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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大营”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创举。它萌发于清同治七年（1868），兴起于光绪元年（1875），光绪十年（1884）进入全盛时期，民国廿六年（1937）由盛转衰，陈迹遗存则延续到新中国建立。“赶大营”是在左宗棠率清军进入新疆、征讨阿古柏入侵的背景下兴起的，历经百年风云，创造了我国近代商贸史的奇迹。
  “赶大营”以其丰厚的史实，留下了艰苦创业的经典。杨柳青人鸿猷创业，隽智刻苦。爱国爱乡，精诚备至。奇闻轶事，令人拍案。
  当年，一大批被饥荒迫于绝境的杨柳青人，背井离乡，紧跟左宗棠西征的清军，肩挑小篓，沿途贩售针头线脑和生活什物，以补军需不备和边民奇缺。因为追随军营做生意，称为“赶大营”。
  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全疆，随之“三千货郎满天山”。光绪十年（1884）改为座商，逐渐形成规模庞大、财力雄厚的“天津商帮”，翘居“新疆八帮”之首，其余燕、晋、鄂、湘、豫、秦、陇各帮，均未形成与津帮商户足以抗衡的财势与社会影响。据《新疆图志》戴称：“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
  天津商帮俗称“天津帮”，在京津内地则称“新疆帮”，实属同一群体。自清军收复新疆，直到抗日战争之前，涌往新疆谋业的杨柳青人仍不绝于途，还在沿袭肩挑小篓、边行边售的方式进疆，因战事已仃，无营可赶，则又改称“上西大营”，也叫“跑西大营”。又把“西大营”做了新疆的代称。凡由新疆回乡的人，称为“大营客”。
  “赶大营”是杨柳青人向贫穷命运挑战的伟大实践。鸦片战争以后，神州大地处于国弱民穷和极为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杨柳青人却以顽强的毅力、舍生忘死的胆魄、汇合了几代人的智慧，使数千户的人摆脱了贫穷，获得发家致富的成功，这是杨柳青人始于近代的一次思想解放。既是创举，又是探索，意义深远。
  “赶大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上西大营”是“赶大营”的继续和延伸，乡人通称“赶大营”。它经历了清军收复新疆的征战、推翻帝制、肇兴民国、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其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香港及其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国内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凡此都对远贸新疆的天津商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或要承受一定的代价和责任、甚至做出牺牲。新中国建立后，已是昨日黄花的赶大营把遗存的人才和资源，投入祖国建设的怀抱，为“赶大营”划了圆满的句号。
  “赶大营”是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当年西出阳关的杨柳青人，在八千多里的征途上，不时冒着枪林弹雨，踏着血染的荒漠，或要面对时局多变的冤狱绳索、绿林响马的刀光剑影，在惊险倍加、举步维艰的年代，创造了难得的风光。留守家乡的父老妻儿却是孤灯残羹、煎熬着岁月，叹息“在外的男人，是无罪充的有罪的军；在家的女人，是有福守的无福的寡”。赶大营的杨柳青人，经历了世事百态的磨难，在功过、是非、曲直、正误的社会万象中寻求机遇，成串的悲欢离合，牵系着几代人的梦境。勤奋拼搏的成功，衣锦还乡的荣耀，也都难以冲淡当年的苦涩。曾以沉重代价“换来”的“万人同骨碑”，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佐证。
  “赶大营”是杨柳青镇历史上的辉煌。它不仅是逃荒谋生，也不单是经商致富，当年清军平定新疆，从侵略者手里夺回了新疆这块占中国六分之一的版图，是来自杨柳青的“货郎担”有力的支援了清军，把大量的军需物品，都用双肩送上前线，参加了那个时代的卫国战争。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有的一次、能够完全打败一个残暴的侵略者、收复全部失地、取得彻底的胜利。“赶大营”促进了古镇的发展，增添了津门的繁荣，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开埠，并导致新疆边城向大都会的进化，带动了陕、甘、宁、绥沿线的发展，成为沟通天山南北与渤海之滨经济、文化交流的先声；植根新疆的几代杨柳青人，为增进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赶大营”是古今中外商贸史的奇迹。在桎梏奇多的旧中国，“赶大营现象”古来未有，国外也无类比，集其：年代之久、路途之遥、惊险之多、涉域之广、艰苦之极、规模之大、从者之众、获利之丰，影响之远等特点，均为古今中外之最，展现了古镇深邃的文明和杨柳青人的风采。如今“赶大营”的后裔遍布新疆，尤以乌鲁木齐为最，多已传代六、七，然而不唯从商。
  “赶大营”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自发的、而又是一次成功的移民大迁徙，它揭开了丝绸之路的封尘，洒下一条绚丽多采的人文风景线。
  壮哉！赶大营，古镇的辉煌，天津的骄傲。
  第一章 初兴
  第一节 创始缘由
  一、左宗棠西征
  左宗棠西征，为“赶大营”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北征战，使“赶大营”随之兴起。“赶大营”是紧密依附清军征战过程和进军路线进行的。
  同治三年（1864），在陕甘一带已爆发的回民起义影响下，相继引发了新疆的变乱，纷纷发动反清斗争，戕官毁衙，势成燎原。
  同年，太平天国覆灭，余部汇合“捻军”继续斗争。同治五年（1866）捻军在河南中牟分兵，张宗禹率“西捻”入陕，与早已爆发的回民起义呼应相援，形成“捻回合势”，使清王朝在陕甘及山西一带连失数十城池，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大部分被推翻，但起义军的领导权最终落到封建教主手中，又形成拥兵割据，互相攻杀的乱局。
  同治四年（1865），清王朝完全失去对新疆的统治能力，在西北“塞防”崩溃的情况下，位于中亚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支持下，乘机入侵我国新疆，盘据南疆喀什噶尔（今喀什市）等城。继于同治六年（1867）侵占了阿克苏城，悍然宣布建立所谓“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汗国，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幸福之王），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向北攻占了乌鲁木齐，又及北疆大部地区，消灭或降服了割据势力，把早已残败的少数清朝守军，迫退到北疆边境的狭小地带，新疆大部地区陷入阿古柏的野蛮掠夺和残暴统治之中。同治十年（1871）沙俄帝国乘机出兵侵占了新疆北部的伊犁。英、俄、阿古柏三个侵略者同时对我国的新疆进行疯狂的掠夺，天山南北的大好河山陷入严重的肢解危机之中，新疆的形势已不再是抗清斗争的性质，而是英、俄帝国主义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权，妄图瓜分新疆。
  清廷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从原来只求平定陕甘，闭守中原的局限，进而发展到出兵西北规复新疆。同治五年（1866）调用一贯主张坚守西北“塞防”的左宗棠，由浙闽总督迁任陕甘总督（新疆隶属陕甘），同治六年（1867）加授钦差大臣，奉命督办陕甘军务。左同年进驻临潼，旋又转驰山西、直隶、山东，督剿回援“东捻”的张宗禹所部“西捻”。
  同治七年（1868）杨柳青人安文忠初次跟随清军做肩挑生意，在西捻刚刚覆灭之后，左宗棠由坐镇保定、回师西安之际，清军分三路进剿陕甘回民起义军，攻夺城池，安文忠趁机往复随军贩售，时称“跑西北”。为以后由此诱发的“赶大营”传播了信息，寻找到途径。
  左宗棠入陕初期，并无出兵新疆之意，只为“先灭西捻，再攻陕回”，俟打通“河西走廊”之后，固守陕甘，以防新疆之乱。奈新疆局势日益恶化，左才于同治十三年（1874）奏筹西征阿古柏，认为“关外（指新疆）—撤藩篱，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复又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拉开了进军新疆的帷幕，从此杨柳青人由“跑西北”衍变为“赶大营”，趋者日众。
  二、杨柳青饥荒
  社会动荡，战乱影响，灾害频发，导致了连年饥荒，是诱发杨柳青人“赶大营”的根本原因。自明代以来，杨柳青镇本是水陆码头、商贾云集、货来八方的富庶之地。鸦片战争以后，兵连祸接，地处京师门户的天津屡遭列强侵犯，近在咫尺的杨柳青多受战乱影响，民不聊生。
  自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以来，到达杨柳青一带的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等人民起义武装，多次兵临京畿、进逼津门，严重威胁大清王朝的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军屡犯津沽大地，地处京津要冲的杨柳青，紧扼南北要道和内省关琐，遂成军家设防重镇，每受战局所累，铺户萧条，百业受阻，五行八作，半荒半废，一洗乾隆以来的繁华，社会不再升平。
  夹流杨柳青的大清、子牙及南运诸河，也因战乱，失于修治，每有洪涝、非决即漫，农不可耕，舟不可航、镇民赖此为业者，恒难温饱。向以船业发达的杨柳青镇，自咸丰以来渐兴“火轮”海运，卫河废堤，趋于断漕，船户逐年递减，船工失业累增，至同治初年，船民不足百户，仅可短途杂运，或营“集船”（为赶集市的人提供客货运输）。偶有远载，又冒匪盗剪径之险，抑或被官府强抓“官差”。关卡杂税和厘捐时有加征，致使船业几于仃废，破产的船户和失业的船工，多浮于市。因之南粮不复北售，加剧了饥荒。
  同治初年，尤多旱涝，间有蝗灾，十之八九，少见丰岁，镇上饥民骤增，被迫四散谋生。近则流入津门，以待来年。青少年齿，则投亲靠友，入访学徒，中青年壮丁可充脚行、杂佣，走投无路者便浪籍街头，市人谓之“灾民”。远则流徙东三省，以乞讨、垦荒、渔猎或“跑单帮”为生，称为“闯关东”。
  同治六年（1867）大旱，“秋无薪，冬大饥”，时值左宗棠所率清军在直隶一带追剿“西捻”，翌春，在白沟与保定之间征调船只，装载清军战备物资转运入陕，杨柳青的饥民多充船工、纤夫应招。获悉陕甘一带生活什物匮乏，军民皆需，随船夹运星许，均可获利，军方并未严限，信息渐传乡里，乡人便三五结伴，以肩挑小篓寻迹陕甘，岁末携利还乡，年复一年，逐渐把饥民从流浪天津和“闯关东”，分流引向“跑西北”。
  三、安文忠先导
  安文忠“跑西北”，发现了随军经商的途径，成为“赶大营”的先导。
  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在保定立大营，调集各路兵马围剿“西捻”，张宗禹兵败徒骇河，“西捻”覆灭。清军战后物资急待启运入陕，沿河征用大船、召雇船工。安文忠（时年17岁）适从杨柳青“拉短纤”来到白沟，因战事初仃，附地人不愿冒险受雇。军方约期两个月，加倍付酬，安文忠欣然应募。
  安至西安兵站，闻知西北前线因战事激烈，交通受阻，勿论军民，日用品奇缺，可随军队后边贩售，能赚大钱，遂以结算的工资为薄本，又按当地习俗购置一付肩挑小篓，就地采购针头线脑、手巾、胰子（肥皂）、烟茶、小药之类的日用商品，沿途边售边赶军队，陆续到达鄜州（富县）、洛水、董志原、庆阳府一带前线，果然商品出手很快，获利较丰。辗转贩售三年，远至青铜峡、定边。每次都需负重百十来斤的货物，随售随减。因战事激烈，军队忽东忽西，安也有惊有险，有时途经二十多村不见一人，饮食无定，甚至夜宿荒原，常见鲜血染地，横尸断路，安为贪利求财，均把惊险置之度外。
  同治十年（1871），安文忠离家已届三载，顿发思乡之念，遂携带赚来的三百两银子，仍旧挑着小篓返回故乡，邻里皆传安文忠发财还家，轰动了杨柳青镇。本年又是大灾之年，引起镇上穷苦人家的羡慕。
  安回乡做了一年多的小本生意，时因歉年荒岁，人们手头很紧，无利可图。
  同治十二年（1873），直隶、天津一带洪涝成灾，薪如桂、粮如珠，杨柳青复发饥荒，安趁机结伙雇船远途贩粮，不意竟遭倾覆，把三年跑西北的积蓄付之东流，悔恨之余，重往大西北。沿途仍旧做肩挑买卖，盘旋年余才到兰州，获悉清军大营驻在肃州（今酒泉），前队已向新疆开跋，往征阿古柏。安文忠毅然肩挑小篓，日夜兼程，历时四十天，跋涉一千五百里，终于赶上清军大营，到达清军前线将领刘锦棠的驻地肃州城，决意跟随清军进入新疆。俟后，乡人步其后尘，随军涌向新疆，时称“赶大营”。
  第二节 随军西征
  一、进疆经历
  随军西征，时在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三年（1877），是“赶大营”的初兴阶段，也是最为惊险和艰难的阶段。它经历了清军征讨阿古柏的全部征战过程，配合清军作战，支前贩售。
  左宗棠所率清军编伍庞大，主力有：豫军16营、蜀军7营、满州兵40营、湘军25营（含回军3营），共计兵力120000余人，尚有随军的地方文吏、工匠、夫役30000余人，他们是战地最大的消费主体，兵燹之余的边民也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但购买力很低。官兵手头不乏银钱，却又很难买到商品，除粮台由军方自保外，其余所缺的手巾、胰子、布袜、腿带、针线、茶、烟、糖、辣椒、小药（薄荷油、避瘟散之类）杂品，数年之间奇缺，尤在战时，军队行动频急，甚缺青菜蔬果，赶大营的商贩，便应军营之约，远出百数十里连夜采运，轮番送上前线，依价取利之外，营官多加资赏，以示鼓励。
