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津帮成气候
  清政府为悍卫祖国领土，驱逐外国侵略者阿古柏势力，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授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进抵肃州，湘军刘锦棠率部队二十余营西进，同年六月刘锦棠抵达吉木萨尔。至此西征各军大体上全部进入新疆，共计七、八十营，连同整编之后新疆原有的清军竟至百营，人数达十万人之多。因为西征军路途近万里之遥，军需供应困难，于是由一批货郎备置了一些日用杂货和常用成药，挑着货郎担跟在军队后面，一边前进，一边售货，所以称他们为“赶大营”。
  清兵收复新疆后，这批“赶大营”的货郎就定居在各地，有的就落户于古城子（现在的奇台）。其中一部分人搭棚设摊继续从事商业活动，一部分人在城北开辟菜地种菜。因为“赶大营”来到这里的小商贩大都是靠苦力谋生的劳动者，所以他们落户后都能勤奋专心劳动，因此资本积累日益增加。有的开设商店，有的开酱园，有的从京津等地行商运货，往来传递着西域信息。这时，天津的一些富户巨商见新疆有利可图，有的出钱给古城商号作东家，有的出货合伙。直到清末民初古城“津帮”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清宣统二年，天津人温世霖（字子英）因创办天津普育女子学校，并办报纸鼓吹新政，联合各省学生赴京请愿，被直隶总督陈夔龙诬捏罪名，参奏问罪，发配新疆。温世霖由天津起程，经河南、陕西、甘肃次年四月到古城住了五天。他虽为遣犯，却受到古城津帮商人的热情接待。在他所著《昆仑旅行日记》记载：“该处（指古城）为通商大埠，商贾云集，尤以直省商人为最优，会馆、义园具备，山陕次之。”书中记载，当时参加欢迎会的“津帮”商号和商界人士有“文丰泰”货栈的张润田、“成利顺”京货号的张兰轩、“瑞生祥”京货号刘锦波、“德兴隆烧锅”（烧坊）刘浚川诸君，皆该地商界之领袖。还有“德泰成”商栈张润生、“同威和”商号李祥圃、“兴泰和”商号郭雨村、“文义厚”商号曹仲三、“义成厚”商号宋厚甫、“德润源”商号李润滋，“德泰裕”商号乔如山，“义泰恒”商号杨春圃、“怡和永”商号韩瑞堂、“玉兴隆”商号王显洲、“振丰恒”商号高霞轩、“义春堂”商号赵君，“德泰昌”商号刘捷三、“品隆当”张兰坡及“荣兴和”京货庄。还有商界人士刘久安、宋厚斋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杨柳青的大营客。他还参观了当时奇台县官立第一初等小学堂。在津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了演说：“余远戍塞外，受此欢迎，殊出意料之外。当先答谢欢迎之厚义，复演说列强侵凌我国之政策，各国之所以强盛，皆以教育发达之效果，我国图强之要务，必先求教育普及，将来学生之责任甚大，应努力求学，以救国图强为职责……”
  成立于民国元年的“古城商会”第一至三任会长为津商杨柳青人乔长福。可见当时津商在古城的实力和地位。此时承平已久，边疆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各族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吸引着关内各省人民。天津杨柳青人受水灾破产的灾民和贫苦农民也蜂拥沿着草地驼道，千里迢迢上西大营谋生路。河北籍的人在古城已有相当规模。于民国二年在皇渠沿购地建起了“直隶会馆”，会馆旁边又修建了’理门公所”。会馆供观音菩萨，会馆大门口高悬“直隶会馆”蓝底金字大匾一块，十分耀眼。该匾为直隶河间人，曾任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的冯国璋亲笔所题（解放后1951年被毁）。
  会馆名为“直隶会馆”（当时河北省称直隶省）。为什么社会上称这个帮为“津帮”而不呼其为“直隶帮”呢？尽管这个“帮口”内有河间人、沧州人、大名府人、献县人、东光人，但他们所占人数较少，天津人尤其是杨柳青人占了绝大多数。社会上其它帮称它为“津帮”，他们也自称为“津帮”，一直延续了大半个世纪。
  会馆建立后，第一任会首为“品隆当”的经理张兰坡。“品隆当”是当时古城第一大当铺，以资金雄厚著称，是经营银票汇兑、存贷款业务钱庄式的金融企业。有这样的财主作会首，极大的凝聚了“津帮”的人心。处处维护“津帮”人的利益，凡来奇台谋生的乡亲，首先投奔会馆，为其安身谋职业。会做卖买的，由“津帮”货栈赊销货物作货郎立业谋生；有手艺的为其寻找门面开业；缺乏资金的给与低息贷款作资本；有文化的介绍给本帮商号作伙计店员，能打工的为本帮各作坊佣工；能务农的介绍给本帮菜农家干活或赊给蔬菜零售。总而言之，来奇台的乡亲都能各得其所，安身立命，共谋发展。闻讯有乡亲自老家来古城，会馆根据来信内容中的人口、特长情况，预先做出安置办法，以后得知到达古城的“准信”后，会馆即派出代表去东大桥迎接。一俟落脚，一切都安排妥当，真如到自己家里一样。
  “津帮”人的这些举动，深深打动了当时各帮人士。虽然那时古城大地会馆林立，各行各业竞争激烈，但比“津帮”人士对本帮乡亲周到的安排，热情的接待，无微不至的关怀，都自感不如，竞相夸奖“津帮”人“户热”、“护群”。
  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天津杨柳青人在古城这个旱码头上，早来的已发家致富，后来的也各有营生，有饭吃。比起家乡吃了上顿愁下顿，每日吃不饱的日子，这里真是“天天过大年”。古城商机无限，劳动力缺乏，怀有一技之长的，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的壮年汉子，在“要想挣银子，来一趟新疆古城子”的诱人描绘下，成帮结伙，纷纷西行，或投亲靠友或靠会馆，落籍于古城。那一时期，以古城子西大街经营京货批发业务的南、北二店为龙头，围绕犁铧尖一圈，然后向北门一条街直到北菜园子，几乎都是天津杨柳青人的生意店铺和聚居区。
