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第一节 创始缘由
  一、左宗棠西征
  左宗棠西征，为“赶大营”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北征战，使“赶大营”随之兴起。“赶大营”是紧密依附清军征战过程和进军路线进行的。
  同治三年（1864），在陕甘一带已爆发的回民起义影响下，相继引发了新疆的变乱，纷纷发动反清斗争，戕官毁衙，势成燎原。
  同年，太平天国覆灭，余部汇合“捻军”继续斗争。同治五年（1866）捻军在河南中牟分兵，张宗禹率“西捻”入陕，与早已爆发的回民起义呼应相援，形成“捻回合势”，使清王朝在陕甘及山西一带连失数十城池，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大部分被推翻，但起义军的领导权最终落到封建教主手中，又形成拥兵割据，互相攻杀的乱局。
  同治四年（1865），清王朝完全失去对新疆的统治能力，在西北“塞防”崩溃的情况下，位于中亚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支持下，乘机入侵我国新疆，盘据南疆喀什噶尔（今喀什市）等城。继于同治六年（1867）侵占了阿克苏城，悍然宣布建立所谓“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汗国，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幸福之王），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向北攻占了乌鲁木齐，又及北疆大部地区，消灭或降服了割据势力，把早已残败的少数清朝守军，迫退到北疆边境的狭小地带，新疆大部地区陷入阿古柏的野蛮掠夺和残暴统治之中。同治十年（1871）沙俄帝国乘机出兵侵占了新疆北部的伊犁。英、俄、阿古柏三个侵略者同时对我国的新疆进行疯狂的掠夺，天山南北的大好河山陷入严重的肢解危机之中，新疆的形势已不再是抗清斗争的性质，而是英、俄帝国主义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权，妄图瓜分新疆。
  清廷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从原来只求平定陕甘，闭守中原的局限，进而发展到出兵西北规复新疆。同治五年（1866）调用一贯主张坚守西北“塞防”的左宗棠，由浙闽总督迁任陕甘总督（新疆隶属陕甘），同治六年（1867）加授钦差大臣，奉命督办陕甘军务。左同年进驻临潼，旋又转驰山西、直隶、山东，督剿回援“东捻”的张宗禹所部“西捻”。
  同治七年（1868）杨柳青人安文忠初次跟随清军做肩挑生意，在西捻刚刚覆灭之后，左宗棠由坐镇保定、回师西安之际，清军分三路进剿陕甘回民起义军，攻夺城池，安文忠趁机往复随军贩售，时称“跑西北”。为以后由此诱发的“赶大营”传播了信息，寻找到途径。
  左宗棠入陕初期，并无出兵新疆之意，只为“先灭西捻，再攻陕回”，俟打通“河西走廊”之后，固守陕甘，以防新疆之乱。奈新疆局势日益恶化，左才于同治十三年（1874）奏筹西征阿古柏，认为“关外（指新疆）—撤藩篱，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复又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拉开了进军新疆的帷幕，从此杨柳青人由“跑西北”衍变为“赶大营”，趋者日众。
