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在天津今晚报庆祝六十年活动中，天津市委张高丽书记亲切地和今晚报干部们合影留念，紧挨着张高丽书记那位九十岁白发老人，就是天津晚报创建人张道梁。这位古稀老人不仅创建了天津晚报，更主要的功绩是用自己工作亲历，编修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出版史料和天津百年美术年画史书，为天津年画史料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1949年11月，文化部要求各地开展新年画出版工作。张道梁所在的大众书店和市文化局共同组建了“天津新年画出版社”，在张道梁具体负责下当年出版了新年画43种，发行253万张。1951年春天，在天津新闻出版处领导下，新年画出版社又改组为“华北画业出版社”，张道梁开始了天津年画资料收集总结工作。1954年天津成立美术出版社，当时天津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张映雪兼任社长，张道梁是第一位到美术出版社的干部，从此天津美术出版社把张道梁报到日期做为建社正式纪念日，以后抢救杨柳青年画在张映雪领导下正式拉开了序幕，张道梁把自己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年画工作。
  从1954年8月天津美术出版社初创时期，张映雪在无办公地点、缺少资金和专业人员情况下，把抢救杨柳青年画放在了工作首位，张映雪多次到西郊区和杨柳青实地调研，对杨柳青年画当时衰退破坏的情况做了深入考察，张道梁帮助单位总结了杨柳青年画几百年来的艺术历史。为了突出杨柳青年画在中国民间艺术的特殊地位，1957年张道梁和后来成为中国国画大师的孙克纲等人到中国其他年画产地调查访问。为杨柳青年画地位做出论证，他们在潍坊杨家埠深入木版年画重要生产乡村，考证了年画生产题材和工艺水平，并把13种新题材进行了年画内容评估，然后又到苏州桃花坞考察了当地年画情况。每到一地，张道梁都用照相机留下了当地木版年画原始产地的照片，这些照片成为了中国木版年画解放后最早的文史资料。通过张道梁和孙克纲等人的详细学术调研论证，确定了杨柳青木版年画是蜚声中外的民间年画最大的生产原生态基地。从1953年创刊的《天津画报》中开始宣传杨柳青年画，并对常年坚持年画创作生产的老艺人霍玉棠、韩春荣、张兴泽等人进行了系统报告。近日，在张道梁的帮助下，我收集到这些老艺人在解放初期的年画创作照片和文学说明，尤其是霍玉棠在创作《白蛇传》传统木版年画彩绘工作照片，张兴泽在1960年参加第三次全国文化会受毛主席接见的报道。当时我父亲盛玉洪是杨柳青年画店经理，专门到天津火车站去接张兴泽，张兴泽向我父高兴地讲述和毛主席握手的激动场面，天津车站工作人员纷纷和这位年画老艺人握手。回到杨柳青后，我父亲组织了会议，请张兴泽讲述全国文代会的盛况，对创作年画的几十位年轻新学员起到了鼓舞作用。
  张道梁特别注意保存抢救杨柳青年画史料工作，他特别保存了天津美术出版社三任社长张映雪、郭均、赵泮滨在不同时期的工作资料，为以后总结历史资料打下了基础。1960年美术出版社专门成立杨柳青年画抢救小组，由何正慈担任组长，用了三年时间去全国收集那些流失在民间的画版和原始年画。张道良于2010年还坚持到何正慈家中探望，两位九十多岁古稀老人的中心话题还是五十年前的杨柳青年画抢救工作。当年抢救小组三访东丰台，见到了许多堆积的木版年画刻版。在岳龙庄有一位老大娘家中存放了《十女放风筝》、《嘻叫哥哥》等原创画版。何正慈将《金玉满堂》的原创画版带回了天津。在山东省收集到的《闹龙舟》、《翠屏山》和四扇屏的《水浒》，这些年画全是套印不是单纯的色彩手绘。这些木版年画对彩绘工艺提供了原始证物，印证了传统杨柳青年画的不同时期彩绘烘染的工艺技法。一种画稿两种彩绘手法是当时年画的不同特点。在东北吉林省范家屯有一位杨柳青老艺人李文义，他刻制的《义和团火烧鸦片》是反帝斗争题材的精品。张道梁认真地记录了这次天津美术出版社抢救民间艺术全程历史，并专门总结了杨柳青木版年画工艺流程全部史料，为几十年后出版年画史书做好了带头准备工作。