  20世纪30年代，由于蒙古驼道不通，大量俄货倾销，首府乌鲁木齐的崛起，再加上马仲英占领奇台后，古城商人受马仲英“流通卷”的坑害，损失惨重。古城的天津大财东纷纷抽回资金，或向乌鲁木齐、伊犁等新兴城市谋商机，或回家乡，使古城商业失色，庄铺字号由战乱前四百七十家，锐减至不足三百家了。前述的津商大字号逐渐消失，津商最大的南、北二店批发栈也转营变成了汽车栈。
  漫漫西行路
  地处祖国东端渤海湾的天津杨柳青人，从跟着左宗棠西征大军一路来新疆开始。沿张家口蒙古草地驼道一路西行，陆续来新疆的人不绝于途，商贾们可乘“驼轿”、骑骆驼，坐马车，大多数贫苦之众，只能靠一双脚板赶路。有的人挑个货郎担，沿途买卖；有的给人帮工，挣些银子作为盘缠，且干且行，维持路途开支。还有一部分人，靠一路行乞维持生活。避开炎热酷暑和野兽袭击，爬山涉水，你搀我扶，一步一步地赶路，两脚磨出水泡，用随身带来的“马尾”穿泡放水，再用盐水冲洗一下，此时人已疲惫不堪，躺倒便沉睡过去。夜晚睡上四、五个小时，便要乘凉赶路。到驿站后，吃得也非常简单，向饭馆讨碗水或面汤，嚼着自带的干粮，能吃饱就很满足。途中病倒的，留在店中将养，病愈后，随后来者结伴再行。病死的，暂时埋路旁显眼处，标个记号，以后有人回家时，将骨殖捎回家安葬。途中如果有人吃了西瓜，必须将瓜碗朝下扣着，以备后面来的人解渴。古城北菜园子的吴焕章，是用独轮小车，推着妻子来到奇台古城子的，这真是奇迹。
  艰难而漫长的西行路，最快也得大半年。有的人边走边打工，经过两年的时间才到达古城子。经过艰苦卓绝磨练的考验，杨柳青的大营客个个成了“铁汉子”，再加上老家地处沿海发达地区，见识广、素质高，在奇台的发展史中，他们以创业、敬业的实干精神著称。在奇台的开发中，开创了不少前所未有的行业，精心研制出不少名优产品。
  “津帮”杨柳青菜农
  古城北门外，最早是陕西风翔、邰阳两会馆“庙公地”。天津菜农来到古城后，发挥他们的特长，开始开荒种菜，给庙方纳租。他们用家乡带来的菜种，精耕细作收获各种蔬菜，供应着日益繁荣的古城市场，也改变了边陲地区蔬菜单一和吃不到新鲜蔬菜的局面。最早他们从附近垦民家借来工具，施足粪肥，修渠种菜。没有房子住，用油布和树梢搭个窝棚，几个人挤在里面睡觉，用蔬菜换些米面，几个人用一个碗轮换着吃。经过几年的辛劳，各家才盖起了土坯房。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蔬菜供不应求，菜地逐年扩大，菜农也不断增加。到民国三十五年，菜地由原来的五亩已发展到九十余亩，蔬菜品种也逐渐丰富起来。根据边疆气候特点，他们创造了用芨芨或芦苇在畦埂上栽“挡风墙”（亦叫风搭儿），以抵御冷风和增强返光幅射来提高地温，使蔬菜提早成熟供应市场。他们用马粪、麦草压韭黄、芹黄。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亦能吃到反季节的新鲜蔬菜。他们从家乡杨柳青引来当时著名的夏菜有：“条羹白小白菜”、“绿条长江豆”、“灯笼红圆茄子”，冬菜品种有“大青棒大白菜”和“探头青”、“绊倒驴”、“红心脆”冬萝卜。多年生的山药、百合也在边疆种植成功。稍后来的菜农把家乡的榆木大车也牛拉马拽地走进古城，为积肥、运输节省了不少劳力，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这种榆木车轮小，车身低，轮宽、做工精细，坚固耐用。冬季，他们在城内掏大粪积马粪，用车运至地头，夏季运送蔬菜。直至解放后还能见到这种车的身影。
  菜园子按渠系分为西园子、北园子。1935年奇台县汉文会成立，原来庙方的地租改由汉文会收取。解放后，1952年土地改革时，菜农按人口分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代佃农的日子。合作化运动中，48家菜农组织起来，成立了红星蔬菜合作社。如今，菜农们已繁衍五、六代人，他们中的子孙们，有的仍然耕耘在祖先开辟的这片风水宝地上。
  “津帮”杨柳青瓜农
  西出嘉峪关的“津帮”杨柳青瓜农们，迎着古城商贸发展的大潮来到这里，用他们辛勤的汗水给这个兴起的商埠奉献着前所未有的西瓜、梨瓜等家乡品种，供人们品尝。“三结义”的大黑西瓜（黑皮、白籽、红瓤喻刘、关、张），鲜红多汁而沙甜，是人们消暑解渴的佳品。深秋后，人们买来几个大黑西瓜，摆在桌上当艺术品欣赏，又圆又大的个头，黑亮如釉的瓜皮、越擦越亮，一直摆到春节，作为宴请宾客解酒佳品。花皮黄瓤西瓜，皮黄色绿，圆形有黑纹，瓜瓤金黄色。此瓜的特点是瓜瓤含糖高，口感特甜，甜中带沙，爽口多汁。是当时人们喜爱的品种。绿梨瓜皮呈橄榄绿色，绿肉红籽，以沙甜著称，掰开后，扑鼻的香味，适中的甜度，连皮吃起来，皮嫩瓤沙，深受老年人的喜爱。白梨瓜皮瓤皆白，有香梨的香味和酥脆，连皮吃一口，确实可与库尔勒香梨媲美。菜瓜形似黄瓜而大，绿皮白纹，味酸甜，撒上白糖吃，可消暑下火。还有早熟的黄蛋子甜瓜、大白皮甜瓜等。经瓜农们的精心选种，使这些品种流行近半个世纪而不走味。如今，老一辈的人们吃着现在的西瓜，总不忘怀当年杨柳青瓜农们的那瓜、那味。梨瓜更是难觅踪迹了。
  当年靠世代租地种瓜的瓜农，如乔玉成、刘结子、张德玉、小冯、余户郎等，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都分得了土地，从事大田农业生产，不再专业种瓜。品种杂化，产量也下降，不得不由新引来的品种供应市场。但老一辈瓜农们的种瓜技术，从整地、开沟、板窝子，掐条压蔓、留瓜等流程和操作方法，给当地农民种西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津式糕点与酱坊
