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我曾以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参加过一段抗美援朝的战斗，虽然并没建立过什么显著功绩，但总算青春没有虚度。
  一、义愤填膺
  1949年5,6月间，我们部队在结束太原战役、和平解放大同市后，就奉命卫戍京津，乘火车来到了杨柳青，下车后穿越西河以北柳林地带驻札在王庆坨镇，这里是军司、政两部。后勤部和一个师部在杨柳青。我们除了繁忙地下各团队巡迥演出外，还参加了双口的抢修堤坝和小站的垦殖种稻，到1950年夏垦殖小站苇湖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又回到王庆坨进行休整时，美帝国主义就在朝鲜38线挑起了战火，我们对时局非常关注，除军政委做报告外，天天由协理员传达形势，组织各班组讨论。
  那时虽还没明确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当美军在仁川登陆事态急转直下后，同志们个个磨拳擦掌怒不可遏，尤其是听到敌方对朝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甚至把炸弹直接投向鸭绿江北，炸死炸伤我国和平边民时，更是义愤填膺誓抗强暴。我们团里有一半是刚刚从东北独立165师文工团合编过来的同志，他们又大都是宽甸、凤城等地鸭绿江畔的家乡，饱受过日本法西斯的残醅统治和国民党内战进攻的折磨，更是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和沸腾的热血，保家戍边乃至渡过鸭绿江把强敌推到海里去的愿望真是一天比一天强烈。
  10月中旬，盼望的一天终天来到了，上级下达命令开赴边防，我们文工团除留下几位有病的同志留守外，便随同大部队一起在杨柳青登上军列，经天津等地，一直到了安东（现丹东市），驻在了紧靠鸭绿江边的一排丘陵前的村庄里。这里已不再是欢庆建国的喜庆气氛；而是人们忙着挖洞穴，搭掩体，把家中必备什物向山根转移的紧张状态，因为每天总会有十几架次甚至几十架次美国的“小油挑”或“黑寡妇”（F86或海军用战斗机）围着鸭绿江大铁桥投弹扫射，或放火箭炮，爆炸声不绝于耳。
  在一个睛朗的中午，我们正聚集在一个大院里准备开午饭，突然间声如雷鸣持续不断，一群群美制B-29重型轰炸机飞临丹东对岸新义州市的上空，数来将近百架，它们从高空投下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顿时浓烟蔽日火光冲天，美丽的新义州化成了一片火海，强烈的气浪直接冲击到北岸丹东，使我们的饭堂落满了灰烬，天空漆黑一团，记得我们这顿饭是大米饭熬带鱼，这时谁也吃不下去了每个人都瞪红了眼，撂起了袖管怒不可遏。
  两个小时后敌机滚蛋了，在灰蒙蒙的烟雾中看到了成群结队逃来江北的身穿白衣的朝鲜难民，扶老携幼惨不忍睹，好端端的一座和平城市，在侵略者的淫威下顿时化成了一片灰烬。
  此后，请战书、决心书，大把大把地递在协理员的手里，有的同志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无奈，作为军人，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几道请战书递上去了，只好安心等待分配任务。
  二、侵略者的狼狈像
  任务明确了，我们开至鸭绿江边，就是要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侵略者，文工团化整为零，组成了不同的小分队分别担任不同的任务：一部分业务娴熟的同志继续做宣传鼓动工作并随时战地演出，余下的女同志到战地医院去做护理员，还有的男同志去带民工担架队，担架队员都是支前的老百姓，我们同志当的“官”还真不“小”，以“教导员”名义每人带500多人，负责解决食宿和尽量保证他们安全的事项。我和林旭日、黄俊两同志因为相对地会说几口英语，被分配到战俘营去准备接收俘虏。当然，我们也有老师，一位年近50岁的外贸专家随我们同行，行军途中及到驻地后我们随时向他请教战场喊话和处俘用语，虽是口传心受，学得还真比课堂上快得多，至今我还会说：“缴枪不杀，忐愿军宽待服虏”呢，只是因为环境艰苦，天天历险，我们也要随时给老专家做思想工作，因为虽然配备给他一个驮骡和一名揹夫，但老专家的承受力毕竟不如我们年青人，我们是10月底过的江，到指定地点时已经是第二战役结束了。
