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赶大营因由
  杨柳青位于天津西15公里处，地势低洼如槽，自古有“九水归槽”之说。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大清河、唐河、滹沱河、滏阳河分别从西南向东流经杨柳青注入渤海湾（滹沱河东流，在献县与滏阳河汇合后称子牙河。流经杨柳青的应为子牙河。编者注）。在这些河流之间，广泛分布着大片湿地、沼译、湖泊、芦苇荡。在其西南有著名的水泽白洋淀。
  清朝末年，杨柳青水涝灾害频繁，蝗虫成阵。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靠捕鱼、割芦苇、编织苇席、做盘香之类为生。这里农耕发达，人口密集，种植业以蔬菜种植闻名。因地近京师、天津、渤海，水陆交通方便，多商贾商贩、手工艺人。以杨柳青木版年画、十样杂耍、裱糊工艺、剪纸札彩、戏相制做、口技相声而闻名。
  1875年，左宗棠奉命率西征军出征收复新疆。大军万里驱驰，久历酷暑严寒，艰辛倍至。尤其是骑兵，大战之后，将士疲惫、战马劳顿，加上伤员病弱，骑兵更须大量后勤人员负责运送粮草辎重，担当推车挑夫等，同时需大批专司护马、洗马、遛马以及半夜拌喂草料的“马头军”和负责按时烧茶做饭的“火头军”。除去粮秣外，西征大军还需大量日用杂货、丸散膏药等。
  为满足西征军所需，大批货郎随军贩售，其中也有不少杨柳青人。他们肩挑货担，备有：针线织品、毛巾肥皂、刀剪裹腿、笔墨纸张、蔬菜酒肉及各种食品，一路随军销售。他们夜半启程，暮宿荒野，谓“赶大营”。这些商贩、民夫极大地支持了前线，减轻了清军后勤供应上的压力与不足，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1876年8月至11月，西征大军刘锦棠部与金顺部会师阜康，夜袭黄田，击溃敌军一部，继之收复古牧地（今米泉）、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年底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北疆。1877年4月，刘锦棠率1万5千人由乌鲁木齐向吐鲁番进发，吐鲁番守军白彦虎［1］战败逃至喀拉沙尔（今焉耆）。清军收复达坂城、辟展（今鄯善）、托克逊、吐鲁番后兵锋直指喀拉沙尔。10月底，拜城、阿克苏，乌什东四城全部光复。1878年初清军收复西四城和阗、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
  驱逐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挽救新疆危机斗争的重大胜利。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西征统帅左宗棠运筹帏幄、精心策划，前线指挥刘锦棠、金顺率领清军英勇作战。更重要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天津杨柳青人和新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积极配合清军作战，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做出了贡献。
  重建新城
  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签订。1882年4月30日金顺将军率领西征大军进军伊犁，被沙俄统治十年之久的伊犁回到祖国怀抱。
  清政府自1759年重新统一新疆后，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充实边疆。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和伊犁将军府，统辖全疆军政事务，并以惠远为中心，建立伊犁九城，使惠远成为“西陲大都会”。1864年战乱烽起，继之沙俄悍然出兵侵占伊犁，伊犁各族人民复受烧掠，旧时“都会”化为灰烬。金顺将军率部来到伊犁，惠远老城已成一片废墟，大军只能暂住绥定城。
  为重建伊犁将军府，清政府着手在惠远老城西北十五里处建惠远新城。新城城址亘古为一片黑树窝，盛长芨芨草、红柳、灌木丛，以及大片的百年榆树林，夹杂着柳、白杨等，这给建城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荒原的杨柳青人与湘军士兵一起，伐木平地、夯筑城墙，有的烧砖、从伊犁河边拉运木材，有的种植蔬菜粮食以供军需。
  新城设置