  二、杨柳青饥荒
  社会动荡，战乱影响，灾害频发，导致了连年饥荒，是诱发杨柳青人“赶大营”的根本原因。自明代以来，杨柳青镇本是水陆码头、商贾云集、货来八方的富庶之地。鸦片战争以后，兵连祸接，地处京师门户的天津屡遭列强侵犯，近在咫尺的杨柳青多受战乱影响，民不聊生。
  自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以来，到达杨柳青一带的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等人民起义武装，多次兵临京畿、进逼津门，严重威胁大清王朝的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军屡犯津沽大地，地处京津要冲的杨柳青，紧扼南北要道和内省关琐，遂成军家设防重镇，每受战局所累，铺户萧条，百业受阻，五行八作，半荒半废，一洗乾隆以来的繁华，社会不再升平。
  夹流杨柳青的大清、子牙及南运诸河，也因战乱，失于修治，每有洪涝、非决即漫，农不可耕，舟不可航、镇民赖此为业者，恒难温饱。向以船业发达的杨柳青镇，自咸丰以来渐兴“火轮”海运，卫河废堤，趋于断漕，船户逐年递减，船工失业累增，至同治初年，船民不足百户，仅可短途杂运，或营“集船”（为赶集市的人提供客货运输）。偶有远载，又冒匪盗剪径之险，抑或被官府强抓“官差”。关卡杂税和厘捐时有加征，致使船业几于仃废，破产的船户和失业的船工，多浮于市。因之南粮不复北售，加剧了饥荒。
  同治初年，尤多旱涝，间有蝗灾，十之八九，少见丰岁，镇上饥民骤增，被迫四散谋生。近则流入津门，以待来年。青少年齿，则投亲靠友，入访学徒，中青年壮丁可充脚行、杂佣，走投无路者便浪籍街头，市人谓之“灾民”。远则流徙东三省，以乞讨、垦荒、渔猎或“跑单帮”为生，称为“闯关东”。
  同治六年（1867）大旱，“秋无薪，冬大饥”，时值左宗棠所率清军在直隶一带追剿“西捻”，翌春，在白沟与保定之间征调船只，装载清军战备物资转运入陕，杨柳青的饥民多充船工、纤夫应招。获悉陕甘一带生活什物匮乏，军民皆需，随船夹运星许，均可获利，军方并未严限，信息渐传乡里，乡人便三五结伴，以肩挑小篓寻迹陕甘，岁末携利还乡，年复一年，逐渐把饥民从流浪天津和“闯关东”，分流引向“跑西北”。
  三、安文忠先导
  安文忠“跑西北”，发现了随军经商的途径，成为“赶大营”的先导。
  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在保定立大营，调集各路兵马围剿“西捻”，张宗禹兵败徒骇河，“西捻”覆灭。清军战后物资急待启运入陕，沿河征用大船、召雇船工。安文忠（时年17岁）适从杨柳青“拉短纤”来到白沟，因战事初仃，附地人不愿冒险受雇。军方约期两个月，加倍付酬，安文忠欣然应募。
  安至西安兵站，闻知西北前线因战事激烈，交通受阻，勿论军民，日用品奇缺，可随军队后边贩售，能赚大钱，遂以结算的工资为薄本，又按当地习俗购置一付肩挑小篓，就地采购针头线脑、手巾、胰子（肥皂）、烟茶、小药之类的日用商品，沿途边售边赶军队，陆续到达鄜州（富县）、洛水、董志原、庆阳府一带前线，果然商品出手很快，获利较丰。辗转贩售三年，远至青铜峡、定边。每次都需负重百十来斤的货物，随售随减。因战事激烈，军队忽东忽西，安也有惊有险，有时途经二十多村不见一人，饮食无定，甚至夜宿荒原，常见鲜血染地，横尸断路，安为贪利求财，均把惊险置之度外。
