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青年求学时期
  家兄孙国政，字觉民，天津杨柳青人，生于1909年，家庭出身为破了产的农民。长兄12岁时随母亲离开家乡，投奔父亲来到新疆。当时，正值杨增新主政新疆。据说，杨在前清时期就中过举，是一位阅历较深、并具有政治头脑的文人。他为改变新疆落后面貌，特别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除在全疆各地普及各民族的小学教育外，还在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创办了中学、师范以及相当大学水平的俄文法政学院。并以全官费形式，管吃、管穿、无偿提供书本、笔、墨、纸张等优厚待遇，鼓励贫寒且有志的家庭子弟入学读书。这一举措在当时的旧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家兄孙国政就是享受了政府这一全官费的优厚待遇，得以读完中学，继而又考入俄文法政学院学习。家兄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30年毕业后又被省政府选中，作为新疆首批出国留学生，保送去德国柏林留学。同时被选送的有八名，其中四名是权威人士的公子少爷，可以免试前往。家兄和其他三名，均属平民子弟，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后选定的。此番出国留学，使家兄感到更加高兴的是，在异国他乡的柏林，得与包尔汉先生相识，并结为同窗挚友。
  为整顿混乱的财攻税务做出了贡献
  1934年初家兄学成回国后，被省政府安置到财政厅工作。不久便显示出他非凡的才干，曾派他去南疆各地视察受战乱破坏的财政金融工作，历时八个多月。在视察期间，他经常遇到一些财政金融界的贪官污吏，为保自己的乌纱帽不惜拿出大量金银珠宝及当地特产玉器、皮毛之类进行贿赂，均被家兄严词拒绝。在圆满完成视察使命之后，他又被委派担任玛纳斯县财政局兼地方税务局局长。那时，已是盛世才夺取了新疆军政大权的第二年。这个县经受了“盛、马”之战的破坏，财政混乱，通货膨胀，不仅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且严重影响了工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家兄到任后，一面积极整顿财政，一面调整税收，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将混乱如麻的财政税务工作理顺纳入正轨。
  由于工作成绩卓著，家兄又被提升到塔城专区，任塔、额（额敏）财政局兼地方税务局局长。这里是与苏联边界较近的专区，也是少数民族成份最多的地区。在家兄工作的机关内部及我们居住的环境里，维吾尔、哈萨克、回、汉、满、蒙、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等兄弟民族都很多。家兄是一位懂俄语、并具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他考虑到在这多民族的机关里工作，要想迅速有效地把塔、额地区的财政税务工作整理好，使其步入完善有序的轨道，就必须着重抓好以下两项工作。
  首先是搞好民族团结。除认真贯彻执行政府制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外，家兄还注重强调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特别是尊重突厥语系各民族，尊重伊斯兰教的信仰以及民情风俗习惯。他还分析了历史上发生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认为“冲突皆因各走极端，暴力归咎于缺乏理性，敌对多由误解而起，误解又多生于隔离”。他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古语隔阂，是影响思想感情交流、妨碍增进友谊的主要障碍。因之，他经常引导教育机关内的汉族职员，要重视学习民族语言，民族职员要学习汉族语言。要求彼此起码也应学会业务上的常用语。通过互相学习，不仅提高了业务水准和工作效率，而且也进一步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家兄在塔、额地区任职三年间，机关内的各族职工一直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任何不友好，不团结之事。