  1884年至1894年，惠远新城初具规模，街坊布局与老惠远城形制一样。为增加人口，发展经济，惠远新城允许绿营士兵、或裁汰的士兵为民，可携带眷属，也可接来眷属。专司组织安排接送眷属的家眷车，每年往返内地、新疆三次。为加强与内地通讯往来，凡急件信，上插鸡毛谓之“鸡毛信”，皆由家眷快车代办。
  新城专为“赶大营”的商贩建商店四十家，广招商贾，采用暂免官税、官费补贴的办法招徕各地商人进城经商。又分别在城东关、北关的城厢部建民族商店，广招南疆喀什噶尔、和阗、阿克苏、库车等地的维吾尔人到惠远经商。一时间，惠远新城内街道纵横，商铺林立，虽“犹未尽复旧观”，但在清末己有“小北京”、“小天津”之称。
  商业构成
  惠远城商业多集中在城内东大街、北大街、南大街，津商富有声名者有“文丰泰”、“同盛和”、“大兴泰”、“永泰昌”等字号，均是天津来此开设的分店，店员多从天津县、杨柳青等地招募。
  津商经营以京广杂货为主，主要有布料、棉料、绸缎、呢绒、茶叶、化妆品、服装、鞋帽、文具、龙眼、白砂糖等。布料中有：直汞呢、斜纹、各种回形纹、芨芨棍、扣布、稀布、青竹布、漂丝布、黑竹布、兰竹布；绸类有青闪、兰闪、兰闪青、末本绸、宁绸、亮绸；缎类有花缎、锦缎、闪缎；茶类有米心茶、红茶、三九大茶、龙井茶、香片、普洱茶等。还有南疆杂货、干果、桃、杏、索索葡萄、孜然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首饰经营
  惠远新城的杨柳青人经营首饰或首饰加工为一大特色，首饰店之多，加工之精细，品种之齐全，为伊犁九城之冠。加工技术、风格均是北京、天津传统手艺和风格。通常首饰坊有师傅1人，帮徒2至3人，三年后帮徒自行开业，除专售金银首饰外，还有走街串巷的货郎。他们手提玻璃盒，内陈各式金银首饰，任凭选购。
  颇有名气的南大街津商蒋平经营的宝兴厚商号，平时有雇员2人，本人加工技术高超，专擅“三响铃”、“五响铃”、［2］银手镯，做工精细，款式新颖。津商张海的“聚兴楼”字号首饰店，还有张建恒的“恒珍”字号首饰店。这些店铺平时有雇员2人，兼有收徒教艺，学徒三年期满为出师。
  饮食业
  惠远食文化誉满全疆。从天津锅贴、饺子、油糕、粘糕至色香味俱全的卤制品，花样繁多，品种齐全。钟鼓楼下东北角有范氏开设的卤肉铺，早售猪羊肉，晚售卤制品，卤鸡、卤肘、卤蹄等。点心类则以“富庆祥”和“杨点心”最为有名，两者点心制作方式全系京津绝活。杨柳青人建成的“富庆祥”什锦点心铺，平时有雇工2人，帮案1人。雅号“杨点心”则以花样繁多闻名。
  最为著名的是“会芳园”、“天福居”两处酒楼，殷三饭庄也别具特色。
  “会芳园”酒楼的炸、爆、烧、蒸、扣、煎、扒、烤等手艺都独具匠心，尤以烧烤席120道菜肴名扬全疆。店内有自制土冰箱（冬季冰窖贮冰，夏天在木箱中放入冰块、冰块间夹入保存的物品），平日备有各种点心、什锦蒸食，代售南京板鸭、金华贡腿、南糟鲥鱼［3］，鸡、鸭、鱼、肉松、蜜饯、莲子，一应俱全。当时的《伊犁白话报》有记载。
  会芳园的创始人宫德铭（1869-1955）号万金，天津杨柳青人，14岁在天津梅盛德饭店学徒。宫德铭在1889年赶大营进疆，于1893年在惠远城创办“会芳园”。“天福居”酒楼创建人为天津杨柳青人安师，早年在天津学艺，1901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往新疆伊犁惠远城，并在西大街开立“天福居”酒楼。1917年民国财政大员谢彬到伊犁惠远就住在“天福居”。以上两处酒楼都设有戏台。戏台用活动板搭建，安装拆移甚是方便。
  据伊犁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伊犁白话报》记载：“会芳园内新开照像馆，照一张四寸大的像片要花白银一两，加一片白银三钱，照一张六寸双片，价银叁两五钱，加一片银壹两，一尺双片，加银陆两五钱，加一片银贰两，电光放大，二尺五寸大像，价银壹拾五两正，电光放大。”
  加工业
  惠远新城建立后，城内加工业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有榨油、磨面（水旱两种）、酿酒、陈醋、糖坊、干菜泡制、玻璃灯坊、玉器加工等。
  其知名者为北街杨柳青人于相甫经营的“广义和”字号，资本雄厚，商业量大。还有油坊、芝麻糖坊，生产香油（以芝麻为原料）、菜籽油、胡麻油、豆酱、面酱、粉条、豆腐、酱油、醋等。另有酿酒坊一处（俗称烧坊），以高粱为原料生产白酒，共有酒窖九个，每窖存酒350市斤，每月酿酒700市斤。酿酒工，帐房先生，杂役共20（一说15）人。高粱酒远销博乐、温泉、喇嘛昭（今昭苏）特克斯、新源、河南（今察布查尔县）等地。
