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如今，乌鲁木齐不少上岁数的老人还都记得，70多年前，天津杨柳青人高万发制作的熬糖曾是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名牌”产品。逢年过节或是赶庙会的日子，高万发就会将做好的糖果挑到庙会上卖，不管是孩子还是大姑娘小媳妇，都爱吃高万发的熬糖。
  高万发的熬糖制作工艺很复杂，先用从苏联进口的白砂糖熬成糖稀，经小火慢熬之后，倒在抹了香油的光滑石板上，揉搓成长条，然后用刀切成小块，在糖稀里再加上不同的配料，就成了香蕉糖、薄荷糖、核桃蘸、酸梅蘸等等。那些五颜六色、口味繁多的糖果，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至今，还有一些老人记得高万发的熬糖，那已经成了他们童年记忆里最甜蜜的回忆。
  春节里的一天，记者采访了老手艺人高万发的儿子高健飞，80岁的高老讲起父亲的熬糖，仍滔滔不绝，兴致勃勃。下面是高健飞老人的叙述。
  十三岁万里走西域
  1901年，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壮举已经历过25年。在这场浩浩荡荡的万人大迁徙中，我的很多天津老乡挑着货担出去，满载着银两回来。衣锦还乡的他们让无数杨柳青人做起去新疆闯荡的淘金梦。那一年，我父亲高万发只有13岁。
  在那困苦的年月里，13岁的父亲没有读过一天书，已经顶个壮劳力随祖父在船上搞运输了。1901年，黄河北至临清一段运河淤积严重，无法行船，这对以船谋生的人来说无疑是断了生活来路。与其在家里饿死，不如出去闯一闯！
  从新疆回来的老乡都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在家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可在新疆，吃饭根本不是问题，而且羊肉比白面还便宜。更重要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同胞都很热情，一点也不欺生，就是遇见路过的陌生人，也要留在家里吃饱了炖羊肉才让走。这些老乡带来的信息听得父亲猛咽口水，他那干瘪已久早不知肉为何味的肚子咕咕叫着，他立刻决定奔赴新疆——去那个能吃饱饭、羊肉比白面还便宜的富饶之地！
  父亲高万发在天津城里买了两条竹皮扁担，开始做上西大营的准备。他一面变卖家当，一面四处借盘缠，并准备了远行的干粮。这年春分后，父亲和祖父各挑一副货郎担，带上锅碗瓢盆与干粮，一家三口踏上了漫漫西行路。
  从天津坐火车到张家口，经内蒙古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一路西行。路途遥远，有限的盘缠必须精打细算。父亲一家三口有时坐骆驼轿子，有时乘“六根棍”（架着席棚的木轮马车），有时就肩挑五六十斤重的担子赶路。他们虽比不上“赶大营”一路步行的艰辛，但也是“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涤”。由大草地西行，经过绵延千里的祁连山和浩瀚的大戈壁，然后经过星星峡，过苦水、烟墩，到哈密，再到乌鲁木齐。从杨柳青到新疆，父亲一家人走了半年。
  万里风尘路，步步都是残酷的生死考验，丝毫比不得如今人们在现代化装备下的徒步旅行。夏天烈日当头，赤裸裸的戈壁骄阳几乎能把人烤焦。父亲一家人只好昼伏夜出，看着北斗星辨别方向。大漠中的天气瞬息万变，刚才还平静晴朗，瞬间就可能飞沙走石，黄沙漫漫。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大漠，人迹罕至、鸟兽绝迹，但这些却没有吓退父亲。大夏天过巴里坤后山时，居然雪花纷飞。衣着单薄的父亲手指头冻得脱去一层皮。
  他们由乌鲁木齐继续西行，过呼图壁、乌苏、精河直到绥定城（今伊犁霍城县）才算松了一口气，定居下来。
  当时伊犁有很多杨柳青老乡，他们在这里开饭馆茶楼、贩卖京津糕点、打造金银首饰，五行八作，应有尽有，将内地各行各业带到新疆，繁荣当地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靠着“赶大营”吃苦耐劳的精神，学会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的生意理念，在新疆掘得第一桶金。
  一技之长求生存
  13岁的父亲万里迢迢来到新疆，人生地不熟，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在这里谋生谈何容易。过了几年，父亲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辗转反侧，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家三口又启程返回了天津。
  这时的天津杨柳青已是沧桑巨变。尽管水涸地荒，但富者还是锦衣玉食，贫者更无立锥之地。父亲一家人的生活更为艰难，权衡再三，觉得还是去新疆好。于是，父亲再次来到乌鲁木齐，在文昌宫（文庙）附近安了家。
