迁移是一种大势，逼迫群体多姓的大迁移。二是散迁，就是个体为生存自愿的迁移，加入异乡。影响各地人丁姓氏多少的增减变化，主要是前者，后者只是经过了一个时期的繁衍变化，人丁骤增经常是个例，如当城的高姓。一个村的人丁姓氏骤增变化，是存在于一种势之中，如文革中的下放户（后又还城）。因此，考查一个村的人口姓氏渊源，涉及不同时期、不同朝代全国性的人口姓氏变化，反映在某一省，某一地区人口姓氏变化情况。还涉及迁移背景的历史考查，涉及对传说以及对某一姓氏的语言词汇、生活习惯的考证。在此，只提供全国及各省，于宋朝、明朝各姓氏人丁数字变化情况，从数字变化的情况，分析人口的迁移和增减原因。只能提供一个宏观情况，有的与当城姓氏渊源有关系，有的则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间接关系还是有的。
  高
  宋朝时期，高姓有八十九万人，全国排第十五位，安徽为高姓的第一大省，其次是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第三是山西、湖北、浙江，八省高姓占全国高姓的82％。明朝时期，高姓有九十三万人，全国排第十九位，山东为高姓第一大省、其次是江苏、浙江，第三是山西、江西、甘肃、河北，上述七省高姓占全国高姓的3％。当城高姓是元成宗二年（元贞二年，1296年）先祖迁居河北枣强，始迁祖高常，又于明永乐初年，逃荒从山东辗转来河北静海，最后到当城。高姓在历史中的迁移趋势，长期在山东、河北、山西之间，唐宋时期才因战争而向南迁移（前已细述）。
  吴
  宋朝时期，吴姓有约一百七十万人，为全国第七大姓。吴姓第一大省是江西，其他分部于安徽、浙江、福建等南方，全国形成吴姓以江西为中心的聚散区。明朝时期，吴姓有二百三十万人，在全国排第七位，吴姓人口最多的省有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其次是安徽、广东。上述六省吴姓占全国吴姓的77％。明初当城吴姓在「燕王扫北」时期，从江苏或安徽迁北方，落户当城。宋明两时期比较，人口增六十余万，与吴姓远离北方战争有关系。
  沈
  宋朝时期，沈姓三十三万人，明朝时期增至九十三万人，在浙北和苏南的沈姓占全国沈姓的57％。在历史中，沈姓远离战争，几乎没有受到伤害。明「燕王扫北」从江苏来北方，落户当城。
  汪
  宋朝时期，汪姓有四十七万人，全国第一大省为安徽，其他是江西、浙江、河南。明朝时期，汪姓六十二万人，汪姓第一大省是安徽，占全国汪姓人口的45％。当城汪姓是明「燕王扫北」从安徽来北方，落户当城。
  董
  明朝时期，董姓有四十二万人，宋朝时期为四十六万人，明比宋减少四万人，因为元明时期，董姓人群参战受到严重打击，人口减少。明朝时期，浙江为董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董姓25％，其次是江苏、山西。当城董姓族谱称：明初因作京官来北方。因此，部分董姓后代落户当城。
  因前边已涉及这五姓，先予介绍，后边按姓氏笔划为序，供分析各姓来当城之渊源。婚姻关系等散迁来当城，亦可参考以下宏观情况，供分析其原籍姓氏渊源。
  丁
  宋朝时期，丁姓有二十八万人，排在第五十八位，主要在湖南、江苏、河南，其次是浙江、河北、江西，共占全国丁姓的百分之八十二。湖南是丁姓第一大省，独占全国丁姓百分之二十六。明朝时期，丁姓有四十万人，仍占第五十八位，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西、江苏，其次为山东、安徽、湖南，共占全国丁姓的百分之七十六。浙江为丁姓第一大省，独占全国丁姓百分之二十。
  于
  宋朝时期，于姓有十二万人，山东为于姓第一大省，占全国于姓的百分之二十，河南、四川、浙江居多，占全国于姓的百分之五十八。其次湖南、河北、山西、广西、湖北、江西、江苏，成为鲁豫、四川、浙江三大于氏中心。明朝时期，于氏有二十二万人，宋至明朝六百多年中，人口增加了十万，山东仍为于姓第一大省，但形成以山东为中心向四周散迁的分布特点。
  万
  宋朝时期，万姓远离北方，主要集中于江西、浙江。明朝时期，万姓有十二万人，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北、浙江，其次是四川、江苏、安徽，江西为万姓第一大省。
  马
  宋朝时期，马姓有六十二万人。山东是马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马姓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山西、河南、河北占百分之三十七。其次是陕西、四川、江西占百分之二十二，形成黄河流域和江西两大集聚区。明朝时期，马姓有七十八万人，分布格局与宋朝没大变化。但增加了江浙聚集区。
  王
  宋朝时期，王姓有五百九十万人，宋朝时为全国第一大姓，山东为王姓第一大省。山东、河北、四川、河南、山西五省占全国王姓的百分之五十五。明朝时期。王姓有六百二十万人，仍是全国第一大姓，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山东三省，浙江略多，但河北、河南和四川，王姓降了一半。
  尹
  宋朝时期，尹娃有二十一万人，第一大省为河南，加湖南、甘肃省占全国尹姓的百分之五十八。其次是四川、山东、河北、江西，占百分之三十一，河南为四散地。明朝时期，尹姓仍为二十一万人。主要集中于江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五省占全国尹姓百分之六十二。其次分布于甘肃、河北、四川、湖北、河南，这五省又占全国尹姓的百分之三十二。江西为尹姓第一大省。
  方
  宋朝时期，方姓为四十五万人，福建为方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方姓的百分之四十一，其次是湖南、江西，福建是聚集地。明朝时期，方姓有四十四万人。人口增长停顿．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两省占百分之五十五，其次是江西、江苏、福建、湖北，占百分之三十，浙江为方姓第一大省。
  白
  宋朝时期，白姓为九万人，陕西为白姓第一大省，与四川两省占全国白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二，其他是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占百分之三十二。明朝时期，白姓为十九万人，山西为白姓第一大省，占全国白姓的百分之二十四，其次是江苏、河北、陕西共占百分之三十五．第三是福建、山东、江西、河南四省又占百分之二十六。
  史
  宋朝时期．史姓有三十五万人．四川是史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史姓的百分之四十七。其次是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一，河南、陕西、江苏又占百分之十八。明朝时期，史姓有二十三万人，．史姓为北方姓氏，面对宋朝时期的战乱和屠杀，受害最惨，明朝时期，史姓在浙江、江苏占全国史姓的百分之三十八，河北、河南、江西占百分之二十，浙江为史姓第一大省。
  石
  宋朝期间，石姓有四十万人．河南为石姓第一大省，占金国石姓百分之十七，加之山东、广西、浙江、四川占百分之六十六．其次，分布于河北、广东、甘肃四省又占百分之十六。明朝时期，石姓有三十一万人，与宋比为负增长，山东为石姓第一大省，占全国石姓百分之二十二，加之浙江、陕西、广西占百分之五十四。其次是湖北、河北、湖南又占百分之十八。宋朝时期，石姓在北方和中原战争中遭到重大创伤，人口骤减。
  卢
  宋朝时期，卢姓有二十六万人，山东为卢姓第一大省，加之河南、浙江占全国卢姓的百分之四十四，其次，是河北、福建、安徽、广西、江苏又占百分之四十四。明朝时期，卢姓为五十一万人，浙江为卢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卢姓的百分之十九，加之江西、江苏占百分之四十七，其次，是福建、广东、山东、湖北、山西又占百分之三十七。宋明期间的战争，均没伤及卢姓。
  孙
  宋朝时期，孙姓有一百零五万人，安徽为孙姓第一大省，加之河南、山东、江苏占全国孙姓的百分之四十四。其次，分布于江西、河北、四川、浙江、湖南、湖北，又集中了百分之四十四。明朝时期，孙姓有一百一十九万人，浙江为孙姓第一大省，加之山东、江苏、江西占全国孙姓的百分之六十，其次是陕西、河北、安徽、山西、河南，又集中了百分之二十九。宋明时期，人口为正常增长。
  田
  宋朝时期，田姓有五十七万人，湖南是田姓第一大省加之河北、山东，占全国田姓的百分之三十九，其次，是河南、陕西、四川、广西、广东，又集中了百分之四十二。明朝时期，田姓有三十二万人，减少了二十五万人，战乱与屠杀，受害最甚为北方田姓。山西、山东、河北田姓占全国田姓的百分之四十，其次，是贵州、河南、甘肃、湖南、四川、浙江，又集中田姓百分之三十六。
  乔
  宋朝时期，乔姓五万人，第一大省为河南，占全国乔姓的百分之二十，浙江、山东占百分之三十六，其他为山西、甘肃、江苏。明朝时期，乔姓有十一万人，山西为乔姓第一大姓，占全国乔姓的百分之四十三，其次，是陕西、河南、河北、江苏又集中了百分之四十八，全国形成两个集聚区，北方为晋秦冀豫；东部为江苏。
  朱
  宋朝时期，朱姓有一百一十万人，江苏是朱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朱姓的百分之十六，河南、江西、浙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次，是四川、安徽、湖北占百分之二十四。明朝时期，朱姓有一百八十六万人，浙江为朱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朱姓百分之二十，其次，是江苏、江西占百分之三十一，甘肃、山东、福建占百分之二十二。
  刘
  宋朝时期，刘姓有三百六十万人，江西为刘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刘姓的百分之二十二，湖南、河南、浙江、福建、四川占百分之三十一。明朝时期，刘姓有四百万人，江西为刘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刘姓的百分之二十三，山东、河北占百分之二十一，山西、浙江、湖南、陕西、江苏、湖北占百分之三十二。
  任
  宋朝时期，任姓有三十五万人，四川为第一大省，占全国任姓的百分之三十一，山东、河南占百分之三十九，湖北、甘肃占百分之十四。明朝时期，任姓有三十一万人，山西为任姓第一大省，占全国任姓的百分之二十二，山东、浙江、四川占百分之三十九，江苏、河北、陕西、河南占百分之二十一。形成山西、四川、山东、浙江四大聚集区。
  冯
  宋朝时期，冯姓有五十五万人，四川是冯姓的第一大省，占全国冯姓的百分之二十九，河南占百分之十四，湖北、广东、山东、河北占百分之二十七。明朝时期，冯姓有六十七万人，浙江成为冯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冯姓的百分之三十二，山东、广东占百分之二十一，山西、江苏、江西、河北、四川占百分之三十二。口
  吕
  宋朝时期，吕姓有九十四万人，山东为吕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吕姓的百分之十六，河南、江西、安徽占百分之四十，陕西、浙江、四川、福建、河北、又集中了百分之三十二。明朝时期，吕姓有五十五万人，浙江为吕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吕姓的百分之十八，江苏、甘肃占百分之二十八，山东、江西、山西、陕西又占百分之二十八。吕姓原为北方姓，在北方长期战争中，遭战乱和屠杀，减三十九万人。