  其次是趁政府推行“清廉”政策的东风，从严整顿了财经纪律，彻底扭转了过去旧衙门里的腐败风气。家兄认为财政与税务工作经常要和金融打交遣，搞好廉政是关系到能否使理财工作收到良好效果的关键。他除了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外，还要求每个职员都必须养成“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他注重“身教重于言教”，向来是公私分明，一尘不染。他处事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从不搞“以权谋私或假公济私”的卑劣勾当。他私生活严肃、无任何奢侈腐化之陋习。他长年以有限的工资收入负担着全家八口之众的生活，是职工中家庭负担最重、生活最贫苦的一个。但这丝毫不能动摇他那“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还有使各族职工印象最深、最为称赞的是，他担任财政局兼税务局长后，一些“心术不正、思想不纯”的亲友，都瞄准他掌管的部门，希望到那些很有油水的部门工作，结果都被家兄拒绝。
  家兄调塔、额地区工作三年，由于对整顿财政、调整税收采取的措施得当，工作方式方法得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稳定了物价繁荣了经济，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民同志对廉正同僚的破格照顾
  1937年秋季，也即“七·七”抗战全面开展的那年。新疆省政府财政厅的周彬（即毛泽民）厅长，亲自主持召开了北疆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十多天，毛泽民同志认真听取了与会者的发言和汇报之后，对家兄工作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了肯定和表彰。经过充分磋商与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评选家兄为北疆财政局税务局的先进工作者，颁发了奖状和一枚金质奖章。与会者在发言中还称赞家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并说像家兄这样从事财经工作多年，能作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动产与不动产”一概无有者，在官场中却属罕见。当毛泽民同志得知家兄长年以有限的工资收入负担着全家八口之众的生活，已经负债累累时，立即批示：所欠债款统统由公家抵销。家兄对上级的这种破格照顾，深为感动与感激。
  通过这次会议，毛泽民同志发现家兄不仅具有作风正派、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而且还是一位很有才干的理财能手，于是会议结束后，便决定将家兄调往南疆，去任和田专区财政局兼地方税务局局长，管辖墨玉、洛浦、于田、且末、若羌五个县的财政税务工作。这些地区刚刚平息了马虎山匪军的骚乱，财政税务混乱不堪。毛泽民同志考虑到家兄此去任务繁重，工作环境艰苦，故又选派了陈广竹、阿文华（维吾尔族）为副局长帮他工作。另外，还从财经学校毕业生中选派了数名各族学生前往协助。记得起程那天，我们全家来到财政厅大院装车等待出发时，毛泽民同志身着呢子大衣来送行，与家兄又作了较长时间的话别。
  和田距首府迪化约2000多公里，是南疆最远的专区。我们乘坐的是一部苏制卡车，因此类车是政府用羊毛向苏联换来的，故新疆当地人称羊毛车。由于沿途路面凹凸不平，更兼穿越山谷时汽车常被巨石阻挡，以致我们奔驰了近半月，才到达目的地——和田。那时，这里因受战乱的破坏，已经是满目创痍，百废待兴。令人敏感而又印象极深的是，到处“鸟鸦满天飞，毛驴遍地跑”，一片古老落后的景象。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交通运输事业尤为落后，沿线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路面多是凹凸不平，很少有汽车往来。当地维吾尔族农牧民一旦发现汽车经过都要好奇地赶来围观，牲口听到汽车的马达声常被吓得惊跑。这里的运输主要靠成群结队的毛驴驮运。每当驮货的驴群走过，尘土飞扬，天昏地暗。可能由于毛驴用途广的原因，这里的毛驴就显得特别多。
  在文化教育方面，这里也比北疆地区落后得多，据说文盲比例约占全专区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里只有一所维吾尔、汉族合办的小学校，分维吾尔、汉族两个班。维吾尔文班有学生二百余名，汉文班只有三十多名学生，而且文化素质高低不等，只配有一名教师任教。这位教师是早年读私垫出身，他给学生只能教点粗浅的历史知识和国文书法知识。
