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成立的社会背景
  迪化总商会成立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第一任会长是津帮杨柳青“八大家”之一的永裕德百货商店经理杨绍周。当时，省城迪化共有工商业户1134家（其中商店764家，手工业作坊370家），但是加入商会的只有97家，基本上都是经官府动员参加的，就连会长杨绍周也是由官府指派的。因此，当时所成立的迪化总商会名义上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地方当局为适应形势需要一手撮成的组织。
  为什么非要组织商会？这就必然要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1、清朝末代皇帝的宝座，在共和革命的风暴袭击下，已经摇摇欲坠，新疆巡抚联魁为苟延残喘，从1909年开始就在省城迪化开办巡察学堂、将弁学堂，进行训练新兵活动。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联魁于1910年疯狂地征兵抓丁，征兵抓丁的主要对象是“陕甘游民”（其中很大一部份是和同盟会有联系的“哥老会”党），加以布政使王树楠（天津人）对津帮商民有所袒护，因而“陕甘游民”（其中一部份巳被抓丁入伍）与津帮商民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如同一颗一触即发的炸弹，可巧由于马队管带田熙年（天津人）枪杀了哥老会人蒋兴奎（马队士兵），酿成了王高升放火事件。这次事件爆发凶猛，“一夫攘臂，四起响应”（《中国经营西域史》），瞬息之间，乌鲁木齐大十字一带的商店（主要是津帮杨柳青“八大家”）遭到严重损失。
  这次事件使地方当局深深感到，“八帮商务各自保全，平时彼此争利，祸时又不相助”（《迪化识略》）。因此，只有成立商会，才能把八帮商务统一组织起来，变个户为团体，以应时局。
  2、清朝时期，新疆的军事协饷都由内地各省分摊输送。从同治以后，因为库存匮乏，一些巨商大贾“官中协饷不继，犹时资以挹注”（《新疆图志》）。清朝宣统以来，由于共和风暴的影响，内地协饷经常不能送到，官府亦曾多次向商民“借资”。联魁将所苛扣的粮饷和商民“借资”的银两，满载而归以后，推出汉宦袁大化收拾残局。袁大化比联魁更狡猾，他认为与其赤臂上阵，莫如借刀杀人，于是拼凑了一个商会组织，以应官差。
  3、从1852年（清咸丰元年）以后，俄商陆续在乌鲁木齐开设“洋行”，特别是从1881年（清光绪七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伊犁条约》，开辟乌鲁木齐为商埠以后，划定南梁地区为俄商“贸易圈”，从那时到清朝末年，不仅俄商在乌鲁木齐开设了“九大洋行”，而且英、德、美等国的商人也都在乌鲁木齐开设了“洋行”。外国洋行不仅在新疆倾销商品，廉价收购新疆的土特产，而且不向新疆地方当局纳税，不受中国法律约束。新疆巡抚明知那些外国商人都是百万富翁，但却不能从人家身上揪得半根毫毛。于是把本国商人组织起来，企图借商团力量和外国洋行进行周旋，迪化总商会应运而生。
  辛亥革命时期
  尽管联魁、王树楠、杨增新一伙妄想把总商会作为他们维持统治势力的经济后盾，但是当时的工商界确实没有完全上他们的当。这是由于新疆虽然“孤悬塞外”（杨增新语），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但是许多商人却与内地有密切联系。他们往返频繁，见闻较广，特别是同盟会提出的“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口号，他们很容易接受，所以对共和革命抱有一定的同情。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辛亥风暴漫卷天山南北的时候，乌鲁木齐的绝大多数工商界人士没有被保皇势力所利用，有的开明人士还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如当时的南关福寿巷水磨大院，就是刘先俊所领导的革命党举行武装起义的大本营。有的商民不惜生命财产，积极支持革命队伍，甚至投身革命阵营。如刘先俊在发动武装起义之前，在乌鲁木齐、奇台等地很快筹集群众资助五千多两纹银，其中主要是工商界自动捐献的。由于乌鲁木齐工商界的绝大多数人对共和革命的政治态度非常明朗，所以革命党人在1910年发动“一二·二八”武装起义的紧急时刻，还对筹建工商团体（主要是组织商团武装）和保护城市商民作了具体部署。武装起义失败后，刽子手袁大化在疯狂屠杀革命党人的时候，不少工商界人士惨遭杀害，如南关裕丰泰水磨经理赵耀南被袁大化捕拿衙内，亲自刑讯，定为死罪。后经各帮商号联名具保，虽被赦免死刑，解送关内，但是全部财产悉被没收。中东药房经理陈德辰被认为“与孙文有勾结”，也遭没收财产，解送关内。这仅仅是史料上有文字记载的，而没有载入史料的罹难者，岂止数十人之上。据乌鲁木齐耆老苗沛然生前回忆，因资助和同情辛亥革命被株连的工商界人士几乎街街都有。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民国督军杨增新还以“会匪”罪名，在工商界搜杀刘先俊的余党。
