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马歇尔不忘旧交
  李世瑜
  1881年出生于津郊（今西青区）小倪庄的贫农儿子侯广禄，在15岁那年经人介绍，取了铺保，只身来到今属河西区的三义庄一家木匠铺当徒工。他心灵手巧，在三年学艺期间，不仅把师父的几手技巧都吃透了，而且不时做出几样出色的活计，显露了他的超常智慧，连师父都自愧不如。19岁那年他出师了，自己开了个广泰木匠铺。由于他的手艺精，信用好，价钱公道，营业蒸蒸日上，不多几年就把木匠铺改为广泰木厂，地址选在今河西区九江路40号。营业范围从打制家具扩大营造，诸如室内装修的门窗、地板、护墙板、隔扇、被阁、落地罩等也无不是四面见线，精致美观。后来营业更扩大到贩卖木料、棺材，广泰木厂成了河西一带颇有声望的木材厂了。
  1924年，驻津美军司令（驻华武官）换了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马歇尔（Georgec.Marshall），他下车伊始就感到在津的美军营盘（在当时的安辛庄，今马场道和广东路交口）不敷应用，需要大加修缮和添置。其中的木工活很多，广泰木厂恰好离此地不远，马歇尔就和侯广禄联系上，让他承包全部建筑的木工活。侯广禄不仅能看图下料，指挥工作，而且自己亲自动手操作，竣工验收时马歇尔特别满意。在一年多的不断接触中，马对侯越来越赏识，他俩又是同庚，终于成了好朋友。马能讲些简单的汉语，态度平易近人，曾不止一次被邀请到侯家做客。
  1927年马奉调离任回国，在他得到这个消息后，就委托侯广禄为他制作三种木器，带回美国留作纪念。一件是像侯家炕上摆着的放被子用的被阁，一件是一副剃头挑子，一件是卖乌豆（煮蚕豆）的浅腰长圆形挎桶，侯很快就做好了，而且为被阁配了铜活，为剃头挑配了铜脸盆、扛刀布、唤头，为挎桶配了皮挎带，三件东西还都上了漆，然后给马歇尔送去。马歇尔非常感激，提笔写了一封信以表报答。信是写给他的下任的，内容先是介绍侯广禄其人，又讲了他们的友情，最后是推荐侯给他的下任，说以后有什么木工活一定要找侯来做。的确，侯在承包这次修缮营盘的活时，一直是本着取信于外国人，显示一下中国人的手艺，尤其是要显示一下中国人的品格这样的精神去干的，不只精工细做，而且没赚几个钱，莫怪马歇尔对他的如此好评了。
  马歇尔回国后青云直上，二战时他任总参谋长，晋升为“五星上将”。胜利后他又以“驻华特使”身份来华，以“调处”名义参与国共谈判，制定“双十协定”。又组织了国共美三方“军事调处执行部”，马任美方代表。1946年夏他到天津进行“调处”，住在利顺德饭店，执行部办公地点则在马场俱乐部（今干部俱乐部）南楼。每天他去俱乐部时，广东路口的原美国营盘是必经之路，他总要注视良久，凭吊一番，有一次还下车进去转了一遭。
  这些情况侯广禄经过打听都了解了。有一天，他拿着1927年马歇尔的那封亲笔信来到俱乐部。他已经做了两手准备，因为马歇尔已经是一位国际上的风云人物，还会认我这个小小的中国木匠吗？——认就见，不认就算了！哪知他到了俱乐部向门卫说明来意，出示了那封信，门卫向南楼打了电话，不多一会儿里面就回了电话说“有请！”侯广禄由一位士兵陪着来到南楼。当时不知马歇尔是在开会还是办公，当侯广禄被让进会客厅时，马歇尔已经等在那里。19年了，旧雨重逢，又握手又拥抱，弄得侯广禄反倒手足无措了。他们坐下说话。两人都表示20多年前的事情恍如昨日，现在都成了老人，真是不胜感慨。马向侯备述了这些年的戎马倥偬经过，侯也向马介绍了他的经营，并且特别向马问起他离津前为他打制的三件木器现在是否还保存着。马兴高采烈得说，那个被阁一直摆在他的客厅地上，他知道那是应该摆在炕上的，但他没有炕，还说他太太也很喜欢它，来他家的亲友都羡慕他能有这样漂亮的中国家具，那副剃头挑子和乌豆挎桶则在××博物馆（笔者按：应是民俗或人类学博物馆）作为珍藏品陈列着。
  马歇尔最后问侯，还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吗？侯沉思了一下说：“倒是有一件事，可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给你添麻烦不知是否有当？”马说：“只要我能办的，一定会trymybest（尽我最大努力）。”侯于是说：“我的二儿子叫侯振鹏，现在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明年就要毕业，毕业后想让他到美国去留学，你能给帮忙想个办法吗？”马立刻答应下来，叫人拿来他那本“五星上将专用笺”，趴在茶几上刷刷刷地写了一封便函，递给侯，说：“你可以拿着这个条子到利华大楼美国驻津领事馆，叫他们开个正式介绍信，你儿子就可以到任何一个想去的美国大学，给他一个奖学金（免交学费），每年还可以给予若干生活补贴。”侯广禄自然十分感谢，然后告别。他们这次会面足有一个小时，马告诉侯，他正在开会，这是请假出来的，也该回去了。但他还是从南楼把侯一直送到俱乐部大门口，最后说，你再有什么事可以按信笺上的地址给他写信。
  侯广禄立刻召回了在辅大的侯振鹏，他们到美国驻津领事馆办了手续，拿到了正式的文件，将来可以凭它办理赴美签证和入学。然而他不能立刻就走，而是要等明年拿到辅大本科的文凭后再赴美读硕士研究生。振鹏回到学校后向几位知己的同学和教授们讲了这件事，大家都为他高兴。主编辅大校刊《辅仁生活》的同学许杏林还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马歇尔果不忘旧交，侯振鹏将赴美深造》。在这读大四的一年中，振鹏还给马歇尔直接写过两封信，咨询一些有关问题，马也都复了信。振鹏毕业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开始了，家里人岂能让他在这个时候出国，都说等等再看情况吧。不想这一等，这件事就成为了历史。
  访著名学者李世瑜先生
  冯立
  2004年7月底的一天，因为一个学问上的难题，由人引荐，我有幸拜访了我国著名学者李世瑜老先生。
  拜访李老之前，我已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李老的资料：李老高中毕业后，考入了著名的北京辅仁大学。1948年，李老从辅仁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部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此前，李老以田野工作法考察研究了中国的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写就了40万字的学术论文。此论文经删节后，出版了《现在华北秘密宗教》一书，开创了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的历史。此书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权威性著作。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将其翻印，我国台湾于1976年，大陆于上世纪80年代也进行了翻印，现在日本正将此书翻译为日文。李老的研究领域并不止于此，在社会学和人类学范围内所属的许多相关学科，李老都取得了卓越成果，开创了渤海退海规律和贝壳堤的研究，开创了天津方言岛的研究，开创了民间宝卷文学的研究……1982年，李老获得了美国亨利·路斯奖金，并被授予终身“路斯学者”称号。
  原来，李老是如此著名的大学者。作为一个后生晚辈，去拜访这样一位大学者，未免有了几分心怯。
  拜访李老前，我先给李老打了一个电话。当李老得知我是杨柳青人时，便马上用杨柳青话和我聊了起来。他详细向我讲解了学术上的一些问题，说了自己的许多看法，并对我的一些想法表示支持、鼓励，此外，李老还关心地询问了杨柳青的现状。这一切仿佛是在拉家常，我直觉得与自己对话的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老人，一股亲近感油然而生。
  7月31日，我登门拜访了李老。
  李老，一米八的高个儿，身材略胖，面目慈祥，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真看不出他已经83岁了。
  李老跟我讲，他身体很好，现在仍有很多单位请他去作讲座，而他总是能在不用讲稿、中间不用休息的情况下，连讲3个多小时。
  在我拜访他的过程中，有多个电话打进来，有请教问题的，有就民间文化邀请李老给予指导的，李老都应对自如。可以看得出李老脑力之佳，身体之健。正可谓“忘我为公体不娇”啊。
  传奇教授
  拜访中，我恳请李老谈一下他个人的经历，李老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李老18岁时汇文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北京辅仁大学，但正赶上天津闹大水，难以赴京。一年后，李老19岁时，进入辅仁大学，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在辅仁大学期间，李老师从于裴文中、李景汉、张星烺等著名学者。其中裴文中教授曾因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而名震世界。李老跟随裴文中学过两年考古，而裴文中也异常青睐这个聪明肯干的学生，曾一再力邀李老跟他专门研究考古。而李老生性活泼好动，不喜欢那种在深山老林里一待几个月的枯燥生活，虽一度跟随裴文中先生，但终未答应他的要求。
  但是，李老并未从此放弃考古。
  过去史学界认为，天津在一千年以前是海，再往前的历史无古可考，而李老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观点。
  1956年——1957年，李老在无课题经费，无助手的情况下，单人骑一辆自行车，历时十一个月，行程五千多华里，对天津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考察。发现战国、秦汉古迹30多处，摸清了天津地区的退海线，打破了史学界的旧说法。
  李老称这次考察工作是出生入死。曾有一次，李老在海边食物中毒，几乎不行了，幸而被人救起。正如李老所说，考古不但要有方法，还要有体力，有肯吃苦的精神。我想，在李老身上我看到了这些精神，而在李老身上我还看到了一种更为可贵的精神——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
  这次考察后，李老撰写了5万字的调查报告，裴文中先生对其大加赞赏。李老在报告中详细地描述了渤海的退海规律和贝壳堤的研究情况，将天津的陆地形成历史推前了四——五千年。该成果在《考古》刊物（1962年12期）上发表后，立即震动了考古界，并从此开始了一个渤海退海规律和贝壳堤研究的热潮。
  一段传奇的经历，创造了一个学术奇迹。上世纪70年代，作家柳仕阔曾发表小说《传奇教授》，记述了李老的传奇经历。
  谈杨柳青
  由于我是杨柳青人的缘故，李老与我的话题自然谈到了杨柳青。