  张
  宋朝时期，张姓有四百九十万人，山东为张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张姓的百分之十五，河南、四川、河北、陕西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湖北、山西、甘肃、江苏占百分之二十七。明朝时期，张姓有五百六十万人，江苏为张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张姓的百分之十三，浙江、江西占百分之二十三，山西、山东、河北、陕西、河南占百分之三十五。
  苏
  宋朝时期，苏姓有四十六万人，四川是苏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苏姓的百分之四十三，福建占百分之十四，陕西、河南、山东占百分之二十二。明朝时期，苏姓有三十七万人，广西为苏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苏姓的百分之十九，福建、山东、广东占百分之三十一，江西、安徽、浙江、河北、江苏、山西占百分之三十五。宋明期间人口减员九万，与北方宋辽战争，西南四川、广西和华东宋元战争有关。
  邵
  宋朝时期，邵姓有二十二万人，江苏为邵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邵姓的百分之二十四，河北、浙江占百分之二十八，湖南、广东、山西、河南、安徽占百分之三十五。明朝时期，邵姓有二十九万人，浙江为邵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邵姓的百分之四十六，江苏占百分之十六，安徽、贵州、江西占百分之十六。
  杜
  宋朝时期，杜姓有五十四万人，河北为杜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杜姓的百分之二十三，四川、山东、浙江占百分之三十一，河南、陕西占百分之十五。明朝时期，杜姓有三十八万人，江西为杜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杜姓的百分之十四，浙江、江苏占百分之二十一，山西、四川、河北、山东占百分之三十六。减员十六万人，与北方战争有关。
  宋
  宋朝时期，宋姓有八十八万人，陕西为宋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宋姓的百分之二十，河北、四川、河南占百分之四十七，山西、浙江、山东占百分之十六。明朝时期，宋姓有五十四万人，山东为宋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宋姓的百分之十七，江西、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九，其次，是山西、江苏、河北占百分之二十五。宋氏在宋元明时期减人丁达三十四万人，主要是宋明时期战乱和屠杀所致。
  李
  宋朝时期，李姓有五百六十万人。河北为李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李姓的百分之十二，四川、河南、山东占百分之三十二，陕西、江西、山西、湖南占百分之二十九。明朝时期，李姓减至五百一十万人，减人丁五十万，这与北方长期战争有关，尤其是在元朝的统一战争有重大关系，面对战乱和屠杀的受害群体，首先是大姓汉族人群。
  何
  宋朝时期，何姓有六十六万人，四川是何姓第一大省，占全国何姓的百分之二十六，江西、浙江、河南占百分之四十一，湖南、陕西、福建、安徽占百分之二十。明朝时期，何姓有一百零二万人，比宋时期增加了三十六万人。江西为何姓第一大省，占全国何姓的百分之二十，浙江占百分之十五，湖南、江苏、广东、四川占百分之二十四。
  陆
  宋朝时期，陆姓有二十五万人，浙江是陆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陆姓的百分之二十一，江西、江苏、福建占百分之五十，河南、广西、安徽占百分之十九。明朝时期，陆姓有五十二万人，比宋朝时期增加了二十七人，浙江仍是第一大省，占全国陆姓的百分之五十，江苏占百分之三十四，安徽、广西占百分之六。
  陈
  宋朝时期，陈姓三百万人，福建是全国陈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陈姓的百分之二十一，江西、浙江、四川占百分之三十六，河南、广东、江苏、湖南占百分之二十六。明朝时期，陈姓有四百二十万人，比宋朝时期增加了一百二十万人。浙江为陈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陈姓的百分之二十，江苏、江西、福建占百分之三十六，广东、安徽、山东、湖南占百分之二十五。
  金
  宋朝时期，金姓有十三万人，金姓第一大省是安徽，占全国金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湖南、浙江、河南、江西占百分之六十八。明朝时期，金姓有四十四万人，宋朝时期相比增加到了三十一万人。其中，浙江为金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金姓的百分之四十七，江苏占百分之二十，安徽、江西占百分之十四。
  林
  宋朝时期，林姓人口有七十六万人，福建为林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林姓的百分之五十八，浙江、广东占百分之二十七，河南、江苏、江西占百分之九。明朝时期，林姓人口为七十九万人，福建仍是林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林姓的百分之三十八，广东、浙江占百分之四十四，其次，是江西、江苏、广西占百分之十。
  罗
  宋朝时期，罗姓有三十四万人，江西为罗姓第一大省，占全国罗姓的百分之三十九，四川、安徽、湖南占百分之三十一，河南、福建、山西、广西占百分之十九。明朝时期，罗姓有七十万人，增长了三十六万，江西仍是罗姓第一大省，占全国罗姓的百分之三十，四川、湖南占百分之二十，福建浙江、陕西、广东、甘肃占百分之十三。
  范
  宋朝时期，范姓有六十九万人，四川省为范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范姓的百分之二十，河北、河南、江苏占百分之三十七，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江西占百分之三十一。明朝时期，范姓有四十三万人，减少了二十六万人，浙江为范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范姓的百分之二十，江苏、福建占百分之三十，山西、江西、山东占百分之二十五。减少地区主要是北方范姓，原因与战争有关。
  周
  宋朝时期，周姓有五十万人，山东为周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周姓的百分之二十，江西、湖南、浙江占百分之三十七，江苏、陕西、四川、河南占百分之二十二。明朝时期，周姓有二百一十万人，增长了一百六十万人，江西是周姓的第一大省，占全国周姓的百分之二十三，浙江、江苏占百分之三十七，湖南、湖北、山东、广东、四川、福建、安徽占百分之三十。
  武
  宋朝时期，武姓有十二万人，山西是武姓的第一大省，占全国武姓的百分之五十一，河北、湖北、河南占百分之三十六，其次，是湖南。明朝时期，武姓有十五万人，山西仍是第一大省，占全国武姓的百分之三十二，山东、河北占百分之三十五河南、陕西、江苏占百分之二十六。
  郑
  宋朝时期，郑姓有七十五万人，福建为郑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郑姓的百分之二十五，河南、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五，江苏、广东、广西、湖北占百分之二十五。明朝时期，郑姓有一百二十万人，比宋时期增加了四十五万人。浙江省为郑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郑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江西、福建占百分之二十五，广东、广西、江苏、安徽占百分之二十六。
  郝
  宋朝时期，郝姓有十五万人，山西是郝姓的第一大省，占全国郝姓的百分之四十八，四川占百分之十二，河南、安徽、陕西、河北、湖北占百分之三十二。明朝时期，郝姓有十四万人，山西仍为郝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郝姓的百分之三十八，山东、河北占百分之三十五，陕西、河南占百分之十四。
  胡
  宋朝时期，胡姓有九十八万人，江西是胡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胡姓的百分之二十五，湖南、江苏、浙江占百分之二十四，安徽、河南、陕西、四川、山西占百分之二十五。明朝时期，胡姓有一百四十七万人，比宋朝时期增加了四十九万人。江西仍为胡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胡姓的百分之二十三，浙江、安徽占百分之三十三，湖北、江苏、湖南、山东、四川占百分之二十七。
  侯
  宋朝时期，侯姓有三十四万人，山西是侯姓第一大省，占全国侯姓的百分之三十四，河南、湖南、陕西占百分之四十，山东、四川占百分之十四。明朝时期，侯姓有二十六万人，减少了八万人，这与中原的战乱和屠杀有关系，陕西为侯姓第一大省，占全国侯姓的百分之十八，山西、浙江占百分之三十六，山东、河南、甘肃、江苏、河北占百分之三十三。
  贺
  宋朝时期，贺姓有十万人，山西为贺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贺姓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陕西、河南占百分之三十七，湖南、山东、广西、甘肃占百分之三十三。明朝时期，贺姓有十三万人，湖南为贺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贺姓的百分之二十一，陕西、山西、浙江占百分之四十二，湖北、江苏、河北占百分之二十二。
  赵
  宋朝时期，赵姓有四百四十万人，河北是赵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赵姓的百分之十四，河南、四川、山东占百分之三十二，湖南、江西、浙江、陕西占百分之二十七。明朝时期，赵姓有一百六十万人，比宋朝锐减了二百八十万人。山东是赵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赵姓百分之十七，浙江、江苏、山西占百分之三十六，河北、江西、陕西占百分之十九。人口减少的原因是，赵姓是宋朝国姓，与元朝重点屠杀赵姓有关系。
  杨
  宋朝时期，杨姓为二百一十万人，四川是杨姓的第一大省，占全国杨姓的百分之二十五，陕西、山西占百分之二十一，河南、河北、湖南占百分之二十。明朝时期，杨姓有二百四十万人，浙江为杨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杨姓的百分之十一，江西、江苏、山东占百分之三十一，山西、四川、福建、陕西占百分之三十六。北方杨姓主要是抗辽的主要领，到宋与金元对抗时期已不是主力，故人口有所增加。
  姜