  “广义和”香油坊是以城东郊产的芝麻为原料，将芝麻放入大锅中炒至微黄，冷却后倒入磨盘上方斗中，方斗半米见方，有漏斗。用畜力拉动磨盘，且不停加水，使磨好的芝麻和水混流入磨盘下方的木桶内，称之谓“浆”。浆倒入直径一米余的大铁锅中，用棒不停搅拌，以均匀为度，使锅中浆水升温至40-50摄氏度。接着用装有木柄的葫芦，伸入浆中上下起落，谓之“咚油”。葫芦须陈年掏尽籽，顶部凿孔并嵌入长约80厘米的木柄。使用方法为雇工双手持木柄，以葫芦端上下杵动锅中浆水，先是咚锅中最下层浆，1-2小时后咚中层浆水，另过1-1.5小时后接着咚浮面浆水。经上述工序后，咚出来的香油漂浮在浆水表面，这时用匏舀出的香油为第一次油，质量最好，其次为二次油，最后直到舀光为第三次油。“广义和”菜籽油坊别有特色，以直径为1.5米，长2.5米的大榆树墩，中凿直径30-40厘米的臼窝，臼窝深40-50厘米，臼底有偏孔，直径约1厘米。以直径约40厘米果木轴竖插入臼中，以畜力拉动木轴旋转，不停将菜籽推入并碾压，油便从臼底偏孔中流入一侧的木桶中。2.5米长的大榆树墩约有1.5米埋入地中，周围夯实以使之坚固。
  “聚丰顺”醋酱因色味醇正而久负盛名。该号主要泡制黄瓜、大头菜、笋子。以上各菜类按照一定的规格采摘、洗净后装入布袋，封入盛有纯黄豆酱的酱缸中。酱菜三年后取出，色泽鲜绿、晶莹剔透，食之鲜嫩可口，是当时馈赠亲友的佳品。
  惠远城内，天津杨柳青人三人合资“玉泰昌”旱磨坊规模大，共有作坊四十五间，平时雇工10-15人，帐房先生一人。油坊用机瓜子榨油，旱磨坊用马或驴子蒙面拉磨，人踏箩筛，面粉分一、二、三等。一等谓头稍面，二等谓二稍面，三等谓三稍面（面粉与麸皮混合）。
  杨柳青人杨保合擅长制作戏装，刀、戟、长矛全是自己制作。庙会唱戏用的戏装全是租赁他的。他的彩画、扎彩更是绝活。他从杨柳青带过来的木版雕刻画、杨柳青年画、门神、钟馗打鬼、招财进宝等同样为惠远人所喜爱。他还设有金箔、银箔店，出租花轿、丧轿（16抬），出售陶缸、陶罐、陶花盆、黑陶碗等陶制品和丧葬品，特别是其制作的纸牛、纸马，高大雄壮、惟妙惟肖。
  晏恩钰与“钰泰和”
  惠远新城内有杨柳青人晏恩钰开设的当铺“钰泰和”，字号取其名字中最后一字，并寓意“生意兴隆、稳如泰山、和气生财”。
  晏恩钰祖籍天津杨柳青镇盘香胡同，人称“晏恩”。自赶大营进入新疆后，居住在惠远53年，1947年病逝于乌鲁木齐，享年76岁。他终生饱经忧患，历尽艰辛，经历过清朝后期、伊犁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坎坷人生铸造了他刚毅坚强的性格和待人诚恳的品质。他轻财好施、心怀坦荡，为人真诚，乐于助人，对赶大营初来乍到而身无分文的老乡总是慷慨解囊，对鳏、寡、孤独及老而将终者，每年请木匠做数口棺材，置北大街关帝庙内以备使用。
  晏恩钰的父亲名叫晏万达，1875年随左宗棠西征大军“赶大营”，奔走效力军营。至甘肃安西府（今甘肃安西县）患伤寒，病死于安西客栈。为寻找乃父遗骨，晏恩钰于1892年自杨柳青赴甘肃安西府，以滴血认骨（咬破中指滴血于尸骨上，根据是否浸渍判定是否为亲人尸骨）之法寻其父尸骨不得，便随赶大营的老乡进入新疆。
  晏恩钰于1893年到达新疆绥定县惠远新城，时年22岁。在惠远四年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徒步返回故里。在故里他以卖柴草为生，但不幸草被歹徒黑夜纵火而焚烧一空。无可奈何之下，他二次走上赶大营之路。
  1899年，晏恩钰第二次来到惠远，以盘热炕、表糊顶棚、钟鼓楼下卖瓜子、伊犁河边贩鱼为生。经过几年辛劳，他终于薄有积蓄，随之收卖粮草。经多年努力，遂成为惠远北大街首富，创办惠远唯一的典当行“钰泰和”。除典当行外，他还兼营放贷取息，并经营粮、草、食盐等。因家族数代目不识丁，晏氏经营当铺非常有特色。晏恩钰对所有典当物品，首先登记记账。物品排号是在两木牌上画像并记上序号，当铺和典当方各持一。赎物时，以二木牌画像序号合对为准。
  范氏家族的压花机
  范氏家族以经营菜园（见下文）为主，兼顾其它。他自制压花机，弹制棉花网套。压花机高1.5米—2.5米，两棵榆木桩近半埋入土中，上部分凿二孔，二孔间各安装用果木旋成的长50厘米、直径10厘米的木轴二根，两根木轴间隙1—2毫米，旁边有榆木做成的大轮，直径1.4—1.5米。人踩踏板带动连杆曲轴，连杆带动大轮，大轮带动上方的两根木轴转动。这时，将皮棉续碾入二根木轴间，因棉籽通不过二轴间隙而自动脱落，棉花则能通过并被碾压成片状掉入下面的箩筐中。可一人操作，人脚踩踏板，双手不停将皮棉续入二轴间，效率颇高。之后将碾压后的棉片用弹弓弹成棉絮。
  医药业
  医药行业有杨柳青人张少山开设的“德兴堂”中药铺，资本都在伊帖（货币名称，详见下文）三千两以上，可与山西大同人刘绅士开设的“广济堂”中药铺一较高下。不仅有坐堂医生，同时兼营药材生意。