  李老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杨柳青话。原来，他曾师从于世界著名的方言学专家，比利时人贺登崧（Grootaers），对于方言，特别是天津地区的方言，有独到的研究。他说，杨柳青话是纯本地话，是土生土长的由习惯形成的方言。他说，方言除词汇外就是语调不同，而与水土无关，只与习惯有关。而杨柳青与天津近在咫尺，为何语音差距如此之大呢？他说，天津卫这个地方是五方杂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而明初时，由于燕王扫北，天津卫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军经商的吴人成了天津卫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这些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比较高，于是，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而天津卫周围地方仍保留着原来的方言，这样就形成了天津方言岛。可以说，人口的迁移是形成方言岛的重要原因。
  李老还跟我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北京延庆县的人大都讲杨柳青话。后来经考察发现，原来延庆县居民的祖辈大多是由静海地方迁移过去的，而静海话与杨柳青话是属于同一方言音系（静海音系）的。
  我理解，杨柳青话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天津原有方言了，正如杨柳青的历史在天津地方最悠久一样。
  李老说，凡河流入海的地方都称为“口”，而杨柳青过去就叫柳口。在大约1万——2万年前，杨柳青就是海河的入海口，而再往东则是大海。现在从杨柳青往东30里，是三岔口，就是现市区东北角、大胡同一带，这一段形成陆地历时1——2万年。从三岔口再往东是泥沽口（现叫泥沽），再往东是大沽口。从三岔口到大沽口这片陆地的形成历时5千年左右。这一退海现象有几条退海线，2万年前有两个海口，即柳口、双口，它们形成一条线，现如今则是大沽口、北塘口、歧口、马蓬口，这是现在的海岸线。
  这是李老渤海退海学说的部分。我理解，杨柳青这片陆地在1——2万年前就存在了，而后才慢慢形成天津其它地方的陆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先有杨柳青后有天津卫。
  李老说，杨柳青这个地方成陆最早，历史悠久，宋代就有柳口的记载。杨柳青地区的土质很好（再往后就是盐碱地了），沿运河很自然地形成花场子，种植花卉很好，土质高级，青麻叶大白菜世界闻名。
  李老说，运河在杨柳青这里形成了折冲，按过去的说法，这里的风水很好。而杨柳青也确实是人杰地灵之地。李老说，从历史、地质、运河位置上看，杨柳青的位置都很重要，特别是运河流经此地，如果将来开通了运河航运，跑起船来，对杨柳青的发展很有利。李老说，当年刘少奇主席就说过要利用运河搞航运。
  李老说，杨柳青的民间文化也是很宝贵的，杨柳青年画世界闻名。西青区原来有100多座寺庙，杨柳青的古迹犹多，现在有一些恢复了，搞旅游开发，这是很好的资源。
  李老对西青区民俗生态旅游区的定位十分赞赏，认为这既带动了西青经济的发展，又保护西青区和杨柳青的古迹，发展了民间文化。
  李老对西青区、杨柳青的文化建设、古迹恢复也是大力支持的。据我了解，西青区有关方面曾向李老借阅了大量的民间文化资料，以恢复杨柳青的一些文化古迹。最近，有关部门还力邀李老来西青对一些古迹的恢复给予指导，李老愉快地答应了。
  古镇杨柳青的民间禁毒历史与传说
  冯立
  古镇杨柳青以杨柳青年画而闻名，可是大家知道吗？杨柳青有中国最早的民间禁毒组织。而且，杨柳青是这一组织的重要发祥地。至今还保留着部分遗迹和众多相关的民间传说。这个民间组织叫理门。
  理门是一个产生于清朝初期的，于清朝中后期兴盛起来的，带有民间宗教色彩的，以禁戒烟酒、鸦片为主要特色的民间慈善组织。曾盛行于大江南北，过去曾有“南洪门，北理门”之说。
  理门的创始人叫羊来如。羊来如是明末清初的民间传奇人物，本姓杨，名泽，字廷贤，山东即墨县人。史书记载，崇祯十六年，杨泽二十二岁时，中癸未科进士。未及殿试，李自成攻陷北京。当时杨泽正在其朋友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许直家中。杨泽忠于明朝，得知崇祯死讯后欲殉国。许直劝其“君未仕，尚可全孝，宜归里奉母，以策后图。”次日早晨，杨泽发现许直已自缢身亡，乃遵许直所嘱，挥泪回乡。杨泽回乡孝奉其母终老，后又守墓三年。此时清朝已定鼎中华，征诏明朝遗老。杨泽为避征诏，改姓羊，名宰，后取号来如，隐居于蓟州岐山澜水洞，参禅打坐，研究理学，闭关四十九年。后来羊来如心有所得，创立了一套以儒家忠孝思想为主，综合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后来系统化，称为“在理”，也叫理门。由于羊来如极其反对烟酒，禁戒烟酒便成为了理门的最主要特色。康熙四十年，羊来如八十一岁时下山传道，从正定到东安（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历时五载，跋涉千里，度化八处，择孝子义士，传弟子十五人，史称“羊祖八度”。其中第五度在天津，第六度在杨柳青。
  话说这一日，羊来如来到了杨柳青碾坨咀渡口，见此间景致秀丽，民风淳朴，心忖此地必有贤士，不如在这里观察一下，收一弟子。于是，羊来如面向运河，在河边双杨柳树下盘膝打坐观察过往行人。人们见一个高大老者蓬头赤足在河边打坐都很觉奇怪，用异样眼光打量羊来如。有一位叫董来真的人，见这个老者两眼炯炯有神，相貌不凡，心生尊敬。此时羊来如也正在观察他。见董来真面带忠厚，眉宇间又透着几分灵气，便已有了几分喜欢，于是做歌试探：
  “苦海无边水连天，圣宗慈悲度人船，
  普度群迷出苦海，得理学道妙中玄，
  ……”
  董来真果然机灵，一听此歌便过来答话：“老师傅！我听你说得很有深机，敢请教一言。”羊来如道：“有何见教？”董来真问：“人身上有多少关窍？其名称为何？”羊来如答：“人之一身有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毛孔，后有三关，尾闾夹脊玉枕……”董来真一听果然是高人，便说：“我愿拜你为师，行吗？”羊来如说：“只要出于真心，心虔意诚就可。”董来真说：“我确实发自真心。”羊来如就把自己所悟的人生道理讲给董来真。董来真又问自己将来如何。羊来如答：“事在人为，只要肯用功。”随后又为董来真讲了修身养性的道理，并做歌道：
  “山静则明，水静则清，地静则万物生，树静则枝叶茂盛，人静始能穷理。静也者，理成于中也。周公之制礼乐，老子之道德，孔子之家语，皆蕴和顺于心而发英华，以精诚于中，而形于外也。有心而无为，动以天也。”
  歌罢羊来如又做诗曰：
  “堪修大道得长久，若无恒心休乱走，
  绕进门户问元关，未曾学识要下手。
  始勤终怠志不坚，阳奉阴违多招咎，
  只想哄人露天机，神仙暗中笑破口。”
  此时又有刘来纯、达来鼎二人踊跃向前道：“老人家大发慈悲，也收我们二人为弟子吧。”羊来如看二人面貌善良，审其来意，又很至诚，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为他们一一讲解了世界、人生的道理。讲毕，羊来如飘然离去。
  后来，董来真并不满足于所学，希望能得到羊来如更深的教诲。于是，董来真便到羊来如的隐居地蓟县岐山去朝山。可是谁知，这时羊来如已经“火炼金身”（去世）。董来真正在悲伤之际，发现羊来如的遗蜕旁有一个包裹。于是，董来真打开查看。原来是羊来如为使理门流传所整理的一套包括集会、歌赞、摆斋等内容的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董来真得到包裹便回杨柳青去，按照包裹规定的程序开始传播戒烟酒的思想。乾隆三十二年，董来真在杨柳青老公所胡同建立了杨柳青理门的第一个活动场所——正安堂老公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理门公所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禁毒活动场所之一。从此，理门在杨柳青便传开了。
  清朝中期，鸦片开始流入我国，许多人吸嗜成瘾，搞得意志消沉，形销骨立，弄坏了身体，更有甚者竟至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而在理门是严禁教众吸烟的，鸦片更在禁忌之内。在理教组织内部，教众相互劝戒，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而理门公所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戒烟酒的场所。杨柳青许多家庭为使其子弟远离鸦片而送其皈依在理教。在理教也因此得到很多群众的拥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以津西八大家（包括著名的石家大院的石家的八个富户、商贾）为首的杨柳青商铺（主要还是小商贾）成为了杨柳青理门主要的经济支持者。
  杨柳青的理门公所主要以互相劝诫的方式督促群众禁戒鸦片，同时辅以赠送由羊来如传下来的以黄芩为主的草药熬制的“茶膏”帮人戒毒。
  有民间流传的《劝戒鸦片歌》，唱到：一心贪恋鸦片烟，二八佳人去半边，三餐茶饭不想吃，四季衣衫穿不全，五更天明难起早，六亲断绝苦黄连，七情六欲须节制，八方一律要戒烟，九九归一烟戒绝，十分安乐似神仙。
  我也曾听老人介绍理门的宣传词：外国鸦片，吗啡药针，金丹白粉，共烈十分，流入中国，害我人民，坑家败产，妻离子分，更有甚者，断子绝孙……立志戒除，断此祸根。（凭记忆）
  一些历史上理门的主要人物也得到了杨柳青人的尊敬。于五爷、邵二爷都被民间传成了神话般的人物。由于，理门领众（主持人）邵二爷是位儿科大夫，杨柳青民间很长时间流传着春天家长领着孩子到邵二爷坟地踏青，去百病的风俗。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理门人物在百姓中是很受尊重的。
  据资料记载，在杨柳青及附近村落共有公所九处。
  1．东二众公所地址在杨柳青大寺胡同碾子根。早已不存在了。
  2．正安堂西老公所地址在杨柳青后大道老公所胡同内。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是杨柳青最早的老公所。至今尚有遗迹。这恐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理门公所遗迹了。
  3．同安堂河南老公所地址在杨柳青镇旧运河南岸十六街公所胡同。已不存在了。
  4．复善堂东公所地址在杨柳青镇后大道取灯胡同北门对过。已不存在了。
  这是最主要的几处，称为四大老公所。还有几处，是民国年间建的：
  1．同善堂中公所地址初建放杨柳青七星庄东，后迁入八街姜店胡同内。
  2．永安堂公所地址在杨柳青西头公议胡同内
