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王树村在杨柳青众乡亲们的心里，是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最后含泪送别王树村的朋友们都公认这个评价。王树村把自己的毕生心血献给了保护抢救年画史料工作，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宗师。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杨文同志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王树村病危，我转天用了最快时间赶到北京协和医院，这几年我经常来这里探望王树村，但这次心里沉甸甸的。因为上个月在这里和天津电视台拍年画宗师的节目，王树村精神还很好，他还能给杨柳青老乡翁芳芳、关金滕赠书留念。在见到《杨柳青》杂志刊载的怀念郭均文章后，王树村深情地回忆起1960年他协助年画采风小组和郭均社长共同工作的时光。在每次我把《杨柳青》杂志送到王树村手中，老人都认真阅读。这几年我在杂志中把抢救年画的郭建章、郭均、赵泮滨等领导干部史料发表后，王树村很支持我这种总结史料态度，但王树村对我在前年写的“杨柳画神王树村”一文却不支持。他说自己虽然为家乡文化做了一些工作，也不要著文立传赞扬我。他让我多把精力放在那些为年画默默奉献的普通人身上，通过探访这些年为年画辛劳工作的人们亲身经历，来反映杨柳青年画不平凡的漫长历史和多难历程。
  我在医院见到王树村时，他已经进入重度昏迷状态，在这里见到了老人的孙子王进，美术研究所的研究生小姑娘们一直不愿离开，她们都是流着眼泪陪伴着自己学术研究课题的最高导师。她们在王海霞主任带领下，重新帮助王树村整理了年画原稿，分别进行了登记归类，又到各国各主要年画原生态产地进行实地研究，她们心中就是盼望王树村再多活几年。我心情很不平静，见到王树村在靠吸氧困难地熬时间，知道老人这次真要和我们永别了。前年住院时，我托老艺人霍庆有用白布印刷了古代传统八仙图，送给王树村夫人。王树村在309医院住院期间夜以继日地赶写年画史料文集，医护人员都为之动容，劝王树村好好休息。王树村说自己得肺癌好几年，现在抢时间给国家多留一些自己抢救的年画资料。就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王树村在得病住院的几年时间里共同完成了六部民间美术书籍，还有四部还没来得及出版，他自己回忆人生文章只写到2002年。我书包里还揣着霍庆有刚刚刷完的门神平安画样，央求老天保佑王树村再能闯过这一关，但是夜间值班医生说让我们准备后事。王海霞主任是王树村学生，现为国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她在深夜10点又来到医院，这时各种仪器已经显示病人进入高危状态。王海霞给外地工作的师兄们打电话报告病危后，又亲自到开车到家中去接师母林阿姨。王进和我在病房中观察，凌晨1时，各种仪器突然所有数字都变成了零，值班医生最后检查完毕把死亡时间定在1时15分。我和王进在病房等待林阿姨，这时王进放声痛苦，我没有劝他，因为在这世上只有我父亲最了解其中的缘故。王树村在世时，他不让我写他的救画奉献事迹，现在我可以把自己父亲的心愿完成了，王树村为年画付出了特别代价。