  除上述行业外，惠远新城中还有天津杨柳青人经营的草纸坊、香坊（制香）、鞋铺、鞭炮铺、铁皮铺（赵万德经营，少时天津学艺，1920年到惠远重操旧业）和玻璃灯铺（据闻店内石师傅制作的玻璃灯款式大方、轻巧新颖，钟鼓楼四角悬挂的玻璃灯均出自他手）。另有人从事小炉匠（负责修锅锯碗）、铜匠、焊锡匠等。
  货币
  1889年，新疆绥定始设官钱局。1908年惠远设官钱局，隶属于绥定县官钱局，以较低利息贷款给商民。官钱局主要受理汇兑、发行纸币、兑换货币、放款取息等业务。此后出现了葛荫榕、沈兴斋合开的钱庄。
  官钱局发行伊犁制钱，人称“伊帖”，票面壹仟文（内地印刷），每票合纹银壹两。持官钱局钞票兑换白银每百金加水至二十五、六两之多。［4］另有辅币“狗娃子”（铜制、条形）、“油布帖”、黄色龙票等。“油布帖”为帆布做，浸泡桐油数日后取出，上印满、汉文字。油布帖一票面伍佰文（因伍佰文票面使用广泛，而纸质易烂，故用油布）。黄色龙票又称“省票”，每票合纹银壹两陆钱陆分，此币坚挺，壮汉扛活一日，得龙票一张，可供五口人家五六日家用。惠远赌坊还流行一种竹牌子辅币。
  种植业
  人口的增加，商业的繁荣，为城郊种植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个时期，惠远新城出现了纤维作物、油料作物、嗜食作物、瓜果类作物、以及内地的优良作物品种和花卉品种的种植。与此同时，内地的先进栽培种植技术、生产经验和生产工具也被推广运用。这个推广过程是在艰辛中起步，以辛劳和汗水换来的。
  1864年，伊犁战乱，农垦水利设施俱遭破坏。惠远城以东已是“地亩荒芜，耕者不及十分之二”［5］。喀什渠“灌废之处共一百二十余里，其它各渠也是“渠畔被水冲刷半成沟涧”。战后，清政府组织军民修挖各渠，又组织在惠远以东拓荒造固以发展农业生产，杨柳青人积极参与了这些建设活动，成绩裴然。经过几年的耕种，城郊的荒地很快变成了熟地。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劳动，昔日“榛莽丛生”、“田园荒芜”的土地，变成仟陌相连的良田，到处响起人们的扶犁喝牛声。
  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的谷物种类繁多，有水稻、小麦、大麦、豌豆、高粱、苞谷、葫麻、芝麻、菜籽、大豆、绿豆、糜子、芥子、小豆、燕麦、糯米。蔬菜类有韭、葱、蒜、薤、白菜、百合、茄子、王瓜、萝卜（分黄、红、白、绿四种）、辣子、洋芋、山药、南瓜、刀豆、菠菜、丝瓜、苦瓜、冬瓜、番瓜、芜萎、莲花菜、且莲、豇豆、莴苣、芹、荠。还有西瓜、脆瓜、香瓜、甜瓜。
  花卉类有菊（分秋夏两种，而秋菊只粉红一种）、玉簪、石竹、玖瑰、刺梅、夹竹桃、晚香玉（夜来香）、月月红、海棠、牡丹、萱草、洋蝴蝶、芍药花、秋海棠、荷叶海棠、仙人掌、仙人球、萝葡莲、水莲、迎春花、茉莉、韭叶兰、令箭荷花、铁莲、金丝莲、月季等［6］。
  惠远城以东八端、九端、十端已是稻谷、粮食、油料的主产区。其中杨柳青人秦福以种稻、小麦、玉米、芝麻、棉花、粘谷（又称狼尾谷，东北品种）而著称。周边出现专种稻米的“四家庄”、“油坊庄”、“刘龙官庄”、“肖家坑坑庄”等。粮食连年丰收，有力地支援了惠远城的军民用粮，解决了惠远城民食及用棉油问题。
  这种城乡商农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互调节的发展形式，成为伊犁城乡发展雏形，最终构成伊犁城乡今日之经济模式。惠远城的繁荣与发展，带动了伊犁地区，特别是伊犁九城及城乡的发展。
  城郊众多的蔬菜瓜果种植，数天津杨柳青人范氏家族的范家菜园和杨柳青人合资的在理公所园最有名。后者以东大园、西大园闻名遐迩。其共同特点是：蔬菜上市早、品种齐全，以山药、百合、韭黄驰名。他们所用的菜籽皆精挑细选，从杨柳青直接寄到惠远，并以杨柳青传统耕作技术栽培种植。他们采用温室育苗，编织席抱，自制泥碗扣秋、压蔓等办法对西瓜、甜瓜、香瓜、生瓜、脆瓜等进行保温和养护，以保证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吃到全码菜（即这天要吃到夏天所有的莱）。当时旧例，各菜园竞相在这天给帅府尝鲜，即给伊犁将军府送全码菜，此俗一直沿袭到1930年。
  范氏家族中范三（范永珍）、范五（范永安）1903年携带长子范玉璞，徒步一年从杨柳青来到惠远新城。他们先是在钟鼓楼下开小吃店、羊肉馆、猪肉铺，数年后经营城西北隅菜园240亩，种植小麦及玉米田500亩，芍药园5亩。这样，范氏家族既经营店铺，又有菜园和花圃。逢夏秋季，每天都有马车去他那里批发菜和花卉，运往宁远城汉人街销售。范家菜园从1908年到1944年经三代人辛苦经营始成规模。