  3．西二众公所地址在杨柳青十街经堂庙内。
  4．碾坨咀公所地址在本村内。
  5．当城村公所地址在本村内。
  据了解，理门在解放后，同红卍字会一样，并没有被定为反动会门组织（它的性质我认为应为民间慈善组织）。尽管当时大多数民间组织，特别是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组织被定为反动会道门。理门仍然在民间活动。但是，到1957年，国家实现公私合营，理门失去了原有的以小商贾为主要支持者的经济来源。理门也就自生自灭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杨柳青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理门的详细历史和情况了。如今，只有极少数的人还知道一些理门的历史与传说。与理门有关的历史遗迹也只有正安堂老公所遗址了。
  我们重提这段历史并不是要恢复理门，而是要记下这段历史。毕竟理门为禁毒，为中华民族立过功。有清史专家跟我讲，这些历史都是“俱往矣”，我们要做的是文化的留存。
  北宋塘泺工程对西青发展的意义
  于建玮
  塘泺是我国北宋时期设立的一种军事防线。宋端拱元年，宋太宗将当时界河以南的沟渠、河伯、水泽、水田等连成一片，形成大范围的水塘，深五尺至六尺，有效抵御了辽国骑兵从此处的入侵。塘泺的设立名义上是为了屯田灌溉，实际上是形成了一道军事防线，防御辽国骑兵对北宋的侵犯。西青区境内大部分地区当时就处于塘泺之内。
  一、塘泺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与辽以界河为界，南北对峙。其中界河以北武清县和蓟州渔阳县属辽的幽州府，界河以南均属北宋领地，今西青区境内大部分区域当时均属北宋所辖。
  宋境内，由于界河以北无险可守，因此，北宋除了设立大量砦铺以外，还多次发动战争，试图从辽夺取燕云十六洲，以巩固边境。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军攻辽，也是宋朝为收复燕云失地作出的第一次努力，然而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而辽军经过这次胜利后，便由开始对宋朝的惧怕变为了轻视，并由此开始了长期的肆意南侵，宋辽的战争真正打响了。
  当时的西青区地处宋辽边境，境内有小南河、百万涡、沙涡、当城等寨，并有驻军守卫。由于境内很多洼地积水，不利于辽国骑兵运动，故此很少从此处入侵。于是驻军便在此疏浚水渠、遍植树木庄稼，并实行边政策，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但霸州、信安地区，由于地势相对较为平坦便于骑兵运动，便成为了辽军抢掠边民财务的重要途径，边境的宋民生活水深火热。于是，北宋迫切需要设立一道防线抵御辽国的入侵，塘泺防线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塘泺从形成至废弃的历史过程
  最早建议塘泺防线的是当时的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端拱元年（988年）辽国南侵，宋太宗向各位大臣征求意见，沧州节度使何承矩由于自幼随先臣征战，熟悉边境地形特征，便建议：将顺安以西的易河河水向东导入大海，并且将附近的水域引入其中，在四周筑堤存水，使其形成一个东西宽三百余里，南北宽五十至七十里的泽泊，便可以阻挡辽国的骑兵。等过几年把泽泊淤平后还可以改为稻田。这样的话，屯田附近的守军就可以待在城里，控制住交通要道即可，再也不用四处驻守。而且还可以收获庄稼补充给养，驻军春夏的时候耕种，秋冬练兵，这样的话还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
  宋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利用天然地形优势引水筑堤，一条绵延九百里，西起今河北满城县，东至泥沽海口，由河流、淀泊构成的塘泺防线逐渐建成了。建成后的防线比何承矩初期建议时更为宽广。
  据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在何承矩阵守瓦桥商议建立塘泺防线的初期，曾想绘制塘泺区域内的地形图，为防范敌军起疑泄露军机，何承矩用以诗会友的名义，广邀名人雅士泛舟饮酒赏蓼花于塘泺内各水域，并作《蓼花游》数十篇，甚为风雅。而暗中却绘制了塘泺内较为详尽的地型图，密秘送回京师，为日后引水筑堤修筑防线，提供了准确的地理依据。
  在修筑“塘泺”防线的同时，为有效防止辽军入侵，北宋政府还在界河南岸设置了许多称为“寨（砦）”、“铺”的军事据点，太宗时就设“砦一十六，铺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余，部舟百艘，往来巡警”。
  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以微不足道的岁币换得边境地区的和平，结束了宋辽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尽管签订了合约，北宋皇帝依然忌惮辽国的袭扰。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下诏告诫戍边众臣：“此者契丹出没不常，不可全恃信约以为万世之安。况河朔地势坦平，略无险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实为碍塞，卿等当体朕意，协力增修，自非地势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广，用谨边防。盖功利近在目前而不为，良可惜也。”
  长期以来，由于界河以南的各种水源都陆续被引入塘泺，尤其是庆历八年（1048年）以后，黄河三次北决，对沿线湖泊洼淀产生巨大影响，“浊水所经，即为平陆。”至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其后淤淀干涸，不复开浚，官司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自是堤防坏矣。”自此，塘泺解体，周围涸出的土地不断被围垦，经过人工大规模扩展的淀泊群逐渐恢复到自然的状态。自端拱元年何承矩建议修至大观二年塘泺防线废弃，前后历经百余年。
  三、塘泺防线的区域范围
  塘泺防线自端拱元年开始建至区域最广时期，水域西起今河北满城县，东至泥沽海口，绵延近九百里，共分九段进行防御治理，各段南北跨度，水深情况各有不同。自东向西各段分布情况如下：
  一段东起沧州界内海西岸黑龙港口，西至乾宁军，沿御河岸，引当时破船淀、满淀、灰淀、方淀四淀合成一体。东西约一百二十里，南北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深约五尺。
  二段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军御河西，引当时鹅巢、陈八、燕丹、大光、孟家五淀合成一体。东西约一百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至五十里，深丈余至六尺。
  三段东起信安军御河西，西至霸州莫金口，以水纹、得胜、下光、小蔺、李子、大蔺六淀合成一体。其水蜿蜒曲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五里至六里，深六七尺。
  四段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至保定军父母寨，以粮料、回淀二淀合成一体。其水东北二十七里，南北八里，深六尺。
  五段东南起保定军，西北至雄州，以百世、黑羊、小莲花三淀合成一体。其水东西六十里，南北二十五里至十五里，深八九尺。
  六段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以大莲花、洛阳、牛横、史军、康淀、池畴、白羊七淀合成一体。其水东西七十里，南北三十里至四十五里，深一丈至六七。
  七段东起顺安军，西边具淀至保州，以齐女、宜子、定胜、劳淀四淀合成一体。其水东北三十里，南北百五卜里，深一丈三尺至一丈。
  八段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以沉沔河聚为塘泊。南北二十里，东西十余里，深五尺至三尺，也称为沉沔泊，至西山口约三十里。
  九段由保州西鸡的距泉、尚泉二水合成。并入附近的方田稻田。南北东西各十里，深五尺至三尺，也称四塘泊。
  照此推算，沿界河向南约90里之内即今子牙河以南的西青大部分地区全部处于“塘泺”之中，水深按宋尺（每尺约30.72厘米）折算则位于1.5米以上，成为抵御辽国的天然防线。
  四、塘泺防线对西青区发展的历史意义
  在宋辽边境建立的这一道军事防线，自端拱元年何承建议修建至大观二年废弃的百余年间，有效防止了辽国骑兵对北宋边境的侵扰，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然而，由于西青区大部分当时均处于“塘泺”之中，因此他对西青的历时发展也十分重要。
  （一）扩大了耕地面积
  1、斥卤变为膏腴
  由于历史的数次海水倒灌，使我区大部分土地，呈现严重的土壤盐碱化。正如宋吏中描绘的“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民居。”也就是说这里无人居住遍布沼泽的盐碱地。虽然塘泺防线主要起到军事作用，但100余年的灌溉逐渐排除了土壤中的盐分，使我区大部分盐碱地变为耕地。
  2、沼泽地变为农田
  宋代的西青区附近的塘泺多用黄河和御河（永济渠）之水，河水带来大量泥沙将一些洼淀淤积，不断的淤积抬高了原有的洼地，塘水干后变成可用耕地。
  （二）是西青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业活动
  1、大面积种植稻田
  早期的塘泺防线实行边篱制度，春夏耕种，秋冬练兵。淳化四年（993年），何承矩发动兵丁18000人，在今雄县、任丘、霸县、高阳等地修水利，“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顶水灌溉，”并试种稻谷。第一年试种时由于霜冻颗粒无收，于是引入江东早稻，第二年即获丰收。形成“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将“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之地改造为鱼米之乡。
  “熙宁九年六月，高阳关言：‘信安、钱宁唐泺，昨因不收独流决口，至今干涸。’于是命河北东、西路分遣监司，视广狭浅深，具图本上。四年正月甲子，诏：‘比修筑河北破缺唐堤，收亏水势。其信安军等处因塘水减涸，退出田土，已召入耕佃者复取之。”可见当时的耕作者主要以佃农为主。