  赶大营的先导安文忠，随军贩售期间，主要经历了清军攻克董志原、金积堡、肃州等较大的战役。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克肃州之际赶到城郊，由刘锦棠统领的清军大营，连绵十数里，声势浩大。肃州原在回民起义军马文禄占据时期，长达数年，几与内地隔绝，城内物资十分匮乏，在此驻扎的六万清军，更难买到用品，安文忠趁机贩售，往返数百里挖掘货源，二年有余，获利颇丰，渐有杨柳青人三、五结伴而来，日渐增多，至清军于光绪二年（1876）出关之前，已汇集四、五百人，并有秦、晋、陕、甘商贩夹杂其间。总共有千人之多。这一时期商品出手快、利润大，买卖比较好做。杨柳青的众多商贩，积极备货，伺机随军出关。
  清军前线总指挥、马步总统领刘锦棠，鉴于军队日用品十分缺乏，虽有银钱，也难买到，关内尚且如此，一旦出关，面临荒漠之地，人烟稀少，况且征途遥远，归日无期，军需供应更难。提出招募和鼓励商贩随军贩售的建议，经呈报大帅左宗棠核准，做为战略部署，召募商贩随军出关，并纳入军队后勤管理。从此“赶大营”得到军方的正式认可。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同治死，翌年改元光绪。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肃州发出了西征大令，盘旋于关内的数百名杨柳青商贩，遂即跟随首批清军出了嘉峪关。安文忠等取道玉门随军进疆，经由哈密、古城子、至迪化（乌鲁木齐）。
  适光绪二年（1876）四至五月，天津一带旱情严重，夹有蝗灾，光绪三年（1877）六月，华北特大旱灾，蝗害并发，先旱后涝，杨柳青饥民骤增，连续二年重灾，“赶大营”者逾三千，形成第一次高潮。
  光绪二年（1876）六至九月，清军由吉木萨尔、阜康、古牧地、迪化之间，摆开了长达五百里的战线，随军商贩多数汇集古城子（奇台县）兵站，冒着战火轮番接济前线，把地产杂品、副食品、蔬菜送到军营，有的商品是从境内老商户进货，这些由乾隆年间进疆的陕甘老商户，藏货惜售，闻知清军征讨阿古柏，竟相支持。有的商品需从关内进货，由军营提供车马运输协助，几经跋涉运入新疆。
  当年六月克复乌鲁木齐，“赶大营”的首批商贩随之入城，军方划出一段街道，集中交易，允许官兵出营购物，叫“买卖街”，也往来于近郊妖魔山一带营幕之间贩售。军方在旷野圈出一片地方，供做交易，叫“买卖圈子”。因在“满汉回番”杂处之地，清军也有“湘蜀闽鄂”之分，主要是语言不通，更为安全起见，常结伴经营，互相照料，互通有无，进而出现三、五人“合营”，略有分工。
  又至九月，清军肃清北疆时，部分商贩因势分流，随军进入北疆。
  光绪三年（1877），清军连克吐鲁番、达板城（叛军重镇）、库尔勒（阿古柏在此兵败服毒，一说被部下内讧所杀）、阿克苏等城，至九月南疆东四城收复，十一月克复喀什噶尔（喀什）和阗（和田）等南疆西四城。至此，除伊犁被沙俄侵占外，新疆全部平定。此间杨柳青商贩分随各营南下，最远到达喀什噶尔，南疆路远人稀，由近及远，商贩南去人数递减。此时已是“三千货郎满天山”，天山南北成为杨柳青人创业的大好去处，但多数集中在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乌鲁木齐、古城子一线。由于战事已停，渐由随军贩售改为就近入城经营，结束了冒着战火随军贩售的阶段。
  “绝城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使随军出关的杨柳青人，对此有了深刻体验，饱尝了“关外三绝”（巴里坤的冷，安西的风，吐鲁番的热）的淘炼；那时的清军已有了“开花大炮”、“劈山炮”、“七响洋枪”、“手掷炸包”等火器，敌方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有了更为先进的军火，这批往来于战争边缘的商贩，有的亡于风寒病伤，有的死于流弹飞片，成为无名的忠骨。
  随军西征，共经历较大战役二十八次，大战过百，克复了新疆南北十六大城，收回国土360多万平方公里，杨柳青人功不可殁。
  二、军方管理
  （一）颁发执照：商贩欲随军出关需向军营登记、领取执照。自清军攻克肃州，准备出兵新疆之际，在同治十三（1874），由西征大帅左宗棠采纳了前线马步总统领刘锦棠的建议，颁令招募随军商贩，在肃州城门、街口张贴布告，公布管理办法。并由营官派员负责商贩登记，符合条件者，发给执照，准予随军出关。
  在战时办理出关手续甚严，由兵站营官详细盘问来历，同行几人，要求互为担保，登录姓名、年龄、民族、藉贯等项，以及有何身形特征，均需注册备考，然后签押手印，但只准汉民出关。要求进疆之后，不准宣传异教邪说、不许探问军情、不准贩卖鸦片、不准聚赌窝娼，并饬令所在营官随时稽查，倘有违犯，准由营官解送关内治罪，凡操有天津一带语音者，则被视为良民，因受回民起义的影响，如系回民，则禁止出关，以免混入“奸细”，领发执照之前，还要检查有无夹带违禁物品，如：凶器、毒品、可疑文书之类，一切均妥，发给盖有军营关防的“龙纹执照”，俗叫“龙票”凭此通行关外，在嘉峪关、玉门、安西系进疆必经之地设有关卡，验证放行。
  在新疆平定以后，于光绪四年（1878），新疆各路关口只对商贩例行检查，如无可疑，则不再验看执照，即可放行。商贩再经嘉峪关进疆，只做盘查，不再发给执照。
  （二）买卖圈子：清军进疆之前，始在肃州城内设立“买卖街”。在军营附近划一段街道，形同集市，军人可以出营购物，民众也可在此交易。
  进疆以后，为了方便驻扎郊野的军营，便效仿“买卖街”的办法，在临近军营的地带，圈定商贩活动范围，叫做“买卖圈子”。军方可因需要向商贩约定进货，官兵也可自选购物，这一办法沿用到光绪十年（1884）前后。各大军营驻地，一般都设立“买卖圈子”，在乌鲁木齐、哈密等大城之内则设“买卖街”。当地民众也可将自产的土特产品参加售买，光绪十年（1884）前后，逐渐转化为集市。
  （三）设立官店：左宗棠用兵善于“缓进急战”，“缓进”时期多在运筹，清军各营均有招雇的工匠、伕役，全在营内安置也有不便；关外战线长、村塞稀、人烟少，控制长达数千里的军事运输线，中途需要站点，分程搭盖简易房屋和马棚，开办“官店”，每处数十间不等，用以安置工匠、伕役住宿，接待往来员弁，设官兵管理。为照顾“赶大营”的商贩，可凭“龙票”投宿，酌收灯油费。
  （四）搭乘军车：清军的给养辎重，主要依靠畜力，除由地方招雇运力之外，军队备有骡马车、牛车、骆驼车或牲畜驮运，关内关外，军车往来频繁，遇有装载不满的车辆或空车、商贩可求助搭乘，军目和驭手通常比较欢迎，人货尽量上车，不收分文，商贩们自然也会拿出一些商品以赠，或敬以烟酒，以示酬谢。
  有的商贩系应军营之约，专往采购青菜、瓜果之类，往往需远途采运，营内酌浱专车协助运输，免去商贩肩挑之劳，又可保证急需。
  第三节 定点经营
  一、选址建点
  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清军扫清南疆，阿古柏侵略军土崩瓦解，全疆平定。停战以后，清军供应趋于缓和，杨柳青人逐渐不再以军队为经营主体，把销售对象转向边民群众。左宗棠鉴于边疆已靖，策划稳定民生，是年筹设甘肃织呢总局，在陕、甘（辖新疆）境内倡导凿井兴田，恢复牧业、安归流民。新疆本来商品稀少，战后民用更加紧缺，边疆牧民却无经商习惯，使杨柳青人获得商机。
  杨柳青人定点经营始于迪化也是“天津商帮”发祥地。迪化在清代隶归甘肃，筑有汉城迪化州，是通往南北疆的中心要道，战乱之后，城内地旷人稀，地多无主，入城者可以任意占地建房，初以安文忠为首在“大十字路”以东用草泥搭盖了简易住房，结束了常住官店的历史。另有李汉臣（杨柳青李家园，今十五街人，系清军出关前整治部队时，被裁汰的绿营兵弁）、杨润棠（杨柳青七星庄、今三街人，同治初年因抱打不平而误伤人命，被流放伊犁，其弟杨春华相随而来，曾在“缱屯”种地，光绪登基遇赦放出，来迪化前为小贩）、郑子澄（杨柳青人，曾是鱼虾小贩），他们都与安文忠相邻建了土房，各在路边摆摊设点，屋内仅能住人存货。战后物资来源有了变化，就地趸集本地土产和由伊犁流入的沙俄货物，有：洋蜡、煤油、纱布、方糖、小五金用品之类，也售由湖南、四川行商带来的茶叶、绸布等商品。四人摊位相邻，互有照应，互通有无。又轮流挑担到近郊妖魔山一带乡村和营房附近叫卖，并集资共同进货，按股分利，生意渐好。此后，陆续有杨柳青人到此占地建房，售货摊点渐向东西南北四条大路扩展。光绪十年（1884）建省之前进入迪化的杨柳青人达五百多户，而后较有声望的有周氏四兄弟：周乾义、周乾喆、周乾风、周乾玉和张立亭、曹仲山、曹瑞三、牛德奎、乔如山、王一冠、李祥甫、郭德奎、周质臣、王锦堂、肖连第、王兴芝及最早到达的安文忠、李汉臣、杨润棠、郑子澄等。
  光绪九年（1883）三月，沙俄撤走了在北疆的最后一批军队，清廷派金顺将军接收了伊犁，重建惠远城，仍为伊犁首府，恢复了原有建置风貌，驻有将军府及老满营八旗兵勇5000人，绥定城驻总兵、粮官、巡司及绿营（汉旗兵丁）。总兵辖有绿营50000人，分驻伊犁所辖九城内外，伊宁城为贸易区，有满汉回维各族杂处，驻有沙俄领事馆，进入口贸易兴旺。伊犁地区人口密集，兵民消费大，是经商的好地方。一批“赶大营”的商贩，紧随接收伊犁的清军，首先进入绥定城，竟相占地搭盖土房，摆摊设点，并向各城扩散。首批进入伊犁的，多由迪化分流而来，有安文忠、周乾义、周乾玉、王一冠、李锡三、郭德奎、乔如三、曹瑞三等。
  随军到南疆各城的商贩，在长达三千多里的荒漠地带，除少数人落脚于喀什噶尔、和阗、焉耆、阿克苏等城市定点经营外，大部份寻迹回归迪化、古城子、哈密一线略近关内地带，在靠近大路沿线定点落户。杨柳青人在新疆，为谋厚利而不思返乡。
  二、改营座商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立行省，设迪化为省会，由湘军头领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裁撤了原军府办事大臣、伯克（维语，意为总管城乡事物的官员）、扎萨克王公（扎萨克：蒙语，具有政权、政府、旗长、执行官等意，原受清朝册封并世袭），把多元化的混乱的官制改为省、道、府、州、县体制。全省共分四道、辖五十多县。
  迪化在筹备建省的前两年，满汉官员增多，一些宿老政客谋官升迁，官府调派胥吏，冠盖往来不绝，新疆战后经过几年的承平，远近牧民渐多进城贸易；沙俄商人则在《伊犁条约》签订后，享受十年不纳税等优惠条件，抢市设庄；官府把“大十字路”扩改为“大十字街”，倡兴商业。诸多原因使新建省城孕育着繁华，为“赶大营”的商贩提供了扩大经营的机遇，创造了良好的经商条件。
  伊犁素为北疆富庶繁华之地，自光绪九年（1883）收复之后，开始整顿城池，大兴建设、逐渐恢复生机。这里拥有广阔的耕地、丰盛的草原，历年屯垦粮食自给有余，清廷专拨“协饷”每年二百三十万两。境内各族人民，满汉官兵生活富裕，都很需要内地的各类生活用品；从康熙年间大批迁来的满州锡伯人和索伦人，多是“八旗子弟”随迁的家属，享有“禄米”待遇，生活富足，他们从同治四年（1865）起，首先沦陷于阿古柏、再陷于沙俄，直到光绪九年（1883）收复伊犁，一直没见到内地商品，他们传统认为以“京货”为好，杨柳青商人便投其所好，大兴开办“京货店”之风。这里消费市场很大，不亚于迪化。
  杨柳青商人自光绪二年（1876）陆续进疆以来，经历几年的随军贩售和摆摊经营，多数人都积累了充裕的资金，通常都有二、三千两银子，具备了扩大经营的条件，光绪十年（1884）前后，便各自选地或在草屋旧址进行建设，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利名称，挂上招牌匾额，纷纷改为“座商”，一改“打地摊”的旧貌。开始自京津采购日用百货和洋广杂货。天津货也被视为京货，天津带本是故乡，人熟路通，形成j了主要货源地。
  在新疆南路各城经商，路途遥远，地旷人稀，商品周转不畅，仅在喀什噶尔、焉耆、和阗、阿克苏等地有杨柳青商人的店铺，距内地货源较远，就地贩售英、俄商人的洋货和收售四川、湖南等地单帮商人运来的货物，兼营地产杂品。
  自新疆建省以来，到民国初年的近四十年之间，杨柳青商人开办店铺、挂牌经营的势头长盛不衰。每年都有杨柳青人继续“赶大营”，一般都有肩挑小篓进疆的经历，进疆后，有的仍做肩挑生意，有的依赖乡情的关系，到杨柳青人开办的店铺进货，如此数年，待资金凑足之后，再自立店铺。有的则投亲靠友、充实到原有的店铺就业。
  新疆建省以来，政局更加稳定，经济得到了恢复，社会需求旺盛，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已经构成了新疆商业主体的众多杨柳青商贩，在光绪十年（1884）之前的十多年间，第一代随军进疆的杨柳青人，大部分都改营了“座商”成为新疆商业的奠基人和“天津商帮”的骨干。
  第四节群体组合一、添资加人
  杨柳青商贩改营座商以后，大都面临着人手不够、资金短缺的困难。津帮店铺，一般都有站柜的、管帐的、主事、办事的、进货、送货的各司其事，最小的店铺至少也需二至三人。这些店铺主人，都是单身挑篓进疆，开办商店之初，多采取临时招雇的办法，把同乡邀来，因人设事、因事付酬，分别付给月薪或年薪，店内包供食宿。年末增加一个月的薪水，酌有红利提成，均在事先议妥，可以互为辞退。店铺立稳之后，为求长远之计，便邀故乡的亲友劝来新疆继业或共谋发展。应招来疆的多是青壮男丁，家中留下老幼、妇女守户。
  店铺买卖兴旺，资金有余者，另立分号，聘请富有经商才干的人为经理，总管分号的业务，经理人选大凡有三种情况：一是共事多年的经商伙伴；二是店主的亲属，认为“要上阵、子弟兵”较为可靠；三是破格启用“大同仁”（俗称“学买卖”的、资深可信的营业员）。
  店铺人员的组合，关系到经营的成败。凡在新疆的大商号，都在用人方面富有谨慎的谋略，拥有人才比拥有资金更重要。除了安排用人，货品还要增加，俗语说“要赚钱，货要全”。做大宗的生意，须要大来大去。建店之初，尤显资金不足，采取“招股集资、按股分利”和“人资双入，共担风险”等多种办法。进疆的同乡商贩众多，有的仍做肩挑或摆摊生意，限于自己能力，一时不便改营座商，就把积蓄的资金投入比较信任的店铺入股，如此甚多的游资，渐向挂牌的店铺集中，宏观上加强了群体经营实力，资金的合理流向与组合，形成了财力雄厚的“天津商帮”。
  二、开发技艺
  改变了单一经商的格局、亦工亦商、向饮食、服务行业分流。
  兴办座商初期，人们都看中了“京货店”，便一哄而起，竞争激烈，买卖难做，于是各自推出“技术优势”，把原在家乡学过手艺的店员派上用场，如增加自制京津风味糕点、自制酱菜、副食调料、酿造烧酒、收售毛革乃至加工金银等等，各有特色，各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开发技艺”又成为“半工半商”的组合，为工商分流和形成更多的经营门类，创造了条件。
  三、初建网络