  惠远公所菜园成立于光绪二十年（1894）于惠远城东郊，号称“东大园”。这里土地肥沃，光热条件好，且水源充沛，建城伊始便有数户天津杨柳青人在这里落脚并种植蔬菜。1908年已成规模，并确立股份制。至1944年已有八家股东。八大股东取字号“同义和”。这八家股东分别是：魏振喜（半股）、姚永生（魏的亲戚，半股）、韩连奎（壹股）、刘连贵（壹股）、陈万程（陈万程返回天津杨柳青后，这一股由外甥范玉坷顶替，壹股）、蒋松年（银匠，壹股）、李少华（壹股）、李树元（壹股）、在理公所（壹股）。上述股东不参加菜园管理或劳动，年终分红利。参与者既有工钱又有年终红利。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大家聚首在理公所，说公事，总结一年公所园子盈利，井公推一人当掌桌（杨柳青俗语，即经理或掌柜的）。掌桌不是终身制，每年公选一次，须大家一致赞成通过。掌桌要琢磨出一年的经营方案，盘标出一年的收支情况，包含投入资金、开销等项。从清末到民国，在理公所菜园分别由魏振喜、韩连奎、刘连贵担任过掌桌。惠远城人又称魏掌桌、韩掌桌、刘掌桌。他们都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常年有分工，魏振喜负责全盘，韩连奎负责播种、育苗、栽秧，刘连贵负责田间管理，插菜（即买主购菜时插一柳条，表示这畦菜己售）。
  在理公所园占地120亩，由八位股东集资40两黄金购置的，每家出资5两黄金，购15亩地（当时市价1两黄金可购买上等熟地3亩）。公所园四周建有围墙，坐北朝南建山门，跨过山门为东西长50米的大殿和东、西厢房。大殿供有观音菩萨像，东、西厢房为伙计、雇工住房，厢房背面为马厩、仓库和伙房。另有百米长菜窖两处，洗菜池一处，肥料场一处。长年雇有伙计，雇工15—20人，管吃管住。另有临时性的天工，日付工资。掌桌和雇工同桌用餐。大忙时节每15天犒劳一次雇工。
  公所园制度严格，责任明确，对雇工干活要求标准高。管理上虽不记考勤但公私分明，月底结账。雇工、掌桌笃信“在理教”，人人以诚实为本，自报病、事假等事宜，无人追究。
  每年春雪消融之际，公所园置暖房一间，湿度温度保持稳定。准备好一盛有80摄氏度热水的大锅、凉水盆，另有装入各种选好的菜籽的布袋。将布袋蘸热水浸泡1—2分钟，提起放入凉水盆中摇晃使之均匀，再放入热水中浸泡1—2分钟，如是者三。接着将布袋分别挂在木架上，每日浸泡清水二次并观察发芽情况。菜籽外壳胀裂芽将出之际，将菜籽抖入盛有3—4厘米厚细沙的木盒中，用手将芽逐个排列着摁入沙中，再用萝筛入1—2厘米厚的细沙土覆盖在芽上，每日用喷壶洒水二次。三天后，芽长，用萝筛将盒中沙土筛去，剩芽苗，将芽苗植入秧田。秧田西、北两方置厚10厘米、高1.5一1.8米、长10一15米的席抱，以挡住西北方向的寒风。席抱放置线上每隔5米有木桩树立，席抱拴绑于木桩上以防倒伏。秧田上同样覆盖席抱保温，白日气温高时可揭开。待秧苗长到农历四月初八后，移栽至大田菜地中。
  西瓜、王瓜、脆瓜、香瓜、甜瓜等移栽至瓜田后，为防春寒、霜冻、大风等灾害，用自制泥碗（每年七月用黄土、麦苡子、苇絮拌合，手捏成碗）扣在瓜苗上。泥碗数以千计，晚扣早揭，周而复始。若泥碗不够，也可用芦苇絮4株插在苗旁。
  不同品种蔬菜移栽后，所追肥料不同，追肥方式也各不相同。肥料经过发酵后碾碎并由专人筛好，大粪晾干后用木槌砸碎或用马套石磙碾碎并筛成粉状，催长时用铁铣撒入菜田沟中，浇水使之均匀受肥。所用农家肥中不用牛粪。百合除追好底肥外，还用大粪、猪粪。春天栽培山药时，每穴放麦草苡子40厘米。韭黄的栽培种植最有特色。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前，将韭菜两侧培土，使韭叶在培土中竖起，两侧沟中培植40厘米厚的麦苡子，洒水可使之发酵发热，韭菜田上面覆盖有40一50厘米的麦草，覆盖面积大于韭田面积。冬天降雪盖在麦草上，韭叶生长散发出热气使积雪受热，融水沥沥下渗至韭根和侧沟麦苡子中，麦苡子发酵发热同样能融水和保温，水热充足，韭黄能迅速生长。
  惠远各菜园所产蔬菜，基本上都是供应伊犁九城。主要调往宁远汉人街。调运时往往是夜晚下菜装车，半夜启程。所走线路有两条，一条沿伊犁河边、老稻地（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6团）、黄草湖（今伊宁市英也尔乡阿里木提亚）、巴彦岱，过今木材厂、州党校一线，再东行达汉人街。这条路路坡大但近便。另一条是从惠远城出发，北行再东过脊梁子，沿现伊乌公路东行达宁远城。这条路比较平缓但路程较远。
  运输和造车业
  惠远新城商业、种植业的发展，进一步吸引了各省包括天津杨柳青移民的到来。在这种移民浪潮中，惠远城的运输业、造车业得以迅猛发展。