  “杨柳青点心”在奇台有名。当时的糕点制作业几乎全为天津杨柳青人所经营。他们从家乡带来制作糕点的技术，在古城大放异采。当时制作糕点的作坊字号（那时叫茶食店）贾氏的“祥泰和”、李氏的“同和泉”、潘氏“庆丰号”、段氏“万顺涌”、郝氏“锦华泰”、安氏“恩泉涌”等等。京式八件、各类月饼、套饼，恭果、寿桃、槽子糕、芙蓉糕、绿豆糕，大薄脆，应时元宵等令人眼花隙乱的花样品种，吸引着八方顾客。考究的原料，精益求精的技术操作，独具特色的包装，用鲜红的商标贴衬在茯斗形白纸包上，再扎上红色的小绳，是当时馈赠亲友最时兴的礼包。产品除满足本县城乡外，还远销阿尔泰、巴里坤和蒙古。这些老店一直维持经营至社会主义改造，加入食品厂。他们精心制作的糕点，味道美，造型精，品尝过的人总是念念不忘“恩泉涌”的大薄脆、“庆丰号”制作的夏季消暑的绿豆糕和“万顺涌”用胡麻油炸制的槽子糕这些久违了的爽口美味。
  大凡经营糕点的字号，都兼营醋酱业。除了上述茶食店外，还有单独从事醋酱酿造的作坊字号。高明超的“隆兴泉”，赵鸿禧兄弟经营的“德立成”、刘氏经营的“和合酱园”，还有满城杨家（佟八）；西大街的李保山家；韩金发家、北门孙家等，都是古城有名的酱园。作坊多，自然产量大，当时“古城酱油”是全疆的名牌，产品除满足本县城乡，还远销乌市、阿山、巴里坤、哈密等地。以黄豆为原料的酱油遵从传统工艺，榨淋的产品分为“头油”、“套油”、“酱油”、“清酱”，依次分上、中、下档次。其中“套油”是乌市及本地各大饭店烹调用的专用调味品。那时人们到外县或乌市探亲访友都喜欢用条篓装十斤酱油作为特产礼品赠送，可见其精贵。除酱油外，还生产“黑面酱”、“甜面酱”（黄酱）、“芝麻酱”、“豆瓣酱”以满足群众的需求，有的还兼营咸菜、酱菜、小磨香油。醋酱作坊到解放前夕已增至二十五家之多。
  “津帮”能人与百艺进疆
  在古城大地传播现代文明和先进技术方面，原居渤海之滨的天津杨柳青人有独到之处。他们身怀绝技服务于社会者很多。
  钟表李（寿昌）：在家乡学修理钟表出师，来奇台落户。是奇台从事钟表修理业的第一人。店设兔尔桥巷口，高家木楼下。那时各类座、挂钟及怀表已很流行，独行卖买，生意红火。他还经营汽灯出租业务，购置的各种型号汽灯，为各族人民的喜庆聚会和戏院演出服务，为边城送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东三县独此一家，一直经营到四十年代，李寿昌下世，后人迁居吉木萨尔。
  王凤义（人称劁猪红）：在家学得一手阉割牲畜技术。民国九年来奇台，因人生地不熟，技艺无法施展，遂改学演唱“河北梆子”戏。剧团散伙后，始为乡亲熟人免费劁猪，其高超的阉割技术渐渐为人所知。某次为卢家烧坊用两个钟头时间，劁猪一百二十头，围观者上百人，从此声名大噪、群众送绰号“劁猪红”。他逐渐成为东三县城乡各地的专业劁猪者，独来独往半个世纪，名扬东三县城乡。
  王凤义故于20世纪70年代。
  张家镜子铺：张广俊弟兄经营的制镜业，是当时东三县唯一能用涂水银制镜的一家，为顾客订制各种穿衣镜、照面镜，兼营划玻璃、照像生意。解放后，加入五一修配厂。
  “好汉子”条帚：“好汉子”是群众根据他精益求精的干劲而送的绰号，本名李树芬，以善扎各种条帚出名。他的产品外观漂亮，使用称手，经久耐用。他自扎自售，虽然价钱比别人贵，人们仍都愿意买他的条帚，产品供不应求。他始终坚持“以质取胜，从不马虎”。虽然条帚是件小商品，“好汉子”却成为人民难忘的大“品牌”。
  手工切面：北门李家（李树广的爷爷）因制作手工切面出名，得名“二切面”。他从家乡带来了制作手工切面的手艺，机器切面未出现时，是当时独一家。从和面、擀面、切面全系手工操作，做出的面条色泽晶亮，煮熟后劲道耐嚼，是天津人打卤面、炸酱面的专用面条，也深受各帮人士的喜爱。手工切面盛行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天津人王德利的父亲安装了机器压面机，手工切面便退出了市场。李家改营粮米加工作坊，生产的棒子面特别受同乡的欢迎。因为其中加入30％的黄豆，作成窝头，纯香适口。还有玉米渣子，杂粮炒面都独具特色。
  庆华池塘：位于北门巷口，是天津人赵永泰（绰号赵小手）开设的一家澡堂子，也是汉、满族人唯一一家洁身沐浴之所。虽说一池温水洗一天，很不符合卫生要求，在那时来说已经是“别无分号”了。人们为了洗个清水澡，天刚一亮就得起身去进澡堂子。还有搓澡，擦背服务，“庆华池”经营到解放时停业。
  津人“杠房”：金、贺二家开设的“杠房”专为奇台人婚、丧事服务。迎亲的花轿，抬埋死人轿子一应俱全。贺友嵩的杠房因不善经营而冷落。金家杠房则不断更新设备，生意兴隆。杠房还备有蓬布，椽子供事主家租用。盛世才上台后，提倡“文明结婚”，取缔了花轿迎亲。金家又适时购置了俄式皮包车和两匹洋马。新郎新妇手捧鲜花，并肩坐在皮包车里，招摇过市，确实“文明”了一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初，皮包车改为“玻璃车”，较前更为华丽气派。为事主家料理丧事，从打坑到入葬全包。抬灵柩的大轿有八抬、十六拾、三十二台之分，轿子的“官罩”也分为“龙罩”与“花布罩”，还备有开道锣，飞虎旗之类仪仗，供事主家选用，分等论价，各取所需。为奇台县各帮人士提供服务大半个世纪，20世纪60年代后，因后继乏人而消失。
  弹棉花：这一行业在解放前只有杨柳青人从事。西街的李庆有兄弟、陈宝俊、金家，东街的王家、杨小格等数家。那时人们用的棉花都是从吐鲁番、鄯善、托克逊驮运而来。大包的棉花（脱籽棉）谓之“生花”，人们做被子用的棉絮（网套）絮衣服用棉花，都必须经过“弹”的加工才能使用。手工弹棉花既是技术活亦是力气活。弹小块卷卷花（絮衣用）使用吊弓，弹制面积较大的棉絮（网套）则用背弓将弓架固定在腿背上，围着案子转着弹。特制的弹花木槌有节奏地敲击在弓弦上，发出悦耳的弹拨乐声，音传数十米。合作化后，他们都加入了棉花社，机器弹花替代了人工，再也听不到那弹棉花特有的奏鸣曲了。
