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奇台理教的渊源
  理教产生于清朝初期，是清朝中后期兴盛起来的民间宗教，曾盛行于大江南北。过去曾有“南洪门，北理门”之说。
  理教又称理门、在理教，创始者是山东即墨人杨泽。杨泽（1621-1753），字廷贤、佐臣，又名衍逢，后取道号来如。明朝覆亡后，杨泽怀反清复明之志。后易姓羊，名宰，隐居于蓟州岐山澜水洞，研究理学，创立了在理教。康熙四十年（1701年），羊宰81岁时下山传道，度化八处，传弟子15人，史称“羊祖八度”［1］20。羊宰晚年经过与弟子们的研究、梳理，制定了一套包括建立集会、传教、歌赞、摆斋等内容的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又将其一生所总结的修炼心得归纳为二十句极机密的法语，即“羊祖大法”［1]21。羊宰将其所整理的理教组织制度及“羊祖大法”做成“法包”，交给最后一位弟子毛来迟，希望由他找到能把理教发扬光大的第二代祖师，并交付“法包”。毛来迟在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初八（羊祖逝世十周年）在天津杨柳青找到了可以接传羊祖法包的尹来风。尹来凤接过法包，深感弘扬理教使命之重大，于是“力传理教，并谋建设。因感杨公之布教，似难普遍，故特筹组公所，俾有志向学究理教者，得以随时可加入”（《理报》1933年10月3日）。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尹来风按照法包的规定在天津梁嘴子邵公庄訾家菜园内设立了理教的第一个公所。尹来风设立公所，历史性的改变了理教的传播方式——由原来的云游布道转变为以公所为中心，向周边乃至全国布道的模式，而且尹来风根据时势将原先的反清复明为主旨的五字真经转换为“观世音菩萨”，使理教完全脱离政治的瓜葛，变成纯粹的民问宗教。理教也可以说进入了尹来凤时代。
  “尹来风时代是理教史上又一次分派时期。”［2］羊宰的六度弟子董来真，天津杨柳青人氏，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杨柳青设立正安堂公所，以公所为中心布道，开创了理教中的六度派。尹来风时代嘉庆七年（1802年），尹来风传杨静如领众法，以葫芦为凭证，派往天津河东建立公所，传布理教，形成五度东派。天津梁家嘴子公所则由尹弟子赵名山掌管，以法包为凭证。后公所迁到天津永丰屯，建立西老公所。这一一派亦被称为五度西根。至此，理教三大派五度西根、五度东派、六度派形成。天津城关在清朝末年有理门公所九十处，女师传徒的二众公所二十余处，其中西老、东老（也叫东善）两公所是当年原始坛口［3］。理教的传播以天津和北京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向北进入内蒙和东北地区，向西进入山西、陕西、甘肃和新疆，向南经河北、山东和河南，清同治、光绪年间进入长江流域。
  1876年（清光绪二年），左宗棠率兵入疆，驱逐阿古柏。因军需供应困难，天津杨柳青一带的200多货郎携带生活用品随军来疆。他们一边赶路，一边销售，俗称“赶大营”。这些赶大营的货郎则被称为“大营客”。清兵收复新疆以后，这些大营客以迪化为中心，遍布全疆各地。古城奇台以“旱码头”著称，许多大营客在此落户安居。天津人以大营客为核心呈滚雪球式移民奇台，形成一股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居住群，他们带来了家乡的生产方式，理教也因此移入奇台。民国二年，天津杨柳青、交河、武清等县到奇台的津帮人集资兴建了理门公所和直隶会馆，理门公所为男众活动场所，在新北门内东侧，和直隶会馆仅一墙之隔，直隶会馆北边的后墙即理门公所的南墙。同期也兴建了一个二众公所，即理教女众的活动场所，在老满城娘娘庙东巷口。