  宋朝时期，姜姓有十万人，山东为姜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姜姓的百分之四十三，浙江、河南、广东占百分之三十七，其次是山西、安徽、江西、江苏。明朝时期，姜姓有二十六万人，增加了十六万人。浙江为姜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姜姓的百分之二十六，山东、江苏占百分之三十二，陕西、福建、江西占百分之十九。
  贾
  宋朝时期，贾姓有三十九万人，河北省是贾姓的第一大省，占全国贾姓的百分之四十三，四川、河南占百分之二十四，山东、浙江、陕西、山西占百分之二十四。明朝初期，贾姓有二十五万人，人口锐减十四万人。山西为贾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贾姓的百分之三十三，山东、河北占百分之三十六，河南、浙江、陕西占百分之二十九。人口减少的原因与宋元战争以河北、南方为主战场有关系。
  唐
  宋朝时期，唐姓有三十七万人，湖南是唐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唐姓的百分之三十二，四川、湖北、浙江、广西占百分之四十六，江苏、河南、安徽占百分之十六。明朝时期，唐姓有五十一万人，增长了十四万人，湖南仍是唐姓第一大省，但比宋朝减半，仅剩百分之十七，浙江、江苏、广东占百分之四十二，广西、江西、安徽、四川占百分之二十四。
  郭
  宋朝时期，郭姓有一百零一万人，四川占全国郭姓的百分之十六，河南省占百分之十四，山西占百分之十二，甘肃占百分之十二，河北占百分之八，山东占百分之七。明朝时期，郭姓有九十六万人，比宋朝时期减少了五万人。山西为郭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郭姓的百分之二十二，江西占百分之十八，山东、浙江、河北占百分之二十三。减员原因与宋元战争都有关系。
  秦
  宋朝时期，秦姓有十一万人，江苏为秦姓第一大省，占全国秦姓的百分之四十三，四川、河南占百分之三十七，其次，分布于河北、广西、江西、浙江。明朝时期，秦姓有二十三万人，比宋朝时期增长了十二万人。江苏仍为秦姓第一大省，占全国秦姓的百分之三十，浙江、山西占百分之三十一，山东、河北、河南、湖北占百分之二十五。
  姚
  宋朝时期，姚姓有三十二万人，河北为姚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姚姓的百分之三十五，四川、山西、广西、安徽、河南、江西占百分之三十一。明朝时期，姚姓有五十五万人，比宋朝时期增长了二十三万。浙江占全国姚姓的百分之三十二，江苏占百分之十三，广东、江西、安徽、山西占百分之二十五。浙江为姚姓第一大省。宋朝时期，姚姓虽在河北为第一大省，但多居北部的辽境内。
  顾
  宋朝时期，顾姓有七万人，江苏为全国顾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顾姓的百分之四十七，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九，其次分布于湖北、福建、河南。明朝时期，顾姓有四十五万人，比宋朝时期增长了三十八万人。这个数字统计可能有误，基数小，不可能在六百年中增长这么快，不是宋朝时期统计过低，就是明朝时期统计过高。江苏仍为顾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顾姓的百分之六十一，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二。
  徐
  宋朝时期，徐姓有八十四万人，江西是徐姓的第一大省，占全国徐姓的百分之二十四，山东、江苏占百分之三十九，福建、安徽、四川、湖北、河南占百分之三十。明朝时期，徐姓有一百九十二万人，比宋朝时期增长了一百多万人，浙江为徐姓的第一大省，占全国徐姓的百分之三十五，江苏、江西占百分之二十九，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占百分之二十二。增长的原因为宋明期间，均未受到战争大的影响。
  阎
  宋朝时期阎姓为二十万人，四川为阎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阎姓的百分之十八，山东、河南、陕西占百分之四十六，河北、山西占百分之十六。明朝时期，阎姓有十二万人，比宋朝时期减少了八万人，减员与战争屠杀，与宋元西南部战争有关。山西为阎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阎姓的百分之四十九，山东、河北、河南占百分之四十六。
  黄
  宋朝时期，黄姓有一百二十万人，江西是黄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黄姓的百分之二十八，福建占百分之二十四，浙江、四川、广东、河南占百分之二十五。明朝时期，黄姓有二百二十万人，比宋朝时期增长了一百万人，江西仍是黄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黄姓的百分之二十四，福建占百分之十六，广东、广西、浙江占百分之三十。
  康
  宋朝时期，康姓有十五万人，河南为康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康姓的百分之二十七，陕西、河北、山西、安徽占百分之四十三，湖南、湖北占百分之十六。明朝时期，康姓有十六万人，陕西为康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康姓的百分之三十七，山西占百分之十三，福建、山东、安徽、河北、江西占百分之三十五。
  常
  宋朝时期，常姓有十二万人，四川为常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常姓的百分之四十二，河南占百分之十五，安徽、山东、山西、广西、湖北占百分之三十五。明朝时期，常姓有九万人，山西为常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常姓的百分之二十七，河南、山东、河北占百分之四十，浙江、安徽、江西占百分之十九。
  梁
  宋朝时期，梁姓有四十四万人，山东是梁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梁姓的百分之三十五，广东、福建、湖南、浙江占百分之二十六。明朝时期，梁姓有四十三万人，比宋朝时期减少了一万人，广西、山西占全国梁姓的百分之二十五，江西、江苏、山东、广东、福建、陕西占百分之五十一。广西原本梁姓稀少，在宋朝时期，少的排不上位，明朝时期，广西梁姓总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四点六，而跃为梁姓第一大省，山东由宋朝时期的梁姓第一大省，降为第五位，减少梁姓人口七成。对梁姓，可以特例单分析，上述情况说明，第一，南方梁姓在宋元明六百年间，人口得到发展，而北方梁姓则因战乱和屠杀而减少，同时造成北方梁姓也向南方和东南方向迁移。第二，宋朝时期，山西省梁姓稀少，而到明朝时期，梁姓也一跃排在了广西之后，占全国梁姓的百分之十点四，为梁姓人口第二大省，这是因为，山西省中部南部地区，在宋元明六百年间基本没有战争，因此，人口大增。第三，陕西梁姓在宋明两朝的人口变化不大。第四，明朝时期，江苏梁姓一跃至第四位。综上四点分析，当城梁姓来源如下：来自山西，即「山西老槐树」一说；来自江苏，「燕王扫北」或「靖难」之战以后；散迁来当城或先到北方再转来当城，至于当城梁姓散迁来自何地，则需要旁证，如梁树明，对爸爸叫「大大」说明，他的散迁辗转来源于陕甘宁或山西地区，与清末民初「走西口」转「赶西大营」的路线有关。其他梁姓来源于何地，可自行据此分析。
  崔
  宋朝时期，崔姓有三十七万人，河北是崔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崔姓的百分之二十四，陕西、河南占百分之三十，山东、广东、安徽、江苏占百分之三十三。明朝时期，崔姓有三十五万人，比宋朝时期减少了二万人。江苏为崔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崔姓的百分之二十五，山东、山西、河北占崔姓的百分之四十八，江西、河南占百分之十三。
  韩
  宋朝时期，韩姓有六十四万人，河南为韩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韩姓的百分之二十六，河北、陕西占百分之三十八，山东、江西、安徽、四川占百分之二十四。明朝时期，韩姓有六十二万人，山西和山东为韩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韩姓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陕西、河北、甘肃、浙江占百分之三十九，江苏、广东占百分之十四。
  曹
  宋朝时期，曹姓有六十三万人，河北为曹姓第一大姓，占全国曹姓的百分之四十一，河南占百分之十二，安徽、江西、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二。明朝时期，曹姓有六十一万人，减少了两万人。江苏为曹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曹姓的百分之十九，山东、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五，江西、安徽占百分之十六。
  彭
  宋朝时期，彭姓有三十八万人，江西是彭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彭姓的百分之三十七，湖南、四川占百分之四十八，广西、福建占百分之十四。明朝时期，彭姓有五十万人，人口增加了十二万人，江西为彭姓第一大省，占全国彭姓的百分之三十八，湖南占百分之十二，四川、广东、湖北占百分之十六。
  蒋
  宋朝时期，蒋姓有二十六万人，江苏为蒋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蒋姓的百分之二十三，广西、湖南、浙江占百分之五十二，江西、陕西占百分之八。明朝时期，蒋姓有四十九万人，比宋朝时期增加了二十三万人，江苏仍为蒋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蒋姓的百分之二十三，浙江、湖南、广西、山东占百分之五十五，安徽、四川、江西占百分之十二。
  谢
  宋朝时期，谢姓有四十万人，浙江为谢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谢姓的百分之十四，河南、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占百分之四十九，安徽、广东、广西占百分之二十。明朝时期，谢姓有七十九万人，增加了三十九万人，江西为谢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谢姓的百分之十九，福建、浙江占百分之三十，广东、湖南、江苏占百分之十九。
  蔡
  宋朝时期，蔡姓有四十四万人，福建为蔡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蔡姓的百分之二十一，山东、河南占百分之三十，江西、浙江、河北、湖北、江苏占百分之三十二。明朝时期，蔡姓有四十六万人，只增加了两万人，浙江为蔡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蔡姓的百分之二十，山西、福建、江苏占百分之四十二，广东、湖北占百分之十五。
  潘