  花农王恩：在直隶会馆路南边，有会馆庙产土地一块。王恩辛勤劳动，将这块地开辟为菜地和花窖，以养花、种菜维持全家生活。当时奇台县只有王恩一家是种花的“花农”。他种植了从家乡带来的各种花卉，有多年生的各色“大理花”、“洋石竹子”、“蝴蝶梅”、“九月菊”、“老虎大张嘴”，一年生的“风鲜花”、“香蕉菊”、“各色菊花等。花卉长成后，王恩挑着一付担筐，沿街叫卖。担筐的一头挑着带根培土的“大凤鲜”（当时人称洋海纳）、“蝴蝶梅”、“洋石竹子”，供养花者移栽。还有捆成小把的“海纳”把儿，专供妇女儿童包红指甲用。另一头担筐内，用大水盆漂着带枝带叶的各色菊花、“大理花”、“万寿菊”，供人们瓶插观赏。王恩门前有葡萄架、桑树，荫浓凉快，花圃内有姹紫嫣红的各色花卉。夏秋之际的傍晚，各族群众纷至沓来，观花者、买花者络绎不绝，是当时县城内的一大景观。解放后，这块土地分给了他，一直经营到王恩病逝，承传无人，这块地收归国有。
  利顺染坊：也是古城的独家生意，为各族人民染制各种布料。20世纪60年代歇业。
  铁皮加工铺（俗称砸洋铁）：铁铺曾在古城兴盛了一段时期，那时，原苏联的各型铁皮进疆，原料充足，铁皮加工的各种产品行销不衰。铁皮水桶、铁皮火炉、炉筒，改变了过去的土取暖设备。尤其是能烧柴禾的“火车头洋炉”，深受农牧民的欢迎。
  加工肠衣：奇台县城每日有宰杀羊的羊肠子，须加工后出口。津帮人刘照生、高云汉、范玉海专门从事羊肠的收购与加工。加工后的肠衣用木桶装好，完税后贴上桐油封条，山“文丰泰”商号驮运至天津出口。
  津味小吃
  “金瞎猫”（金宝珍）的锅贴、馅儿饼：位于犁铧尖大庙旁的“金瞎猫”锅贴、馅儿饼曾名噪一时。受到各帮食客的赞扬。金宝珍所做的锅贴馅儿肉多菜少，辅以海味，手工擀皮包馅，形如新月，折似虎爪，皮柔软油亮，底黄脆喷香。馅饼是肥瘦肉各半，配以大葱时令菜为馅，现包现烙，随吃随续，皮薄馅多，隔皮见馅上下金黄一色，加之餐桌上备有醋酱、蒜瓣、油泼辣子任顾客调用，很受人欢迎。一条长桌，四条长凳，经常是顾客如云，生意红火。一直经营到解放前夕。
  葛六猪肉包子：座落在北门巷澡堂旁的葛六大肉包子铺，有肥肉馅、瘦肉馅两种，从早到晚专卖包子，任顾客选用。其风味仿天津“狗不理”包子制作工艺，吃起来另有风味。肥肉馅包子咬一口两嘴角流油，是解馋者的理想食品，既经济又实惠。经营到20世纪30年代，迁往乌鲁木齐市。
  孙连凯的豆腐脑：位于北门街的“连和泉”是孙连凯于民国十二年开设的豆腐加工作坊。他以祖传手艺制做的豆腐脑儿，讲究质量，工艺严格，点出的豆腐细嫩爽口，浇以精心配制的卤汁，色泽红亮。每碗内先放人适量的豆腐脑，浇上卤汁，上面撒少许酱菜丁，淋入几滴小磨香油。食用者用小勺轻轻搅拌、顿感浓香四溢，入口后滑润清香，回味无穷。孙连凯每日担挑一坛豆腐脑、一锅卤汁放到犁铧尖”德立成”酱园门前，不到中午就销售一空，想喝者明日再来。“连和泉”还制作豆腐块、五香豆腐皮、五香豆腐干，独占古城市场。
  津味卤肉：有字号者当属孙氏“宝顺和”，另有郭祥起、张桂桐、韩宝忠（大韩）几家出摊卤肉销售点。每家一辆手推车，上置玻璃货柜，内摆各种卤制品，供客选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用料地道、卤汤考究。卤制的卤鸡、卤肉肥而不腻，烂而带脆，老少适口。卤制下杂前，先用白矾、食盐清洗，除去腥臭味，然后下锅。产品出锅后，再用糖炒薰烤，使其表面上色，外皮红面透亮，以达到色味俱佳的效果。郭祥起的烧饼夹卤肉，张桂桐的卤粉肠，韩宝忠的卤猪头肉在古城市场上很有名气。其中经营时间最长的当属郭祥起。他家从民国九年开始从事卤肉生涯，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的1956年。合营后，继续在国营食堂从事卤肉工作，在奇台城乡知名度较高，被收入《奇台县志》。
  杨福荣的香油呆子，江米炸糕：杨福荣原籍河北沧州，后入赘天津杨柳青李家，因家乡自然灾害严重，无法维生度日，遂与家人赶马车来奇台。后学得油炸食品手艺，在城镇北门街专门从事香油果子（油条）和江米炸糕制作生意。果子的品种有“五刀三眼的梯形呆子”、“糖面果子”、“油圈”和豆沙馅的江米炸糕。所炸的产品脆酥爽口，老少皆宜，很快占领市场。产品以批发为主，各小贩进货后，沿街叫卖，每日售馨。杨福荣也因手艺出众，奇台城内独此一家，人们送他雅号“杨（羊）头”。1953年因病辞世后，其子杨生华继承父业，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杨生华成为国营饭店的专职厨师，从事油炸食品的工作30年。直至退休时，“杨麻子油糕”誉满城乡。杨福荣的第三代传人现在仍继承先辈技艺，个体从事油炸食品生意。从杨福荣的津味果子到现在已达几十个年头，可谓经久不衰的著名杨柳青津味小吃。
  津味元宵：大凡在古城经营糕点的作坊都制作元宵，尤其正月十五前，各糕点店都有元宵出售。杨柳青人郭祥起亦是制作元宵的高手。为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他在犁铧尖专门开设一家元宵店，既卖生元宵，也卖煮熟的元宵。店内设锅灶，现煮现卖，大大方便了顾客，吃多少盛多少，按个计价，食者舒心，生意红火。元宵亦可用油炸着吃，“油煎元宵”成了宴席上的一道甜味菜。公私合营后，郭祥起成为国营食堂厨师，专司卤肉。当时国营食品厂也生产过元宵，但供不应求，且供应不正常。改革开放以来，郭祥起的后人郭秉钧及三代传人郭锦章、郭玉章以“郭记元宵”品牌生产的元宵行销乌鲁木齐、昌吉。杨柳青人贾殿元的传人贾国才，以贾氏老号“祥泰和”为品牌生产的元宵，在奇台销售很旺。他们两家制作的“桂花元宵”、“豆沙元宵”、“蜜饯元宵”仍保持着当年的制作工艺和风味。如今市场上有各种包装精美，冠以名牌的各种元宵出售，但当地人仍认准古城老产品更适合自己的口味。
  津味米黄，华糕：天津人黄某（佚名）在20世纪30年代，在奇台街上自制自卖的“华糕”、“米黄”，是人们难以忘怀的津味小吃。“米黄”是以黄米为原料，磨成粉发酵蒸制而成，外形似玉米发糕。面贴红枣，厚约五公分，切成菱形小块，论块出售，入口绵软，甜香适口。“华糕”是麦粉发酵而为皮，内包豆沙馅，外形成长条状。每日自产自销，沿街提篮叫卖这两种食品，新老顾客不断增多。尤其是那“米黄”诱人的香味和绵软的口1感，人人爱吃，曾红火了近20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米黄”、“华糕”的叫卖声消失了。据说此人迁住到乌鲁木齐去了，在三角地仍操旧业，生意红火。