  乌鲁木齐工商界人士直接、间接参加辛亥革命的活动，总商会保持了缄默的态度，既未阻挠也未支持。清朝末代皇帝宣告退位后，迪化总商会立即发出通电，拥护民国政府，拥护五族共和。
  闭关自守时期
  辛亥革命后，窃踞新疆统治地位的杨增新，虽然顶着“民国督军”的头衔，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先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喊大叫，鼓噪一时，继而捧着“天地君亲师”的亡灵牌，顶礼膜拜，等候时机。在中原纷乱之秋，杨增新为了维持新疆土皇帝的宝座，实行闭关自守政策。
  在闭关自守政策的禁固下，“新疆孤悬塞外”，基本上与内地隔绝。当时，能够突破封建统治阶级“铁门关”者，唯有往返通商的商民。商民通过经商活动，在内地接触广泛，见闻较多，所以就把内地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带进“世外桃园”般的新疆，从而成为愚昧世界的启蒙者。与此同时，迪化总商会也在封建统治阶级闭关自守的二十年中，开展了一些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进步活动。下面概述这一时期在商会会长杨绍周、刘云卿、（均为杨柳青人，编者加）苗沛然等人的主持下，迪化总商会的几项主要活动。
  第一，值得表彰的爱国行动
  前面提及，迪化总商会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就曾发出通电，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五族共和。后经查阅该会早期档案，凡国内重大爱国运动，迪化总商会都曾通电声援，可惜这些资料在十年浩劫中横遭毁灭。现在所能记得的，是1925年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路制造“五卅惨案”的通电。电文愤慨陈词，痛斥帝国主义杀害我国同胞的罪行。
  开设在乌鲁木齐的十几家外国“洋行”，从清朝咸丰时期以来就是吸吮新疆人民血脂的一群魔鬼，辛亥革命以后，更变本加厉地进行掠夺。最初，新疆珍贵的土特产都由“洋行”廉价收购。迪化总商会为维护农牧民的经济利益，曾多次要求民国督军规定合理收购价格，但是腐朽无能的地方当局一直置若罔闻。从1919年开始，迪化总商会自行规定土特产合理价格，鼓励本国商民收购经营，先后由安辅臣，赵润田等人分别开设土产公司，以收购土特产品为主要业务，就地加工后，运往天津出口。这样以来，有力地限制和打击了外国洋行的非法掠夺。
  外国教会是外国洋行的孪生子，他们狼狈为奸，危害新疆人民。特别是英国人开办的“福音堂”，不仅从事间谍活动，还兼营西医西药，进行敲诈勒索。迪化总商会为抗衡外国教会，聘来北京医生马体仁在乌鲁木齐开设西医诊所。当时，因为西药全赖进口，福音堂可以通过外国洋行源源输入药品，马体仁终因药源不济被外国教会挤垮。商会会长刘云卿在全城工商界的大力支持下，一马当先开办了民生药房，以最低价格的收费，为各族患者诊病售药。民生药房在乌鲁木齐的出现，申张了民族气节，展现了乌鲁木齐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忱。
  第二，踊跃投资开发地方建设
  内地民族工业的兴起，对边城商民产生了强烈刺激。杨增新虽然固步自封地经营他的“世外桃园”，但他并不能遏制强劲的时代潮流。而时代潮流的引进者，首先是工商界人士和他们的组织——迪化总商会。清朝末年所开办的乌鲁木齐石油公司，由于提炼技术低劣，在外国“洋油”的冲击下，大有夭折之势。1915年经迪化总商会由天津聘来炼油技师，迅速提高了炼油质量，使该厂得以维持十年之久，基本上满足了地方人民的照明用油。1917年，在迪化总商会的帮助下，回民马正元（商会理事）以纹银一万两购得磨面机一部，日产面粉五千斤，供应全城居民食用。因机面质优价廉，颇受群众欢迎。
  1920年，在吴兆熊的倡议下，乌鲁木齐工商界积极投资，协助地方当局开办藩正街电灯公司，开创了乌鲁木齐现代化照明的新纪元。1923年，由迪化总商会领衔集资，开办南门皮革厂，该厂虽因亏损被迫停业，但是为乌鲁木齐培训了一批手工制革的技术人才。同年，由商会会长杨绍周、苗沛然等人倡议修建乌鲁木齐鉴湖公园，并利用杨增新为其修园建祠的机会，从天津购来一套蒸汽纺织机，设立阜民纺织公司，在乌鲁木齐发出了近代工业化机器纺织的第一声。
  远从1919年开始，迪化总商会就在乌鲁木齐创建戏剧团体，由津帮商号资助，先后组织起“吉利班”俗称老小班）、“天利班”（俗称新小班），并由商会出面从京津购来精致剧服，接来一批新演员，推动了乌鲁木齐戏剧艺术的发展。1932年，迪化总商会支持商民杨元富在乌鲁木齐开办电影院，虽然只放映了不多几场就被地方当局勒令停业了，但是这处电影院的开办，却为后来影院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举办社会公益事业