  宋朝时期，潘姓有三十六万人，浙江和河北为潘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潘姓的百分之四十四，其次，分布于福建、江苏、河南、安徽占百分之三十二。明朝时期，潘姓有六十万人，比宋朝时期增加了二十四万人。浙江为潘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潘姓的百分之三十一，江西、江苏占百分之三十三，安徽、山东、福建占百分之二十。宋朝时期，河北为潘姓第一大省，明朝时期则排不上位，此与六百年的战争有关，与当城叶姓一样，为战争结束前就全族南迁，而且潘姓与抗元已无关系。
  薛
  宋朝时期，薛姓有三十八万人，山西是薛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薛姓百分之四十一，浙江占百分之十三，其次．是四川、河南、福建、山东占百分之二十八。明朝时期，薛姓有二十七万人．比宋朝时期减少了十一万人，此时，江苏为薛姓第一大省，占全国薛姓的百分之三十一，陕西、浙江、山西占百分之四十一，河北、广东、山东占百分之十七。
  戴
  宋朝时期，戴姓有十一万人，浙江为戴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戴姓的百分之五十五，江西占百分之十二，湖南、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占百分之三十七。明朝时期，戴姓有三十七万人，比宋朝时期增加了二十六万人，浙江仍为戴姓第一大省，占全国戴姓的百分之二十八，江西占百分之十八，江苏、山东、安徽、湖北、福建占百分之三十六，少了河南和湖南，多了安徽和福建。与北宋和南宋期间南迁有关。
  魏
  宋朝时期，魏姓有三十四万人，四川是魏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魏姓的百分之十七，江西、山东、河南、安徽占百分之四十四，河北、江苏、福建占百分之二十一。明朝时期，魏姓有四十五万人，比宋朝时期增加了十一万人。福建为魏姓第一大省，占全国魏姓的百分之二十，江苏、江西占百分之二十四，浙江、山东、湖北、河北占百分之三十二。
  宋以前古当城人口渊源已无可考。有文字记载始于宋，可以肯定是当城砦聚众迁入。明亦有众迁入当城，源于江苏、安徽、山西。同时也有散迁，散迁也不出周围各省，如河北、山东等。因此，对上述所叙各姓氏情况（中国历史中，每个姓氏基本相对集中而居，是一重要特征），主要是宋至明共六百年间，战争连连不断，首先，是宋统一中原及南方各地之战；其次，是宋与辽、宋与金、宋与元之间的战争；第三，宋还随时镇压各地农民的起义。在上述三种战争中，屠众之事件（战争双方相互行为）经常有之。根据各地姓氏人丁有增有减，当城姓氏人丁来源，从根源来讲，要结合历史的事件，如宋朝时期当城（募养灾民为兵）建砦，明时「燕王扫北」、「靖难之战」、「山西老槐树」等。还要注意细节为证，如对梁姓的分析，梁树明对爸爸叫「大大」这一特征，即可分析出梁姓来源于何地。对上述各姓所提供的宏观情况，可做如下综合结论：宋元之战中，元朝在战争中，专屠杀大姓，这首先是赵姓（除极少数文人如赵孟頫等外），还有李姓，对某地方的抗元大姓，当然也不会放过。因此，有些姓氏人丁骤减。北方大姓人丁骤减，南方大姓人丁有增，北方某姓早于战争之前就南迁的，在南方就得以发展而人丁骤增，这不能说与战争无关。另外，宋至明六百年间，人丁正常生增死减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而宋与明某姓人丁数相比为平，即为减员百分之二十，例如，李姓由宋朝时期的五百六十万人，减至明朝时期的五百一十万人，减少了人口五十万。考虑到百分之二十的正常增长率，李姓应减人丁七十八万多人。高于百分之二十，即为超常减少人丁。有时是同一个姓，南北各半，而南增北减，人口总数还上升。也有下降的情况，这就是北减数大于南增数。当城人丁姓氏来源，可结合上述情况资料，结合历史事件，结合某姓氏原籍方言词汇及生活习惯，对当城各姓氏渊源可做初步分析和判断。
  另外，宋朝、明朝期间，各姓氏人口相比无论是减，还是增，其各姓壮年之丁，几乎都参加了宋辽金元之间的战争，一是战争各方均为倾城倾国之战，人丁减员的姓氏自不必说，积极参战的当城砦叶姓家族，到明朝就比宋朝时增加一倍，因为，叶姓（包括宋朝居于北宋军队中的所有叶姓）举家迁居南方，于北宋末期免遭劫难有关系。
  卷五 乡音
  （一）乡音之渊源
  当城乡音特点。确定乡音特点，需要有一个比较语言，只能用普通话作比较。首先，是反映在汉语拼音字母上的特点。有些字普通话发音第一个字母为「a」，如挨打的「挨」，普通话拼音是「ai」。而当城话拼音是「nai」；有些字普通话发音第一个字母为「sh」的字，当城话发音为「s」，如老师的「师」，普通话拼音是「shī」，而当城话拼音是「si」，读成「撕」的音；有些字普通话发音的第二个字母为「i」的字，当城话发音字母为「ei」，如钢笔的「笔」，普通话拼音是「bǐ」，而当城话拼音是「bēi」，读成「背」的音；有些字普通话第一个字母为「zh」的字，当城话汉语拼音字母为「z」，如渣子的「渣」，普通话拼音是「zhā」，而当城话拼音是「zā」，读成「扎」的音等等。当城话这种发音所体现的字，虽然不是全部，但也不是少量。第二，是拼音后确定四声方面有区别。有些字普通话是第二声，当城话是第一声如菊花的「菊」，普通话是「jú」，而当城话是「jū」；有些字普通话是第二声，当城话是第四声，如繁殖的「繁」，普通话是「fan」，而当城话是「fan」等等。如若细究还有很多。
  这种乡音的范围。除了当城和当城附近各村外，还有独流及附近各村，沙沃及附近各村，这恰恰与北宋时期所建立的当城砦、独流北砦、独流东砦、沙沃砦不无关系。另外，还有杨柳青、咸水沽（天津市津南区）、贯庄（天津市东丽区），也是这种语音，应与北宋移民为兵有关系。上述各地语音虽然也有某些小的区别，但是相同处大于区别处，总的语音基本相同，是一个小的地方语区。个别不同之处，应是外来语音对当城等地的语音产生小的影响所致。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外来语音均不是本地这种语音的原生地。
  上述各地同种语音之源。这要从北宋时期考查说起。按照北宋饥荒年募养灾民为兵、就近守边防、可以带家属的制度，寻根溯源，只有黄骅海兴县的部分地区完全具备这种条件。首先，海兴县部分地方的人说话与这种语音完全相同；其次，海兴县离上述当城等地不算很远；第三，海兴县在历史上经常闹灾荒，因而成为饥民，有可能被北宋朝廷募灾民为兵，就近守边防，符合宋朝募民为兵，可就近戍边的措施。因此，当城砦、独流北砦、独流东砦、沙沃砦等的砦兵，均来源于海兴县的部分地方同种语音地区。北宋灭亡前后，当城砦等还有部分人口，又分散在四周围建村。而杨柳青、咸水沽、贯庄（为宋朝时期的水寨）及周围地区，在北宋时期均是沽水多的地区，也应守防，这三个地方也是来自会使船地方之海兴人。在这三地周围及以东地方。北宋时期仍然是在沽水或海水之中。因此，上述四砦和杨、咸、贯等各地之语音完全相近。当城语音来自海兴县是可以肯定的，这属于跳跃性语言迁移，形成了当城等地的乡音。另据《中国姓氏》一书中载：「利用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的分布，计算这个空中人群迁移率，反映人群的主要流动方向和地域间人群的相对迁移动向」。我们可以利用宋朝、明朝两个时期的姓氏分布的数据，得宋明时期间的姓氏人口迁移走向，其中宋朝时期，有河南向苏、浙一条线，明显是北宋朝廷向东南迁移建立南宋朝，这是百官、百姓和军队的大南迁。还有山东向河北西、中部地区的一条线，这也很明显是河北西、中部地区筑关建砦，宋朝廷征山东灾民募养为兵戍边，致使河北西、中部地区的居民语音是接近山东的语音，甚至这种山东语音延至今日沧州、河间、静海的南部。那么，黄骅海兴县有关地区灾民，被宋朝廷募养为兵，戍令之静海东北部各砦，包括当城砦在内，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姓氏》中的上述两条线的走向，一是防守抗辽由南向北的迁移：二是战争失败由北向南的迁移，这是两条主线。如果我们确认人口小的迁移，也可以划条线，由黄骅的海兴县通向上述的各地方。
  （二）其他语音的融入
  以宋代当城形成的乡音为本土音，融入者处于劣势，融合人少，即使第一代不能融入，第二代一定会融入，如其他散迁入当城之人户。即使迁入的人户以后发展的人口再多，超过了原住民，这些繁衍的后代，也一定会融合到这种乡音之中，如高氏家族，第一代一定是山东语音，从第二代开始，或至第三代孩童时期就会改变过来。「燕王扫北」带来的吴、沈、汪等姓氏人口，也完全没有了江苏和安徽和语音。「大槐树」迁来之山西人，也没有了山西语音。这也说明了当城古老的乡音，从北宋至今是稳定的。上述的融合也带来了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本地的词汇，如一些方言，还有个别的生活习惯。
  卷六 古迹
  仅从北宋开始，有着一千一百零九年历史的当城，同样也有着千年的古迹。
  （一）当城砦
  民国三十四年修的《静海县志）》将当城砦编入了「古迹」一项之中，编志时，当城砦城和河西边疆城还非常明显，甚至还记载了当城西河的渡口。二十万平方米的当城村村基，就是北宋时期当城砦的砦基。砦基下层很可能还有更古老的文化层。砦城墙、河西土砦长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的地段还有约两丈高的城基）不等，现在有的虽已不十分明显，仍有遗迹留存，如主村基街道、胡同的走向，提示着城门的位置，还有残存的村周边水坑，是护城河的残迹。
  （二）将军钟（与独流砦同时各铸一尊）
  将军钟置于青砖所建钟亭之内，钟亭位于菩萨庙院内东南角处。将军钟为铁铸，高一米八，头部戴宋军将军头盔。浓眉大眼、高鼻梁、厚唇，神色威严。钟身铸成铠甲衣状，铠甲衣的方格中，铸有几十名叶姓和少数尚姓资助者的姓名。钟底角呈外翻，落地后为八脚八洞，有助声响之作用。此钟为北宋实用之钟，以报紧急军情之用，如果有辽军侵入，敲钟为号，乾宁军所辖之军队，即可前来参战。由于后来弃之无用，为后人建亭置入其中。该钟与亭在1958年时被毁。
  （三）地藏王菩萨庙
  建于明万历四年。清乾隆五十六年重建，道光四年重修。有清进士，任台湾知府徐汝澜（当城高氏第十四世女婿）题碑文为证。址在当城小学老址对面。
  （四）关帝庙、奶奶庙
  关帝庙，供关羽塑像，村民称老爷庙。关羽塑像头戴帝王帽，长方型国字脸，面红，大眼睛，长美须，面容严肃，身塑绿袍，坐在长桌案之上。关羽塑像左侧站立周仓，手持大刀，右侧站立关平，手托《春秋》古书一函数册。均为泥塑，身材与真人同高。关羽身后墙壁，画一浅黑灰色龙，口喷水状，是村民为旱年求雨之意。庙内三壁有壁画，全部壁画为《三国演义》故事，彩色画面清晰，故事情节明确，表现人物栩栩如生。庙始建于咸丰年，大殿四梁八柱，面积七十七平方米，砖木结构，庙顶青瓦，五脊六兽，庙前从地至顶四扇高门，高门庙前有平台，平台四周青石围绕，石台阶，台阶两侧，一边一块条长石，均为青石。条石旁，每边植有一棵老槐树，庙宇结构似有山西风格。传为山西晋祠中关帝庙画师肖某所画，现庙中有题字。
  奶奶（娘娘）庙，位置在关帝庙旁，娘娘塑像面部清秀美丽，温和慈祥，一边站立一侍女。三面壁画，绘有历史传说故事。村民风俗为送子或保佑子女平安祈祷之场所。
  （五）东影壁
  置于当城当街东边，与当城西边关帝庙相对，影壁长约十米，高三米，厚约一米。影壁顶部有脊，布瓦，壁体方青砖筑，壁前后开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拆。
  （六）高氏家祠
  砖木结构，全部青砖，磨砖对缝，分前院后院，前院横长方型，后院竖长方型，两院连接呈「丁」字型。正门在前院，面向南，拱型大门口，两扇大门，门楣上方由四块一尺见方的青砖砌成的匾额，刻有双勾正楷「高氏家祠」四字。后院正厅高大，有台阶，四扇高门，正厅是高氏家族供祖像之处。左右厢房为高氏子弟上学之场所。每年利用族内公产收入，在高氏宗祠内，举办一次「孩儿会」，参加者不分穷富，只要高姓，由母亲带领，大吃一天。「孩儿会」也是认祖排辈分和续家谱的活动时机。后来「高氏族家祠」部分被拆毁，现有正厅和西厢房留存。
  （七）商户“春和祥”、“春立德”
