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董绍良董绍康二先生逸事
  白延年
  董绍良先生1903年出生于杨柳青，在家乡受完初、中等教育以后于1926年赴法国留学，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攻读地理学。学成回国后终生从事地理科学研究和地理学教育工作。历任北平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等院校教授。1934年还与中国地学名家翁文濒、竺可桢等先生共同创建了中国地理学会，为团结、组织全国地理科学工作者从事地学研究和教学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解放以前他也走过一段曲折的生活道路，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曾用胁迫、利诱的手段拉他去台湾，遭到他义正辞严的拒绝。
  1944年，为了振兴家乡的教育事业，董绍良先生之族弟董绍康、启蒙老师王学泮等人创办了杨柳青私立育青商职学校。由于当时正值日伪统治时期，缺乏办校的条件，适在日寇投降后，董绍良先生化上，在充任国民党主管接收教育的大员时，曾给予该校大支持，便于1946年暑假后改建为杨柳青私立育青中学。（该校即扬柳青一中的前身）建校后，董绍良先生自任校董会董长，,为解决学校的人、财、物竭尽全力。杨柳青解放不久，该校由天津地区专员公署接管。如今杨柳青一中早已进入天津市重点中学的行列，半个世纪以来为国家、为家乡培养了大批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才。董绍良先生当初创建之劳，功不可没。
  建国以后，董绍良先生便笃志跟着共产党，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了新中国。天津解放初期董绍良先生任天津津沽大学（其前身即为天津工商学院）教授。从1953年起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1956年该校由天津迁至石家庄，他带头响应迁校的号召，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迁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来到石家庄以后，他虽身患肺结核病急需疗养，仍然抱病带领学生到冀东进行野外实习，完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受到了学生们的称赞。
  董绍良先生在从事多年地理学研究和教学中深深感悟到欲使中国的地理学有所发展，对人类有所贡献，就必须摆脱纯自然主义的学术观点，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去探讨研究。为此，他制订了缜密的科研规划。然而就在他鼓起风帆开始在地理学的海洋中远航之际，却遇到了暴风骤雨。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长期剥夺了科研和教学的权利。从此,他就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十年浩劫中他的身心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摧残。他被抄了家，被轰进“牛棚”。最使他伤心的是多年以从事地理科学研究而撰写的论文、译著、笔记、搜集的图书资料横遭洗劫，毁于一旦。
  在长期的逆境中董绍良先生始终不滴地坚信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他虽然被无理地赶出科研的圣殿和神圣的训坛，仍然运用自己在外语方面的专长从事地理系资料室的建设工作，使这个资料室被评为全校开展资料工作的先进单位。他这利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的精神曾使不少人为之动容。
  粉碎“四人邦”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止，董绍良先生的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了底改正，并推倒了十年动乱中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教授的名誉，消除了亲属遭受株i车的影响，仲亲人得以团聚，阔别多年的亲友重新恢复了来往，使他再次获得新生。他表示要用自己的晚年余生为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年轻一代作出新的贡献。他不顾年高体弱仍振奋精神重上讲台，还热心关怀中青年教师的业务进修，亲自给他们讲授外语、批改作业。他运用自己广博的外文和地学知识翻译文献资料，经常到地理系资料室帮助指导工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曾两次以书面和口头形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充分表达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对党的热爱。他还以激动的心情挥毫书写了“重新启航”和“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勇于探索，要敢于攻坚。不为名，不为利，而为追求科学真理奋斗终身”的两副条幅以自勉。他还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能干就干一天，有一分热就应该发一分光”。他的这些言行都充分显示了他壮心不已的精神面貌和坚强意志。1981年《河北画报〉用专页介绍了董绍良先生的生平事迹，刊出了他手书的上述两副条幅和他从事科研和教学的五张照片。学校党组织也为他更好地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童绍良先生从事高等教育和地理学科研五十多年，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南极洲的环境与探险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地理学界，其中不少人成了知名的学者和教授。董绍良先生被公认为中国老一辈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地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享誉中外地学界。
  董绍良先生于1983年因病在石家庄逝世，《光明日报》、《河北日报〉等报刊都刊登了讣告表示悼念。是年他整整80岁。
  董绍康先生字寿芝，1908年生于杨柳青。幼年在本镇私塾及小学读书，曾师从王学泮先生，对老师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的精神备加推崇。这也许就是他本人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个诱因。小学毕业以后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力排众议，倾心新学，于1923年考入全国知名的南开中学。正像他在一首诗中所云“儒雅少年入学府，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此期间他大开了眼界，接受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与杨坚白等人结识并成为终生友好。1929年他考入南开大学文学院，与同窗好友曹鸿昭、高殿森等人倡议学校建立英文系，经张伯苓校长批准，他们成了南开大学文学院英文系的首届学生。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活为其渊博深厚的英国语言文学学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专攻英伦文卷山”成了他当时的理想和抱负。