  现今天津以南各洼地，大都是北宋修建塘泺所留下来的遗迹，扔保有蓄水灌溉的功能。
  2、鼓励种植各种树木
  《辽史．兵卫志》记载辽军作战：“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掳老幼，运土木填壕堑。由于本国州县其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沿途民居园桑柘，必夷伐焚荡。”可见由于辽军的多年侵扰，边境树木稀少。
  为了尽快恢复边境树木种植，宋初即颁布建隆植树法令，规定：“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指派专门的农艺师进行指导农耕，使本地农业得以迅速发展。
  塘泺工程在初期确实阻止限制了辽国骑兵的袭扰，但是在夏秋季节仍可乘船，尤其是冬季河面结冰时和平地无异，故此，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东头供奉官赵总政言：“界请自沧州东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枣，数年之间，可限契丹。然后施力耕种，益出租赋，以助边储。”熙宁六年，“立法劝民载桑，有不趋令，则仿屋栗、里布为之罚。”
  宋史记载：“熙宁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边安抚司上《制置沿边浚陂塘筑堤道条式图》，请付边郡屯田司。又言于边军城植柳莳麻，以备边用。”
  原本抵御辽国骑兵的榆柳果树和稻田成为西青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农业种植活动。
  （三）对西青区杨柳镇地名产生过影响
  为防范辽国骑兵冬季越过塘泺防线，宋沿“塘泺”防线遍载榆柳。同时，为了加固堤防，宋太祖命“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由于常年不断的连续种植，黄河沿岸杨柳成行、榆槐参差。金章宗年间永济渠淤塞，于是自独流黄河故道重新开凿连接至三岔口，北通路水，此为漕运河道首次通过西青境内。运河流经今杨柳青一带，因此地杨柳密布，得名“柳口”。后经沧桑变革，历史禅延，元末更名为“杨柳青”。可见，“塘泺”防线的修建对杨柳青镇地名的由来产生过重要影响。
  “潞水通漕”对西青区的影响
  周健
  潞水即今北运河前身，古称沽水、潞水、潞河、白河。金章宗年间将其辟为漕运河道。“潞水通漕”初步形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为今后的漕运发展奠定了基础，对西青区的村落形成及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潞水通漕”的历史背景
  西青区附近最早的漕运河道是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为了解决北征乌桓时的军需运输问题开凿了平虏渠，沟通了滹沱河和泒水河水，北连泉州渠，形成贯穿今天津地区的河流干线。是渤海湾西岸最早的一条南北水道。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北征高丽，为了运送给养物资，开凿了自洛口至涿郡的永济渠。其中青县至独流段即沿用平虏渠旧道。因隋炀帝曾坐船经过此河，故史书将其称之为“御河”。隋代永济渠至静海独流后折向西，穿过冀中洼地，经信安、霸州一线直达涿郡。开凿后的永济渠与通济渠、莨荡渠等一起，构成了贯穿我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雏形。
  唐代永济渠、滹沱河和潞河三水汇流人海，在今军粮城附近形成著名的“三会海口”港口，即唐《通典》所谓之“三会海口”的出海口。由于此处临海傍河并建有大量仓储设施贮存漕运货物，可供河、海漕船停泊，“军粮城”及由此得名，并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海港。
  宋辽时期，两国以巨马河、海河为界，西青区大部分土地位于界河南侧北宋地界，宋辽分治南北百余年，致使三会海口失去了南北转运的功能。当时西青附近主要河流有北流（黄河）、御河（永济渠）、滹沱河和巨马河，期间北流数次改道。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河决澶州西北，流入御河”。黄河水沿御河向北经界河入海，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黄河改道沿界河入海。尽管当时界河水量丰富，既可向东入海，也可北通潞水，但为“免戎人邀击之患”，漕运河道仍沿用旧永济渠。由于北宋建立了“塘泺”防线，永济渠穿越“塘泺”防线部分亦被称为“保信沙塘”。所谓“保信沙塘”，是指保州到信安之间塘泺防线。北宋末年，宋金联合夺取了燕山府，为驻守燕山府驻军运送给养的漕运船队“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赡燕军。”说明北宋漕运仍沿用永济渠故道。
  金初统治中心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为加强对中原的统治，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迁都于燕京（今北京），天德五年正式定都，改燕京为中都，为充实都城，鼓励移民入都，并将宗室贵戚迁入中都，迁都后的金朝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
  迁都后，金朝为了保证保障首都供给，主要通过漕运和陆路运输两种方式，其中由于漕运省事省力更以漕运为主。金初漕运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沿用旧永济渠，自独流开始折向西北，穿过冀中洼地，经信安、霸州直达涿郡，是漕运的主要河段，主要用于接纳山东、河北、河南的漕粮。另一条平行于海岸线，沿今潮白新河向北通辽东。
  据《金史》所载，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山东粮食喜获丰收，因运河堙塞，不得不从陆路将粮食运入京城。于是金世宗责问户部侍郎曹望：“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在皇帝亲自督问下，各地加快了对漕运河道的疏浚治理。但是由于缺乏水源补充，此后的疏浚工作开展的并不顺利。
  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有人提议开凿卢沟水通漕。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年）完工，其“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这就是著名的的金口渠。由于河水含沙量较大，使河道淤积，至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三月，不得不“遣使塞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的金口渠前后只使用了十余年便遭废弃。
  由于永济渠旧道淤塞，新开凿的金口渠也於塞不能使用，迫使人们另觅水源开通漕运。
  二、开凿过程
  为了使“船运至都”，经多方勘察，新的漕运河道沿用了部分黄河故道，自独流经柳口（今杨柳青）至三岔河口转入潞水，北上通州。金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改造后的漕运河道，“东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沦州、会州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突出了“信安海堧”（三岔口）的枢纽作用，加速了其周边城镇的产生和发展。自泰和五年实施潞水通漕，至贞佑二年迁都停止漕运。
  三、“潞水通漕”对西青区的影响
  （一）催生了“柳口”等沿河村落
  北宋时，西青区大部分地区处于宋辽边界“塘泊”防线之内，由于“濒海斥卤，地形沮洳”，多洼淀，加之黄河改道之扰，境内除御辽之寨铺以外，鲜有民众在此定居。
  所谓“柳口”即“地最冲要，以地多杨柳故名。”《金史》中有柳口巡检李咬住等平叛受奖的情节，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中晚唐，北宋时形成逐渐形成按行政级别分层设置的模式。金代沿用宋制，在州县、边境地区等设置巡检，其职责是巡逻和逮捕盗贼等。因此处原为黄河故道，章宗五年（公元1205年）之前运河并不经过此地，且明昌年间（公元1190年至1196年）“北流绝”，没必要在此设立巡检。据此推断，“柳口”之名应在章宗以后随漕运运河发展而出现。
  （二）促进村落形成发展
  金章宗（公元1205年）漕运河道未经西青区以前，史书中有明确地名记载的地名寥寥无几。实施“潞水通漕”以后，三岔河口成为漕运枢纽，与三岔河口相距咫尺的“柳口”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运河码头，并带动了周边村落的形成。明永乐后大批移民来此沿河定居，形成大片村落，仅运河沿岸的就形成村落30余个，可以说漕运运河的发展促进了西青区村落的形成。
  （三）加快了西青水运经济的发展
  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吸引了大批从业者加入水运行业，据清《津门保甲图》所载，仅杨柳青地区就有“杨柳青者……船户一百六十户，船伙二百七十七户”、“马神庙之西……船户三百三十四户，船伙二百四十四户”，而运河沿岸的小梁庄、张家园子等地也有船户，可见当时运河沿岸水运之兴盛。水运的兴盛不仅养活了沿河沿岸的百姓，也涌现出一批靠漕运起家的豪门巨户，其典型代表为杨柳青石家。石家靠漕运经营几代，最终发展成为“津西首富”。这其中虽有经营者的智慧和辛勤，但运河对地方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四）独特的水质造就了特色农产品
  甘醇的运河水除了满足沿线居民的生活用水外，也造就了一些独有的特色农产品，除了著名的“沙窝萝卜”外，运河沿岸所产青麻叶白菜及烟叶亦非常有名。《静海县志》中曾写道“菘，即白菜。……昔周颙称乡味之美，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是也，味美而食久，运河沿岸产者最良。”“烟叶，以运河两岸及多瓦砾之高地基产者其味最良”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大大方便了南北之间的交通运输，开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潞水通漕”结束了漕运河道不经西青区的历史，对西青区的村落形成及城镇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
