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第一节 初兴
  杨柳青年画起源于明代。乡人偶见附近村庄盛产杜梨树木，适于雕刻，因之刻印门神、灶王、钟馗、天师、月宫图之类神〓，逢年遇节进行出售，以为生计。
  明永乐十三年（1415），大运河开通，地方日渐繁荣，南方运来的纸张、颜料比较精细好用，习此艺者渐增，且不断创新，画幅品种增加了消寒图、升官图、寿星图、三祝图、和合二圣图等，此时的年画，一般都用黄色纸，印上黑色或朱色的画线，即告成功，比较单调、质朴。
  明代万历（1573—1619）年间，出现了套色木刻，改用白纸，用朱、绿、黄、黑等颜色套印，诚为年画的一大进步。这一时期的艺匠，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均无店铺或作坊名称。经过艺人的不断改进，渐有套印加手绘年画，形成杨柳青年画的雏形，仍是全家人自绘，自雕、自印、自己加工描绘、自己推销产品，仅以姓氏为记。
  改立清朝以来，地方承平，销路渐开，随着大清、子牙、南运等河的货船批发，销往各地村镇。
  清代乾隆（1736—1795）年间，戴氏第九代传人首创以自己的名姓、立字号为“戴廉增画店”，并在年画左下角加印“戴廉增”字样，开始雇徒工、请画师，进行出样、雕版、印刷，且有了明确分工和工序，并首先培养一批妇女，利用农闲从事加绘，在年画人物面部敷粉、描眉、点唇、按墨线重勾耳、目、口、鼻（术语叫开相，也叫染脸），用铅粉或描金加绘衣饰花纹图案，使画面鲜明典雅、丰满匀称，题材、品种也不断增加。各家作坊，纷纷效仿，从此把年画艺术提高到新水平。由于产销两旺，又把加工手绘扩大到镇南炒米店、古佛寺等三十六村，便有了“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美传，形成了以杨柳青镇为中心的画乡。
  每年秋季为销售旺季，随着五河（大清、子牙、南运、北运、蓟运）口岸杂货船批发，远销河北广大农村，开始向北京、内蒙及关东地区扩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第二节 盛期
  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是杨柳青年画的全盛时期，继“戴廉增”之后，“齐健隆”是第二家规模最大的画店，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年画作坊一百多家，有十几家较大的作坊，每家都有五十多个画案，二百多名工人，每年一家至少能印二千多件活（每件合年画五百张），全镇年画业从业人员多达三千余人。
  乾隆中期是年画行业的极盛时期，此时，年画作坊鳞次栉比，画牌相招，彩幌遥对，每岁冬至前后，远近各地趸画客商，四方云集，直到腊月初，货色交齐，商旅车马才络绎散去。这一时期，杨柳青年画开始打入北京，占领了京华的年画市场，由此杨柳青年画的声名远扬四海，初有戴廉增、齐健隆、忠兴号、杨正记、增华斋、福成号、三义斋、义和东、双义厚、振记、德记十多家画店，竞相在崇文门外至正阳门一带开设门市，它们秋冬批发零售年画，春夏加工纱灯、扇面。年画是从杨柳青总店运来，也有的在北京开设作坊自印。涿州、易州、通州、良乡、滦水、平谷、昌平、顺义、古北口、延庆、赤峰、内蒙等地客商趸往家乡销售。
  每年腊月是销售旺季，画店同仁也走出柜台，在庙会和繁华街市，搭棚设点销售年画。据《燕京岁时录》戴称：“每至腊月，繁华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当时称年画为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
  京郊农民冬闲进城贩售年画，一次数百张，用苇帘卷起，外边再用一兰布大包袱裹好，在京沿街叫卖，遇有购者，打开包袱、苇帘，供人挑选。
  年画做为贡品，是用绢地彩绘而成，辉煌富丽的《万事如意》、《四季平安》、《授天百禄》、《莲钩密府图》、《风流绝畅图》等，自明代即传入皇宫大内。戴廉增为清宫特制的门神，分为3×5尺和4×6尺两种，每平方尺价银一两，每对价银30至50两，称为“金贡笺”，门神的顶盔贯甲，佩剑悬壶，皆用“堆金沥粉”，用料都用真金金箔。王府、大内的贵人们，各衙门的王公大臣，则贴用“二细子”年画，红楼梦、西厢记、游园惊梦等才子佳人题材的上百种年画深受他们喜爱，盛极一时。
