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杨柳青“八大家”与百货业
  1876年（清光绪二年）有天津杨柳青一带的流动货郎担和二百多名农村贫民跟随入疆清军，挑着零星货品和中成药的担子，一边走路，一边销售，叫做“赶大营”。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安家落户，在街头摆摊设点做生意。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有的人开了店铺，买卖越做越大，这批人成了复兴乌鲁木齐商业的主力。其中有些善于经营的商店，以后成了乌鲁木齐有名的津帮“八大家”。在当时的八大家中，除了复泉涌是酱园兼营糕点、海味食品外，其余各家都是经营百货业的。这里所说的百货业，当时不称百货，而称京津杂货，或者绸缎呢绒。
  到清末民初，津帮“八大家”生意最为兴隆。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虽然实行闭关自守的愚民政策，但对商业还是支持发展的，维护货运畅通，保持市场稳定。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促使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经营百货为主的津帮商人业务做得灵活，比较大的商号都在京津设庄驻人，购置货物，并在南北疆设分支机构，扩展业务。由于百货业销路畅通，不仅京津商人经营百货，陕甘帮、山西帮商人也纷纷转营百货，一部分经营土特产品的少数民族商人也经营起百货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百货行业不仅有开设门市的坐商，还有摊商，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贩运的行商。抗日战争初期，乌鲁木齐的百货商店发展到二百多户，全行业从业人员约五百人左右，是全市工商界最大的行业。这也是百货行业发展最兴旺的时期。
  经营特点和社会效益
  百货业最大特点是善于经营日用百货，品种繁杂，国货、洋货都经营，且注重运销时兴商品，所以城乡居民颇为欢迎。其次是利润丰厚，如杨柳青商人从天津置货主要依靠驼运，经数千里路程需时四个多月才能运抵乌鲁木齐，一年也只能办一趟，资金周转虽慢，但是有些紧俏商品可获一倍以上的毛利，因而来货的大商号资金积累很快。在杨增新时期这样的来货家在百货行内仅有二十余家。也有通过邮包运货的，因邮费较高，多是邮寄应时快销的细软货物，利润亦相当可观。至于零售坐商或摊商，获利虽小，但其资金周转快，而且可凭信用或有人担保从大商号赊购货物。大商号和行商能从内地大批运货来疆，对供应市场需求，繁荣地方经济，抵制外国“洋行”垄断商品市场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他们可以组运“回货”，把新疆地产的羊毛、驼毛、皮张、草皮、肠衣、棉花、中药材及其他土特产品运至口内天津等地销售，又换回来货，对沟通新疆与内地物资交流和活跃市场经济起着良好的作用。
  随着这些商贸活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百货业由于不断总结经营经验，凡是从内地置货的，都多方面研究各少数民族的需要，置办他们喜爱的各种花色的绫罗绸缎、毛呢花布、条子绒、直贡呢等商品，还订购民族形式的各种瓷器，如有花纹图案的小茶盅、吃饭用的大瓷碗、盛抓饭的大型花瓷盘，以及烧茶用的大小铜壶等等供应市场。甚至连蒙古人用作宗教礼品的“哈达”、哈萨克族牧民喜爱的铜纽扣都注意进货，因此，颇受兄弟民族的欢迎和称赞。另方面，在百货业经营活动中，汉族商人与民族商人之间商业交往也日益颇繁，经常相互协作。如经营皮毛土特产品的民族商人运至天津的货物销售后有大量现款，向汉族置货商号收兑汇款，“汇水”较在钱庄兑款利率要低。还有不少合作合伙经营的，彼此关系融洽，各得其所，经年累月结成了好友。历史证明，在乌鲁木齐经营百货业的商民，不仅与本市各民族商民关系融洽，在全疆其它地方各民族之间也是交往密切。
  从繁荣走向衰落
  自1931年起，由于统治新疆的金树仁实行反动政策，激起哈密农民暴动，接着马仲英率兵进入新疆，与金树仁争夺地盘，从此新疆战乱不断扩大，使新疆与内地的交通线受到破坏。特别是反动军阀盛世才趁机窃得新疆统治地位以后，戴着“亲苏联共”的假面具，推行一系列残暴的反动政策，断绝了新疆与内地的货运交通。由于货源不济，一度兴旺的百货业与其他各行各业均遭到同一厄运。经营业务日渐萧条，年复一年，只得坐吃山空。一些商号由于亏损，接连停业，有些经营少量苏联货以维持门面，或是转业他就以谋生计。也有别出心裁寻求经商出路的，却遭到无情打击。如百货商店福泰成经理石寅甫联合几位商界人士，集资开办“维新公司”，打算收购皮毛土产等换取苏货扩展经营，筹办不久就被盛世才查封。更为甚者，盛世才不仅疯狂制造冤案，大肆逮捕杀害支援新疆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学生，就连工商界也加以残酷迫害。从1937年开始捏造罪名先后逮捕迪化总商会会长石寅甫、韩君壁并把他二人杀害狱中，逮捕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曾当过商会会长的曹余三、崔善祥、周海东和胡赛音等人，无故关押多年。同时，还于1937年9月捏造“通敌”罪查封了同盛和、同泰兴、德兴和三家百货店，逮捕了三店的经理人，德兴和经理阎应五被杀害狱中。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处于盛世才白色恐怖之中，工商界处境艰难。但是，他们不忘爱国，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大力宣传抗日救国运动的鼓舞下，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各项活动，并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慷慨解囊，涌跃输将。
  抗战胜利后，工商界满怀喜悦，企求有个好转机，但事与愿违，美好的憧憬竟成泡影。盛世才虽己下台，而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变本加厉地对各族人民进行盘剥，工商界首当其冲。国民党反动派强加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增无减，工商业户负担日益加重，不堪忍受，叫苦不迭。反动当局滥发钞票，竟出现了六十亿元票面的纸币。纸币毛荒，物价一日三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商民今天卖出一匹布的钱，明日用加倍的钱也补不进半匹布来。市场上投机倒把盛行，不少人专搞倒卖黄金、银元的勾当，黑市猖撅，市场金融一片混乱，不可收拾。更有一些国民党反动派军政人员亦官亦商，趁火打劫。他们凭借官势，利用军车、飞机私运货物，投机牟利。甚至挪用军饷钞票在市场上抢购物资，转手高价售出，谋取暴利。许多工商业户破产停业，勉强支撑门面的商户已趋走投无路的境地，只有坐以待毙。曾经繁荣了一百多年的乌鲁木齐百货业，到解放前夕，被摧残得奄奄一息。杨柳青大营客和所有工商界人士渴望解放的心情，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