  改为座商，进货渠道和经营网络有了新的调整，从“倒短”改为长途贩运，从零售改为批发，买卖越做越大。在新疆以迪化为中心，至京津一带有八千多里，各店铺都要直接进货，于人才财力都不适应，周期也长，每往返一次，在建省前后需时一年，光绪二十年前后，至少也需半年，新疆的店铺，都是冬进夏货、夏进冬货，才能有应时商品上市。互有交往的商户，采取“共同”进货的方式，各抽人力、资金，一体行事。远至京津一带采购货物，共同承担脚力、厘捐、税金，如有损失，共担风险。较有实力的大户，便自购自销，并以批发为主。多数较小店铺，无力自行远途采购，则向批发大户进货，并可建立稳定的进货关系。形成了许多互有联系、互相依靠的松散群体和经营网络。逐渐分化为批发商、零售商和批零兼售三种类型的商户。以后又有了以仓储转运为主的商号，使经营体系更加完备。
  尚有一些商户与俄商洋行建立了贸易关系，由初期的以货易货，发展到现钱交易（通用旧卢布，当地也叫“羌帖”），以迪化和伊犁最为兴旺。兼营地产杂品的商户，则与农牧民中的“熟客”建立收购关系。
  经营管理方面，采取京津内地的经商习惯和模式，进行了人员、资金、经营网络的磨合，构筑了一套既正规、又完整的运营体系，强化了经商机制，为“天津商帮”谋求更大的发展，夯实了稳固的基础。
  第二章 盛期
  第一节 商帮分布
  光绪十年（1884）前后，随军进疆的第一代杨柳青人，多数改营了座商，从此“赶大营”进入了持续发展的经营盛期。直到民国廿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受其影响，经营受阻，“赶大营”难以为继，由盛而衰。
  “赶大营”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高峰，每次持续二、三年，三、五年不等，出现高峰的诱因，都是天津杨柳青一带遭受了特大水旱灾害。
  首次高峰出现在光绪元年（1875），属随军时期；其后两次高峰都发生在“赶大营”的盛期，分别在光绪八年（1882）、光绪十六年（1890）。
  “赶大营”出现三次高峰的特点是：第一次是在征战年代，从肩挑小篓发展为座商，在新疆历史上破天荒的出现津京风貌的店铺；第二次，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天津商帮”，构成全疆的经营网络；第三次，工商分流，发展到“百艺进疆”和多种经营的格局。连续出现在盛期的两次高峰，是“天津商帮”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新疆境内分布
  自光绪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六十多年里，天津商帮在新疆开办的店铺，先后有两千多家，号称“三千户”。商帮店铺最密集的地区是在北疆，且多集中在当年清军进兵的沿线大城。
  迪化是津帮店铺最多的城市，到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在迪化“大十字街”（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几乎全部是津帮商户，“酒肆茶寮，鳞次栉比，其繁盛之状，尤似京华”，时人把杨柳青人集居的街区，称“杨柳青”，迪化城又有“小杨柳青”的别称。
  源源不断进疆的杨柳青人，使迪化“人满为患”，便向南北疆的边城外县扩散，先向迪化的原有大户进货，仍做肩挑生意，经历一年半载，或者数年，待积累了一定资金，便在外县落地改营座商，但实力难与老城大户竞争，便在偏远地区落户，流传有“要想富，上南路”、“要发家、上北丫（北丫，即塔城）”的说法，这些地区向来缺少商业，仍然是发财的好地方。
  “北疆”津帮店铺的较集中的地区有伊犁、古城子（奇台）、哈密、塔城等地。“北疆”商户密集的原因是：依靠省城为政治中心，各方面信息灵通，便于和家乡内地联系，易于掌握商机和行情态态，清军守备力量较强，富有安全感，满汉人口相称集中，消费需求大，而且地近关内，有进退之便。
  “南疆”共有八城，地域偏远，生意好做，津帮店铺较集中的城市是喀什噶尔、阿克苏（温宿）、喀喇沙尔（焉耆）、库车、和阗等城，受地理、交通因素的制约，不如北疆繁华。
  二、河西走廊的分布
  当年清军进军新疆之际，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南面是绵亘两千多里的祁连山，北面毗邻外蒙古的马鬃山，这一狭长地带，宽处数十里，窄处仅里许，故称“走廊”）曾滞留了不少的杨柳青商贩，其后若干年间陆续改营店铺。进入新疆以后成为大字号的商户，如伊犁的文丰泰、迪化的同盛和等，为运转方便，反向“河西走廊”沿线城市设立分号或货栈，开展仓储、中转和批发业务。
  “河西走廊”是进入新的主要交通路线，是杨柳青商人出入新疆的一条热线，在这一带经商，习惯上也叫“赶大营”。
  “河西走廊”店铺较多的城市有肃州（洒泉）、甘州（张掖）、凉州（武威）。这里是历史上的贫困地区，一些字号都与新疆密切往来，依赖和借助新疆的关系，如春茂和等字号，终成巨富。
  三、其它分布
  津帮“八大家”除在新疆的网络外，多数在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设有货庄，组织货源、销售回货和融通资金，开办子店、联营店、设立钱庄、银号。
  第二节 行业分类
  清季以来，杨柳青已是商业发达的古镇，受其影响，杨柳青人素有经商才智。在新疆又以商业积累兴办工业、手工业，发展多种经营，行业门类齐全，近乎京津内地。
  津帮的店铺名称，均以内地为范，多取义、利、泰、和、聚、兴等吉祥字号，缀以商品属性为店名。经营范围往往不以店名属性所限，货物品类互有交错，是与内地稍异。
  一、商业
  京货店：以京沪日用百货、京广杂货、绸缎布匹、名特产品为经营主项，兼售洋货（俄货较多）、海货及时令用品；凡内地来货，均可称作“京货”，此类店铺最多。
  杂货店：以洋广杂货，土特产品，生活用品、副食调料为主，品类繁多，间售“杨柳青年画”、窗花、吊钱、风筝等岁时商品，也售地产民族用品。店铺规模大小不一，商品偏缺各异，时有“上有绸缎、下有葱蒜”之说。
  绸布店：有绸缎庄、棉布店之分，多以苏杭绸缎、津沪纱布、俄国洋布为主，间有满汉成衣、纱巾等服饰用品，有的也售“寿衣”杂物。
  鞋帽店：专营男女老幼各款鞋帽，以售天津金九霞、盛锡福名店产品为主，间有印度式的“面斗帽”、清式朝靴以及俄（后为苏联）式进口胶鞋和地产的民族毡靴。
  金店：专营珠宝金饰，贩售黄金，为官绅及津帮商户串换金银饯钞，加工金条、金元宝，加铸印记，新疆阿山地区盛产黄金，边民常以“沙金”、“麸金”往售。
  银楼：以经营银饰品、工艺品为主，加工银器用品，品类繁多，兼可加工金、银锭，金银元宝，贩售金银，串换钱钞。
  国药店：即中药店、药材庄，因专业性强，津帮仅有三户，分布伊犁、迪化二城。收购地产药材，以羚角最名贵，有的来自俄境，返销京津，又把京津乐仁堂、达仁堂等名店丸散膏丹成药销往新疆。有的“京货店”也做收购羚角的生意，售买京津中成药。
  五金杂品店：以经营俄货为主，从伊犁、迪化的俄国洋行进货，有：敝拉器（洋炉子）、铁丝、洋钉、建筑小五金、钢丝床、瓦工五金工具等。
  干货店：收售地产干果，有阿克苏胡桃、吐鲁番葡萄干、杏干、瓜籽等名产，运销关内。
  青货店：收售地产葡萄、哈密瓜、巴旦杏等瓜果，及由天津运销鸭梨、金丝小枣及南货甘蔗、柑桔，应时上市。
  酱园：自制京式小菜、副食调料、腊肠卤肉、津式糕点、山珍海味、京广杂货，俄国罐头、方糖，间有年节时令商品。
  糕点铺：制售京津风味糕点，有名品“萨其马”（满语，京式糕点之一种）。应时商品有月饼、汤元、米粽、年糕、茶汤面等。间售俄货酒、糖、罐头、饼干等。
  袜子铺：采用白细布、土布自制布袜，男女老幼各款齐备，民国年初始售“洋袜”（针织棉线、丝线袜）。
  西药房：出售中西成药，以西药为主，金鸡纳霜、盘尼西林、老虎油等风靡一时。间有座堂西医，可作常规化验、治疗。
  医疗所：以西医治病为主，多为专科治疗，有妇科、儿科之分。一般西医均兼性病、传染病。
  小铺：标以“某记”、“某家”小铺，一般没有字号，大多在偏僻街巷、边远州县开设，经营日用杂品，一般都是“父子店”、“兄弟店”，民国以后渐有“夫妻店”。
  二、饮食服务业
  花轿房：1920前后开业，从天津运来花轿，缀有锦锈、流苏，备有凤冠霞披，配置彩旗、大锣、吹鼓手，使天津婚俗渐入新疆。
  轿车房：备有京式骡马轿车，装饰考究，拉送郊县乘客，应承红白喜事。
  扎彩铺：出售民俗扎彩、天津风筝、纸旗纸花、扎彩装点。
  浴池：该行业开业较早，男女澡塘、池盆两便，设备齐全，不亚内地。多附设理发部，名师可以“朝阳取耳，灯下剃头”。有的在新中国建立后于1956年公私合营，评为“中华老字号”。
  理发店：迪化仅有津帮一户，理发师盛自云1932年开业，以“推平头”驰名。曾在迪化玉清池、新盛泉浴池（均为津帮商号）从业。
  照相馆：该行业出现较晚，一般开设于1940年前后。黑白摄影、设有布景、玻璃天棚，运用自然光拍摄，有的备有进口转机，可拍数百人外照，堪为一流。
  客店：设备简陋，有的兼营酒餐，可住马车、骆驼。
  草料店：备有干鲜饲草、炒料，供应农户（园田户）及过往客商所需。
  腊味店：制售北味香肠，酱制干肉，适于养驼运输户及客商远行携带食用，很受满汉商民欢迎。
  切面店：初期全用手工加工，称“手擀面”，做工精细，口味独好，各餐馆和津帮商户常有订货。
  鸡鸭行：贩售活鸡活鸭，供应官府厨司、商号伙房、餐饮行业和民需，兼治鸡瘟鸭病。
  饭店：津帮开设的饭店遍及各城，仅在迪化就有百家之多，不乏名店大店。杨柳青向以餐饮业称著，进疆商贩中有不少名师，使天津风味正宗厨艺，名噪边城。曾吸引不少名人来店品尝，有的在新中国建立后，于1956年公私合营，并营业至今。
  风味小吃：户数繁多无计，迪化最盛。规模可分：专店、半摊半店、推车摆摊和肩挑手挎和无摊无店应聘献艺。经营历史悠久，天津风味浓厚，花色品种应有尽有，为新疆各族喜爱，津帮商人如履故里。
  三、工业、手工业
  水磨楼：迪化的水磨楼是利用乌鲁木齐河的水作动力，多设在“水磨沟”一带，加工面粉，应供饭馆、点心铺、商户、老住户，可以“三节”结帐，送货上门。
  烧酒坊：俗称“烧锅”，以天津传统工艺酿造白酒，开业年代较早。在伊犁、喀喇沙尔、古城子、哈密都有津帮字号。
  棉花店：新疆盛产优质棉花，津帮操此业者在迪化、阿克苏等城有数十家，常把棉花做为回货，运销津沪，或供出口，在新疆俄商竞相争购。
  建筑作：即瓦木作坊，津帮商贩中多有精巧瓦木工匠，新疆建省后大兴土木，以迪化、伊犁工程最多，津帮建筑作便应运而生，从设计到营造可全部承包，建有津帮商户数百间二层楼阁，津帮住宅区的整条街巷（清式大四合院），官署房舍。著名建筑有：上帝庙、左公祠，尤以“丹凤朝阳阁”最名，并有“阅微草堂”、“醉露榭”、“晓春亭”等。精致雕刻，古典彩绘。
  捞纸坊：杨柳青镇因有甘淳的御河水，善操此业。津帮商贩中持技艺者，为填补市场空白，生产多种纸型，可供书写、商品包装、烧纸、手纸使用，夺回了“洋纸”拢断的市场。
  毛巾厂：迪化仅见一家，初期用木机自织加厚白细布，制作手巾，在当年则是一大改进，产品畅销于市。1940年前后，研制出带毛环的手巾，人称“羊肚子手巾”，一时走俏新疆，远近商家争购。从一台织机起家，扩展到20多台，花色品种渐多，从此新疆有了“毛巾”。
  羊毛加工厂：新疆盛产羊毛，早年多被俄、英商行以低价拢断购买，津商为打破洋行掠夺羊毛资源的局面，自建了许多加工网点，分别由天津、伊犁两地出口。在天津除供应民族工业外仍有大量出口。
  肠衣加工厂：早年新疆的羊肠，当作废物丢弃，渐被俄、英洋行收购出口，津商为争夺市场，依天津的经营关系为后盾，便抽资联合经营肠衣加工厂，（洗净、加盐、装桶），作为重要的“回货”之一，运回天津出口。
  铝品制造厂：津商在迪化独辟蹊径，开发此业。就地利用矿山资源，铸造大小铝勺、饭盒、铝盆、铝铲、门扣手等零杂用品，成为银器、瓷器、铜器、铁器的替代品，因价格低廉，在新疆热销。
  制鞋厂：在迪化有津帮与山东人合营一家，始建于清末，自制各种靴鞋，由杨柳青匠人掌握技术，为新疆培养了一大批制鞋技师，至今薪传数代。
  发电厂：德元电业公司，系杨柳青人在迪化创办，于1920年开业，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营业性供电，最初只供大十字街一带津帮商户照明，并安装了路灯。
  毡筒厂：在迪化由津商请来归国华侨为技师，自制各式毡筒靴，仿苏式样、畅销边城，常被津商带回天津，成为馈赠亲友佳品。
  四、农牧业
  菜园：第一代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在家乡带来菜籽，经商之余，结伴在迪化郊外开荒种菜，初期十余户，渐有几十家，累代相传为业。当年试种成功以后，又引进了俄国品种，遂适应了官府、商号、饭店等大户所需，可以来园订货、送货上门，填补了新疆缺少“京菜”的空白，尤为津帮商户欢迎。任姓菜农，至今已传六代，均以种菜为业，成为边城“种菜世家”。
  葡萄园：津帮在吐鲁番开办，有十几家。其中同盛和最名，购地五百亩，开凿“坎儿井”（由坡顶引水灌溉的设施，为新疆特有）一道，以种葡萄为主，间种蔬菜、水稻、杂粮及花、果，园内环境优美，既是生财之道，又是休闲的好去处，常接待津帮商人游览。民国初年包尔汉先生一行途经该园，曾停留观光。后因时局变化，出手当地果农。
  菜籽店：新疆地域向来缺菜，自杨柳青人引种蔬菜成功，边民学种渐多，但菜籽紧缺，津帮商贩便回杨柳青收购菜籽，辗转运销新疆。迪化街头还有专售菜籽的摊点，由此对新疆种植业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牧场：多数在光绪末年兴办，较大的牧场都在北疆，以伊犁地区的惠远、额敏、绥定一带最多，全部是津帮富商的副业，时有二十多家，放养牛羊和骆驼。额敏的郭利顺养羊20万只，养牛最多的过千头，养骆驼的一般有四、五百峰，兼养骡马，均派专人管理，多数兼营“支放”（另详），年可获利两番。
  五、运输业
  骆驼队：津帮每年进疆数百万斤的货物，都靠骆驼运输。骆驼善行荒漠，称“沙漠之舟”。驼运大户都在千峰以上，驼运周期较长，每驮约300斤，日行数十里，每遇天气不宜，须就地停宿，从关内（一般在归化，即呼和浩特）进疆到迪化，行程三、五个月。新疆有津帮巨商上百户，货物进疆的运力日益紧张，民国初年，津帮自养骆驼派上了用场，便出现了专搞运输的驼队，因彼此都是津帮，信誉可靠，该业兴旺了二十多年，至民国二十一年驼队衰落，渐被汽车运输替代。
  汽车运输队：在迪化开办于1920年前后，从内地购进美制道吉旧车三部，戴连鹏父子四人都会开车、修车，是津帮第一家民营汽车队，承揽津商由天津至新疆的长短途运输，抗日战争爆发后，只在新疆境内招揽业务，维持到1945年，随着“赶大营”的衰落，已无货可运，被迫停业。
  运输站：仅有一户，1926年始设归化（呼和浩特），承办进出新疆货物运输，天津至归化一段，可办铁路联运，由归化至新疆改用骆驼队运输，抗日战争爆发后停业。