  我父亲是杨柳青画店创始人之一，为首任经理。1958年他任德裕公画庄经理时就熟悉王树村。当时前苏联美术版画代表团来天津访问，德裕公画庄有几百块年画画版，外宾们很欣赏中国四百年民间艺术结晶，详细询问每张画稿的出处和经典。我父亲因不了解年画历史，只得把王树村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照本宣读。最后外宾们把1959年王树村编著的杨柳青画册大部分买走，从中了解到中国杨柳青年画不平凡的艺术精华。后来我父亲把王树村当做了年画救星，专门和郭均社长编写了职工内部学习手册，里面全是王树村对年画的研究重要理论。更让父亲感动的是王树村重大捐献，1960年市文化局筹建年画博物馆，王树村分两次捐献一百叁十多块珍贵原始年画刻版，1963年杨柳青画店的年画目录中有一半是王树村捐献的画版所完成的精品传统年画。其中娃娃类的有长命百岁、闹学玩戏；仕女娃娃类的有题辞琴棋书画、仕女春游、瑞草图、天仙送子等；文相类的有冷宫救昭君、文姬归汉、秦二世宇宙锋、忠义堂、打金枝等；武相类的有张辽威镇逍遥津、梁山泊收关胜、八门阵、长坂坡、狄青招亲、芦花荡等；故事类的有果仙敬月、龙宫招亲、苏小妹等；门画类的龙凤门画、鹤鹿门画等；山水花卉类的有踏雪寻梅、风雨同舟、梨花雪燕、青山古刹、凤凰牡丹等；风俗类的龙舟吉庆图、元宵贺庆、丰收同庆、耕织全图等。我父亲最喜欢王树村捐献的庄稼忙。在这些画版中耗尽了王树村的心血，他没有给当时年幼的孩子买过年的新衣服，自己每天在北京忙于工作连一辆自行车也不舍得买，还得回杨柳青去种解放后分的二亩土地，他连代耕的钱都不舍得花，省下每一块钱，在家乡周围收购老画版。有时收画版把身上带的钱全花光了，他就用窝头井水凑合着吃一顿饭，记得1957年我父亲和书店成国海科长去杨柳青外调时，他们和韩春荣、霍玉棠、马逸先、戴少臣谈话时，这些老艺人异口同声地赞扬王树村十多年抢救年画的功劳。为了搞清一块画版的原始状况，他可以到人家刨根问底。杨柳青街上的老街坊们都不理解，因为王家开着饭馆，大家都叫王树村为少掌柜的，他不喜欢在家经营饭馆，把精力全放在研究年画中。由于自然灾害原因，杨柳青年画博物馆停止建立，但王树村捐献的画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画店老画师陈林祥把这些画版精绘成三才，贡尖并托成精品，由文化部送到莱比锡参加展览，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展览中荣获金奖，并开始由天津美术出版社杨柳青画店向国外出口。但是王树村一分钱回报也没得到。我在近日把王树村去世的消息告诉赵泮滨后，这位在延安为毛主席绘相的老八路画家特别难过。因为他和我父一同在1960年到山东宁津下放劳动，同行的有原杨柳青画业社的马逸先同志，他向大家介绍了王树村家中困难处境，赵泮滨回津后向上级申请给王树村补助，名义是以画稿鉴赏费给王树村，但有一位干部不同意。因此我父和赵泮滨对这位不懂艺术的干部很有意见。在六十年代出口杨柳青年画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这里面王树村功劳最大。赵泮滨曾说：“王树村是舍小家为国家，连一分钱奖励也没得到，用年画换回的粮食救活了多少国人啊！”我父亲唯一能安慰自己的经历，就是在1967年6月，他躺在造反派的汽车轮下，用生命阻止群众去烧毁杨柳青画版。他说这些画版浸透了王树村半个世纪辛酸血汗，如果让无知的群众破坏烧毁，自己以后无脸再和王树村见面。我父觉得很对不起王树村，在1961年我父去农村下放，回来得知在画店工作的王树村儿子已被精简回乡，根据当时政策精简人员一律不能重返单位上班，为此事我父特别和前面提到不给王树村发稿费的干部有意见。当文革结束后，我父亲代表赵泮滨专门在市委门口和这位干部吵了一架，对这个干部处处在杨柳青青年画工作设障碍搞小动作进行了责备。我父亲已经去世五年，他在九泉之下不知道，他原来上级单位的出版社竟拖欠王树村的两部专著的稿费，我曾在去年用挂号信形式向这家出版社去函，信中介绍了王树村为该单位捐献画样，并在北京一直宣传杨柳青年画，并为社里下属的画店义务协助工作十多年无私奉献，在自己身患肺癌的情况下，一直还为这家出版社顾全面子不让曝光，王树村从来和外人不提拖欠稿费的事情。我个人非常难过，王树村在这家出版社文革前就出版了红楼梦年画集。在文革中，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报纸“美术革命”、“战鼓”、“山鹰”，大多数都登载了批判杨柳青年画权威王树村的文章。