  杨柳青的三条石
  方博
  说起三条石，市区的老人们可能会想起街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的铁匠铺。因为那里曾是天津乃至华北地区民间机器铸造业的发祥地。但估计已经很少有人亲眼见过当年大街上的那三条青石板了。在杨柳青也有这样一处三条石。更让人欣慰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目睹它的风采。
  它就位于经堂庙大胡同。根据《天津市地名志西青区卷》记载，“胡同南起药王庙东大街，北至后大道。长110米，宽4米，最窄处3米……相传于明末形成。胡同内西侧有一经堂庙，以庙得名。”根据周围老居民的回忆，民国时期的经堂庙不是很大，由尼僧主持，主要供奉观世音菩萨。在废庙兴学中，寺庙被辟为第二小学分校使用。现在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些石板的来历，有人猜测是经堂庙山门前的甬道，也有人猜测是利用石头光滑的表面来作为简易传送带，将货物直接送抵不远处的运河码头。但这些始终都是猜测，一直没有找到相关史料记载。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杨柳青年画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画师高桐轩曾在这条胡同中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在《中国画家丛书》高桐轩一书中，作者王树村先生写道：“光绪三十二年，画师（高桐轩）七十一岁，病卧于经堂庙前街故宅，旋即与世长辞了。”查遍镇上的所有地名，我也没有找到“经堂庙前街”这个地名。能找到的只有“经堂庙大胡同”和“经堂庙后胡同”。“前街”应该是与“后胡同”相对应的位置，这样我们理所应当地排除“经堂庙后胡同”。因为经堂庙曾位于经堂庙大胡同上，所以我猜测历史上经堂庙大胡同很可能被当地百姓习惯地称为“经堂庙前街”。
  读到这里，相信一些朋友会问，高桐轩究竟是谁？那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普通而平凡的年画画师吧。高桐轩生于道光十五年。三十二岁时，受诏进入内廷为慈禧太后画像，画像随后被供奉在清宫大内的“如意馆”。在此期间，他曾游览皇家御花园和皇城内三海，对日后年画创作中的景物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六十岁时，退隐回到杨柳青，并开设“雪鸿山馆”画室。他流传至今的作品都是杨柳青年画中的上乘之作。当看过这炫目耀眼的个人简历后，人们不难发现，这位杨柳青历史上默默无闻的画师却是完全可以和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水墨大师相提并论的。细细想来，胡同里的这些青石板又何尝不是像高桐轩那样呢？虽然曾经身份显赫，但却总让人感觉平淡无奇，甚至百年之后人们都忘记了它为何而来。
  潮不过三杨
  方博
  在津城的历史上，曾流传着“潮不过三杨”之说。
  其最早出现于清嘉庆年间诗人樊彬所作的一首词中。
  忆江南津门小令
  津门好，到处水为乡。东淀花开莲采白，北河水下麦翻黄，潮不过三杨。
  津门好，烟水望无涯。柳口芦飘三尺絮，葛沽桃放一枝花，孤棹老渔家。
  到了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李庆辰编撰的短篇文言志怪小说《醉茶志怪》中再次出现相关记载。在“潮异”一节中写道，“邑有潮不过杨之说，事亦甚奇。每潮溢时，御河潮至杨柳青止，北河潮至杨村止，西河潮至杨芬港止，过此无潮。”可见，潮不过三杨指的是潮水在御河（今南运河）不过杨柳青，在北河（北运河）不过杨村，在西河（子牙河）不过霸州县杨芬港镇。
  对于涨潮后，海水沿河道逆流上溯的说法古已有之，史籍中多有记载。
  由王守恂撰写，1933年定稿的《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二河渠》水道三归墟一节中写道，“天津海河为众流入海之道，其归墟厥维渤海。大沽口者，河流入海之处也。土人谓之海门，其地有谓拦港沙者，宽四里，落潮时水深一尺三寸，中间沟槽宽三十丈，深二尺五寸，此系九、十月间西北风大作，槽身较深。至春间，仅深一尺余寸。五、六、七月，水带泥淤沟槽，深不及一尺。其海潮之来也，咸水至海门而止，其淡水自大沽海口，西抵天津之三岔河口，计一百七十余里。又自三岔河北泝抵北运河武清县之杨村，南泝抵天津县之杨柳青，西泝抵大清河之瘸柳树。一日潮汐两至，自起至落，常历两时。兼以潮起必有东南风，随潮卷水，此南北运、大清、子牙等河，夏秋水难畅注，时复倒漾，见诸直隶总督方观承之奏疏也。观乎归墟，受水之多，复有拦沙淤浅，潮汐倒灌，土人美言白露以前海不收水。直隶总督孙嘉淦勘议河淀，以土人入奏牍，然则阻水奔放而潴蓄之地要焉。”
  初刻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津门杂记》“海口”一节中记载，“大沽海口，距城百二十里，河流入海处也。两岸壁徒，一域中横，土人谓之海门，又曰拦港。（按：潮汐所至，北抵杨村，南抵程官屯，西北至王庆坨，二百余里皆淡水也。）盖咸潮抵海门而止，无岔入者，若天设之以限内外，斯亦奇矣。”
  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七月的《天津县志卷之五山川志》“大沽口”一节中记录，“《明一统志》河流入海处也。两岸壁徒，一域中横，土人谓之“海门”。潮汐所至，北抵杨村，南抵程官屯，西北抵王庆坨，率二百余里，皆淡水也。咸潮抵海门而止，无岔入者，若天设之以限内外，斯亦奇矣。”
  这里所说的《明一统志》指的就是《大明一统志》。这是目前查找到的最早记载。
  清光绪年间的《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舆地（二）》山水（水道图说、治河诸说）一章中记载，“《青县志艺文们》总督方观承“详查海口折”节录……考之津志，载大沽口两岸壁徒，一域中横，土人谓之海门，卤潮抵海门而止，若天设之以限内外等语，是其生成形势，在昔已然。其海河潮汐，自大沽海口西抵天津之三岔口，计一百七十里，又自三岔河北泝七十里，抵运河之杨村驿，南泝四十里，抵津属之杨柳青，西泝六十里，抵大清河之瘸柳树，一日潮汐再至，自起至落，常历两时，兼以潮起必有东南风，随潮卷水，此南北运、大清、子牙等河，夏秋水难畅注，时复倒漾之故也。”
  此外，在《海道图说》一章中，还对每日海潮的变化情况做了详细描述。
  纵观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海潮上溯的说法，基本上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最早见于《大明一统志》，大体位置是北运河抵杨村，南运河抵程官屯，子牙河抵王庆坨。这个说法在此后的《天津县志》、《津门杂记》中都有涉及。
  另一个版本的大体位置是北运河抵杨村，南运河抵杨柳青，子牙河抵瘸柳树。这个说法可见于《青县志》、《重修天津府志》、《天津政俗沿革记》中。
  如果用科学、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潮汐是呈现周期性变化的。时间、环境不同，都会影响到潮水的高低。望日与朔日的潮位相差更会甚多。所以，至于每天的潮水会沿河道上溯到什么地方，是很难准确说清楚的。
  因此，“潮不过三杨”的说法也多是赶时应景的修饰之词。最早出现于嘉庆年间的词句中也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潮水所到之处难以确定，但其能到达杨柳青是可以肯定的。镇上的很多老人还都对当初河工们赶潮拉纤的情景记忆犹新。
  戴廉增的后代戴昌贤老师就曾回忆说，沿河工们每天会集中在早晨和下午拉纤。他尤其对早晨那次印象深刻。
  古镇的清早，天还不亮，远处就传来悠扬的纤夫号子，伴着天边的一抹晨曦，杨柳青迎来了新的一天。
  当城关帝庙壁画与杨柳青年画
  方博
  说起壁画，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敦煌。可能是去过那里的缘故，美轮美奂的中古遗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实对于老天津人来说，欣赏壁画不必远赴西北大漠，在明清两朝、乃至民国年间，遍布津城的寺庙中很多都有壁画。可惜壁画不像雕刻那样容易保存，对空气和周围环境的要求很高，一旦温度、湿度出现异常就很可能褪色和脱落。因此在天津地区，能保存至今的壁画并不多，我目前所知的只有蓟县独乐寺、红桥区西沽小学（原娘娘庙）和西青区当城村关帝庙三处。
  随着独乐寺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观音阁大殿内的壁画，已经得到了妥善保护，并经过专家研究，认为是元代作品。而西沽小学的娘娘庙大殿，现已辟为学校的荣誉展览室，据说壁画完全被墙上的石灰密封，现在难见其模样。而西青区当城村的关帝庙长期闲置，大门紧锁，壁画虽有破损但仍能看出当年面貌。
  以前我就知道当城关帝庙里有壁画，后来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卷》中发现了相关记载，“当城关帝庙【上辛口乡当城村西清代】始建于清末。占地面积500平方米，高台基，尚存大殿、配殿各一栋。大殿东向，面阔三间。进深二间，七架抬梁式，硬山卷棚顶，殿内南北山墙及后墙皆施彩绘壁画，内容为关羽故事，后墙绘海水和龙。侧间为“桃园三结义”、“单刀赴会”等故事。配殿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五架抬梁式卷棚硬山顶，门窗皆为菱形格扇。”看着这些文字，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一个个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当时趁着这股兴奋劲儿，我就骑自行车从市区一口气就到了当城。在村子里打听了半天，问了好多老乡都说不知道。直到一位老奶奶告诉我，因为关羽在民间俗称关老爷，所以村子上向来都把关帝庙叫做老爷庙。你问关帝庙，当然没人知道，再说那里已经废弃多年，岁数小的可能都没听说过。在村里七拐八绕，终于找到了这座庙。
  寺庙没有想象的大，只有大殿、配殿两间房。让我更没想到的是，院子大门关得严严实实，无奈之下我只能透过门缝拍了几张照片，但始终未见到壁画。后来这事就再未提起，抛之脑后。
