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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宗棠西征
  左宗棠西征，为“赶大营”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北征战，使“赶大营”随之兴起。“赶大营”是紧密依附清军征战过程和进军路线进行的。
  同治三年（1864），在陕甘一带已爆发的回民起义影响下，相继引发了新疆的变乱，纷纷发动反清斗争，戕官毁衙，势成燎原。
  同年，太平天国覆灭，余部汇合“捻军”继续斗争。同治五年（1866）捻军在河南中牟分兵，张宗禹率“西捻”入陕，与早已爆发的回民起义呼应相援，形成“捻回合势”，使清王朝在陕甘及山西一带连失数十城池，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大部分被推翻，但起义军的领导权最终落到封建教主手中，又形成拥兵割据，互相攻杀的乱局。
  同治四年（1865），清王朝完全失去对新疆的统治能力，在西北“塞防”崩溃的情况下，位于中亚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支持下，乘机入侵我国新疆，盘据南疆喀什噶尔（今喀什市）等城。继于同治六年（1867）侵占了阿克苏城，悍然宣布建立所谓“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汗国，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幸福之王），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向北攻占了乌鲁木齐，又及北疆大部地区，消灭或降服了割据势力，把早已残败的少数清朝守军，迫退到北疆边境的狭小地带，新疆大部地区陷入阿古柏的野蛮掠夺和残暴统治之中。同治十年（1871）沙俄帝国乘机出兵侵占了新疆北部的伊犁。英、俄、阿古柏三个侵略者同时对我国的新疆进行疯狂的掠夺，天山南北的大好河山陷入严重的肢解危机之中，新疆的形势已不再是抗清斗争的性质，而是英、俄帝国主义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权，妄图瓜分新疆。
  清廷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从原来只求平定陕甘，闭守中原的局限，进而发展到出兵西北规复新疆。同治五年（1866）调用一贯主张坚守西北“塞防”的左宗棠，由浙闽总督迁任陕甘总督（新疆隶属陕甘），同治六年（1867）加授钦差大臣，奉命督办陕甘军务。左同年进驻临潼，旋又转驰山西、直隶、山东，督剿回援“东捻”的张宗禹所部“西捻”。
  同治七年（1868）杨柳青人安文忠初次跟随清军做肩挑生意，在西捻刚刚覆灭之后，左宗棠由坐镇保定、回师西安之际，清军分三路进剿陕甘回民起义军，攻夺城池，安文忠趁机往复随军贩售，时称“跑西北”。为以后由此诱发的“赶大营”传播了信息，寻找到途径。
  左宗棠入陕初期，并无出兵新疆之意，只为“先灭西捻，再攻陕回”，俟打通“河西走廊”之后，固守陕甘，以防新疆之乱。奈新疆局势日益恶化，左才于同治十三年（1874）奏筹西征阿古柏，认为“关外（指新疆）—撤藩篱，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复又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拉开了进军新疆的帷幕，从此杨柳青人由“跑西北”衍变为“赶大营”，趋者日众。
  二、杨柳青饥荒
  社会动荡，战乱影响，灾害频发，导致了连年饥荒，是诱发杨柳青人“赶大营”的根本原因。自明代以来，杨柳青镇本是水陆码头、商贾云集、货来八方的富庶之地。鸦片战争以后，兵连祸接，地处京师门户的天津屡遭列强侵犯，近在咫尺的杨柳青多受战乱影响，民不聊生。