  同治十年（1871），安文忠离家已届三载，顿发思乡之念，遂携带赚来的三百两银子，仍旧挑着小篓返回故乡，邻里皆传安文忠发财还家，轰动了杨柳青镇。本年又是大灾之年，引起镇上穷苦人家的羡慕。
  安回乡做了一年多的小本生意，时因歉年荒岁，人们手头很紧，无利可图。
  同治十二年（1873），直隶、天津一带洪涝成灾，薪如桂、粮如珠，杨柳青复发饥荒，安趁机结伙雇船远途贩粮，不意竟遭倾覆，把三年跑西北的积蓄付之东流，悔恨之余，重往大西北。沿途仍旧做肩挑买卖，盘旋年余才到兰州，获悉清军大营驻在肃州（今酒泉），前队已向新疆开跋，往征阿古柏。安文忠毅然肩挑小篓，日夜兼程，历时四十天，跋涉一千五百里，终于赶上清军大营，到达清军前线将领刘锦棠的驻地肃州城，决意跟随清军进入新疆。俟后，乡人步其后尘，随军涌向新疆，时称“赶大营”。
  第二节 随军西征
  一、进疆经历
  随军西征，时在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三年（1877），是“赶大营”的初兴阶段，也是最为惊险和艰难的阶段。它经历了清军征讨阿古柏的全部征战过程，配合清军作战，支前贩售。
  左宗棠所率清军编伍庞大，主力有：豫军16营、蜀军7营、满州兵40营、湘军25营（含回军3营），共计兵力120000余人，尚有随军的地方文吏、工匠、夫役30000余人，他们是战地最大的消费主体，兵燹之余的边民也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但购买力很低。官兵手头不乏银钱，却又很难买到商品，除粮台由军方自保外，其余所缺的手巾、胰子、布袜、腿带、针线、茶、烟、糖、辣椒、小药（薄荷油、避瘟散之类）杂品，数年之间奇缺，尤在战时，军队行动频急，甚缺青菜蔬果，赶大营的商贩，便应军营之约，远出百数十里连夜采运，轮番送上前线，依价取利之外，营官多加资赏，以示鼓励。
  赶大营的先导安文忠，随军贩售期间，主要经历了清军攻克董志原、金积堡、肃州等较大的战役。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克肃州之际赶到城郊，由刘锦棠统领的清军大营，连绵十数里，声势浩大。肃州原在回民起义军马文禄占据时期，长达数年，几与内地隔绝，城内物资十分匮乏，在此驻扎的六万清军，更难买到用品，安文忠趁机贩售，往返数百里挖掘货源，二年有余，获利颇丰，渐有杨柳青人三、五结伴而来，日渐增多，至清军于光绪二年（1876）出关之前，已汇集四、五百人，并有秦、晋、陕、甘商贩夹杂其间。总共有千人之多。这一时期商品出手快、利润大，买卖比较好做。杨柳青的众多商贩，积极备货，伺机随军出关。
  清军前线总指挥、马步总统领刘锦棠，鉴于军队日用品十分缺乏，虽有银钱，也难买到，关内尚且如此，一旦出关，面临荒漠之地，人烟稀少，况且征途遥远，归日无期，军需供应更难。提出招募和鼓励商贩随军贩售的建议，经呈报大帅左宗棠核准，做为战略部署，召募商贩随军出关，并纳入军队后勤管理。从此“赶大营”得到军方的正式认可。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同治死，翌年改元光绪。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肃州发出了西征大令，盘旋于关内的数百名杨柳青商贩，遂即跟随首批清军出了嘉峪关。安文忠等取道玉门随军进疆，经由哈密、古城子、至迪化（乌鲁木齐）。
  适光绪二年（1876）四至五月，天津一带旱情严重，夹有蝗灾，光绪三年（1877）六月，华北特大旱灾，蝗害并发，先旱后涝，杨柳青饥民骤增，连续二年重灾，“赶大营”者逾三千，形成第一次高潮。
