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西青区年画协会李明录会长和郭忠萍、霍庆顺在2004年夏季专程找我父亲盛玉洪采访总理和老舍先生关心杨柳青年画的往事，这是我父亲在离开杨柳青画店后首次接受采访。父亲在给老朋友王树村写的信中，表达了对西青区重视年画工作的欣慰之情和很想再为弘扬年画做贡献的心愿。可是病魔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在几天后他就住进了医院直到逝世。他临终前特别告诉我一定把他的老领导郭建章、郭钧的救画功绩整理出来，对完善杨柳青年画史料文献有个历史交代。
  父亲去世后，我给郭建章伯伯写了封长信，把他从1957年开始筹建杨柳青画店，给杨柳青老艺人安排工作，1960年他和齐燕铭副部长安排周总理到画乡参观，及因杨柳青年画在文革中饱受灾难的郭钧社长首批平反昭雪的往事细述了一遍。因郭伯伯身体不好，不敢登门打扰。几日后郭伯伯让女儿给我捎话讲：“这些事情虽然都是亲自参与，但我作为文化局的领导是应该做的，不用宣扬。”我了解郭伯伯的性格，他从抗日战争初期组建八路军抗日剧社，到组织成立大众美术社（河北美术出版社前身），他从不愿提起这些往事以炫耀自己，我只有默默地继续把他有关保护年画的史料再详细搜集整理。
  2007年郭伯伯走完了他的光辉人生道路，许多老干部及家属在悲痛之余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把郭建章为祖国文化事业的贡献用史料形式留给后人，使大家从中体会到共产党领导下保护发展文化事业的一个具体实例。为了完成大家和我父亲的遗愿，现将郭建章在关心杨柳青年画方面鲜为人知的史料公开发表。
  1957年郭建章担任天津新华书店总经理时，他在把中央交办的抢救古籍图书工作完成后，开始实施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形成的抢救年画总体构想。1948年毛主席和党中央迁到平山县西柏坡后，郭建章筹建了大众美术社。延安鲁艺来的古元、彦涵很支持此项工作，把自己的解放战争题材的木刻版画送来印成宣传画支前。为了贴近人民大众生活，郭建章从武强特别调入了裱画印刻老艺人肖福荣、郝云甫、李长江、韩万年等技术高超的武强年画人才，并用最快的速度印制了迎新春的武强年画。许多老乡向郭建章反映希望能买到杨柳青年画，过年时家中有门神，灶王年画。郭建章很理解老百姓多年养成的民俗习惯，他告诉大家，等全国解放后，一定要把大家的愿望变成现实。为了不让大家失望，他委托靠近杨柳青的青县书店的同志到还是敌占区的杨柳青收购了一些年画，使1948年的年画市场特别丰富。老百姓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并把杨柳青和武强传统年画一同挂在了自家墙上。解放后长期任天津美术出版社长的郭钧当时在石家庄美协工作，这位延安来的版画家和郭建章见到群众喜爱年画的情景，两人同时产生一个愿望，全国解放后，一定要把杨柳青年画抢救出来为大众服务。
  郭建章在1954年由北京调到天津新华书店后，就开始了抢救年画的工作。他见到解放后杨柳青仅剩几名年画老师，生活上也没有保障，他让书店业务部门对杨柳青来的老式年画不要代销改为收购，先解决老艺人的温饱问题。但是他考虑到这不是长久办法，必须组建由资金保障的体制，才能保证杨柳青年画健康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抢救杨柳青年画工作拉开了序幕，新华书店副经理刘增瑞调到荣宝斋，我父亲被调到德裕公画庄，均为公方经理。德裕公画庄以印胶印中堂画为主，兼营杨柳青年画，每年利润都在20万元以上，在整个美术出版界利润最高。1958年的初春，郭建章找我父亲商谈和杨柳青老艺人前期组织的和平年画社合并工作。我父亲以画庄大多数人反对为理由加以反对。郭建章让我父亲同他到杨柳青镇实地考察。两人骑自行车到杨柳青后，第一家到的韩春荣家。韩师傅兄弟俩人祖辈以年画为生，因生活困难韩春旭连婚都没结上。然后又到霍玉棠家，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和霍玉棠见面，霍玉棠老伴很热情，找人借面做的面汤。郭建章和我父亲都是抗日时期在农村工作过的，和老乡们养成一种特殊情感，他们向霍玉棠询问了家境和年画作坊的生产情况。霍玉棠见到郭建章这样的高级领导能亲自到家很过意不去，没有讲困难实情。却是他老伴说了实情，告诉郭建章一个想不到的消息，为了年画不失传，也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准备把大女儿霍秀英早点嫁出去换点彩礼。在回天津的路上，郭建章的心情很沉重，他在西站的前广场停住自行车和我父亲讲：“为了年画，霍玉棠这不是变相卖孩子吗！现在解放这么多年了，不能让杨柳青年画毁在我们手上，老盛你回去好好想想。”这次实地考察，我父亲感受很深。
  1958年德裕公、荣宝斋和杨柳青和平画社正式合并成国营杨柳青画店，刘增瑞任经理，盛玉洪任副经理，原书店老科长付涌泉两年后调来任支部书记，领导班子全是从新华书店出来的干部。市委宣传部高度评价了郭建章这种无私地支持杨柳青画店组建工作。杨柳青老艺人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是我父亲送去的，郭建章特别嘱咐转告老艺人们，他们的看病问题也由国家管理起来，让他们安心把年画事业完成好。我父亲向张兴泽等人传达了郭建章问候，霍玉棠代表大家向党和政府表示感谢。为了保留杨柳青画乡特色，专门在霍玉棠、韩春荣两家原地扩建为年画车间，并专门设立贵宾室，为以后参观的来宾休息座谈用，同时也为以后改成年画博物馆筹备办公场所。郭建章让我父亲从新华书店拉来了沙发和办公桌，还专门把红木镜框也一同支援了画店杨柳青车间。