  货栈：津帮商户进出新疆货物的转运栈，功能是中转、仓储、代客办理托运、招待客商等综合性业务。古城子是进疆的第一大站，位居三岔路口，北路可通伊犁、中路迪化、南路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可不经迪化，直线把货物运至南、北疆。古城子是货栈最集中的地区，数量最多，年代最久，伴随天津商帮的经营盛期，存在六十多年。同盛和、文丰泰等“津帮八大家”都有自设的货栈。其次在归化、肃州等地亦有分设。
  民国以后在香港、武汉、广州、上海等地，出现了“天津商帮”的货栈，多由“八大家”开办。
  家眷车：由杨柳青至迪化的“客运车”。出现在光绪二十年（1894），盛行到民国初年。系用木轴铁瓦的骡马车，支上席棚、架上“前后盘”，可容十多人，前后两侧可坐男客四人，车厢中坐妇女儿童。有“整票”、“半票”之分。整票收银50两，可乘全程，半票收银25两，但只准坐半天，即每日上午或下午依次轮流随车步行。女客及小孩是去新疆投亲的，男客多是初去新疆谋业或投奔父兄亲友的。回程客较少，可为新疆客户托运少量皮货、银线、金子、果品、药材等，回杨柳青后代为赠送亲友，信用可靠。每年正月十五日以后，选择吉日发车，往返足需一年。车上专有“护送人”，好似“列车员”，另收酬资，因有安全感，很受欢迎，有“乔老姑”曾操此业，其父乔如山系古城子商会会长、斥之有失体面，遂不复出。另一护送人刘万荣，途中关照妇女儿童备至，曾被新疆的客主隆重接待，并以“十字披红”的最高礼遇予以表彰。
  六、文化行业
  电影院：1932年开办于迪化，是新疆历史上首家电影院，津商杨德元购用沙俄时期的旧发电机、放映机，放映“无声电影”，席棚板凳，设备简陋，容客300人。轮流放映几部旧影片，内容简单，残缺不全，观众虽不甚明白，竞使各族人民大开眼界，每晚座无虚席。1934年上演过《昆仑盗》、《孟姜女》，抗日期间为配合抗日宣传，从关内租来《孤城烈女》、《壮志凌云》等国产进步爱国影片，1939年多次放映了由苏联摄制的新疆社火的纪录片，曾轰动全城。
  杨柳青年画店：由杨柳青南周李庄赵振声开办于宣统二年（1910），专营杨柳青年画，装裱字画。以前无此类专卖店，由京货店、杂货店兼售。春节前，在迪化大十字街一带，有售卖杨柳青年画的摊点。
  吊钱店：季节性专卖店。杨柳青人“孙老宝”在迪化的宝顺成杂货店，于民国初年每到农历腊月，就把杨柳青的剪纸、吊钱挂满店铺，年年专卖、年年内容推陈出新。当年吊钱中间一般刻有四个字的吉祥词句，如：竹报平安、合家欢乐、天官赐福、五谷丰登、人财两旺、富贵双全等。文字上下刻有“连钱”、鱼鳞、方胜等图案，也有不用文字而用寿星、增福财神、和合二圣图案的，另有大型吊钱只刻聚宝盆、摇钱树、或用金纸刻出单字，如福、禄、寿、喜等，在吊钱中间贴上一个这样的单字，四幅为一组，大吊钱多为商店悬于室内。
  风筝铺：多由“扎彩铺”兼营，自1910年以来，每年春节后，集中在迪化大十字街的数十个杨柳青年画摊点，也有出售，有的是津商从天津采购来的，并有“空竹”等货品。
  书店：津帮在迪化的首家书店，由周梦先创建于民国六年（1917），出售传统书籍、字画、字贴、文房四宝，并售杨柳青年画，上海印制的山水画等。
  民间音乐班：1920年始在迪化组成戴家班、继有肖家班、贾家班、朱家班等职业演出音乐班，都是当年“赶大营”的商贩，本系民间艺人，开始相聚，只为自娱自乐业余活动，后来名气渐大，常被邀请参加天津人的红白喜事和礼门公所的“斋日”，或公众礼仪活动，遂走向职业化。班内民乐设备齐全配套，经常演奏的曲目有：中堂曲、料销曲、和正调、贝普、月谱、宫调等，且大都世代相传手抄古谱，兼能演奏传统京戏、河北梆子等曲调，兴盛数十年后，因后继无人逐渐解体。
  工艺美术社：津帮在迪化经营的新兴行业，开办于1944年，代客书画、出售作品、订做锦旗、牌匾、绘制广告。
  七、其它
  支放：津帮的“支放”有三种情况，其一，在北疆的阿尔泰（黄金产地）、额敏（有丰盛的草原）地区，有三十多家经营“支放”，是以日用商品贷给当地牧民，半年后以牛羊及畜产品抵债，支放户都兼营放养牛羊、骆驼，支放大户每户年可向沙俄出口活羊15万只及羊毛等物，换回花标布、腊烛、塔糖（方糖）、毛毯、铜铁炊具等，运回迪化等城销售，再由迪化购回茶叶、布匹贷放给农牧民，如此循环经营，一年内每只羊可增利四倍。其二，在伊犁的津商，只贷银钱，一年可得利息相当本金三倍。其三，在新疆南路，可以赊销商品，如赊销鞍蹬一套，到秋后还马一匹，赊销茶砖两块，到秋后还棉花100斤等等，利润往往高出数倍。以上三种情况，均属高利贷。
  押当：即“当铺”，多开设南疆的喀什噶尔、喀喇沙尔、和阗、库车、阿克苏等城，共有数十户，迪化也有数家。以前的押当铺都是当地的“巴依”（地主老财）和“伯克”、“阿奇木”（均为地方回官）派人经营，利润很大，大小村镇都有，随着清军进入南疆，退役的工匠、退伍官兵便取而代之。天津商贩也有不少人看中此业。边民素有押当习惯，如一时不便就将家中存放的沙金、玉器、铜铁炊具、水具等抵押贷款，用时再设法赎回。不法当铺在计算当期方面，往往做些手脚，故意误记日期、压价、不久便被当死，常获暴利，当铺最喜收当沙金，在验看质量时倒在柜台上，柜台上有细小裂缝，沙金随即漏在柜下铺有棉花的抽屉里，虽讲价不成，也已偷利。操此业者，因怕遭到抱复，购有手枪自卫。
  贩卖黄金：新疆历史上银钱和钞票变换频繁，如沙俄卢布、清朝银元、铜钱、阿古柏的银币（天罡钱）、建省以后省币、商号发行的“钱帖”等数十种，币制不一，折兑不稳定，且与内地难以通用。因此，津帮商户都有积存和使用黄金的习惯、辅以银元，以便保值，收售黄金便成了一种交易形式，并可运回内地采购货物。津帮商户除在金店、银楼公开贩售以外，大量地是秘密交易，古城子一带货栈是出入新疆的必经之地，一般栈户每年仅零星收购散碎黄金千两以上，津帮在迪化、伊犁的巨商每年黄金流通量都接近万两，新疆的权贵官员也把搜刮的黄金寄存在有信用的津帮商户保存或代为运回京津，一切都在秘密进行，贩售黄金乃是津帮商户的普遍行为。
  贩售鸦片：新疆在历史上就是鸦片流行的地方，早年多从印度、阿富汗流入，英商“东印度公司”每年都有大量鸦片进口，通过西藏、新疆流入内地。新疆也有“地产”鸦片，在新疆和陕甘偏远乡村，多有种植，在旧社会一直没有禁绝，当局采取“禁种不禁吸”的政策，满汉官员吸食鸦片亦不鲜见。大多数津商不敢接触此业，偶有夹带回津，用作馈赠亲友。唯少数津商如春茂和京货店在时任（民国初年）甘肃省长的潘龄皋暗中支持下，贩售鸦片猖獗一时，当时的德泰恒、广兴和、振丰恒、义善长、福泰成等津帮商号都从春茂和进货。春茂和在迪化、酒泉、归化等地设立分号和在天津设有货庄，使鸦片流入内地，复盖新疆、内蒙、陕甘和内地市场，至1920年以后渐衰。
  第三节 经营方式
  一、进货
  津商的经营范围广、商品种类多，在长达六十多年的经营盛期，大宗商品始终以津京百货、洋广杂货为主。京津百货中，包括沪、杭、浙、鲁、等地的名优特产；洋广杂货中，包括沙俄商人的洋货和闽、粤等地的南货。主要货源和品种有：
  （一）沙俄商人进境商品：花标布、洋油（煤油）、洋蜡（石油蜡烛）、洋火（火柴）、方糖（白糖压块）、罐头、毛毯、皮鞋、肥皂、纸张、铜铁炊具、五金杂品等；
  （二）新疆地产商品：土特产品、民族生活用品；
  （三）外省商品：湖南、四川、陕西等地行商带来的商品，有：茶叶、绸缎、土布、特产杂品；
  （四）天津商品：布匹、绸缎、针织用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五金杂品、油漆颜料、文具纸张、书画用品、海味佐料、烟酒茶糖、筒装饼干、传统药品、冬夏时令商品；
  （五）杨柳青镇商品：杨柳青年画、吊钱、窗花、刺绣花样子、菜籽；
  （六）北京商品：丸散膏丹、旗袍清装、满族妇女饰品、喇嘛用的衣帽、文房四宝、古玩字画、股扇、熏香、鼻烟、水旱烟具、马具、山东产的春绸、华丝葛、明华葛、夏布等。
  欧战以来，英俄商品短缺，津商在内地进货增多，仅京津两地每年进疆货物均在两万驮（每驮300市斤）以上。清末民初仅同盛和一家每年运销新疆的海参、明骨、鲍鱼、鱼翅、干贝、唇肚等干鲜海货就有300多驮。
  二、回货
  回货也叫“回标”，当年新疆货币与内地不能通用，更无邮汇之便，津商把资金运回内地十分困难，路遥万里，风险极多，便以“回货”方式，把资金变相运回内地。随着盈利的增多，虽有大量回货，仍难将巨额资金倒回内地，便以“回货”为伪装，从中夹藏黄金，暗中带回内地，采用此法达30年之久，从未发生事故，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因“曹万子骆驼队”被叛匪所劫，津商损失夹藏黄金两万多两，从此不敢夹带。
  回货量逐年增多，至民国初年达到回货的旺期，每年都有近万驮货物运回内地。回货中的黄金叫“黄货”、鸦片叫“黑货”。回货的种类有：
  （一）药材：最早以药材为回货的是伊宁的德心堂药店（郭德奎经营），始自光绪十年（1884），以随身背负方式，携带鹿茸、羚羊角，麝香等名贵药材，徒步返回北京与同仁堂成交。清末以来由于猎户滥杀，羚羊减少或北迁俄境，羚羊角后多由沙俄进口。以后又增加犀角、红花、枸杞、贝母、雪莲、熊胆、黄芪等。此后非专营药材的津商也常把名贵药材做为“回货”。
  （二）鸦片：最早以鸦片为回货的是德恒泰京货店（李汉臣经营），始自光绪十三年（1887），从南疆采购鸦片，运往归化，卖给蒙古的王公们；又把甘肃产的鸦片运到北京，由前门外半壁街合义店代销，当时官府的政策是禁种不禁吸，长途贩运只上印花税，即可公开卖买，为了运输安全，采取打入羊毛捆包中夹带，明运羊毛，暗运鸦片。
  （三）黄金：最早以黄金为回货的是同盛和京货店（周乾义经营）、始自光绪十一年（1885），将新疆产的沙金、麸金及块金（俗称狗头金）、金条、金元宝、金饰、金器等分别打入“棉花包”夹运，此后津商纷纷效仿，都把黄金做为必有的回货。
  （四）羊肠衣：以羊肠衣做为回货始于民国六年（1917），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新疆的白俄洋行停止了向俄国的商品输入，一直由俄商垄断90％的羊肠衣和兽皮，市场上大量积压，一时羊肠衣被大量废弃；民国九年（1920）津商的“直新公司”（安辅臣开办）便大量收购、加工肠衣，运往天津卖给洋行出口。民国十九年（1930）伊犁的“复忠玉肠衣加工厂”成立，（宋杰生等开办），把产品分别由天津、伊犁两地出口。
  （五）羊毛：自光绪七年（1881）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仅在迪化的俄商即有“八大洋行”，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发展到30多家，共有俄国商人800多人，同时还有英国、美国、德国的洋行，新疆盛产羊毛，是他们赚价掠夺的商品之一。自光绪十年（1884）以后，在羊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津帮许多商户也以羊毛为回货运至天津，转售天津的洋行出口。
  （六）棉花：新疆盛产优质棉花，自光绪十年（1884），即成津帮商号的大宗回货，因为内地需求量大，便于出手。
  （七）兽皮：始终是津商的重要回货之一，主要有各种羊皮，兽皮有猞猁、旱獭、貂鼠、银鼠、灰鼠、红狐等，但兽皮产量逐年减少，至民国初年已成“稀货”。
  （八）其它：做为回货的杂品有：吐鲁番的葡萄干、阿克苏的胡桃和杏干、生蘑、马尾等。
  津商通过“回货”缓解了携带巨额资金的困难，通过进货和回货，一来一往，盈利倍增。
  三、售卖
  （一）批发
  津帮批发商，前后约有百户，其中巨商20多户，其注册资本由2万元至十万元（银元）不等，注册资金都低于实有资金数倍。津帮批发商最为集中的城市有三处：
  1、古城子：是津帮进疆商品的第一站，是分别去迪化、伊犁的必经之地，也是最大的“腰站”。这里设有“进疆货物稽征所”，统一收取进疆货物税。有二十几户津商巨商自设的货栈，负责进疆商品的仓储、转运和接应，由此换用骆驼队把货物把货物运往迪化或伊犁，并由此栈开始批发货物，供应远近数百里之间的城乡客户，趸货者多是津帮中、小商户，因借乡谊之便，适时掌握来货时机，捷足先登及时选购，可就近调拨，批发商减去了去迪化的运输成本，售价可适当降低，买卖双方均感划算，最大的自设货栈是伊犁的文丰泰和迪化的同盛和，名冠全疆。
  另一类是公用栈货（类似交易市场），专为没有自设货栈的批发商服务，接纳仓储、协办转运、提供食宿，并为客户“跑合”或留购某些货物，囤积倒卖以从中取利。最大的公用货栈是德泰成，由张玉山、乔如三开办。此类货栈也有十多家。
  2、迪化：据宣统三年（1911）迪化总商会的统计，迪化城内共有商户1134家，其中商店764家，手工业作坊370家。津帮工商户约占九成，是津帮商户最集中的城市，每年都有很大的批发量，约占进疆货物的三分之二。津帮八大家，占据批发业务的优势，构成京津来货的主渠道，并辐射南疆八城。迪化的“八大家”是最大的批发商，尤以同盛和京货店为最，此店由周乾风、周乾义昆仲创办，在喀什噶尔等城设有批发分店。
  3、伊犁：清代设有将军府、驻有沙俄领事馆、是新疆的第二政治、军事中心。光绪七年（1881）中俄签订《改订条约》，规复了伊犁，依据《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给予俄商很多优惠，享有十年不纳税的特权，成为沙俄掠夺新疆资源的重要口岸。同时驻有满汉军政守备力量和历史上迁来的“八旗贵胄”的后裔，有丰盛的农牧产品、县城棋布、人口密集，毗连盛产黄金的阿勒泰，使伊犁地区经济活跃，对内地商品需求迫切，为津帮在此开发创业，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成为仅次于迪化的津帮商户密集地区，批发生意红火，覆盖北疆的广大地区。批发巨商当属进疆最早的“津帮第一家”，由安文忠创办的文丰泰京货店，其商品批发量名列津帮前茅。
  （二）零售
  津帮在新疆全境的零售商，前后共约3000户，规模不等，行业齐全，以京货、杂货为主体，从业者一万多人，数十年间一直保持“津商卖津货”的特点，形成批发与零售互相依存的格局。津商零售店，多数都有正规的铺面，一般保持中等规模，容纳后续进疆的亲友参与经营，年青人可以入店“学卖买”。少数是“兄弟店”、“老少店”、“合营店”，民国以后出现了“夫妻店”。零售商户机制灵活，可以跨行业经营、可以从洋行进货，由于天津商帮的掘起，大量商品源源进疆，零售商品供应充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抵制洋货的作用。
  批发商都开办零售业务，谓“批零兼售”。一般都有豪华店堂，专司零售。紧俏商品，只供门市，不作批发，讲究商品丰满、货不断庄，极缺商品，只展不卖，或作珍藏，遇有特殊关系或重要需求，尚可割爱，虽价高一等，也顺便送了人情。
  四、店堂