  张道梁在前年送我一张珍贵照片，这张1960年2月26日在北京农展馆门前的合影时杨柳青年画抢救历史的见证。照片中有我父亲，他当时照完像后就去文化部落实杨柳青年画去莱比锡参加展览事宜；照片中的江泽同志长年驻在杨柳青，整理年画资料和从事培训年画新学员工作；老画师陈林祥是挖掘年画题材的专家，他从破旧不堪的画版中复原了画的风采，并把破旧的年画旧稿恢复了新貌；邵文锦和戴仁是新杨柳青年画高产画家，创作了不少精品。
  张道梁珍藏的这张成为杨柳青年画历史抢救工作者唯一的宝贵照片。美术出版社在总结陈林祥复原二百余幅杨柳青年画事迹中专门选用了这张照片。当我把这张照片送到江泽手中时，这位抢救年画最早的功臣特别激动。江泽在解放初期长年在杨柳青做抢救年画工作，他的足迹踏遍了津门四郊，他先后三次回忆了十年抢救年画艰苦工作。他如数家珍般地讲起了张耀林、戴邵臣等老艺人的捐画亲历。当我向他介绍霍玉棠两个儿子都在继承父业坚持年画创作时，江泽特别高兴，他说当年的小孩也接过抢救年画的工作值得庆祝，并说当年都是霍玉棠老伴为工作组做饭，全家都支持国家把年画当做重要任务来完成。我理解江泽的心思，解放初期杨柳青只剩下霍玉棠、韩春荣两家坚持，张映雪局长从1950年就登门访问，最后让这些老艺人成为国营单位正式职工，我父亲第一次代表组织为这些老艺人发工资时，老艺人们特别感激政府的关怀。我父亲特别喜欢霍庆有，因为霍庆有与我同岁，当年才6岁，每次到杨柳青画车间，霍庆有都躲在画案下向我父亲扮鬼脸，然后从画案下面钻来钻去，江泽抓住霍庆有送到我父亲怀中，我父亲见到霍庆有顽皮的样子就开玩笑说带他回市里画店总部，霍庆有赶紧从我父亲怀中挣脱跑走。江泽和我父亲一样在文革过后从来不提当年为年画做出的贡献，感觉特别伤心，只是回忆当年杨柳青淘气的小孩霍庆有哥俩。这里面原因张道梁知道的特别清楚，每位参加过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干部在文革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文革前夕杨柳青年画就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4年文化部专门发文件批评杨柳青年画，并在通报中指出杨柳青年画中百分之九十是帝王将相，荒诞迷信的内容。当年6月6日文化部、中国美协派李寸松、方秀桐等人组成调查组到天津调查。外人不知道，当通报刚下发时，敬爱的周总理委托老舍先生先期到达天津、根据当时不正常的文化政治气候，老舍先生很低调，只身一人在我父亲和文化局赵琪主任陪同下来到杨柳青，在杨柳青考查了三天，对杨柳青年画全部内容进行考察。最后老舍先生结合当时形势，提出了推新出新的工作方针，并告诉不要再从民间收购旧年画，对旧年画做为文物送博物馆保管，用新内容杨柳青年画代替旧年画。老舍先生圆满完成了保护年画任务。