  张宝忠（张老宝）的炒货和自制水果糖：张老宝的干货担在奇台县城很有名。他潜心钻研出一套炒制黑瓜籽和“五香咸花生”的独特工艺，尽管操作程序复杂，但不马虎，终于在古城成了名牌。他炒制的黑瓜籽火候适中，香味浓郁，焖制得法，外表晶亮，嗑开皮叼出仁后，皮壳上张下台，形似花朵。他炒制的“五香咸花生”与众不同，先下佐料将花生煮泡入味，凉干透再入炒锅，温火翻炒。其特点是入口酥脆耐嚼，咸中透香，余味悠长。自制的“香蕉糖”、“薄荷糖”和“核桃仁蜜饯”在奇台老一辈人中留下了津津有味的回忆。
  理门公所
  民国二年，“津帮”人士集资修建“直隶会馆”的同时，在会馆左侧修建了理门公所。理门公所的创始人是杨莱如，系山东墨县人，清朝进士，著有《杨祖遗训》。他看到清军入关后大批屠杀汉族民众，十分痛恨，意欲恢复明朝，所以创立了理门公所。此组织聚集革命志士与武术家等秘密联络，举行起义，意在推翻满清统治。所传五字真言是“复明灭满清”，对外则说“同心保大清”，形式上是说“观世音菩萨”。并宣誓严守秘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清廷侦知他们收徒传道，恐有不轨，经查询结果是“同心保大清”，于是再未追究。杨传的戒律是破除迷信，不动烟酒。理门公所的信徒遍及山东、河南、河北等省，流传至清末民初，仍然盛行。
  津帮杨柳青人士大量聚居古城，他们绝大多数人中，在老家就是理门信徒，所以在建会馆的同时就修建了“理门公所”。奇台理门公所的当家人先是姓梁，人们尊称梁爷，继为李希晋（李爷）和蒋爷。梁、李两位当家人“圆寂”于奇台，蒋姓当家人回了老家。
  奇台建公所时已是民国年间，“复明灭满清”的五字真言即取消，而专以“观世音菩萨”佛号为真言，门徒专以诵经、拜佛、戒烟酒、练功为主，于是再无政治性活动。当时新疆督军杨增新还赞誉理门公所为“保健门”。民国十七年时，南京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理门公所为宗教组织。
  理门公所信徒集会时间是按观世音菩萨纪念日集会，每年二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诞辰，六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九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出家日。是时，信徒到会先上布施名曰“斋份”面、肉、钱等，不限多少。上贡拜佛后，当家人传理即讲《杨祖遗训》戒烟、戒酒，行善施舍以及为初在理者传“五字真言”等。信徒以能多劝进几人传理入会，即是劝德。集会后信徒们会餐，在理者每年大年初一要吃素一天。公所内还备有担子石（举重）、锁子石等健身器材，有义务教练指导锻练。潘庆祖就是一名专练锁子石的教练。他练功有年，能耍出很多套路，曾在“七星庙”庙会期间当众表演。连贯的套路为“左右掰腕花”、“黄鹰落架”、“张飞骗马”、“苏秦背剑”、“二仙传道”、“三指顶天”等，把50斤重的锁子石玩得呼呼生风，轻若抛球，功夫十分了得。
  理门信徒在初一、十五也集会过“斋口”会餐。“理门公所”购置的成套炊具和桌凳，可供信徒们借用，方便大家。1935年以后，盛世才实行恐怖政策之时，理门信徒不敢再集会，公所处于破败不堪的境地。1944年以后，吴忠信主政新疆。理门信徒又将公所迁至北门（现农机公司家属院处），聘胡姓人为当家人，开展活动。在那吸食大烟成风的社会，人们得到了“在理”者忌吸大烟，戒酒戒烟，从而身强体健的好处。许多外帮人士经理门信徒的相劝，纷纷被引进“理门”，成为“在理”者。在参加社会各种宴席上，逢敬酒敬烟，本人只要说声“在理儿”，对方就不再给敬烟酒，以示尊重，成为一种社会新风尚。
  理门公所在城北（现蔬菜队与二屯交接处）建公墓一处，是专门埋葬公所当家人墓地，名曰：梁爷公地。四周青砖砌的围墙，坐北向南开门，内有专人看管，内植钻天杨树，肃穆清幽，可惜今已无存。
  “理门法鼓会”是隶属于理门的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打击乐演奏组织。由赵永泰、孙金鏊、于爱棠、韩金发、郭祥起、李树鹏、张之久、李寿昌等人为主要演奏者。主要乐器为鼓、钹、铙、小钹、小铙、九音锣等，演奏曲牌为“对联”、“龙须”、“鬼叫门”、“老河西”、“上擂”、“狮子”、“二龙出水”等。各曲牌联奏时，由慢而快，节节紧扣，转换衔接，自然流畅，综错而明快，富有燕赵悲壮激昂的雄风和韵味。每到理门斋口，理佛、会餐之后，法鼓演奏便是整个活动的高潮。届时，引来无数群众聚集在公所门口，围观欣赏法鼓演奏。“法鼓会”也为理门信徒家的丧事服务。出殡前一天，法鼓会全体人员到事主家。晚上，法鼓演奏全套曲牌，同时焚烧门前的悬挂的纸束和纸牛、纸马，是为亡者“送路”。次早出殡时，法鼓队随送殡者走在灵轿前，敲击着行进速度的“长行点”，一直送到墓地。棺材下葬前，法鼓演奏全套曲牌，与亡人作最后诀别，然后掩土安葬。“法鼓会”应当地政府或商会的邀请，也参加社会上的重大的追悼和公祭活动。
  “理门公所轿会”是另一道靓丽的风景。20世纪30年代前，古城每年三月清明和七月十五（中元节），城隍爷出府是一项重大的敬神祭祀活动。届时，将城隍庙供奉的木制城隍爷神像放置在一顶特制的“八抬绿呢大轿里”，前呼后拥地游街巡行。接受城内商家的焚香膜拜后，抬往城南八家户“行宫”内，以象征城隍视察全县农村的农桑，然后打道回府。城隍爷坐的这顶轿子由津帮理门公所保管。因为这顶“官轿”的仪仗完全是仿前清“七品县官”的派头，所以，连同轿夫服装、棍棒全由理门公所负责。为此，就有了“理门公所轿会”这个组织。记得轿夫头戴红缨蘑菇形凉帽，身着对襟青兰长衫、青裤，扎着带穗的腿带，青鞋白袜，长衫套马甲，前后心白圈内写着一个“轿”字，十分神气。前面四人，位于右前方的一人为“前把持”，是八轿夫的指挥。如“起轿”、“落轿”、上下坡，路上有泥有水以及行进速度等，都由“前把持”有韵有声的发号施令，后面的四人，齐声回以同样的口令，以求步调一致。杨柳青人为能抬城隍爷而自豪。当看到漂亮的“行头”和训练有素的执事人受到各帮人士的一致赞扬时，杨柳青人确实觉得很有面子。