  打扫战场后，我们收到的“李承晚”（称南朝鲜军）不少，所幸彼此都通日语（他们曾受日本长期统治），登记、造册、转送给人民军还能应付，我在盘问一个李伪下级军官时，发现他在一本手册上写有“打到白头山（即长白山）去饮庆功酒”字样，不禁勃然大怒（当时理解长白山在中国，其实是中朝界山），把张股长交给我的二把盒子往朝鲜老乡的炕桌上一拍，吓得他面如土色立即结巴起来，张股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野心还真不小！”股长说：“要耐心教育，好好掌握政策！”这事就过去了。
  至于“洋鬼子”我们只在附近草垛里“拾”来一个，向他讲英语，他不懂，只是跪坐在炕头上用手比划脖子，我明白了，是“不要砍他的头”的意思，原来是被志愿军歼灭的土耳其旅的一个散兵，我也向他比划：“不杀头、管饭吃、保安全”，在我们营里住了两天后可能是实际感化了他，再见到我们时脸上有了笑容也不装傻充楞了，我们把他按手续转送到上级部门。
  第三战役是我们部队率先突破的“三八线”，我们接收了李俘三、四百人、美俘还是不多，仅20多个，在分别登记造册后，任务主要是押转。为了他们的安全，一次夜间把他们向后转移了40多里地。我向他们讲：“Don'tmakeblaze！”（不要制造火光）和“Carecraft！”（防空）时，都很听话，叫他们Walking时就走，叫他们stop就停，尤其是防空时那个“认真”样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恨不得把头扎在地里屁股却蹶得老高，我暗想：“你们把朝鲜炸得稀里哗啦，原来你们更怕飞机”我们当时配备的武器仅是一人一支“三八式”马枪，押解人员有多少？仅是我们三个“翻译”，一人领路，一个督尾，我在当中来回巡视，三个“文弱书生”就押解了好几百名解除了武装的“强敌”，真是兵败气微如鼠，胜者豪气冲天。事后回想，真要俘虏中有人暗算预谋，兼以语言并不很通，结果了我们三个人还是费不了多大力气的。
  随后休整过春节，我们文工团又集结到了下甘岭军部，演出了几次小节目，我还以“虱人”名义给大家讲了小故事，徐部长说我：“长虱子不光荣，还是要讲点卫生”有什么办法呢？他还不知道我是入朝几个月来第一次有空刷牙漱口呢！可恨四架“野马式”把祖国人民千辛万苦运来的四卡车慰问品给打光了，既便如此，大家喝着朝鲜老乡送来的米酒，和他们一起跳着“哆拉基”舞蹈，那种“雄纠纠、气昂昂”的劲头，别看《志愿军战歌》此时还没面世，真使我至今还在心驰神往呢！
  三、一口炒面一口雪
  最艰苦的时期要属第四战役打阻击战这一阶段了。我们的部队一直突击到37°线以南，在横城一带顽强地阻止敌军的反扑，最辉煌的战例是我们594团的一个营在五音山阻击敌人近两个师兵力的进攻，白天敌人占领了前沿山包，夜里又组织小分队靠手榴弹刺刀把它夺回来，反覆多次坚持五天五夜硬没让敌人前进一步，为后面部队的部署和构筑工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由于战线过长和人员物资补给困难，军司、政两部号召机关人员支援前线，我当时举手站了出来，和刘枫（转业后曾任天津市“八一礼堂”经理离休）、谷天禄、邓乃昌一起被派往588团后勤处，并当时宣布我和谷天禄被批准为青年团员，编入以刘枫为小组长的团小组过组织生活，这也该算是“火线入团”吧！
  给我们的任务是向前沿运送弹药并向后方抬运伤员。送弹药要上钻敌机扫射轰炸封锁的空子，下看横七竖八逃敌布下的地雷拉线，看到敌机俯冲完一蹶屁股就拾起弹药箱往山上跑，如果一不小心绊上铜丝铁线也许就当场“光荣”；抬担架则是一定要遵守“不让战友二次负伤”的原则去冲敌炮的封锁线，任务多在下午和晚间进行，执行这样任务虽总共只有十来天，但却得到不怕艰难险阻的锻炼。尤其是夜晚抬担架时听到炮弹溜子就平稳地放下担架爬在伤员近旁，听到爆炸声抬起担架就跑（听到声音就证明没事）的经验，也给我日后做工作说干就干遇变不惊提示了宝贵的启迪。