  我们到奇台进行调查，在奇台的天津人多数是杨柳青的。我们走访了四位还健在的天津老人，最大年龄是92岁，姓李名树鹏，天津杨柳青人氏，8岁随母亲来新疆投奔先来奇台的父亲，14岁即1927年，在奇台入的理教。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在理门公所当过催众。其母亲也是在理的，他的叔爷爷就是奇台理门公所的李爷——第二代主持。孟广钧，90岁，天津杨柳青人氏，解放前在理。聂有才，89岁，天津杨柳青人氏，爷爷辈就来到新疆，至今在新疆已有五代，其父亲在理。王作臣，今年83岁，天津杨柳青人氏，王家在新疆也有五代，其爷爷、父母都是在理，他也是在理，现在依旧不抽烟不喝酒，而且每天做功课。据他们回忆，解放前理门公所仅供奉一尊瓷观音像，像两边有两个葫芦。这两个葫芦现在存放在奇台的观音阁。
  综上所述，新疆奇台理教的渊源已渐渐浮出水面。首先，可以确定奇台理教是随天津人迁居而移入奇台的；其次，奇台的天津人多数来自杨柳青，羊祖的弟子董来真创的六度派正是以杨柳青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发展的理教的一个派别。而且“六度不供羊尹祖师”［2］，奇台理门公所恰恰也只供奉观音像而没有羊尹二祖。从这两点得出结论：奇台理教属于董来真的六度派确凿无疑。奇台理门公所供奉的两个葫芦，与奇台理教的渊源是否有关系，很难作进一步推断，葫芦作为道家修行炼丹的标志性物品倒可以勉强一说。
  奇台理教的教义、戒律和宗教活动
  （一）教义
  教义体系是宗教的灵魂，经籍是宗教教义教旨的重要载体，是宗教传播的主要媒介。奇台理教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而不是文字经籍的递传。这种传播方式很可能导致大部分信众由于能力和文化上的限制，只知理教之皮毛，难得理教之精髓。从奇台理教的发展看，大部分信众也不需要精深的教理，只需有宗教仪式能表达他们的虔诚和愿望足矣。我们在奇台的调研中没有发现理教的经籍，也未发现主持开示的手抄本。本文所谈的教义是根据被采访的老人提供的戒律、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提炼出来的。
  日本人平山周曾讲理教“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习儒教之礼”［4］。理教以“理”字作为揉合三教的思想基础和统摄理教教义的灵魂。理教大体上是将道教的性命双修作为出世的修程，儒学的伦理纲常作为入世的规范，并借助佛教观音的无边法力来宣扬彼岸此岸之“理”的。理教教义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汲取，又吸收了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的养分。奇台理教也不例外。
  1．奇台理教具有浓重的佛教色彩，从崇拜的神祗来看，其神祗系统是以观音崇拜为核心的多神系统。观世音菩萨像是奇台理门公所惟一被供奉接受信众顶礼膜拜的偶像。有新人入理的时候，主持都会传授“观世音菩萨”五字真经，凡在理的人都要求经常默念观世音菩萨。过斋会时，主持需请诸神，第一位是观音，以下排列依次为文殊、普贤、准提、地藏四位菩萨，韦驮则被公所尊为护法神。信众们依次跪拜这些菩萨，虽然公所里没有供奉文殊、普贤、准提、地藏、韦陀五位菩萨像，信众们心里默念五位菩萨的名号对着观音像跪拜。总之观音菩萨是至高无上的神，与其他一些佛教偶像共同组成了奇台理教的主神谱。从整体上看这些佛教思想并未根深蒂固的扎根在信众心中，只能说处于教义体系的边缘。奇台理门公所历时近四十年，有坐静资格的只有三四人而已，其比例之小，可窥一斑。相比较而言，佛教思想在理教教义所占分量不如儒道两家，但在一般信众理解中，佛教显得格外亲切，“观音菩萨”的慈悲普照一切。奇台的理教信众都自认是佛门弟子，解放初奇台理门公所自行解散时，信众把供奉的葫芦放到奇台的观音阁而不放在道教的三清宫等宫观。理教没有经籍可读，奇台理门公所的一些信众干脆直接将《心经》、《金刚经》、《往生咒》、《六字大明咒》等佛教经咒奉为经典。