  在封建统治阶级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迪化总商会除为地方建设发挥一些可能的作用外，还积极举办社会公益事业。从1911年迪化总商会成立之日，就筹办民间消防组织“清平水会”（俗称水龙局）。商会为了促使这一社会公益组织早日实现，历届会长都亲自出面募集经费、购置器械。商会副会长韩乐长（杨柳青人，任水龙局会首。编者加。）将自己经营的怡和永百货商店的全部财产捐献出来，为清平水会修建会址，购置设备，获得广大群众的爱戴。清平水会从1917年开展消防活动以来，先后扑灭了几百起严重火灾，不仅有效地保证了市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增强了民族团结。
  为保护博格达山上的名胜古庙，由商会会长刘云卿、苗沛然、董树棠及社会知名人士杨飞霞等人发起，于1923年募集经费，进行修缮。这次活动得到工商界的积极支持，一两月内就募集经费数万元（银币），除将福寿寺、铁瓦寺等古代建筑整修一新外，还新建了海峰亭、八卦暖亭、钟鼓楼等游览建筑。千余名解囊资助者的姓名（其中绝大数为工商界人士），由发起人领衔，刻铸在一口三吨重的铁钟上，以资铭念。
  从事社会慈善事业是乌鲁木齐工商界的一贯传统。远在迪化总商会成立之前，乌鲁木齐的工商界早已开展了周济孤老、掩埋无主尸体、施粥济贫等活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各商号照例备好零钱，这两天，各冬生所、救济院的贫民全部开释出院，他们走向街头向各商号讨取零用钱。从1932年至1933年，由于马仲英、金树仁争夺新疆政权，以致战火纷飞，各地人民流离失所。迪化总商会联合当时的各有关团体，组成慈善会，赈济各地难民，仅省城迪化就开设了四处施粥厂，每天有一千四百多人就食。
  抗日战争时期
  1933年，新疆爆发“四·一二”政变，野心军阀盛世才窃得政权后，为应付当时的客观形势，伪装进步，提出“亲苏联共”的施政方针。从而，当时的迪化总商会也随着政府政策的动向，积极向左转舵。其一，进行改组，举出开明人士石寅甫、韩君壁、曹余三、周海东等人（均为杨柳青人。编者加。）为正副会长；其二，由周海东，崔善祥、胡赛音，赛依别克、阿不音都克里木·马合苏提等十二人组成工商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其三，数万名东北抗日军来到乌鲁木齐时，全城各商号都优先供应用品，并以七折优待，使这批远离故乡的抗日战士深受感动。1937年全民抗战开始，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一批中共党员由延安来新疆工作，毛泽民同志任财政厅厅长，将迪化总商会与工会合并，改组为迪化工商会。
  迪化工商会从开展新的活动以来，在宣传抗战、支援抗战和加强抗战后方的经济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第一，当时，以共产党人为领导骨干的群众政治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担负着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战争的重任，迪化工商会建立了反帝会的区会组织。反帝会的活动在工商界开展以来，有效地改变了“经商不问政治”的保守局面，使工商界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开展抗日宣传，区会成立了业余话剧队、京剧队和秧歌队，先后演出《台儿压》、《太行英雄》、《劳军》、《鸡大王》等剧目。京剧队经常参加募捐义演，工商界人士杨瑞峰、刘万全、杨天培、宋振禄等人是当时最活跃的京剧票友。与此同时，迪化总商会还从内地购来电影放映机，轮换映出赵丹、白杨、王人美等人主演的进步影片。迪化工商会和反帝区会除组织戏剧、电影演出，为支援抗战募款外，还广泛动员工商界踊跃认捐，有的商号还自动义卖三天，售款全部捐献。在抗战期间，乌鲁木齐工商界认捐、献金的款值，约合银币七十二万多元，占全疆募捐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工商界人士崔善祥、潘锡九、热西丁等十余人因为献金积极，在当时的《新疆日报》上登出了他们的事迹和照片。
  正因为盛世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所以他对工商会的进步活动十分嫉恨，不仅捏造罪名先后逮捕了总商会会长石寅甫、韩君壁（二人被杀害狱中）、曹余三、崔善祥、周海东、胡赛音等人，还于1937年9月查封了同盛和、同泰兴和德兴合三家商店，逮捕了三店经理人。德兴和经理阎应五被杀害狱中。