  位于当街中段北侧，七十年代前改为供销社。
  卷七 代代传承的儿童游戏
  儿童游戏多在七八岁至十二三岁的儿童之间，游玩的时间也多在吃完晚饭之后，至九点左右，也有的游戏是冬闲时的白天。一般是年纪小的看，年纪大一点儿的是游戏的主体，进入少年了，也就退出了游戏的小团体，这时年纪小的则进入游戏的主体，如此代代传承。儿童游戏小团体最多不超过二十人，一般都是附近邻居家的孩子，范围不超过四个胡同，这样的儿童游戏小团体，在全村按片自发地分为几个。有的游戏是女孩子玩的，有的游戏是男孩子玩的，也有的游戏则不分男孩，女孩，可以混在一起一块玩。游戏的种类有十多种。游戏的场地是孩子们自己选择，如在关公庙前等。所谓游戏种类在孩子们中叫玩法儿，玩什么，如：骑马打仗、点游花、抓老鸹、逮抬、跳房子、弹球、踢毽子、指天、捉迷藏、织腿三角跳、打弹弓、玩画片、抽尜等等。其中，有的是近代兴起，如弹球、玩画片等，因玻璃球、画片是近代工业的产品，大多是在孩子们之间对古老游戏的代代传承。其中有的游戏含义是什么？产生于什么年代？是谁编导的？均让人难以说清楚。仅举两例。
  骑马打大仗。三人为一组，一人在前站立，是马头，一人弓腰，后背呈水平状，双手抓住站立者的腰，这就是一匹马，第三人骑在弓腰者的背上，组成骑马的一组。可以组成多组，分敌我双方，骑马者不准拿「武器」，只是用手互相推拉，可以用技巧打败对方，骑马者掉下来为败。
  点游花。一人是主持者，一般领头的是年纪大一点的女孩子，参加者男女孩子均有，为七八岁居多。主持者将自己的衣襟下摆底边亮出，参加者将两手的拇指朝上，其他八指在下，抓住主持者衣襟下摆底边，参加者们的拇指，在主持者的衣襟底边上排成一行。主持者口念有词，为：「点点，点游花，游花绿，游花红，点到谁，谁下台」。最后一个「台」字落在那个人的拇指上，这个人的拇指就退下去，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一个拇指，还存在，这个人就是胜利者，可以「提拔」为主持者。除上述念词外，重要的是，还有一套念词为：「青布，白布，核查一路，有钱没钱走路。」其含义似为：其青白不分时，检查后如果是同伙，有没有钱都放行。
  点游花和骑马打仗两种游戏，其内容反映成年人的社会生活较强，而且游戏所反映的这些内涵，是玩游戏的孩子们所不懂的。可以肯定地说，上述两出游戏是很古老的。孩子们的游戏，有的已失传，也有新增加的，古老的也有传承下来的。现在孩子们已经不再玩这些游戏了，这些游戏对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上述反映大人们社会生活比较强的古老游戏，其产生，应有一定历史背景，如骑马打仗是否与北宋战争有关。因为当城除了此时的战争有马，其他则没有以马为战资的历史背景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人们的尚武对孩子们的影响，而且，还不是少数达人尚武才能影响得了孩子的。有时候，孩子们玩游戏，冬闲的大人们还在一旁观看，孩子们玩到尽兴时或高潮时，大人和孩子们则一同哈哈大笑。
  还有年青人们自发组织的尚武队，由中年人指导练习武艺。
  卷八 日伪时期和解放天津的后方
  日伪时期，当城及周边各村，日本兵对哪个村都随时可以去，只有当城村西边几华里的霸县，这些地方是八路军的占领地。在蒋统时期，当城村是敌占区，第六埠就是八路军活动区，水高庄则是敌对双方推拉区。三村顺子
  牙河岸形成一排，各间隔三华里。
  （一）日本鬼子来当城
  日本鬼子第一次来当城，是由一名日本低级军官，带着一队日本兵，在村里转一圈，可能是为了熟习各村地形环境。村里领头人也害怕，说话又不懂，这时想起来找高氏家祠教日语的先生，谁知这位先生早已溜之大吉，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日本军官看见当城村的关帝庙，就在关帝庙前，鞠了一躬，带着队伍走了，他们是来熟悉地形情况的。这些日本兵是从杨柳青来，由于离当城不很远，随时都可以到当城来。一次，日本兵是深夜进当城，村里人都不知道，村民高华清还像往常一样，走到一胡同口时，刺刀戳过来，幸好没有刺中，原来是一名站岗的日本兵。这名日本兵也没想到有人敢夺枪，但被高华清夺过来了。高华清提着枪向村外跑。日本兵在后边追，追到村外庄稼地路上。高华清心想．这日本兵穷追不合，就是为了枪，高华清把枪栓卸下来扔到水坑里，将枪丢在路上，自己便钻进路边的高梁地里，日本兵捡到了枪，也没有敢进高梁地继续追。
  日本兵进村找花姑娘。一天，接近黄昏，几个日本兵到了当城村，村里出人应付，虽然言语不通，但已明白了鬼子的来意。这可难坏了村里人．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假装没听懂，找了几位老太太，她们拿着木盆、搓板，来到鬼子面前。意为给鬼子洗衣服，鬼子直摇头。因天气已晚，鬼子们叽咕了几句，也怕夜晚出事，便走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有一次是路经当城的行船，船上一家人有个姑娘，就被多名日本兵强暴。
  日本鬼子在当城杀人。又有一次，日本兵来当城，有一外地人路过当城，见有日本兵，因害怕，慢慢向回溜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就跑，日本兵立即追赶，赶至村南边，这个人终没有逃脱，日本兵让这个人跪下，用刺刀从头顶扎了下去，杀害于村南子牙河傍。
  （二）英烈永垂不朽
  当城村村民流传下来了一些革命人士、八路军战士牺牲的壮烈事迹，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了，当城人也并不认识他们，但这些事，当城人心中记住了，传了下来，今有必要成文，以防失传，并做永久怀念。
  宁在此地死，也不受国民党军污辱。一天，国民党军去霸州扫荡，俘虏两名八路军战士。路过当城西河渡口时，国民党军掠夺的所有财物，均让这两名八路军战士背扛，年长些的八路军战士，将所有背扛财物扔在地上说：「你们（指国民党军）就在这儿解决吧」。年轻的八路军战士随后也将所背扛财物扔在地上。国民党军就在渡口旁，杀害了这两名八路军战士。
  当城人记着这位县长。据村民说：不知是静海县还是霸县的一位县长，姓林，被敌人杀害，敌人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当城村与水高庄村中间的河边木桩上，足有一个多月。据老人们讲，河边木桩上经常有挂的人头，简直都没办法计算有多少了。
  北岗楼的帽头队。从革命老区策城逃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自动组织起来，驻扎在了当城村北，他们盖了砖混结构的岗楼，吃住都在那里，由于他们每人戴一帽头，当城村民就称他们为帽头队。帽头队专门截查从老区过往这里的船只，只见白天将人捆绑押进岗楼，转天人就不见了。当城村民在附近田里耕地，经常耕出人头或人脚，是被帽头队活埋的人。有时一天就截住七八个人，有男有女，凡截获的人，没有活着放走的。谁也不知道他们杀害了多少人，被杀的这些人里有革命人士，也有无辜老区百姓，甚至策城的穷人，他们都杀。有时被截获的船，是双层船底，里边装着老区急需物资。也有时是地工人员，从市内三条石筹集的军需物资。
  据当城在外地参加八路军的高志杰（后住河北东光县连镇，与参加座谈之高志杰重名）介绍，派到天津（路经当城）搞侦察的人，十有八九回不去。他曾经被派过一次，带着一个没有父母的三岁孤儿（女孩），扮做讨饭的父女（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幸好完成了任务，安全返回。回去后将这孤儿收为养女，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解放后，高志杰在公部门工作，后转铁路工作。
  （三）解放军西线包围天津的必经之路
  公元一九四八年底，解放军四野包围天津西线部队，穿过京津中间地带，路经当城，形成包围天津西线之势。先头部队首先攻打杨柳青，大部队四人一排，日夜兼程。
  解放军是从东淀洼直奔当城而来，开始是从黄家房子过河，当城的保卫团（国民党乡村武装组织）用机枪、步枪向解放军方向射击，这时，本村有个胡大掌柜，走近保卫团说：「你们还打呀，你们看队伍像高梁地似的，你们顶得住吗。你们打枪，人家都不理你们。」保卫团才有意投降，解放军来了一个班，班长命保卫团将各种枪支三百多件，捆成几捆，当时并不收缴，而是让其等我地方武装来收缴。原来，在黄家房子过河的解放军是侧攻杨柳青的部队，正面攻击部队是从当城村内通过，穿过当城村当街。当城村沿街村民，家家烧开水，把吃饭桌放在大街上，将开水晾的正可口，战士们几口就将一碗水喝干，一句话不说，就像喝自己家的水一样，跑几步就又跟上了队伍，进入队伍中自己的位置，继续快步前进。
  前边说到的这位胡大掌柜，是值得一提的人物。胡大掌柜瘦高个，有点儿驼背，山羊胡子，耳有点聋。由于他自己耳聋，因此他说话也是高声喊，意为我喊，你也得喊。所谓掌柜，就是掌一爿店，供过往行人歇脚。关于胡大掌柜的事，还有一次，在天津解放前夕，他救了三位八路军干部，一位是闫政委，一位是杨部长，还有一位王政委，均不知名。他们三位是来当城与保卫团谈判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保卫团投降，但进村时，被保卫团发现，保卫团向三人开枪，三人躲到河对岸的船舷右边，不能露头，生命遇到危险。这时，胡大掌柜赶到，喊着「别开枪，别开枪」，划着小船到对岸，向三位说：「只要我活着，你们就活着」，并知道了来意。按照闫政委和杨部长意图，胡大掌柜将他们三人渡回岸。这次谈判没能让保卫团投降，保卫团的答复是：「什么时候杨柳青解放，什么时候就投降。」我们三位干部倒是平安返回去了。
  闫政委、杨部长等三人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当城的。前曾发生过当城保卫团头子王广生骗我八路军干部，答应同意谈判，而在半路埋伏枪手，将我前去谈判的代表杀害的事件。
  （四）抢救解放军伤员
  当城村既是包围解放天津西线的必经之路，又是攻打杨柳青和天津市区的安全后方，轻重伤员均可以在当城村得到稳妥的救治，因为，当城村的位置，离前线既不算远，也不很近，既有利于将伤员运来，也有利于医生安下心来抢救，有利于伤员安静住下来，因此，解放军前线医院二分院就建在了当城村。
  轻伤员经伤情处理后就住在当城村村民家里，被选中的村民家，村民就将自家的土炕让出来，伤员战士四人一排，分五排二十人，整齐地坐在土炕上，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静静地坐着。一般都是头、肩、手部伤。由于伤员的吃饭喝水，也由房东一家负责，所以，土炕热热的，在隆冬季节，伤员们受到村民们的细心照顾。伤员吃的既好，又很简单，一箱箱的煮鸡蛋，剥开皮后送到每位伤员手里，他们吃着鸡蛋，喝着水。由于轻伤员是按伤情和伤的部位，分类安排到各家，不能坐立的伤员，每家土炕上只能躺五、六个人。
  重伤员则只能集中安排在二分院，二分院设在「高氏家祠」大院。由于伤员多，二分院护理人员少，村里选派部分村民，轮流值班，照顾他们吃喝和大小便等生活事宜。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有很多伤员被截肢。治疗中牺牲的伤员就有六十多人，在村东专门置有烈士墓地，后来墓地设一大木牌，上边统计着所有烈士的姓名、籍贯。每座墓前又专门立一小木牌，上边写着这位烈士的姓名、籍贯。
  卷九 万尊玉佛寺
