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1937年9月，盛世才查封了乌鲁木齐市“同泰兴”、“同盛和”与“德兴合”三家天津杨柳青人开办的商号，给工商界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
  同泰兴商号经营百货，在乌鲁木齐俗称“天津帮”，商号在天津的业务活动，又被天津人称作“新疆帮”。远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该号经理韩宗耀将一批津广百货由天津驼运来乌鲁木齐，放在永裕德栈房内（现在的八一商场场址）作批发业务，颇有盈利。韩于1936年返回天津，与财东韩绍棠计议，拟扩大经营，资本增加到约两万元左右。由于财东比较殷实，在新疆帮内颇有声望，并与天津的银行、钞庄往来频繁，还可得到优厚的透支贷款。同时还与一些商号建立了购销关系，赊进的货物可以延至三节清帐（即五月节、八月节、春节），业务经营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韩宗耀为了扩大业务，拟在乌鲁木齐设零售门市部，兼营批发，需要专人管理财会。当时我在天津一家钱庄当会计见习生，因为钱庄经理与韩宗耀有亲戚关系，就介绍我到同泰兴新疆号担任会计。次年二月中旬，我与韩宗耀一同乘平绥铁路火车到达绥远，休息几天后，韩宗耀带了部分津杂货乘新绥公司第二十四次汽车先行。到乌鲁木齐后，立即租赁了南大街明德路口拐角处（即现在的人民银行明德路分理处）三间带小楼的铺面，并招聘了五个店员，开始营业。我是乘新绥公司第二十五次汽车，带货约四十箱随后到达的。商号开业后，由于不断从内地来货，店内商品繁多，花色齐全，如绸缎呢绒、针纺织品、日用百货、文具五金、各种罐头、钟表眼镜、戏服和乐器等，应有尽有。每天一开门营业，顾客盈门，络绎不绝，所以生意越来越兴旺，可与当时的老津帮商号同盛和、德兴合并驾齐驱。俗话说“树大招风”，正因为同泰兴的业务日趋发展，所以引起了盛世才的注意。
  1937年9月30日早上8时左右，商号开门后，店员们正在整理商品，打扫卫生，忽听汽车笛声。一辆汽车停在商店门口，由车上跳下十几名盛世才的卫士，身穿灰军装，全副武装，闯进商号恶狠狠地勒令关门，还在房上房下布了岗，把前后门都锁了，不准人员出入。形势严峻，气氛恐怖，却不知祸从何来。
  关门以后，由两名士兵把韩宗耀押送到商号的楼上看管起来，不许与其他人接触。其余的店员都关到一间吃饭的屋子里不许行动，不许交头接耳。到了下午，公安管理处派来一名警官，带着几名警察，来到店内对我们说：“你们掌柜犯案了，商号关闭，财产查封！”并命令我们几个人出来盘点货物和登记店内的一切家具，造表上报，听候处理。
  经过两天一夜的盘点清查，至10月1日下午7点多钟，公安管理处的官员来到号内，把查点情况检查了一遍，命令上锁加封。事毕之后，向我们宣布说：“你们的经理韩宗耀有政治问题，要马上带走，督办问话。还要去一个管帐先生。”又说，“同盛和只带走了他们的经理曹余三，你们和德兴合两家问题复杂，管帐先生必须跟着去。”这时我们才知道查封的商号还有同盛和与德兴合。同时我又想，同泰兴商号上至经理，下至店员，都是安分守法的买卖人，根本不懂什么政治，怎么能说有政治问题呢？同时我又想，盛世才的“六大政策”中有一条是亲苏政策，莫不是要像苏联那样实行共产吧？我正在忐忑不安暗自猜想的时候，那个警官说：“你们这里的管帐先生是谁？出来跟韩宗耀一同走！”我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凡是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人，大都不能活着出来，被杀害的人连尸体也见不着。所以我们都吓得两眼发呆，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关键时刻，南街街长刘鉴周来了。大家都称他刘三爷，说是警官把他请来作证的，所谓“作证”只不过是掩耳盗铃作个形式罢了。刘街长说：“他们几个店员都是吃劳金的，有什么事由韩宗耀一人去挡。管帐先生就不要带了。”公安管理处的警官说：“这事我还不能作主，要请示一下督办。我去打个电话再说。”他出去片刻回来说：“督办同意了，只带韩宗耀一人去见督办。”我们把韩的行李捆好，门外已经来了一辆小卡车，把行李扔上车，由四名持枪的士兵把韩宗耀推上汽车。一个士兵把早已准备好的蓝布口袋往韩的头上一套，车就开走了。后来才知道是关进了监狱。