  第二，投资地方经济建设是迪化工商会的一贯传统，抗日战争期间，投资活动更为积极。1937年9月发电放光的“新光电灯公司”，基本上是由乌鲁木齐工商界投资建成的，其正副经理也都是由工商会推荐任命的。1940年，工商会以新疆币三万五千元从苏联购进全套锯木机，在乌鲁木齐林区开设了新疆第一个机械化锯木厂，有力地支援了当时的基本建设和民用木材。1939年新疆省银行改组为官商合营的新疆商业银行时，官股为九百万元，商股为五百八十万元，其中乌鲁木齐工商界所投入的股金，占全部商股的百分之二十七。1941年所发行的“新疆建设公债”，共发行六百六十五万元，其中乌鲁木齐工商界所认购的约占发行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抗战艰苦时期，由于国内货源枯竭，乌鲁木齐的物价逐渐上涨。为了稳定商品市场，维护群众利益，工商会在毛泽民同志和财政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平抑物价委员会”，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表扬执行市场物价的好人，打击破坏市场物价的坏人。因此，抗战后方的新疆，物价基本稳定，群众生活比内地好。
  突破阴霾，迎接曙光
  从1942年下半年以后，盛世才撕下伪装，暴露原形，公开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从而黑暗的阴霾氛围笼罩了天山南北。在大风大浪中疲于奔命的工商界，不断遭到纸币毛荒、物价飞涨，苛捐杂税和官、吏奸商的袭击。迪化工商会被严密地控制在伪政府的社会处和国民党迪化县党部的魔爪下，奄奄一息，萎靡不振。1945年10月，伪社会处将迪化工商会改组为迪化市商会，并按全市商业行业设立了十七个里、业公会，妄想使用袁大化借手敲诈的老办法，假公肥私。可是时代究竟不同了，任凭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摆布，商品市场每况愈下，商会组织无人问津，特别是由于三区革命的冲击，乌鲁木齐的巨商富户大都逃往关内，商会组织有名无实。1946年7月，新疆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乌鲁木齐的民族商人为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自行成立“乌鲁木齐伊斯兰商会”。地下革命组织“战斗社”为开辟工商界活动阵地，于1948年4月秘密成立工商支部，进行社会调查，秘密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1949年8月3日发动全市工商界掀起拒绝使用伪金元券风潮，并以市商会名义在大十字、南门市场各地贴出大张布告。布告贴出一小时内，即有一干五百多名各族群众包围了伪中央银行迪化分行，要求以纸券兑换现金。由于事态不断扩大，该行行长李某莫可奈何，只好宣告停业。事过23天，兰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西进，驻在乌鲁木齐的国民党反动军政官员抛出他们所囤积的货物，从商民手中套换黄金，战斗社立即发出《告工商界同胞书》的油印传单，号召工商界人士提高警惕，严防上当，做好准备迎接解放。
  1949年9月21日，国民党驻酒泉部队宣布起义，乌鲁木齐的形势更趋紧张，起义派与反起义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状态。反起义派头目迫于大势所趋，决定出走。包尔汉责成其侍从室主任聂夫力、省政府委员白文昱，刘永祥等人亲至市商会，建议由市商会出面，以“新疆各族各界”名义，给准备出走的军政头目制做金质纪念章。市商会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决定以马鹤年、潘锡九、塔拉哈提等十一人组成“迪化工商界迎接新疆解放筹备组”。9月25日，反起义军政头目离乌鲁木齐出走，当天下午和26日凌晨，原国民党驻新军政当局宣布起义，实现新疆和平解放。中午，市商会召开执监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将“迪化工商界迎接新疆解放筹备组”改组为“迪化工商界慰问团”，增补刘竹溪，安吉寿，杨振林等人为成员，并派卜松龄为工商界代表，随同全市迎接解放军代表团，赴哈密迎接和慰问二军入疆部队。会后即积极进行慰问准备工作。由于全市工商界（包括伊斯兰商会会员）的积极支持，在两三天内，即征集香皂、毛巾、糕点、罐头等慰问品约三卡车，并有活羊六千只，生猪三千口，小麦一万石（加工成上等白面）。从九月三十日开始，首先慰问驻在乌鲁木齐的起义部队和宪警人员。这次慰问活动声势很大，使起义部队深受感动，因而在解放军进驻之前，对于维持社会治安，安定民心，防止坏人作乱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第五团向乌鲁木齐进驻，全城工商界人士和各族群众一道，载歌载舞前往乌拉泊欢迎。
  1949年12月17日，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成立，市商会和伊斯兰商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于1950年5月进行合并改组，成立乌鲁木齐市工商业联合会。新的工商业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市各族工商业者，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