  万尊玉佛寺建于当城村南附近子牙河畔（据称万尊玉佛寺原名为「法藏寺」，始建于隋朝，原址大沙窝村南，明嘉靖三年重修一次，由于年久失修，现已不复存在。公元二00三年八月，经天津市宗教事务管理局批准恢复重建，现已在建设中）。这又为风水宝地增加了佛陀的光彩，真乃当城人之大福。佛寺庙区占地一百八十亩，寺外有护城河，沿河道宽六米，并有四米宽的绿化带。山门、天王殿、千尊玉佛殿、卧佛殿、禅堂、藏经楼建在中轴线上。两侧为钟鼓楼，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四大配殿。整体建筑气势宏大，规模雄伟。佛寺的北侧还有佛学院，为研究佛学理论，弘扬佛学文化之圣地。另有生态园、植物园，生态园中有人工湖，湖心有岛。岛上有观音园，为园中之园。观音园供漂海观音。湖畔有罗汉山，相对高四十八米，供十八罗汉。植物园，借以参禅修智，养心护道。还有安养院，院中设佛学图书馆、讲经堂、斋房、客堂、医务保健室、助念堂等，接收老龄四众长居安养，占地面积为一百二十亩。
  佛寺中，共集玉佛万尊，其中，卧佛释迦牟尼佛像，长七米，高三米，重达二十五吨，为一块天然玉雕成。该佛像玉质温润，色泽清雅，雕工精美，神态安详，举世无双。并有万余尊小卧玉佛。万佛大殿供如来佛祖八十八尊，并供万余尊小卧玉佛。如来佛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另有三圣殿，供观音菩萨、大势及阿弥陀佛。
  万尊玉佛寺必将是众佛事工作者、众佛教信徒、的非凡活动场所，也将是全国又一处靓丽的人文景观。
  「以智上求佛道。以悲下化众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附文两篇
  一、北宋黄河北流入海河
  据《宋史》记载，黄河曾经北流，进入今海河流域，经当城入海河，渐渤海。北宋时期，以黄泛夺淮为背景，黄泛北流，后又东流，有一个人为与自然结合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与北宋、辽之间的战争有关，当然，黄泛及流经的河渠自然状况是本。围绕此问题，宋朝廷也曾有过争议，争议的内容也随水患和宋辽战争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北宋期间，黄河就有过四个入海口。关于北流，《宋史》载：「至恩（今河北清河）、冀（今河北冀州）、乾宁（今青县当城属之）入于海，是谓北流」。关于东流，「自魏（今河北魏县）、德（今德州）、恩东至于沧（今沧州），入于海，是谓东流」。北流、东流中间还曾有入海口称中流。也曾夺淮入海（称南流）。北宋之前的历史中，黄河北、东、中、南入海早已有之。北流入海，如夏朝、商朝、春秋战国时期均有之。秦朝为中流入海。汉朝至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时期，均为东流。夺淮入海（南流）为南宋、元朝、明朝、清朝（早、中）期。
  北宋时期的黄河入海口，主要是南流、北流、东流入海。南流入海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九八三年）五月，「河大决滑州（今河南滑县）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东南流至彭城（今江苏徐州）界入于淮」，称黄河夺淮。此次决口为北流、东流提供了可能。「唯滑与澶最为隘狭。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黄河北流时期，当城尚未建砦（当城建砦于北宋雍熙四年，即公元九八七年）。
  人为欲使黄泛北流。北宋景德元年（公元一〇〇四年）九月，「澶州言河决㈠横垅埽㈡」，北宋真宗曰：「城去决河尚十数里，居民重迁」。并命使臣组织人抢修，修成后，「又决于（澶）州东南李民湾，环城数十里民居多坏，又请徙于商河。役兴逾年，虽捍护完筑，裁免决溢，而湍流益暴，壖㈢地益削，河势高民屋殆逾丈矣，民苦久役，而终忧水患」。
  此时，著作佐郎㈣李垂奏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均河北境内）」，「因于魏县北析一渠，正北稍西迳衡漳直北」，「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大海」。「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北宋首提「黄泛北引」第一人为李垂。此时，当城已建砦十七年了，周围宋辽战争不断，因而出此「黄泛北引」为阻辽之策。
  李垂并奏曰：「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引水正北稍东十里」，「又东三十里转大伾西、通利军北，挟白沟，复西大河，北迳清丰、大名西、历洹水、魏县东，暨馆陶南，入屯氏故渎，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发故渎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广深与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坚壤析一渠，东西二十里，广深与汴等，复东大河。两渠分流，则三四分水，犹得注澶渊旧渠矣。大都河北从西河故渎东北，合赤河而达于海。然后于魏县北发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广深与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今河北冀州）北界，深州（今河北深县）西南三十里决衡漳西岸，限水为门，西北注滹沱（当城西河上游），涝则塞㈤之，使东渐渤海，旱则决之，使西灌屯田，此御边之利也」。
  奏议尚未定，宋辽议和，达成「澶渊之盟」（即：九月河决，十月议奏，十二月达成「澶渊之盟」。因此，引黄泛阻辽之奏，留中未准议。十五年后，北宋天禧三年（公元一0二0年）六月夜，「河决滑州城西北天台山旁，又决城西南岸，历澶、濮、郓、济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及古汴河，东至徐州入淮」（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㈥。所淹之地形洼下，泄水艰难，民苦不堪言。固而，李垂又奏曰：「今决处漕底坑深，旧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复坏。如是，则议塞河者诚以为难。若决河而北，为害虽少（指减少灾患），一旦河水注入御河，荡易水，迳乾宁军一（当城隶属之），入独流口（今静海独流镇），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动边鄙。……臣于两难之间」。此指：一边是决河后灾患甚重，一边是黄泛北引，怕得罪于契丹，有失言「澶渊之盟」约。因而，「疏奏，朝议虑其烦扰，罢之」（《宋史》载）。
  景祜元年（公元一〇四九年）三月，「河决商胡（今河南濮阳东北），泛滥大名、恩（今河北清河）、冀（今冀县）等地，其后分为两支，北流于次年形成，合永济渠，至乾宁军（当城隶属之）入海。东流形成于宋朝嘉祐五年（公元一〇六〇年」（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此时，黄河北流、东流，终自然形成两股。但以后北流渐成重灾于两岸，「神宗熙宁元年（公元一〇六八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今枣强县），北注瀛（河北河间）。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都水监丞㈦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㈧言：「当用夫八万三千余人，役一月成」。此议为筑堤防黄泛危及上述各州（东西两侧河北东路地区），也为防黄泛注入辽域内，怕再引战争。遂都水监丞宋昌与屯田都监内侍㈨程昉共议：「开二股以导东流」。即：引黄泛注东流入海，以解北流之忧患。于是都水监丞（宋昌）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余年，自澶州至乾宁军，创堤千有余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县）抹岸，冲奇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固请「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即：引黄泛东流，逐渐止住北流。并论证可行性曰：「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其中包括当城砦），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今河北三河县）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㈩，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翰林学士（十一）司马光首先支持开二股，对曰：「请如宋昌言策」，「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北京留守（十二）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也认为：「人多以六塔为戒J。二人提出异议。参知政事（十三）王安石驳：「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神宗）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王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王安石曰：「诚然，若及时作之，往往河可东，北流可闭」，「帝以为然」。
  熙宁元年（公元一〇六八年）七月，实施修二股，引黄东流。第二年（公元一〇六九年），「封闭黄河北流。而河决闭口以南之许家港，泛溢大名、恩、德、沧（今沧州）东南、永静（今河北东光）五州军」开二股，黄泛东流。熙宁十年（公元一〇七七年），黄泛北流彻底断绝。结束了北宋黄河北流入乾宁军（经当城砦）入海河的时期（十四）。
  综上，北宋时期，黄河北流入乾宁军，过当城砦西河入海，历经二十八年，即从北宋景祐元年（公元一0四九年），至熙宁十年（公元一0七七年）。黄河开始北流经当城，已是当城砦（寨）六十二年以后了。特别是黄河北流期间，宋辽之间已经达成「澶渊之盟」，双方再无战争，北宋也不愿黄河泛及辽（契丹）地，而再次引起战端。因而主黄河东流，而阻断了北流。
  注：
  （一）决：河堤被水冲缺口。
  （二）埽：为治水工程用以堵决口、护岸之器材，一般木桩作龙骨，用秫秸、芦苇捆绑而成。
  （三）壖：无树草丛生的空地，泛水在此流速急。
  （四）著作佐郎：掌修纂日历官。
  （五）塞：阻堵河堤缺口。
  （六）本文所引历史依据，除注明者外，其余均为引自《二十五史·宋史》。
  （七）都水监丞：主管内外河渠堤堰事务的官，由员外郎以上官员担任的，称都水监。辅佐都水监管理上述具体事务的，为都水监丞。
  （八）都转运司：宋设省级行政机构称路，路下设都转运司，长官为都转运使。专管水利和运输。
  （九）屯田都监内侍：掌屯田事务的官，也称屯田使。
  （十）开二股：指引黄泛行东路，即经今河北沧州南向东入海，以解流经乾宁军（当城隶属砦之）的黄河北流黄泛压力。
  （十一）翰林学士：掌起草制、诰、诏、令之官职。
  （十二）北京留守：北京指今之河北省大名。宋置三京留司御史台，三京为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北京（大名），每地置一官，由朝官充任。掌拜表行，纠举违失之事。北京留守为留司御史台。
  （十三）参知政事：简称参政，宋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之职，辅助宰相处理政事。神宗与王安石对话「二股」事时（为熙宁元年，公元一〇六八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职，数年后升任参知政事。