  在卫生医疗方面，与北疆相比也显得十分落后。最突出的是对饮水卫生不讲究，人和牲畜同饮一个老坝的水，而且此水养分中严重缺碘，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最常见的是甲状腺肿大。其它传染病如肝炎、肺病、性病、还有皮肤病、头部和全身生疮等很多。医疗条件差，医药费用昂贵，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战乱给人民造成的贫困与落后是多么悲惨和深重。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维吾尔族同胞，凡在政府机关参加工作的，大多都会说汉语。家兄接任财政局兼地方税务局局长后，一面整顿组织机构建立规章制度，一面积极地整顿财政，调整税收。家兄废除了匪军盘踞时强加于民的一切苛捐杂税，建立了受当地人民欢迎的新税制。还经常深入所辖各县，检查指导工作，宣传政府的税收政策，征求广大农牧民对税收政策的意见。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克服了地区辽阔、交通不便、人员缺乏、语言隔阂的重重困难，家兄终于不负上级的重托和期望，将和田专区及所辖县混乱不堪的财政税务工作整理得井井有条。不仅挽救了即将崩溃的财政，发展了经济，稳定了物价，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1939年夏季，省政府派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率视察团来和田地区视察工作。该团对家兄孙国政在财政税务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趁此机会，家兄向视察团呈递一份报告，内容主要是弟妹们皆已长大，都需要上学，而和田地区教育太落后，为不使弟妹们荒废读书年华，要求将工作调回迪化。视察团的领导立即批准了这一请求。
  这样以来，又出现了新的难题。那时，我们全家连同侄女侄儿已有九口之众，回迪化路途遥远，如果搭乘汽车需要很大一笔路费。家兄向来无任何积蓄，这笔路费如何承受得了呢？如果向省财政厅申请，一则考虑到公文邮递时间长，二则想到毛泽民厅长对我们家已经有过一次破格照顾，又怎好再向上级提出要求呢！后来听说，由和田出发沿着玉龙喀什河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有一条捷径小道，乘马或骑驴只需二十余日便可到达库车。这样不但缩短了路程，而且还可节省一大笔路费。只是这条路有很长一段荒无人烟，是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道路崎岖，森林茂密，只能乘马、骑驴或乘马驮轿，不能行车。沿途无食宿站，必须随带充足的食品与帐篷，旅途条件十分艰苦、危险。
  面对这一困难，家兄毅然说，吃苦并非坏事，昔日孟子曾经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当初咱们的父亲来新疆创业时，能够经受徒步挑担，长途跋涉之苦，我们又何惧二十余日的鞍马之劳与风餐露宿之苦呢！为了你们的学业和前程，毋须过多考虑，就走这条近道！
  一些和我们相处关系比较密切的维吾尔族朋友和家兄的同事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因为孙局长家庭负担重，经济上有困难，无力承受走大道的盘费才作出这一决定的。他们担心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有很大风险，因为那里俗有“死亡之海”之称，随时都有被风暴、沙石及野兽侵害的可能。过去的穷苦人出于无奈，才走此路，从未听说政府的官员有冒此风险的。于是他们纷纷出面劝阻，但均被家兄谢绝。他们只好帮助联系最熟悉路况，最有经验的维吾尔族驮夫，安排了两座马驮轿和数匹坐骑和十多头载运家具及衣物的驴驮。对于旅途生活也作了周密细致的考虑，帮我们准备了许多保质期较长的主副食品，还有预防感冒、腹痛、腹泻与消炎用的药品之类。
  待一切准备就绪，已经是夏末秋初季节。记得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我们怀着与当地维吾尔族朋友及同事们的惜别之情，带着他们“一路平安”的祝福，告别了和田。我们沿着“玉龙喀什河”小道，开始了跨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艰险旅程。兄嫂和姐姐侄儿们分乘两座马驮轿，12岁的我和10岁的弟弟，各乘一匹马或驴。我们每天顶着烈日，伴随着驮铃声、马蹄声，日出而行，日落而息。大约五六天后，便进入了道路崎呕，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
  具有丰富经验的维吾尔族驮夫们，为了使驮队在茂密的森林中畅通无阻，为防止野兽对人畜的伤害，早已作好充分的准备。记得有几次驮队住宿后，人们正酣睡之际，放牧在附近的驴群突然发出惊人的吼叫。驮夫们被惊醒后，立即敲起铜盆，燃起火把，原来这是为了吓走野兽。走出原始森林，我们来到了浩瀚的大沙漠，开始经受高温缺水的煎熬。数日后又进入临近塔里木河西部的荒漠地带。这里四野寂静，沙丘起伏，只有在极少几处凹地上长着稀疏的骆鸵刺与红柳。令人生畏的是，此处常有爬行动物蛇与蜥蜴出现，其体积之大均属罕见。一次我们来到天山一脉的哈拉乌拉山脚下，山高如云，犹如屏障，迎面沙梁，横亘马前，沙软蹄陷，步履维艰。正缓行中突然气候骤变，浓黑的乌云迅速由哈拉乌拉山顶延伸过来，顿时笼罩了整个大地。经验丰富的驮夫们见势不妙，急忙将驮队集中驻停。我和弟弟刚刚下马躲避，暴雨加冰雹便降了下来，顷刻间，衣物行李全被淋湿，未隔多久便又雨过天晴。