  2．理教与全真道龙门派关系密切。老子和全真道龙门派开创人丘处机被奉为理教第一代和第三代教宗，在传说中羊祖是全真龙门派弟子，羊祖留下的神秘大法即是在宣扬内丹修炼和性命之说。我们在调查中可以深深体会到信众对三位坐化的前辈的敬仰，王作臣老人说坐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要“清心寡欲”、“无牵无挂”、“心无杂念”才行，坐静很讲究时间和运气，要“五心朝天”、“气沉丹田”、“化神炼丹”，虽然仅凭这些片言只语无法完全断定奇台理门公所传坐静法是全真道龙门派的内丹法，还是可以体会出一点道家修练的味道。
  3．理教教义主要吸收了理学的宇宙哲学观和伦理思想。不过从奇台的理门公所来看，理教信众对理学玄奥的宇宙观本体论没有兴趣，理教教义对理学的吸收重点在社会伦理观上，如“忠君爱国，孝顺双亲，尊敬长上，和睦乡邻”是其基本信条。在奇台，理门公所的人都相互尊重，对长辈总是“某爷”、“某奶”相称，格外亲切，不论贫富，同等对待。当时理门公所不仅仅是天津人，还有少部分外乡人，只要入了理门，当你有难大家都会热情地伸出手帮一把，这在当时的奇台曾被老百姓传为佳话。理教之“理”又等同于儒教之礼，“夫理也者，立身之规矩准绳也，出乎此，即不易生存。”（《理报》1933年10月31日）《论语》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被理教奉为至理名言，信众随时随地，终身遵行，就拿戒烟戒酒来说，在理的人不去烟馆，也不碰任何烟酒，这在奇台并不鲜见。总之，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学说是奇台理教教义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理教作为一种扎根乡土社会的民间宗教所具有的强烈的世俗化的一面。
  奇台理门公所在办丧事时使用“往生神钱”，它是民间信仰中使用的冥钱，而非佛教之用。
  （二）戒律
  据张金山在《信理必究》中考证，羊祖制订有八戒四禁。八戒是：一戒吸烟；二戒喝酒；三戒烧香；四戒焚纸；五戒拜偶像；六戒养鸡；七戒养猫；八戒养狗。四禁为：禁吹打唱念。
  羊祖创教时，戒除烟酒的条例主要是出于烟酒癖好有害身心健康，不利修身养性的考虑而制订的。理教戒律千变万化总不离这两条，并且它是理教大戒，每个信众都必须严格遵守，且为社会广泛认同。在奇台也是如此，知道理门公所的老人，都会说：“理门公所主要是戒烟酒，在解放前，抽大烟的人多得很，理门公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入了理门的人就不抽大烟了。”人们的脱口而出和不假思索都向我们说明一点，戒烟酒在奇台已经变成了理门公所最为显著的特征和代表符号。我们采访了一位奇台在理的老人，他告诉我们：“理门的戒律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谎话，多做善事，少做恶事。做买卖也好，干啥也好，不亏人不害人。”从在理的人和不在理的普通群众的口径上来看，奇台理教在戒律方面已经非常简单化了，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羊祖所订“禁止吹打”是指禁止演奏各种乐器，而奇台的“法鼓会”却是由理教信众构成的，他们不仅吹吹打打，而且演奏得有声有色，甚至在斋会上也热闹一阵。总之，理教的戒律除戒除烟酒外，其他条规都没有得到信众的严格遵守，甚至不为信众所知。羊祖的八戒在奇台已演变成“戒盗淫妄烟酒”，而以戒烟酒为核心。
  （三）仪式
  1．入教仪式