  嘉庆年间（1796—1820），戴廉增画店在丰润县东丰台开设作坊，画版从杨柳青运来，又聘请画师、招募徒工就地生产，相继有十多家画店在此设立作坊，从雕版、印刷和加工手绘，应有尽有，其产品销往唐山、滦阳、玉田、乐亭、兴隆、卢龙等县广大农村，陆续在沈阳建立画庄，开办画市，十几家画店相继去东北开展批发业务，其产品以杨柳青年画名义出售，复盖了东三省，过年贴画成为关东人民的习俗。
  这一时期的杨柳青年画，从题材到形式，都有极大的发展，从技法上形成了杨柳青年画的独特风格，可概分为历史典故、神话故事、娃娃、戏出等类，共有三千多种。
  第三节 衰落
  清道光至民国年间（1821—1948），杨柳青年画业逐渐走向衰落。
  道光年间（1821—1850），戴廉增和齐健隆两家画店，为了扩大竞争能力，先后析产，分立门户，戴氏分出了“美丽”、“廉增利”，齐氏分出了“惠隆”、“健惠隆”，时有“廉增、美丽、廉增利，健隆、惠隆、健惠隆”之说。富裕人家见到年画行业有利可图，纷纷投资开办年画作坊，竞争日趋激烈，但好景不长，随着清廷之势渐衰，尤其鸦片战争后，内外兵事节生，年画销路年年有减无增，年画行业渐入困境。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兵驻静海、杨柳青，兵势强盛，此间年画作品有了改革，增添了歌颂和适应太平天国画幅，但销路受阻，利润大减。
  同治年间（1862—1874），随着清廷日趋衰落，兵连祸接，年画业已步入艰难的运作时期，不得不开发新品种占领市场，爱竹斋、戴廉增画店推出了“洋林”、“格锦”新画种，运销新疆、内蒙等地，艰难地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这两种画没有人物、动物，皆园林、古建之类，深受少数民族喜爱，但在内地则不适销。这时画店作坊大减，据考尚存戴廉增、美丽、廉增利、齐健隆、惠隆、忠兴、增华斋、杨正记、福成、三益斋、义和东、双义厚、振记、德记、和贸怡、玉盛、庆德厚、张义源、忠义厚、李盛兴、义盛合、义盛永等34家，依靠传统销路，仍可断续的销往河北、东北、绥蒙等地。
  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了讥弹腐败官僚的讽刺画和抗御外国侵略题材的年画。自鸦片战争后，政治腐败，割地赔款，苛捐杂税，日甚一日，河流水利无钱治理，自然灾害频发，农民购买力普遍下降，因之年画销路日窄，部分画店为打开销路，降低成本，采取压低人工描绘的工价、使用日本进口的“洋粉连”，远不如国产的“锦连”柔软耐用，切易泛黄，颜料也采用进口的“普鲁士兰”和“禅绿”，一经遇潮即行褪色，而压价加工费导致面画粗糙，使年画失去了淳朴富丽的特色。也有几家仍用国产纸张和颜料，又因成本高，无利可图。两种做法，最终导致失去市场。使年画行业纷纷倒闭，所剩无几。
  清末至民国年间（1909—1948），辛亥革命后，创建了民国，政权把持者仍然是逊清的旧官僚、旧军阀，他们对本来风雨飘摇的年画业，借维护旧风俗、旧道德为名进行“甄审”，当时通过画店行贿，才勉强批准了王绍田画师的历史故事画数十张，不久直奉交战，政局动荡，不了了之，同时直隶教育司社会科石印了部分年画，称“改良年画”。因艺术性降低，群众不愿购买。
  民国初年，艺博林画店改为德利生印刷局，专印“改良年画”，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欧战以后，天津市场上有了进口油墨，由张钰甡（已故，南开区政协副主席）创办了富华印刷局，从炒米店等村买去遗存的年画，研究画面特点，聘请画师重绘样稿，后由石印改为胶印，使营业蒸蒸日上，对比之下，杨柳青木版年画，逐渐失去竞争力，画店由大改小，有的成为家庭副业，或每年只印些门神、灶王之类维持生活，迫使最后一批画店齐帐收市，只有新记、德盛恒、永增利三家因东北尚有一些传统关系，断断续续地接受订货，如此维持数年，到1930年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政府后，因交通中断，即告停业。至此，杨柳青镇再无一家画店，年画艺人改谋它业。
  尤其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在敌人的兵燹马祸践踏下，年画画版劈毁无计，或被敌人用来搭盖碉堡，用来铺路、堵决口，到处是散乱的画版；杨柳青年画的一些珍贵古版，被当做劈材，卖给饮食摊点，焚于炉火，几百年的艺术精华，濒临灭绝的危机。
  第四节 复兴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大力支持下，杨柳青年画重获生机。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员来杨柳青专门调查了年画问题，向中央做了汇报。