  我们走出了浩瀚的大沙漠，朝着戈壁荒漠地带又继续北行数日，前方才出现高耸的白杨树和稀疏的小村落。听驮夫说，离库车不远了。牲口似乎也意识到漫长的旅程将要告一段落，不用扬鞭自奋蹄向前奔驰。到达库车已经是“金鸟坠，玉兔升”的黄昏时刻。我们带着大沙漠以及古森林的气息，住进了当地旅社。回顾此番旅程历时二十余日，家兄感到幸运的是，在穿越大沙漠时未遇到大的风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库车盛产皮毛，来此做皮毛生意者甚多，交通也比较便利。我们小住数日后，便顺利地乘车回到了迪化。
  家兄病逝后，包尔汗主席的悲泣与恩赐
  家兄回到财政厅后，被安排担任审计科长之职。1941年春季，又被调往塔城担任贸易公司经理。这时，家兄的家庭生活负担已减去了大半，两个姐姐已经出嫁，我和弟弟先后考入了全官费学校读书。此番调贸易部门任职，要比从事财政税务工作单纯得多。这可能是家兄步入社会以来工作最轻松，生活享受最好的时期。他每月的工资收入，除维持嫂侄们的生活外，还可为自己增添几件较好的衣物，以备在官场上应酬及接待外商穿着。谁知好景只有短暂的三年时间，家兄即患骨结核症。经多方医治无效，在不能继续坚持工作的情况下，只得于1944年春，病退返回迪化养病。
  那时，公务人员病退后，既无公费医疗待遇又无生活保障制度。因之，养病期间的生活及医疗费用也只有靠亲友们的帮助，或变卖衣物维持。但人们断末料到，家兄竟然一病不起，卧床长达三年之久。凡家中稍有值钱的衣物尽皆变卖一空。在漫长的日月里，家兄一直忍受着贫病交加的煎熬。1947年春季，家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似乎己料到将不久于人世，曾对我语重心长地嘱咐，家境一贫如洗，死后在办理丧事时一切要从简，尽量不要借贷，也不要给亲友们增加负担。所牵挂的是嫂嫂和三个幼侄无生活来源，要我和弟弟姐姐们多多关照。至此，被病魔折磨长达三年之久的家兄，走完了短暂的38年人生旅程，终于在夏初的一个傍晚离开了人世。我们全家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噩耗很快传遍众亲友，都纷纷前来悼念。人们见到家兄家境如此清贫，都在议论，家兄久居新疆，生前一直在财政、税务、经贸界担任领导工作，手中大权在握，为何会落得如此贫困凄凉？不仅无任何房产地业，就连件珍贵的家私都没有。撇下他们孤儿寡母（指嫂侄儿）日后又将怎样生活呢。
  凡与家兄相处过的亲友们都知道，家兄一生忠于职守，廉洁清正，向来是公私分明一尘不染，从不搞“以权谋私”的卑劣勾当。他注重品德修养，一身正气。处事光明磊落，无任何奢侈腐化之陋习。他在弟妹们未长大成人之前，长年以有限的工资收入负担着全家九口之众的生活，己处于勉强糊口的地步，哪里还有钱购置家产呢！人们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家兄更加肃然起敬和赞扬。
  家兄去世后的第二天，嫂嫂对我说，包尔汉主席（时任联合政府副主席）在你兄患病期间非常关心，经常差人送医送药，或以书信方式探询病情。嫂嫂让我前往主席官邸送个信。当我见到包主席向他禀报了家兄去世的消息后，我未料到，这位有显赫身份的主席竟会“大放悲声”。后经人们一再劝说才冷静下来，然后又带着满脸泪痕，从卧室里拿出一大叠钞票让我带给嫂嫂。我正欲拒绝，包主席立即阻止我说：“令兄的为人与品德，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我都很清楚，勿再推辞。这点钱先拿回料理丧事，日后你嫂侄生活上还会遇到很多困难。”说着取出笔和纸让我当场写申请，要求政府照顾给嫂侄抚恤金。主席看后说，这纸申请由他亲自转呈联合政府的张治中主席，等批示后再通知我。我想到主席公务繁忙不便久留，在告辞时，我代表全家对主席的恩赐与关怀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带着包主席赐予的巨额现钞和关怀回到家后，立刻给沉浸在悲哀中的家人及亲友注入了一线喜悦，大家再不为无力埋葬而忧虑。接着又听说家兄在俄文法政学院读书的老同学，当时任建设厅厅长的刘德思先生组织发起了“为家兄病故身后萧条”而开展的募捐活动。我想到家兄临终时曾经嘱咐，不给亲友们增加负担，更何况已经接受了包尔汗主席的资助，毋需再让生前好友们捐助。为此，我找了刘德恩先生，欲劝阻这件事，但为时已晚。募捐活动已在本市各部门、各机关、学校展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捐助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抚恤金。我们全家都为这“一家有难，大家支援”的社会道德风气所感动。为了表示对家兄生前好友的感激之情，我曾以我和侄儿们的名誉在新疆日报上登载了一则鸣谢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胞兄孙国政因病逝世，身后萧条。承蒙生前友好慷概解囊相助，使死者得以安葬，生者有所赡养。抚恤之德，存致同感，特此登报鸣谢！
  孙国法率侄儿们敬启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