  光绪二年（1876）六至九月，清军由吉木萨尔、阜康、古牧地、迪化之间，摆开了长达五百里的战线，随军商贩多数汇集古城子（奇台县）兵站，冒着战火轮番接济前线，把地产杂品、副食品、蔬菜送到军营，有的商品是从境内老商户进货，这些由乾隆年间进疆的陕甘老商户，藏货惜售，闻知清军征讨阿古柏，竟相支持。有的商品需从关内进货，由军营提供车马运输协助，几经跋涉运入新疆。
  当年六月克复乌鲁木齐，“赶大营”的首批商贩随之入城，军方划出一段街道，集中交易，允许官兵出营购物，叫“买卖街”，也往来于近郊妖魔山一带营幕之间贩售。军方在旷野圈出一片地方，供做交易，叫“买卖圈子”。因在“满汉回番”杂处之地，清军也有“湘蜀闽鄂”之分，主要是语言不通，更为安全起见，常结伴经营，互相照料，互通有无，进而出现三、五人“合营”，略有分工。
  又至九月，清军肃清北疆时，部分商贩因势分流，随军进入北疆。
  光绪三年（1877），清军连克吐鲁番、达板城（叛军重镇）、库尔勒（阿古柏在此兵败服毒，一说被部下内讧所杀）、阿克苏等城，至九月南疆东四城收复，十一月克复喀什噶尔（喀什）和阗（和田）等南疆西四城。至此，除伊犁被沙俄侵占外，新疆全部平定。此间杨柳青商贩分随各营南下，最远到达喀什噶尔，南疆路远人稀，由近及远，商贩南去人数递减。此时已是“三千货郎满天山”，天山南北成为杨柳青人创业的大好去处，但多数集中在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乌鲁木齐、古城子一线。由于战事已停，渐由随军贩售改为就近入城经营，结束了冒着战火随军贩售的阶段。
  “绝城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使随军出关的杨柳青人，对此有了深刻体验，饱尝了“关外三绝”（巴里坤的冷，安西的风，吐鲁番的热）的淘炼；那时的清军已有了“开花大炮”、“劈山炮”、“七响洋枪”、“手掷炸包”等火器，敌方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有了更为先进的军火，这批往来于战争边缘的商贩，有的亡于风寒病伤，有的死于流弹飞片，成为无名的忠骨。
  随军西征，共经历较大战役二十八次，大战过百，克复了新疆南北十六大城，收回国土360多万平方公里，杨柳青人功不可殁。
  二、军方管理
  （一）颁发执照：商贩欲随军出关需向军营登记、领取执照。自清军攻克肃州，准备出兵新疆之际，在同治十三（1874），由西征大帅左宗棠采纳了前线马步总统领刘锦棠的建议，颁令招募随军商贩，在肃州城门、街口张贴布告，公布管理办法。并由营官派员负责商贩登记，符合条件者，发给执照，准予随军出关。
  在战时办理出关手续甚严，由兵站营官详细盘问来历，同行几人，要求互为担保，登录姓名、年龄、民族、藉贯等项，以及有何身形特征，均需注册备考，然后签押手印，但只准汉民出关。要求进疆之后，不准宣传异教邪说、不许探问军情、不准贩卖鸦片、不准聚赌窝娼，并饬令所在营官随时稽查，倘有违犯，准由营官解送关内治罪，凡操有天津一带语音者，则被视为良民，因受回民起义的影响，如系回民，则禁止出关，以免混入“奸细”，领发执照之前，还要检查有无夹带违禁物品，如：凶器、毒品、可疑文书之类，一切均妥，发给盖有军营关防的“龙纹执照”，俗叫“龙票”凭此通行关外，在嘉峪关、玉门、安西系进疆必经之地设有关卡，验证放行。
  在新疆平定以后，于光绪四年（1878），新疆各路关口只对商贩例行检查，如无可疑，则不再验看执照，即可放行。商贩再经嘉峪关进疆，只做盘查，不再发给执照。