  （十四）黄河北流期间，正常时，经今河北省大名、清河、冀州，进子牙河，过独流，于当城砦西河进海河入海。子牙河、黄御河之黄河水在独流汇为一流，固该地因汇为一流而称独流。但在黄泛期，黄河水尽侵北流诸河，北河下游河堤不高，形成水灾，淹乾宁军地，当城砦亦在水灾之中。「开二股」东流，也解除了当城砦的黄泛之灾。
  二、北宋建当城砦三个重要问题
  当城建砦于北宋何时？主管建砦的上级行政隶属是何县、州（军）？杨延昭是否参加了建当城砦？对这三个问题，从没有见过详细的考证资料，特别是对前两个问题。
  关于当城建砦于北宋何时。砦是北宋抗辽的军事建筑设施，砦即是军事防守的寨。在北宋时期，砦小于城，大于堡。砦也有大小，最小不低于四万平方米（以今计算），而当城砦则属于大砦，为二十万平方米。砦的建设在北宋还产生了一系列军事建制。砦置砦兵，除禁兵和厢兵外，另设的地方军队，隶属各级巡检司，砦兵则屯驻于各巡检司管辖的各砦。由于砦兵可以带家属戍边，到北宋的后期（公元一〇六八年以后）被称为土兵了。
  当城建砦的背景是宋辽之间的战争，而宋辽之间的战争，是五代时期与契丹（后来之辽国）之间战争的继续。五代是指公元九〇七年至九五九年之间，所建立的梁、唐、晋、汉、周，史称五代。在梁开平三年（公元九〇九年），中原地区汉人各种军事势力战争不断，契丹乘机攻占了营州（今河北昌黎）。公元九一一年，契丹又攻占平州（今河北卢龙）。公元九一六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建立大辽，为辽太祖。此时，河北燕人（多为汉人）不堪汉人统治者的残暴，纷纷逃入契丹，燕人的加入，使契丹日益强大。此时，契丹的战争主要是为了掠人夺物，并不占地。后梁末期，契丹已经常侵扰涿州、定州、幽州、易县。后唐时期，契丹已经有了今黑龙江、辽宁界内大片领地，以此为根据地逐步向中原扩展。公元九二八年，契丹再攻平州、云州。这时汉人各种军事势力间的战争，有的便想借用契丹势力，以制对方。天平节度使石敬瑭则引契丹为援，建立晋，因此，后晋割地「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当城地属被割让的范围内。契丹主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契丹加封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并令勿称臣，只称「儿皇帝」。晋遣使往契丹谢赐号。由于晋割「燕云十六州」，辽侵扰已至河北的邢、沧、山西雁门关、河南澶州（濮阳）等地。特别是公元九四五年，契丹攻下邢、洺、磁三州后，几乎是人杀绝，物抢尽。公元九四六年，契丹攻至汴城（今河南开封），转年破城。契丹所占之地必引起反抗，契丹主见中原人难制，离汴北归。途中经相州，屠城中男子，掠妇女北去，城中仅遗七百余人。后汉时期，契丹军攻内丘、饶阳时，伤亡颇重，故再不敢深入。后周时期，契丹与北汉联合攻周之晋州，周军救晋州，契丹、北汉撤走。五代之梁、唐、汉、周，一边与契丹间有战争，一边还有汉人各势力内部的战争。唯晋皇帝石敬瑭（石敬瑭儿子继位后，与契丹发生了战争）与契丹「联合」，但契丹则有自己的野心。
  周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四月，周世宗率赵匡胤等自沧州进兵攻辽，益津关（今河北霸县）、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莫州（今河北任丘）均降，此三关均为晋割让之「燕云十六州」范围中的一小部分，现收复，当城之地被割让和此次收复均在其中。五月，瀛州（今河北河间）又降。
  契丹在五代时期，所占「燕云十六州」以北大片土地，势力壮大，领地巩固。
  公元九六0年，辽侵周，周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奉命北上抗辽，行至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从此继续了五代朝与契丹（辽）之间的战争。
  宋辽之间的战争是当城建砦的直接原因。正当宋统一境内战争之时，公元九六八午，宋乾德五年，辽兵攻扰宋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公元九七0年，辽攻宋定州。宋将田钦祚以少胜多破辽军于满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时号称「三千破六万」。公元九七六年，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欲收复五代时失地，夏季，移军攻辽，至辽南京（今北京）城南，辽耶律休哥率军增援，破宋军于高梁河（今北京城外一带），追至涿州而止。辽又攻宋至满城，公元九八0年，宋将杨（继）业破辽军于雁门。辽任耶律休哥为南京（今北京）留守职，总管南边事，以对宋。公元九八六年，宋雍宗三年，宋大举攻辽，二月至四月，宋始获胜。宋将潘（仁）美克云（今山西大同）、朔（今朔县）、寰（今朔县东北）、应（今应县）。宋将田重进克飞狐（今河北涞源）、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宋将曹彬克涿州。辽萧太后领辽军南下应援。四月，曹彬军粮尽，退回雄州（今河北雄县），再北上攻涿州，被耶律休哥所败，五月退至巨马河（今霸州白沟）南。七月，潘（仁）美率军南撤。因潘（仁）美与监军王侁指挥失当，造成杨（继）业弧军战败被俘，在辽营三日不食而死。杨（继）业军是守关军，潘仁美、王侁军是野战军，守关军不能擅离屯戍地。辽军遂共扰河北各州县，所至纵掠，俘壮丁，杀老幼。宋在河北东路北路战场失利。
  公元九八二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宋调整战场布局，将高阳关南撤至河间（原称关南，即高阳关南），并改名（河间）为高阳关。新高阳关成了宋前线的「胸部」，而失利的河间西北、东北两侧，则成了伸出的两条「胳膊」。
  战争形势的变化，宋朝廷于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决定「增筑河北东部城堡，防辽兵攻扰」。当城地处高阳关东北方向伸出的「胳膊」末端，如果说霸州等地是高阳关伸出「胳膊」的手「部」，那么，当城地则是这只「手」的东侧面，东侧面诸地的军事战略位置就更突出了。在东侧面地带布军设防，一是使霸州、雄州、任丘地更安全；二是可以防止辽军通过这一地区抄高阳关的后路。
  综上，宋辽战争的形势。当城等地的战略位置，不但说明宋决定「增筑河北城堡」，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在雍熙四年，即公元九八七年，始建当城砦。
  当城建砦时隶属何县、州（军）。据《宋史》记载：河北「东路。府三：大名（今河北魏县）、开德（今河南濮阳）、河间（今河北河间）。州十一：沧（今河北沧州）、冀（今河北冀县）、博（今山东在平）、棣（山东无棣）、莫（今河北任丘）、雄（今河北雄县）、霸州、德州、滨（今山东滨城）、恩（今河北清河）、清州（今河北青县）。」还有上述各地所置行政军（如乾宁军）。行政军辖地与县有重叠，但比县辖区大，行政级别相当于州。
  北宋时期的行政、军事管理制度，初期为府、县两级。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没有几年。就在府这一级的上边，增加「路」这一级的行政设置，即：路、府（州、军、监）、县三级。府、州、军、监为行政同级。虽然辖属路，但也可以直对中央朝廷。当城地理位置，应隶属河北东路，但又应属于哪个县、州、军管辖呢？
  《宋史》记载：「清州，下，本乾宁军。幽州芦台军之地，晋陷契丹。周平三关，置永安县，属沧州。太平兴国七年置军，改县曰乾宁隶焉。大观二年，升为州。政和三年。赐名曰乾宁」，「砦六：钓台、独流北、独流东、当城、沙沃、百万」。
  又载：「沧州，上，景城郡，横海军节度」，「县五：清池，望。熙宁四年，省饶安县为镇入清池，（有乾符、巷姑、三女、泥姑、小南河五砦），无棣，盐山，乐陵，南皮」。
  还载：「河间府，上，河间郡，瀛海军节度。至道三年，以高阳隶顺安军。旧名关南，太平兴国七年，改名高阳关。庆历八年，始置高阳关路安抚使，统瀛、莫、雄、贝、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十州军。本瀛州，防御。大观二年升为府，赐军额。县三：河间、乐寿、束城」。
  上述三州（府）记载内容，其属地互有交叉，清州地名下记沧州、乾宁军、乾宁县，还记有当城砦，当城隶属永安县，永安隶属沧州。但沧州地名下又无永安，更无当城砦；河间府地名下又记乾宁县。这样使当城砦隶属的上级，涉及到沧州、永安县、乾宁县、乾宁军。那么，当城砦建砦时，究竟属谁管辖？
  当城砦有一个隶属永安县、永安县隶属沧州管辖的时期。「清州，……幽州芦台军之地，晋陷契丹」，是指：清州（今河北青县）之地在五代晋朝时，属幽州芦台军之地（当城地在其内），为晋「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时，给了契丹。「周平三关，置永安县，属沧州」，是指：「后周显德六年四月，世宗自沧州进攻辽，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莫州（今河北任丘）均降」，「五月，瀛州（今河北河间）降」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宋史》—上海辞书出版社）。由于青县地在上述的三关州之南，三关州降，其南边的青县地当属后周一同收复了。周世宗恢复上述失地后，将青县地置为「永安县」，隶属沧州。当城地随永安县，也隶属沧州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宋朝建立后的太平兴国七年。
  当城砦隶属乾宁县、乾宁军时期。青州地在「太平兴国七年置军，改县曰乾宁县隶焉」。也就是：在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宋在永安县地，置乾宁军（因为此时此地驻军多，居民少），并改永安县为乾宁县，乾宁县隶属乾宁军。这就说清了，公元九八二年之前是永安县，属沧州，之后是乾宁县，属乾宁军了。
  之所以将永安县属沧州，后改为乾宁县属乾宁军，记在了清州地名下，这是因为：《宋史》以大观二年或以后的资料为本，先确定清州地名，在清州地名下，记下了置清州之前的演变，也就是记下了太平兴国七年，曾是永安县，属沧州，后变更乾宁县，属乾宁军的过程。
  《宋史》中关于河间府的记载，说明了河间府在河北路北边战争失利之前，行政位阶很低，隶属于其北边的高阳（今河北高阳），当时河间称关南，即高阳南边，关南随北边的高阳归顺安军管辖。战争失利后，将高阳关移至关南（河间），即后来新变更的高阳关。后来的高阳关（河间）变成了大军区所在地，外辖战区四面八方二百公里。庆历八年（公元一〇四八年）提升高阳关为路，也说明了问题，即高阳关路统瀛、莫、冀、雄、贝、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十州军，与高阳关大军区的管辖范围相当，其中就包括了乾宁军，当城砦属乾宁军。因此，高阳关作为大军区时，乾宁军、乾宁县（当城砦属之），就属这个大军区的战略统区之内。
  综上，当城地在五代的周朝时，隶属永安县，永安县隶属沧州，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才变永安县为乾宁县，乾宁县隶属同时置设的乾宁军，这一变化以公元九八二年为时间界限。当城建砦正是在这之后的公元九八七年，即宋雍熙四年。可以肯定：当城建砦时，属乾宁县，乾宁县属乾宁军，统在高阳关大军区的战略地区之内。