  （一）建筑格局：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以后，原有的草泥建筑，已不适应扩大经营的需要，津商纷纷改建店堂。在迪化、伊犁具有代表性，都采用京津风格，也最考究，一般是砖木结构，起脊挑檐，前廊后厦，二进三开或五开，明柱屏风，前脸上嵌“女儿墙”或有异型装饰，宽门低窗，中开或旁开穿堂门，可通后院的上房、下房及仓库。也有简单的店堂，不拘一格。
  清末，天津商帮一般都积累了足够的财富，竞比豪华、显示富有，在迪化大十字街（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一带竞相翻建清式楼阁店堂，朱漆彩绘，雕梁画栋，趋向豪华，至日寇侵华时期，逐渐危陋，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间陆续改建。
  （二）室内设置：通常都有“栏门柜”，柜台式样不一，行业不同，摆放也异。柜台上必有算盘。店堂内侧设有帐桌、摆放“钱板”（上有凹槽，似搓板状、备放银元、铜钱之用）等物，跨间内供坐堂经理（俗称“掌柜”）办公。另侧跨间供藏货等用，常挂半截布帘，门上悬一匾额，上书“藏珍”，长方形、扇形均有。店堂内侧摆放“架眼”（货架）。
  柜外两头摆放茶几、坐位，或摆“春凳”（宽板凳）以备招待顾客之用。室内常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言不二价”等小字木牌，或用红纸书写，民国以来又有“莫谈国事（是）”字样，召示顾客。
  其它设置，则按行业不同，种类繁多，如：布案、试衣镜、酒篓、糖缸、玻璃合子等等。
  （三）门脸点缀：（1）匾额，刻写字号名称，清代都用传统书法，竞相访求名家书写。民国初年盛行“潘体”（潘龄皋，前清末科状元，曾任甘肃省长），潘与津帮有交，仿者有之。（2）旗幌：清代商家，多用旗幌，张挂门外。形式多样，有牙旗、条旗等形，质料色彩不相雷同，突出商店特色或标榜物美价廉。幌子更具形象性，如：中药店挂葫芦、膏药串，鞋帽店挂帽子、鞋子、袜子铺挂一只“大袜子”（有的挂高约两米的“大袜子”。因店东姓赵人称“赵大袜子”），油漆颜料店挂“红绿棍”、糕点铺挂点心盒，饮食店挂彩纸圈、客店挂“笊篱”及酒牌、茶牌等下面缀以红布穗，意在吉祥醒目。（3）楹联：讲究的门脸，门外明柱上悬挂木制“抱柱匾”，选词各适其业。增添文化气息，以示高雅。
  五、人员
  （一）职分：津商店堂人员、除非亲故，不轻用外藉。京货店设员最多，津帮八大家的每处店堂均在二、三十人上下，按照天津商俗，各司其职，概分内柜、外柜、批发、零售等经营结构，因需组合，人员设置各有名目：
  东董：也叫“东家”、“资东”，是开办人、出资人的通称，有“自东”、“股东”之别。大字号的东董，一般不坐堂执事，另聘“经理”掌庄。
  经理：俗称“掌柜”，一般中小商店的资东，通常自兼经理。大店的经理、分号的经理、常由资东委派，负责店铺经营和人员管理，遇有重大决计或变故，须向东主请命。
  大同仁：俗称“二掌柜”，指资深或领班营业员，可襄助经理执事。
  同仁：泛指本店从业人员，但不包括学徒和佣人。
  店伙：店堂的低等从业人员，一般专指杂佣。
  师兄弟：学生意者按进店先后，互称师兄、师弟，称谓仅用于叙事场合，用以表达相互关系。
  掌柜的：业内人员对资东或经理的通称；顾客对营业人员的泛称。
  老掌柜：指年高或资深的店主；
  少掌柜：相对老掌柜而言，通常专指其子侄；不在本店从业的，也可诩称。
  内掌柜：通常不是本店的从业人员，而是专指资东和经理的配偶，微有贬义。
  （二）仪表：津帮商人虽在边城，也很注重“买卖人”形象，讲求衣着整洁，仪表大方。大店名店要求更严，不得篷头垢面、酒气熏人，袒胸露背、嬉笑失态等等。光绪年间，店员必穿长衫，洁白内衣反折袖口，不论少长皆蓄长辫。民国以后，年长者剪掉半截辫子，前额仍剃光，后边保留长发至颈，称“马其盖”，或剃光头，青少年学徒则趋求新潮，盛行推平头。
  津商崇尚礼貌待客，旨在“和气生财”，注重捆包装匣技巧，力求顾客满意；坚持“唱收唱付”，一手钱、一手货，防止意外差错。如此商风沿袭数十年无变。
  （三）语言：津帮商人自从担篓进疆伊始，即与少数民族时有交易往来，边民多用“维语”，久之皆可略通。津帮商店都有善解维语的人员，专门接待少数民族顾客。大店名店必有熟通维、俄语言的职员。清末民初，迪化的德聚公百货店、德聚和绸缎庄，要求全体店员学习维、俄用语，招徕黄发碧眼顾客，甚得其益。
  （四）用人之忌：一忌行为不端，诸如见财忘义、贪占瞒昧及“吃喝嫖赌抽大烟”等染有不良嗜好者；二是忌用妇女、在清代的津帮商人，深受封建思想影响，从不招佣妇女进店，既便厨师、杂佣，也皆男丁。民国以后进疆眷属增多，尤自“五四运动”以后、天津出现女子商店，受其影响，一扫当年禁忌，进而引发了津帮饮食服务业的繁荣。其三，忌用“三爷”，即：舅爷、姑爷、少爷。通常认为“三爷”地位特殊，恒难约束，难免潜有弊端，尤为受聘的经理们怵用。明智的东主，则将“三爷”推荐给友商谋职。
  六、薪酬
  （一）工薪：清代普遍实行“年薪制”，店员每月可在柜上支取零用钱，或领小额津贴，如有特殊需要也可酌支银钱，但予支金额不得超过半数，极限金额不得超过年薪。
  结算时间，以每年春节前为结算时间，一次性发给年薪，但要扣回零星支取，个人如不便保管，可寄存柜上，可以年年累存，待回乡探亲时一并提取。
  （二）花红：也叫“红利”，是根据经济效益的好坏，岗位、资历的不同，分出等级差别，年终时一次性的奖励。
  （三）伙食：津帮店铺，均免费供给伙食，店内自有伙房、厨师，由学徒充当帮厨。有大灶、小灶之分，大同仁以上享受小灶待遇。平日店员不得饮酒，既便自购也不允许。学徒用餐，必须依次先给别人端饭、送菜，更需提前“撂筷”（先吃完），以示礼貌，每遇细饭，往往不得一饱。
  （四）休假：（1）年假：早年津帮不带家眷，常年不设假日，仅在春节期间，可以自由活动，一般由腊月三十至初五作为假日。如需“连市”，另外补假或轮休；（2）长假：每隔七年休假一年，谓“探亲假”，店主酌赠盘费。各店“有假”的同仁，相约结伴而行。（3）事假：在故乡的家属因病、丧等情，需回乡料理善后，或回乡完婚等情，可请事假，事假期限灵活，但最长不超过一年，而后的“长假”则顺延七年。
  长假、事假期间，照发薪酬及红利，逾期则减。非正规的店铺，均不设固定假期，因事返乡，则谓“休假”。
  七、设庄
  （一）设庄概况：津帮商户在天津及外省市设立的经营机构。设庄的目的和作用：采购商品、组织货源，向新疆发送货物；接收和推销来自新疆的回货；沟通与驻地工商企业、金融界的联系，掌握商品行情及动向，为新疆的企业提供情报；借贷存储、兑换金银及吸收投资。
  津帮设立“常庄”（常年设立）的商户共有20多家，每家设庄的城市与设庄的多少，分布不尽相同，以迪化的同盛和京货店、伊犁的文丰泰京货店设庄最多。天津卫是津帮设庄最多的城市（每家在同一城市只设一庄）依次是归化、北京、上海等地。
  常盛不衰的同盛和京货店，民国时期在武汉、广州、香港等地设有常庄，连同天津、北京、古城子、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的分支机构近二十处，从业人员二百多人，其经营规模，名冠全疆。
  （二）津庄纪略：津帮在天津设立常庄的密集地点有：北门外针市街的隆顺里、耀远里、永德里、及公议栈、集祥公司，曲店街的同茂栈，官银号、北海楼及北门里一带。津庄都有自购房产，足用的仓库，少数常庄仅有几间客厅，作为谈生意的场所，也接待本号由新疆的来津人员。有关经营人员叫做“驻常庄”。
  津庄的经营和办事方式：大体上每天上午在驻所办公，接待来访津城各工商字号的推销员，了解商品涨落行情及同行业各家进货情况，提出本号欲购商意向；下午到有业务联系的工商企业看样订货；晚上自由活动或赴厂商邀请，时有赴宴或看戏等。
  津庄在津联系的行业：津经经营广泛，包罗万象，清末民初时期资本更加雄厚，广与津城名商大厂增加往来，按行业归分：有棉布业的敦庆隆、元隆、华竹、华林、天祥；海货业的隆昌、源丰永、复丰成、义成裕；鞋帽业的广聚和、同升新、同升和、长兴、泉记、金九霞、盛锡福；染料业的长圣裕、玉兴泰、万义、万聚恒；药材业的隆顺榕、义和祥、惠通祥、忠义成、同兴公、达仁堂；茶叶业的有正兴德、元兴、公裕、元泰；金店业有义湧勇、正阳、三阳、天兴德、鸿祥；银钱业有天瑞、裕源、中裕、中兴、和生。
  津庄在津的联系对象分为三类；一是工商企业的经理，在互有需求，并有可能做成大批生意的情况下，互相邀请，以此促成签约的机会，兼可验证“走街的”、“跑合的”所云虚实，以求稳妥；二是“走街的”即津城工商企业的推销员，也叫“上客房的”，每日串街走访各家津庄，宣传推销产品，邀请买方人员看戏、吃饭等，遇有机会，以示酬谢。金店与银钱业也有“走街的”，收购金银、拉拢存款。三是“跑合的”，即经纪人，有的企业人手少，没有人走街，就依靠“跑合的”，拿样品撮合成交，一般由卖方付给3％的佣金。比较有名的“跑合的”有：跑药材的韩剑泉、戴荣山，跑肠衣的周利生、李迪生、牛景岩，跑皮货的李荫棠、王纪堂、任子玉等。经纪人之间互有联系，相当多的回货依靠他们脱手成交，涉及到许多小厂、小商、小作坊。
  八、资本
  （一）资本积累：津帮资本积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随军西征时期：沿途肩挑贩售，本银甚少，一般每人仅有十几两银子，新疆收复之时，每人资金都积累了一、二百两银子，个别的约有三百两。
  2、新疆建省之前：首批进疆商贩，已有七至十年的经历，当局致力恢复战后经济，边民生活逐年好转，购买力增加，周转加大，津帮由肩挑、摆摊向座商过渡，多数有资金一、二千两，初具改营座商的条件。
  3、新疆建省以后：津帮抓住建省之后的发展机遇，撂下挑子改了座商，有了字号，买卖越做越大，至民国十年（1921）的三十七年间，成为津帮的“黄金时代”，形成了“八大家”，号称百万大户，其中，也有“非商所得”，出现兼任掌管地方钱财的官吏、利用协办军饷、走私贩私、放高利贷等多种因素，导致了暴富、又把多余的资金抽出，到天津等地开办银号和各种企业、购置房产、在杨柳青镇修建豪华住宅等，与一般中、小商户拉开了档次。进疆较晚的商户，处于小本经营的状态，一般拥有几千元（银元）的资本，但也年年有余。
  民国十年（1921）以后，进入新疆谋业者每年约有百人以上，小商小店骤增，因错过了发展机遇，一般没有较大发展。彼时津帮老户处于稳定营经的阶段，他们历经每次变革和动乱，认为新疆历史上是“多乱之地，功成名就，不可久留”，某些巨富人心思归，暗把多余资金抽回，在天津另谋发展。
  民国十一年（1922）迪化商会，普查登记“津帮八大家”各户注册资金，均在15000-25000元之间，实非全部资金，大打了折扣，其原因是：一怕纳税，二怕露富。
  （二）融资手段
  津帮殷实商户中，利用与官员的关系为后盾，代发“官票”和发行“本票”，从中融资取利。
  1、代发官票：阿克苏城的聚兴永京货店，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道员袁镇允准，以现存官票三万两，拨给该店代办发行，当年二月一日起计息，年息一分，按季交库，五年为期；自第六年发行官票三万两，分做两年归还。通过发行官票得到巨资周转，兼得“钱色”折扣，在兑换“红钱”（铜钱）和杂币时从中吃取差额，充实了资本。
  2、发行“本票”：迪化城的永裕德京货店，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杨绍洲任经理期间，杨以担任商会会长的权利之便，经官方批准，取得发行“本票”的特权，用木板印行的“油布本票”，盖有本店字号印记，凭票兑换红钱（硬币）400文，可在市面流通，从中融资获利，使资本迅速膨胀，一跃成为迪化最大的商号，跻身“老八大家”之首，以“无中生有”之技，颇令同行咋舌。
  九、货税
  新疆建省以后，仍依旧制征收进疆货税及附征厘金和加捐。民国三年（1914）省主席杨增新察觉偷漏税行为严重，遂邀津帮巨商三十多户，共议承包进疆税事，准由同盛和、复泉湧勇、广兴和、德聚公、振丰恒、义善长、中和成、聚兴德、明德号、利顺成、文丰泰共十一家联合承包，建立“进疆货税稽征所”，设进疆首驿古城子（奇台），站址在津帮德泰成北栈，委派该栈经理张玉山、乔如山兼任稽征员。在喀什、和田、塔城、霍城、哈密、迪化等地设代办所，公推迪化庆春和经理钱仁斋（敦煌籍，与津商合资人）与商会代表为总管，负责汇总结算。
  每年进疆货物总值1300万元左右，津帮独占600百多万元，其余各帮的进货总值占700万元，每年应收税款60多万元，实际承包额定为30万元，每年分两季向省衙交清。承包商各户平均先交1.5万元入股垫底，每年予计共得红利30万元。
  总管办事处设迪化庆春和后院，客厅备有鸦片、麻将牌、茶果等，每日恭候省衙各道及财税主管，三节、喜庆都要敬奉官员，平日不泛各类应酬，历行十多年来相安无事，但到年终结算，各项应酬费竞与红利持平，各股所分无几，只是尽了义务。
  第四节 客货运输
  随着时局变化和交通条件改善，各时的运输方式、路线均有不同，所遇险阻也异，赶大营的客货运输，概分三个时期：
  一、西征时期：
  随军肩挑贩售为特点。清军在陕甘一带镇压回民起义军之际，于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元年（1875）期间，始有杨柳青商贩追随清军后尘“跑西北”，奈因战事飘忽，商贩随之盘旋，远不离军，货不离肩，常在一地逗留数日、数月不等，总的路线方向是：从杨柳青出发，经开封越潼关而达西安，备足货物再往西行，渐临战区、而入陇南，每行必视战事激烈程度，或进或停，然离乡至此已周旋数年。在董志原（镇原）、金积堡（吴忠）、河州（永靖）一带，远及庆阳、鄜州（富县）因有较大战事，商贩所至，每遇旌旗遍野，号炮连天，沿途血迹斑斑，竞日不得饮食，俟至打通河西走廊至攻克肃州（酒泉），商贩皆随军而进，清军集结肃州，城内空虚乏物，军民日需极缺，商贩四出采办，常往返觅寻数百里，难有固定路线，偶可乞乘军车（马车）。获知清军欲征阿克柏，继有“跑西北”者，累至不绝、均伺清军动向，修担加货，以备出关。
  光绪二年（1876）至三年，是清军进疆作战时期。各路清军以十二万主力进疆，杨柳青商贩多从嘉峪关通过，随分布在关外三县（玉门、安西、敦煌），以玉门为中心，西去阳关大道，经星星峡，到达新疆东部第一大城哈密，清军在此设立大本营，商贩趋至；随后推进巴里坤、而至古城子，地临三岔路口；一通西北，可达北疆阿勒泰、布尔津；一去正西直往迪化；一去南疆各城。
  以古城子为基地，向西拉开五百里战线，商贩轮番支前，即克迪化，清军矛指南疆，商贩多滞留迪化及周边，少数分流南疆，前程仍有三千里，清军边打边进，商贩亦步亦趋，经喀喇沙尔、轮台、库车、阿克苏、直至喀什噶尔、和阗等城。陕甘进军沿线及北疆局部，均有清军分占，后继商贩星布其间。北疆重镇伊犁，早被沙俄占据，清兵未达，一时商贩无迹。
  二、清末时期
  新疆平定以后，直到清末，主要路线有三条：