  直到今年冬天，看到杨柳青新建的关帝庙，使我再一次想起了当城关帝庙，于是我再一次骑车来到当城村。这次拦路的还是院门上那把冰冷冷的大锁。可是我下定决心这次不能空手而归，随即我鼓了鼓勇气，一跃而上，三两下就翻过了将近2米高的院墙。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那么一股劲儿，原本瘦弱的我，身手竟变得如此敏捷，动作利索得让我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也许是关老爷显灵吧。
  进入大殿，地上厚厚的尘土就像一层地毯，藏上去软绵绵的。殿内到处都是落满灰尘，仿佛整座房子都是刚从土里刨出来一样。壁画的保护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差很多。两面山墙的下半部壁画早已脱落，只剩下上半部分还好些。另外，墙上还开了窗户，明显是后来开的，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但仔细想来，我们的要求也不能太高，毕竟还残留一部分，这就是历史对我们最大恩赐呀。
  虽然壁画陈旧不堪，但历经沧桑的韵味更能衬托出它的光彩熠熠。“桃园结义”、“夜读春秋”、“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战古城”、“单骑救主”、“徐庶走马”、“单刀赴会”一个个熟悉的历史故事让我感到生动而亲切。可以想象，在清末那个还没有普及教育的年代里，很多目不识丁的百姓就是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的画面来接触经典、感悟人生的。在这一点上，壁画就与年画不谋而合了。再加上当城又离杨柳青不远，属于杨柳青年画产地范围之内，所以我当时很希望能在这些壁画和年画之间找到一些联系。
  回家后，我立刻把壁画照片拿给了杨柳青画社的朋友，请她帮忙鉴别。可是朋友的回答让我失望，她说从壁画的风格分析，感觉与年画的联系并不大，不论是人物的用笔用色，还是画面的布局构图都与杨柳青年画存在不小差异，明显不是一类作品。
  正在略感失落之际，我随手翻看《艺林拓荒广记》，书中一幅名为《北伐图》的照片立刻吸引了我。这是王树村先生1981年1月在《文物天地》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太平军北伐图》的文章。其中写道：“《太平天国北伐图》，就是太平军进驻天津西郊杨柳青时，民间艺人阎美人的一幅壁画草样。壁画原在杨柳青东大寺（今大寺胡同，当时为太平军驻地）大殿东壁。后东大寺被清兵纵火焚毁，壁画也遭毁坏。而壁画草样却在阎美人之孙阎文华手中幸存下来。”
  对比当城关帝庙壁画与《太平军北伐图》，我确实觉得有几分相似之处，但这只是感性认识，究竟何处相似，从理论上还真是说不上来。同时，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杨柳青老画师称太平天国时期印制的年画为“长毛年画”（因为太平军被清廷称为长毛子），而在这些长毛年画中是从未出现过人物形象的。王树村先生曾收集了《寒塘芦雁》、《雪燕梨花》、《杂卉图》、《母子图》、《秋景图》、《田园风趣》、《彩蝶图》、《金鱼满塘》、《猴拉马》、《燕子矶》、《英雄会》等十几幅太平天国时期的杨柳青年画，内容有虫鸟花卉、有翎毛走兽、有山水风景，但绝无人物。有人看了画的名字，会认为《母子图》和《英雄会》是人物故事，其实不然。《母子图》的画面是一只母鸡和五只小鸡，而《英雄会》的内容是鹦鹉与黑熊。但是《太平军北伐图》上绘制了李开芳、林凤翔的北伐大军，人物众多。因此我发现这明显不符合当时的年画规则。
  上面只是我的零零散散的一些想法，很不成熟、也不成结论，暂且写到这里，待有新的发现，再为研究。
  文昌阁始建、被毁和重建的年代考证
  方博
  自从明末以来，天津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三宗宝相继消失，最后只能成为老百姓心中的一个记忆符号。所以就有了“鼓楼拆、炮台倒、大火烧了铃铛阁”的说法。然而，可能很多天津人还不知道，在津西古镇杨柳青也有三宗宝：“戏楼、牌坊、文昌阁”。
  这里所说的戏楼和牌坊原本都在镇上的药王庙内，解放前后被毁。所以现在杨柳青三宗宝可以说是“戏楼拆、牌坊倒、只剩下了文昌阁。”早年间，文昌阁外绕朱墙，环水四周，木桥一架，渡人往返。每至入夏多雨之时，在如烟如雾的濛濛细雨中，这里犹如蓬莱仙境，也就有了杨柳青十景中“崇阁濛雨”的赞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昌阁对于杨柳青、对于天津市的价值与意义了。
  根据西青区文物的主管部门西青区文物保护所于2009年编纂的《天津市西青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册》记载：“……建筑为一楼阁式建筑，通高20米，阁下层为砖石砌筑的六角形基座，前出高大的月台。首层以砖墙封护，成封闭型空间，北面设券门，以作出入口，门上方镶有大面石额书‘文昌阁’三字，阁内供奉孔子像。二层略小于首层，正面施格扇，其余各面均为砖墙封护，墙上开圆形和八角形透窗，外设回廊，周施木栏，二、三层的转角斗拱出象鼻，阁内供文昌帝君。三层开敞，内供魁星，六面均开设隔扇门窗，外檐为木构回廊，可登临远眺运河风光。阁顶为天角攒尖式，顶置宝珠，六条垂脊下端安放兽、小兽和仙人，上端与宝珠接合部位均装吞脊兽，结构灵巧、造型别致、飞檐高翘、螭卧架头，檐角各坠铜铃，风吹作响。”
  对于此该阁的始建、被毁和重建的准确年代，历来说法不一。近年来出版的各种资料之间多有出入。历史文献中的记述更是寥寥无几，偶有提及也仅是只言片语。乾隆年间的《天津县志》是我目前发现记录文昌阁时间最早的史料，在卷八“学校志附坛庙寺观”中这样写道：“文昌阁在杨柳青镇，离城三十里。明季建，崇祯七年重修。”道光年间编修的《津门报价图说》中，西南一带村庄图说的第二十二图中画有此阁，但却标注为“娘娘庙”。同治年间的《续天津县志》卷四“学校附祠庙”中有云：“文昌阁二，城西北小伙巷；杨柳青。”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出版，由张江裁撰写的《天津杨柳青小志》也有记述。在“疆域篇”中这样写道：“村东南隅有所谓文昌阁者，阁三层，最上一层悬一铜钟之铸字为‘雍正初年武清县’。”在“神庙篇”中又写道：“文昌阁在卫河南岸，其神为魁星，旧以为文化科名之主。”
  除此之外，一些与其有关的铭文碑记、历史实物也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如在阁顶内的梁架上钉有记载历次修葺时间的6条千秋带，所写字迹分别为：“明峕崇祯七年嵗次壬申柳口士庶梁沛龍等建立”、“大清咸豐十年嵗次庚申秋八月閤镇士庶等重建”、“中华民国三十年歳次辛巳九月安锦亭重建”、“公元一九六五年九月天津市西郊區人民委貟會楊栁青鎮十六街生產大隊重建”、“公元一九八四年七月天津市西郊區文化局重修楊栁青鎮七街建筑隊施工”、“公元一九九九年西青人民政府建委文化局楊栁青鎮政府投资天津市泰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缮葺”。不过经专家研究，除一九八四年七月重修和一九九九年重修，两块是原物以外，其余四块均有后世仿制之嫌。
  在杨柳青博物馆内还收藏有一块石碑，上刻有记述民国三十年重修文昌阁经过的碑文，即《民国文昌阁重修碑记》（以下简称“民国重修碑”），介绍了安锦亭出资重修阁楼的经过，碑文如下：
  蓋聞本鎮文昌閣係明朝崇禎七年由梁沛龍等創建，至清咸豐三年經過一次變亂曾遭受毁壞，後於十年複。經本鎮士庶等重新建造得復舊觀。自民國肇造以來，內亂不已，迭起戰爭。閣內駐紮軍隊破毁至不堪言狀。長此以往，數百年之古跡不久即將湮沒，實屬可惜。
  安君錦亭於是自愿捐資並行勸募鳩工庀材大加修理。用銀達一萬餘圓。費時至一年之久始告塔成。又恐年久失修，莫為之繼仍不能長久保存。吾鎮不乏大慈善家，尤望慷慨好施、見義勇為者異日繼續修葺。永遠保存此古跡焉。
  勸募監修人：張瀚臣
  周季和
  中華民國三十年夏曆九月建立
  另外，在1993年出版的《西青文史》第六册中，谢玉明先生撰写的《清代＜重修文昌阁碑记＞小考》也为我们披露了珍贵的材料。《重修文昌阁碑记》（以下简称咸丰重建碑）已佚失，作者收藏的是碑文的抄本。抄本用纸为旧式红格竖行呈文纸，在页边印有“中华民国”及空白的年月日。由此可知此物并非清代遗存，为民国年间抄录所得。其内容如下：
  重修文昌阁碑记
  咸丰十年秋九月高景先仰山撰
  文昌阁建自前明，载在县志。阁应建在河北柳口东，与三官庙相隔数武，嗣以河势北流恐坍入河内，康熙四十八年梁公沛龙与同乡士庶主议，遂改建斯壤。又恐遗址无存，即于三官庙上建一奎星小阁，迄今犹存焉。自改建以来修葺非一，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虽屡经岁修而年月无考，弗敢详记。至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因阁被风雨凋残，同人不忍坐视，请出阖镇士商合力捐资重修。阁之底座、颠顶、牖户、栏楹、梁柱、檐牙、月台与虔朔神像外，又新建东西配房六楹，大门楼一座，院落砥平，墉垣铜固规模整饬，焕然可观。讵意咸丰三年十月初八被逆匪用火焚烧，当幸大兵云集将贼杀薨，而斯阁俨成巨炉，无可扑灭。至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同人敬起惜字社咸集于此，怅望空阁不胜欷歔，既而群相叹曰：此吾侪讲学之地也，此吾乡向善之区也，而顾若是之倾圮耶！同人数倍遂出厚重老成者数人，先求富者捐资，贫者亦量力捐资于焉。庀材鸠工，择吉兴作。畚挶如云，斧斤雷动董事者不置余力，出资者亦无懈心，及其成也。凡高三层，窗仍六面，下奉朱衣，中奉文昌，上奉奎星。玲珑明洞，丹雘增新。结构均停，轮奂更美，而记事因之雯，观瞻因之肃。自兹以往，犹望后之君子念创造之维艰，思捐资之不易，务期岁岁修除，永远勿替，文风丕振，而圣教弥尊矣，是为志。
  首先应该承认，创作这两篇志文分别是为纪念阁楼在清咸丰年的重建和民国的重修所作。因此就“清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和“民国三十年夏历九月”这两个时间点而言，两篇文章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全面翔实的介绍，可以被认为是距事件发生最近、杜撰成分最少的忠实记录。不过引人注意的一点是，两文中对此阁历史的描述也不尽相同。咸丰三年被毁，咸丰十年重建，两文观点一致，但初建、被毁、重建和重修的其他时间点，二者却是各执一词。
  据“咸丰重建碑”所书，正如《天津县志》记载，文昌阁建于明末。原址位于杨柳青镇东，距离三官庙很近。因为河水北流的趋势，恐怕对阁楼产生影响，甚至造成阁楼坍塌。所以在清康熙四十八年，由梁沛龙和同乡人士商议，将文昌阁异地重建。同时又害怕遗址无存，所以在三官庙上建一小阁楼，直到咸丰十年撰写这片碑文时，此小阁楼仍然存在。新阁自改建以来，时常整修，在道光二十八年又大修扩建过一次。可惜在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毁于太平军的战火。直到咸丰十年才再次重建。而“民国重修碑”则认为文昌阁是明崇祯七年由梁沛龙等人创建，于清咸丰三年在变乱中被毁，后于咸丰十年重建，至民国三十年再次重修。对于初建时间，两文就说法不一，“咸丰重建碑”沿用了《天津县志》的说法，认为阁楼建于明末，崇祯七年重修。而“民国重修碑”则主张是于崇祯七年由梁沛龙等人创建。“咸丰重建碑”中康熙四十八年梁沛龙文昌阁异地重建和道光二十八年大修的情况，“民国重修碑”中并未提及。