  自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以来，到达杨柳青一带的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等人民起义武装，多次兵临京畿、进逼津门，严重威胁大清王朝的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军屡犯津沽大地，地处京津要冲的杨柳青，紧扼南北要道和内省关琐，遂成军家设防重镇，每受战局所累，铺户萧条，百业受阻，五行八作，半荒半废，一洗乾隆以来的繁华，社会不再升平。
  夹流杨柳青的大清、子牙及南运诸河，也因战乱，失于修治，每有洪涝、非决即漫，农不可耕，舟不可航、镇民赖此为业者，恒难温饱。向以船业发达的杨柳青镇，自咸丰以来渐兴“火轮”海运，卫河废堤，趋于断漕，船户逐年递减，船工失业累增，至同治初年，船民不足百户，仅可短途杂运，或营“集船”（为赶集市的人提供客货运输）。偶有远载，又冒匪盗剪径之险，抑或被官府强抓“官差”。关卡杂税和厘捐时有加征，致使船业几于仃废，破产的船户和失业的船工，多浮于市。因之南粮不复北售，加剧了饥荒。
  同治初年，尤多旱涝，间有蝗灾，十之八九，少见丰岁，镇上饥民骤增，被迫四散谋生。近则流入津门，以待来年。青少年齿，则投亲靠友，入访学徒，中青年壮丁可充脚行、杂佣，走投无路者便浪籍街头，市人谓之“灾民”。远则流徙东三省，以乞讨、垦荒、渔猎或“跑单帮”为生，称为“闯关东”。
  同治六年（1867）大旱，“秋无薪，冬大饥”，时值左宗棠所率清军在直隶一带追剿“西捻”，翌春，在白沟与保定之间征调船只，装载清军战备物资转运入陕，杨柳青的饥民多充船工、纤夫应招。获悉陕甘一带生活什物匮乏，军民皆需，随船夹运星许，均可获利，军方并未严限，信息渐传乡里，乡人便三五结伴，以肩挑小篓寻迹陕甘，岁末携利还乡，年复一年，逐渐把饥民从流浪天津和“闯关东”，分流引向“跑西北”。
  三、安文忠先导
  安文忠“跑西北”，发现了随军经商的途径，成为“赶大营”的先导。
  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在保定立大营，调集各路兵马围剿“西捻”，张宗禹兵败徒骇河，“西捻”覆灭。清军战后物资急待启运入陕，沿河征用大船、召雇船工。安文忠（时年17岁）适从杨柳青“拉短纤”来到白沟，因战事初仃，附地人不愿冒险受雇。军方约期两个月，加倍付酬，安文忠欣然应募。
  安至西安兵站，闻知西北前线因战事激烈，交通受阻，勿论军民，日用品奇缺，可随军队后边贩售，能赚大钱，遂以结算的工资为薄本，又按当地习俗购置一付肩挑小篓，就地采购针头线脑、手巾、胰子（肥皂）、烟茶、小药之类的日用商品，沿途边售边赶军队，陆续到达鄜州（富县）、洛水、董志原、庆阳府一带前线，果然商品出手很快，获利较丰。辗转贩售三年，远至青铜峡、定边。每次都需负重百十来斤的货物，随售随减。因战事激烈，军队忽东忽西，安也有惊有险，有时途经二十多村不见一人，饮食无定，甚至夜宿荒原，常见鲜血染地，横尸断路，安为贪利求财，均把惊险置之度外。
  同治十年（1871），安文忠离家已届三载，顿发思乡之念，遂携带赚来的三百两银子，仍旧挑着小篓返回故乡，邻里皆传安文忠发财还家，轰动了杨柳青镇。本年又是大灾之年，引起镇上穷苦人家的羡慕。
  安回乡做了一年多的小本生意，时因歉年荒岁，人们手头很紧，无利可图。
  同治十二年（1873），直隶、天津一带洪涝成灾，薪如桂、粮如珠，杨柳青复发饥荒，安趁机结伙雇船远途贩粮，不意竟遭倾覆，把三年跑西北的积蓄付之东流，悔恨之余，重往大西北。沿途仍旧做肩挑买卖，盘旋年余才到兰州，获悉清军大营驻在肃州（今酒泉），前队已向新疆开跋，往征阿古柏。安文忠毅然肩挑小篓，日夜兼程，历时四十天，跋涉一千五百里，终于赶上清军大营，到达清军前线将领刘锦棠的驻地肃州城，决意跟随清军进入新疆。俟后，乡人步其后尘，随军涌向新疆，时称“赶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