  （一）走大路：从天津杨柳青出发，既可步行，也可用驴骡、骆驼、马车代步的一条路线，途经静海、沧州、德州、临清、馆陶、濮阳、过黄河到河南省开封、郑州、洛阳抵豫陕交界的潼关，再经西安，从宝鸡、天水、伏羌（甘谷）到兰州，过乌鞘岭、古浪、循长城脚下，往西抵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星星峡（1884年新疆建省与甘肃的分界处），进入新疆戈壁滩的“苦八站”，其中又以苦水（思甜）、烟墩两站地段最为艰苦，两站间全长180里，沿途气候干燥，缺少水草，到站之后才有残破不堪的小店，还需用毛驴到远处去驮水，尽管水质苦咸，饮后往往腹泻，每碗还要两枚铜钱。谚语说“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过此之后，才能到达哈密、古城子和迪化。这条路是当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时把一些旧路修整后连接一起的，是部队运输、军事投递的驿道，由杨柳青至迪化，全程九千里，步行半年才能到达。
  （二）走外蒙：此路以骆驼运输并经大草原为特点，适宜大宗货物运输，人烟稀少，数百里不见村庄，此路是十八世纪初，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时，由兆惠将军所辟，从北京、经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百灵庙、进入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大草原，再分成两条路：一条往西北，经科布多转入新疆，抵达阿勒泰、布尔津，折向西南至塔城、伊犁，约经外蒙古3500里大草原；一条向西进入新疆的巴里坤、古城子至迪化，约经外蒙古2000里大草原。新疆平定后，内蒙和晋帮老商户（阿古柏入侵前的商户），都利用这两条路线驮运货物；左宗棠用兵新疆，口北的军粮也经外蒙运抵巴里坤、古城子。进疆客货凡经此路，均以归化为转运枢纽，在此雇用骆驼队（此地骆驼运输业最多），方能通过大草原，往返于新疆之间。
  驼队运输方式：驼队规模由数百峰至一千多峰不等，备有骆驼轿、骆驼车、壮驼供押运者、客商、眷属乘用。养驼大户，常年雇用镖师，可代客押运现银和贵重物品。按惯例，骆驼每年外出八个月，从秋季白露节到次年谷雨节止。其余月份因天气太热，骆驼需进山放牧脱毛，故远去新疆每年只能一次往返，每日行程60—80华里。驼队有领队、帐房、伙夫、看夜、脚夫和杂勤若干人，以脚夫为多，每2名管理骆驼20头，用绳索链住，排队前进。骆队备有帐篷、毛毯等用品，大帐篷可容百人，供驼队人员使用，小帐篷可住十几人，为客商、眷属使用，驼队备足风干馒头，或煮面片加盐，客商自备“路菜”，用炸酱、腊肠、牛肉干佐餐。大草原荒无人烟，只听驼铃响，不见驼队行。
  结算运费是在终点站古城子，卸货验收无误付款，如有丢失由驼队赔偿，遇到天灾、劫匪则由货主自负。
  （三）乘俄台
  “俄台”即沙俄的火车。清末沙俄修筑了海参崴到莫斯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其中一站距我国东北满州里很近，来去新疆的客商因得此便，往返于天津至塔城、伊犁之间。路线是从天津乘坐北宁铁路火车，至长春、哈尔滨、经扎兰屯、海拉尔到满洲里，住进悦来店（由洗手的胡匪开办，深谐俄境情况），并由客店代办出国手续及购买车票。约需一星期，店家派人送出国境，直至外贝加尔斯克车站（华语称此地为“十八里”），乘车西行七昼夜，到达阿勒泰支线的阿亚古斯（斜米）车站，下车后渡过阿业古斯河住进旅店，距我国的塔城还有500里，雇用“六根棍”马车再行六天就可进入我国新疆，全程约需25天，每人路费300余元。
  三、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赶大营的路线有了变化：
  （一）走大路的变化：民国初年津浦、陇海铁路通车，从杨柳青乘车到徐州，转陇海路到观音堂，共计2400里，仅需四天，过去需步行40天，后来陇海路延长900里至宝鸡，距兰州尚有900里旱路，间有汽车搭载，从兰州至迪化通汽车，隔数日发车一次。盘费拮据的杨柳青人，酌坐一段火车，余途步行或乘牲畜大车，虽需日多，但很省钱。所经宁夏、甘肃偏僻山区，军阀马鸿逵、马步芳驱民种烟（鸦片）补饷，限制种粮，人民缺食，又乏文钱，因此争相揽客，脚力很贱。军队如匪，打劫行旅，“去的不劫，回来的劫”，去的皆为谋生，油水不大。津商视为畏途，富者多乘火车以避。
  民国十九年（1930）中国航空公司成立，实与美国合营，飞行员皆美籍，飞机很小，仅容十数人，票价昂贵，航速甚慢。从迪化起飞，需到酒泉加油，当晚抵宿兰州，次晨飞郑州再降，午餐休息，下午又飞、天黑到达北平（北京），行程两天，乘客以军政要员居多，津帮巨商仅为应急偶而一用。
  （二）走外蒙的变化
  宣统三年（1911）沙俄遗使外蒙，煽惑哲布尊丹巴活佛，趁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之机，赶走清廷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宣布独立，继夺新疆边城科布多（今在蒙古国境内），断绝了驼队行经乌里雅苏台大草原的交通。津帮商贩改走内蒙、甘肃之间的长城内外，选择水草丰盛地带穿行，这段路取名“小草地”，也叫“走甘边”。
  迨至民国八年（1919）俄国内部战争尚频，难顾外蒙，驼队因便复行乌里雅苏台大草原，至民国十四年（1925）苏、蒙局势稳定，又被禁止通行。
  民国以后进疆货物逐年增多，欧战爆发，俄、英进口停滞，促使内地商品购销两旺，进疆货物倍增，原避居新疆的白俄商人多属巨富，纷改中国国籍，将新疆皮毛、棉花运津出口，致使驼运业接应不暇，大草原或小草地成为往返新疆的交通热线，有九成货物赖此通途。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哈密事变，尧乐伯斯叛军大肆掠劫商旅，驼队运输从此衰落。
  最早的天津商帮在津采购货物，要自雇车船运到北京，经德胜门外骆驼店运到归化，再等候大驼队转运新疆。自京绥铁路建成，实行联运，津商把货物交到天津东站货场，就算办妥，只等归化接货。
  民国十七年（1928）春，新疆省长杨增新出资，委用亲随朱炳，开办“绥新汽车公司”于民国二十年（1931）运营，并由天津“博达书馆”张善修组织由天津至迪化的全程联运，缩短了客货在途时间，加快了商品和资金周转，津帮商人称便。迄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内蒙古的德王与李守信的蒙古军在日寇扶植下，成立了“蒙疆政府”，控制了运输线，隔断了去新疆的通途，绥新汽车公司只运行了七年被迫停废。
  （三）乘俄台的变化：自国内铁路、驼队、汽车实行联运，津商不再舍近取远入俄乘车，且东三省也为日寇占据，商途被阻。
  附录一：
  津帮家眷车车夫范玉春记录的“赶大营”路单
  （所列地名均系清末民初的沿称）
  （杨柳青） （至）
  1 良王庄 二十五里
  2 静海县 二十五里
  3 唐官屯 五十里
  4 兴济 六十里
  5 沧州 四十里
  6 半壁店 三十里
  7 南皮县 二十五里
  8 东光县 四十五里
  9 连镇 二十里
  10 桑园 五十里
  11 德州 五十里
  12 苦水堡 四十里
  13 恩县 三十里
  14 要塞 三十里
  15 高唐州 三十里
  16 郭平 四十五里
  17 东昌府 四十五里
  18 沙镇 四十五里
  19 深县 三十五里
  20 潮城县 四十五里
  21 贯城县 四十五里
  22 观音庙 四十五里
  23 开州 四十五里
  24 白道口 五十里
  25 李道口 六十里
  26 奇门 四十五里
  27 卫辉府 四十五里
  28 新乡县 五十里
  29 贺甲县 五十里
  30 徐羊铎（驿） 三十五里
  31 木狼店 三十五里
  32 大司马 五十五里
  33 温县 四十五里
  34 召贤镇 三十里
  35 孟县 三十里
  36 郭村 十五里
  37 黄河口 十八里
  38 鈇谢 三里
  39 河南府 四十五里
  40 磁涧 四十里
  41 新安县 三十里
  42 鈇门 三十里
  43 渑池县 六十里
  44 观音堂 四十里
  45 硖石堡 二十五里
  46 张茅 二十里
  47 磁钟 二十五里
  48 陕州 三十五里
  49 桥头沟 十里
  50 灵宝县 四十五里
  51 大字营 四十里
  52 阕乡县 二十里
  53 盘头镇 二十里
  54 文底里 二十里
  55 潼关城天下第一 二十里
  56 花庙 三十五里
  57 柳子 五十五里
  58 池水 四十五里
  59 渭南县 二十五里
  60 零口镇 三十五里
  61 临潼县 四十里
  62 西安省 五十里
  63 咸阳城 五十里
  64 店张驿 四十里
  65 醴泉县 三十里
  66 铁佛寺 四十里
  67 将军镇 四十里
  68 永寿县 四十里
  69 代玉 四十里
  70 邠州 三十里
  71 亭口 四十里
  72 长武县 四十里
  73 高家鸟 六十里
  74 泾川县 四十里
  75 白水 七十里
  76 平凉府 七十里
  77 安国镇 四十里
  78 瓦亭 五十里
  79 和尚堡 十五里
  80 六盘山
  81 隆德县 三十里
  82 神林铺 四十五里
  83 静宁州 四十五里
  84 高家堡 四十五里
  85 清江驿 四十五里
  86 会宁县 九十里
  87 青莲山 九十里
  88 安定县 四十里
  89 程口驿 五十里
  90 甘草店 四十里
  91 响水子 八十里
  92 兰州城 四十里
  93 于家湾 四十里
  94 红城子 一百里
  95 平番县 九十里
  96 岔口驿 七十里
  97 镇羌铎 五十里
  98 湘子庙
  99 龙沟堡 四十五里
  100 古浪县 四十五里
  101 大河驿 六十里
  102 凉州 七十里
  103 丰落堡 七十里
  104 永昌县 九十里
  105 水泉子 六十里
  106 新河 约九十里
  107 山丹县 四十里
  108 东安县 四十里
  109 甘州城 七十里
  110 沙河 七十里
  111 高台县 八十里
  112 花墙堡 七十里
  113 盐池 六十里
  114 临水 一百里
  115 肃州城 六十里
  116 嘉峪关 七十里
  117 惠回堡 九十里
  118 赤金峡 一百里
  119 玉门县 九十里
  120 三道沟 五十里
  121 布隆吉 九十里
  122 小湾 九十里
  123 安西州 七十里
  124 白墩子 大九十里
  125 红柳园子 七十里
  126 大泉 八十里
  127 玛莲井子 七十里
  128 猩猩峡 八十里
  129 沙泉子 九十里
  130 苦水 八十里
  131 盐墩 大九十里
  132 长流水 七十里
  133 黄土岗 八十里
  134 哈密 七十里
  135 头堡 七十里
  136 三堡 七十里
  137 三道岭 七十里
  138 辽墩 九十里
  139 一碗泉 九十里
  140 车古轮泉 六十里
  141 奇个井子 七十里
  142 头水 九十里
  143 大石头 六十里
  144 三个泉子 一百二十里
  145 木垒河 九十里
  146 奇台县 九十里
  147 古城子 九十里
  148 济木萨尔 九十里
  149 三台 七十里
  150 滋泥泉 九十里
  151 阜康县 九十里
  152 黑沟 七十里
  153 红庙子迪化县 大六十里
  民国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注：黑体字均为省府或险要关山）
  第五节 代办协饷
  一、协饷由来
  左宗棠西征所需军饷，盖由户部按照钦定额数，向各省、关摊派，按月解交，以资军需，称为“协饷”。
  （一）协饷经过：协饷始自左宗棠奉调入陕，由同治五年（1866）谕定，首批协饷自同治六年七月解到，至民国元年（1912）告停（杨增新任督军主政时期）。清廷自道咸以来，连遭列强屈侮，割地赔款，国库极为空乏；左宗棠西征，调动兵勇伕役多达150000万人，前防后路及沿线所需甚巨，度陇以来，前线饷匮财殚公私耗尽，户部无力拨发，全部依靠协饷应付。协饷初期，各省、关把银两先解户部，再转“西征粮台”分拨各大军帐，如此转运很不及时，又增耗费，难缓“停兵待饷”之急，后改各省、关直解，户部只办备案手续。西征前后数十年来因攻打太平天国、追剿捻军、镇压回民起义、又有中法、中日战争，各省财力已近枯竭，俟至征讨阿古柏期间，致使积欠协饷为数过巨，竟有累欠三年之省份，前线告到御前，也无法解决，迫于形势，则向私商、缙绅筹借钱物，以解燃眉。
  （二）协饷数额：清军西征每年所需协饷4000多万两，分别由山东、四川、福建、浙江、广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等省负担，以东南省份为协饷大户；并由江海、闽海、江汉、粤海、浙海各海关抽银支应，尚有两广盐运司、长江水师等捐资帮助，各省地方米捐局、捐饷局、军需局均予襄助，但因解运迟缓，成为西征的后顾之忧。
  （三）协饷用项：主要用于分路采购军粮，南达四川，北至蒙绥，首保军食，次为兵勇月饷，每人每月3至4两，营官衔阶递加。再为购买枪炮弹药、军装、皮衣、铜帽、驼马、车辆、草料、帐篷，支付伕役、工匠、脚力，修补工事，赈抚优恤，统由协饷包揽，尚有支撑战区官吏薪奉、杂支等。
  战时利用协饷以军用为主，新疆建省后，抽资用于地方修治。改行厅道州县，需筑城修堡、建衙立署、开街兴市、安迁流民、赈助屯种、资迁兵弁等项仍赖协饷，但因押解不利、屡有大量款额，新疆当局苦无良策。
  二、津帮代办
  （一）代办因由
  1、押运困难：光绪十年（1884）新疆初建省府，地方行政尚不健全，清政府决定每年补助库银84万两，作为各级行政经费，也以协饷名目列支。省府派库员进京向户部领款，全部镖箱共重40000斤（内装银钱），需用镖车40辆，马80，帐篷、行李、粮秣大车20辆、跟随护送兵马军卒一营（五百人），押运官、随员数十名；往返路程一万八千里，每领一次需时一年，途中耗费巨大。领取当年的经费，需在头年赶到京城，回到新疆己是盛暑。
  2、津帮谋划：迪化津帮大户居多，自恃财力雄厚，且有社会声望，并与军政要员多有过从，深知省府每年进京领饷困难，常聚首谋划，拟代省府进京领饷，明为报效官府禅护之德，实为从中取利，迪化津商代表郑子澄、杨绍洲打通关节，游说布政使魏光焘（后为巡抚），因津帮独有交通地理之便，事半功倍，魏某正因办理进京领饷，常年忧劳，苦无良策。津帮实力为诸帮莫及，况有资产千数百万，协饷万有一失，后退有路，省府却能节耗免忧，坐收饷银，虽暗惠津商，又与省库无损，魏乃举意奏报朝廷，陈情津帮义举，名正言顺，户部深谐个中原委，于是省、部一拍即合，刻期得到御批照办，于光绪十八年（1892）津帮八户巨商联合，首次进京代办协饷。