  董绍康先生还酷爱中国古典文学。他一生最为喜爱并终生不断研读的要数屈原和杜甫的作品。他在〈自我评传〉一诗中写道：“我生封建家庭中，启蒙杜诗离骚经”。由此可见屈、杜对他的影响。他不止醉心于屈、杜诗篇的艺术魅力，更赞美屈、杜的爱国忧民的高尚情操。晚年他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信芳书斋”，并自称“信芳叟”，就是受了屈原代表作《离骚》的影响。“信芳”一词，出自《离骚》诗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意思是说“我要把碧绿的荷叶裁成上衫，要把洁白的荷花缀成下裳。没有人知道我，也就让他抹杀吧，只要我内心是真正的芬芳!”由此可以了解他为自己书斋命名的真谛。从中看出他对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特性的赞美。表现了他本人虽出身于旧社会、旧家庭，但不为其所染，保持洁身自律，孤芳纯净的情操。
  1933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毅然走上了教育岗位并终其一生。天津解放前他曾先后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达文中学、渤海中学、工商学院附属中学任英语或语文教师。在这期间他也曾热心为乡里办学。1944年，他和族兄董绍良、老师王学泮等人创办杨柳青私立育青商职学校。1946年该校转为杨柳青私立育青中学。从多方筹备到聘请教师，他都全力以赴。在王幼农来校主持工作以前他亲任校长。也是杨柳青一中（其前身即为育青中学）历史上第一任校长。此间他曾极力介绍多名育青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去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深造，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我市教育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天津解放后，工商学院附属中学改为津沽大学附属中学。董绍康先生从1948年至1953年先后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和教导主任，并兼任政治课教师。天津工商学院是1921年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一所私立高等学校，1948年改为私立津沽大学。该校及其附中校址在今河西区马场道天津外国语学院处。津沽大学附属中学即今天津市实验中学的前身。解放前这两所学校都是“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产物，一些在学校任职任教的外国人以殖民主义者自居，鄙视中国人民，1949年暑假发生的轰动全市的“盖斯杰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当时津沾大学校园中有所“北疆博物院（即“天津市博物院”的前身），也是由法国天主教控制的。1949年8月14日，北疆博物院负责人法国人盖斯杰无端非法将附中学生陈振海，@从上午8时到下午4时囚禁长达8个小时。下午4时，董绍康先生率领较务委员会15名委员前往交涉，盖斯杰态度依然异常蛮横无理，不仅不肯放出被囚的学生，还威胁董绍康先生说：“你是教导主任，你命令你的学生立即搬走，不然也不准你走开。”盖斯杰一面说一面把董绍康也推进囚禁学生的室内。消息传开，全校爱国师生义愤填膺，全市各界人民群众为之震动。8月19日，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就这一事件发表了抗议书。21日天津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也联合发表抗议书。津沽大学附属中学以董绍康先生为代表的爱国师生向天津市人民法院控告盖斯杰的帝国主义行径。1949年8月24日《天津日报》刊登消息说：“昨日午后六时半，人民法院边伴山处长等一行5人，特至津沽附中，继前日之现场调查……后因当事人校委会委员董绍康先生染病，边处长等即亲至其寓所进行调查询问，谈话约半小时，以上谈话对案情经过了解极有帮助。”1949年9月13日，〈天津新生晚报》报道：“天津市人民法院昨天判决盖斯杰拘役七天。”在审理此案的法庭上董绍康先生与盖斯杰的辩护人卜相贤（法国人，时任津沽大学校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威风。事后董绍康先生说：“.这不仅是给盖斯杰一个人的惩罚，也是给一切帝国主义者的痛击”。当事人陈德仁后来回忆：“他（董绍康）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立场坚定。在全市人民和全校师生的支持下，经人民法院判决，斗争取得全胜”。
  解放初期，董绍康先生亲自兼任政治课教师。如前所述，当时的津沽大学及其附中都是被法国天主教势力控制的学校。校内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以反苏反共为己任，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抱有刻骨的仇恨。他们死抱着帝国主义、殖发主义和反动政治理论不放，妄图复辟过去的“天堂”。在这所还没来得及改造的教会学校里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时是需要点魄力和勇气的。董绍康先生作为爱国爱党的教育工作者，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担负起这个重任。笔者当时正在该校读书，亲耳聆听过先生的教诲。记得他以高昂的语调给我们讲述〈社会发展史〉，阐述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和从猿到人的人类自身发展的历程，破除在这所学校根深蒂固的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所谓“上帝创世说”。在政治课上他还以饱满的热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功伟绩，他以激愤的声调控诉帝国主义近百年来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他的这些宣传和教育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反帝反封建之火，净化了学生的思想，使学生们觉得耳目一新，为之振奋，为之鼓舞。党和政府也曾给了董绍康先生很大的荣誉，1950年至1951年他曾任天津市第二、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56年先生随天津市“五一”劳动节观礼团赴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3年至1964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教师。1975年退休以后仍然积极参加民主党派的社会活动和南开大学校友会的各项工作，热心公益事业。1992年6月29日病逝，终年84岁。
  综观董绍康先生的一生，他爱国爱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的人才遍布各行各业，可称得起是“读书继世长，桃李满天下”。人物述林
  一世学者一世将军的董绍良
  赵学敏
  董绍良，这位杨柳青家乡赤子的名声，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天津《民国日报》一则头版头条消息而哄动古镇的。“李宗仁率参议四人乘’美龄’号专机抵平（今北京），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紧接着在高级参议名单中，赫然有“少将参议董绍良”七个大字。使饱受日寇蹂蹒八年之苦的古镇父老欣喜若狂，叹为观止“还是人家裕盛的’三少’有出息”，“设想到杨柳青竟然在胜利后出了这么大的官!”