  杨延昭是否参加了当城建砦。「杨延昭（生卒于公元九五八年——一〇一四年），杨（继）业第六子。太平兴国中以荫补供奉官。父死，擢崇仪副使，知景州。历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宁边军部署等职，防守北边，屡败契丹。景德二年（公元一〇〇五年），任高阳关都部署。官至莫州防御使。为人沉默寒言，不问家事，而智勇善战，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而推功于下，故乐为人用。守边二十余年，契丹畏服，呼为杨六郎。」（据《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与其他史书结合理解。上述说明：杨延昭初任官职较低，为宁边军部署，相当于今之上尉或大尉。宁边军为北宋时的今河北省博野县，宁边军部署为宁边军的下级军官，宋时称「下班祗应」，属未入流衔。后荫补为「崇仪副使」，相当于今中校或大校衔，「知景州」为今正或副地司局级，「崇仪副使」是职级，「知景州」是现职。杨廷昭「荫补供奉官」的理由是其父阵亡，即雍熙三年，公元九八六年之事。杨延昭「荫补供奉官」的时间，是在其父死后的一段时间，一是杨（继）业被俘、死因要调查清楚；二是与潘仁美、王侁责任有关联，如果此二人有责任，杨（继）业属死的英烈；否则，杨（继）业还有败军之责。三是杨延昭被「荫补供奉官」还有一段时间，杨（继）业如有败军之责，杨延昭不但不能荫补，而且还要考虑是否重用的问题。查之结果潘、王二人有责，对潘（仁）美先是停职，后被「削秩」，即今之开除公职。杨延昭离宁边军部署职候荫供奉官的这一年，正是当城建砦，也是杨（继）业阵亡的第二年，即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杨延昭在这一年参加了河北东路的东部各砦的增筑工程，其任务是参与监督施工应是最有可能的，而且是丧期结束后，带孝赴任。杨延昭不可能将前线的宁边军（驻扎河北省博野县）的部队撤下来建砦，何况他只是在宁边军下属任部署职，率兵不过千人。
  杨延昭此时年二十九岁（公元九八七年），有守边和参战的经验，其率领少数参加建砦的各项工作，也属有守边经验地区的人，到新建砦地区「支援」工作。当然，这种「支援」应属监督施工性质，也不会只负责当城一地之建砦任务（但因当城是大砦，杨延昭赴任时可能居当城较多）。各砦建成后，杨延昭受荫，历任「知景州」（今河北景县），「保州缘边都巡检使」今河北保定）。在此期间，杨延昭击败辽军于遂城（今徐水西，保州辖区）。据杨延昭前后任职之地，为高阳关西北之保州、西部之博野，南部之景州，加之参加了东北部诸地增建砦（包括当城砦）的工作，以河间为中心，四个方向二百公里之内，正是高阳关所统的战略地区范围。遂于宋景德二年（公元一00五年），杨延昭又被任命为「高阳关副都部署」，官秩为莫州防御使，相当于今之大军区副司令员，时年四十一岁。
  从地域上说，杨延昭任职的河间西北方向的保州、西部博野、南部景州，仅为高阳关统区的一半，而东北部方向是另一半，没有对这一半的熟知，而任高阳关副都部署也是不能具备条件的，而且，又是高阳关四周经常发生宋辽战争的重要地区之一，战略地位又有极为重要的特殊性，守则主动，不守则被动。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杨延昭有条件参加当城一带的建砦监施任务，这使杨延昭任「高阳关副都部署」之职的条件更加充分。当城人祖辈传说当城是杨六郎所建，不无道理。
  当城砦，即为当中的城砦，「当中」为重要，「城」是大砦。城区占地面积二十万平方米。最高处相对高度为十点七米，均为人工堆积。城区有城墙，四面有城门，城墙外有护城河。城区内有军事活动区，砦兵官家属居住区，砦监指挥所，报警将军大钟。砦城外的西边有约九华里的土长城，土长城外有「田」字沟，为防辽之骑兵。北宋时期，军事驻防地多关、城、砦、堡，关为驻防军区，城为属所之一地驻防，砦为防守关节，堡相当哨所。当城砦是仅次于城的大砦。当城砦长官为知砦（砦监或砦监押），下设若干都保正、副都保正。当城砦隶属乾宁县，军事上隶属各级巡检官、巡检使，统称军使，军使相当今之各级武装部长。防守属高阳关统，如果发生战争，均属禁军（野战军）节制。
  当城砦的军事作用历时一百四十年，即北宋建当城砦的公元九八七年，至北宋灭亡的公元一二一七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当城村遗址调查勘探报告
  受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广播电视局的委托，我公司于2011年7月25日至7月29日对当城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现将勘探情况汇报如下。
  一、相对位置
  当城村遗址位于西青区辛口镇当城村内的西部，子牙河东岸，省道110的西侧。
  二、地形地貌
  地形为一处相对较高的台地，现当城村庄。
  三、工作方法
  按《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和当地文物部门的要求，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以台地最高处为中心的“十”字布孔法，向四周勘探，孔距根据地形条件一般采取20——30米之间，根据地层决定深度，从整体上把握该地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堆积层的范围与厚度，以及包含物等。
  四、地层堆积
  大致可分六层。
  第一层：地表层，厚1.2——2.5米，土质相对较硬，含现、近代遗物及大量的建筑垃圾。第二层：深1.2——2.5米，厚0——2.3米，褐色淤积土层，土质相对较松，未发现包含物。
  第三层：深2.5——3.4米，厚0——2.8米，文化堆积层。开口于地层的一层和二层下，测绘地图海拔4米台地的周围，南北约330米，东西约370米（西至子牙河）。呈灰褐色，局部黑褐色，土质相对较松，含碎青花瓷片、酱釉瓷、草木灰、鱼麦粒、红烧土粒、碎砖瓦等，个别探孔发现有踩踏层，厚10厘米左右，质量相对较好，初步推测可能为道路类遗址。因村内建筑等，遗迹单位未能详细勘探。根据遗迹遗物，初步推断为明、清时期。
  第四层：深2.5——3.5米，厚0——2.0米，褐色淤积土夹大量红褐色土块、粒，土质相对较硬，未发现包含物。
  第五层：文化堆积层，深4.2——6.0米，厚0——1.7米。南北250米，东西240米，测绘地图海拔4米台地范围内，5米台地的周围，呈黑色，局部黑褐色和灰褐色，土质相对较硬，大部分为水腐质土，含相对较多的腐朽植物，相对较少的碎砖瓦、烧土粒、草木灰等，个别探孔发现有踩踏层，厚10公分左右，质量相对较好，初步推断为道路类遗址，发现有大块砖未能探穿，疑为建筑类遗址，因村内建筑等条件，遗迹单位未能详细勘探，根据遗迹遗物，初步推断为宋、元时期。
  第六层：深4.5——6.5米黄褐色淤积土层，土质相对较松，未发现包含物，厚度因见水等条件未能探至生土层，厚度不详。
  五、总结建议
  此次勘探结果为初步勘探，只能了解到当城村古代遗址的初步情况，详细情况还需作进一步的勘探工作，建议此结果作为参考。
  当城村地下考古勘探始末
  周健
  当城村位于西青区辛口镇，子牙河东岸，当杨公路穿村而过。村西保存有战国时期红土岗遗址，因宋代在此设立“当城寨”，沿用地名至今，是我区现存的仅有几处采用宋代地名的村落之一。2011年，区文广局组织相关单位对现有村落部分地块进行了初步考古勘查，现将有关勘探资料整理如下：
  一、开展考古勘探的原因
  2008年，西青区开展了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在调查辛口镇当城村当城寨址时，征集到高若敏所著《当城砦考》一书。高先生为当城村人，多年研究当城历史，所著《当城砦考》结合了历年来村民间口口相传之口述史整理而成。尤其是书中所录宋代当城砦平面示意图，其规模与建置引起大家的关注。为考证其真实性，区文广局邀请了天津市原考古队队长、天津市原文物处处长陈雍先生到现场进行了勘查。陈雍先生多年从事天津的考古挖掘工作，且一直致力于寻找挖掘宋代寨铺的相关资料，《当城砦考》引起了陈老先生的浓厚兴趣。于是由政协副主席胡友刚同志邀请了高若敏先生，以及方兆麟等相关的文史专家，召开了当城砦文史工作座谈会，会上高若敏先生介绍了其历年来的对当城寨的研究工作。据其介绍：今当城村老庄窠为宋代当城砦址，原址四周有夯土围墙，城内有各种军事设施。会后，相关专家到当城村进行现场勘查，陈雍先生在老庄窠东侧捡到宋白瓷片数枚。此次座谈会的内容引起了区文广局的高度重视，时任文广局书记的孙国春同志责成区文保所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要求制定了勘探方案，准备进行勘察。
  二、勘察过程
  文保所制定的勘探方案主要是对村中老庄窠以最高点为中心，间隔1米孔距向四周辐射进行勘探，不设边界及深度，彻底了解该地区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堆积的范围。不过当城村的实际情况是建筑物密集，且地下管线众多，不能保证勘探探孔间距。如果要进行勘探就要破坏地表设施，这样就需要修补赔偿，初步估算需投入资金40万元以上，此外勘探费用也超出了当时文物保护的经费。该方案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所以被放弃了。
  针对前期方案的不足，文保所根据陈雍先生的建议“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及时调整了勘探方案。采用了一种“十字”布孔的方法，即：以庄窠最高处为中心，成“十字”形状沿街道胡同布孔，孔距可随地形调整，控制在20-30米即可。这种方案探孔较少，对居民干扰少，勘探费用较低。通过陈雍先生介绍，区文广局与洛阳古韵钻探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文广局出资一万元委托其进行了考古勘探。
  经过专业公司的勘探，在当城村地下发现六层地层堆积，其中在第一、三、五层发现文化堆积层。第一层1.2至2.5米处为地表层，含近现代大量的建筑垃圾。第三层位于地表以下2.5米至3.4米，发现部分青花瓷片、酱釉瓷片等标本，初步推断为明清时期的遗物。第五层位于地下4.2米至6米，仅发现较少碎砖瓦。
  进行资料整理时，勘探队认为在第五层的文化层断代上，由于未发现重要的断代标本，建议将文化层命名为“明代以前文化层”。陈雍先生看过资料后，认为第五层的文化层应该为“宋、元时期”。理由有二：其一，在试勘探中，曾在第五层中发现宋白瓷残片。虽属试勘探，未做记录，但仍算作标本；其二，“明代以前”本身即涵盖“宋、金、元”，不如直接称之为“宋元时期”。正式的调查报告中，第五层文化层被推断为“宋元时期”。
  三、后续反馈工作
  勘探结束后，工作人员将勘探的基本情况和相关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整理，由陈雍先生向区文化局领导做了详细的介绍。
  此次勘探虽然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发现了一些线索。受布孔数量的影响，技术资料不足，对该遗址的用途、布局、形成时间等不能提供准确详实的依据。鉴于该遗址位于村下，地表建筑密集，缺乏详细勘探的条件。故将勘探档案作为内部资料存档，暂不对外发表及公布，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同时，将有关信息反馈与当地政府，做好相关保护工作。
  2014年12月，西青区政协拟将当城村的相关资料整理成册。故此，文保所将当时的工作概况做一简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