  高轮马车，有三套、四套、五套马的；六棍棍车（一套或二套的），玻璃轿车。玻璃轿车车厢左右安装玻璃，驭手坐高凳，与车厢分离。车厢内分前后二排座，后排软座，前排硬座，车厢底为高轮。驭手座底为小轮处，是为了套马车，中间辕马，左右为偏梢。奔跑时辕马直行，右梢马马头向右偏，左梢马马头向左偏。除去上述车辆外，还有链链牛车、驴驮队、骆驼商队等东西往来，不绝于道。
  许多杨柳青人成为造车能工巧匠和赶车能手。他们取伊犁优质榆木为原料，三九天最冷时伐倒，截取板材放置在屋内阴干，三年后取出量材下料。车轴是上乘榆木，两头开凿等间10厘米长、1厘米宽的木槽，槽内镶入10厘米的生铁键（大车9个键，小车7个），轴两端再套入宽的瓦铁，键高出车轴和瓦铁约占键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部分镶嵌在榆木轴内。车轮辐条分别有14、18、20根。轮中心榆孔内放有车川，马拉车时轮转轴不转。车的轻快与否取决于铁键。键太高则阻挡车轮，车行驶笨重，反之则轻巧。
  长途贩运货物的车辆，驴驮队去精河运盐，牛链车到煤矿拉煤，骆驼商队往返内地、南疆与惠远城。前人所讲的“德兴堂”中药铺贩运中药材，就是以骆驼队往返运输，以物易物，将内地大黄、天麻、白术等贩运惠远，将伊犁贝母（野生）、羚羊角、鹿茸等输入内地。
  惠远城的历史意义
  惠远城的重建及经济的恢复发展，是在清政府后期国力日渐衰弱、内忧外患频仍、财政极度困难的特殊条件下起步的。
  清朝末年，民族灾难接连不断，丧权辱国的条约一签再签，加深了中国的危机。中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伊犁自1864年同样是战乱频繁，1871年沙俄入侵，许多城镇已成平地，仓库、官厅、兵房荡然无存。良田荒芜，人口因大量逃散或死亡而不足十分之一。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老城己成残垣断壁，熙春城、惠宁城、拱宸城、塔勒奇城更是已无人烟，茂草丛生。这给伊犁经济恢复和惠远城的重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中俄伊犁条约》第三条关于“伊犁居民……其愿迁俄国者，自交收伊犁之日起，予一年限期迁居，携带财务，中国官员并不阻拦”的规定［7］，导致有7万余众被裹挟至俄国。又《中俄伊犁条约》第十二条中的“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的规定，致使华商利益为俄商所夺，严重地阻碍了新疆和伊犁的经济发展。
  清朝后期，新疆虽然每年有协饷三百万两，但绝大部分为军政开支，真正用在经济、生产中的钱很少。1883年—1885年，当惠远城四周已立时，伊犁将军金顺部发生“哗变”，根本原因是协饷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到士兵手中。这一事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惠远城停建近二年。尽管战后人力物力匿乏，但惠远新城仍然如期完工。从清末到民国初期，经济也得到了大的发展，成绩比清朝前期更大。因为后期的发展所具备的条件是无法与清朝前期优越条件相比的，社会历史条件也是相差极大的。因此，清政府后期惠远城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历史意义极为重大，也是清末西北边疆开发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页。
  索解其深层原因，1884年新疆建省，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推动了新疆历史的前进，实现了新疆与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整齐划一，巩固了祖国统一的同时，也为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加上当时的清政府鼓励移民充实边疆，制订了《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前来新疆经商、贸易、开办矿产公司，鼓励内地与伊犁、沙俄、惠远互通有无。内地各省人民，特别是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进疆，来到伊犁垦荒屯田、做工经商者络绎不绝。