  （二）代办方式
  1、代办商户：津帮代领协饷的迪化八商，有：同盛和的周乾义，复泉湧勇的杨润棠，永裕德的郑子澄、杨绍洲，德恒泰的李汉臣、王德云，公聚成的王锦堂，忠利祥的王兴芝，升聚永的周质臣，聚兴永
  的肖连第。
  伊犁效仿迪化办法，将军府的饷银，由文丰泰的安文忠独揽。
  2、代办经过：迪化八商进京，由省府选派库员同行，先赴户部办理手续，津商遂将库银充作资本，连同自备资金，分别在京津两地购进大宗货物，按户分运新疆，省派库员监控购货实情，以杜挪支荒用，又陪津商押运回省，一切应酬开支均由津商承担，货到新疆限期结算，收交库银入库。
  3、抵押具保：迪化八商认领饷银，须事先向省府交纳保证金，要求诸多殷实商户“托保”，诸商无利可图，却担风险，拒绝为他们（津商八户）担保，又经商会斡旋，改为“八商联保”，方予定案照办。
  光绪二十二年（1896）适饶应琪巡抚在任，再改“八商联办”为“分户单领”，但须予交半额归库，俟货物进疆，限30天结算交清余额，逾期欠款责由省官钱局垫交省库，加收滞交期的利息。同盛和常率先入库，官府信任，因此利用饷银最多，得利倍加，跃为“八大家”之首，与伊犁文丰泰齐名。
  4、官商合一：伊犁文丰泰的安文忠承包代领协饷，系经将军府幕僚、帐下协标马玉昆（马三元）推荐，由长庚将军为盾，委加安文忠以伊犁官钱局总办名义，采取直到各省解调协饷办法，使安成为一大官商。去往各省催讨饷银，具按官场行事，凭户部照准数额，就地支取用以趸货，回疆变银交库，其实“钱属官有，利是私得”。常购湖南、湖北的茶叶，四川、浙江的绸缎布匹，军需民用之物包罗万象。
  光绪二十七年（1901）长庚将军奉调回京任兵部尚书，马亮接任将军后，鉴于安文忠代办协饷得力，委以实任“官钱局总办”，兼办“官茶局税事”，仍握代办协饷实权，使文丰泰京货店富甲新疆，号称“津帮第一家”。安曾把这段经历自诩为“六出玉门，八涉瀚海”。
  第三章 商帮
  第一节 社会团体
  一、各城商会：
  新疆建省之后，各城倡建商会，首建商会的城市是迪化、伊犁、古城子。这三城是天津商帮的经营中心，约自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成立，宗旨是广泛团结商界（包括各帮），为繁荣经济服务，维护商民利益，纳税守法，倡办公益。
  津帮在商会中占有绝对优势，商会绅董多数是津帮商人，商会会长一职几乎为津帮包揽，实际上已使商会成为天津商帮的社团。
  各城商会会长名单
  地名 姓名 藉贯 所营商号 时代
  迪化 郑子澄 杨柳青 永裕德 清末
  （乌鲁木齐）杨绍洲 杨柳青 永裕德 民国杨增新时期
  刘云卿 杨柳青 裕昌厚 民国杨增新时期
  董树棠 杨柳青 德聚公 民国杨增新时期
  石寅甫 杨柳青 福泰成 民国杨增新时期
  苗沛然 甘肃 （与津帮合资）民国金树仁时期
  董光錞 杨柳青 复昌隆 民国金树仁时期
  周耀廷 杨柳青 同盛和 民国盛世才时期
  周海东 杨柳青 复泉湧 民国盛世才时期
  崔德昌 杨柳青 德昌源 民国盛世才时期
  伊犁 李锡三 杨柳青 福泉厚 清末至民国
  张润田 杨柳青 文丰泰 清末至民国
  曹瑞三 杨柳青 碾磨房 清末至民国
  古城子 乔如山 杨柳青 德泰成 清末至民国
  李荩臣 杨柳青 清末至民国
  王芷洲 杨柳青 祥记 清末至民国
  塔城 陈雨亭 杨柳青 清末至民国
  额敏 韩印三 杨柳青 清末至民国
  二、直隶会馆
  清末民初称河北省为直隶，天津、杨柳青皆为其所属，由天津商帮所建的会馆，称“直隶会馆”。新疆有两处：一是伊犁的绥定城；一是古城子。
  （一）绥定直隶会馆：约在光绪十四年（1888）建立，座落该城二道街子，由安文忠、王一冠等发动，责由李锡三等联络惠远、霍城、伊宁、额敏、塔城等地商号募捐筹建，有房十多间，作为各地商号集会和联络处所，虽规模不大，但为家乡（杨柳青）举行过两次较大的募捐活动。其一、捐助杨柳青十八所水会（群众义务消防组织）添置大型灭火机具等；其二、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捐款救助战伤饥民。并为初到伊犁的谋生者提供食宿方便，客死者也可停灵追悼。
  （二）古城子直隶会馆：建于光绪十八年（1892）在迪化商会会长刘云卿支持下，由天津商帮各商号捐助，并委托古城子义善长的李汉臣、祥记的王芷洲、文义厚的穆春第等筹建，有北房厅堂5间，东西厢房10间。外大院厨房，可供百人聚餐之用。北厅中的家俱陈设，由穆仲田等购置了南绣桌椅扶靠、两米高的江西五彩大瓶一对及苏钟等，富丽堂皇。
  三、水龙局
  即消防水会，建立于宣统三年（1912），由迪化商会刘云卿、杨绍洲会长向官府请准成立，得到官府资助，委派怡和永京货店韩乐常筹办。韩在杨柳青曾为水局的“伍善”（救火员），熟悉会务情况，参照家乡办法，划地建房、置办了杠杆式压力机一架，并有水桶、水柜、会旗、灯笼、鼓、锣、挠勾、板斧等用具，选派各商号青壮年为当然的“伍善”。局内厅堂宽敞，桌椅齐备，因迪化商会无会址，多在此处举行会议，办理公务，或筹办对家乡的捐助。
  四、天津旅新同乡公会
  民国十七年（1928）成立，会址分设两地；其一、在迪化市东大街复泉湧酱园，会长周海东；其二、在天津市，设于日租界寿街（今兴安路）同盛和京货店（津庄）院内，会长李春华。
  宗旨为团结乡亲友谊，沟通商品经营信息，促进商贸活动，办理家乡公益事业，虽是一个松散组织，没有正式章程，但从此每年汇来的赈灾款项，总比以前早到两个多月，且直接汇到同盛和（津庄），减少了汇费消耗；对商品行情也统一反馈到新疆的复泉湧勇，不像过去各家报价不一，时有误事之弊。但因该会成立较晚，迨在新疆由金树仁、盛世才主政时期，天津商帮经营处于由盛转衰阶段，适至抗战兴起，道途隔绝，而后有名无实。
  五、伊犁旅新贸易同乡会
  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发起人安文忠等。
  第二节 公益善举
  天津商帮自建立商会、同乡会等社团组织以来，即为家乡杨柳青捐钱捐物，用于赈灾和兴办公益，在新疆也有善举。
  一、杨柳青
  （一）资助水局：自乾隆年间首建“天安水局”以来，至光绪末年（约1908）杨柳青镇内共建有水局十八家，光绪二十年（1894）伊犁旅新贸易同乡会建立后，每年向杨柳青各水局（有总管人）捐银1000多两，用于房屋修缮，置办用具。在压水机水柜上刻有“伊犁旅新贸易同乡会捐赠”字样。镇区北部，距河较远，为救灾取水方便，捐建了六眼深井，坐落地点是：二街天齐庙后、三街关帝庙东、六街大寺胡同北、八街白滩寺大道口、十二街经堂庙后、十三街周家庄。
  （二）兴办教育：伊犁文丰泰京货店的安文忠独资捐建了“安氏私立小学”，建于民国九年（1920），捐银10000元用于修建，校址在药王庙西院，另开中门与庙分离。建有四个大教室，可容学生200人，另捐土地一顷多，作为校产。首任校长周恒赞（在新疆曾随杜彤任督学），教员有王植三、吴玉章、卢裴章、周桂南等，所聘师资高，多进步人士，认真教学，深受社会赞誉。
  （三）捐建施医局：民国十年（1921）由安文忠捐建，聘请刘文蔚（曾任山西省某县县长）为局董，由中医马少三等坐堂，义务为民众治病，施种牛痘疫苗，防治天花病的流行。年捐助600元经费，座落估衣街（今存“施医局胡同”），地处中心，方便群众。
  （四）捐款赈灾：辅善社、普济社、恤嫠会为杨柳青镇慈善团体，为接受各界捐赠而建，特别是清末民初，来自新疆的捐赠日多，历次水旱灾害和兵祸致灾，均有迪化商会、伊犁同乡会的巨额捐款，用于赈灾救济、开设暖棚粥厂、施舍棺木等，遇有大灾则捐款累加。恤嫠会专门赈济寡妇。清末至民国期间，频频捐助，数额无计。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伊犁安文忠、周恒德、郑永清与白沟河商户杜春第共捐钱5万串，用以救济杨柳青的病伤饥民。
  伊犁旅新贸易同乡会每年向家乡提供捐款1000多两。
  二、迪化
  （一）捐建公墓：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由迪化商会在城郊圈占土地一块，建成“杨柳青公墓”，凡客死新疆的杨柳青人均可寄埋于此，待日后携归故里。
  （二）资助同乡：新疆各地商会、同乡会均有资助同乡的传统。凡初到新疆谋生的杨柳青人，一时衣食无着和疾病等情况，可以获得资助，并帮助求职者就业、寻亲等事宜。
  （三）举办同乐：天津商帮远离家乡，逢年过节，难免有思乡之念，为缓解郁闷，打破寂寞，由商会出资并组织各商户开展文娱活动，以民国初年最为红火：有天津菜农和鸡鸭小贩们的“天津龙灯”、津帮许家班的少林会、天津商总的秧歌队、高跷会、津帮戴家班的音乐会等。春节期间的同乐活动，在清末和民国期间一直活跃了50多年。
  （四）宣传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天津商帮的故乡沦陷，更加激发天津商帮的义愤，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捐献活动，各商店贴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并由商会组织义卖义演，津帮德元电影院上演爱国进步电影、并由津帮业余配合剧院演出抗日节目等，时任迪化商会会长的石寅甫组织支援抗日，多有建树。
  第三节 津帮八大家
  宣统二年（1910）九月“王高升纵火案”以前，称“老八大家”，此后称“新八大家”。
  “王高升纵火案”即“火烧八大家”，津帮商户，损失惨重。由商会联合灾户具禀，获准镇迪道补助白银二万两，用11000两赈助大十字街和藩署后街的受灾商户，复泉氵勇、永裕德因得杨绍洲任商会会长之便，将余款留用。天津帮商户财力殷实，火灾过后店堂翻建一新，把原有平房，大多改建二层楼阁。复泉湧有七间店堂、八楼八底的调料、糕点车间，永裕德建成两层的大四合院。
  “纵火案”以后，使“八大家”和其它富商巨贾受到打击和震动，增强了风险意识，致使许多商号分化改组，有的东家抽回资金，呈现由大化小、分散经营的局面。
  一、老八大家
  “老八大家”是津帮改营座商最早的一批商户，也是代办协饷的“八商”，其经营年代最久实力最强。
  （一）同盛和京货店：光绪十一年（1885）建店，由周乾义创办，历届经理有周恒德、周恒正、周玉丰、周耀亭、柳士清、李梧岗、曹余三、尚松年等，经营津沪百货、京广杂货、俄英洋货、绸缎布匹、海味水产等，以批发为主，兼营葡萄园。座落迪化南大街（今人民商场址），分支机构有伊犁、奇台、吐鲁番、喀什、和田、归化、北京、上海，民国以后又设广州、香港等货庄。新中国建立后，于1956年公私合营。
  （二）复泉湧勇酱园：光绪十二年（1886）建店，由杨润棠创办，其弟杨春华协办，聘周乾喆为糕点师。后由徐湧勇波经营，1910年兑给周义臣，继为其子周保定（字铸卿），再后为周海东经营。自制酱菜，京式糕点，经营洋广杂货，山珍海味。座落迪化南大街（今大十字食品店址），伊犁、绥定有分店。新中国建立后，于1956年公私合营。
  （三）永裕德京货店：光绪十三年（1887）建店，由郑子澄创办，历任经理有郑永乾、郑联藻、杨绍洲、杨宪臣，津庄经理杨少臣。经营日用百货、京广杂货、绸缎布匹、名特产品，兼营栈房，发行“本票”。座落迪化东大街（今天山商场址），伊犁、喀什噶尔等地有分店，天津设有“永昌厚货庄”。
  （四）德恒春绸缎庄：光绪十三年（1887）建店，由李汉臣创办，表弟王德云襄助，后期经理王铸卿，经营绸缎呢绒，纱罗布匹，日用百货，贩售鸦片。座落迪化东大街
  （五）公聚成京货店：光绪十三年（1887）建店，由王锦棠创办，经营日用百货、京广杂货、绸缎布匹、俄国洋货等，座落迪化南大街。
  （六）忠利祥京货店：光绪十三年（1887）建店，由王兴芝创办，经营日用百货、京广杂货，座落大十字街。
  （七）升聚永京货店：光绪十三年（1887）建店，由周质臣创办，经营津沪百货，京广杂货、绸缎布匹等，座落迪化东大街，1918年停业。
  （八）聚兴永京货店：光绪十三年（1887）建店，由肖连弟创办，后继为肖春芳，经营日用百货、京广杂货、俄国洋货等，座落迪化东大街。
  二、新八大家
  （一）同盛和京货店：“纵火案”以后东家为同玉丰、周耀亭父子，经理柳士清（原为清朝四品道员），注册资本25000银元，雇员20余人，津、京、沪设有分店，新疆奇台、伊犁、吐鲁番设有分号，南疆各城设分店，主营京广杂货，数十年间长盛不衰，公私合营后为“中华老字号”。
  （二）复泉湧酱园：原为周姓以种菜起家，“纵火案”后由周保定继续经营，除原有务业外，尚经营日用百货，至解放前夕因纸币毛荒，业务不振，将店址当给他人，1950年又以2亿元（折合新币2万元）人民币赎回铺房，继续经营到1956年公私合营。
  （三）永裕德京货店：“纵火案”后经理为杨绍洲，系迪化商会会长，是津帮的头面人物。注册资金25000银元，除主营绸缎布匹外，兼营药材和鸦片。栈房伙计主要有郭秀山、郭玉清、韩培清、王祝三等人。到盛世才统治时期经营败落，栈房出租他人开办医院，到解放后店址卖给“军直合作社”。
  （四）德恒泰绸缎庄：“纵火案”后由王铸卿经营，注册资本17000银元，店员十余人，杨增新统治时期停业，由开染房起家的崔善祥接兑，改号“德昌源”，继续经营百货绸缎，解放初因遭暴徒抢劫，被迫停业。
  （五）公聚成京货店：经理仍为王锦棠，注册资金15000银元，至1923年停业。
  （六）升聚永京货店：“纵火案”后由李铸卿经营，注册资金23000银元，于1918年停业。
  （七）聚兴永京货店：“纵火案”后，商店分化，辛亥革命后由肖春芳经营，注册资本15000银元，1913年即告停业。
  （八）新盛和京货店：老号开设于宣统元年（1909），创始人不详，新店注册资金12000银元，座落迪化南大街，“纵火案”后，一度萧条，1920年赵玉堂出资任经理，专营津广百货，店员数人，后由其内弟总理全店业务，因不务正业，经营不善，几年内资金荡尽，店业亏空，即告停业。
  第四章 衰落
  第一节 原因
  一、地方治安恶化：
  地方治安恶化，始自民国十七年（1928），是天津商帮由盛转变的起点。
  是年，新疆第一任省主席杨增新于七月七日被政务厅长樊耀南刺杀。杨曾是镇迪道道员，他在任期间，一直把新疆看作是世外桃源，一贯锁关自守，他从政一生，积40年之经验，凡有异已者，皆设法除掉，或软困省城，决不放入内地，对天津商帮风云人物更是严加控制，迪化商会会长杨绍洲等均在“软禁”之例，时杨绍洲已被委任银钱局总办，继因查他有挪用公款之嫌，虽作假蒙混过关，但被杨增新视为心腹之患，始终软困杨绍洲于迪化，不准回津，给天津商帮精神上带来很大压力；镇迪道员樊耀南因积怨对杨增新不满，他私自放一批人出境，杨增新立即手谕额敏知县在塔城路口盘查，额敏知县预略事关紧要，便把当地“商总”韩乐三（津帮商会会长）请出来参加盘查，结果查出秘密夹带的字条，有“省军不堪一击，若有劲旅一师，可席卷全省”。上下款全是暗字，但字迹可认定为樊所写，事关重大，以致事态发展到樊寻机刺杀了杨增新，但很快被金树仁制服，金原为政务厅长，一举当了省主席。从此，人心慌慌，导致了新疆政局不稳，地方治安严重恶化，以致烽烟四起。