这些报纸在1968年我曾买过，打倒四人帮后，我父亲全部上交到天津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记得我和我父亲到文化局郭建章书记家中，郭书记对杨柳青年画很熟悉，他在解放前就开始抢救武强年画，我父说“应该给王树村和叶浅予两位专家平反道歉”。王树村曾介绍叶浅予带领中央美院学生来到杨柳青，他们虚心向老艺人请教年画刻绘艺术，文革中叶浅予专门被押到天津批斗，王树村更受到迫害。这里面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67年新华书店和杨柳青画店的造反组织准备把所有杨柳青年画史料，画稿，刻版全部拿到杨柳青现场烧毁，并组织大型批斗会议，上有中国美协领导下有天津美术界干部全部现场挂牌批斗。这时我父亲正在画店关押，正是这位郭建章书记拖着打折腰骨的身体，向天津公安局军管会报告，并讲述了周总理对年画文物的指示。天津公安局文保处派干部直接到新华书店大会筹备组阻止了这次未遂的破坏文物活动。后来，我父亲调回了公安局，他特别向文保处同志请求，妥善保存郭建章那份珍贵的保护国家重点文物的报告。正是郭建章这份报告减少了对杨柳青年画的破坏。郭建章书记说的话使我永世不忘，他说：“受王树村牵连的天津亲属都应平反，他们都为年画在文革中付出沉重代价，我们应该为所有因杨柳青年画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记得第一位平反的是郭钧社长，然后向文化部落办去函，为王树村、叶浅予、力群、华君武、蔡若虹等人给以平反，我和父亲也在平反之列。在王树村叔叔在世时，我向叔叔请教，是否可以把文革中因杨柳青年画受到迫害的历史写清楚，王树村叔叔当即寄来了文革中批判年画的报纸。在王树村叔叔的鼓励下，我走访了和年画有关的三十余名当年组织工作人员和部分遗属，并在北京天津文物市场买到了几份珍贵的当时批判年画报纸，从中体会到了叔叔真是抢救年画的元勋。他当年抢救杨柳青年画的许多老朋友都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如何正慈老人，这位如今得病在身的老妈妈，她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年画。1961年她带领年画小组走访了半个中国，从农村征集了很多年画原品，她把王树村当成自己兄长，每年都给王树村去信，讲述自己近况，但是她在文革后没有再调回美术出版社，并且住房很困难，她家中最珍贵的物品就是用了三年时间抢救年画的总结。江泽从来不愿提自己在杨柳青建立年画社创业的经历，他说自己就是挂念王树村。在江泽的讲述中，我们才知道，从1954年开始王树村在天津画报，美术杂志长篇刊发抢救杨柳青年画的文章和年画图片，让社会重视杨柳青这块民间艺术粹集的地方，呼吁抓紧时间去整理研究这份宝贵的民间艺术遗产，要求各级组织做为迫切任务去完成。正是在王树村感召下，江泽专门在杨柳青蹲点数年，并在1956年拍摄了霍玉棠、尹青山、张兴泽等老艺人工作照片和文字资料。我不敢告诉王树村去世消息，怕曾和他抢救年画半个世纪的老友们悲伤过度。原天津美术出版社赵泮滨老社长听我说到王树村永别的消息后，难过得吃不下去饭，现在住院靠鼻饲维持生命。1953年，王树村在北京和赵泮滨相识，赵泮滨想出版杨柳青年画集，因所在的华北出版社撤销，未能出版。到了天津后，王树村自费往返京津两地，帮助赵泮滨收购各种文物画稿。因为王树村是画家刘子久的学生，赵泮滨在天津美术出版社专门收购了刘子久的作品，为国家抢救了这些不可多得的艺术品。赵泮滨很佩服王树村的毅力，我转送给他王树村评议集时，这位1938年入伍的小八路画家动情地说：“王树村填补了中国民间美术史的空白，为天津西郊年画原生态产地做了详尽研究，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杨柳青。”