  自马仲英事件后，再没有举行过城隍爷出府的活动，这顶官轿和行头一直保存在理门公所内。1941年春，当时新疆省主席李溶去世，遵从当局的安排，全县民众在南门定湘王庙举行公祭追悼活动，会后游街。“轿会”出动了那顶官轿，内置李溶的遗像，抬着游了一次街，“法鼓会”也全体出动表演。1943年8月，中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当局安排了较为隆重的公祭追悼活动。在王爷庙举行的公祭追悼仪式后，“轿会”的官轿再次出动，抬着林森遗像参加游街。经过当局的精心策划，在遗像轿前，有两名化妆成武士模样的壮汉，分左右两边牵着一匹全鞍辔的高头大马，雄赳赳的缓行在轿前，还出动了几班道士，吹吹打打，俨如真的发丧出殡。全县的文武官员胸佩白花，双手捧着香默默地缓行。城镇的小学生也排着整齐的队伍，跟随在官员们后边，参加这次游街。1946年，新道法师由乌鲁木齐来奇台，从小西门公路下车后，用“轿会”的官轿抬着这位法师到西门外薛居士家，然后抬至观音阁。从此，随着公所活动的淡漠，“轿会”组织也就不存在了。
  热心公益事业
  清末民初，古城店铺林立，各大商栈的货物堆积如山，防火防盗是大事。各商号虽有看家护院的专人，但火灾隐患比比皆是，更没有统一而强有力的组织。“直隶会馆”首先创意成立民间消防组织“清平水会”。民国八年由商家集资，文丰泰经理安锦亭，韩筱圃等牵头，通过设在天津的“文丰泰”总号，购得德国造灭火水龙两部。货物从天津铁路运至张家口，然后用骆驼经草地驮运到古城子。又由直隶会馆牵头，配置了“水箱”、“云梯”、“挠勾”、“水桶”、“扁担”及报警设备，缝制了消防专用服装及号衣，组织起以杨柳青人为主的消防队伍。租用西街王家院的上庭房（今棉花社院处）为器材放置地（人称水龙局），雇用孙姓杨柳青人为专职保管和维修器材人员。当多种设备到位后，曾举行了数次仿真演习，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每年直隶会馆过会，把两台水龙及消防设备陈列在厢房展出，供人们就近参观。鉴于当时古城人畜饮水以井水为主，不利于灭火水龙发挥作用，又由直隶会馆建议当局在大街上备“太平水桶”以利消防。当局采纳了会馆的建议，发出指令：县城东、西主街道，每家商铺限期必须在门前设置贮水大桶一个，并保证经常贮满水以利消防。商家遵照执行，很快用木板做的“太平水桶”放置在自家铺面前，并保证经常储满水。每只桶可储水20至30担，上写“太平水桶”，这是当时古城街面上的一道风景。
  1926年位于奇台东大街刘家油房发生火灾，直隶会馆闻警当即出动灭火水龙。训练有素的消防队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很快把大火扑灭。各族群众亲眼目睹了这场火灾的扑救过程，纷纷赞扬灭火水龙的威力和消防队员的奉献精神。
  1932年，位于满城北门街王家铺子半夜起火，消防队及时赶到奋力灭火。天刚亮时，将大火扑灭，围观群众突然发现有个别消防队员赤条条一丝不挂地在埋头奋力工作。原来是消防队员闻警后，紧急出动未及穿上衣服。津帮人士热心公益的忘我精神，再次博得了各族群众的一致赞扬。马仲英事件后，由于商业萧条，人员老化，当局的不重视，还经常随意乱挪用消防器材，这个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此后，城镇犁铧尖、伊明大毛拉商店的火灾和东街冯家篓铺的火灾因为没有灭火水龙参战，而蔓延殃及邻家。解放后，人民政府准备重建消防组织，曾派人到原水龙局察看那套灭火器材，发现灭火水龙的输水带已经老化朽烂，无法使用了。
  1942年，奇台汉文会在原乾州会馆处修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俱乐部”，成为当时全县集会、演戏、放映电影的较现代化的公用场所。但好景不长，1944年，国民党四十六师进驻奇台，俱乐部连同山西会馆被军方占用，作为驻军的师部。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津帮人士李德仲（绰号李大头）受各界人士的鼓励，在东街投资修建了一座土木结构的戏院，院内还带有三面看戏的木楼，名“中兴戏院”（后改名昌盛戏院、现五金公司处）。当时民谣：中兴戏院三：面楼，中间坐个李大头即指此事。戏院建成后，解决了各族人民集会、看戏、看电影的需要。之后又请来河北梆子、秦腔、京剧戏班，一年四季演出，丰富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解放后，该戏院仍然是开会、演出的场所。1956年公私合营时，李德仲将戏院连同自己的商店一并公私合营。
  1933年，马仲英事件后，土匪四起，全县农民不能安居生产，农田废耕，四方农民纷纷逃进城内避难。入冬后，口粮已尽，许多贫苦农民沿街乞讨，大有死于饥饿之势。津帮人士王玉树及刘道、石维狱、黄翰书、成录等慈善人士组织了一个赈济会，号召全县各商号、烧坊、水磨户、旱磨户向赈济会捐粮、捐钱，从冬至节开始在娘娘庙“舍饭”。吃饭的人多达两千余人。由于捐献的实物有限，赈济会曾连续动员数次。旱磨户商连芳第一次捐献面粉一百二十斤和部分现金，第二次捐献黄米三斗。北门李家、赵文裕等都数次献米、面及现金。在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帮助下，没有饿死一个人。捱到开春，大部分人都回乡生产。