  这一次，没有了退路的父亲定下心来，打算在迪化好好过日子。那时迪化最繁华的地方当属十字街（今大十字）。大十字街上全是做买卖的天津老乡，有开药铺的，有卖京津糕点的，有开茶庄的，有卖酱油醋的……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父亲在十字街上转了几圈，明白一个道理：要生存，就必须有一技之长。于是，他不惜血本，到处拜求名师，学会了熬糖的手艺。经过几年的实际操作，博采众长并进行研究，父亲的熬糖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那时，迪化市面上除了从内地运来的红糖外，就是从苏联进口的“洋糖”。红糖一般是经期、产期妇女食用，进口的苏联洋糖有方块糖、塔糖、沙子糖，价格很贵。当时迪化的制糖坊虽有几家，但还应属杨柳青人高万发的熬糖最有名。
  熬糖需要用苏联进口的白砂糖、方块糖、塔糖为原料，加上糖稀熬制而成。父亲高万发的熬糖用料很讲究，白砂糖需要经加工处理除去污垢，使其更加纯净。
  熬糖需火候掌握得好，炉内一般用二炭，即燃烧过的煤核，火力刚柔相济，平稳持久。熬出来的糖是光亮如镜，色泽鲜艳。里面再加上食用香蕉水，就成了香蕉糖；加上薄荷片，就成了薄荷糖；将精选的核桃仁蘸上熬得发白的糖稀，就成了核桃蘸；切好的酸梅末蘸上糖稀，又成了酸梅蘸……不同食材不同的颜色，黄的、粉的、红的、绿的……既好看又好吃。熬好的糖倒在抹了香油的光滑石板上，揉搓成长条，然后用刀切成小块，又不完全切断，卖的时候要几块就掰下来几块。
  童叟无欺创“名牌”
  高健飞老人说，父亲高万发的熬糖货真价实、做工细致、童叟无欺。梨糕糖是既酥又脆，核桃蘸，包仁蘸，杏仁蘸、蜜饯糖（一种软糖）更是精筛细选，酥脆香甜。有时候父亲还做一些糖葫芦、用模子倒十二生肖等小孩子喜欢的小吃。这些糖嚼着爽口，从不粘牙，真是老少皆宜，吃也吃不腻。
  父亲的熬糖我从小吃到大，回忆起来，他的熬糖和现在商场里那些价格不菲的糖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糖果都是机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味道不是过于甜腻就是粘牙，那些浓重的香精味怎么也比不上父亲精挑细选出的天然原料。父亲在晚年，曾黯然地摇着头对我说：“现在的糖果都把钱花在包装上了。”
  那时候，赶庙会是最热闹也是大人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五月十八的定湘王庙会，六月上旬的水磨沟八仙庙会，七月上旬的老红庙子庙会。最热闹的要数四月初八的红山庙会。
  庙会上，一些还愿的人出钱酬神唱戏，大家都能看上免费的大戏。平时深居简出的妇女们这时也满怀喜悦地出来喝茶看戏，并品尝高万发制作的各式各样的糖果，这是人们赶庙会的一大乐事。
  每逢庙会，父亲高万发就会挑着在家做好的熬糖，带上我去赶庙会。只要父亲一出现，立刻就会被新老主顾围起来。我和小伙伴们嘴里嚼着甜美的糖果，玩得就更开心了。
  除了各式糖果、点心，在庙会上还能吃到维吾尔族人的烤肉、回族人的凉面，一派民族大团结其乐融融的景象。
  父亲高万发的熬糖在迪化是响当当的“名牌产品”，除了在庙会上卖，平时都是在家里做好，自会有人上门来批发、零售。还有从奇台、三道坝（今米泉）赶来订货的商人，一次就能买走几十斤糖果。
  神秘配方的背后
  父亲是个老实人。他有着那个时代的手艺人勤劳刻苦、循规蹈距的品质。看到那些商店、小贩从他这里批发走糖果之后以数倍的价格出售，父亲也没想过要自己开商店获取更多的利润。他她终默默地、毫不放松地熬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果，甚至没有要求我们兄弟两个去继承他的手艺，学习熬糖技艺。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月里，手艺人是被鄙视的。我一门心思地读圣贤书，不屑于学习父亲的熬糖。多年以后，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父亲高万发曾在乌鲁木齐第二糖庄工作。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熬糖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第二糖庄的工作人员们，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能掌握这门技艺。
  有人追问，一定还有什么“神秘配方”没有传授吧？父亲总是淡然一笑：“就是个熟练工。”我耳濡目染40年父亲的熬糖技艺，深知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秘方”，高万发的熬糖能如此出神入化、香甜诱人，全靠“熟能生巧”。
  1972年，父亲去世，享年85岁。高万发的熬糖便成了老乌鲁木齐人心中的一份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