  兵士撤走后，留下了一个警察巡官和一名警士，看守商号和我们五名店员，实际上是把我们五人软禁起来。我们所需的伙食费，还得给管理处写报告，批准后才能取用。如果出去买菜、理发、洗澡，警士还要跟上。走到街上碰见熟人也不敢搭话，人们都害怕受连累，只好低头而过，像犯人一样。大约两个月以后，忽然来了“逆产委员会”的两个委员，把查封的货物重新盘查登记，划价造表，并声称要按逆产处理。货物财产全部登记后，叫我们五个人各回各家另谋生计，因为我无家可回，就把我留下来帮着他们清理外债。几个月后，由警察带来口信，说韩宗耀要肥皂、牙膏等日常用品，还把穿脏的衣服送出来叫洗。此后，我们经常给送点东西，公安管理处都收下了。我们判断，人可能还活着，但不知关在哪个监狱里。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更加疯狂，已经侵占了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许多地方的交通已经断绝，商业汇兑也已停止，搞得人心惶惶。
  韩宗耀在狱中关了1年零11个月，忽于1939年春释放出狱，恢复了自由，发还了部分财产。于是，同泰兴商号又恢复了营业。这时，我们经常发现有人在商号对面盯哨，凡是从我们商号出入的人，他都非常注意，实际上那是公安管理处派来监视我们的特务。韩宗耀告诉我说，他在狱中受了残酷的刑罚，一罚跪就是十几个小时。开始是跪在平地上，逼迫招供，因为实在说不出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就叫他跪在玻璃渣子上，两臂高举，还要把一根棉线用手拉直，几分钟后就汗流不止。如果线一松弯，狱卒就用皮鞭打，皮靴踢。墙上还贴着盛世才的手渝：刑死毋论。几天之后，韩宗耀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审讯员还紧逼着要他招供。最后就在他们伪造好的“口I供记录”上按了指印。从此，韩宗耀就被定了“通敌罪”，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直到快要释放他的时候，又让他写了保证书，释放后不泄露监狱秘密，不翻供翻案，永远服罪，不再通敌叛国。韩宗耀还告诉我说，据他所知，被捕的人都是无辜的好人，可是都被屈打成招，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同泰兴复业后顾客很多，头一天就营业一千几百万两，折合关内银元一万余元。当时正是抗战时期，东路货源己断，加以纸币严重毛荒，货物一出手，就不易购进，财东害怕弄个倾家荡产，来信叫业务收缩，逐步撤回股金。当时韩宗耀的处境很困难，只好在当地进些苏联货来应付门市，维持开支。1942年因为修建银行大楼，同泰兴就搬迁到南大街（老同盛和旧址，现在的无线电修理部）铺内继续营业，后因把股东的资金撤回天津，商号改组为天泰商店。1952年以后因为业务不佳，宣告停业。韩宗耀于1953年去伊宁，曾在一家照相馆搞美术工作，1965年因年老病逝。
  “同盛和”商号在新疆历史悠久，信誉卓著，是乌鲁木齐有名的津帮“八大家”之一，经理有尚鹤勋和曾任总商会会长的曹余三。（同盛和的创办者是杨柳青人周乾义，也是最早的大营客之一。编者加。）同盛和和其他殷实商号一样，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捐款支前，对地方各项公益事业都曾作过贡献。但也与同泰兴同时横遭查封，后经“逆产委员会”派人复查，只把曹余三个人的股金和应得红利全部没收，商店恢复营业。直到盛世才垮台后曹余三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仍回同盛和工作，但已一无所有。经朋友说合由各股东红利和号内积累中周济了三千余元作为曹余三的股金。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被安排为市百货公司副经理、市政协委员。1968年退休，1979年因病去世。
  德兴合商号在乌鲁木齐很有声望，盛世才初来新疆时还到该号串门，与该号经理阎应五促膝聊天。他上台后，也还邀请阎应午到他家作客。但是不知怎么得罪了这位“新疆王”，德兴合商号竟也与同泰兴等商号一起被查封，没收财产，把阎应五关进监狱，严刑拷问，折磨致死。又把阎的家属定为“叛逆家属”，赶到农村，永远不许进城。德兴合和它的经理人阎应五从那时查封以后，含冤泯没，逐渐被人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