  抗日战争时期，津帮人士在汉文会的资助下，成立业余京剧团在县城义演，门票收入全部募捐抗日前线。
  津帮文娱
  津帮社火——高跷：在各帮社火于奇台争奇斗艳的年代，由直隶会馆出资购买了服装乐器，组织起由家乡杨柳青带来的高跷社火。高跷表演享誉古城，至今不衰，是民间社火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支表演队伍。演员们继承三代，历经八十多年，虽然高跷表演内容有了新的节目，但传统的阵容依然如故。两排演员每一对为一表演单元。为首开场的仍然是额涂金印身着紧身束箍头陀装的杨五郎和童儿英哥。杨五郎手舞双棒，击节有声，童儿英哥手舞拂尘对舞。这“头陀”手中的一对棒子还是指挥演出的信号，始终由林桂友扮演。依次是“捕蝶”、“捕鱼”（俗称青白杆）、“张三跑马”、“曹庄砍樵”、“瞎子观灯”、“傻小子找娘”、“相公游湖”等，说起来各有典故。其中尤以傻公子扑蝴蝶最为精彩，套路多、表演时间较长，是高跷队的重头戏。当年李庆有扮的耍蝶白衣旦角和韩益隆扮的傻公子最为精彩。韩的二传弟子高二合更是年轻而富有创造力，表演中的高难动作和多种身段技巧，诙谐而妙趣横生的夸张形象，不断赢来各族观众的通堂好。老段家两代人表演的“瞎子观灯”幽默滑稽，维妙维肖，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高跷表演的伴奏，以打击乐指挥全场表演，行进中节奏深沉而稳健，演员们在舞动中行进。表演时节奏欢快激烈，随着表演的情节，时而低沉，时而高亢，配合默契，富有立体感，很有韵味。改革开放以来，每年春节的社火表演高跷队必出动，在表演上除了传统的节目外，还增加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新的内容。
  李观柱任县长时，把四川会馆开辟为“奇台县第二公园”。每当下午，城镇居民去公园游园纳凉的同时，戏台上就有“天津时调”的曲艺表演。后由天津商号出资，从家乡搬请河北梆子“天利班”来奇台演出。因这个班的演员比较年轻，人们称之谓“小班戏”。后有张维忠的河北梆子剧团来县演出。当时乌市的“光明戏园”、“天山剧院”也陆续到古城演出，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许多名演员如筱雪、曹筱芬、谷月亭、赵富生、小四、达吾提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京剧“票友”表演亦是津帮人士的一项文化娱乐活动。他们从清唱到聘请艺人指导说戏，直至登台表演，煞费苦心。1935年，奇台汉文会成立，在经费上给予支持，购买了戏装、乐器、道具，开始为群众公演，为抗日募捐义演。解放后，扩大吸收了各机关、企业的京剧业余爱好者，排演了新的剧目。
  习俗及轶事撷集
  天津义园：民国二年建直隶会馆的同时，在东郊建立了“天津义园”（现职教中心处）。四周有土夯围墙，大门向东开。门内侧有看守人的住房两间。凡津帮人过世，或埋，或厝都在义园内部。大凡家道殷实之家，多采用厝（当地人叫丘），不挖坑，不掩土。将棺材就地垫起，用土块围棺材垒成小室，以候尸体风干，然后将骨殖运回老家安葬，算是落叶归根。当时乌市有个天津籍商贩潘宝鑫，后改业为骆驼运输。他鉴于外省富商和官宦人家在新疆亡故后，其后人要把遗骨运回原籍，就专门从事从乌市、古城等地运送尸骨到呼和浩特（归化城）的生意。对于家境一般的人家，就深埋在义园内，有的还在义园内自建“家坟”圈个小院，就扎根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修建奇台师范学校，要占用“义园”地皮。公告贴出，墓主家只好将先人遗骨迁葬他处。“天津义园”也就不存在了。
  二众公所：津帮理门信徒，男性活动场所谓“大众公所”，女性信徒活动场所为“二众公所”。20世纪20年代，二众公所设在满城西头道巷口，在当时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年代，津帮妇女们能走出家门，去到“二众公所”参加活动，在其它帮还不曾有。公所内首任“当家的”为王三奶奶（王从荣），后由吐鲁番来的天津人张奶奶接任，直到1946年前后结束。“当家的”带领信众们焚香礼佛，为信众释疑解惑，弘扬理门教义。“奶奶”们对信众们的家务纠纷，义务进行调解。一旦有婆媳关系不睦、夫妻拌嘴、妯娌不和、虐待老人等，她们不辞劳苦，义务为其调解，化解了不少家庭矛盾。“奶奶”们还能根据社会进步的形势，倡导本帮妇女“放足”、“剪发”、劝送女子入学受教育等。支持推动新鲜事物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津商学民语：商人们深知在边疆经商，少数民族顾客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往往因为语言隔阂而坐失商机。为了能使生意作大作强，津帮商人狠下功夫学习维吾尔、哈萨克语。尽管当时社会上对天津人学维吾尔语编造出不少的笑话，来讽刺、嘲笑他们，却始终阻挡不住天津人学民语的劲头。终于一大批天津人用“津腔、津味”的民语能和少数民族沟通了。如经营布疋业的天津杨柳青人安大忠、王广德、安通文等人，都能用民族语言给顾客介绍商品，在讨价还价，结算付款方面对答如流。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顾客的信任，一批老顾客进城购货，直奔他们的商店，并引进不少新顾客，生意越作越活，很使别的商家羡慕。“高泉涌”青货店的高振玉，学得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常年与吐、鄯、托贩运青货的驴脚户打交道，南来货的销售批发，北往货的置办料理，全权委托他办理，双方诚信经营四十年，直到公私合营。南店的徐九鼎自学精通维吾尔、哈萨克语，成为大批发货栈的中介经营者，专作大宗土特产的收购，大宗货物的批发生意，在牧区有很高的知名度。