  画店组建后，胶印车间有些人认为杨柳青年画不挣钱。郭建章没有让画店领导做思想工作，而是借去北京开会之际，向国务院齐燕铭副部长反映了杨柳青年画的国内外艺术影响。这在最近查找到原中国大学校友回忆录上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齐燕铭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后，又专门向郭建章询问了杨柳青镇的情况和画店组成人员政治情况。1960年春节正月初一，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在齐燕铭陪同下直接从北京来到杨柳青，没有让天津市任何党政干部陪同，只通知了画店刘增瑞经理向总理汇报，总理在年画车间详细观看了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年画样和原创画样木版，并风趣地向老艺人们询问年画典故。刘增瑞最近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还专门提到霍玉棠和女儿霍秀英在现场的情景。
  郭建章调文化局后，画店也由新华书店改为美术出版社领导。郭钧社长对年画遗产挖掘整理工作非常重视，制定了以粗养细的工作方针，就是郭建章以前用中堂画赚来的钱来扶植杨柳青年画建店做法的深入，为发展木版年画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并组织了采风小组，派出大量人员去抢救年画资料。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收购了百年以上的刻版和画样。在出口年画中又恢复了杨柳青年画贡尖、三裁、中堂、斗方等样式。在莱比锡国际民间美术展中使杨柳青年画享誉海外。
  老舍先生奉总理指示，专程一人来杨柳青指导年画工作。郭建章让文化局办公室赵琪主任和我父亲陪同老舍。他们陪同老舍先生直接来到杨柳青，考察完年画全部画稿后，老舍先生提出了推陈出新的意见，在最短的时间创作出杨柳青新式年画，以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郭建章过后找到我父亲，让他尽快落实老舍先生的建议，把杨柳青年画画版和以前收购的名人字画尽快送到博物馆战备仓库保管，以免受到政治运动冲击。专门让我父亲向郭钧社长汇报后写成文件上报。在郭建章、郭钧等领导大力帮助下，将画店里价值极高的画版和名人字画送到了战备仓库，躲过了十年浩劫。
  文革后期，我父是戴着杨柳青画店头号走资派的帽子自己找工作去的公安局精神病人管制所。郭建章当时下放到农场。许多我家老邻居至今还记得，在长达两年里，画店造反组织每个月都在我家门口贴上打倒我父亲和郭建章、郭钧的大标语。我家离文化局才百米之遥，每次造反队在文化局门口贴完大字报后总是在我家接着贴，并在“美术革命”和“战鼓”、“天津新文艺”等造反小报长篇著文批判两位郭叔叔和我父亲，最后在泥人张展室还举办了批判杨柳青年画展览，并把批斗照片放大后放在展室正中。
  1978年郭建章又回到文化局任副局长，主抓落实政策工作，我向他写了要求平反材料。在他家中，我掉下了忍了十年的眼泪。郭建章对我说：“你的材料我看了三遍，情况基本属实，你们全家为了杨柳青年画受的不公正待遇，党组织一定会给一个公正平反意见。但是，现在还轮不上你，因为还有一位老同志必须平反。”后来见到郭钧社长夫人张希龄才知道，郭建章见郭钧社长病危在世时间已经倒计时，首先组织了给郭钧社长平反工作，郭钧是延安鲁艺中最早给毛主席和彭德怀刻制画像的版画家，他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美术事业，尤其他对杨柳青年画做出了特殊贡献，他一直把抢救发展杨柳青年画放在工作首位。他在延安时的战友周扬、蔡若虹、华君武等人被他多次邀请到杨柳青画店指导工作。在国外和国内，郭钧曾组织了多次宣传杨柳青年画展览，并由他领导了创作杨柳青新式年画工作。文革前才23岁的青年画家张福龙创作了《毛主席和青年农民》，当年达到了全国年画发行量之最，累计百万余张。与此同时郭钧还组织了年画出口工作。在文革中他因为敢于反对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长期的关押和体罚劳动，使他本来就病残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郭建章在解放战争就熟悉郭钧，许多在文革中莫须有的罪状都被郭建章纠正平反。郭钧是在逝世前听到平反决定的。郭建章和我父亲出席了他的追悼会。郭建章为这位老战友难过，因为他只有58岁，为了保护杨柳青年画付出了生命代价。后来郭建章又为因杨柳青画店遭受文革劫难的老艺人平反，马逸先也在其中，再一次为杨柳青年画事业做出了贡献。
  现在，郭建章在六十年前的年画工作设想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杨柳青古镇成了中国第一画乡。郭建章虽然生前在家中没有一张年画，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名字永远载入了杨柳青年画史册的丰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