  （二）买卖圈子：清军进疆之前，始在肃州城内设立“买卖街”。在军营附近划一段街道，形同集市，军人可以出营购物，民众也可在此交易。
  进疆以后，为了方便驻扎郊野的军营，便效仿“买卖街”的办法，在临近军营的地带，圈定商贩活动范围，叫做“买卖圈子”。军方可因需要向商贩约定进货，官兵也可自选购物，这一办法沿用到光绪十年（1884）前后。各大军营驻地，一般都设立“买卖圈子”，在乌鲁木齐、哈密等大城之内则设“买卖街”。当地民众也可将自产的土特产品参加售买，光绪十年（1884）前后，逐渐转化为集市。
  （三）设立官店：左宗棠用兵善于“缓进急战”，“缓进”时期多在运筹，清军各营均有招雇的工匠、伕役，全在营内安置也有不便；关外战线长、村塞稀、人烟少，控制长达数千里的军事运输线，中途需要站点，分程搭盖简易房屋和马棚，开办“官店”，每处数十间不等，用以安置工匠、伕役住宿，接待往来员弁，设官兵管理。为照顾“赶大营”的商贩，可凭“龙票”投宿，酌收灯油费。
  （四）搭乘军车：清军的给养辎重，主要依靠畜力，除由地方招雇运力之外，军队备有骡马车、牛车、骆驼车或牲畜驮运，关内关外，军车往来频繁，遇有装载不满的车辆或空车、商贩可求助搭乘，军目和驭手通常比较欢迎，人货尽量上车，不收分文，商贩们自然也会拿出一些商品以赠，或敬以烟酒，以示酬谢。
  有的商贩系应军营之约，专往采购青菜、瓜果之类，往往需远途采运，营内酌浱专车协助运输，免去商贩肩挑之劳，又可保证急需。
  第三节 定点经营
  一、选址建点
  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清军扫清南疆，阿古柏侵略军土崩瓦解，全疆平定。停战以后，清军供应趋于缓和，杨柳青人逐渐不再以军队为经营主体，把销售对象转向边民群众。左宗棠鉴于边疆已靖，策划稳定民生，是年筹设甘肃织呢总局，在陕、甘（辖新疆）境内倡导凿井兴田，恢复牧业、安归流民。新疆本来商品稀少，战后民用更加紧缺，边疆牧民却无经商习惯，使杨柳青人获得商机。
  杨柳青人定点经营始于迪化也是“天津商帮”发祥地。迪化在清代隶归甘肃，筑有汉城迪化州，是通往南北疆的中心要道，战乱之后，城内地旷人稀，地多无主，入城者可以任意占地建房，初以安文忠为首在“大十字路”以东用草泥搭盖了简易住房，结束了常住官店的历史。另有李汉臣（杨柳青李家园，今十五街人，系清军出关前整治部队时，被裁汰的绿营兵弁）、杨润棠（杨柳青七星庄、今三街人，同治初年因抱打不平而误伤人命，被流放伊犁，其弟杨春华相随而来，曾在“缱屯”种地，光绪登基遇赦放出，来迪化前为小贩）、郑子澄（杨柳青人，曾是鱼虾小贩），他们都与安文忠相邻建了土房，各在路边摆摊设点，屋内仅能住人存货。战后物资来源有了变化，就地趸集本地土产和由伊犁流入的沙俄货物，有：洋蜡、煤油、纱布、方糖、小五金用品之类，也售由湖南、四川行商带来的茶叶、绸布等商品。四人摊位相邻，互有照应，互通有无。又轮流挑担到近郊妖魔山一带乡村和营房附近叫卖，并集资共同进货，按股分利，生意渐好。此后，陆续有杨柳青人到此占地建房，售货摊点渐向东西南北四条大路扩展。光绪十年（1884）建省之前进入迪化的杨柳青人达五百多户，而后较有声望的有周氏四兄弟：周乾义、周乾喆、周乾风、周乾玉和张立亭、曹仲山、曹瑞三、牛德奎、乔如山、王一冠、李祥甫、郭德奎、周质臣、王锦堂、肖连第、王兴芝及最早到达的安文忠、李汉臣、杨润棠、郑子澄等。