  姑娘晚婚：旧社会，盛行早婚，“童养媳”。那时，姑娘十五、六岁就出嫁是普遍现象。唯独“津帮”杨柳青人家把姑娘养到二十岁还不忙谈婚嫁。这也是当时社会上公认的“天津人家养老丫头”的习俗，各帮人士褒贬不一。天津人非常珍视闺女，在家庭中处于尊贵地位，哪能忍心过早出嫁。这与世俗的重男轻女显得不同。不但婚龄大，还重视女儿受教育。当奇台女子学校刚刚开办时，津帮女学生就率先入学。其他帮的女学生上到十三、四岁，成了“大姑娘”，不等读完小学，就辍学回家待嫁。津帮女生一直坚持读完高小，有的还考入省城女中、女师继续求学。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民国二十八年，省城迪化召开了全疆运动会，奇台县根据县第三届运动会的成绩，选拔了二十名男女运动员去省城参赛。其中女运动员五名，即张素贞、高凤彩、穆彦兰、高振英、金凤英。她们当时年龄十五岁左右，全系津帮女生，证明当时她们是年龄较大的女生，也可证明津帮女学生敢于冲破世俗偏见，抛头露面，穿着短衣短裤在竞技场上一争高下，并取得了好的成绩，入选去省城参加运动会。十四岁的穆彦兰在这次运动会上短跑、跨栏，田径项目拿到了奖牌。载誉回县时，她胸前挂着闪亮的大奖章，为奇台县争得了荣誉，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津帮闺女被视为珍宝，择婿出嫁首先选津帮内部的门当户对的主家，再就是嫁给当时有地位的达官显贵，社会上其它各帮人家想高攀娶津帮女子，乃是可望不可及的事。至于津帮的广大劳动者或低下生活水平的人家，也无缘娶得本帮闺女为妻，只好在社会上用钱买个媳妇成家。津帮女儿出嫁，必备丰厚的嫁妆，津帮人自己也说“要养上三个闺女，就赔垮了。”这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公认的现象。
  孝里赎：这是津帮特有的婚俗。男女双方婚约已订，在未定迎娶吉日前，男方公婆中如有一人亡故，便三年内不能完婚。男方即托媒人向女方请求以“孝里赎”的习俗举办婚礼。女家按习俗不得拒绝，结婚日即出殡日。当天一大早，按娶亲礼仪，迎娶新娘进夫家门，新夫妇换去吉服着孝服，在灵前守灵片刻，起灵出殡。新夫妇哭送灵柩至墓地安葬后，除去孝服换吉服，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入洞房。
  丧葬习俗：凡有丧事人家，门前不挂楼楼纸，悬挂白纸一大束。按亡者生前辈数，如三代同堂者，纸束剪成三层，四世同堂者为四层，以此类推。大纸束中又按亡人的享年寿数，分成相应的小纸束纪岁。在陪葬冥物纸货中，亡者系男性，必有纸马一匹。女性则必有纸牛一头。在出殡的前一天晚上的焚纸施食时，让牛或马驮上门前悬挂的纸束，随着法鼓的演奏声一并去焚化，名曰“送路”。问及此俗的原委，老一辈人说：男焚马，灵魂能很快回到家乡，落叶归根。女焚牛，则是因为妇女一生，身子多有不洁，牛饮水不嫌污浊，能饮去妇女下“血盆狱”之灾。牛行速虽慢，缓行到老家，污物尽除，洁身进茔，相沿成俗。
  津帮宴席及食俗：凡有宴请宾客招待，按照老家传统，四菜，打卤面，不上烟酒，快捷而实惠。“扒大肉”、“扒鸡”、“摊黄菜”、“干炸丸子”是常见的菜名，最后一道氽丸子汤。客人吃的舒心，主人省心，不像社会上其它帮待客，直闹到昏天黑地，没完没了。至于平时饮食，饭菜味口偏咸是其特点。以面食为主，喜食烙饼、打卤面、炸酱面、饺子、锅贴等。老一辈人或吃点棒子面窝头，喝点小米粥。置办津式宴席的厨师有金宝珍、孙连生、张桂桐、郭祥起等人。
  其他习俗：天津人以尊老著称。见长辈说话必首称“您老”然后叙话。帮内的鳏、寡、孤、独都能在帮内安置托老。对长子有偏爱，如老大赵鸿禧，老二赵鸿起，老三赵鸿宾。但天津人呼名时，喊老大为“大鸿禧”，老二为“二鸿禧”，老三为“三鸿禧”。因为社会上都这样叫，还以此引出了“大王玉”……“四王玉”、“大王连”、“二王连”、“大韩金”……“三韩金”之类的称谓，都以老大的名字为准，以此类推，给古城社会上留下了一个奇特的习俗。
  过春节津帮各家必贴家乡杨柳青的传统年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吉庆有余”、“莲生贵子”等，以示喜迎新岁，不忘家乡。
  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大街上灯火通明，各商店开夜市，男女老少拥上街头，各帮社火轮番表演，商号家争放焰火。精心制作的各式彩灯悬挂在店门口，争奇斗艳，各有玄妙，津帮字号的彩灯更是别出心裁，引人入胜。李德仲家的豪华宫灯，“锦华泰”的走马灯，“庆丰号”的“双羊碰头灯”都各有特色。最妙的要属“和合酱园”柜台上摆放的一盏灯，用白纸糊成状如方形鱼缸，有两条红纸精剪的金鱼，一大一小，在烛光照耀下，摇头摆尾，时近时远，若隐若现，追逐嬉戏不停。围观者难解其奥秘，店主人亦笑而不揭其底，遂为奇观。
  解放前，古城兴放风筝，是当时一件群众性的娱乐活动。每年春季，放飞的各式风筝千姿百态，各领风骚。除满族老人常善扎制的奇特造型各式风筝名扬奇台外，天津人张广俊家的八十节“大蜈蚣风筝”和一丈高的“大蝴蝶风筝”当属巨型风筝之冠，每年在大校场用麻绳放飞时，引来无数观众。天津人陶大合家的“大雁风筝”更是奇特，放飞后，一连串五只大雁凌空一线翱翔蓝天，十分逼真。他家放风筝，与众不同，先关上大门，然后在自家屋顶上放飞，人们只能遥看空中的五只大雁，无法见到落下来的“雁”，其扎制工艺，放飞原理，更不得其详。
  津帮人士在古城，有明显的聚居特点，他们远离家乡，到边疆扎了根，至今乡音不改，习俗相沿。再加上理门公所的凝聚力，戒酒戒烟的良好习惯，得到体健长寿的结果，为社会所公认。但他们也有人自恃清高，瞧不起外帮人；说话嗓门高，爱“骂街”，多少算是部分瑕疵。
  此文蒙王作臣、李树鹏、张欣渚先生提供资料，特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