他准备让中央电视台拍一部王树村传记片。赵泮滨至今保存着解放后王树村在各报刊杂志发表的年画研究文章，我和天津电台高级记者刘明泉专门为此做了录音报道。我告诉赵老，王树村从来都谢绝上电视和登报纸宣传自己，他就是一门心思研究挖掘年画史料。赵泮滨珍藏了一本天津人美三十年图书选目，他特别告诉我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王树村在1965年编著出版了《红楼梦杨柳青画集》，就是这本画集成为了批判王树村文革中的所谓证据。赵泮滨讲这本画集给的稿费最少，但王树村付出的代价最大，他当时工资不高，为了收集这本画集中的原作，王树村到津郊周边农村进行详细走访，他的儿子在杨柳青车站干重活支援父亲收画样。赵泮滨谈到这段历史很伤心，因为作为国家的出版社没有出资一分钱，完全靠王树村和家人为抢救年画做出了贡献。郭均社长，在1978年临终前还对赵泮滨和我父亲讲嘱，要好好学习王树村这种崇高精神。在以后的几十年工作中，王树村还是为国家舍小家，穿最旧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到农村一块面包也不舍得买，在采访中不用照相机，而是自己当场画速写，在全国年画原始产地，他节省每一分钱，去买散失在民间的年画，他从深度研究完毕后再把这些买来的画样全部捐给国家。王树村在1996年4月3日给大女儿佩华写过一封信，信中讲到“我们人生都要干点对国家有益处的事，我每日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写东西查资料，理发洗澡都是抽空去做。一个老人这样苦干，你们不理解，如果我什么也不做，一天陪着儿女过日子，中国人被别人瞧不起的时代，哪天才能结束！”王树村就是抢着为国救艺的理念去抢救年画，他在临去世前一天才停下手中的笔。
  王树村去世后，天津美术学院为了纪念他举办了中国年画艺术展，用王树村绝笔《岁时纪胜》做为展览会主题，展会主办人姜彦文老师每天都亲自在展会中向观众们讲述一句话，“王树村的足迹在这里延伸。”我很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小姜老师带领学生们深入到全国各年画主创地，踏着先师王树村的足迹去探索中国民间美术的资料，在山东平度曹州，河南卢氏、汤阴，山西新绛、临汾，湖南滩头、怀化，湖北老河口，重庆梁平，广东新会佛山，安徽徽州，福建福鼎，云南保山、丽江、台湾彰化等38个年画产地，收集了三百余件民间年画作品，我曾陪小姜老师走访了天津地区年画十余位老艺人和从事年画工作的老同志。美院师生都学会了王树村吃苦甘于奉献的精神，他们从来不要求个人名利和经济利益，就是抢在年画文化遗产消亡之前抢救保护，让中国民间文化宗师王树村的事业后继有人。
  王树村告别遗体仪式那天，天津至北京的高速因大雾不能通车，许多西青区的亲朋好友没能及时赶上，霍庆有和西青的年画老艺人焦急寻找能赶到北京的道路，可是大雾临近到中午才散，使很多想最后和受人爱戴的年画宗师绝别的西青画乡的老友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最近到北京看望王树村老伴林阿姨，林阿姨特别为杨柳青没能赶到北京的朋友们准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写的《怀念王树村先生》同时还有王树村最后对家乡的期望。我发现王树村一直关心着杨柳青年画普及工作，他在生前多次告诫家乡的晚辈，不要搞丝网印刷，永远不要忘记木版勾绘传统画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杨柳青快速完成中国木版年画综合艺术标准，让外国友人从中见到四百年传承至今的中国民艺美术，我相信杨柳青不会让王树村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