移民与伊犁原住居民在生产生活中互相学习，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对维护各族人民团结和祖国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清朝后期的1882年始至杨增新统治的1928年7月7月7日止，近五十年内新疆、伊犁、惠远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尽管惠远新城经历了伊犁将军府垮台、清朝灭亡、伊犁辛亥革命，但动乱不大，满足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稳定这一最根本要求。特别是杨增新统治的17年（1912年5月—1928年7月），其时正值中原军阀混战，毗邻新疆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杨增新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执行了一系列独特的政策，使新疆没有卷入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旋涡，出现了17年的相对稳定局面。民国成立，协饷断绝，新疆财政困难，他从实业入手，开渠垦荒，恢复和创办小型工矿企业，采取“弱兵政策”，减少军队开支。加上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疆与苏俄于1920年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开展贸易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新疆财政、经济的好转。惠远新城有专门买卖俄国货的商店，不少杨柳青人学会了俄语，从事商品的转手买卖。当时的苏俄商品有塔糖、铁皮手摇缝纫机、脚踏缝纫机、呢绒、带绒毛的纺织品、铁制品、洋炉、洋火、洋蜡、玻璃、煤油、石油、玻璃泡子等。这些货物分别由陆路霍尔果斯口岸入境，或由小火轮从沙玛尔溯伊犁河至三道河码头。甚至连部分英国货物也能经由苏俄转运到达惠远新城。这些货物包括玻璃刀、钢锯、铁挫等。以上这些都为伊犁、惠远的商贸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良好的环境。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天津杨柳青人不仅见证了清政府收复新疆、接收伊犁的事件，也参与了惠远新城的建设，井与边疆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共同进步，在振兴新疆伊犁的经济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故土难离的时代，在“父母在，不远游”的文化背景下，他们从渤海之滨，徒步万里来到天山脚下的伊犁河畔。他们面对残垣断壁、百业待兴的局面，毫不畏惧，克服了人地两生、民族众多语言不通等障碍，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们在缺医少药的边陲，战胜频繁袭来的伤寒、肺痨、疟疾（打摆子），顽强地与大自然搏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的边疆建设、繁荣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伊犁开发史上的无名英雄，他们的业绩，应当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赶大营路线
  天津杨柳青人从1875年“赶大营”始，有一条西进路线是，从杨柳青出发，西行至霸县，经高碑店、涿县，东南行至保定、唐县，涉唐河至定兴县（今称定县），涉滹沱河，至井陉县，西行平定州，入山西境。西行至寿阳，西南行至榆次，复南行至祁县、平遥县、介休县、灵石、霍城（今霍州市）、洪洞、平阳府（今临汾市）、侯马驿（今侯马市），至闻喜县东，西行至潼关。此处为山西、陕西交界处，以黄河为界，河之东为山西，河之西为陕西。再西行至华阴县、渭南以北、礼泉县、乾州县（今乾县）、监军镇、永寿县、滨州（今彬县）、亭口镇、长武县、高平县、瓦云驿，此瓦云驿为甘陕二省分界处。
  又西行至泾州（今泾川县，以泾水而得名），又西行经王庄、白水驿，至平凉府（今平凉），又西行至安国驿、瓦亭驿，过六盘山麓和尚坡，登上山顶曰猫儿坪，从帝君庙下山，至杨家店。再西行至静宁州（今静宁）、清家驿、会宁城，过清凉山（今冷龙岭）至清水驿。再西行至兰州府（今兰州），又西北行至庄浪（今永登县）。此处有二城，一城庄浪满城，一城庄浪县城，1765年有部分满洲八旗西迁惠远驻防就是从庄浪县城出发的。过庄浪又西北行，至凉州府（今武威，汉武帝时设凉州郡，河西四郡之一）。西行至永昌（元朝时称永昌路，明时改为永昌卫，清雍正二年改永昌县），再西行至水泉驿、峡口峡、新河驿，至山丹县。县之北即为汉时匈奴所歌云“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焉支山。此山出产胭脂。过山丹县西行至东乐驿、仁寿驿，至甘州府（古张掖郡，今张掖，汉武帝时为断匈奴右臂设张掖郡，河西四郡之一）。又西至高台，再西行至肃州（今酒泉，汉武帝时设肃州郡，河西四郡之一）又西行经丁家坝至嘉峪关。