  奇台理门公所的主持又称当家的、领众，是传法师。解放前，如果有新人想入理门，必须要请一个引师引荐，公所分配了引师，引师会向新人介绍理门的戒律和规矩，经考察后由引师把新人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在佛像旁，此谓“挂号”，然后选斋口或择吉日，在天将黑的时候传法入理门。传法仪式必须有主持、帮座、四个站坛、催众、引师等八个人。引师带新人进坛房，进坛房前引师要高声吟唱几句偈子，新人跨过门坎，就等于入了佛门。新人进门后即跪下，主持高坐上方，两旁有站坛，主持捏住新人的左手，说：“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并且要求发誓，发誓内容随自己，目的就是让新人入了理门，要严守戒规。发完誓，然后传五字真言“观世音菩萨”三遍，若记住了，则向主持磕三个头，否则直至教会。据李树鹏、王作臣老人说，理门公所的法很多，有催众法、站坛法、帮座法、引师法等，这些法都是咒语，对外密而不传。领众法由前任主持单传。催众、引师、帮座等都由公所内元老推荐，经考察认可后由主持择斋口或吉日单独传法。传法后，他们平时下参先默念咒语再默念五字真言。奇台理教的法如此庞杂而不系统，一方面体现了民间宗教的特点，另一方面或许是为了增强理门公所对信徒的吸引力和神秘感，主持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2．丧葬仪式
  俗称死为“走”，有坐着走和躺着走的，坐着走也称坐化，坐化谓修行有素的人，端坐安然而命终①。在奇台的观音阁（佛教）、三清宫（道教）都有坐化的。
  有学者认为：理教领众去世后有坐缸的习俗，《理报》曾载《论理教中人逝世后之坐缸》一文，专门论述以缸代棺，省财省地、防腐防盗等六大好处，呼吁理教徒广泛采取坐缸的葬式。在上海，理教领众坐缸的习俗十分普遍［2］。
  在奇台，把端坐迁化者移入专门的缸内而保持端坐的姿势称为“坐缸”，所以坐缸是坐化者的待遇。躺着走的放在棺内则顺其自然，把躺着走的硬放在缸里似乎不合人情事理。在奇台坐缸的也有佛教和道教的信众。在中国佛教史上坐化的高僧大德大有人在。奇台理门公所坐化者平时修炼的坐静法是佛教的禅坐法还是道教的丹道法，无从调查。但坐化者必须是清心寡欲而不恋俗事者，主持公所的领众一般要住在公所里，专职办道，不从事社会职业，衣食所需费用由承办来供给，领众不事俗务常修坐静，相当于出家，具备了坐化的条件。但在理门内坐化也非领众的专利，领众遇根器好
  者也传坐静法，在奇台坐化的张爷就是一般的信徒。所以，坐化不是呼吁号召的结果，也不是理教信众都能遵从的习俗。《理报》说的以缸代棺，难道躺着走的也放缸里？光绪年间因天津杨柳青二众公所第三代“领众”孙奶奶虔心修行，无病坐化而名声大振，使皈依在理教人数大增［1］。解放前奇台的老百姓对坐化者也十分仰慕，理门公所主持坐化以后有专门的地方埋葬，信众们称“梁爷公地”，位于奇台北郊，现蔬菜队与二屯交接处，俗称菜园子，天津来的菜农在此已繁衍五六代人。原先公地四周用青砖砌的围墙，围墙内种着笔直的钻天杨，荫荫凉凉，梁爷公地前后共埋葬过三个人，梁爷、张爷、李爷。奇台理门公所自建成到最后解散主持有三代。第一任主持名叫梁德忠，称梁爷；第二代主持名叫李锡晋，称李爷；第三代主持姓蒋，称蒋爷。解放初理门公所自行解散，蒋爷回天津了，奇台理门公所也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一代和第二代主持都是坐化而亡的，梁爷和李爷都是主持，埋在这里理所当然，张爷也埋在这里，自有一段故事和理由。张爷在天津就入了理教，后来老伴死了，女儿、女婿来到新疆奇台做起了小买卖，就剩张爷一个人呆在天津，故来新疆投奔了女儿。但是张爷租房子自己单独过，可谓没有什么牵挂。经常到理门公所去，梁爷就传他坐静法。梁爷公地由一个姓尚的老汉专门看护，尚老汉也种点地。有一年腊八，赶上小斋口，张爷