  光绪九年（1883）三月，沙俄撤走了在北疆的最后一批军队，清廷派金顺将军接收了伊犁，重建惠远城，仍为伊犁首府，恢复了原有建置风貌，驻有将军府及老满营八旗兵勇5000人，绥定城驻总兵、粮官、巡司及绿营（汉旗兵丁）。总兵辖有绿营50000人，分驻伊犁所辖九城内外，伊宁城为贸易区，有满汉回维各族杂处，驻有沙俄领事馆，进入口贸易兴旺。伊犁地区人口密集，兵民消费大，是经商的好地方。一批“赶大营”的商贩，紧随接收伊犁的清军，首先进入绥定城，竟相占地搭盖土房，摆摊设点，并向各城扩散。首批进入伊犁的，多由迪化分流而来，有安文忠、周乾义、周乾玉、王一冠、李锡三、郭德奎、乔如三、曹瑞三等。
  随军到南疆各城的商贩，在长达三千多里的荒漠地带，除少数人落脚于喀什噶尔、和阗、焉耆、阿克苏等城市定点经营外，大部份寻迹回归迪化、古城子、哈密一线略近关内地带，在靠近大路沿线定点落户。杨柳青人在新疆，为谋厚利而不思返乡。
  二、改营座商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立行省，设迪化为省会，由湘军头领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裁撤了原军府办事大臣、伯克（维语，意为总管城乡事物的官员）、扎萨克王公（扎萨克：蒙语，具有政权、政府、旗长、执行官等意，原受清朝册封并世袭），把多元化的混乱的官制改为省、道、府、州、县体制。全省共分四道、辖五十多县。
  迪化在筹备建省的前两年，满汉官员增多，一些宿老政客谋官升迁，官府调派胥吏，冠盖往来不绝，新疆战后经过几年的承平，远近牧民渐多进城贸易；沙俄商人则在《伊犁条约》签订后，享受十年不纳税等优惠条件，抢市设庄；官府把“大十字路”扩改为“大十字街”，倡兴商业。诸多原因使新建省城孕育着繁华，为“赶大营”的商贩提供了扩大经营的机遇，创造了良好的经商条件。
  伊犁素为北疆富庶繁华之地，自光绪九年（1883）收复之后，开始整顿城池，大兴建设、逐渐恢复生机。这里拥有广阔的耕地、丰盛的草原，历年屯垦粮食自给有余，清廷专拨“协饷”每年二百三十万两。境内各族人民，满汉官兵生活富裕，都很需要内地的各类生活用品；从康熙年间大批迁来的满州锡伯人和索伦人，多是“八旗子弟”随迁的家属，享有“禄米”待遇，生活富足，他们从同治四年（1865）起，首先沦陷于阿古柏、再陷于沙俄，直到光绪九年（1883）收复伊犁，一直没见到内地商品，他们传统认为以“京货”为好，杨柳青商人便投其所好，大兴开办“京货店”之风。这里消费市场很大，不亚于迪化。
  杨柳青商人自光绪二年（1876）陆续进疆以来，经历几年的随军贩售和摆摊经营，多数人都积累了充裕的资金，通常都有二、三千两银子，具备了扩大经营的条件，光绪十年（1884）前后，便各自选地或在草屋旧址进行建设，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利名称，挂上招牌匾额，纷纷改为“座商”，一改“打地摊”的旧貌。开始自京津采购日用百货和洋广杂货。天津货也被视为京货，天津带本是故乡，人熟路通，形成j了主要货源地。
  在新疆南路各城经商，路途遥远，地旷人稀，商品周转不畅，仅在喀什噶尔、焉耆、和阗、阿克苏等地有杨柳青商人的店铺，距内地货源较远，就地贩售英、俄商人的洋货和收售四川、湖南等地单帮商人运来的货物，兼营地产杂品。
  自新疆建省以来，到民国初年的近四十年之间，杨柳青商人开办店铺、挂牌经营的势头长盛不衰。每年都有杨柳青人继续“赶大营”，一般都有肩挑小篓进疆的经历，进疆后，有的仍做肩挑生意，有的依赖乡情的关系，到杨柳青人开办的店铺进货，如此数年，待资金凑足之后，再自立店铺。有的则投亲靠友、充实到原有的店铺就业。
  新疆建省以来，政局更加稳定，经济得到了恢复，社会需求旺盛，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已经构成了新疆商业主体的众多杨柳青商贩，在光绪十年（1884）之前的十多年间，第一代随军进疆的杨柳青人，大部分都改营了“座商”成为新疆商业的奠基人和“天津商帮”的骨干。