  民国二十年（1931），驻哈密小堡的省军连长张某，强娶维族少女为妻，导致哈密回民暴动，以和尼牙孜聚首指挥，屡败省军，和某又把“甘宁新联军司令”马仲英引出玉门关，以助声威，省军分守哈密新旧两城，久攻不克转攻巴里坤，为解哈密之围，省军由迪化指挥部派军来援，省军屡败、而后由“归化军”（苏联十月革命期间，溃逃新疆境内，后被收编的白俄部队）解了哈密之围。
  和尼牙孜的叛军在撤退时，劫持了白俄富商格米林肯400驮金银细软及货物，又遇同伙尧乐博斯的队伍，因分脏不均而分道扬镳，尧乐博斯父子的队伍，屡次打劫客商，适曹万子骆驼队认为哈密解围，已经平安无事，被迂回的尧乐博斯队伍撞上，骆驼队藏有天津商帮的上千驮回货，先期劫了20驮，以为只是棉花，足够做棉衣使用（先劫的格米林肯货物中分得了一些布匹），打开棉包一看，里面夹藏黄金，马上又叫队伍追至猩猩峡附近，再次打劫了大批回货，过了猩猩峡经盘点共捐失货物300多驮，都是天津帮祥记、裕昌源、复昌隆、福泰成、德泰公等商号的回津物品，共损失黄金足有20000两之多，从此骆驼队的运输开始败落，同时天津商帮也因受到大损失而不敢冒险，以致切断了大批货源进出新疆。
  民国二十一年（1932），相继引起吐鲁番事变，在省军撤离时，有八百多商民随行（主要是津帮商人及眷属），俟至迪化时只剩下二百多人，余者多死于战乱，不久战火扩大到鄯善、托克逊、库车等城，使西路各县先后暴动，南疆道阻，全疆大乱。
  同年，由马仲英引起的西北疆民族仇杀，伊犁的天津商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户和汉民横遭焚杀，十室九空，许多商户逼得关上大门放火自焚，致使伊犁商户一厥不振。
  相继民国二十二年（1933）发生了叛军包围省城迪化的战役，各商户关门停业，由商会组织“商团”轮流上城防守，各商户也在收拾细软、藏匿金银，以防万一。四月十二日，驻迪化的“归化军”200余人叛变，由商会出面调停，幸未酿成大祸。此后连续三年间又有喀什噶尔、和阗、阿克苏等城发生事变，从南到北使新疆的局势动荡不安，天津商帮已无法正常的经营，竟连生命财产也无保障，天津商帮在新疆各地的经营，骤然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二、军阀杀人如麻
  民国二十二年（1933）被叛军轰下台的金树仁在逃往塔城的路上，通电下野，由盛世才当了省主席。盛趁“九．一八”事变后政局动荡，在新疆倒戈，劫夺了在新疆的军政大权，用恐怖镇压手段统治新疆，到抗战胜利前共杀5万余人，刻于1945年的《冤骨同归碑》，记录了这一史实：“…辽宁开原盛氏世才乘乱倒戈，劫取政权，军民两政，掌于一握，残酷横暴，…无辜逮系者十数万人，杀伤五万余，三十一年（1942）五月二十七日，同时惨戮弃髐者三百六十四人，类斯难尽举，抄没民财万万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天津商帮一批有资望的人士也未得幸免，先后有石寅甫、董耀三、董树棠、王子卿、戴敬泉、尚聘卿、韩君璧、任明吾、蔡金铎、周海东等，皆借故入狱，除董树棠不久被保释外，余多害死、病死，或一直关押到盛世才下台才得释放。
  其中德兴和的闫应午，因早年拒绝盛的赊账，被扣上长枷，带上脚镣，打入死牢折磨而死；同盛和的曹余三，突然在夜间从家里被锁走，他入狱的借口是白俄富商胡赛音有牵连，胡赛音的罪状之一是：在民国九年（1920）白俄军队溃入新疆时，替白军接受了日本人的一大笔援助款，交接该款是在吐鲁番同盛和葡萄园经周耀亭经手办的。这纯系无中生有，因在杨增新时期，尤其对外国人入境监视很严，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接近，显然曹余山做了周耀亭的“替罪羊”。
  民国三十三年（1944）盛世才在奉调重庆时，故意托延时间，趁机把在新疆省府和各部门供职的中共党员（早些时候已逮捕）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00多名，多次严刑拷问后秘密杀害。
  在同期被杀害的还有天津商帮的石寅甫等十多人，据乌鲁木齐市政协于1986年9月17日的证词中提到“前迪化总商会副会长石寅甫，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力抗战活动，后被盛世才捕杀狱中，此人在全疆工商界中颇有影响……”
  在盛世才军阀独裁恐怖的统治下，人人自危，是天津商帮经历的最残苦的统治时期，惨遭其杀害的津帮商人100余人，同时受到封门、抄没家产等的非法待遇，受株连迫害的不计其数。
  三、日寇强行阻劫
  （一）“七七事变”以来，华北内地大部沦陷，天津商帮在京津一带主要货源地落入敌手，大宗商品被控制、禁运、查封、或被没收，各大商号津庄的业务往来陷于停顿，南货断庄，不再北来，新疆的回货趋减，偶有向新疆的去货，要冒极大的风险，日寇和汉奸的各种关卡层层阻劫，通信联系也受到限制。
  （二）交通中断：去往新疆的几条通路被隔断：1．自苏联发生“十月革命”，俄台运输逐渐停顿，缘于日寇侵占东三省，控制了北宁铁路、南满铁路，北去苏联的货物，根本不能通过铁路运输；2．骆驼队已不去新疆，仅绥新汽车公司的汽车，尚可艰难的运行，约需一星期才有二、三辆汽车运行一个班次，日寇日趋逼近，屡被劫持，百灵庙附近日寇经常出没，见车就劫，被迫停运。
  第二节 结局
  一、商帮败落
  自光绪十年（1884）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辉煌了70多年的“赶大营”，由于新疆地方治安恶化、军阀独裁专制和“七七事变”日军侵华的影响，使天津商帮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和打击，营业逐渐萧条，由于货源断绝，回货受阻，资金大量积压，尤以各大批发商损失惨重，纷纷抽走资金，主要去向是转移天津，另谋别业。数十户巨富，独资或合资在津开设了银号、钱庄、麻袋厂等大型企业；另一部分则把资金转移到家乡，在杨柳青开办了数十家规模不等的工商企业；天津商帮在新疆开始分化和重组，由大化小，店铺接兑易人，规模缩小，造成大量人员闲置，最终导致减员，失业者多改操小手工艺匠、服务行业、勉强维持生计或辗转回乡它就；各大商号设于外地外埠的分号、货庄在“七七事变”后短短的二、三年内均于撤销，多余人员就地资迁。多数店铺，因天灾人祸，被迫倒闭曾受军阀打击的商户，则家破人亡。
  “八大家”在新疆的营业，只剩下空壳应付局面；然伊犁安文忠开设的文丰泰京货店，早于宣统元年（1909）即密作撤离准备，至民国十年（1921）齐账收市，完全撤离新疆。安当年预见新疆形势日益恶化，虽即抽走巨额资金，在天津投资银钱业，落个“家财万贯，衣锦还乡”，他是最早到达新疆，又是最早撤离新疆的，也是唯一未受损失的一户。
  二、艰难守业
  新疆和津京内地交通阻隔，货源断绝、京货售罄，大部分商户，只能座地购销，仅能从俄商手中进货，但品种有限，代以土产充柜，多持小本经营，维持现状，利润大跌，时有破产者，关张倒闭。
  众多的失职者，打破行业界限，各自寻找出路，有一技之长者，因以为业。各地以饮食服务行业取代了“京货”行业的兴旺，重新出现了一批本小利薄的肩挑、推车、摆摊经营的小商贩，虽获利甚微，但无风险，仅能糊口而已。
  轰轰烈烈的“赶大营”风光不再，完全转入低谷时期，这样持续了十多年，迎来了全国解放。
  三、重获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逐渐复苏。经过各时期的动乱和变革，仅剩乌鲁木齐一地尚属繁华，津帮商户，仅剩大小四百多户，其中小商小贩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余各城的商户总共有二百来家，大户也只有十几家，原本保留下来的商号，至1956年大部分实行了公私合营，重新获得生机，著名店铺成为中华老号，其它归并到相关行业。
  新中国建立初期，赶大营最早的商户，多已传代四、五，因历史上曾有一段辉煌，其子弟重视学习，自聘或在本店兼聘塾师授课，故其皆通文墨，文化素养相应提高，新中国建立后其子弟多参加到各项建设中去，不唯从商。而后的第六、七代人，有了深造机会，如今赶大营的后裔不乏知识分子，获得教授、工程师、研究员等中高级职称的大有人在，成为祖国有用人材，为边疆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第五章 影响
  第一节 新疆
  赶大营之初，支援清军抵御外侵，卫国祐民，使祖国领土免于分裂，这是在清朝历史上唯一取得彻底胜利的征战，杨柳青人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
  赶大营为新疆现代商业奠基，促使新疆城市的商业开埠，并向现代大都会转化，为新疆的繁荣与开发付出了历史性代价。
  赶大营促使京津内地与新疆经济、文化交流，拉近了边疆与内地的距离，由天津传入新疆的有：年画、风筝、剪纸、春联、珠算、烹调、社火（包括龙灯、少林、秧歌、音乐会）水会、花轿、扎彩、建筑（京式楼阁、四合院、庙宇及雕刻、彩绘）、造纸、毛巾、供电、电影、金银工艺、海味、京货、天津风味小吃、蔬菜种植、骨医、拳术、游艺（抖空竹、踢毽子）等，史称“百艺进疆”。
  赶大营过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支持，相互救助、照顾孤老等感人事迹繁多，播种了友谊，增进了团结，在那艰苦的岁月，更为难能可贵。
  纵观赶大营的意义，概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初期的影响，在于同仇乱忾，抵御外来的侵略势力，即军事上的意义；中期侧重经营活动，促进发展，即经济上的意义；后期（即建国后）赶大营的后裔，他们多在科技、教育等方的参与和贡献，即文化方面的意义。
  第二节 天津
  赶大营，为天津开拓了商业渠道，增添了繁荣。一百多年来，为天津产品在万里之外找到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又为天津提供了黄金、名贵药材和羊毛、棉花等的来源，为带动天津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赶大营，使早已隔绝了的丝绸之路，重新活耀起来，并延伸到渤海之滨，营造了最早的欧亚大陆桥，为天津产品找到广阔市场，并远销到俄国等地。
  第三节 杨柳青
  因得漕运之利发展起来的杨柳青，使镇容初具规模，继而兴起赶大营，又进一步得到发展。万里从征而换回的巨富，修建了数以百计的深宅大院，精致的雕刻，考究的陈设，增添了古镇深邃意境。大营客回乡开办的50多家工商企业，吸纳众多劳力，使人有业可就，养活了一方人。兴办的各类慈善事业，使鳏寡孤独得以救助。
  杨柳青人因赶大营而迁徙西域，把天津与新疆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成为永远不能隔断的纽带。
  第六章 商帮习俗
  第一节 拜庙出行
  光绪十八年（1892）有了女眷远去新疆的先例。从第一批赶大营的算起，至少有十五年的光阴，他们无法与家人团聚，因此“家眷车”便应运而生，从杨柳青到新疆需要半年的行程，在漫长的旅途中，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企盼“车行万里路，人马保平安”。每年正月十五以后，选择吉日，连人带车用摆渡跨过南运河，先到玉皇庙祭拜天帝，祈祷上天保祐右平安，然后送行的家属、亲友，在庙前为其饯行，一时间，鞭炮齐鸣，声泪俱下。虽祈祷神灵保祐右，但未卜途中吉凶，远送到镇外，尚依依不舍，是时车夫婉加劝解，扬鞭而去。因情绪尚不稳定，当日仅行二十五里，到良王庄住下，次日启程，此后年复一年，约定成俗，延续达三十多年。
  第二节 铜钱闯关
  第一批赶大营的人们，肩挑小篓，一路风尘，来到万里长城西端“嘉峪关”，回首关里是千里繁华景，过关后是万里茫茫戈壁滩，前程尚有数千里，未料福祸与吉凶，人们出关后总有一番留恋，望着“天下第一雄关”不舍离去，便向“嘉峪关”关门叩拜，祈福求顺，并取出铜钱数枚，用力抛向关门，抛进关门最好，用以象征“发财还家”，后来者络绎不绝，相互模仿此举，又增加了堆土焚香，渐成习俗，世代相传，盛行达七十年之久。
  第三节 打二饭
  光绪年间，赶大营的人们，肩挑小篓，三五结伴，踏着塞外荒漠的道路，冒着酷暑严寒，风餐露宿。新疆地广人稀，有时几十里荒无人烟，遇有村落，通常不过十来户人家，甚至一两户，他们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少数民族，遇到过往的客人，格外热情好客，尤其是远道而来的汉民朋友，更是百般热情。
  赶大营的客人，只因天晚需要求宿，肚内尚切空空，于是向主人双手抱拳作揖，不言而喻，主人就明白了客人的来意，便热情招待，不一会献上奶茶、烤羊腿、吃抓饭，客人也就入乡随俗，酒足饭饱，次日付给些银钱，主人却拒收分文，这在新疆来说，到处都是如此，吃住不成问题，使赶大营的人们方便了许多，人们称之“打二饭”。在新疆生意无论赔赚，反正有饭吃，这也许是赶大营兴旺的又一原因。
  第四节 休长假
  赶大营来新疆的人们，特别是在店铺中就业的，远离家乡万里，要想回家探亲谈何容易，在清末民初交通条件稍有改善以后，往返一次的行程约需半年，店家根据多年的体验，有的同仁离家多年，父母日渐衰老、妻子长期空房、有的需要回乡说亲或结婚，于是想出办法，即工作满七年者，休长假一年。平日在店内照常工作，没有假日，即便逢年过节也在店内，或因连市的需要，根本不休假，同仁们也就心平气和的工作了。休长假期间，照发薪酬，后来条件放宽，虽工作不满七年，确因家乡有婚丧病老等情，皆可照此办法，也叫“休长假”。
  第五节 打软包
  赶大营的人客死新疆，在乌鲁木齐有“天津公墓”可以寄埋，无公墓的地方便寄埋在野外荒坡，至少经过三年或更多的年份，便可“起灵”运回家乡，在封建社会，死后不能做“外鬼”，要入葬祖茔，以示与“家人团聚”。新疆气候干燥，虽入土而不腐，只等慢慢吸干水分，变成干尸，抱出后“眉发皆具，筋骨相连”，形若“木乃伊”。起灵人烧香化纸，顶礼膜拜之后，便可装入“软包”，软包是用新疆地产的粗布，上有简单的花纹图案，一般选用白色素纹的，缝制成“大书包”式样，加上两条带子系扣，把尸骨折叠起来，先用白布或被单包裹，然后再装入其中，再系好扣，形同一件行李，叫做“打软包”。用手提着便可乘做车马，运输起来自然方便，到杨柳青后还要举行“入葬”仪式，可视条件因陋就简。到新中国建立后，因赶大营的后裔，大部分在新疆安家立业，政府又号召实行火化，因此“打软包”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