  清晨就到梁爷公地下参，天气很冷，下完参，张爷到尚老汉房子坐一会，茶没喝，起身又去下参。尚老汉两口子做好早饭，还没见张爷出来，于是去公地看，发现张爷在梁爷坟边的砖炉子上坐化了，鼻子下流有“通天柱”，也就是鼻涕。一般坐化的人有通天柱，通天柱越长表示功夫越高。尚老汉赶紧到公所通知，信众们将张爷坐缸后埋到了公地。这种缸是专门供坐化的人用的，从天津驼运过来，缸盖的顶部和缸身的底部都有莲花图案。缸身内置木座，上铺棉垫，坐化者着蓝色老衣端坐在上。缸身和缸盖有如丝口一样的构造，当人装进去以后，盖上缸盖，与缸身旋紧即可。梁爷和刘爷在公所坐化，由信众们送至公地，公所的法鼓队也吹吹打打，为梁爷、李爷送行。张爷因为在公地坐化，所以在公地装缸。没有坐化的信众的后事分两种情况，同不在理的天津人无甚差别。一种是人死后深埋在“天津义园”，自建小坟园，虽不能叶落归根也与乡人同处。一种是将棺材靠义园的墙边放，仅以土块垒成透风的小室，或将棺材直接放在城隍庙后面的大房子里，等棺内尸体干了以后，家人将其用桐油布包裹运回老家。有专门从事驼运尸骨至呼和浩特（归化城）的商家，有能力叶落归根的当然是较富裕人家。
  3．道规和道话
  理门公所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日常行为规范和行话。理门公所的信众之间见面行礼皆是“抱合同”，掐子午诀。抱合同是双手弯曲左手在外，右手在里合抱的一种手印，掐子午诀是指左手大拇指按在右手食指第一指横纹处，右手大拇指按在右手中指第一指横纹处。与外面人则合十行礼。
  理教信众称磕头为“下参”。下参的时候，要求信众默念“观世音菩萨”五字真经，并有一定的规定，抱合同站立念“观”，弯身屈膝念“世”，跪下磕头念“音”，屈膝起身念“菩”，站直身体念“萨”。心中默念一声观世音菩萨，则完成一拜。下参时外人只见其形动而不闻其声，理教信众自有说法“出声天盗人气，默念人盗天气”，原来默念菩萨名号同养身有关。理门公所的信众参加社会上一些宴请或聚会，碰到有人敬烟敬酒，一声“有理儿”，对方就明白了，不再敬烟酒，以示尊重。
  （四）宗教活动
  1．过斋口
  奇台的理门公所只供奉观音菩萨，在理的信徒称观音老佛。公所每年都会在观音菩萨的诞辰日（阴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的成道日（阴历六月十九）、观音菩萨的出家日（阴历九月十九）过大的斋会，俗称“过斋口”。斋口分两种，以上三个斋口是大斋口，还有许多小斋口。过大斋口是理门公所的重大节日。
  每每在斋口前几天，催众就开始忙碌了，他们兵分几路，挨家挨户向理教信众通知：“过斋口了！”，有了他们的提醒，信众不会因为太忙而忘了斋口日，同时也可以提前刮胡子、洗澡，换干净衣服。公所内设有佛堂，坛房，伙房，佛堂里摆一长溜供桌，供有一尊将军瓷的观音菩萨像，像两边有两个宝葫芦，像前摆一个丈六金身的铜油灯和一个大铜香炉，还有烛台，烧的香一般都是信众自己带来。
  清晨斋口刚开始，下参的人很少，信众们会自发热闹一阵。身着蓝色大褂，头戴红缨帽，打扮如清朝官员模样，各自拿着擅长的乐器：法鼓、小锣、大钹、小铙、云锣等叮叮咚咚敲一阵，顷刻间公所院子里就有了过斋口的气氛。随着云锣的节拍越来越快，气氛进入最高潮，敲法鼓的人全身抖动跳蹦起来敲，其他的人也将乐器耍的上下、前后、左右翻飞，节拍却都能合上，配合默契，天衣无缝。这些乐器都是天津人从家乡买来的。
  过斋口下参有一定程序，先由主持上香请神，口中默念：紫竹林中观自在，慈航普渡观世音菩萨升莲台；普贤菩萨生莲台；文殊普萨升莲台；接应准提菩萨升莲台；地藏王菩萨升莲台。请完神，主持去坛房“坐静”（打坐），信众则可以下参了。信众用公所备好的毛巾、面盆洗手擦脸，到佛堂上香，然后依次向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韦驮菩萨下参，下参数量不限，可一拜，也可三拜，然后再给已经坐化的梁爷、张爷、李爷下参，下参的时候可以了愿，即对着诸神和前辈倾诉自己的心愿，诸如愿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有病的驱除病魔，有灾的免去灾难等等此类的话语。信众到公所时间不一，故下参也非统一时间。佛堂中有圆形的坛布，即拜垫，信众先来的先下参，一个跟着一个，井然有序，下完参去就餐。