  第四节群体组合一、添资加人
  杨柳青商贩改营座商以后，大都面临着人手不够、资金短缺的困难。津帮店铺，一般都有站柜的、管帐的、主事、办事的、进货、送货的各司其事，最小的店铺至少也需二至三人。这些店铺主人，都是单身挑篓进疆，开办商店之初，多采取临时招雇的办法，把同乡邀来，因人设事、因事付酬，分别付给月薪或年薪，店内包供食宿。年末增加一个月的薪水，酌有红利提成，均在事先议妥，可以互为辞退。店铺立稳之后，为求长远之计，便邀故乡的亲友劝来新疆继业或共谋发展。应招来疆的多是青壮男丁，家中留下老幼、妇女守户。
  店铺买卖兴旺，资金有余者，另立分号，聘请富有经商才干的人为经理，总管分号的业务，经理人选大凡有三种情况：一是共事多年的经商伙伴；二是店主的亲属，认为“要上阵、子弟兵”较为可靠；三是破格启用“大同仁”（俗称“学买卖”的、资深可信的营业员）。
  店铺人员的组合，关系到经营的成败。凡在新疆的大商号，都在用人方面富有谨慎的谋略，拥有人才比拥有资金更重要。除了安排用人，货品还要增加，俗语说“要赚钱，货要全”。做大宗的生意，须要大来大去。建店之初，尤显资金不足，采取“招股集资、按股分利”和“人资双入，共担风险”等多种办法。进疆的同乡商贩众多，有的仍做肩挑或摆摊生意，限于自己能力，一时不便改营座商，就把积蓄的资金投入比较信任的店铺入股，如此甚多的游资，渐向挂牌的店铺集中，宏观上加强了群体经营实力，资金的合理流向与组合，形成了财力雄厚的“天津商帮”。
  二、开发技艺
  改变了单一经商的格局、亦工亦商、向饮食、服务行业分流。
  兴办座商初期，人们都看中了“京货店”，便一哄而起，竞争激烈，买卖难做，于是各自推出“技术优势”，把原在家乡学过手艺的店员派上用场，如增加自制京津风味糕点、自制酱菜、副食调料、酿造烧酒、收售毛革乃至加工金银等等，各有特色，各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开发技艺”又成为“半工半商”的组合，为工商分流和形成更多的经营门类，创造了条件。
  三、初建网络
  改为座商，进货渠道和经营网络有了新的调整，从“倒短”改为长途贩运，从零售改为批发，买卖越做越大。在新疆以迪化为中心，至京津一带有八千多里，各店铺都要直接进货，于人才财力都不适应，周期也长，每往返一次，在建省前后需时一年，光绪二十年前后，至少也需半年，新疆的店铺，都是冬进夏货、夏进冬货，才能有应时商品上市。互有交往的商户，采取“共同”进货的方式，各抽人力、资金，一体行事。远至京津一带采购货物，共同承担脚力、厘捐、税金，如有损失，共担风险。较有实力的大户，便自购自销，并以批发为主。多数较小店铺，无力自行远途采购，则向批发大户进货，并可建立稳定的进货关系。形成了许多互有联系、互相依靠的松散群体和经营网络。逐渐分化为批发商、零售商和批零兼售三种类型的商户。以后又有了以仓储转运为主的商号，使经营体系更加完备。
  尚有一些商户与俄商洋行建立了贸易关系，由初期的以货易货，发展到现钱交易（通用旧卢布，当地也叫“羌帖”），以迪化和伊犁最为兴旺。兼营地产杂品的商户，则与农牧民中的“熟客”建立收购关系。
  经营管理方面，采取京津内地的经商习惯和模式，进行了人员、资金、经营网络的磨合，构筑了一套既正规、又完整的运营体系，强化了经商机制，为“天津商帮”谋求更大的发展，夯实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