  这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梁沛龙其人，在“咸丰重建碑”中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出现，而在“民国重修碑”此人名字见于崇祯七年（1634年）。两个时间相差75年之久。就这点来说，如果此人曾先后两次参与修建，那他的年龄至少要在90岁以上，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小的，从而也说明以上两个观点中至少有一个是站不住脚的。
  从两篇碑文的行文措辞和记述内容来看，“咸丰重建碑”据文昌阁初建年代更近，所记内容也更详细，对于原建镇东，康熙年间迁至今址的说法虽罕见于各类文献，但阐述细致、地点明确。同时对于该阁毁于太平军的情况，也有咸丰三年十月初八的准确时间。因此我认为此文对研究文昌阁早期情况，更具参考意义。
  在搜集整理了各种史籍文献及《重修文昌阁碑记》、《民国文昌阁重修碑记》后，经过对比分析和综合梳理，我们对文昌阁的传承沿革与发展脉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就此我们对于文昌阁历史也可以得出一个更科学的结论，那就是“文昌阁始建于明末，其后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重修，延续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现存主体建筑重建于清咸丰十年。”
  “杨柳青”地名考
  方博
  “杨柳青”，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名字，只寥寥三个字，就将古镇优美恬静的自然风光描绘的淋漓尽致。但这个地名是如何出现的？又是何时出现的？确是鲜为人知，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杨柳青”出现和演变过程。
  让我们先来看看“百度百科”中是如何解释的。
  有关杨柳青镇名的由来之说很多，但大致不外三种：
  一曰“有柳说”。即宋代景德至元丰年间（1004—1085年），黄河决口北流，在镇北形成“三角淀”（东淀），境内河道湖泊再次回流东下，得名“流口”。宋兵沿河界（今大清河）建立“河泺防线”，遍栽莳柳，此处为东端，因杨柳密布，又名“柳口”。经沧桑变革，历史禅延，渐更名为“杨柳青”。
  二曰“名人留说”。即元代至正三年（1343年），文人偈奚斯游历至此，见遍地杨柳青青，流水潺潺，景若苏杭，因赋诗《杨柳青谣》一首。其中有“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之句，故得名“杨柳青”。
  三曰“御赐钦定说”。即传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沿运河（南运河）行至此地，见两岸杨柳繁茂，婀娜多姿，遂问随行大臣刘墉为何地，刘墉随口答为“杨柳青”，乾隆亦颔首称曰：“杨柳青！”被陪行的地方官传扬开去，“杨柳青”镇名遂被叫响。因有“御赐钦定”一说。
  （以上三种说法均援引自百度百科“杨柳青”词条）
  其实在杨柳青当地，这三种说法都有流传。但准确的讲，百度百科的说法过于概括，与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也存在出入。
  下面我们就从这的三种说法入手，逐一考证，来探讨“杨柳青”这三个字的真正由来。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说法，即“有柳说”。
  在“杨柳青”这个名字出现以前，古镇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流口”和“柳口”两个地名是确定无疑的，但有关这两个地名的使用时间和命名原因的问题，在大多数文章中都是一带而过，并未深入提及。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杨柳青附近就应当有少量先民居住。在杨柳青周围的村镇就曾经发现过一些那个时代的遗址和文物，如古当城红土岗遗址出土的红陶片；张家窝镇战国遗址出土的燕国鬲；大任庄战国遗址出土的红陶釜、虎纹半瓦当。这些考古发现都可以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先民就已经来到这里生活。
  但是，由于西汉中期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和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的两次渤海水溢，使杨柳青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变成一片泽国，史志记载：渤海水溢，饥荒，人相食。朝廷令运钱谷救济全郡。这两次灭顶之灾使这里从此成为汪洋一片，即使有的土地上河水已经退去，但仍然留下厚厚的盐碱，难以耕种。从此杨柳青成为了不宜居住的地区，长期荒无人烟。
  这种一直状态持续到唐朝。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更是使这里难以居住。
  到了宋朝，雄据北方的辽国强迫宋王朝重新划定边界。这时，宋、辽的边界基本上以大清河、西河为界，杨柳青处于宋辽边界上。但是，边界争战频繁，人心惶惶，“闾里为墟，十室九空”。为了抗御辽军的不断骚扰，宋皇帝采纳节度使何承炬的建议，在太宗太平兴国时期（公元976——983年），利用这里河流多、洼淀多，地势低洼的有利条件，将河流、洼淀连接起来，通过兴修必要的水利工程，实行“导水实其陂泽，筑堤贮水为水田”的办法，建起了一条“屯田防线”，这条防线西起保定府的满城，东到海边。在沿线既驻军防守，又屯田种稻。据宋朝军事史书《武经总要》记载，宋朝与辽国是以白沟河、大清河、海河为边界的，宋朝在河南设很多军寨做边疆防卫。现在的西青区界内有当城、百万、沙窝、小南河诸寨，以知寨总理各项军事政务。可见，当时这些军寨已经有人居住并有村名。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杨柳青属乾宁军管辖，隶属当城寨。
  到了宋庆历八年，即公元1048年，黄河开始大规模向北泛滥，一直延续到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持续达146年之久，这次泛滥造成黄河改道，从现在的杨柳青附近入海，这样一来就彻底破坏了“屯田防线”。但同时自从汉代两次渤海水溢后，近千年的盐碱退化，和黄河泛滥导致河水冲刷土地，盐碱程度进一步减退。再加上黄河入海处淤积大量泥沙，逐渐形成了沧州到西青的大片适宜耕种和居住的土地。
  黄河确实不止一次流经过天津，有史料可查的记录就曾有三次之多。
  远在上古时代。大禹治水工程开凿了“禹河”，把黄河水引到了如今的天津地区入海。这次改道长达1500年。
  黄河第二次改道天津，是在公元前109年西汉时期，紧靠现在的天津大港区入海，这一次持续了120年。
  黄河第三次流经天津，就是上面提到的这次。
  “屯田防线”解体后，士兵无力还乡，就地牺身，以后又逐步接纳一部分难民，才初步形成杨柳青及附近的早期村落。杨柳青的东北隅是三角淀（东淀），是子牙河、大清河的入海之处，被称为流口。此后，因为这里杨柳树郁郁葱葱，当时人们改称这里为“柳口”，这是杨柳青前身最早的称谓。明嘉靖《河间府志》载：柳口即今杨柳青。明万历年间，蒋一葵著《长安客话》中载：杨柳青地近丁字沽，因四面多植杨柳故名。因这里地势最高，近水源，优越的地理条件，自明清以来镇内南运河两岸聚落繁衍，糟运兴盛。
  史志载，金朝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金政权派完颜咬住为巡检，驻柳口镇。可见，在金朝时这里已经是个镇，人口较多，与周边村庄相比已经是个大地方。巡检是以巡检关隘要地维护治安为专职的，所以多为武官任之，属州县指挥。这一职务从宋朝就有，一直延续到明清。
  在这里还要说明一个容易产生异义的地方，其主要集中在“杨柳”二字上。
  “杨柳”有两种不同的释义：一说是“杨柳”就是泛指柳树。而另一说则是把两字拆开，说“杨”就是杨树，“柳”就是柳树。这两种释义，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都是对的。然而，用在杨柳青镇名上，就是泛指柳树，绝非是指杨树和柳树。古人习惯把柳树泛称为“杨柳”是不争的事实。如古诗中有“颠狂杨柳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之句，这里的“杨柳”即指柳树，与别句中的“桃花”相对仗。再如《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也是说柳树中的垂柳，而不是拔了一棵杨树又拔了一棵柳树。从杨柳青的实际情况看，是宋兵沿河堤遍栽莳柳，柳成林成阴，得名“柳口”，显然与杨树无关。尽管杨柳青地区亦有杨树，也不能错误地把“杨柳”拆开作杨树和柳树来解释。”
  “有柳说”在三种说法中侧重于史料文献的考证。有史可查，有证可考，具有明确的依据。但是对于“流口”和“柳口”这两个地名最后是如何演变成“杨柳青”的，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明依据。
  紧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种说法，即“名人留说”。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一下“柳口”和“杨柳青”这两个地名之间的演变和传承过程。
  在这里我先将现存历代描写杨柳青的诗词收集、汇总起来，然后再挑选几首参考价值高、流传范围广的诗词略作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元代的这首《杨柳青谣》
  作者：揭傒斯（公元1274-1344年）元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江西丰城人。元顺帝元统初年，任翰林学士。
  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已70岁高龄的揭傒斯辞官回乡。乘船路过柳口镇时上岸歇息数日，写下传世之诗《杨柳青谣》：
  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