  斋口这一天，奇台当地的各大天津名厨师都会自愿来到公所为大家献上自己的厨艺。公所的餐厅可以摆近三十个八仙桌，四条长凳八个人一桌。一桌人凑齐就上菜，而且菜是一个接一个的上，不会让人等。最初，理门公所过斋口，主食是打卤面，再加“四扒”——扒鸡、扒鸭、扒肘子、扒海参，后来增加到八个菜、十个菜，其中“瞎猫”的清汤丸子、张桂同的猪肘子、郭祥起的红炖大肉、王春荣的做席手艺都是不可缺少的。“瞎猫”真名叫金宝珍，因眼睛近视而得名，每到斋口，他都会烧一大锅清汤丸子，他的丸子做工很讲究，肉先用刀剁碎，再用刀背将肉里筋丝剁面，从汤里捞出的丸子如乒乓球大小，有弹性，扔在案板上可以弹起来，吃到嘴里是脆的。
  过斋口，信众随分随力自愿交愿钱，有专门的人负责收钱记账，过完斋口，信众的愿钱就会公布出来贴在墙上，傍晚，主持还必须上香点灯，然后由收钱、记账的人报交愿钱人的姓名和所交数量，给神交愿。
  2．公地下参
  理教大体上是将道教的性命双修作为出世的修程，将坐化视为修行的最高境界，对坐化者的纪念是奇台理门公所对道教性命双修的重视。解放前，每逢大年三十，理门公所的人都会自愿到梁爷公地去给梁爷、张爷、李爷下参。他们手举灯笼，灯笼是用纸糊的，外有铁丝罩，直径30至40㎝，高50㎝，固定在一个长一人高的木杆上，杆子的下端有三根铁腿儿，可以插在地里。年三十城里各商家张灯结彩，亮亮堂堂，但北城门外的菜园子月光清清。信众们从城门口一路走一路插灯笼，灯笼与灯笼之间光要对接，距离不能很大，一直插到梁爷公墓。北城门距公地约有一公里半，长长的灯笼尤如舞动的火龙，寄托了理门信众对宗祖的追思和对坐化者的敬仰。灯笼都是理门公所的，大年初一有信众将灯笼收回到公所。
  奇台理门公所的社会活动
  （一）强身健体
  理门公所的人多喜锻炼，公所备有担子石（举重用的）、锁子石等健身设备，并有义务教员指导，这在其他的宗教团体里是没有的。加之理门公所严禁吸烟喝酒，所以理门公所的人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积极向上。解放前，抽大烟的人很多，老百姓流传着一句话：“与其杀他抵一条命，不如让他抽大烟”，由此可见，大烟的危害之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理门公所的存在客观上对老百姓起到了正面的引导作用。一些抽了大烟的人入了理门，在理教教规的约束、同门的督促、外界的舆论压力下彻底解除了烟瘾。新疆督军兼省长杨增新还赞誉“理门公所”为“保健门”［5］。
  （二）慈善事业
  解放前，老百姓因饥寒交迫饿死冻死路边，死无葬身之地的现象并不罕见。这些事情政府是不管的，但是一些宗教团体自愿承担起来，理门公所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施棺、捡白骨。在理门公所常备有一些空棺材，给那些死了没人管的人用，都是免费的。公所还常做的一件公益事情就是捡白骨。据查，捡白骨并不是奇台理门公所的特色，在乌鲁木齐理门公所也作这样的事情。乌鲁木齐理门公所第四代主持岳彩章除教导门徒戒烟戒酒，清心寡欲外，还提倡“掩埋尸骨、敬惜字纸”［6］。在天津独流镇理教的调查中，也提到类似的事情：“还在北公所建立了一个掩骨会，每年清明寒食两节雇人到荒墓野地敛埋残骸”［7］。奇台理教认为白骨不能见太阳，所以他们看到白骨就要捡起来埋掉。奇台王作臣老人的姑父叫刘照森，在理的，已逝世。刘老过去经常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和四五十岁的十几个老汉们，吃过早饭戴上手套，拿着铁锨、夹剪、布袋出门捡白骨，中午回去吃饭，下午再捡。春暖花开的时候，土松且干燥，白骨露出来的地方多。他们打着白旗，一路走一路捡。解放前，奇台唐朝城故址周围和凤翔庙的后面都是埋死人的地方。有钱的人死了，都会被深埋；没钱的穷人死了，只能草草挖个小坑埋掉，由于埋的浅，所以有的尸体会被狗叼出来吃掉。凡是坟坏了，骨头露出来，公所的信众都将他捡起来，能埋的埋掉，埋不掉的就放到一座白骨塔里。这座白骨塔建在唐朝城故址，砖砌起来的，有三层，在塔上留有一个小窗，塔底是一口深井，井里有水。奇台理门公所的信众在清明节会也去拾白骨。