  此时需备好水壶、锅盔。水壶有专卖的羊皮囊或牛皮囊。凡民出关者，须自州给票，始可放行，或每人凑足银两给守卒，也可放行。凡出关西行者，皆东望嘉峪关，并以往关上抛石子图吉利，凡投掷楼顶上嘎然下落有声者为顺，反之闷声不响则为不顺。又据走西口己故的晏恩钰、赵万德等人生前所言，嘉峪关如风水先生所说是雄鸡关，用石子抛上楼顶能听到鸡鸣声。出关有俗语“出九进十一”之说，这是民间反语，意为回关不及一、二人。关门既出，万里徒步，壮志悲情，令人慨叹惆怅。
  又西行至玉门县（日名达尔图），西行涉过疏勒河，至安西州（今安西，汉时称冥安县，古瓜州地。瓜州在今城西80里，《春秋传》允姓之戎居于瓜州即为此地，清雍正六年驻安西同知于大湾，乾隆二十五年改安西府，裁卫为渊泉县，三十九年裁府，改渊泉县为安西直隶州，俗称安西州）。复西行至白墩、柳园、大泉、马莲井、星星峡（旧时称猩猩峡）、甜思、烟墩、骆驼圈子、哈密，新疆南北两路皆在此分途。北路去巴里坤（即镇西府城附郭为宜禾县），至古城（奇台）、乌鲁木齐（清时称红庙子）、昌吉。去塔城者又西北行，去伊犁惠远者径直趋西奔之。从哈密西南行达吐鲁番、焉耆、库车、乌什、阿克苏、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皆取道于南。
  冬季大多取南道，经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再西至昌吉、玛纳斯、乌苏、精河、大河沿、五台、四台、三台、二台，越呆子沟山峡，沿果子沟水南行，经瞻德城东4里处，抵东湾，又南行至下三工，越乏牛坡，达绥定城，再东南行15里到达惠远新城。此谓赶大营的终点。全程挑担待步用时约半年以上。
  后记
  岁月消磨，风沙早已覆盖了“赶大营”人的足迹。让后人知晓1876年左宗棠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天津杨柳青人随军出关，徒步万里，为收复新疆，保卫并繁荣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段史实，是我多年夙愿，也是我作为杨柳青人后裔的责任。
  鉴于史料缺乏，祖辈们的先后去世，文章往往是刚开了个头，又很快煞了尾，一撂就是许多年。或许是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又重新拿起了笔。
  撰写中得到了祖父、父亲生前的教诲指导，得到了惠远城累世经商的已故张风池老先生的帮助，得到了范永珍长子范玉坷（86岁）、范永安次子范玉池（76岁）、秦福次子秦学义（82岁）、张少山之女刘依苓（86岁）、韩连奎［8］次子韩泽（71岁）、于相甫孙于广义（76岁）、笔者长兄晏海如（76岁）等人的鼎力相助，另参阅了诸知张亚辉、王著斌的《在残垣断壁间掘起——惠远古城》等的许多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西进路线是根据惠远城老人口碑资料及参考《左文襄公在西北》之《左文襄公西征图》整理而成的，不当之处，还望知情者正之。

注释： ［1］白彦虎是陕甘回民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进入新疆投靠阿古柏，他所领导的反清起义的性质由此发生变化。1878年他投奔沙皇俄国，成为沙俄的鹰犬，1882年7月去世。 ［2］是指不满周岁孩子手腕上戴的手镯 ［3］用酒或酒糟腌制的糟鱼；鲥（shi）鱼，背黑绿色，鳞下多脂肪，是名贵的食用鱼，肉味佳。 ［4]1911年5月26日《民立报》。 ［5］《陕甘新方略》319卷第26页。 ［6］见《创修新疆绥定县志》。 ［7］《中俄边境条约集》第54页。 ［8］韩连奎1909年从天津杨柳青徒步到达惠远新城西大园当雇工，时年27岁。10年后骑马回天津成婚，时年37岁，到京城时看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在游行，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翌年回到惠远东大园当掌桌，1969年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