  文革开始后，张道梁被关进马场道美术出版社地下室，因为有一名干部说张道梁在日伪时期到日本被天皇接待。其实张道梁在新生晚报和书店工作情况已经早有结论，我父亲和新华书店保卫科成国海科长在审干工作中对张道梁很负责，从来就没有发现被日本天皇接见的历史问题。张道梁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毒打，但张道梁坚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在关“牛棚”的漫长日子里，张道梁对老社长郭钧特别照顾，他帮助体弱多病的郭钧在危难中度日。郭钧这位延安鲁艺出身的老干部对杨柳青年画用了八年时间进行挖移整改和抢救复原，这些成为了郭钧的最大罪证。每次批斗回来，张道梁总是安慰自己的老社长要坚强下去，正是这种特殊时期所产生的友谊，郭钧社长向张道梁讲述了自己领导的八年扶植杨柳青年画工作，从组织抢救采风小组到各地举办宣传杨柳青年画展览，连以后的工作设想也向张道梁做了交待，使郭钧社长最伤心的是多年扶植的年画工作毁在“破四旧”之中。“文革”中，张道梁冒着危险抢出了几件特别珍贵的资料，如中共华北局宣传部河北省宣传部与文化局对新杨柳青年画批发行的用纸报告原件，关于新杨柳青年画发行目录和1966年2月党中央召开的华北地区年画版画工作会议人员赴京出版社党委不同意见的工作记录，这些宝贵资料为张道梁最后总结年画史料做出来强有力的证明。尤其是张映雪、郭钧两位社长用十几年时间抢救年画的“活字典”，能把每位对杨柳青年画做出贡献的干部一一讲述出具体工作成绩。如讲到王树村，张道梁总结了王树村几十年如一日为年画寻踪觅迹，每篇年画文章的史料根据。在王树村病危前夕，张道梁把自费出版的《往事九十年》一书寄给了王树村和他的好友李炳声。张道梁近日和我说王树村在津美社出版的年画书籍，是由他负责校对的。张道梁对王树村严谨著书为年画立传的精神所敬佩。
  粉碎“四人帮”后，张道梁又回到了美术出版社。他为了让年画史料传承下来，用了十年时间在2004年完成出版《天津年画百年》一书。在这十年中，他儿子张谦患病去世，妻子周竹新又卧床五年直到病逝。张道梁克服了家庭困难，先后找几十位与年画有关的老同志核对史料，还到有些老同志家中访问，备用的资料素材超过该书选用的数倍，最后只选用了三分之二用在了这本史书里。
  张道梁在书中大部分围绕着杨柳青年画历史进行学术型总结，从木版年画图版内容到历史兴衰的原因。张道梁都采用了从未见过的木版年画画图，使群众了解木版年画辉煌历史和万种图案，对青年人更起到教育意义。如明朝出版的年画《鱼乐图》，至今已有三百年历史。在书中专门对原创画版征集聚散做了详细介绍。如1959年在杨柳青及附近乡村征集画版4328块，其中老艺人尹青山捐献了358块，霍玉棠捐献了17套，其中有群众熟知的《桃献千年寿》、《延年益寿富贵吉祥》、《桃园问津》、《西施采莲》、《文上访贤》、《文姬归汉》、《孔子周游列国》、《庆赏元宵》、《天女散花》、《春风得意》，霍玉棠的全本《白蛇传》是年画中的精品之作，1960年又从戴廉增画店后人戴少臣处收集到1642块画版，其中《苏小妹三难新郎》、《朱子治家格言》、《西厢记》、《红楼梦》都是年画中难得的精品。后来又将在正定大佛寺存放的河北省文化局保管的1568块画版移交到天津杨柳青画店保管，这些画版在文革中有部分被破毁坏，但大部分还至今在杨柳青画店。1998年我父亲在他平反文件中专门提到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阻止烧画，就是指我父亲在文革中躺在造反派汽车轮下，用死来阻止群众烧毁这些珍贵的年画百年文物。我父亲在2004年去世时还讲这些画版是杨柳青年画艺术的骄傲，是中国第一画乡的活见证。目前这些画版还保存在天津市杨柳青画社。张道梁对这些画版内容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对杨柳青画店前身德裕公画庄调查的史料最为完整。德裕公画店成立于1912年，已有近百年历史，创始人胡焕章以生产中堂画为主，同时也裱装发行了杨柳青年画，每年发行100万套中堂画。