  （三）法鼓会
  农历3月15和7月15日是城隍爷出府、出巡日，在这两个日子，城隍老爷端坐十六抬大轿上，由轿夫们抬着、法鼓班吹打着，前有鸣锣开道、后有保驾护航，异常隆重的出府巡城。在这两天奇台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光是给城隍老爷跪香、忏悔、赎罪的老百姓就有几百人，跪下磕头，望去黑压压的一片。抬城隍老爷的十六抬大轿是理门公所的天津商人文丰泰从天津买来的，平时就放在理门公所，法鼓班的乐器、行头也是从天津买来的。城隍爷是解放前民间老百姓普遍信奉的神祗，奇台的城隍老爷威风八面，与理门公所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法鼓班除了为城隍老爷服务，也不忘为百姓服务，凡信众家有丧事，请之既往，出殡前一天晚上，法鼓队为死者“送路”，出殡当天，法鼓队随送殡队伍，走在灵柩前，击者“长行点”节奏，一路送至墓地。
  （四）二众公所
  二众公所和理门公所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设备，专门是女众的活动场所。二众公所第一任主持是王三奶奶，即王春荣的老婆。王三奶奶死了以后，吐鲁番一位张奶奶接管二众公所的事务。二众公所除了举行宗教活动外，这些被人们尊敬的奶奶们，还充当了“居委会主任”的角色。比如公所信众有家庭矛盾，诸如婆媳关系不和、妯娌拌嘴、夫妻不和、虐待老人等，奶奶们会亲自进行疏通调解教育，化解了不少矛盾。除此以外，奶奶们非常有智慧，推行了许多新思想，如女子不裹小脚、劝送女子上学等。30年代时，二位奶奶相继去世，二众公所也随之消失。
  奇台理教的特色
  清未民初的奇台是个移民社会，各地移民都以庙的形式建会馆。
  直隶会馆以天津人尤其是天津杨柳青人占绝大多数。他们自称“津邦”，社会上对他们也如此称呼。会馆处处维护“津帮”人的利益，凡来奇台谋生的乡亲，首先投奔会馆，为其安生谋职业，会做买卖的，由津帮货栈赊销货物做货郎立业谋生；有手艺的为其寻找门面开业；缺乏资金的给予低息贷款作资本；有文化的介绍给本帮商号做伙计店员，能打工的为本帮各作坊佣工；能务农的介绍给本帮菜农家干活或赊给蔬菜零售。使来奇台的乡亲各得其所，安身立命，共谋发展。闻讯有乡亲自老家来古城，会馆根据来信内容中的人口，特长情况，预先做出安置办法，以后得知到达古城的“准信”后，会馆即派出代表去东大桥迎接，一俟落脚，一切都安排妥当，正如到自己家里一样。其它会馆都自感不如，竞相夸奖“津帮”人“户热”、“护群”［8］。
  众会馆中唯独直隶会馆没有供奉家乡神，而在同直隶会馆一墙之隔的理门公所供奉观世音菩萨。可见，直隶会馆与理门公所（包括奇台的二众公所）是“津帮”守护神的一体两面：直隶会馆给予“津帮”物质的帮助；理门公所给于“津帮”精神的支撑。“津帮”人之所以比其它帮出色是因为理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教导经常净化“津帮”人的心，并强化了“津帮”人的凝聚力。“津帮”中的理教信众热衷于奇台的公益事业，为“津帮”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所以奇台的理教是由“津帮”人移入并由奇台的“津帮”人奉行的民间宗教。奇台的理门公所和二众公所是解放前“津帮”人的宗教活动场所。
  理教的神祗系统是开放的，各路菩萨神仙英灵在这里都可得到尊敬，《理教集要》载有诸神佛名贤的圣诞日期榜［9］，榜上有名的近150个，几可与《搜神记》相匹敌。但普遍中有特殊，奇台理教的神祗系统中唯有佛教的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准提、地藏、韦陀，显得简洁而单纯。奇台的理教也没有繁琐的教理教义，其宗教礼仪和活动世俗化，十分生动活泼，贴近生活。这就是奇台理教的特色。