  至于待命期间，便是找束松枝夹捆稻草，找个避风向阳处，扫扫积雪，盖上掩护性的松枝便在石板上和衣而卧了。至于饮食，根本谈不上按点集中开饭，只是从山沟隐蔽地中一人背起一袋炒面（杂粮炒制，由祖国运来），大约有七、八斤重，饿了就抓一把塞到嘴里，咽不下去，就顺手抓一把比较洁净的积雪，和着就好吞了，这样一天也不知道吃几饨，至于排便，则未免有些困难，反正这样过了十七、八个昼夜，人也没算饿坏，直到宣布任务完成在山沟里小憩时，有的战友奉献出舍不得用的几两大米，熬了一大锅稀米汤，一百多人每人盛了一碗，哎呀！喝米汤吃炒面原来比下饭馆吃会餐还要香甜呀！有的同志曾问过我，“回到祖国去你想吃点什么？”我说：“我就想喝王庆坨那红豆小米粥”。
  这一阶段是有房子也不能住的，初到前沿时没有经验，我们20多人挤进了一所山坡上的空房子，半夜三更一阵榴炮弹就把我们给削出去了，原来这是敌人靠“老病号”（敌炮校正飞机）测定房子位置后，到夜晚来顿突然袭击，组长刘枫头部楔进弹片，幸有栽绒帽沿掩护扎得不深，他去了后方医院，一位姓孟的油印员被打断大腿，抬往医院途中闭上了双眼，只有我和谷天禄顺势滚到山沟里，算是幸免于难。
  下团任务完成了，我们又归队去文工团，正碰上文工团上来的二梯队，这时谁也没顾及男女之别，见了面就是又搂又抱又跳，头一句就是槌着胸、拍着背问：“你还没死呀！”舞蹈组组长柳溪说：“听说你让飞机打死了，我们正准备给你写祭文呢！”我说：“我倒是很想‘光荣’一下，可惜没有挨上个儿”。战友们的血肉情谊，至今使我不能忘怀。
  后来打听清楚了，在前方牺牲的不是我而是吹大号的“革大”参军的青年团员邓乃昌，经回忆确实有四架“黑寡妇”轮番地袭击了一条山沟，和我们掩蔽的山沟是叉腿形的，知道这一信息后不禁使我凄伤。
  事经多年，每当我在语文课上讲授魏巍同志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时，听过课的师生都评议说：“感情充沛、生动深刻”。原来这就是亲身经历体会的实践效应呀！
  四、怀念战友
  除四战役时牺牲了战友邓乃昌外，最使我怀念的便是天津人沈德林了。他与我一起入伍，49年1月文工团从基层挑人办班集训，我被指定为四班长，叫他做班副，小沈热情开朗，好说好笑，能吹一手好口琴，因为长相很像朴克牌中的“小鬼”，所以大家一直叫他“小Joker”，几乎淹没了他的大名，到文工团后他分在音乐队，我分配在戏剧队。
  入朝四战役开始，他被分配下连做战场鼓动工作，见到我背的东西只剩孙铮借给我的一条毛毯，长期滚防空洞已是又脏又烂。便动员我说：“扔了吧，背着怪沉的，这次我下连回来一定给你拾一到新美国毛毯来。”我的毯子是战友借给的舍不得扔，他夺过来就给丢到河沟里去了，边说：“包在我身上了，还他一条新的不比这个强！”说完就扬手告别了。我只好默默地等候他的“战利品”。
  四战役结束，我因长期虱子叮咬和缺乏维生素，患了伤寒病和夜盲症，经兵站转送发着高烧到了佳木斯以北的集贤卫生院，四个月的休养治疗后基本康复，这时听说部队已回国在沧州休整便急着归队，院方把我们军的十多个痊愈伤病员编了一个班，还叫我协助一位党员老班长带队一起乘火车来到沧州，我向军组织部报到回团后不觉“五雷轰顶”，原来沈德林和另外三个战友在归国途中，在济川因敌机的轰炸一起牺牲了。我悲痛惆怅，到不是因为没有毯子不能向孙铮同志交帐，而是难过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而长眠在异国他乡。同时牺牲的还有活泼可爱，十五岁就主演了“小红帽”的刘铁岭，也有与我同时入伍，新婚不久就去入朝的厚炳臣，另一个战友记不清了，此外，还有因患病留在锦州治疗未愈而逝的“小蜜蜂”闵祥明，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只要一想起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我就会陷入一种难以控制的凄伤和不安。
  有人说：“你从20岁就投身革命，并且打过仗上过火线，到了60多岁不过以一个普通教师而离休，不觉得“亏”了点吗？我可以坚定的说：“比起他们来我‘亏’什么？我‘亏’的只是奉献的太少而生活日益优厚而已。”
  从来不想讲这一段“过五关”的经历，怕别人说自己自夸功德，实在也没什么功绩可言。因为想到今已古稀之年，抖落出来多少会对后人有点教益，所以在政协文史会议的启发和督促下，写出了如上回忆，不当之处请指正。