为了全面考证德裕公画庄历史，张道梁不辞辛苦先后找了十几位老同志调查，其中有一位涂宝禄老人已患重病，张道梁专门到家中探望。涂宝禄深为感动，抱病写出了自己亲历的情况，其中把西郊农民画家创新杨柳青木版年画八扇屏、《天河配》、三国演义重要戏出年画记录得特别完善。当我在张道梁家中见到涂宝禄遗稿时，我明白了张道粱老人的良苦用心。他从天津老画庄人手展示了天津年画行销全国和海外的原貌，使后人了解年画对社会的特殊魅力，同时也为杨柳青画店百年老店留下了一份考证。我父亲曾是首任德裕公画庄公方经理，在1963年2月，他在郭钧社长帮助下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为农民服务的画庄》，全面介绍德裕公画庄以中堂画为农民服务的经验。文章登在《美术》杂志后，单位名称才改为杨柳青画店，郭钧社长亲任画店法人代表，开始公开向国外出口杨柳青传统年画。内部职工全知道“以粗养细”的含义。当时张映雪局长和郭钧社长准备在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后，再让杨柳青年画博物馆重新上马。记得1964年底我父亲去市文化局办事，财务处长刘宝仁同志向我父亲道喜，告诉杨柳青画店完成利润80万元。我父亲把喜讯告诉了郭钧社长，郭钧说再有两年就能在杨柳青开工建博物馆了。近日我到美术出版社第三任社长赵泮滨家中拜访，赵泮滨这位1938年入党的小八路画家送我一张照片，照片技术不好，但能看清是郭钧社长在工作中照的，原来是郭钧社长提前为年画博物馆现场设计的工作珍照。赵泮滨说起张道梁年画一书很感慨，他说为了杨柳青年画，国家在解放后有大批人员去挖掘抢救，只怕民间精华在手中流失。赵泮滨曾在1956年为国家收购了1500张如张大千、齐白石等名人字画。他在1980年调走去组建“天津画院时”，特别叮嘱资料室工作人员，在保管好这1500张国宝字画时，也要把以前收集的一千张不同内容的杨柳青年画保管好，为后代子孙做出点实事。赵泮滨老人也90岁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现存在美术出版社的一千张画和存在杨柳青画社的六千块画版早日展现在大众面前。张道梁已经九十二岁了，他还坚持骑自行车经常看望赵泮滨，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希望年画这个美术艺术永远留在百姓之中。
  张道梁在《天津年画百年》出版后，经常征求当年亲历者意见。我对这位古稀老人除了感谢外，同时也提出了建议，就是1996华北区年画版画会议介绍的内容较少，因为现在只有于化锂、张福龙两位画家在世，还有一位当年美协干部在世，郭钧社长和孙克纲等已经去世，因为这是敬爱的周总理最后在文革初期爱护杨柳青年画，也是刘少奇同志最后关心年画工作。当刘少奇和周总理亲切接见会议代表合影留念后，文革运动全面展开，主要考虑一些人的脸面，没有公开这次会议后面特别复杂的争论实情，只是在书中简单地介绍了于化锂和张福龙为杨柳青年画所做的贡献。我这时才理解了张道梁的复杂心情，因为在抢救扶植杨柳青年画工作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苦涩内幕。我和张道梁老人有个约定，因为天津史志《出版卷》中杨柳青年画部分是张道梁用了八年时间完成，我请求他再用八年时间去完成最全面的《杨柳青年画大词典》，为自己百岁生日做一个最完美的贺礼。我相信张道梁伯伯能够完成，因为他有一棵热爱年画的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