  其实，在董绍良本人并没想到一下子竟能够这么样的“飞黄腾达”。只是从小出外读书，看到国家这么破，人民这么穷，想寻求一个报国出路而已。他在1926年，凭着家庭有点经济实力，远涉重洋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地理研究所，1931年毕业后，就专心致志地进行有关地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回国后先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随即于1934年和地理学界同仁一起创建了我国的“地理学会”，并担任了第一届的学会理事，只是在日寇铁蹄日益深入踏遍我国领土时，预感到受人凌辱的日子不会好过，于是辗转到了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曾指挥台儿庄战役获得大捷的李宗仁将军,.在退隐广西家乡后，便和这位学子攀谈成了说得来的朋友。董并不喜欢谈论政治，只是学子的儒雅风度颇得李将军的敬慕，同座者还有著名学者肖一山。当抗战的胜利突然降临、李宗仁被蒋介石重新起用时，这二位学者便一并成为他的高级参议。于是这位杨柳青的学子便一幌而成为“少将”衔的将军了。
  董绍良之所以担将军之衔，也只不过是“私情难却”。至于与李宗仁同行，蒋介石为什么要赐给“美龄”号专机以示抚慰，他都没在考虑之例。他担负华北地区教育部门的“接收”工作，除了例行公务外，他还要了一个“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的位置，与其说“当官”，倒还没有上讲坛去讲讲课“过瘾”。当别的接收大员们都忙于“金子、妻子、房子、票子、车子”等“五子登科”之际，他的兴缴还在如何教书治学之上，去学校上课，倒比去忙”公务”占的时间要多；至于官场上的交际应酬，当然身在高位在所难免，薪俸难以应付怎么办？幸好北平还有哥哥，天津也有个当师范校校长的第第，找他们借一些碍着面子怎么也不能拒绝，旁人眼里的“大官”，家人眼里的“穷•官”就这么支应了三年，直到李宗仁当选了国民政府的副总统去南京赴任，这位“将军”也算如释重负到陕西西北大学专心治教去了。
  说起董绍良当官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家乡杨柳青却沾了他不少的“油水”。首先是王学泮老先生等办的私立育青中学，经费，师资谈何容易？但1945年深秋王老家里突然来了这么一位门生造访，又正是主管教育的“大官”，使办学的困难，迎刃而解，商职学校改成正式普通中学了，经费有了，师资来了，热心于家乡办学的董参议也当仁不让地出任了校董会董事长。说是老育青中学办得好、有实力，是与得到董绍良、董绍康仲昆的热心帮助有关。
  董多年没回过家乡，他除了缄口不谈政治外，唯一告诫侄子们的一句话，就是“三青团等慎勿参加”。到1948年国民党垂危时，身在西安的董绍良教授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利诱，要挟他去台湾，他的回答是“我不能离开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拒绝赴台。
  解放后，回到石家庄师范学院任教的董绍良同样欢庆祖国和自己的新生，但“阶级斗争弦”绷得那么紧的时代谁又去细窥这位曾是代总统的亲随的初衷呢？尽管董教授是一心治学，但在反右派斗争中也难以幸免，把这位当代地理学界的耆宿打成“右派”。
  董教授含辛茹苦，自信必有让他放手治学的机会。在“文革”期间，他被推入了“牛棚”。多年积累的论文、译著、笔记、图藉在抄家中被洗劫一空。他这个自诩为不问政治的清高学者，经过共产党多年的教育，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坚信终有一天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定会落实，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路上必然会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已经年过古稀的老教授在拨乱反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后，他奋力全身心登上讲台，大力阐述其“从人和自然关系探讨研究人文地理学”的观点，完成其50年代自拟的科研计划，并撰写《南极洲的环境与探险史〉。“老骥伏析，志在千里”的董教授热心教书育人矢志不移。
  1981年第2期《河北画报》以全幅版面刊出了董教授在治学、授课、带领研究生、解答疑难及查找资料等方面的多幅照片,.标题是“重新启航”。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董教授的“启航”正是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千帆竞发的典型写照。
  董绍良教授以耄耋之年，忘我拼博，是因为人民终于理解了他那科学报国的赤子之心，也是他把心完全贴给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不幸在1983年9月23日，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石家庄市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前后执教五十余年的这位中国现代地理学界的老前辈，开拓人，走完了他那坎坷而又无悔的一生。
  河北师范大学的悼词上称他为：“我国地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地理学界老前辈，地理教育家，我们党的忠诚朋友”。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学者，三年多“居污泥而不染”的将军，为西青古镇史册上又一增添了一颗“昨夜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