  1953年，在中央政府倡导下由年画老艺人韩春荣、霍玉堂、张兴泽在已倒闭“德盛恒”、“新记”、“景记”年画作坊的基础上，成立了“杨柳青年画生产互助组”，又吸收年画老艺人陆恩荣、尹青山、王顺安及年仅十九岁的霍秀英、年十六岁的韩秀英为徒工，在杨柳青镇政府和文化馆支持协助下，恢复了年画生产。
  1956年，互助组发展到十多人，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随即成立了“杨柳青镇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地点仍在霍玉堂的私人住宅里，因陋就简，生产普及品，但声誉很高，中央领导同志及全国各地的专业画家，不断来到画社视察、参观，同时苏联等国际友人也不断前来造访，影响逐渐扩大。
  1958年，随着“画社”声誉和影响不断扩大与天津“荣宝斋”、德裕公画店合并，更名为“杨柳青画店”，又聘请潘忠义、马云清等民间彩绘艺人，招徒十多名，扩大了绘画力量，在镇政府支持下，厂址迁到杨柳青十六街和平大街1号，厂房规模扩大，生产条件显著改善。
  1959年春节期间，周恩来总理专程来青视察了画店，对年画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
  在周总理关怀下，1960年3月招收了60名学员，成立了“杨柳青年画训练班”，聘请年画老艺人和专业美术工作者授课，大大的增强了年画的专业技术力量。同年，进行大规模的征集工作，通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共征得古旧画版4328块，各类年画资料1528件，增加了传统年画的研究，生产实力。
  1960年5月，画店迁往市内，原址改为“杨柳青年画工厂”。
  1963年，郭沫若同志为“天津杨柳青画店”题写了店名。此间，中央领导同志宋庆龄、徐特立、罗瑞卿、周扬、钱俊瑞等先后视察了画店，同时接待了苏联、保加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外宾来访。
  1966“文革”期间，“杨柳青画店”的牌子被摘掉，改为“天津东方红画店”，1973年得以正名，1979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双百”文艺方针指引下，恢复了传统技艺，推陈出新，创作了大批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优秀作品，丰富了年画艺术宝库。先后搜集整理了传统杨柳青年画资料三千余种，出版近五百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先后共有五百五十多幅新作问世，其中三十余幅赴法国、意大利等国展出，二十五幅被外国收藏，在国内十多个省市及香港举办了展览，扩大了影响，使传统的艺术，进一步得到发扬。
  1978年7月，杨柳青画店的分店在杨柳青镇恢复了经营，产品除西藏、宁夏、福建、海南及澳门外，吸引了全国各省市的画商前来买画，同时港、台和东南亚各国也有批量的订货。在镇内恢复了三十多家业余手绘加工点及裱画作坊，当年“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乡风貌开始再现。
  玉成号画庄在改革大潮中，于1990年恢复了生产，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馆为同欧洲进行文化交流，选派玉成号画庄参加在瑞士举办的展览，杨柳青年画作现场技艺表演，顷倒了各国观众。
  1995年玉成号画庄的韩秀英、霍秀英应邀出席世界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举办全国百项技艺表演，他们表演了彩绘杨柳青年画，受到与会领导和世界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把已消失的杨柳青年画业和濒临失传的年画艺术通过新老艺人的艰辛努力，奇迹般的恢复了新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发扬光大，使杨柳青年画这一我国民间艺术奇葩重获生机，深得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并在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