  结语
  奇台理门公所供奉的将军瓷的观音像是从天津请来的，原先供的是纸观音像。1950年春天，解放军剿匪部队住进直隶会馆，理门公所第三代主持蒋爷只将这尊观音像悄悄抱出来，存放在北门外菜园子一位姓于的老奶奶家里，于奶奶和蒋爷在天津是一个县一个村一个庄子的。当时，为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支持配合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奇台各会道门都停止活动，于奶奶就将此观音像埋到了自己院子南面的路边上。后来人民公社将于奶奶的房子迁走，平地挖土时将此观音像挖了出来，可惜观音像的一条胳膊被挖断了。当时在奇台无法修复，于奶奶回老家时将此观音像带回了天津，但是最终也没有把观音像的胳膊粘好，像也就留在了天津。理教从天津传到了新疆奇台，随着奇台理门公所供奉的、又受了伤的将军瓷观音像回归天津，新疆奇台的理教活动也消声匿迹而成为历史了。但理门公所已铭刻在奇台老人的心中，王作臣老人在家里供奉一尊瓷质小观音像，他每天上香下参。他每年都在观音菩萨的诞辰日、成道日、出家日到奇台的观音阁给观音菩萨下参，然后交50元愿钱就走人，从不参加观音阁的其它任何活动。正是因为奇台的理教和理门公所，使出生在奇台菜园子的王作臣老人心中老是挂念从未去过的天津。王家已有五代人在菜园子种菜，奇台古城北门外最早是陕西凤翔、郃阳两会馆的庙产，天津菜农用家乡带来的菜种，在此开荒种菜，给庙方纳租。他们精耕细作收获了各种蔬菜，供应着日益繁荣的古城市场。尽管王作臣的儿孙对理门公所难晓其详，对祖籍天津十分淡漠，但无法改变这个史实：在清末和民国期间，“津邦”人为新疆的统一和建设做出过贡献，此中理教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冯立．在理教与杨柳青［J]．世界宗教文化，2005(3）． ［2］张爱华．上海理教研究（硕士毕业论文）［M］．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4． ［3］杨平．从地名看天津史地特点［J]．天津师大学报，1982(5）:41． ［4］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M]．影印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9． ［5］金国珍．清末以后新疆的佛教［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07. ［6］王子钝．礼门公所与大乘佛堂［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会．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5辑．乌鲁木齐：新疆青年出版社，1983∶102． ［7］程肃欠．理门与近代华北集镇社会——天津独流镇理门调查分析［J］．清史研究，1997（2）∶61． ［8］赵学仁．古城“津帮”史话［M］．奇台县政协．奇台文史：第15辑．奇台：奇台县印刷厂，2005∶168． ［9］张金山．理教集要［M］．上海：上海集成书局，1941∶1210. 1参见李洁贤：《理教传入天津与西老公所》，《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3年。 ①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俗语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