  河东女嫁河西郎，河西烧烛河东光。
  日日相迎苇篱下，朝朝相送苇篱旁。
  河边病叟长回首，送儿北去还南走。
  昨日临清卖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
  连年水旱更无蚕，丁力夫徭百不堪。
  惟有河边守坟墓，数株高树晓天参。
  此诗是描写杨柳青的现存诗词中年代最早，流传最广的一首，诗中景物描写朴实自然，贴近现实，很少夸张，研究参考价值极高。
  从“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一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运河两岸风景不错，杨柳遍植，一片青绿。有些人说还可以认为运河水是黄色，说明是黄河来水。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欠妥的。宋庆历八年，即公元1048年，黄河大规模北泛，改道天津入海，一直延续到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再次改道，离开天津。与元朝建国的1206年还相差12年。与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也至少相差149年之多。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诗人看到的河流至少在149年前就已经不是黄河入海的河道了。
  至于对“河水黄”三字的理解，这里我们应当明确吟诗作赋不是写说明文，上下句的铺排对章，全文的合辙押韵在古体诗中是很重要的，上句的“青”对下句的“黄”字是顺其自然的。如在下面另一首诗中的“昔闻杨柳青，今见杨柳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对于“河水黄”三字我想既可以理解为诗人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也可以理解为河水确实是黄颜色的，其实导致河水变黄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就是黄河造成的。
  从“日日相迎苇篱下，朝朝相送苇篱旁。河边病叟长回首，送儿北去还南走。”两句，我们能够看出这个地方人家不少，沿河两岸到处都是苇篱小院。
  从“昨日临清卖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一句，可以发现那时的杨柳青人很勤劳，每日忙碌的都是水产品，除了苇蒲便是鱼虾之类。
  从“连年水旱更无蚕，丁力夫徭百不堪。惟有河边守坟墓，数株高树晓天参。”一句，可以知道那时的杨柳青居民生活艰苦，天灾不断，徭役更难以承受，地方并不繁华。
  到明朝初年，又有一位文学家瞿祐（公元1341-1427年），因文字获罪充军，后遇赦回乡，路过现在的杨柳青时，以《杨柳青》为题作诗曰：
  昔闻杨柳青，今见杨柳黄。
  三秋既近暮，午夜仍飞霜。
  黄时辞旧枝，青根存生意。
  秋待春阳回，又见柔荑翠。
  荣枯互乘除，是运常相参。
  生物尚如此，在人何以堪？
  乔木蔽日昏，大树停云密。
  为作短歌行，聊备东府什。
  此诗应当是1410年前后所作。从诗的第一句“昔闻杨柳青，今见杨柳黄。”就能看出作者在写此诗之前就已经久仰杨柳青的大名了，可见，“杨柳青”这个名字应该是在元末明初就已形成。
  在过了近150年后，另一位在文学史上名垂千古的大家——《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公元1510-1581年）与杨柳青不期而遇。他科考屡遭挫折，43岁补贡生，赴京路过杨柳青时作《泊杨柳青》：
  泊杨柳青
  吴承恩
  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
  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
  春深水暖嘉鱼昧，海近风多健鹤翎。
  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觉醉中听。
  此诗应当在1553年左右所作。
  明朝时，还有一首《过杨柳青诗》
  过杨柳青诗
  谢迁
  直沽南头杨柳青，昔时杨柳今凋零。
  霜风满地散黄叶，河边寂寞双邮亭。
  人道垂杨管离别，北往南来兢攀折。
  我来袖手怜枯校，掷躇临河驻旌节。
  五云回首怀汉宫，丹枫转眼经霜空。
  李梅冬实岂佳味，垂涎奔走嗤狂童。
  阳回万物自生色，翰旋造化渐无力。
  百年心迹岁寒同，却忆南山旧松柏。到了清代，描写杨柳青的诗句可谓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杨柳青
  高承蜒
  春事今年，山挑无恙，花朵依然。
  细雨沾沙，归云逗日，浅碧罗天。
  青青杨柳堤边，且系住乌篷小船。
  获笋新芽，河豚欲上，拼醉炉。
  杨柳青夜泊
  管干珍
  青青杨柳拂宫河，小泊轻航系树多。
  红寥一汀鱼结队，白旗双桨鸭冲波。
  坐穷暮雨当窗至，目送风帆竞海过。
  芳草王程心自慎，敢将幽意问烟萝。
  卫河梓歌
  杨柳青边紫蟹肥，娘娘庙前自蝠飞。
  酒酣更买青州面，说饼篷窗醉解衣。
  杨柳青
  秋寺曾敲白板扉，寒潮无路没鱼矶。
  重寻古渡舟横处，新柳成围雪纷飞。
  杨柳青竹枝词
  杨映赵
  海国波涛接杳冥，趁风番舶正扬龄。
  东沽水合西沽水，杨柳青边杨柳青。
  临水人家傍岸居，门前秋水映芙渠。
  临流结得千丝网，网得双双比目鱼。
  从上面的这些诗词中，尤其是元明两代的诗词中，我们能够肯定，至少在元末明初“杨柳青”这个地名就已经形成。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说法，即“御赐钦定说”
  百度百科中的“御赐钦定说”过于简单概括，其实现如今在杨柳青民间广泛流传的是更加详细的一个版本。
  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据说，他要拆东陵盖西陵，被刘罗锅奏了一本，说按照“大清律”，偷坟掘墓，“斩立决”。皇帝犯了律条怎么办？刘罗锅又出了注意：明下江南，暗里充军。嘿！人们说过“苏三起解”、“林冲发配”，谁见过皇帝“充军”。
  自然，这皇帝充军，既不披枷带锁，也无人押解。只不过让人陪着游山玩水罢了。
  这年阳春三月，乾隆和刘罗锅从通州上船，沿运河泛舟南下。到了卫津镇（即今天的天津市），在北河口休息，又顺流向西南而去。行到古柳口，乾隆忽然“呀”的一声，满脸堆笑，两眼放光，直瞧南岸。原来岸上有个十七、八岁的农家少女，手提着竹篮儿，正走向河边。这姑娘面貌秀丽，体态苗条，虽不敷脂粉，却容光照人。姑娘蹲在河边，取出篮中的衣服浸泡在水中，举起棒槌，在洗衣石上锤起来。忽然，“哗啦”一声，一尾金红色大鲤鱼在姑娘面前的河面上跃起来。姑娘机灵地丢下棒槌，去抓鱼。抓空了，鱼尾一摆，溅了她一脸水。姑娘一边擦拭着脸上的水，一边开心地笑起来，娇态可掬。这情节，迷住了乾隆。他目不转睛的看着。船过去好远，乾隆还扭着脖子向后看。
  刘罗锅禁不住在旁窃笑，故意问道：“万岁爷，您说世界上什么东西力量最大？”乾隆不假思索答道：“虎呗”。刘罗锅微笑着摇摇头。乾隆又说：“豹呗！”刘罗锅还是摇头。乾隆又说了狗熊、大象等一大堆，刘罗锅一概摇头。乾隆微怒道：“那你说是什么？”刘罗锅神秘地低声道：“是女人。”“女人？”乾隆脸上一热，随即问道：“为什么？”刘罗锅说：“臣不敢说。”“恕你无罪！”“臣方才看见，那河边的女子把龙头都牵引过去了。”乾隆面红耳赤，但仍狡辩：“朕不是看那女子，是看那堤上的杨柳。你看那参天的杨柳，婀娜的柳条，多么青翠，多么可爱呀！”他突然以守为攻地问：“刘爱卿，此处是什么所在？”刘罗锅一怔，他并不知道这运河畔的小村镇原叫太平庄，后又改名为古柳口。但他毕竟足智多谋，便顺着皇帝的意思说：“此处是杨柳青！”“杨柳青？对，是杨柳青！”乾隆和刘罗锅都会心地笑了。
  过去常说皇帝金口玉言，一句话说出去就是钦定御封。从那时起，天津西郊的那个村镇就叫杨柳青了。杨柳青出美女也成了口头禅了。
  除了这个乾隆版本的“御赐钦定说”外，我还在当地听说过一个隋炀帝版本的“御赐钦定说”。
  运河开凿到柳口时，隋炀帝随船来到此地，当他看到柳口一带的土质和堤坝的结构后，下令河工在方圆十里的地方栽种杨柳十万株。数年后，柳口镇（杨柳青）到处都是绿树成荫，风景如画。
  我个人认为，虽然“御赐钦定说”在民间流传极盛，但并无史书文字记载，考证欠据。而且上面两种说法的考证中，我们已经能够断定“杨柳青”这个地名在元末明初就已经形成。乾隆版本“御赐钦定说”时间过晚，在乾隆到达此地时，“杨柳青”这个地名已经使用至少400年了。隋炀帝版本“御赐钦定说”更是荒谬，隋代的杨柳青还处在难以居住的状态中，人迹罕至。那时连“流口”都还未出现，又怎么可能有“杨柳青”这个地名呢？
  我想这只是当地居民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这可能就是名人效应。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把自己和历史上的名人拉上关系，以便提高影响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拿乾隆爷下江南为例，现在只要是运河附近，到处流传着这位千古一帝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老百姓先听个乐呵再说。我估计“御赐钦定说”就是这样形成的。
  纵观上面三种说法，我个人认为“御赐钦定说”已经在因为多种原因被否定，作为当地的民间故事确实有其存在价值，但对于考证地名演变，意义不大，可以排除。对于另外两种说法，我们应当合二为一，将其上下衔接、互为依据、融会贯通，看成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有柳说”有史实文字记载，准确可靠，但大多集中于“流口”和“柳口”这两个地名的解释，对于“杨柳青”这个地名，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明嘉靖年间的《河间府志》中，年代过晚，对于地名间的传承过程，存在空白点。在“名人留说”中，我们能够肯定“杨柳青”这个地名在元末明初就已经形成。并且元代揭傒斯的《杨柳青谣》在从“柳口”到“杨柳青”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不敢说“杨柳青”在偈氏写诗时就已定型，也不敢说就是因为偈氏的这首诗，使“杨柳青”这个名字得以出现，但我觉得“杨柳青”这个名字至少是在这首诗问世后不久出现的。在诗词普遍流传的过程中，当地人被“杨柳青青河水黄”的优美意境而吸引，慢慢改口叫起了这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杨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